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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乡村的时代报告 ——简平报告文学《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研讨会综述

来源:文艺报 | 冯静芳  2019年01月30日08:55

2019年1月9日上午,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主办的“相信阳光——简平报告文学《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文学评论界、新闻出版界等近20位专家学者围绕作家简平的报告文学作品《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浙江省宁海县在全国首创并积极推进村级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过程。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部反映当下中国农村民主政治改革先进经验的、扎根于基层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力作。

以人民为中心的现实书写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肯定了简平深扎基层的创作。他认为,《三十六条》让权力公开、透明,在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以人民群众充分理解的规则来运行,这是关系到广大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大问题。

出席此次研讨会的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琚朝晖充分肯定了《权力清单:三十六条》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际工作成果。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鲍洪俊谈到,简平以天下情怀、文化责任进行创作,展示了这项中国基层民主治理的开创性工作,具有人性的深度和广泛的社会意义。

中国文艺家评论协会副主席毛时安对简平作出了“一颗赤子之心,一份家国情怀”的评价,认为他一直努力在字里行间追求对人性的叩问。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对这部作品也深有感触,特别是简平“把人民更好地当家做主这方面写出来了”,让人看到那些过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村民都积极主动地参与村治工作。

作者简平除了所写的主题关注基层制度建设、关注人性和人的尊严,所写的对象围绕基层群众外,在行文中也充分考虑到目标读者群的阅读体验。作为一部反映基层治理经验的作品,其最终目的和价值是将这种可复制的经验推广至全国广阔的乡村,从而推动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基于此,作者采用了浅近直白、化繁为简、容易为广大乡村基层接受的写作方式。

对于这种“讲实话,讲一般人听得懂的话”的写作方式,中国韬奋出版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表示了赞赏和佩服。他表示,自己是一口气读完的,《权力清单:三十六条》是实实在在的文学文本,他说:“政治正确并不在于用词,更多的是内容正确,思想导向正确。现在的纪实文学中,书写普通人真实生活的作品真的不多,非常难得。”

毛时安认为,这本书的结构看似波澜不惊,实际上有精心的考量,这本书的文学性,“就在于它的真实,在于它的朴实,在于它的不加修饰,它几乎是本真地、原色地、原生态地反映了中国”。彭学明也肯定了这种叙述方式,“既有新闻记者冷静地用事实说话的特点,又有文学的风采”。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舒晋瑜说道,透过作品中的小切口,能够“特别清晰地看到乡村的每一件细如牛毛又重如泰山的事件,清晰地看到乡村的每一个基底,甚至村民们每一个生动的表情”,她认为,简平能够写得非常深、非常透,写得引人入胜,其主要原因是在场的调查和写作。

乡村治理创新经验的文学解读

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琚朝晖在致辞中提到,浙江宁海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是宁海基层干部群众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重要精神,采取了符合农民实际需求,以极简化思维的话语方式,做出的制度创新。在他看来,这项工作“关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关于中国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关注的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他看来,《三十六条》是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生动的例证。村级小微权力清单有一个建章立制的过程,也有一个修改完善的过程,难能可贵的是,简平把这些都“落到了具体的人和事上”。施战军特别提到了书中一个典型人物葛更槐:“葛更槐是大多数村级干部的缩影,在书中写了他从过去到现在的变化。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作家对乡村的认知还停留在‘前葛更槐’的状态,没有看到乡村治理之后‘葛更槐们’的变化,这是现在乡村题材文学创作中特别大的一个顽疾和痼疾。”而在这本书中,通过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物,让我们“看到随着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带来的一系列人的观念和心性的变化”。

中国作家网总编辑刘秀娟也注意到这种变化,认为这部作品非常客观地写出“有些乡村干部从谋求私利到舍弃私利过程当中的蜕变,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的那种不适感”,“在克服那种不适感当中,我们才能看到制度的根本性作用,就是人的规范与进化,我觉得这也是现代法治社会所应该倡导的一种秩序”。

兼具文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的时代报告

报告文学有“文学轻骑兵”之称,兼有文学性、新闻性和政论性的特点。新闻记者出身的简平,在创作该作品时,显然抓住了这三个特点,从而使《权力清单:三十六条》成为一部兼具文学意义和社会学意义的时代报告。

李敬泽表示,这部作品兼有社会学的穿透力、理论的洞察力和非常好的文学品质,既有作为报告文学的价值,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基层社会状况和治理状况的非常深入的标本式的反映。他说:“这是让我们真正地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一本书。中国就是由这样的一个个村庄、一条条街道、一个个细胞构成的,而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一个健康的细胞是如何生长、如何充满活力的。”

《中国作家》副主编高伟则从简平的职业和文学修养出发,认为作者“有意识地选择这个选题的态度,超越了我们过去所认知的包括文学文本的一些要求。它是非常有社会学意义的文本,其文本价值超越了我们过去对文学问题认知的条条框框。”在他看来,报告文学最终还是要紧跟时代的脚步,要为社会的发展铺路。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主任刘琼也认为这部作品“回到了报告文学写作的本质”,让我们看到了21世纪中国农民的真实情况,让我们充分相信农民的权利维护意识和公民素质。她说:“报告性写作的有效性在哪里?其实就在于它能不能触及时代的痛点、热点和焦点问题,就在于作家能不能推出这样一个时代生活的素材来进行把握、判断,生动地把它写出来。”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表示,他在这部作品中获得了启发,从经世致用角度思考报告文学。报告文学是一种时代文体,以自己的方式介入重大的社会议题,其功能不仅仅是文学,应该有更多样的呈现,比如社会学的价值、政治学的价值、新闻传播学的价值等等。

在《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版主编王国平看来,当下很多报告文学作品是从论证的角度进行写作的,而这部作品则更多的是发现——“有很多发现的东西,就有很多鲜活的东西”。中国作协创研部纳杨也认为,这是一部“比较新的,比较及时地去反映当下现实的作品”,不论是作品反映的事情还是作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都是在不断发展的,这种正在进行时的报告非常必要,能够为各个层面的读者进行现代意识和观念的普及。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在研讨会最后作了总结,他认为,《权力清单:三十六条》写了宁海县一桩伟大的创举,非常好地体现了制度自信,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自信,体现了敢为人先、敢于创造的浙江精神,打造了这个时代的华章。

正如作者简平在书中所说,人当永远在路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当永远在路上。这部扎根乡村的时代报告,让我们看到了前方的光亮和希望。《权力清单:三十六条》的影响力,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