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范小青

范小青最开始的创作初衷只想写一部以“回到苏州”为主题的故事，苏州老宅的前尘往事在她的心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动笔之前，她积累了大量有关老宅子的各种故事，面对堆积如山资料，她突然感到无所适从，“我在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悖论、荒诞，那个真实写故事的自己无法回去了，我要写现实的荒诞和形而上”。

就这样，有了《灭籍记》的“不一样”。这一次，她将目光转向“身份的寻找”，准备用当下的眼光重新打量记忆中的苏州。

距离范小青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裤裆巷风流记》已过去30余年。作为土生土长的苏州人，范小青的作品始终浸染着浓浓的苏州色彩。30年间，“老苏州”逐渐变成“新苏州”，她笔下的苏州书写也在不断产生变化。《灭籍记》中的变与不变恰好印证了范小青创作历程的坚守与革新。

身份的主题在范小青的小说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伴随的是“我是谁”的困惑与追问。现代社会中，“户籍”、“身份证”是几张纸片，更是个人生存于社会之中的证明，它承载的“身份”负载了历史与哲学的多重复杂含义。一方面，身份的证明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如果被“灭籍”，这个人在社会中也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伪造、篡改各种证明又是如此轻而易举。作家李浩认为，“范小青揭示了一个有着世界共性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似乎越来越不信任‘具体’，而越发依赖于‘那张纸’来证明或确立自己。离开这张’纸’，人们的真实生命、真实生活马上变得虚幻起来。《灭籍记》是少见的带有哲学思维的中国小说。”

其实，“寻找”的主题在范小青之前的小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据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分析，“寻找”是范小青小说构思的出发点，从《我的名字叫王村》到《灭籍记》，她的“寻找”逐渐深入，从寻找“一个账本”的具体行动走向寻找身份的抽象，最终走向哲学思考。《灭籍记》从时代风云的变化展现人们身份的起伏，现代社会的结构决定了身份的证明必不可少，但在特定的年代里，身份的证明约束了人们的行为和个人自由，它更像一个薄薄的刀片，阉割掉人们的精神追求。范小青正是通过“寻找”，探求现代社会的结构如何才能更加完善。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看来，这部小说涉及到“一张纸与生命”、“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范小青将主题浓缩为“一张纸”，没有将之全盘荒谬化，也没有过多的加以批判，而是表达出人在现代社会对身份的焦虑和无奈。在“身份的找寻”中，小说没有脱离现实主义精神的追求，同时又带有荒诞性，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这是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是具有先锋性的文学探索。

《灭籍记》中，一张纸可以让一个人凭空变成另一个人，也可以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活在现实中。在现实生活中，范小青看到太多类似的事情，书中所写的故事，是虚构，也是真实。“我自己一家五口人，有三个人的户口本上的出生日期都是2月1日，可是家里没有一个人出生在这一天。”她认为，现代生活中的身份问题就是时代变化中产生的荒诞。在时代“新”与“旧”交替的时候，旧规则没有被完全打破，新规则也没有完全确立，这时就会产生“缝隙”，成为文学创作的源泉。

贺绍俊将这一特点称为“理性的荒诞”。范小青对生活的荒诞性进行理性的思考，这使她的创作不同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荒诞性，继而呈现出一种现实主义的“荒诞的理性”。

小说有这样一段描写，故事三中的人物“郑咏梅”的大学同学开同学会，大家争相回忆自己与“郑咏梅”的过往，殊不知，“郑咏梅”并不真正存在。这样一个被身份证明虚构出来的人，最后反而在漏洞百出的集体回忆中被真真切切的建立起来了。这一情节看似荒诞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历史与记忆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此，范小青称，“我通常对历史的叙述持一种较为怀疑的态度，所以我会在《灭籍记》里有这样的情节安排。即使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在记忆上也会有误差。在我的小说里，关于历史的部分，从来不会作出特别确切的判断。因为有些事情即使是你亲身经历过的，你也很难做出百分之百的精准判断，更何况很多事情是他人经历的，而你只是一个身处其外的听众。”

《灭籍记》不仅轻松幽默，还通过描绘“灭籍”带来的种种机遇、状况让人反思自身，即我们如何与世界相处，是否被’那张纸’蒙蔽，是否还有能力证明“我是我自己”、“我从哪来”的问题。“无论是互联网体系抑或其他体系，所谓的自我存在都会变得相对模糊或更加精确，文学和哲学共同探讨了在当下的社会中如何能够更好地认知自我，《灭籍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李浩这样总结。

《灭籍记》书影

（摄影：罗晓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