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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18年第1期|杨仕芳:谁的天空无一人

来源:《芙蓉》2018年第1期 | 杨仕芳  2019年01月09日15:49

我在一尊塑像面前,想起一个叫文心的女人。她是个会写诗而不愿写的女人。我在西藏一处寺庙门外遇见她。当时她脸上挂着一抹微笑,从西山斜过来的夕阳被她轻轻地含在嘴角,使我想起遥远的故乡田野里的稻花。那之后,我时常在睡梦里无端地遇见她的眼泪,像一场场滂沱大雨。突如其来。我总在大雨中惊醒,浑身湿透,恍惚着,竟分不清眼前是现实还是虚幻。当一个拾荒老人横死在街头,我愿意一切都归于沉寂和虚幻,并为此祈祷。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却愿意以一颗信徒的心忏悔,直面隐藏在灵魂深处的污垢和恶念。我内心由此矛盾重重,杂乱无章,如同故乡山坡上的遍地荒草。那种时候,那个会写诗而不愿写的女人总摇曳着身姿出现在想象里,清清瘦瘦,头微垂,若有所思,沿着一条阳光斑驳的泥巴路迈着碎步走来。黄昏在她背后徐徐降落,拉下一条消瘦而倔强的身影。几条全身灰毛的狗,从落光叶子的槐树底下探出脑袋,举目四望,没发现什么奇怪的事物,觉得无聊,便对着那条泥巴路发出几声沉闷而干瘪的叫声。

我在狗的叫声里再次遭遇那股缥缈的孤独。我不知道孤独是否与生俱来,隐藏在每个人的心底,抑或被日常的琐碎所代替和掩盖?我从一所乡村中学辞职后,背着包四处漂泊,最后漂到南方城市,租借在一间逼仄的公寓写小说。白天睡觉。夜晚书写。我每天游走在现实与虚构的边缘,看到许多孤独的灵魂在城市的人群里游荡。

“人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他们在孤独中不动声色地杀死了自己。”

文心在电话里说。在书写的夜晚,我时常地想起文心的这句话,也越来越愿意接受这句话的含意。我总冷不防地陷入惶恐之中。尤其是夜晚来临,孤独就像夜色一样破窗而入,硬生生地充斥着房间的每个角落,无可逃遁。我退缩到墙角,闭上眼睛,默不作声,过往的鲁莽和过错就像电影镜头在脑子里一一闪现。我祈求宽恕,却不知向谁祈求,能做的只是在小说里向世俗表达歉意。而事实上,我在许多小说都写到死亡,让那些人物在孤独中死去,由此引起不少人的质疑,说我的小说缺少阳光,充斥着阴暗、残酷和悲观。我不置可否。我总是把小说里的人物推进一个个陷阱,让他们哭喊、挣扎与反抗,向死而生,或绝望沉沦。我从没拯救他们,是无法拯救。那个叫蒋宇凡的老人也被我推进陷阱,成了一只垂死的困兽。我不认识他,却让他在小说里受尽磨难。不管生活里是否存在这么一个老人,写到小说里都成了捏造出来的虚构故事,完全可以让老人安度晚年。然而,我却无法说服自己。

“生活本身不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悖论吗?!”

在拾荒老人死后,李勇对人生的思索似乎换了一种方式。他是一名警察。他不喜欢这样的思考。他曾对我时常被这种自我辩驳的问题逼进死胡同感到不满。他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之所以坚持写小说,正是因为心里存积着太多这种想不清的问题,想借助小说透过繁杂的人世走向隐匿的真相,尽管至今都无法确定是否奏效。“仕芳哥,你要知道写作本身就是生活的真相。”文心说。她说这话时是我和她在西藏第二次遇见。那时蒋宇凡这位老人还没走进我的视野。他还背着蛇皮袋在漫城的街头捡拾垃圾。我从不知道我的命运将和素不相识的拾荒老人纠结在一起。命运有时真是捉摸不透。“顺着心去做就好了。”陶华说。她是在我第二次进藏之前这么对我说。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她患着尿毒症。她是李勇的女朋友。“你是因为文心在西藏才去的。”李勇说。我没有否认他的说法,但是我并没有把进藏的事告诉文心。在文心消失后,李勇才告诉我是他把我进藏的消息告诉文心的。他担心我会死在西藏。那是客死他乡啊!可是,何处又是故乡?!在我和文心第一次遇见,这种莫名的感慨就一直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是不知对谁说。那时我和文心并肩坐在西藏寺庙外的石块上,阳光明亮地落在对面的荒坡,一棵红豆杉在山崖边突兀着,枝条扭曲着向上生长,孤独而倔强。

“仕芳哥,很多时候树木比人坚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只要还活着,所有的树木都会拼命地往上长,哪怕只剩下残枝废条。而人不一样,往往被灾难击溃,从此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丢掉了整个天空。”文心说,“但是,树木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不知感伤,而人会,这份感伤到底是优点还是弱点?”

