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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书写新时代的“史记”

来源:文艺报 | 李春雷  2019年01月18日08:49

正像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所言,这40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个时期,也是文学体量最大的一个时期。我们每一个人都置身其中。它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也最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生命。

眼下,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中华民族进入现代社会后变化最剧烈、最深层也是最辉煌的时期。各行各业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不胜枚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所有这些成就,都蕴含着无数精彩的人物故事,都需要作家通过讲好中国故事来反映和记录这些历史性变革。我认为,具有真实属性和文学天赋的纪实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唱响时代旋律”的最佳文学体裁,也肩负着书写我们新时代的“史记”之重任。

讲好中国故事,最需纪实文学

其实,所有的文化产品,从根本上都是在讲故事。通过故事,去教化人,引导人,雕刻人的心灵,提升一个种群或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水平。

故事里面有人物,有情节,有情感,有喜怒哀乐,有男男女女,有人的潜意识所需要的任何元素。而且,故事的结构是圆满的,有吸引力,有滋场,能把人心不知不觉地吸引过去,改变你固有的、曾经十分顽固的看法和思想。所谓的中国故事,顾名思义,就是具有中国特征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中,必然包括中国人、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现实的精彩和面临的无奈。

那么,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载体是什么?

只有纪实类文学,可以真实、生动、形象地讲述,更生动、更形象、更内幕、更真情,可以毛毛茸茸,可以有血有肉、有筋有骨、有情有义。现实生活的精彩,已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与虚构,人们更渴望阅读真实、真情与真相。这种融通古今、连接中外、纪录真实、揭密深层、精美可读的纪实文学,更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最佳载体。

纪实文学,中国文学的源头

纪实文学古已有之。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汉文字造字之初,就有象形、会意、指事等功能,而结绳记数、记事、记史更是发挥着纪实的作用,这是汉字之根、文学之源。后来,在甲骨、石头、青铜、竹简等材质上刻写的最早的典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虽然已经湮灭,内容肯定以纪事、纪实、纪史为主。“文”的原意便是花纹,便是审美。所以,文学最早的功用,便是用最简洁、最准确、最美感的只言片语,记录事实乃至生命和生活的感受。

上古时代,文史不分,史学就是文学,文学也就是史学。后来,随着文字和社会体制的相对成熟,便有了精彩的叙事——中国故事的滥觞。安阳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很多真实的记录,虽简短,却是纪实文学原汁原味的碎片。《左传》和《战国策》出现后,才有了精彩且完整的篇章;司马迁《史记》,更是将中国故事的精彩演绎推到高峰。

直到20世纪初,随着现代新闻业的出现,纪实文学与新闻相互嫁接,诞生出报告文学。这种文体一出世,就更直接地承担起为现实呐喊、为真理执火的时代重任,并出现了《赤都心史》《包身工》《1936年春在太原》等名篇。

新中国成立后,《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作品,响彻文坛。改革开放春天到来的中国故事,也是报告文学的精彩讲述,《哥德巴赫猜想》《大雁情》《扬眉剑出鞘》等等。

纪实文学创作中的问题何在?

这些年,纪实类文学发表量浩大,貌似繁荣,却又常常被人诟病。为什么?

针对当下纪实文学创作,我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问题:

虚的多,实的少:虚话成堆,大话连篇,多是高大全,少见真性情。

长的多,短的少:现在不少纪实文学动辄数十万字,名曰追求宏大叙事,实则掺沙掺水,是豆腐渣工程,而精美的中、短篇报告文学很少。

报告多,文学少:一些纪实作品大多是一堆枯燥的成果数字、一套运作的经验做法、一摞先进的事迹材料,多经验事迹列陈,少文学语言色彩;多歌功颂德之词,少感人肺腑之情。一句话,缺少文学。

大的多,小的少:不少作家热衷于抓重大题材,过分相信重大题材决定论,时时关注大人物、大案例、大事件。其实,这是一个误区。从小人物身上同样可以折射时代精神和人类命运,小中见大,更能彰显出文学的特殊价值。

提升品质,攀登纪实文学的高峰

书写新时代的“史记”,必须要有全新的作为。

一是改变作风,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是纪实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灵感源泉,这就要求纪实文学作家走进社会底层,深入百姓生活,通过个体的沉浮冷暖,去感受时代的温热与疼痛。

二是精准表现,解决好两种关系。纪实文学创作中艺术性和思想性问题,至关重要。当下,纪实文学创作不是缺少素材,而是缺少发现;不是缺少发现,而是缺少表现。发现了好题材,最重要的是用文学的手法,真实、准确、形象、鲜活地表现出来。

三是增强文体自觉,由文学而反思。创新,并非强调毫无章法的标新立异,以奇、怪取胜,而是强调必须保持纪实文学的基本要义,既不脱离文体特质与本源,着力打破传统纪实文学创作中的“新八股”模式,又要尝试借鉴小说的结构、散文的语言、诗歌的激情、评论的思想,乃至电影“蒙太奇”等艺术手法,增添艺术效果。

纪实文学属于现代,更指向未来。这就需要纪实文学作家要担负起自己的使命,由文学而反思,而诤言。这才是一个真正作家的天地良心,历史责任,民族精神。

总之,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里,如何用艺术的形式,真实、冷峻地反映现实生活,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作家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健全的知识结构,更需要作家站在人类的高度,本着自己的“文学良心”,迈开自己的双脚,走进更深层的生活,去思考更深层的问题,并把这一切都化为鲜活的文学感觉,渗透到文字中,只有这样,才能为新时代留下新“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