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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宫廷舞 靳尚宜 作

2018注定是历史进程的一个节点，40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美术的深度现代性转型，这便使得本年各种创作展览都具有了某种回望与前瞻的意味。艺术的变革与传承其实就是个不断往复轮回的过程，激荡时代的变革也因平缓时代的继承而凝聚新一轮力量的爆发，新的启程就成为平缓之际一种理性的远望观测。

青年美展折射新时代美术教育

第六届全国青年美展于6月8日在中国美术馆的举办，成为2018年美术界最引人瞩目的展览。此届青展包括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漆画、插图、连环画和综合材料绘画等多个美术门类，入选的387件作品足显其壮观规模；而创作上的突破既在工笔、水彩与漆画等领域达到前所未有的写实深度，也在以具象或表现性绘画的方式进行时空穿越、以象征与隐喻来容纳更多的思想内涵。此届青展这种看似波澜不惊的探索，已将传统造型艺术与现代理念铆焊在一起，成为折射青年艺术家人文思考的一种当代性表述。本年度其他颇有影响的青展，还有以“视野与使命”为主题的北京靳尚谊艺术基金会青年教师扶植计划创作研究展、以“铸时代篇章”为主题的青年雕塑家作品展和以“勇立潮头”为主题的浙江省第七届青年美展等。和40年前借助外力打开艺术视野、突破思想藩篱不同，这些青展着重在艺术多元化格局形成之后如何深入构建中国的当代美术。

青年美展的这种创作样态，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的现状与水准。《美术》杂志从本年第一期始，即以百年纪念的方式对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进行历史的学术梳理，以此探讨这一教育思想对中国当代美术教育体系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的确，中国当代美术教育所具有的全球性与在地性，显然是20世纪新兴的现代美术教育历经百年变革与积淀的结晶。蔡元培对美育的倡导，直接促进了其时国立高等美术教育学府的创建和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形成。本年度迎来中央美院建校100周年、中国美院建校90周年、延安鲁艺建校80周年，她们规模宏大的系列校庆展览与研讨活动，不只是对20世纪新兴美术教育的纪念，而且是对中国美术教育现代精神的历史寻绎。

新时代对美术教育提出了哪些新要求，这无疑是中国当代美术教育学科建设与教学改革的重要课题。11月2日，国际美术教育大会在京召开。这个以“新时代的美术教育”为主题的大会，旨在让艺术教育作为改变世界的独特力量，构建未来艺术的全新模式，书写全球艺术史的崭新篇章。国际美术教育大会诸多教育管理者与学者提出的未来艺术教育方向，让中国新时代高等美术教育具有了新的全球视野。显然，新时代高等美术教育既和过去的百年以中国对西方众多美术学科的引进与移植不同，也和本世纪之初因中国经济腾飞而引发高等美术教育大规模扩建与扩招相区别，新时代中国高等美术教育是立足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这一宏大目标、从规模化向品质化的转型而展开。这表明在高等美术教育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既存在差距，也具有在地的某些独特性。因而，创建高等美术教育的国际一流水准，就不仅指要具备国际高等美术学科群的结构模式与前沿性，而且指要凸显中国高等美术学科群建设的在地性与独特性。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探索

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大回潮，是2018年美术创作最为凸显的艺术现象。由文旅部组织实施的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项目入选草图已达132个，该项目本年历经多轮草图完善与观摩评审，已进入放大绘制阶段；中国国家画院组织实施的“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创作工程，已有188件国内部分作品在11月21日通过评审验收。而已经展出并获得好评的是，以“真理的力量”为主题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和以“古代文明与当代社会”为主题的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一带一路”艺术考察专题研究展所推出的优秀主题性美术作品。

应当说，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现当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国内美术创作有关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曾一度被淡化和消解，代之的则是消费性、碎片化的日常生活描写与私密性身体描绘。而造型艺术在图像时代遭遇的困窘，不仅使众多画家将照相图像直接搬进画面、混淆照相图像和造型艺术形象之间的界限，而且，图像经验的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绘画创作之所以能够成为本年度的创作亮点，就在于这些作品既运用图像，又能跳出图像而进行造型艺术形象的再创作。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才发明了照相机，并为其中年后留下极其珍贵的照相图像，这些作品的创作正是借助于这些有限的图像，而对马克思生平进行了较为真实的视觉还原。这里涉及了“合理的情节虚构使主题形象化”、“性格、心理对人物形象塑造的深化”、“主题性绘画独特的多人物组合与场景再造”和“历史题材创作的多场景与多种表现手法”等当代主题性创作问题，正是这些问题的恰当解决，才使得此次创作涌现出的众多优秀作品成为当代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一次美学突破。

