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李辉（左）和冯骥才先生（右）

最近，我刚出一本新书《潮起潮落——我笔下的浙江文人》，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老一代的文化人如何学贯中西，如何对美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在我眼里，每个人都有精彩的一面。

徐志摩常在沈从文心中

1916年徐志摩考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读法律预科，第二年夏天该升正式本科了，但北洋大学却撤销了法科，与北大法科合并了，于是他就转入北大，并机缘巧合，拜了梁启超为师，使他的整个视野和文学创作都发生了变化。

1923年，沈从文只身一人从湘西前往北京，追求文学梦想。这一年，他21岁，可谓当年的“北漂文青”。1925年9月沈从文致信徐志摩，两人相见，从此建立友谊。在他晚年写的文章里说，“我算是熟知志摩先生仅余的几个旧人之一，和他第一次见面，就听到他天真烂漫自得其乐，为我朗诵他在夜里写的两首新诗开始，就同一个多年熟人一样。”第一次见面印象非常深刻，一开口沈从文就说徐志摩的散文写得好，他说自己“是个不讲什么礼貌的乡下人”。

当时编辑《晨报副刊》的徐志摩还对沈从文的散文《市集》写了点评“这是一幅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在梦里的一支小艇”，所以徐志摩对沈从文非常欣赏。徐志摩的朋友圈大多是留学欧美归来的文人、外交官等，他先后将沈从文介绍给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叶公超、胡适、梁宗岱、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邵洵美等人。沈从文只是小学毕业，可是，徐志摩却慧眼识珍珠，在沈从文作品中看到文字之美，意境之美，静穆之美。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他却以另外一种姿态，为徐志摩及其朋友们所欣赏，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圈。这次之后，沈从文成为“新月派”的作者，他的《阿丽丝中国游记》最早也是在《新月》上发表的。

1931年11月13日，沈从文在北京给上海的徐志摩写了一封信，谈到北京很冷，谈到方令孺、陈梦家、胡适，还说自己“不想作诗人，也不能作诗人”。他哪里知道，这是他写给徐志摩的最后一封信。仅仅只隔六天，11月19日徐志摩就在济南遭遇空难。朱自清在日记中说，开飞机的机长是喜欢文学的人，难得遇到徐志摩，就让副手来开。如果再飞高一点应该就不会遇到空难了。

美国年轻学者金介甫，1977年写了《沈从文笔下的民国》，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80年，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沈从文有了去美国的机会，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地做了23次演讲，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和王际真重逢。正是1928年经徐志摩介绍他俩才认识的。这次王际真拿出20年代的两本书，《鸭子》和《神巫之爱》，还有沈从文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写的是徐志摩罹难的消息。

晚年沈从文发表文章不多，1982年中风之后，写作更少。但是他所写关于徐志摩的文章却有好几篇，《友情》《喜闻新印<徐志摩全集>》《回忆徐志摩先生》《徐志摩全集》序等。可见徐志摩在他心中的分量之重。从美国回来之后沈从文特意写了《友情》。他写到，北京的朋友带来用铁树叶编成的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沈从文感叹徐志摩与拜伦、雪莱命运相似，年仅三十余岁就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突然的死亡让他感到生命的脆弱，他感到分外沉重，“没有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他对徐志摩的感情特别深。徐志摩帮他发表了副刊的文章，而且介绍胡适等人，包括他追求张兆和，也是因为胡适做媒。对于沈从文来讲，徐志摩是他一生感恩的朋友。

2018年5月是沈从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我将1982年以来所写的与沈从文聊天以及其他文章结集出版，也是对前辈的深深怀念。最后一篇写于2017年，即是《徐志摩常在他心中》。

纯爱在心

最初冯亦代给我的印象，朴实、淡泊、平静、甘于寂寞。他最为痴情的是书，是翻译的乐趣。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忙碌着为《读书》写书话文章。他把这个“西书拾锦”专栏看作他晚年最为重要的事业。

郑安娜和冯亦代都是杭州人。他们在沪江大学认识，那个时候郑安娜演出《仲夏夜之梦》，他们选的同一门课，所以冯亦代说“一见钟情”，他们1939年6月3日在香港大酒店举办婚礼，是戴望舒夫妇和徐迟夫妇为他们证婚。郑安娜一直是宋庆龄的外交秘书，非常漂亮。

