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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如雪花飘过 ——我的岁末笔记

来源:中国艺术报 | 陈果  2019年01月14日15:13

人对时间的敏感,总是随年岁一起增长。孩提时代无忧无虑,时间耍不起威风,去哪儿躲了阴凉,没人理会。待长大一些,始信世间确有这么个风一样的存在,也看见了涛走云飞花开花谢。青年时期,日子投影般打在生活的幕布上,你知道不管绚丽还是黯淡,生命和附丽生命的高级与低级的欲望都载于其上溶于其中,于是伸手去抓,然而握在手心的只有“流年似水”的怅惘。濒临中年,头上冒出的白发,无不是岁月举起的刀枪,让你低头臣服,正视并承认自己看起来忙忙乎乎的庸庸碌碌。你终于是在意起时间来了,然而时间在意过你吗?时间才不在意人的感受,不管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这么想来我们多么幸运又多么可怜,幸运的是世间到底还是有公平存在,所谓可怜,登上岁月舞台,你只有一次表演的机会,一旦演砸了,连弥补的机会都找不回来……

下笔之时,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9天,当我驱车驶上高速公路,天空刚刚开始放亮。本是奔一个采访而去,陡降的气温在前方铺下厚厚一层冰凌,我不得不提前下站。有些凌乱又有些严整,有些凉薄更有些温厚的意绪受了天气蛊惑,突然发动起一场大雪,把一个以年为界的疆域,粘连成白茫茫一片。化成雪花的一年,一朵朵从眼前飘过,如银桂吐蕊,如枯叶蝶振翅……

想问王日白

你能想象吗?你真真地听到一个人谈笑风生,而他和你的距离其实早已比千里万里还远。

我是从一张报纸上认识王日白的。报上的人跷着二郎腿,手上夹一支烟,烟圈刚刚形成,以腾云驾雾状,作螺旋式上升。压在头顶的超粗黑标题是这名镇长仕途的终点站,站名可谓虎虎生威:《十多人抓走几只鸡》 ——文字说得清楚,十几人的抓鸡队伍,镇长走在最前面。

没有吐出过类似标题的报纸不是合格的新闻纸,这么说也许有些偏激,但时隔十七八年,我的认识并没有大的飞跃。可王日白亲手炮制的这服药确实还是下得重了一点,我的上级为此一时下不了台——她担负着和平年代里除却防火防盗最为紧要的防务,太平盛世里传出一声枪响,伤没伤着人是一回事,伤没伤着面子又是一回事。“王日白式新闻”此后接连不断,而把自己成功送到“新闻当事人”位置,却是因为他严重冒犯了另一位上级。

在我们这个地界与眼界竞相逼仄的地方,王日白的摄影天赋是叠嶂重峦无力遮挡的一抹光彩。同在新闻界“厮混” ,他的势不可挡让人眼红,但我知道,对于这般跌荡风流之人,挖坑、使绊子、装大尾巴狼吓唬都是没出息的表现,明智之举是把他的才华菜油一样压榨出来——并非每个人都自带光源,但离了光没人能活得下去。

我和王日白的结识自然得就像两只蝌蚪在一方池塘里相遇。当他进化成一只青蛙,我做出了一个膜拜者应有的姿态。八年前,领到一部画册摄制任务,我想到了早已从池中成功起跳的他。他爽朗说出“没问题”三个字,等他提条件,他却没了下文。这项持续半年的工作结束后,省委大院里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通过电话找到我,说看了这本画册,认定我是他们理想中的潜在进人人选。提起这件事是说王日白不仅帮我干过一件像那么回事的事,捎带着还为我的脸上撒了一层金粉。至于我并未借此做了跳高的撑杆另当别论——想不想跳和能不能跳,是可以交叉也可以分岔的两条道。

