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回首总结2018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首先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大年” 。这是因为大约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不容忽视。其一，是作家的写作规律使然。每一个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都有着一定的节律。依循这样的一种写作节律，恰好一些知名作家的重要作品，比如李洱的《应物兄》 、贾平凹的《山本》 、王安忆的《考工记》都出现在2018年。其二，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容忽略的原因是， 2019年恰恰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年度。依照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规则，所有参评作品必须出版于2015 - 2018年度。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潜在的因素决定了一批优秀长篇小说在2018年度的扎堆出现。

具体来说，这一自然年度内，进入了我们关注视野的长篇小说主要包括贾平凹的《山本》、李洱的《应物兄》、王安忆的《考工记》、刘醒龙的《黄冈秘卷》、刘亮程的《捎话》、徐则臣的《北上》、韩少功的《修改过程》、陈河的《外苏河之战》、陈继明的《七步镇》、盛可以的《息壤》、唐颖的《家肴》、周大新的《天黑得很慢》、笛安的《景恒街》、肖亦农的《穹庐》、徐怀中的《牵风记》、叶弥的《风流图卷》、范小青的《灭籍记》、葛水平的《活水》、李凤群的《大野》、王方晨的《老实街》、张平的《重新生活》、石一枫的《借命而生》、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张柠的《三城记》、宋尾的《完美的七天》、张炜的《艾约堡秘史》、陈仓的《后土寺》、陈彦的《主角》、梁晓声的《人世间》、尹学芸的《菜根谣》等。

细细观察以上这些长篇小说，就不难发现，我们关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理念其实需要发生相应的改变。依据笔者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对于当下时代长篇小说跟踪阅读的感受，同时结合参照中国古典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长篇小说创作状况，我个人以为，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我们所持有的，应该是一种带有突出开放性质的优秀长篇小说理念。我想，我们最起码可以把这一年度的长篇小说创作划分为“百科全书”式、“史诗性”与“现代型”这样三种不同的艺术类型。所谓“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更多地与中国本体的艺术传统相关联，乃至具备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一种阔大气象类似于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长篇小说。所谓“史诗性”长篇小说，我更多地采用洪子诚先生的说法：“史诗性是当代不少写作长篇的作家的追求，也是批评家用来评价一些长篇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重要标尺。…… ‘史诗性’在当代的长篇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 ”至于所谓“现代型” ，则是我自己的一种真切体认，从其基本的美学艺术追求来看，这一类型的长篇小说，不再追求篇幅体量的庞大，不再追求人物形象的众多，不再追求以一种海纳百川式的理念尽可能立体全面地涵括表现某一个时段的社会生活。与此相反，在篇幅体量明显锐减的同时，与这种“现代型”长篇小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极有可能是深刻、轻逸与快捷这样的一些思想艺术品质。因为这种类型的长篇小说很明显与现代生活、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相匹配，所以，我更愿意把它界定命名为一种“现代型”的长篇小说。

首先我们要谈到的，是李洱的《应物兄》这样一部具备了百科全书性质的长篇小说。我们都知道，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李洱前前后后耗费了整整十三个年头。在文学界，大家早知道李洱在写着一个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但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就是难觅它的踪影。事实上，如此一个漫长的构思写作过程，也正是李洱对于他所表现的数十年知识分子生活及其复杂的精神世界进行悉心观察与揣摩的过程。在我看来， 《应物兄》是一部聚焦于学院，聚焦于高校知识分子群体的长篇小说。它试图在雄厚知识累积表达的基础上，以一种总体性的方式概括表现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与精神状况。唯其如此，批评家黄德海方才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谈论《应物兄》 ：“作者自觉启动了对历史和知识的合理想象，并在变形之后妥帖地赋予每个人物，绘制出一幅既深植传统，又新鲜灵动的知识分子群像，完成了对时代和时代精神的双重塑形。 ”依照我自己的一种理解，就叫做“乃始有一部足称充沛丰饶的知识分子之书” 。

“百科全书”式之外，紧接着就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这一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就是贾平凹的《山本》 。如果说那些“革命历史小说”的聚焦点都落脚到了类似于秦岭游击队所谓革命力量的一边，那么贾平凹《山本》的聚焦点却落脚到了以井宗秀为代表的似乎更带有民国正统性的地方利益守护者的一边。这其中，贾平凹一个了不得的创举，就是没有如同既往的“革命历史小说”那样把聚焦点落在革命者身上，而是以一种类似于庄子式的“齐物”姿态把它与其他各种社会武装力量平等地并置在一起。正是凭借着如此一种艺术处置方式，贾平凹方才比较有效地摆脱了来自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困扰与影响。这样一来，产生了一种直接的艺术效果，就是“革命历史小说”中革命者一贯主体性地位的被剥夺。