郑安娜去世之后，冯亦代把他和郑安娜一起写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日记本交给我，我又一次走进他的浪漫。当时他们先后分别写了两部分日记。前面由冯亦代记述，题为“期待的日子”，时间为1941年10月1日至1942年4月1日；后面由郑安娜接着记述，题为“山居日记”，时间为1942年4月20日至1946年8月25日。冯亦代是连续记录，而郑安娜则是断断续续，有时一年只记了一则。冯亦代写这些日记时，独自一人在重庆。他在1941年1月离开香港，到重庆担任印制钞券事务处业务科主任一职，留下安娜在香港。日记记录的便是他在重庆等待安娜前来与他重逢期间的生活。

见到黄宗英，是1993年她与冯亦代在北京结婚。在此之前，与冯亦代熟悉的朋友们，都为他们两位的“黄昏恋”感到高兴。在迎娶黄宗英之前，冯亦代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每次去看他，他都情不自禁地要谈到黄宗英。待确定下婚期，他又多次与我商量婚礼宴请之事。后来，受黄宗英委托，整理他们之间的情书时，我才发现，细心而兴奋的冯亦代，早在信中就向黄宗英通报了他的京城朋友的情况：“以后来了两个客。第一位是《人民日报》的李辉，他是《萧乾传》的作者，我的忘年交。他看见我书柜里放着你照片，便问你的近况，我骄傲地告诉他关于你我的姻缘，他大表赞同。这样在北京就有宗江夫妇和李辉夫妇及凤姐夫妇（凤子、沙博理夫妇——引者注）知道了，当然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奇怪，赞同，祝福。当然还有你二嫂和赵青一家，以及董乐山。”他们的婚礼安排在三味书屋举行，参加者达一百余人，一时成为京城文化界盛事。那次聚会是我们最早的结识。

黄宗英经历过大的生命变故，她对历史有很真切的感触。尤其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她对人生有一个新的认识。历史永远都会有错误。怎么面对它？她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写了很多作品，尤其写《小木屋》，包括和冯亦代结婚之后坚决要去西藏，所以回来之后就身体不好了，当然也因为她有狂躁症，要打镇静剂。我觉得黄宗英是跟黄永玉的想法差不多：爱、怜悯、感恩。哪怕伤害过他们的人，也不是直截了当地揭露或者咒骂来解决的，而有更高的怜悯、宽容。她一生太苦了，从十几岁许配婚姻开始，经历太多痛苦，看过太多风云变幻，多大的人物都见过，多小的人物她也去亲近过。所以，人在她面前就是普通的，无所谓上下尊卑，而是好坏、对错的关系。这大概就叫洞察人生。

我在复旦的时候喜欢买书，第一次买的书就是《地狱之门》，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当时我请她在这本书上给我题字，她说“你购此书时阿丹刚走，命运让我在十三年后认识了你，从此，在我生命的马拉松障碍跑中，你恰像我的随跑教练。是你，使我的人生无愧于阿丹妻亦代伴，我将在你们的鼓励和厚爱中——生气勃勃地跑、跑、跑跑跑。”黄宗英和巴金一样，对打击过他们的人从来不抱怨，巴金的文章里从来都不说批判他的人的名字。

当时冯亦代写给黄宗英的信，都是以“敬爱的好小妹”“亲爱的小妹”的称呼来表达，两个人就是这样的情感。黄宗英写给冯亦代的信都是粉红色的，几百封信都在我这里，我还想以后出他们的情书手迹。

1996年冯亦代脑血栓、中风，一度失语，当时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我每天去看他。当时冯亦代不能说话，也不能写字了，黄宗英就说“我是演员出身，还不会教二哥发声啊？”她每天用毛笔把拼音字母抄在大纸上，让冯亦代从最基本的发音开始念，每次就写四个字“难我不倒”，最终他恢复说话和写字。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奇迹的身后，站着的是黄宗英。

冯亦代是2005年2月元宵节那天去世，11天之后黄宗英在病房里给冯亦代写了一封信，报告他们情书出版的消息，她说“亦代二哥亲爱的：你自二月二十三日永别了纷扰的尘世已经十一天，想来你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了。你是否依然眷顾着我是怎么生活着吗？今天是惊蛰，毫无意外地惊了我。我重新要求自己回到正常生活……亲爱的，我们将在印刷机、装订机、封包机，在爱我们的读者群中、亲友们面前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你高兴吗？吻你。愈加爱你的小妹。”这是她写的最后一封信，所以我出《纯爱》这本书的时候给这封信起了个名字叫《写给天上的二哥》。

2018年10月4日，李岚清还去医院看望黄宗英，给她画了一幅像，从李岚清开始到我们都是黄宗英的粉丝，李岚清80多，黄宗英90多岁。这样一位老人，她有她的情怀，有很多人会喜欢她、尊重她，会去看她，这也是让人感动的事情。