我没有回答。是回答不上来。她说这话时没有看我,目光越过对面山崖上的红豆杉望向空无一人的天空,似乎在发问之初就不奢望我能做出什么回答。

“我认同文心的话,你知道,要是在多年前没人赞助我,我的人生也被击溃,肯定是另外一番光景,就不会是现在的我,就是另一个我了,我说不清那个我是什么样,至少在他的世界不会遇见你,也不会知道有个叫文心的女孩。”李勇说。他脸色沉郁。当时我们坐在酒吧里。那天我收到出版社寄来的稿费,约上李勇到酒吧喝酒。我们时常到那家酒吧喝酒。那是一间小酒吧。叫漆。店里摆几张桌子,似乎很随意,坐在那里却很舒适。窗外伫立着几棵法国梧桐。夜晚,不时有流浪歌手来到树下卖唱。歌声疲惫而沧桑。我喜欢他们用沧桑的嗓音嘶吼着黄家驹的《海阔天空》。他们疲惫的人生际遇混在死去的黄家驹的情绪里,最终像夜色一样紧紧地把我包围。我在这种情绪里成了一根随波逐流的水草。每每听到“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句歌词,内心总涌起某种莫名怅惘,甚至热泪盈眶。

我仿佛望见那只消失在故乡天空里的苍鹰。

拾荒老人是在一个雨夜里死去的。陶华的肾脏移植手术就在那个雨夜进行。李勇中途回了一趟家,再次赶到医院时,满脸疲惫,眼里闪着惶恐和慌乱,半条裤筒都湿透了,似乎跌进水沟里。我还没来得及问,他的电话就响了,局里的电话,让他去处理发生在医院附近的交通事故。拾荒老人就死在那起事故中。

“拾荒老人死得很惨,被车从身上辗过,快不成样子了。十三岁那年,我母亲也出了车祸,那个夜晚也下着雨。我母亲没留下一句话就走了。而我父亲在早年间离开了我们,至今不知去向,是死是活。”他在叫漆的酒吧对我说。酒吧里的音乐淹没了他的悲伤。窗外的梧桐树下又有流浪歌手在嘶吼卖唱,唱的不是黄家驹。李勇的泪悄悄滑到酒杯里,生怕被旁人发现,慌忙一饮而尽。“我母亲还能留下什么话呢?她是被一辆大卡车撞死的。那车是辆黑车。逃了。查不到。”

“他在那时就已经死了,是悲伤杀死了他,现在他想重新活过来。”文心说,“现在活着的他并不是他自己,而只是一个他幻想出来的人而已。”我不赞同她的话,却无心辩驳。在欧阳朵朵离开我之后,我忽然对述说失去了欲望,更何况是反驳。直到经过西藏的劫后余生,我才发现自己还有许多话要说,于是辗转到南方公寓里写小说。我在小说里和整个世界对话,以平缓内心的屈辱和愤恨。

“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害死我母亲的肇事司机,想着他的生活,他的家庭,想着他有什么习惯和爱好,他是否喜欢看电影,如果喜欢,是喜欢莱坞大片,还是国产烂片。不管怎么样,有个问题是绕不开的,他是一个罪人,要受到惩罚。这在好莱坞还是国产烂片里都是一样的。可是,有时我对此又产生怀疑,想要按规则惩罚这个罪人,却又不想给予他相关的人带来灾难。要知道那些人是无辜的,他们又凭什么要承受这种伤害?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我在想这样的惩罚有多大意义?”

