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个小说写的是一段别样的青春记忆，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几个乡村青年，通过离开家、夜里到外面去睡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独立、叛逆以及对摆脱管束的渴望。被时代和环境禁锢的青春心灵，在广阔无垠的幕天席地中，尽情释放自我，挥洒年轻多余的精力，以此寄托对外面世界与自由的强烈向往。

这个叔叔名叫刘本良，他的家庭条件和学习条件要比我们优越。他父亲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县里的高中当老师。当老师就可以领工资，口袋上可以别钢笔，手脖上可以戴手表。同时，他们家养的公鸡不用卖掉，母鸡下的蛋也不必拿到集上去换盐、换煤油，用来改善生活。家里有钱，就可以上好学校，学习条件就好。我们上小学都是在本村的学校上。学校只有三间泥墙草顶的教室，教室的一角都裂缝了，只能用棍子顶着。课桌是用土坯支起来的窄窄的板皮，小凳子是各自从家里带去的，老师是只上过四年小学的另一个堂叔（这位堂叔值得另外专列一篇小说）。我们村的小学大约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办的，成天在野地里玩耍的孩子，突然被赶进了学校。我的同学们年龄参差不齐，有的比我大一两岁，还有的比我大三四岁，同学当中堂叔和堂姑居多。我二姐比我大两岁，二姐和我同一天入学，都是从一年级上起。刘本良一天学都没在我们村上过，他被他爹带进了县城，一入学就是在县城里的小学上。我们听说了，县城里有电灯，电灯很明，刘本良晚上可以在电灯光下读书。我们听说了，刘本良他爹天天吃白馍，刘本良也可以跟着吃白馍，不像我们一样天天吃用红薯片子面蒸成的黑馍。我们还听说了，县城里有澡堂子，还有电影院，到了星期天，刘本良他爹可以带刘本良去澡堂子里洗澡，洗完澡去电影院里看电影。这么说来，刘本良打一上学就高我们一等。可是，我们并不羡慕他。那时我们还没听说过羡慕这个词，不知羡慕是啥意思，所以就谈不上羡慕他。我们只是觉得，谁让人家刘本良的爹是县里的老师呢，星星跟着月亮走，儿子跟着爹走，刘本良去县里上学是自然而然的事。

平常日子，我们看不到刘本良。在夏天放暑假的时候，刘本良的爹，把刘本良带回村里，我们才能看到刘本良。刘本良和我们是不大一样，在整个暑假期间，我们差不多都光着膀子，身上晒得黑黑的，跟黑泥巴蛋儿一样。刘本良不光膀子，穿着一件挎篮背心。他的背心雪白雪白，恐怕比秋天里刚开的棉花还要白。他的脖子细细的，头却大大的，大得脑门儿向前突着，似乎比我们的头都要大一些。因为刘本良是从城里回来的，我们试着走近他，想听他讲讲城里的故事。我们问他，电灯是用什么点亮的？他说电灯不用点，有一根线绳连着开关，一拉开关，电灯就亮了，再一拉开关，电灯就灭了。我们问他电灯有多亮，十只煤油灯的灯头加在一起能不能顶得上一个电灯？他的样子有些笑话我们，说煤油灯算什么，一百个煤油灯加在一起，也达不到一个电灯泡的亮度。我们听了禁不住惊呼：乖乖，电灯好厉害呀！我们问他看过什么电影，想让他讲一些电影给我们听。他没说他看过什么电影，更不愿意把电影讲给我们听。他说电影是看的，不是讲的，没法儿讲。我们认为他像是一个吃独食的人，自己吃了那么多好吃的东西，一点儿都不愿意分给我们尝一尝。