有关图像时代造型艺术的境遇以及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价值，显然不只是创作实践问题，人们对此的漠视或误解，显然是受到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影响的结果，因而理论探讨成为破解创作思想问题所亟需的钥匙。由《美术》杂志发起的“图像时代的造型艺术”和“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性”专题研讨会成为本年度美术界引人关注的学术事件。人们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经历改革开放艺术洗礼的人都无形地抱有一种观念，即西方现代主义的崛起，便意味着对再现性艺术存在价值的否定；当代艺术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艺术生产与消费民主化、大众化的结果。因而，在经历现代主义对艺术本体价值的追问和新媒体对艺术观念性的探索之后，如何认知或重建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当代价值，也便成为时代为美术界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这其中关涉了两个最重要的基础理论：一是对图像时代造型艺术独特性的价值认知，二是对造型艺术独特叙事性特征的理论重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绘画创作的突破以及带给人们的理论反思，就在于从过度个人经验的书写转向了对历史宏大主题的叙事；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回到情节的艺术虚构，回到人物性格、心理的深层发掘，也才能真正回到造型艺术本不该丢弃的独特叙事方式。

全球与在地深蕴的文化交互转换

2018年3月15日举办的“时代华章”第二届中国画学会展和7月15日举办的“中国精神”第四届中国油画进京展，都试图以较大的规模梳理与呈现国画、油画的当下创作风貌。油画对于“中国精神”意涵的凸显，显然不只是指表面的“写意性”或“意象性”，而在于油画在具象写实、抽象表现、象征寓意等方面所表达的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心理，是当下社会的某种人文思潮通过油画呈现出的审美特征。中国油画的这种当代风貌，或许在以“中华意蕴”为主题的中国油画艺术国际巡展于7月18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维多利亚诺宫展出所获得的异国回响，能够得到更加明确的印证。此展是继2016年7月中国油画国际巡展在法国巴黎布隆尼亚宫成功举办后，再度将中国当代油画的整体面貌呈现于油画故乡的展览。意大利艺术史学家、策展人克劳迪奥·斯特里纳蒂在该展研讨会发言时指出，中国油画不想成为西方的油画，但是中国油画接受了西方的技术。他认为，不是中国人来摸索西方的艺术技法，而是他们吸纳了我们对艺术的看法，吸纳了我们的文化和传统艺术，同时没有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意大利艺术史学家加布里艾莱·西蒙基尼在发言中表示，从这个展览的油画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关键的差别，中国的概念和西方的概念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绘画传统在逐渐改变，中国艺术家和世界的关系也在逐渐改变，中国艺术家的艺术语言也在改变。应当说，意方学界对中国油画的评价是中肯而准确的，他们从中国油画里既看到了中国艺术的改变和与世界艺术的联系，也看到了中国从文化角度对这种外来艺术的再度创造。

如果说中国艺术这种与世界发展的紧密关联同样还可以在“时代华章”第二届中国画学会展得以窥见的话，那么中国新水墨艺术展（1978—2018）则让人们更多地看到了西方现当代艺术对于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的影响。前者以“当代中国画的时代格局”为学术内涵，力图通过“文脉传薪”、“时代丹青”和“都市心象”三个单元来展示传统笔墨的现代转换。后者于12月18日在北京民生美术馆开展，规模庞大的展览既系统梳理了新时期从传统国画到将笔墨与图式融于一体的新水墨的演变历程，也清晰呈现了从85美术新潮而兴起的实验水墨到以实物、现成品等多种媒材介入的观念水墨的多元拓展。展览以作品的方式呈现了这40年间水墨画坛的数次激烈论争，其间所包含的创作理念的突围与回归，实际上都是在开放的语境下，中国画受到西方现当代艺术的冲击并进行激进变革之后对施行何种现代性转型的探讨。这个展览或还可以反用意大利学者对中国油画的评介，也即中国艺术内部的变革更多体现了与世界艺术的某种同步性。

