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赫尔曼•黑塞（1877—1962）作品

想象

想象，一个基本的文学理论，老生常谈了，可对作家来说，它就是真理，就是秘诀。想象不够，或缺了想象，作品的生命力一定欠缺。

法国大作家雨果在《莎士比亚的天才》中写道：

……想象就是深度。没有一种精神机能比想象更能自我深化，更能深入对象，这是伟大的潜水者。科学到了最后阶段，便遇上了想象。

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中甚至把想象视为“耀眼的太阳”，他说：

想象创造了引力定律，牛顿二项式，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悲惨的故事，原子裂变，列宁格勒的海军部大厦，列维坦的《金色的秋天》《马赛曲》、无线电、电、哈姆雷特王子、相对论原理和影片《小鹿斑比》。

如果没有想象，人类思想便是徒然的，正如想象没有现实也是徒然的一样。

……假如想象消失了，人便不再是人。

杨绛《事实——故事——真实》一文中论及想象，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小说家没有经验，无从创作。但经验好比点上个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

平日我们会读到一些作家写的创作谈，抱怨写不出作品时搜索枯肠、抓耳挠腮云云，实为想象力走失了。古代有个秀才三天三夜作不出一句文章，其妻嘲弄道，莫非官人写文章比女人生孩子还难吗？秀才答曰，你们能生是肚里有，我作不出是脑中空空如也。秀才不是脑中没有，而是缺少想象。

多少作家到了自我重复的时候，便是想象枯竭了。

多少作家精力颇为旺盛时中止了创作，归之于生活不足、经验不够，其实不然，是想象死了。

富贵人难画像

画鬼容易画人难。

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征引了顾恺之的话：画人最难，其次是山水，再其次是狗马，等等。

还有一说，即人里面最难画的一种，是富贵之人，似乎并不如前一说那样广为人知。

这是聂绀弩短篇小说《一个残废人和他的梦——演庄子〈德充符〉义赠所亚》（1947年）中的情节。庄子《德充符》里的申徒嘉是一个“兀者”，即双足残缺的人，当然是贤者，是高人。聂绀弩的小说将申徒嘉写成一个画家，跟郑国的相爷子产是同学。子产请申徒嘉为自己画像，申很为难，直率地说道，像你们一流人的像“是顶难画的一种”，也是“最没有特点的一种，就是看见一百回，说不定也记不住的”：

他说的是实情，在小百姓们中间，在跟他一样的人们中间混熟了，每个人的相都各个不同，秃头，眇目，豁齿，歪鼻……奇形怪状，无不一下子就记住了。至于富贵人家的人，他很少觌对，远远望去，都是那么肥肥胖胖，富富态态，脸上一层红润的光，他以为他们都是长着一样的相。自然他卖画，那些画，也有落于富贵人家的，但给那些人画像，却一回也没有。

申徒嘉的“绘画观”，寄寓了聂绀弩强烈的讽世之意，同时也警示了包括画家在内的一切艺术家创作的限度：申勉强答应为子产画像的当晚，他梦见自己死了，在艰难地攀爬了三万六千级台阶后，到达了天国之门，正当他要进门之时，一只巨手捉住了他，并从高处向他呵斥道：“混不进去的！”

“天门”一词，具有象征意义，艺术家想要达到精纯的境界，第一要义即在于保持心性的干净。

这篇小说虽为“演义”，大体上并未背离庄子的本意。《庄子》一书中，形象如镂如刻的，多为穷人、畸人，或奇形怪状，或肢体残缺，像小说中所写，各个不同，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聂在此寓言基础上，塑造出一个画家形象，并标树绘画的界限，虽为小说戏笔，未尝不是对绘画实践的总结。

一句“花儿”

《绿化树》第三十五节末尾，章永璘经过一番思想挣扎、自我净化后，战胜了情欲的纠缠，保证结婚之后再亲热。马缨花仰起脸，也以清醒决断的口气说：“你放心吧！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小说写道：

“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有什么优雅的海誓山盟比这句带着荒原气息的血淋淋的语言更能表达真挚的永久的爱情呢？

张贤亮后来在《谈小说创作问题》一文中忆及写作时的情况：

写小说妙就妙在有时踏破铁鞋无觅处，可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怎么去表现马缨花对爱情的忠贞？文学作品里有许多俗套，所谓山盟海誓，至死不渝，我爱你，死了也爱你，等等。我绞尽脑汁，常常要想到天亮，怎么样去表现马缨花独特的个性、独特的爱情表达方式？有一次偶然发现了一首民歌，里面有一句话：“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这句话我看了鼻子都酸了！……这句话所以妙……就在于里面表现的浓烈的粗犷的热情奔放的一发而不可收的爱情。我发现了这个，才倒回来写头一段，大段大段地写花儿……使最后这句和前面都符合整个一个人物的色调。写小说常常是一个独到的发现能够决定整篇的基调，一个独到的发现能把前边写的十几万字全部改观。