刘本良在我们面前优势明显，不过他也有弱势，也有不如我们的地方。比如说，我们都是玩水的好手，每个人都会用双脚在水面打砰砰，或在水底扎猛子，一个猛子可以从这岸扎到那岸。而刘本良是个旱鸭子，一点儿都不会凫水。他家屋子一侧后面是一座独木桥，桥下面就是一个水塘。夏天吃过午饭，我们一帮男孩子天天在水里扑腾。刘本良见我们玩得高兴，他也脱掉背心和裤衩，下到水里去了。他下水下得小心翼翼，而且只下到水浅的地方，水刚淹到他的有些发白的屁股，他就不敢往前走了。他像是有些怕水，我们玩水激起的水花一溅到他脸上，他马上挤眼，并扭过脸去。嘿，原来在城里上学的刘本良并没什么了不起的。见他这样胆小，我们很乐意逗逗他。于是，我们就用手撩起水来往他脸上泼水。我们不是一个人向他泼水，有一个人带了头，好几个人一起向他脸上泼水。我们把两只手对起来，对得像个小瓢，往他脸上泼的是水块子。我们泼的水比倾盆大雨还要大，倾盆大雨再大，也是自上而下往下泼，而我们泼的水是横着或自下而上往他脸上泼。对于我们这些在农村上学的孩子来说，在水里互相泼水是常有的事，几个人围泼一个人也是常有的事，我们对付泼水的办法，是把身子一缩，把头和脸埋在水里就完了。这叫以水避水。可刘本良不会潜水，他该怎么办呢？他用双手捂着脸躲避，躲不开水的冲击就哭了起来。刘本良没有骂人，只是咧着嘴哭。见他一哭，我们就停止了向他泼水。刘本良哭着上岸去了，他说：你们都是坏孩子，我再也不跟你们玩了！刘本良比我大三岁，这是这个堂叔留给我的最初印象。

暑假结束之后，刘本良又跟他爹到城里读书去了。我原以为刘本良在城里上了学，接着就会在城里参加工作。他爹就是这样，在城里读完了大学，就在城里当了老师，成了拿国家工资、吃商品粮的公家人。不料想，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来，刘本良的学业就中断了，就作为一个回乡知青回到我们村里来了。

据村里人说，刘爹对他的大儿子刘本良抱的希望很大，对刘本良的学习抓得也很紧。刘本良有时背书背不会，他就罚刘本良跪在硬地上背。他动不动就对刘本良大声呵斥，甚至揪耳朵，抽耳光。刘爹是一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粗暴的人，他的粗暴性格没有因他的知识、学问而改变，好像还助长了他的粗暴。

像刘爹这样的性格，在“文革”中造反自然少不了他。他还是一个青年时，在我们村就造过财主的反，他常以自己造反的事迹为骄傲。据说他在“文革”初期造反造得也非常积极，把他们当权的校长造得够呛。可“文革”如翻烧饼，烧饼在热锅里翻来翻去，一会儿烙正面，一会儿烙反面。学校里的烧饼不知怎么翻的，反正刘爹从造反派被翻成了保守派。烧饼翻着翻着，武斗又开始了，刘爹被他的学生打得很厉害，有时他不顾尊严，竟抱着头往桌子底下钻。不是说翻烧饼嘛，他像是真的被人家整扁了，扁得像一只两面都被烤煳的烧饼。这样的“烧饼”，又像是人们常说的过河的泥菩萨，他连自身都难保全，哪里还顾得上管他的儿子呢！

出现这样的状况，我猜刘本良并不感到悲哀，相反，他会有一种解脱感，会感到暗喜。想啊，以前没人整治他爹的时候，他爹天天压迫他，整治他，像枷锁一样套在他身上。现在有人整治他爹，打他爹，他爹顾不上管他了，只能像解开拴羊的绳子一样把他“放羊”。也许在刘本良眼里，他爹就是“当权派”“走资派”，是革命的对象，打倒的对象。他个人没力量打倒他爹，别的造反派却把他爹打倒了。从他被解放的角度讲，或许他是欢迎“文化大革命”的。