在拾荒老人死后,李勇越来越愿意提起他的过去。“我劝他放下,人世茫茫,有什么不可放下?”陶华说。那时她已经完成肾脏移植手术,躺在散发着药品味的病床上。她脸色苍白而憔悴,气色里却透着一股韧劲。她不愿看到李勇内心备受折磨和煎熬。我们都劝不了李勇。此时,他不像一个警察,更像一个思想者。在写了多年小说后,我仍然找不出这些答案。犯了罪就要接受惩罚。这并不鲜见。问题是,对罪人的惩罚本身是否也是在犯罪?我们是否在满足内心的私愤和报复的快感,却选择性地屏蔽和遗忘另一种伤痛?

“仕芳哥,你不是告诉我吗?人生在世不必计较太多,那样会活得累。”

文心说。这话的确是我跟她说的。当时她正在离开一个男人,对人生和前途感到迷茫和绝望。我就劝她不要计较太多,与他人计较其实就是和自己较劲,其结果便不言而喻了。现在,她把我的话搬过来劝慰我。她是笑着对我说的,目光如秋水,脸上呈现出西藏天空般的纯净,似乎整个身心进入了顿悟的境地。欧阳朵朵离开时,脸上也现出这般神态。难道她离开我的生活是一种顿悟?这想法像被什么撞击一般。后来,我时常将它归于命运。而我,忽然明白内心里驻扎着神灵和魔鬼。

我第一次去西藏,或许正是内心里的神灵和魔鬼所指引。那时我愤而离职,心里万般憋屈,四处漂泊,南方、北方,走的地方越多对人世就越怀疑,最后选择向西藏,内心里回响着一阵声音:别再回来!我隐隐地渴望着离去,不再回到世俗里。我患上了高原反应,躺在纳木错的旅馆里,连续数日胸闷、呕吐、食欲不振,几度虚脱昏厥,没感到慌张和害怕。在迷糊中,一个小喇嘛来到我床头,为我默念经文。我听不懂经文,我觉得他是在为我超度,他是为一个即将逝去的灵魂超度。我想我快要死了。那些经文雨水一样暖暖地滴落在我心间,我在异乡得到了安慰。那是我的归途,我别无他求。我慢慢地扭过头往窗外望去,看到西藏那片纯粹的天空,死亡像阳光一样纷纷而降。我想在死之前回想着欧阳朵朵,脑子里却浮现出一个叫玲珑的女孩。她孤零零地站在河岸上,忧郁而迷茫,几只鸟从她头顶上掠过,抛下一片空旷而孤寂的天空。

“她是你最想思念的人。”李勇说。怎么可能呢?我愤而离职就是因为这个女孩。“你离职并不是因为她,她只是你离职找到的一个恰当借口而已。”文心盯着我的眼睛说,“很多时候,尤其是在犹豫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左顾右盼,而突然出现的借口总会助推着我们做出决定。其实那是懦弱的内心找到一条退路的借口。”文心满脸认真地说。“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较量,而对手多半就是我们自己,结果往往被自己打败,被那个陌生的自己,从不认识的那个自己。你不必相信我,也不必怀疑,相信你的眼睛和内心就好。”陶华躺在病床上低低地说。声音极其虚弱,似乎一根稻草都能压断。

可是,那个叫玲珑的女孩,怎么会是我最想念的人呢?她是我的学生。她在一个闷热的下午给我发信息,说她病了。说她躺在旅馆里。说她父母不在身边。说她没人照顾。说她凄慌。说她害怕。说她哭泣。我第一反应就是去看她,把她送往医院治疗。“朵朵离开你,并不是玲珑的出现,也不是因此看透你,而是她看透了她自己。”文心说。声音很低,几乎听不到,似乎生怕我生气似的。回想那个下午,我急匆匆赶到旅馆,那是一只没有窗口的小房间,散发着一股腐烂的味道。玲珑蜷缩在被子里说她喝多了。她竟然喝酒。竟然对她老师说喝了酒。就不会编个谎话吗?我忍着火气劝她去医院。她拒绝了。她脸色绯红。她胸脯过早地突兀,似乎暗示着什么。我不禁想起欧阳朵朵。她和她有些像,都那么令人怜爱。

她的父母把我告上法庭!