更富有意味的是，12月18日同日在昆明开幕的以“水墨之上”为主题的昆明美术双年展，展示了来自亚洲18个国家与地区的艺术家共同通过水墨这个中国媒材来讲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艺术故事，呈现了来自亚洲不同国家与民族对水墨艺术的理解和再创。一方面，人们通过此展看到了亚洲国家近现代以来受到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其水墨之中极其鲜明地体现了西方写实艺术以及现当代艺术的技艺与理念；另一方面，也看到了他们对中国水墨拥有一种更深的文化领悟力与文化亲近感。毕竟，与中国邻近的一些国家所处的汉语文化圈，使他们的水墨之作本能地更接近中国画的笔墨意蕴。这个展览与中国新水墨展所形成的文化比照，就在于新水墨展以40年之时间用欧美的艺术观念来接近世界，而水墨之上展则揭示了亚洲其他国家用中国水墨媒材而自然呈现的对中国文化的敬仰与探究，尽管这其中都不免深含其国家与民族的在地文化身影。而如若将该展和中华意蕴油画展比较，则意义也非常鲜明，这就是艺术的“全球”与“在地”，往往也只是文化的“他乡”与“故乡”的某种有意味的转换。

40年美术现代性变革成为新的起点

以全国及各省、市举办专题美展的方式庆祝改革开放40年，无疑已成为2018年美术界最重要的创作主题与展览项目。5月30日中国美术馆率先迎来了“新时代、新徽派”的安徽书画精品晋京展，继之，则有7月27日“大潮起珠江”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8月9日“能量”改革开放40年山东美术发展成果展、9月30日“从长江走来”湖北优秀美术作品展等。其中，以“大潮起珠江”为主题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展以从全国征集与广东经典作品共同组成的270件主题创作，再现了改革开放40年一些重要历史瞬间，而以广东为主办方之一也在于凸显其在改革开放中的前沿作用。此次展览不仅再度彰显了历史主题性绘画对于当下中国美术创作发展的重要性，而且也再度提示人们，已打开国际艺术视野的当代中国美术如何能够在国际艺术发展的格局中找准自我发展的定位。

的确，改革开放40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尤其能够通过美术作品对农民形象的塑造得到直观解读。1980年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拔得头筹的罗中立《父亲》，之所以能够迅疾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不只是首度借鉴照相写实主义手法、画出像领袖形象尺幅那样的精细刻画的农民头像，而且是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仍然贫瘠落后的中国农村。此后，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的詹建俊《潮》，对青年农民形象的塑造，恰恰表达了思想解放的时代大潮对中国乡村的唤醒。作品以富于想象的浪漫主义手法，为人们描绘了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在整个中国乡土大地焕发出的时代激情。而第八届全国美展中郑艺的《走近永恒》、第九届全国美展中王宏剑的《阳关三叠》、第十届全国美展中忻东旺的《早点》和第十一届全国美展中李节平的《小夫妻》等，早已成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美术的经典，这些作品对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城打工并成为城市新兴阶层——农民工的表现，也已成为这一时代最典型的农民形象。这些作品传递出来的既有打工者的艰辛、拼搏与喜悦，更有对中国农民从土地的守望而积极投身现代社会建设并改变命运的奋斗精神的发掘。

其实，历数改革开放40年中国美术创作各个阶段那些让人激情难掩的经典名作，都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对当代文化思潮与人文精神的审美刻录。从对“内容决定形式”的诘问到85美术新潮的“观念更新”，从“中国画穷途末日”的激烈论辩到“新文人画”的逆潮而兴，从“自我表现”的现代主义运动到“新古典主义”兴盛而崛起的写实画派，从“笔墨等于零”的质疑到“守住中国画的底线”而促成的“黄宾虹热”，这40年中国美术思潮与运动的跌宕起伏，似乎都和社会审美诉求的表达及艺术探索的开放度相同步。由此形成的中国当代美术形态，无不以关注现实、贴近民生、书写情思的现实主义为其基本创作方法；而在艺术表达方式上，则又从某种单一的表现禁锢中解放出来，从具象到表现，从意象到抽象，从再现到象征，从挪用到隐喻，从观念到实物，艺术的个性化追求与探索被普遍视作艺术之生命。尽管改革开放40年，中国美术不断占位于全球艺术的发展空间，但中国美术的当代性却始终不离不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与在潜意识里寻求创作灵感、在梦幻心理内探求形象来源、在行为表演中实现社会效应保持着某种距离。

岁尾，上海博物馆以“丹青宝筏”为主题开幕的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再度引发社会的观展潮，在经历20世纪以来屡次文化革命、艺术变革之后，人们反而开启了对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审美的重识旅程，中国文化的传承性似乎本能地具备了一种不断穿越历史的基因。这意味着，改革开放40年中国美术所发生的剧烈现代性变革已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人们更期待中国美术在全球艺术发展的未来空间占位中，能够更多地从民族艺术养分里获得能量与启示，从而为人类艺术发展探寻一条中国式的现代艺术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