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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爸爸

来源:上海文学(微信公众号) | 黄厚斌  2019年01月31日08:38

自我六岁以后,家里人就以为我是个哑巴,因为此后的十年内,我都没有开过口。李桂珍带我去看了耳鼻喉的医生,医生叫我张开嘴,我看到他手上有一道强光,往我的嘴巴里冲进去。后来,医生要和李桂珍单独讲话,让护士小姐姐在门外陪着我,我枕着墙,听到房间里面的男人声,说:他生理上是不哑的。

我不单不哑,我的听力还很好,早在李桂珍肚皮里的时候,我就能听到外面的声音。我听到的第一句话是:辞了吧,这肚子遮不下去了。过了没几天,李桂珍就主动从区汽车站下了岗,她一边哭,一边对丈夫张全抱怨,这份公职,可是她当初疏通了两层关系才争到的,甚至还因此遭到城里亲戚羞辱,说她分明是农村里的命,硬是要削减脑袋往城里挤。因为来得不容易,如今要辞职,李桂珍难免有些不甘,可是遮遮掩掩,肚子那么大了,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李桂珍去汽车站辞职那天,蝉鸣声很重。她的同事们都嘲笑她胖了,她也不大吭气,婆婆跟她说日常有三忌:不能吐,不多话,不动怒,一呕吐,眼尖的人一眼就能瞧出来,多话呢,就容易说漏嘴,动怒,是怕结仇家,人家一举报,啥都没了。所以,我在李桂珍身上,就是个挺在腹前的大秘密。

这几年,车站的状况不好,经常开会动员职工下海,李桂珍这工作,是辞得必须了。就因为她主动请辞,站长铁要给她戴上大红花,以彰显下岗之荣光,还说要给她拍照。李桂珍赶紧推脱,但依然被两个女同事架住了,大红花往她胸前这么一勒,她微鼓的肚子就显了出来,她只好连忙说:长肚腩了,拍照不好看。女同事们也没说什么,可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一些细细碎碎的笑声,还有一个女声说,她肯定是有了。

自此,我开始经常听到李桂珍哭,在厕所里。她每次帮七岁的女儿张胜男冲澡时,就会盯着那条小沟沟,默默地流下眼泪,而后甚至抽泣起来,自怨自艾地说:早知道这样,当初还不如不嫁到城里来,至少,在乡里还能生两个。没过一会儿,我远远地就能听到,张胜男在跟其他家里人打报告,她压下声量说:妈妈又哭了。那种语气听上去像是有六分关心,但细细咂摸,其实有八分是报复。

李桂珍的婆婆会责怪她:孕妇不能哭哇;李桂珍的男人则会抚慰她:你受苦了,都是为了咱能传宗接代。李桂珍听进去的不是抚慰,身在她腹中的我,能感受到她胸腔的痉挛——她不开心了,因为她知道:唯有我生下来是带把的,她才能称得上受了苦,称得上劳苦功高。那时,李桂珍已经三十五岁了。她的婆婆一打开储存干货的柜子,就会一直念刀,虽然听上去,也不知道是在跟谁说话,说的是:唉呀!家里好几个鱼胶都吃掉了啊,要是我家生不出个丁,我会气死的!唉呀!我的鱼胶啊!藏了多少年的鱼胶啊!婆婆是有经验的,她能把声音大小控制得很妥帖,只让该听到的人听到。幸好我听力灵敏。

为了保胎,李桂珍从妇幼医院前前后后买了六个胎盘,就因为婆婆说在中药里,管这宝贝叫紫河车,是最自然的东西,很滋补女人身子的。买来的胎盘,都是最新鲜的,李桂珍烹得很小心,煮久了怕营养流失,煮快了怕腥,胎盘的腥,也不是鼻舌上的腥,而是心理上的。李桂珍吃的时候,总得暗示自己——“那不是人身上掉下来的肉“,抑或是”我也是为了孩子“——可心里越是暗示,那血腥味在鼻头上,在舌尖上,就越发地明显,越发地仔细。李桂珍咀嚼胎盘的声音,就像一只爪子在挠墙一样,我听得难受,四肢挣动想弄疼她,却没想到她居然笑了起来,还嚼得更起劲了。

那天晚上,李桂珍的男人叹了一口气,李桂珍就把身子侧过去,一阵晃荡。我听到李桂珍的心跳加速,她的男人张全也是,维持了一段时间,两人突然像两团泥般泄下来。张全起身,用纸擦了身体,也递给李桂珍擦手,又叹了一口气说,七个月了。李桂珍说,我都不敢出门了。从李桂珍怀上我以后,这对夫妻就常常唉声叹气,我并不像别人家的孩子那般值得期待,于是我狠狠踢了李桂珍的肚子,想告诉她:放心吧,我是男的,你不吃亏。李桂珍却痛得想喊出来,我能感受到她的肌肉在拉扯,她张开了口唇,却不得不努力地把声音吸进腔壁里,就像忍住喷嚏,或是扼制呵欠一样,她的目角有了水份。但李桂珍总归是忍下来了,她休息了一会儿后说:肚子都七个月大了,我连出门都不敢出了。

