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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迹不到十分之一,“滥董”何时休 专家呼吁应尽快建立董其昌书画真伪的判别标准

来源:文汇报 | 李婷  2019年01月23日08:53

选自董其昌《秋兴八景图》。(资料照片)

董其昌是中国美术史上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他翻开了文人画的新篇章,其后,清四高僧、四王吴恽、金陵画派、新安画派乃至晚清近三百年的画坛,大都在其理论影响之下而成就。学界甚至有观点认为:“董其昌是中国书画的标尺”“看不懂董其昌,就不算真正看懂中国画”。

然而,与他在画史上崇高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逾半个世纪以来,以他为主角的专题展在内地几近空白,直到近期上海博物馆推出《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原因何在?眼下正在沪上举行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国际研讨会给出的答案是:难以把握。这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董其昌学术研讨会透露,虽然学界从未忽视对董其昌的研究,但其书画真伪问题,至今缺乏实质性推进。目前,市面上署名“董其昌”的画作大约有几千幅,但真迹仅数百幅,不到十分之一。由于“标尺”不一,对于同样作品,业界会出现三种以上截然不同、十分悬殊的鉴定结果。

董其昌在世时,赝品已层出不穷

在董其昌的相关研究中,有一个词如影随形——“滥董”,即指仿冒董其昌的赝品实在太多,到了泛滥的地步。据史料记载,董其昌在世时,其书画作品已是人人争而宝之,赝品亦层出不穷。比如,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董其昌在赠友人杨玄荫的《嘉树垂阴图》轴上的自题中透露,其54岁时已有赝品行世。董其昌书画伪作,是继文徵明后最多的一位;而且作伪水准之高超,连董氏挚友何三畏都常常走眼。据启功研究,从明代以来,董其昌书画的造假者至少有赵左、沈士充、吴易、吴振、常莹、杨继盛等十余人。

“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董其昌画册,如今看来,1/3约为伪作。不少研究董其昌的学术专著,书籍封面用的便是伪作。”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凌利中说,数十年来,学界对董氏书画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深入研究,析离出了一大批赝品。然而,由于情形复杂,造假手段高明,此课题远未完成。

“改头换面”系古代重要作伪手段之一,在董其昌伪作中也常出现。以上海博物馆藏《各体古诗十九首》为例,此作系明代宋珏临摹董其昌同名作,由周亮工题跋并著录于《赖古堂书画跋》。该卷于流传中,经改头换面,删去卷后宋珏题识及周亮工题跋,并据周氏所跋内容进行蓄意加工,以冒充董氏作品牟其利。不过,此本虽非董氏真迹,但作为传世作品甚少的明清碑学书法先驱——宋珏之长卷,亦属难得。据考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行书论画》册,应是清代书家王文治临董之作改换而成。

双包案”,令书画真伪扑朔迷离

传世董其昌书画中不乏双包现象。比如,上海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分藏的两本《烟江叠嶂图》卷便是典型的“双包案”。两者孰为真,孰为假?学界争论不休,鉴定结果大相径庭。台北本久为人知,曾多次在画刊中发表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真实性从未受到质疑。

直到1992年,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举办了董其昌大展,上博本出现在世人面前,使台北本的权威性受到了挑战。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书画鉴定家钟银兰曾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过相关论文,从笔性、书画功力、流传过程等诸方面入手,对台北本提出质疑。

在眼下正在进行的研讨会上,美国学者李慧闻给出了另一种观点——两幅《烟江叠嶂图》卷都是伪作。而据凌利中最新考证,台北本不仅是伪作,而且是由高士奇在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临摹的。其理由有三:其一,据清人王鸿绪《横云山人集》记载,1689年春,高士奇获挚友王鸿绪所寄其藏《烟江叠嶂图》卷(上博本),兴奋之余当即和东坡韵作答并题于卷末;次年,高氏乘兴摹了一本亦寄王氏。其二,将高氏书法风格与台北本逐字比对后,发现该卷所谓董其昌的诗题书风与高氏手迹十分吻合,诸如结体、行气、章法皆同,尤其是笔性皆有硬朗尖刻特征,卷中包括“江村秘藏”朱文印在内的高氏钤印皆真。其三,高氏本人有自匿真迹、进贡伪本之故实。

事实上,类似的“双包案”不少。上海博物馆藏《疏树遥岑图》轴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林和靖诗意图》轴系双包;安徽博物院藏有董其昌早年作品《纪游山水图》册,台北同样藏有一册……

辨伪识真,是董其昌研究的基本前提;反之,不仅妨碍理解董氏艺术精髓,更影响由其贯穿的文人画史乃至海派艺术史的研究。专家呼吁,应尽快建立董其昌书画真伪的判别标准,希望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专题展和此次学术研讨会,能成为董其昌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倘有可能,甚至可以将其列为中国画史中的一门“董学”,犹如文学史之“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