我欢迎刘本良回老家，他回到老家，我就有了气味相投的朋友。想不起我俩是怎样打到一块儿去的，好像他在找我，我也在找他，一打就打到一块儿去了。又好像我俩谈到过一本小说，那本小说我看过，他也看过，小说如我俩接头的暗号一样，一对上暗号，彼此就成了自己人。别看刘本良是我的叔叔辈，他又长我三岁，但我们之间连一点距离都没有。在一块儿玩时，我从不叫他叔，都是直呼他的名字，或者什么都不叫，叫他哎，哎，哎，你过来！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好像不是叔侄的关系，而是兄弟的关系。

我们在一起玩什么呢？玩刘本良从城里带回来的一支手电筒。手电筒仿佛代表着刘本良的优势，也代表着他从城里带回的电和光明。农村没有电，他通过手电筒，把电带到了农村。农村的夜晚漆黑一团，看不见光明。刘本良手中的电光劈开了黑暗，给农村带来了光明。刘本良似乎也意识到了拥有手电筒是他的优势所在，他对手电筒很是珍视。珍视的表现，是让他娘为手电筒缝制了一只圆筒状的布袋子，袋子两端缝上长长的背带，手电筒装进布袋子里，可以斜挎在肩头。他夜晚把手电筒挎在肩头，有时白天也把手电筒背出来，这就有一些炫耀的性质，仿佛在说：我是有手电筒的，你们谁都没有。我们那里有一个说法，说玩手电筒的人都是傻瓜。因为玩手电筒除了耗电，费钱，一点经济效益都没有。刘本良不在乎别人说他是傻瓜，他认为当傻瓜是有条件的，你们倒是想当傻瓜呢，你们有这个条件吗！类似刘本良大白天背手电筒，农村有的走娘家的小媳妇，愿意在背上背一把红纸油伞。油纸伞一般都是由娘家陪送的，它有装饰意义，实用意义，还有象征意义。它可以遮阳，挡雨，还象征着娘家的家境不错。刘本良身背一只手电筒，其象征意义也是有的，象征着他曾是在城里生活过的文明人。

手电筒是文明的工具，我们并没有为它派上文明的用场，用手电筒干什么呢，用它照麻雀。我们村有一座大门楼子，是村里最古老的建筑。村里人都把大门楼子叫成大过道，因为门楼子下面的过道比较宽阔，可以通过一辆马车。门楼子上筑有不少麻雀窝，夜晚有些麻雀在门楼子下面的檩上休息。刘本良打开手电筒往上一照，就把麻雀照到了。麻雀大概没经受过如此强光的照耀，它们一时傻掉了，变得有些呆头呆脑。它们并没有飞走，而是对着强光晃动脑袋，仿佛在说：这是什么玩艺儿，怎么照得本雀有些睁不开眼呢！趁刘本良把某只麻雀指定的工夫，趁麻雀愣神儿的工夫，别的人手持弹弓，瞄准麻雀，叭地一下就把麻雀击中了。麻雀中弹之后，垂直落在了地上。打死麻雀，使我们得到了破坏的快乐，杀的快乐。是的，我们不能杀人家的鸡，也不能杀人家的羊，因为鸡和羊属于家禽家畜，都有主家，我们要是杀死了人家的鸡和羊，人家会找我们算账。而麻雀野生野长，都像没爹没娘的孩子一样，谁想欺负它们、消灭它们都可以。如果说打死的麻雀是我们的战利品，我们对战利品并不重视。当麻雀落在地上，我们像捡起一片树叶一样，拎起麻雀的翅膀看了看，随即就把“战利品”扔到墙角去了。