兄弟之间

董鼎山与董乐山也是浙江人，兄弟二人，均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董鼎山是1947年离开上海，1978年第一次回到中国，当时董乐山带了他的几个朋友，其中就有1946年董鼎山在上海认识的冯亦代。冯亦代当时正在参与创办《读书》，他当场约请董鼎山开设一个专栏，介绍美国文化与出版。董鼎山说已经多年不用中文写作，怕写不好。冯亦代说，我们会修改文字，但文章内容不会修改。董鼎山同意了。正是这一次的归来，他与中国读者从此有了亲密接触。当时对外交流刚刚开始，在我们眼中，董鼎山的文章就是一座不可缺少的桥梁，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文学风景。1984年，他在《读书》的文章，与香港《大公报》副刊发表的文章，结集为《天下真小》，列入第一批“读书文丛”由三联书店出版。董鼎山在后记的第一句话就说：“这本集子能问世，首先得感谢老友冯亦代。”

1997年五卷《李辉文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那时候董乐山已经得病了，他应该是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他对我这个文集说了一些自己的感受，认为我有年轻人生气勃勃的劲头，还有新闻记者的敏感性。他推荐我翻译的《中国通》，作者Peter Rand（彼得·兰德），写美国记者在中国的命运。这本书在他去世这年我翻译完成，是他让我跳出只限于写文人传记的领域，走进更宽阔的写作新天地。

1997年秋天，董鼎山来到北京，我带他去看冯亦代、黄宗英。这一次回来兄弟两人爆发冲突。因为当时董鼎山在香港发了一个书评，评论一本关于中国和美国是否会发生战争的书。他认为中美虽然在意识形态和许多事务上存在矛盾，但是根据国家关系来看，中美不可能爆发核战争。董乐山认为他哥哥在美国，不了解中国情况，不应该这样说话。我印象中董乐山一直是性情中人，疾恶如仇。董鼎山后来告诉我，他到北京与董乐山见面，弟弟大声骂他，从此不怎么来往了。每次从美国打电话问弟弟，弟弟回答都很冷淡，他要从美国回来看弟弟，弟弟说不用他探病，兄弟之间失去和解重逢的机会。一年多后董乐山去世，董鼎山问董乐山的儿子董亦波，说你父亲去世有什么话留给我，回答说没留一句话，董鼎山听了很难过，也很悲凉。曾经亲密无间的兄弟，最后是如此无奈的结局。

黄宗英专门给董乐山写了封信，她说：“想叫弟还想训训你，又总是拿不准你大还是我大，赶快查发现你比我长一岁，此刻你的思维能力和运笔能力总比亦代强吧，首先你得给鼎山写封平安信。有看到你的手迹，哪怕两三行，他也会宽心得多。不然他会胡思乱想的。亦代病了，我在上海，听不到他说话，见不到他一行字，你写几行，别让哥远隔万里日夜牵念。再有，只写些断章残句，两三行也行，多写些累不着，习惯于脑力运动的，一旦停下，有氧细胞也不活跃了。真的，自己想通了，胜过世上一切良方妙药、灵丹、神医。小妹姐、你二嫂子。”老一代的人就是希望兄弟之间不要有太多的矛盾。

2001年我到美国去看董鼎山，他请我吃饭，饭后带我去看老旧书店和欧·亨利故居。后来我开始写《封面中国》，遇到上海地名、商店名称的翻译，像国际饭店、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新新公司、上海俱乐部、华懋饭店……遇到内战期间的史实，无法理解时，我总会去信请教董鼎山，他会很快答复，88岁的他记忆还那么好。多年之后他写了十页的《兄弟之间》寄给我，他说你看看能不能发表，不能发表就放在你这儿。我希望他们两兄弟在天堂重归于好，情谊再续。

美比历史更真实

我喜欢郁风的《又到江南赶上春》《白屋人家》《向日葵》这些画作，那是一种美的享受。其实郁风非常爱写信，有时候写两三千字。她写给我的几十封信，叙述历史，抒发感受，简直就是优美的散文。一次，郁风从澳洲写来一封长信，她引用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美比历史更真实。”读到这句话，我怦然心动，为之震撼。在她眼里，美，远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她在信中写道：

