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11月23日，由芳草杂志社主办的“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芳草》自2018年第5期开设“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文本”专栏，与会代表各抒己见，探讨如何以文学方式来书写、参与“精准扶贫”时代课题。

中国乡村及贫困书写谱系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春林认为，中国乡村叙事有五个阶段：启蒙叙事、田园叙事、阶级叙事、家族叙事和地方志叙事。其中地方志叙事，像刘醒龙《圣天门口》、贾平凹《秦腔》、毕飞宇《平原》、阿来《空山》等作品，都是把村庄作为聚焦点和表现对象，以类似地方志的方式进行乡村书写，这种书写实质是一种本土化的叙事方式，作家凭此来对抗文化的全球化。

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马步升从作家的主体意识谈起，他表示，20世纪的中国作家无不担当起作家在时代面前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完成了对自己所处时代关于乡村书写的文学使命，其共同特点为：书写对象身份明确、以启蒙为主要价值追求、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等，将他们的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即得整个世纪中国乡村生活图景和精神图谱。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遇春独辟蹊径，分析百年中国乡村文本人物谱系，认为有三种语境下的农民形象演变：启蒙语境、革命语境再到改革语境中的农民形象，其文本书写基本是批判性、建构性同步进行。他表示，当前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是一个有待开掘的文学矿藏，但艺术之门依旧紧闭；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谁要是能够塑造出站得住脚的这种新型农民形象，我觉得他很可能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代言人。”

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鲁平畅谈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对农民摆脱贫困的书写集中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如尤凤伟中篇小说《山地》；进入90年代，农村改革步入艰难，农民将梦想寄托于乡镇企业、工业，于是出现了书写农村复杂矛盾和农民焦虑的代表性佳作《分享艰难》等；在21世纪精准扶贫大背景下，农民已实现大规模向城市迁徙，书写贫困的乡村文本自然演变成书写农民城市生存的文本。

河北保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桫椤细梳新时期乡村文本，发现两个新趋势：一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对农民精神世界的探索让位于对新生活方式的表现；二是以现代意识来反思农民生活，其中包括反思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及反思乡村政治生态。同时，他实言在新时代背景下，文学书写对“精准扶贫”的反映普遍较浅显。

当下乡村生活观照与书写者的坐标重建

书写者到底以何种心态去看待、书写乡村？暨南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贺仲明认为，当前作家的姿态存在问题。他分析，作家必须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才能进入好的创作状态，作为国家战略的精准扶贫，有可能为乡土写作提供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关键就在于作家能不能利用好此机会，“心怀谦卑”地深入生活，写出真实的乡村现实，从而让大家更准确地了解乡村、扶持乡村，这实质上也就是一种文化扶贫。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长江文艺评论》副主编蔡家园认为，面对时代新变，作家必须走出书斋，虔诚进入生活现场，不仅身入更要心入，要采取平视甚至阿玛蒂亚森所说的“蚯蚓视角”，更加谦卑地审视生活、乡村和农民。他还提供两种深入生活方式供作家们参考：柳青的定点式和路遥的漫游式。

只有实现了文化的扶贫，精准扶贫才能达到一种长远效果，实现脱贫根本性改变。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丽军以延安时期著名秧歌剧《夫妻识字》为例，提出了具有根本性的翻身理念：“学文化”、“子子孙孙不受穷”。刘醒龙中篇小说《凤凰琴》，则是在礼赞当代中国教育的脊梁、乡村文化守夜人——中国乡村民办教师。

“农民的贫穷感、边缘感，乡村被抛弃的荒漠感，实际上是在与文明、城市对流以后才产生出的，这种感觉是真正的被遗忘或者说被忽略乃至被抛弃感”，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寿桐对乡村贫穷有着独到理解。他认为，贾平凹、刘醒龙等作家已意识到这种来自农村的“绝望感”，它绝不是生存层面的贫穷，而是生活层面尤其是精神生活层面的贫穷感。

上海交通大学何言宏教授立足文化作进一步展开：人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甚至女性学者特别关心的性别问题，都会在贫困的生存处境之下发生很大变异，相关艺术表达不只涉及常见的小说，还涉及诗歌、影视影像等，比如诗人哨兵笔下的渔民，对贫困的书写就很充分。“实际上通过对贫困的书写、关注，我们能够发现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不只在（上海）陆家嘴，还在更广大的乡村。”

在城乡视角下观照农村成为乡土作家的一个新趋势，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郭宝亮表示，能否立体、全方位地观照时代热点，是对作家写作能力、思维方式的考验，而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向城镇化的转化，农村的消亡已不可避免，故而他认为作家必须要有超越的眼光，但不等于远离时代，而是要求作家改变思维，去拥抱变化的时代。

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历史性书写

关于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书写，《文艺报》文学评论部主任刘颋直言，她更想看到今日乡村的生长性。刘颋谈道：当下相关文本书写的视角都是自上而下，而乡村的生长性须自内而外；目前无论是想象性文本还是挽歌性文本，呈现的乡村生长性都较欠缺。“这种自内而外的生长性，无论是精神生长还是文化生长、道德生长，从各个方面都看不到特别的让人感到有希望的地方。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也是我的一种期待。”

黄冈师范学院副教授汤天勇痛揭“病灶”：为何相关乡村文本佳作难觅？一是很多作家仅仅是对“精准扶贫”作政策性的图解和言说；二是作家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解过于狭隘，影响其有效表达；三是作家对农村、农民的生活经验和精神经验的阙如；四是许多致力于乡村写作的优秀作家对此新领域尚持观望态度。

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周新民提出，谈论乡村贫困，须有十分明确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书写贫困所秉持的立场并不相同。他强调，精准扶贫视野下的贫困书写须注意历史向度与历史内涵，当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决定了贫困书写的历史着眼点；而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历史目的是让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这种视野决定了此背景下贫困书写须超越简单的道德诉求、情感宣泄。他断言，从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走全民脱贫的历史道路角度去书写精准扶贫背景下的乡村贫困，乃历史性最新要求。

《文学评论》编审刘艳认为应大力提倡贴近乡村叙述，以内置乡村视点写出乡村传统伦理价值依然存续和拥有旺盛的生命活力，呈现“新乡土中国”整体性审美书写维度的文学书写。她例举贵州作家欧阳黔森2018年发表并引起反响的精准扶贫报告文学三部曲，强调 “突出了本地特色，才会产生拥有本地特色和地域性特征的精准扶贫题材的乡村生活文本，才能避免千篇一律作品的产生。”

如何用小说来处理精准扶贫话题，或者来表现当下的乡村生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志忠例举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认为它跳出了“50后”、“60后”作家从政治、权力或者老式乡村角度来写乡村的藩篱，而是别开生面自中青年女性这一身份角度去写乡村现实。那么如何处理当下乡村生活呢？他例举莫言短篇小说《地主的眼神》，其中爱慕虚荣的老地主“打肿脸充胖子”，被划成地主，成为专政对象……但最后其孙子回到当下的农村，热爱土地，且用机械化来耕种。读此篇会看到，“年轻一代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想逃亡，也还是有人重新回到土地上搞发展，搞建设，搞生产”。

蔡家园建言，新的乡村文本能否实现突破，关键在两点：一是作家能否塑造出新人物、新的农民形象；二是能否建构乡村书写新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