同样具有突出“史诗性”特质的，是肖亦农的长篇小说《穹庐》 。具体来说，肖亦农《穹庐》所集中讲述的，乃是大约一个世纪前，曾经长期生活在贝加尔湖畔布里亚特草原一个以嘎尔迪老爹为首领的蒙古部落，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历经漫漫征途，最后回归到遥远祖国的故事。与一般作家的写作路数不同，肖亦农的一个特出之处，是把书写的重心最终落脚到了布里亚特蒙古部落大迁徙之前各种矛盾冲突的关注与表现上。具体来说，整部《穹庐》一共43个章节，集中描写叙述东归以及东归路途故事的，只有最后的区区3个章节。既然只用了3个章节的篇幅来叙述东归以及东归路途的故事，那么，其叙事速度的概略简要与快捷迅速，自然也就可想而知。很大程度上，肖亦农书写重心的如此一种处理方式，可以让我们联想到欧洲古老的长篇史诗《伊利昂记》 。尽管说与《伊利昂记》的处理方式恰好相反，肖亦农把自己的书写重心放在了东归之前的部分，但最后的艺术效果却可以说是殊途同归，既有利于作家集中聚焦表现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围绕布里亚特草原的争夺所生发出的各种矛盾冲突，也便于作家更深入地挖掘表现主要人物堪称深邃复杂的人性世界。

聚焦于一位秦腔女演员人生故事的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 ，其“史诗性”特点也非常鲜明。或许与剧作家的身份紧密相关，在长篇小说《主角》中，陈彦所聚焦表现的，却是舞台上的戏剧人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女主人公忆秦娥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中，作家相当出色地凝聚表现了社会与时代的风云变幻。“她叫忆秦娥。开始叫易招弟。是出名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忆秦娥的。 ”“易招弟为了进县剧团，她舅给改了第一次名字，叫易青娥。 ”从叙述学的角度来看，小说一开始的这两段叙事话语带有非常明显的预叙色彩，以高度凝练概括的方式，把一部字数几近八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用三言两语提炼出来了。从土里土气的易招弟，到差强人意的易青娥，再到极富有诗意的忆秦娥，一个人三个不同的名字，所串连起的，正是女主人公数十年跌宕起伏的人生。很大程度上，一部《主角》 ，乃可以被看作是这两段预叙性叙事话语的充分展开。整部小说共分为上中下三大部分，尽管中部与下部之间缺乏相对明确的时间界限，但依据文本内容，结合我们对中国社会四十年发展变迁过程的了解，我们认为，上中下三部分具体相对应的，分别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尤其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来所谓的市场经济这样三个时代。在密切聚焦忆秦娥个人命运的同时，陈彦以其生动的笔触所真切写出的，其实更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秦腔这一源远流长的传统剧种的命运遭际。其中，尤以上部的表现最为出色。

虽然说在《黄冈秘卷》的书写过程中，作家刘醒龙很明显地征用了自己所归属的那个家族的生存经验，但这部作品却无论如何都不能简单地被认定为是一部家族小说。与其说它是一部家族小说，不如说作家是在借助于刘氏家族中的若干人物而嵌入到历史的纵深处，并进而对其实充满着吊诡色彩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提出尖锐的质疑与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明显征用刘醒龙家族生存经验的长篇小说，与他那部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长篇巨制《圣天门口》 ，事实上有突出的异曲同工之感。

再次，是“现代型”的长篇小说。这一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作品，就是王安忆的那部《考工记》 。王安忆在文本后五章所集中聚焦描写的，正是“旧”人陈书玉猛然间不期而遭遇“新”时代后的各种人生遭际。进入“新”时代后，陈书玉首先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通过“弟弟”的介绍，在一所小学校里谋了一个教职，成为了一位自食其力的公民。说透了，一部《考工记》 ，写来写去，也不过是这一段话的一种形象化注脚而已。这里，在强调表达陈书玉们与“新”时代那样一种无论怎样都难以穿透的隔膜感之外，另外一个方面的要旨，却在于一种命运感的捕捉与传达。我曾经在很多个场合，反复强调所谓命运感的捕捉与传达，对一部长篇小说写作的成功与否，其实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家王安忆，能够在《考工记》这样一部典型不过的“现代型”长篇小说中，不仅仅通过这样的一段叙事话语，更是通过总体故事情节的讲述，将如此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充满变幻色彩的命运感，成功地传达出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理当赢得我们充分的尊重与敬意。