隔天,张全赶着大早——市委大院还清清冷冷的时候,开车把李桂珍从市委大院,送到了老家张厝合。他的弟弟顶着一张笑脸来接他们,他的笑声有点像鹅叫,虽然带着些乡土的质朴,但总归是别有力量的。我只听见他说:哥哟,从来都是我求你,没想到有你求我的一天,这事情,包在你弟弟头上了。他又叫出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并排站,雄赳赳地大声喊:伯伯!

谁能想到,这个像鹅一样笑的男人,将来会成为我名义上的父亲呢?当天晚上,李桂珍认生床,睡不着,把我也折腾醒了。于是我听到隔壁房里的声音,一个男声说:你看看,他们当官的有啥好,遇上这事没办法吧?女声说:我就怕又生一个女的。男声说:那才好呢!他们生了头一个是女的,那时他们怎么说的?什么“生男生女都一样”,什么“反正都是亲生的”,过了十年,后悔了吧?还不是得偷偷再生一个。嫂子不还得辞职,专门跑到咱厝上生吗?嗐!她啊,这还算是命好,结扎环取得下来。你知道吗?这取环,还不能去卫生所,只能找那些黄绿医生,没死在手术床上,你说是不是?是不是算命好?

墙那边消静了没一会儿,我又听见那女声说:可人家在市委大院里分了房子呀,你哥的官再芝麻绿豆,那也是官,帮他一把,总归没错,人情都积着呢。那男声有些酸,说:他就是市委的司机而已,领导赏识他,才帮他给分了一套小房,没啥权力的,未必帮得上我们什么忙,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

过了一个月,李桂珍连在村里也碍眼了,每有和计生工作沾边的人来家里做客,她就得逃到阁楼上去。阁楼上只有一张旧门板改成的床,刚到厝里头两天,李桂珍就睡在那上面,又硬又窄,还有木刺子,实在睡得不舒坦,她只好叫丈夫买了一张新床送过来,这张门板就被暂时置在阁楼上。每有危情,她就得颠着我,爬上阁楼。我听到梯子伊伊歪歪的声音,又听到李桂珍的喘息,同时,她滑腻的羊水在我身边绕动,把我惊醒了。妈的。

为了给她留多点躲藏的时间,家门经常是锁闭的,人们走动得勤了,就觉得他们家有问题。街边的人路过,我能听到他们在说:以前他家的门,屋里只要有人在就不会锁,现在没事老关得紧紧的,这里头肯定有鬼!

在小叔一家和部分街坊的协力遮掩之下,李桂珍又撑了半个月,可终究在联系产婆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计生队的女人拍着门喊她的名字,要赶她走。那天,李桂珍的子宫正是收缩得厉害,像是要把我夹死,我心里想,妈的,该不会要折在这儿了吧?直到我听到李桂珍喊:我要生了!我才慢慢放下心来。我顺着羊水的流向挣扎,头顶着一个洞窟,我挤了很久,才终于被一团冷气包围住。接触到空气那一刻,我只觉得爽快,于是没有哭。但我永远记得,我是在一阵吵闹的捶门声中诞生的。

我出生还没吃上一口奶,我的生母李桂珍一脸惨白,才看了一眼我的裆部,就从后门被送到娘家去了。她被拱出门的时候,方才听到了产婆在我屁股上打了一大巴掌,可我没有哭,我大笑了起来。其实,到现在我也不太确定那是不是笑,只记得产婆惊慌地说了一句:这一定是个来讨债的。

叔叔和婶婶对外宣称,我是他们的孩子,可是谁都不信,因为婶婶没产人奶。每当婶婶给我冲泡李桂珍存在这里的荷兰奶粉时,做客的村里人总是忧心忡忡地说,这孩子保不齐将来会弱智。是的,在我受屈辱的时候,婶婶也没有展现一个母亲应有的护雏,她演得不像。

李桂珍和张全很快就赶来看我,就因为我两腿之间有一个肉蘑菇。听到乡里人说不喝母乳会弱智,李桂珍决定留下来照顾我。可我嚼着她年老失修的乳头的同时,也嚼到了她不能言说的哀愁——她心不在焉,好几次跑回市委大院,就为了看张全有没有出轨。但是,她其实高估了丈夫的胆量。等到我像其他孩子一样学会坐和爬了以后,李桂珍就和张全商量,要带我搬回去住。张全一边坐在地上和我玩,一边又说:市委大院里人多嘴杂,计生办的人又盯得紧,怎么办呢?李桂珍说:就当作是抱来住几天,谁家没有个亲戚串门呢。