最后一次听到王日白的声音,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三个多月。临行,他让小罗将他差不多所有个人物品化为灰烬,包括全部画作、在暗房里冲洗的照片以及用快门刻下的若干光盘。他给儿子留下的除了几部相机,大约只有在一年里难得的几次见面中开过的那些玩笑,比如“兄弟贵姓” ,比如“你以后长大了找的女朋友不要比老子的还漂亮” 。至于小罗,她在他的婚姻破产后出现,并分饰了王日白前妻的部分角色。王日白和我被画册捆绑在一起时,小罗曾几次前来探班,姑娘贤淑温良,知性聪慧,仅有的缺陷是神力有些不逮——差不多等了十年,她都没有看到一个女人一生里最想进入的日子。

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上帝只留给他作最后陈述的三天时间。他平静接受了命运安排,嘱咐小罗,不要让别人知道他的去向。

消息突破封锁传过来,我有一种刚刚从影院里走出来的不真实感。一个多月前他从池塘边路过,冲我“呱呱”过两声。因为已是深夜,听见他身边笑语不断,素常夜不出户的我没去凑这热闹。第二天我打电话约他小坐,他说,兄弟,我都走逑了,二回再约。

王日白在朋友微信里的一连串“哈哈”让我的心显得空无边际,待敲出这些文字,空却显得更空。

朋友说王日白栽在了一个项目上。项目雪球一样滚起来,拖得他身心透支,直至把他拖进医院,才知道来得太晚了点。又说他破釜沉舟,也许是为着把朋友圈里的“日白”改写成“靠谱” ,同时让儿子和小罗看到一个四十五岁男人成熟的样子……

一边听朋友说话,我的思想一边开了小差。我想问王日白,要是你龟儿如今仍在把玩相机而不是操作项目,结果又会如何?检验一个男人是否成熟,该对照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清单?一个父亲的责任,究竟该以怎样的姿态落实?

现在的王日白是有大把时间想想这些了。而我们这些看起来活得千姿百态的人,其实并不缺乏发一会儿呆的那点时间。只是,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人,都做出很忙的样子,全世界都离不开的样子,却从来没有问过自己,你忙得是不是真的有意义,以及你所追求的是不是真正所需。

几张面孔

故事发生在同一个公园里。

就快走出香樟林时,迎面走来四个盲人。他们各自拿同伴的肩膀作了拐杖,四只手围成一个“口” ,围成一个流动的城池,看守着彼此的平安。打首的姓刘,其余三位也都在山下“朱医生盲人按摩店”上班,我的头颈肩背同他们的手指头差不多都是熟人。听到我打招呼,老刘很意外也很高兴:天气巴适,我们就约好一起来看看。

看看——他就是这么说的。他还说,这个公园修得巴适,比别个说的还要好看。

你们都看见啥子了?我不知该不该这样问。但我还是问了。

——空气啊,绿油油的空气。

——还有麻雀、画眉子、啄木鸟……听到它们的叫声,你就晓得是哪个蹲在哪儿调皮。

——不是还看见你了吗?

争先恐后的回答在我心中激起一股暖流:他们是光明的盲点,却不是生活的瞽者。他们栖身在黑暗之中,而他们心中的阳光,比这片香樟还要旺盛。

帮我们看清世相的往往不是眼睛,而是我们内心的感受,更多由生活的态度建立。

劳动节是不需要劳动的。于是,去了心心念念的阆中古城。落下闳、袁天罡早已不知所踪,眼前街市的繁华,难掩心中寥落。把一身疲惫摊放在床板,迎着从窗口涌入的市声,一份感慨自心间逸出:古风不再的古城何其多也……

第二天醒得比往常都早。一个有节奏的声音由远及近涌进耳朵,从“沙沙沙沙” ,到“刷刷刷刷” 。把头抬起十公分,一格街道就通到了眼前。一个灰色身影在方格中晃动,与之做伴的,是灯光路过时抛下的影子。情绪一时动荡起来:如果街边没有我这样一个被睡眠遗弃的人,谁会想到古城每日的晨光,竟是顺着一把扫帚抵达?而这条街道此刻的主人,待到天亮就将被汹涌的人海淹没,时间打磨掉一个人的痕迹,实在比清洗人间的欲望要麻利得多。我翻身起床,从一条清冷的古街,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生活。