同样是聚焦于历史的长篇小说，刘亮程《捎话》的“现代型”特质也非常明显。问题的关键是，作为一部思想含蕴丰富的现代长篇小说，刘亮程在进行深度文化冲突表达的同时，更是对与文化冲突紧密相关的，具有极端自我分裂性质的现代精神世界，进行了具有突出原创性的实验性探索。这一方面，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对于所谓“双体人”的创造性发现与书写。类似于妥觉这样一种“双体人” （其实在《捎话》里，如同妥觉这样的“双体人”的存在绝非孤例。库与谢的合体所形成的“人驴” ，那个特特男孩与羊合体所形成的“人羊” ，甚至那个白天为乔克晚上为努克的乔克努克兄弟的存在本身，某种意义上也都可以被看作是“双体人” ）的艺术设定（从文学渊源上说，刘亮程的“双体人”艺术构想，或许受到过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分成两半的子爵》的影响也未可知） ，其实带有特别突出的象征隐喻色彩。具体来说，它所象征隐喻的，也就是文化冲突这样一个刘亮程意欲深度思考表达的重要题旨。质言之，这些由本来异质的身体合二为一的“双体人”的创造性设定，乃可以被看作是刘亮程类似于帕慕克“文化认同”或者“身份认同”命题的形象化艺术表达。实际上，就文本的总体情况而言，刘亮程的《捎话》很显然是一部通篇都充满着象征和隐喻色彩的长篇小说。

多少带有一点巧合意味的是，陈继明的“现代型”长篇小说《七步镇》竟然也与历史紧密相关。现代知识分子“我”也即东声的难以治愈的“回忆症”精神痼疾以及他与居亦之间的现实情爱故事之外， 《七步镇》的另一条结构线索，乃是以“我”的“前世”李则广及其父亲金三爷为核心的上世纪战乱与畸形政治高压时代的历史故事。根据主要研究超心理学的心理学博士王龄借助于催眠术的证实，现代知识分子东声很多年前的“前世” ，竟然是一位曾经杀人如麻的视生命如草芥的国军军官。非常明显，在小说中，有机地把当下时代与既往历史联系整合在一起的，正是这个看起来煞有介事的“前世”故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作家陈继明这样一种看似煞有介事的情节设计。一方面，我们固然承认类似于王龄所使用的催眠术是一种无法否认的现实存在，但在另一方面，就我个人的阅读判断来说，陈继明做如此一种结构设计的本意，恐怕并不是要坐实一个人的所谓“前世”与“今生” 。又或者说，作家如此一种设计的意图，一方面固然是要为东声的“回忆症”提供一种生成的根源，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却是要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七步镇》这部长篇小说，在充分关注透视当下时代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可以讲述以“我”的“前世”李则广及其父亲金三爷为核心的上世纪战乱与畸形政治高压时代的历史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的“前世”云云，也不过是陈继明的一种巧妙切入历史深处的艺术方式。

与以上几部聚焦历史的长篇小说有所不同，盛可以那部旨在表现女性现实生存命运的《息壤》也有着突出的“现代型”特征。按照盛可以自己的说法，小说原名为《子宫》 。既然小说的原标题是“子宫” ，那么，子宫这样一个女性独有之器官，自然会成为盛可以《息壤》的聚焦中心所在。由这样一个题目，我们便不难做出猜想，其中势必少不了身为女性作家的盛可以关于女性生存境遇的真切思考与表达。但不管怎么说， 《息壤》却终非一部社会学著作，而是一部长篇小说。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作家所欲表达的思想意旨哪怕再丰富再深刻，也只能够潜藏在足称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之中，以一种形象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事实上，由于对盛可以既往小说写作的了解，早在具体进入《息壤》这一文本之前，我就已经预料到其中一定会有女权主义立场的激烈体现与表达。果不其然，立基于初玉角度的如上这种强烈感觉，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在由子宫而带来的女性生育问题上的一篇女权主义檄文。不管怎么说，当盛可以天才地把育龄女性与阉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作家那样一种坚定异常的女权主义思想立场，就已经溢于言表了。

以上，拉拉杂杂地对2018年度“百科全书”式、 “史诗性”与“现代型”三种主要类型的长篇小说进行了不失粗疏的解剖与分析。由这些分析可见，这样自然年度内的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确取得了格外丰硕的思想艺术成就。此文行将结束之际，需要引起我们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未来的岁月里，除了以上三种类型之外，中国作家们是否还能够创造出其他类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