在那个两对夫妻只好串了口供,替我决定了——叔叔婶婶才是我的爸爸妈妈。等我将来开口说话,就得管张全叫伯伯。不知道他们当中哪个人说了一句:好一招狸猫换太子。虽然我一直没明白,我算是狸猫,还是太子?如果我是其中一个,那另一个又是谁?但似乎从此以后,我脑中,就常常会有一只狸猫,和一个穿着黄袍的太子在互相搏斗。

贫贱夫妻百事哀,坐在回城里的车上,我能感受到李桂珍和张全获子的欣喜,张全吐出来的烟,就像肥皂泡一样。张全开着车,说:你看他,坐车都不会哭。他的声音里,我好像听到了一丝苦味,一丝愁云惨淡。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生来就是一个谎言。

到了新家没多久,这对夫妻开始教我说各种话,认各种水果、汽车,却从来不会教我喊他们,不像别的父母,总是很急迫地想听到孩子口中喊出“爸爸”“妈妈”,以至于把一些呓语都认作是对自己的命名。

我的姐姐张胜男不喜欢我,她会偷偷打我,但只要我哭,她就会挨骂。她的作文被老师称赞“真情实感”,在全班上念道:弟弟一来,爸爸妈妈就再也不关心我了。也不知道哪个嫉妒的同学对自己同在市委大院的父母说了句:我要是有个弟弟,我也能作文得高分,结果就引来了市委计生办的人进行家访。

家访那天,张胜男受命掩住我的嘴,把我控制在房间里。但在我咬了她的手之后,计生办的老阿姨就笑着问我,谁是你爸爸妈妈啊?我没回答她,因为她的笑容有点阴,毛毛的,让我不敢说话。李桂珍连忙说,孩子是小叔家的,还小,不会说话。李桂珍送走了老阿姨,张全才姗姗赶到家。他抓着我的肩膀,叮嘱我:我是你伯伯,你永远永远!切记切记!李桂珍也找我谈话,用一盒插着小伞的蛋糕贿赂我,让我永远都不要忘记,不淮喊他们爸爸妈妈!

我点点头,表示我记住了。我记住了蛋糕的甜味。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商机,比如李桂珍来幼儿园接送我的时候,我在栏杆里喊她妈妈,她就会用冰淇淋填住我的嘴;张全在大院里顾着下棋,不理我的时候,我在他耳边喊爸爸,他就会卖个破绽输掉这盘棋,然后牵着我去坐叮咚车,我可喜欢叮咚车了,而且一定要让张全站在旁边陪我,因为叮咚车里稚嫩的童声会唱歌谣,唱的是:爸爸的哥哥叫伯伯,爸爸的弟弟叫叔叔。

日子过于滋润了,以至于我没有发现,他们其实是担惊受怕的。张全和李桂珍两人竟然决定把我软禁在家,无论我如何哭闹都没有用。张胜男上学,张全上班,李桂珍在家织过时的棉鞋子,打算拿出去卖,李桂珍的婆婆卧病,快死了,一一看上去,其实他们都和我毫无关系。

我像是重回子宫般孤独,而孤独,就会滋生怨恨。

那一年,我五岁半,计生办的人再次扣开了我家的门。我就像一只雀一样,故意追着李桂珍喊妈妈,赶着张全喊爸爸,以作为一种报复。但这对夫妻还是强装镇定,他们笑着说:估计是这孩子想爸妈了,改明儿让他爸妈来接,他爸妈也是的,说乡下野,硬是要放在城市里养。那个晚上,我挨了平生第一顿揍,张全让我站定在一块方砖内,不允许我出格,他挥舞着衣架,在地上嗙嗙地砸出声音来,我一动他就打我,他骂我是讨债的。我只好哭着许下承诺:我再也不会叫你们爸爸妈妈,我保证!我发誓!