中天楼至双栅子街口是古城最繁华的街区,六年来,五十八岁的曹鹏清在这条街上磨秃了一千多把扫帚。街道清扫要求在七点前完成,但她给自己另行规定了时间。三年前的一个早晨,扫帚挑起的污水不小心弄脏了游人一条裤腿,她被一顿数落。街要面子,她也要。从此她让闹钟早醒一小时,在这个空间里安放自己的尊严。每月工资一千二,除了自己用,一部分留给孙子。以前她在海南打工,挣得多些,选择回来,也是为了孙子。能力有大有小,她说,责任尽到就安心了。

位卑未敢忘忧责。阆中街头的这句话,是我至今不愿松开的握手。

曹鹏清的从容不能不说是现世中的一股清流,平静水面上,倒映着另一个人的凌乱与空虚。

我去一个高山牧场采访,刚刚和手机信号重逢,开民宿的田姐打来电话,说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客人等着见我。

见面方知此人是一家公司老板,碰巧读过我一本书。谈话间知道老板年轻时经历也很曲折,所以事业壮大后,对于有着相同命运的孩子常常施以援手。若非她的话语不光浩荡而且恳切,我想我也不至于如此冒昧:这次采访,恰巧遇到一个读大一的孩子面临辍学,能不能让这孩子也搭搭您的顺风车?

每个人的成功都来之不易,钱怎么花是别人的权利。所以她慷慨表达的慷慨让我很是感动,为此专门布下粗茶淡饭,代孩子向她道谢。

没想到回北京后,她先是说需要和副总商量,后来让孩子写一个申请,再后来又发过来一个文件,白纸黑字告诉我孩子超过了资助年龄。我在微信上说了理解也说了谢谢,过了很久,她又回我:要不我们破个例?我回:您还是省省心吧。

孩子的学费最终有了踏实的着落。伸出援手的人是一个工薪阶层,业余写写画画,但回报往往敌不过成本。其实对于回报每个人的预期并不一样,就像帮助那个孩子,人家连姓名都没有留下。而他显然又收获满满:大老板办不到的事我都能办到,你说这日子到底谁更过得宽裕?

此后,我时常看见那个老板在朋友圈高频率炫示自己优渥的生活,诸如帆船酒店里的套房、吃剩在碗中的虫草——间杂其间的还有她宿醉后的自拍,孩子气的撒娇,以及一个年近天命的人内心的苍凉。

与别人无关的快乐,注定单薄脆弱。

我愿意

文章从一个采访写起,绕了一圈,又回到采访路上。

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采访和写作,几乎成了这两年业余时间的代名词。可资安慰的是,年尾巴上,旷日持久的长跑抵达终点,新书实现了从声音到文字的转换。

和文字建立起初步的互信,不过是三两年来的事。两个人并肩行走,没有攻城夺寨的抱负,没有彼此间的觊觎与防备,更没有作为差役的唯唯诺诺、处处小心,一路上的艰难险阻,在内心的笃定安详前,无不变得声希味淡。新书从肇始到出版,遭逢的牛鬼蛇神,工笔描画会脏了纸笔。有人为我打抱不平,我倒觉得,写作是精神的舞蹈而非权贵的附庸,这个都能参透,还有什么不能一笑置之。新书十几万言,我没有写下一句违心的话。同样,当有人把这本书的遭遇当成谈资,我只淡然一笑,慢吞吞吐出三个字——我愿意。

如果一件事情被认定是非做不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能心平气和说出这三个字。这,也许是我对来年、对余生的自己最大的企盼与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