能消灭的麻雀都被我们消灭掉了，我们仍不愿分开，迟迟不想回家。与麻雀的战斗，使我们似乎成了战友，并结下了战斗的友谊，我们想在一块儿待得时间长一些。那么，我们还能干什么呢？还有什么让我们共同感兴趣的作为呢？这时刘本良提了一个建议，他的建议是大胆的，是有建设性的，很合我们的心意。他提的是什么建议呢？他说咱们别回家睡觉了，在家里睡觉没意思，就在外面睡吧！我们互相看了看，对刘本良的建议表示了同意，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秋天来了，天气凉了，树叶正纷纷下落，我们睡在哪里呢？身上盖什么呢？夏天我们可以睡在打麦场的场院里，身上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盖，秋凉以后在外面睡，身上不盖被子恐怕不行，会把人冻坏的。我想到了，我上中学住校时，我娘为我做了一条被子，被子在学校里盖了三年，中学毕业后又背了回来。我本来想说，我可以从家里拿一条被子出来，但话到嘴边，我没有说出来。我担心我娘不同意我在外面睡，更担心娘不让我往外面拿被子。跟我一块儿玩的“战友”，还有一个叫河，一个叫金，他们两个也是我的堂叔。这两位堂叔也不敢表态，似乎也不能从家里拿出被子来。刘本良看出了我们的顾虑，他说：你们不用发愁，我从家里拿被子。咱们四个盖一条被子就可以了。

说干就干，刘本良打着手电筒回家，很快就把一条被子搭在肩上扛了过来。被子是粗布印花被子，被子的面积不小，厚度也可以，盖住我们四个人不成问题。被子有了，但我们睡在哪里呢？场院里肯定是不能睡了，因为收完麦打完场之后，场院很快被犁了起来，种上了喂大牲口用的茭草。茭草收割后，遍地都是茭草茬子，根本无法睡人。生产队里有饲养室，饲养室旁边有盛铡碎的麦草的小屋，我们到小屋里去睡行不行呢？我们看见过一些外地来的逃荒要饭的人，他们就临时性地在小屋的草堆里过夜。但我们知道，饲养员肯定不会同意我们在草屋里睡，他们对本村的人总是很厉害，会像撵马驹子一样把我们赶走。还有一个地方，是河边一座废弃的砖窑，砖窑前面有一个烧火时用的洞口，我们到洞口下面睡行不行呢？也不行。我们都听说了，那座砖窑已被一条巨大的蟒蛇所占据，蟒蛇大到头伸到河里喝水，尾巴还留在窑洞里。传说蟒蛇的吸力很大，轻易就能把一头猪和一个人吸进肚子里。既然那里是蟒蛇的地盘，我们可不愿意到那里去送死。我们经过讨论，决定就在门楼子下面的大过道里睡。尽管大过道里有穿堂风，我们也不怕，我们四人火力都很壮，又有被子盖，不会冻着我们。我们把被子抻开，就要睡了，又发现什么铺的都没有。大过道的地坑洼不平，又凉又硬，我们总不能直接睡在硬地上吧，要是睡在硬地上，不把我们的屁股硌成两瓣子才怪。刘本良问我们：你们谁家有多余的席？去拿来一领。金说，他们家没有多余的席，只有一卷草苫子。刘本良说草苫子也可以，让金回家去拿吧。

金把草苫子抱来了，是一卷用谷草勒成的草苫子。谷草苫子的主要特点是涩，沾手涩手，沾皮涩皮。一般来说，如果下面铺草苫子，上面还要铺一领苇席或蒲席才能睡人，直接睡在草苫子上会扎得受不了。席是没有了，为了避免草苫子上的毛刺扎到我们的皮肉，我们的办法是不脱衣服，和衣躺在草苫子上。我们四个人分睡在两头，我和刘本良睡一头，河和金睡一头。在场光地净的时候，在一场秋雨一场寒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不在家里睡了，终于可以从家里走出来了，终于可以睡到外面了，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多么值得欢呼的事情啊！