那天夜里,就连睡着了做梦了,我都在哭。从此以后,我就不再开口了,因为只要一想说话,我就觉得疼,我就能听到那嗙嗙的衣架声。一开始李桂珍还以为我在赌气,可后来她发现,就算我摔倒破了皮,流了血,露出了骨头都不会哭喊,她才意识到,我可能哑了,她听说过有的小孩养到一半,会突然哑掉。可是,医生告诉她:他生理上是不哑的。

八岁那年坐儿童云霄飞车,我没有喊出声来;九岁,张胜男受她奶奶的指使,用打火机里的点火装置在我手臂上制造电流,我报之以微笑;十岁,张全带我去聋哑学校参观,偷偷告诉我:如果我开口说话,就可以不在这里上学,我只觉得手语很酷;十二岁,他们一家子策划了一场拙劣的失火案,却发现我只会自己跑掉,不会喊他们起床;十四岁,李桂珍送我去传统文化慈孝班上课,最后一天,儿女要给父母洗脚,全场都是抽泣和抹泪的声音,我洗完了李桂珍的脚,抬头一看,只看到李桂珍望着我,痴痴的,像是等待着什么,于是我抬起湿漉漉的手,在她脸上泼了点水。

我这么一哑,就哑了十年。十年内,张全作为一个优秀党员,去寻仙问药,求偏方,拜符水;而李桂珍被婆婆骂:就是因为你怀孕时爱哭给害的,终于,婆婆也被气死了,她死前还念着自己珍藏的鱼胶。他们所有人都贼喊捉贼,说是我要逼疯他们,除了张胜男,她经常跟我说:还好你是个哑巴,希望你一直哑下去。

毕竟,一个健全的女儿,总归要比一个哑巴的儿子,更值得栽培。张胜男高考那年,就以哑巴弟弟的故事,获得了额外加分。可那又怎么样呢?

在我哑了十年后,张胜男二十四岁,大着肚子,人称买一送一,嫁给了她的丈夫。十六岁的我,却没有坐在小舅子的席位上,张全怕我一个哑巴丢了他的脸,什么事都不让我经手,我和别的宾客毫无二致。张全在婚席上喝多了,他说,没办法,怀上了就只能嫁掉,这是自然的。宾客都很难接话,只好扯开话题,直到我听见,其中有一个人说到了开放二胎的事,张全就开始哭。人们指望李桂珍去劝,却发现李桂珍也在哭,穿着红色婚袍的张胜男面色极差。

喜宴散尽后,李桂珍和我扶着张全,在酒店开了一间房。张全一进房门,就撒泼打滚,像个孩子一样。他对着天花板骂,骂了很多人,多是他的上司或者同事,他们刚刚才位临了喜宴,并接受了张全的笑脸相迎。我坐在床边上,一语不发,只是看着张全喘着酒气,骂道:凭什么!凭什么现在公务员就可以生两个了!我辛辛苦苦,生了一个男的!结果像个自闭症一样一天到晚不出门!还是个哑巴!哑巴!

他一边说这话,一边却伸出额头让我贴上湿毛巾。我不知道他是装醉还是真醉,所以我扇了他几个耳光,嗙嗙作响,和我心葬的跳动有同样的速率。李桂珍呆呆地看着我,也压住了张全的身子,怕他恼火。可是,张全并没有生气,他反而像诈尸一样坐起来,挣脱了李桂珍,他紧紧地抱着我,说:儿啊,你说句话吧!医生说你是心里有事!你不是真的哑,叫我,你叫我一声好不好。爸爸给你找了多少大夫,吃了多少种药,我知道你是心理病——你叫我,叫我一声爸爸好不好。就一声,好不好。他忽而松开我,自顾自地捶着心口,他的嘴里拉着口水丝;李桂珍瘫在地上,她的眼泪,顺着已经干涸的泪痕,重新流下来。

我一下子有了快感,但不是那种电流机器的刺痛,也不是坐云霄飞车那种骤然的失重,它只是很舒服,很柔软,就像一片轻盈的羽毛黏在血淋淋的伤口上。这种快感,还从我的耳目经过鼻腔,传导到喉咙深处,这种感觉从未有过,就算此前他们百般促激我发声,我也没有像此刻一样,有了言说的欲望。

于是,我嚅动了嘴巴,那久未驱动的喉头无比生涩,我的脖子里传出了一些难听的异响,但对他们来说,这似乎却是天籁之音。他们一脸期待地看着我,张全那双抓惯了方向盘的手,如今紧紧地攥住被单——这床,可比门板舒服多了。我听得到,李桂珍的心脏也加速了,她的子宫也像她的脸一样,正在哭泣。

而我,慢悠悠地,像一朵花从闭合到绽放一样慢,我张开了我的嘴。这时,如果你是一位聋人,你就能看到一个“b“正在我的唇上变生。而我陌生的声音,却似乎正从深如产道之处被挤出,我一字一顿地说:伯,伯。

黄厚斌,1994年生于广东汕头,现就读于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主要写作小说、诗歌、剧本,曾获台湾林语堂文学奖、澳门文学节短篇小说比赛中文组冠军、上海大学生原创文学比赛三等奖,在《萌芽》发表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