“你心里有杂念,即使只是某种莫名的情绪,这种情绪可能和阳光有关,可能和当时看到的事物有关,也可能和突然想到的毫不相关的事件有关,但这就是杂念。”李勇板着脸分析说。“你被告,并不是偶然,也不是无理取闹。”文心说。我们躺在西藏的斜坡上,望着空旷而蔚蓝的天空,洁净的云朵被遗忘在那里。那时欧阳朵朵跟一个浙江男人走了。天南地北。往事如烟。有什么在心里翻滚,慢慢地漫上头顶,把我整个人淹没了。我心里陡然感到沉重。往事和现实在阳光下交织,显现出另一番陌生景象。我恍惚着。那些天我在西藏的暗夜里回想着赶往旅馆的下午,想要是叫上别的老师一同前往,就不会发生误会吧,就不会被告上法庭吧?但是,叫上别人能证明的只是行为上的清白,而内心的污秽不是暴露无遗?那些被隐埋着的恶意就不是恶吗?

“你不该如此为难自己,你要给自己的灵魂放一条生路。”文心不无担忧地说,“人有时候就是活在一种莫须有的情绪里。我想原告就是被那种莫须有的情绪控制着,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不知道被莫须有的情绪所绑架。而你,是被世俗的自己所绑架。”我不理解这番话,却不自觉地默默点头。最终,法庭无法证明我睡了女孩。诚然,我也无法证明没睡女孩。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我由此名声扫地。欧阳朵朵在那时拂袖离去。我也没法再在学校待下去。

“我没有死在西藏,我很庆幸,那时我闭着眼睛等待死亡来临。”我对李勇说,“你没想到,我的病居然会不治而愈。活过来后,我忽然理解了西藏的天为什么宽广、明朗、空无一人。”

“在生死面前,所有的事情都微不足道。”

我又说。李勇怔怔地听着。我告诉他我就在那时遇见文心。那时文心摇晃着身体来到我面前。她明显喝多了。她的几个朋友想架住她,都被她用力推得踉跄。他们就任由她向我走来。我不知道她是谁,出乎礼貌对她笑了笑。她对我的笑很不满意,双手架到我的肩膀上,用力地摇晃着说:

“你是广西人吗?”

“别骗我。”

“我听得出你的口音。”

我没有搭理她,她的朋友在背后虎视眈眈,不想在他乡给自己招惹麻烦。我站起来正要走开,却见她眼里闪一道暗光,渐渐地陷下去,如同故乡隐退的傍晚。我被什么猛地刺了一下,隐隐作痛。我抬头认真地打量她,发现她眼角含着泪花。我慌忙告诉她我是广西人。她猛地抱住我哇地放声大哭,似乎遇见失散多年的亲人。她的几个朋友连忙跑过来拉开她。她紧紧地抱住我,双手藤萝一样缠着我的脖子。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她的手从我的脖子上剥开。

“我想回家!”

她被朋友们强行架出饭馆。她扭过头大声哭喊。那句话刀一样扎进我心里。我也想回家啊。可是,我又能回到哪儿去呢?欧阳朵朵的离开,我的内心已被连根拔起,无处归去。“仕芳哥,我发现我们是悬挂在同一根藤蔓上的两只苦瓜。”文心在我们第二次遇见时说。那回她说起她的故事,说起她的故乡,说起绕过村庄的小河流,说起走失的小黄狗,说起她自小迷恋西藏,为了追随在西藏工作的男朋友不惜与父母决裂。她父母早为她安排了生活,富足的生活,她却坚守内心的渴望。“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她淡淡地说。脸上泛出几许忧伤。几年后,她男朋友厌倦了高原生活,她却选择独自留下。“疲惫不堪时就想家,那种想念是蛀骨般的,很疼,很痛。”她望着天空说。“想家就回去嘛。”我劝着说。“要是能回去就早回去了。”她低垂着头,“我回不去了,我父亲不在了,生活已物是人非。”

她回不去了,谁人又能回去?

“她是一个单纯的女子,世界在她眼里是平和的,没有任何恶意。”李勇说,“她就是一个错落到人间的天使。”李勇说着脸上呈现出一片难得的平和神情。那时陶华还没住院做手术。拾荒老人也还没有闯入我们的生活。“她活在人间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李勇说。我没有回答。“并不是活着的人都是真的活在人间。”文心对我说。那时拾荒老人已经在下着雨的街头死去。“很多时候,活着只是一种假象,人们并不知晓自己没有活在人间,而只是活在假象里。”

这话有问题。

我却找不到破绽。

“有时候问题本身是不需要答案的,如同孤独就是一种存在。”文心说,“我越来越相信这一点。”我点点头。中秋的夜晚,她从西藏打来电话。挂断后,我开始想象着她的身影陷入黄昏后的黑暗。那是一只无望的洞穴。她对此却毫不在意。我时常在想象中看到她身旁是几棵高大的木棉树,血红的木棉花蛮横地绽放。西藏没有木棉树。