然而，我们没有欢呼，没有闹腾。刚躺下的时候，刘本良也没有开手电筒，没有说话。我们都静静的，像是在尽情享受一下在外面睡的滋味。

对于刘本良提出在外面睡觉，我能够理解他的心情。虽说他爹不在家，但家里有娘，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觉得家里的人太多了。另外，他还有一个叔叔，是他的四叔，因四叔没有成家另过，也跟他们家的人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四叔没有成家，不等于四叔没结过婚。四叔结过两次婚呢，他娶的老婆都被他打跑了。刘本良的爹是个粗暴的人，他的四叔似乎比他爹更粗，更暴，粗暴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亲眼所见，刘本良小时候有一次在外面玩，他四叔喊他回家，他可能没听见，四叔过去，揪住他的一只耳朵，就把他往回揪。别的当大人的也揪过孩子的耳朵，一般揪一下就松手了。四叔揪耳朵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四叔揪住他的耳朵就不松手，把他揪得几乎脚不沾地，一直往家里揪。他疼得鬼哭狼嚎，四叔黑着脸，就是不撒手。刘本良现在都长这么大了，中学都毕业了，可四叔还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看待，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刘本良好不容易脱离了爹的压迫，回到家里，他可不想再接受四叔的压迫。他到外面去睡，差不多带有抵抗的性质，逃离的性质。县城也是城，刘本良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在城里住，他是在城里睡过觉的人。猛一下从城里回到乡村，他可能觉得不习惯，就通过到外面睡觉的行动，表达一下自己的叛逆。更深层次的原因，也许刘本良以为自己已经长大了，可以独立了，应该走出家庭，到外面去谋生。可那年月城乡界限非常分明，绝不允许农村人到城里去。别说到城里去了，连到别的农村都不行，只能固守在自己所在的村庄。而城里的知识青年可以到农村去，那是响应号召，是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到广阔天地炼红心。刘本良无处可去怎么办呢？只能在家庭以外的地方睡一睡觉，象征性地出走一下。

我这样理解刘本良，其实是从我自己出发，从我的内心出发，首先理解的是我自己。推己及人，只有理解了我自己，我才能理解刘本良。“文化大革命”掀起时，我正读初中二年级，很快加入了红卫兵组织，被说成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文革”初起，我借革命大串连之机，跑到了北京、郑州、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我打的是革命和造反的旗号，说是到处煽风点火，行的却是旅游之实，坐免费的车，吃不花钱的饭，看不收门票的风景。“文革”固然有种种弊端，已被彻底否定，但从我个人的角度讲，从一己的私利讲，我却是一个小小的受益者。大串连不仅让我吃到了不少好东西，从一个瘦子吃成了一个胖子，更重要的是，通过大串连，使我打开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胸襟。换句不好听的话来说，大串连使我吃馋了嘴，跑野了心。我再也不安心天天提着锄头锄地，握着鞭子打牛腿，拿着铁锨在土里刨食。我只想摆脱泥巴的纠缠，到外面的世界里去。可是，我生在泥巴屋里，长在泥巴地里，泥巴紧紧地吸着我的腿，我能到哪里去呢？谁又允许我到哪里去呢？我想去当兵，当兵是摆脱农村的唯一出路。我连续两年积极报名，并参加了体检。体检是合格了，但政审把我审了下来。这不是我本人的问题，在“文革”中，我虽然不是造反派，而是保守派，站队站错似乎并不影响我当兵。当不成兵是因为受到了我父亲的株连，父亲当过国民党的兵，还带过兵，被说成是历史反革命。当时有一个说法，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老子既然反动，那么我就是混蛋。一个混蛋，怎么能允许你混进革命队伍呢！当时我的处境是走投无路的处境，心情几乎是绝望的心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同是回乡知青的刘本良一提出夜晚到外面去睡觉，就得到了我的积极回应。一上中学我就住校，睡的是一个屋住几十个同学的大宿舍，过的是集体生活。大串联时，我几乎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住过大学生宿舍，也住过不错的宾馆，过的是流动性的生活，每天都很新鲜。现在被打回了老家，我还能到哪里去呢？豫剧《朝阳沟》里王银环有两句唱词：“我往哪里去呀？我往哪里走？”我觉得很对我的心境，一听就想流泪。是呀，我往哪里去呢？我只能往大门楼子下面去。我往哪里走呢？我只能往大过道那里走。通过在外面睡觉，假装走出了家庭，走到了外面的世界，以欺骗一下自己，也安慰一下自己。