“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这是一句河湟花儿。我一直想知道，张贤亮看到的是哪一种本子，由谁编辑，终因没有实物证据，不敢遽下论断。我读到的几个集子中，均有收录这句花儿，意思相同，仅字词小异。如季成家等搜集整理《青海山歌》：

千股麻绳背扎下，柱子的根里站下，

一刀子把我的头割下，血身子陪你坐下。

西北音乐工作者协会编《花儿选》：

十八辆车子顺摆下，兰州的关山上了。

手拿铡刀取我的头，血身子陪你着睡了。

以上两个本子均为上世纪50年代出版。80年代出过两个颇有影响的花儿选本，一个是雪犁、柯杨编《花儿选集》，其中收录：

十八辆车子顺摆下，兰州的关山上过哩；

钢刀子取了我的头，血身子陪你者坐哩。

另一个本子系张亚雄编《花儿集》，与雪犁、柯杨本及《花儿选集》基本相同：

十八辆车子顺摆下，兰州的关山上上了。

手拿铡刀取我的头，血身子陪你着睡了。

著名花儿歌唱艺术家朱仲禄编《爱情花儿》（2002年版）：

老爷的衙门虎张口，刀斧手排成个行哩；

十二把刀子砍我的头，血身子陪杀场哩。

把几个选本中的歌词相互参照、比较，大同小异。再比照马缨花说到的花儿，张贤亮引用时可能做了细微改动，根据上引花儿句式，“就是……”显然非花儿用字方式。

一句花儿，成全了一个人物；同样，就如一位学者所说，借着《绿化树》的名气，河湟花儿也传到了国外。艺术，相互借鉴，亦相互借重。

读《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这是一本读起来过瘾的书，也是予人以极大启发的书。从一个字、一个词，到一种理论、一种思想，胡适的谈话质实而大方，学问渊博，落在实处；娓娓道来，隔着纸面，亦觉如春风拂来。如谈“忠君爱国”语法上有误：

为什么“爱”字之下用“之”字，“忠”字之下不能用“之”字而用“焉”字？你如懂得文法，“之”字是“受词”，“爱”字是动字，动字之下可用受词。“焉”字是介词，意义是“于是”，所谓“忠君爱国”在文法上讲是不通的，应该说“忠于君”，才对；所以不能用“忠之”而用“忠焉”。

历来人们读“忠君”，习焉而不察，从未怀疑过这是一个不通的词语，是胡适，第一个指出其语法错误。

如谈学问：

做学问切不可动感情，一动感情，只看见人家的错，就看不见自己的错处。

陈平原先生很多年前说过，做学问要把感情压在纸背。我读彼德·盖伊《启蒙时代》，内中写道，那些启蒙哲人们看到社会上权势压人，气得发疯，简直要破口大骂的样子，文字里面却不得不讲道理。我很崇敬的宁夏历史学家杨怀中先生，曾说过一句我至今都无法忘怀的话：一个学者，有六十度的温度，就可以了。这句话大可移来给胡适的话作注。

再如谈钱锺书《宋诗选注》：

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

实际上，胡适见过钱锺书。据杨绛《杂忆与杂写》中记述，抗战时期，钱锺书常到合众图书馆查资料，胡适有几箱书寄存在图书馆楼上，有一次二人都来到图书馆，经人介绍始晤面。胡适说：“听说你做旧诗，我也做。”说完用铅笔在一页白纸上写了自己一首近作送钱锺书，又坦率地许诺用墨笔再写一幅送他。杨绛记得后二句为：“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

胡适称赞《宋诗选注》的注写得好，还可以加上一句，诗人小传写得更好。不仅准确地评价了一个诗人的艺术特点，还指出其不足处，令人一读之下，再难忘却。试举陈师道小传中有一段话，以为赏析：

假如读《山谷集》好像听异乡人讲他们的方言，听他们讲得滔滔滚滚，只是不大懂，那么读《后山集》就仿佛听口吃的人或病得一丝两气的人说话，瞧着他满肚子的话说不畅快，替他干着急。只要陈师道不是一味把成语古句东拆西补或者过分把字句简缩的时候，他可以写出极朴挚的诗。

二十年后，钱锺书看到了胡适的评价，新版《宋诗选注》“后记”里面，他在一条注释中专门提到胡适不满选目，认为“迎合风气”，并引了“注确实写得不错”一句。这亦可视为对胡适的一个迟到的回应或谢意。

再如谈到写文章：

我的主张，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写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没有力量，也就没有“美”了。

初看胡适的标准，并不高，似乎还在一个较低的起点上。其实，真正把文章写得清楚明白，谈何容易。按胡适的另一个要求，文学须言之有物，有“物”而又清楚、明白、有力，离“美”也就一步之遥了。无“物”的文章，敢明白敢清楚吗？鲁迅也说过，“脑筋有些糊涂”的文章，读起来滔滔而下，最后得到的无非一个“糊涂的影子”。张贤亮也说过，有些人写了一辈子文章，到头来依旧如老牛拉稀屎，啰里啰唆不清楚。可见，做文章做到明白清楚，用过去人的话说，算是入“作者之林”了。

白草

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