在失眠之夜,我总不禁想起那个叫蒋宇凡的老人。我与他素不相识,却那般熟悉,似乎是我的父亲、兄长、同学和弟弟。在老人死去之后,我竟无法肯定蒋宇凡是否在这个世间存活过。我能肯定的只是老人顽固地活在记忆中,比任何在眼前晃悠的人都真实。在写了多年小说之后,我更愿意相信记忆里呈现出来的东西。

“越熟悉的东西往往越容易欺骗人。”

李勇说。他接手处理拾荒老人的案件后,说话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那时陶华躺在病床上,被病痛折磨着,却每天都面带笑容。“你认识你自己吗?”李勇逼到我面前问。那天晚上我们又到那家漆酒吧喝酒。喝闷酒。我没有回答他,是不敢回答。我不知是否认识我自己。我不相信上帝,却在迷茫和绝望时,渴望着神明指引方向。到底是哪个自己在作祟?不管怎样,我都愿意听从内心地召唤,把叫蒋宇凡的老人引渡到面前,连同他的苦难和悲伤。我想着该如何让他走出困境。我在想着不下百种方法之后,竟发现那个他所遇到的困境其实就是我的困境。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把他写进小说里,而他在小说里紧紧地抓住我。我和他毫无关系,却生死相依。

“你为什么不辩护?”

李勇问我。他对我在法庭放弃辩护感到不解。我对他笑笑,心想这有用吗?他就不再说什么,对这样的结果早就心知肚明,有罪无罪都将万劫不复。这是命运。“把灾难归结于命运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暗示。”文心说,“这种心理暗示早就在内心存在,只不过被外在的日常所淹没。”她在离开叫覃潭的男人后,似乎在一夜之间洞悉了人生真谛。“伤害往往能带来更多的思考。”李勇默默地说。文心与男朋友分开后,覃潭走进了她的生活。当她发现这个男人有家室,便决绝地提出分手。她不想以爱情的名义伤害无辜。“你要分手可以,但是你不能去闹,这道理你不会不懂,是吧?难道你想让我家庭破裂、声名扫地,甚至被开除公职?”叫覃潭的男人说。文心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到一张极其陌生的脸。她发现自己从来就不认识他。

“他竟然拿着我的善良来威胁我,竟然担心我会去报复他。他心虚才这个样子。他不只是和我在交往,同时还和别的女人。他害怕我捅破他的面目,使他万劫不复。他真正害怕的是这个。这太没有道理了。或许,他曾喜欢过我,但那绝不是爱,他的行为再次诠释了人性的弱点:每每在灾难面前,在人生的岔道口,最先想到的往往是自己。这是自私,也是人的本性。”

文心说,眼里满是忧伤。我点点头,不禁想起欧阳朵朵。她的眼睛也时常充满忧伤。我无法忘记她的眼神,无奈、悲伤而执着,在阳光下散发一股逼人的寒气。在欧阳朵朵离开后的许多雨夜,我独自走在林荫小镇的街头,几盏路灯悬挂在贴满灰尘的电杆上,路上没有汽车和行人,野猫在角落里晃荡。我不愿再回到学校里去。她走了。学校空落了。整个世界都病了。她带走了我的灵魂。

“那你为什么不努力留下她?如果你足够爱她,她不会计较别的东西而留下来。我是女人比你更了解女人。女人怕的不是你贫穷和困顿,而是你不敢给她描绘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文心说,“只能说你并不真正地爱着她。你更在乎你自己,在想着可能的退路,这就是自私,人之本性。”

我每每被文心的这些话刺痛。我借宿在小酒家,依窗饮酒,窗下是一湾溪流,月色落在水上,恍恍惚惚,如同做爱后的梦境。我想起和欧阳朵朵在狭窄的房间里读书和做爱。狭窄的房间容纳着整个世界。一切都是我们的,连同闷热的空气。窗外春暖花开,街上喧闹繁华,远方的海洋以及宽广的旷野,全都与我们无关。我们躺在河流里,随波逐流,无需惦记和赞美。我们只在乎对方。我们做爱,呼吸,迎合,相互撕裂,在弥漫着鱼腥气味里感受生命的奇妙。“孤独时喝下的酒那不是酒。”李勇说。那些夜晚老板娘在注意到我,脸上始终挂着笑,双眼含情脉脉,却也在注视着别的客人,到底是在招揽生意还是卖弄风骚?我不知道。她身着华丽,涂脂抹粉,却掩藏不住岁月在面容上留下的沧桑。我心里抖一下,接着恨意和快意一起涌来。“那是一种暗示性的报复,是一种转移性的情感作祟。”李勇说。我没有回答,下意识地顺着他的话望去,看到内心如同冬日寒雨般阴冷。