我们躺下后，心里还兴奋着，一时并睡不着。村里有狗的叫声，还有夜鸟的叫声。穿堂风以集中的力量从大过道里穿过，把外面路上的尘土刮了过来。我觉出有颗粒状的尘土落在我脸上，我伸手一摸，觉得脸上有些沙沙拉拉。我们只安静了一会儿，就开始躁动。睡在那头儿的河与金，你捅我一下，我捣你一下，在被子下面乱滚乱动，并发出了笑声。刘本良把手电筒打开了，一根雪白的光柱直指大门楼子下面的屋顶。我们用手电筒照麻雀时，没有觉得屋顶有这么高，可当我们躺在地上再看屋顶时，突然发现屋顶竟然这么高，高得像是苍穹。人有时站着，有时躺着，躺着和站着的视觉差距竟如此之大。在高高的“苍穹”之下，我们仿佛受到了压迫，变得像秋天里的尘土，甚至连尘土都不如。

在外面睡觉是目的，同时也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得有点儿故事才行。我们那里不把故事叫故事，而是叫古戏。我们要求刘本良讲古戏给我们听。

刘本良把手电筒熄灭了，没有拒绝讲古戏。在我们四个人当中，他是年龄最大的，学历最高的，还在城里生活过，讲古戏非他莫属。他问我们：你们想听什么古戏？

他这样问，说明他肚子里的古戏很多，比我们打死的麻雀都多。想听什么古戏呢？我说：你讲什么都可以，只要是古戏就行。

他又问：你们是想听骚古戏？还是想听不骚的古戏？

对于什么是骚古戏，我们对这个概念的含义不是很清楚。我们只知道，一些公羊没有骟过，看见母羊就往母羊身上跳，那样的公羊叫老骚胡子。我们还听说，有的女人作风不正，胡乱跟自家男人以外的别的男人睡，那样的女人叫风骚女人。刘本良所说的骚古戏，里面的角色是不是有些类似老骚胡子和风骚女人呢？好比人人都要撒尿，人人都有骚的念头。我们的回答是，想听骚古戏！

刘本良打了打痰腔，开讲。他说，有一个半大橛子（指近乎少年和青年之间的未婚男子），他哥哥娶了一个新娘子。他见嫂子长得漂亮，便打了嫂子的歪主意。他的办法，是在嫂子用来撒尿的罐子周边涂了一圈红颜色，等嫂子夜里起来蹲在尿罐子上撒尿的时候，红颜色就沾在了嫂子的屁股上。第二天他对哥哥说：我嫂子可是有点儿不正经呀！哥哥问：何以见得？他说：你晚上看看我嫂子屁股就知道了，可能有人在我嫂子身上做了记号。到了晚上，哥哥与嫂子行房前，果然看见了那圈红颜色。哥哥难免想，自己老婆这么隐秘的地方沾有红颜色，连自己的弟弟都知道，可见老婆与别的男人有染，的确不正经。于是他就审问老婆，打老婆。老婆不明就里，说不出原因，哭哭啼啼，很是委屈。这时半大橛子趁机和嫂子套近乎，声称他知道哥哥打嫂子的原因是什么，只要嫂子答应他一个条件，他保证哥哥不会再打嫂子。他提的条件是什么呢？是跟嫂子好一好。嫂子犹豫了一下，为了不让自己男人再打自己，便答应了弟弟提出的条件。弟弟得了好处，才向哥哥作了解释，说调皮的事是他干的，其实嫂子正经得很。哥哥听了弟弟的解释，果然不再怀疑老婆，与老婆和好如初。半大橛子当然不是只得一次好处就完了，他要嫂子答谢他，一次又一次跟嫂子要好处。他从嫂子那里得到的好处多着呢！