“谢谢你写一篇赞我那幅画《又到江南赶上春》，又提到我在肥皂盒里养青苔当草原，我也不知怎的就是喜欢。信不信由你，直到现在，这一刻，在我桌上稿纸前面，就有个高脚的小玻璃碗，放了几块小石头和水，就养着我们从外面花盆里拔的小草。奇怪的是隔着几千里的大海，这种同样的草，和二十多年前秦城（监狱）放风的小院墙根底下长的小草一模一样！就是这种：三片心形叶子合成一根，就这样的连成一串一丛。你可以问应红，在你们家周围，或阳台上花盆里，她一定见过这种草。自生自灭到处繁衍的小草，也许全世界的土地上都有……由此我就想到，我这个人算不算有点特别，从小到老，现在80岁还是这样，看着窗外一棵树，路边一种花，天上一块云，远远一幢房子，或是什么别的，上帝或人工的操作，只要觉得美，都能使我着迷。这和画画有关，但也不完全是，哪怕是关在牢里的岁月，看着那肥皂盒里的绿茸茸的青苔就舒服，美滋滋的享受，哪怕是片刻，也能完全忘记一切。至今坐飞机坐车我都愿靠窗，只要不是黑夜，我总不想闭眼不看。”

我最近写了一组关于美的文章，《最美窗外》《废墟之美》《美比历史更真实》《美丽的翡冷翠》《一路唱回故乡》《最美丹霞》等，书名就叫《最美》。

2005年10月中旬，我们一行人，黄苗子郁风夫妇、丁聪沈峻夫妇、邵燕祥谢文秀夫妇，前往杭州。只有半天空闲时间，郁风提出要去富阳。大家怕她劳累，劝她不要去，她却执意一个人回去：“谁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回去？我要去给父亲扫墓。”后来她就去了。果然，一年半之后她就再也没回到杭州。后来我又去富阳专门拍了郁华的墓，匾上面的“双松挺秀”，是茅盾写的，指的是郁华、郁达夫二人。

这个老太太一辈子是画家，随笔写得非常漂亮，信写得也特别好，现在我准备做一本她的书信集《郁风致李辉信札》，已请黄永玉先生题签。

“爱美的郁风，永远与我们同在”。

四面出击：虚构、非虚构、文化保护……

最后一部分，我们就要从天津大学的徐志摩回到天津大学的冯骥才。我上世纪80年代就认识冯骥才了，那时我在《北京晚报》当文艺记者，同时也跑体育，见面我会和大冯说说体育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大冯是一个四面出击的人，他的虚构与非虚构作品、文化保护、书画，包括他收藏很多文物、世界名人的信件，都是了不起的。

1975年前后，他写了一首诗《路》，他说：“人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谁也不管谁，我却选定这样一条路。”这是一条真实的路，他一直在做他特别想做的事情。做官什么的对于他来讲不是那么重要，他就想做自己想干、有兴趣、有分量的事情。他从小说、绘画切入，包括后来写《一百个人的十年》，这些年又写了很多非虚构和口述史，包括最近新出的《漩涡里》写他文化保护的过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他对文化的消失有一种紧迫感。

大冯的口才特别好，他是有情怀的人，才会对乡愁，对文化保护那么重视。2004年他在《收获》开设“田野调查”栏目，专门找了一些工匠传人，请他们讲故事，寻访那些传承的过往。出版的时候，作家出版社的书名为《民间灵气》，民间的灵气让传统多了一些魅力。

2017年的时候，我问冯骥才：“你的演讲出没出过书？”他说：“演讲都整理过，但是没有出过完整的。”我说：“那我们给你出一本完整的。”所以他在高铁上用电脑写了说出来的思想，也就是2001年到2016年这15年的演讲集。他的田野工作理论性思考有20年了，想一条线一直贯穿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所以最后他讲“我的演讲包含着我每一个思想的足迹，由于我所做的事是与同道者共同所为，故而在这些言论中自然可见我们一代文化人的知识分子为民族的文化命运而战的思想立场”。这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有四面出击的感觉。

贾植芳先生是我的恩师，他去世之后，因为复旦大学和河西学院是“一帮一”扶持的学校，就把贾植芳先生所有的书送给了河西学院。2018年9月，我们邀请冯先生到场做了一个关于《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文学》的演讲。

冯先生在中国，我认为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他对城市的保护，对民间的保护，包括他的非虚构和虚构创作。我们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如果你有特别想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就会使你走得更加深入。有时候，写作为什么需要史料的支撑，没有书信、没有日记、没有老人的讲述，很多东西都是空白的，都是虚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对历史的研究也好，或者对人物的研究也好，必须建立在非常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我经常在给大学生讲课的时候说，你们回到家里，一定要跟你的父辈、祖辈聊天，他们对你们讲述的东西，都不可能再有了，录音录下来，整理出来就是好东西。我到处都在推广这个理念，就是一定要和老人聊天。我经常跟老人聊天，也受益于和他们的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