“朵朵走了。”

“我不怪她。”

“我只是感到挫败和难过,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出生活。”

我期盼与她再次相遇。我想象不出再次相遇是怎么情景,是她身边多一个男人,还是我身边多一个女人,或是我们都已儿女成群白发苍苍?我猜不出来,只知道时间将把我们推入现实里。在和文心结拜成兄妹后,我时常在想,要是我和欧阳朵朵不再相遇,那么我还是我她还是她吗?我们在对方的世界之外存在,无论呼吸、挣扎和做爱都与对方无关,除了思念会在孤寂的夜里偶尔来临。倘若没有了内心的孤寂,我与她是否早就无以维系?我再次跌进荒诞里。从天而降的阳光异常耀眼。

“你和文心结拜不难理解。”李勇说,“那是在完成一种心理仪式。”我和文心是在西藏的寺庙外对天跪拜。我不禁想起离我居住不远的公园里静立着那尊塑像。那是一个活在历史里的古人。每年清明,人们都会在塑像面前拉起横幅,集体祭拜。人们在这种祭拜中完成某种内心的仪式。

那么,谁又会去祭拜蒋宇凡老人?在老人死后,李勇带着我到他家里。他是一个孤寡老人,无儿无女,拾荒为生。老人从垃圾堆里抱回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失聪的男孩。那个孩子坐在屋子里,呆呆地望着门外,嘴角边淌下一丝口水。孩子是在等待着老人回来吗?孩子的记忆是否有死亡?而老人在临死前想到这个孩子吗?想要对孩子说什么话吗?“你要把这个老人写出来。”李勇说,嘴角动了动,欲言又止。我点点头,理解李勇在当年承受着什么样的伤痛。“必须写这个老人,他就是一部小说。”文心望着我说,眼里闪烁着某种亮光。在她消失后,我才明白她眼里的那道亮光是什么。“陶华也值得写,她的内心就是故事。”文心又说。文心唯独没有提到欧阳朵朵。

现在,我却试图把他们一起写下来。

“李勇活在一种假想的苦难里。”

李勇把失聪孩子带回家后,文心这么说。我能理解李勇的行为。他曾经是一个被生活抛弃的孩子。他在俗世间就是一个失聪的孩子。庆幸的是,他得到一位匿名人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成为一名警察。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这个匿名人,终究寻找不到。“假想?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什么时候不被假想这种东西所淹没和代替?”李勇说。那时陶华的身体一天天好转,李勇却陷入一种莫名的忧郁中。“我能理解他,他的心太苦了。”陶华对我说,“你去劝劝他吧,他太认真了。”

我答应了,还没等我开口就被他劝住。李勇说:“你不用劝我,你是作家,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对吧?就说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情吧,只要有领导来检查工作,这个地方的人们就会上下忙乎,还为了迎接进行彩排,并在街道两旁的树枝上、电杆上挂上红灯笼,洒水车清扫着街面,如同过大年。”他看了看我又说,“但是,有一点你要想明白,这些工作并不是来检查的领导要求做的,只是地方上的人揣摩着领导的心思而做的,这就存在一个问题,要是揣摩错了呢?”

“仕芳哥,我也觉得人都是被某种假想给绑架的。”文心说,“多数时候,领导看到街上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夹道欢迎,即使心里不赞成,但在脸上还是挂着笑容。而这种笑容所产生的误会往往导致假想成真。反过来,领导之类的人被这种假想绑架了,进而绑架所有人,包括你我。”

这个在西藏的土地上顿悟的女孩,我第三次进藏时,毫无征兆地消失不见。她离开了生活数年的纳木错,没人能告诉我她去向何方。她就像那只消失在故乡天空里的苍鹰。我来到和她一起躺过的山坡,对面山崖上的红豆杉依旧孤独而倔强,头顶飘浮着似曾相识的云朵,净朗的天空无一人。