噢，这就是骚古戏，这个古戏够骚的，真的很好听！亏得我们在外面睡，要不是在外面睡，哪里会听到这么有味道的古戏呢！这样的古戏不仅对我们的心理有启蒙作用，对我们的生理也有开发和推动作用。须知我们四人都是半大橛子，都有得好处的欲望。虽说我们上面都没有嫂子，但在想象中，似乎我们也有了嫂子，也可以跟漂亮嫂子把好事做一做。这样的想象，使我们下面的东西蠢蠢欲动，在裤裆里支起篷来。就其硬度而言，我们的东西或许比不上刘本良手里那只铁皮壳子的手电筒，恐怕也差不多吧。把我们的“手电筒”一开电门，恐怕也能大放“光明”。

第二天，我们听说，村里有一个地主家的孩子，被人家五花大绑从外面押送回来。之前他在村里挨了批斗，被关押在由牲口屋改成的队部里。半夜里，他扁着头从窗户上面的缝隙里钻出来，连夜跑到外地去了。他跑到火车站想扒火车，结果被公家的人捉住，当作“盲流”，像押解罪犯一样押送回来。打马骡子惊，地主家孩子的岁数和我们差不多，他的遭遇难免让我们吃惊。亏得我们没有盲目往外面跑，倘若我们不带证明信往外跑，说不定也会被人家当成“盲流”抓起来，押回来。我们只是在外面睡一睡，并没有走出我们的村庄。我们的行动没有妨碍到谁，跟阶级斗争也挂不上钩，所以没有人提出异议。村干部也没有把我们看成小集团，也许认为我们就是爱玩，是不甘寂寞，只要不怕冷，只要不怕硬地硌屁股，想在外面睡就在外面睡吧。

村里有一个姓普的男孩子，晚上老是往我们身边凑，也想加入我们在外面睡觉的队伍。他虽然没有正式提出申请，但看得出来，他对我们在外面睡觉很是眼热，很是向往，一副巴结不及的样子。我们的睡觉队伍虽说没有章程，门槛还是有的，不是谁想加入就能加入。像那个地主家的孩子，我们绝对不会允许他加入我们的睡觉队伍。姓普的男孩子虽说家庭成分是贫农，政治上没什么问题，我们也不会批准他加入我们的队伍。我们四个都姓刘，他姓普，谁让他是外来户呢，谁让他是外姓人呢！一笔只能写一个刘字，我们老刘家是刘楼村的大姓，对外姓人总是有些排斥。有一天晚上，我们都睡下了，都准备听刘本良讲骚古戏了，那个姓普的男孩子还不走。我们撵他一次，又撵他一次，他装作走了，却躲在一个墙角后面，头一伸一缩地看我们。听骚古戏，是我们才能享受的待遇，绝对不能让他享受。金起来骂了他的姐，让他滚蛋。如再不滚蛋，就把他的蛋子儿挤出来。他这才走了。

听了骚古戏，我们骚动得睡不着觉，还爬起来去听过人家的房。村里有一个叫三的年轻人刚结婚，据说天天趴在新媳妇儿身上不下马，干好事干得很来劲。我们到他家的窗外听他的房，听不见他跟新媳妇儿说话，只能听见他家的床有些响。他家的床响得吱吱哇哇，像是新媳妇儿在说话，在叫床。这时，刘本良把手电筒打了出来，电光炽白的光柱穿过窗棂子，一下子指在一对新人的婚床上。我们都看见了，当电光刚照在婚床上时，红花儿被子还高高鼓着，新郎和新娘还是叠加的状态，他们正在大幅度地做动作。他们一发现有电光在照他们，就停止了动作，新郎从新娘身上下了马。为了躲避电光的照耀，新郎把被子往上拉，把他和新娘的头都盖在被子下面。不用说，新郎和新娘一定是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我们真想冲进屋内，把他们的被子扯开，给他们来个大曝光。可是他们家的门从里面闩得紧紧的，我们不可能把门打开。窗外天气凉了，月光照在地上像下了霜一样。我们舍不得离开，希望能看到一点儿什么。刘本良给我们讲的骚古戏不管有多骚，那还只能是古戏，不是真人。新郎和新娘都是真人，他们在被子下面干的是真的骚事，我们能把真的骚事看到一点儿也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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