“我们所有人都会活下去。”

这是文心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那是晚上,明月当空,我给在西藏的文心打电话,告诉她她家乡的情况。我特意走进她的村庄。几十户的小村庄,坐落在山坳里,现在全村人都搬到山外去了。她父母都已离世。她的老家因无人居住,久年失修,长满野草,几只老鼠在阳光下招摇,并不把突然闯入的我放在眼里。我爬到半坡上,扒开萋萋荒草,找到她父母的坟堆。我猜不出已有多久没人来扫墓。他们被遗忘在山坡上。我木然地站在那里,却在心里替文心双足下跪。文心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小心翼翼地提起她的村庄,生怕她伤心难过,号啕大哭。她在电话那头沉默半晌,最后轻轻地说:“这就是人生,我们所有人都会活下去。”我以为她说的是陶华,没想到是在向我辞别。她要到哪里去呢?我跑到她家乡寻找,她压根就没有回去。“如果她决心离开,你是找不到的。”李勇说。我在他眼里也看到一种逃避。他在逃避什么呢?他是一个汉子。他直面惨淡人生,肩上挑着一个病人和一个失聪孩子。即使如此,也无法掩饰他内心对逃离的渴望。文心的逃离出于此吗?如果是,我是否该继续寻找下去?就算找到她,还能把她找回来吗?

“会的。”

陶华安慰我说。她做了手术,医生剖开她胸口,掏掉损死的肾脏,换上鲜活的。那是从谁身上摘下来呢?医生没有告诉她。她猜想是某个死刑犯。那个人死了吗?“不要胡思乱想了。”李勇劝她说。她却止不住地想,要是肾脏是从死刑犯身上换来的,那么那个犯人已经死去,而他的肾脏却还活着。那个人已然不知道。她想到身体和灵魂是分开的。比如那个死刑犯就是。他的躯壳死了,灵魂仍然活着,随风飘荡。这想法使她想哭。

“想哭就哭吧。”

我到病房里看望她时说。她强忍不让泪水掉下来。她知道自己没有死,依靠他人器官活着。到底是她自己活着,还是他人活着?在潜意识里,她是她自己,而身上的肾脏却是陌生人,是她不知道这个陌生人是谁,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存在,不知道他的过往和未来。她不就是那个陌生人吗?她缩在陌生人的躯壳里,如影随形。太不可思议了。她感到很累,疼痛漫来,压迫她的神经。医生在身边忙碌。我和李勇站在床前。李勇满脸焦虑,神色慌张。她对我点头笑笑,想告诉李勇她没事。她的嘴却无法张开,似乎那不是她的,不愿听从她的使唤。她想用眼神告诉他,医生挡住了她的视线。她的目光就停在医生的脸上,没有看到医生的表情,被口罩遮住了。她在他们眼里看到意外。他们并不慌张。他们每天都看见死亡。她相信自己躺着的那张床上也死过人,而且不止一两个。如若亡魂没有离去,那么此时就蹲在角落里盯着她吧。她为此感到难为情。

“你要知道我心里的感受。很多时候你写的小说,对我的生活和内心都起不到半点作用。我觉得你写的小说,离这个人世和人心有很大的距离,或许说你走的路偏了,我不懂小说,但是能感受。”

李勇说。他对我的小说感到不满。我不愿与他计较。他把虚构的故事等同于现实。这时常使他陷入困境。我曾在小说里描写过车祸现场的惨状:一个醉汉过马路被飞驰的汽车撞飞,再从那人身上辗过,醉汉整个人就破碎了,血肉模糊地散在地上。“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噩梦。”李勇说。他无意间读到这篇小说。他在小说里读到他的童年,于是四处寻找文章的作者。他在一个逐渐暗淡下去的黄昏敲开我公寓的门。那天我们来到那家叫漆的酒吧里喝酒。在之后,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是警察与罪犯。在他的讲述里,我渐渐明白他当上警察,就是要找出害死他母亲的凶手,把他绳之以法。

“仕芳哥,你应该能够想到,李勇寻找那个凶手,其实是在寻找那个死去的自己。”文心说,“他是找得到的,没有谁能这么轻易回去,活着的人都是无路可退。”

“文心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李勇说,“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在他当上警察之后,渐渐地发现警察与想象中不一样。“在老人死后,我对很多东西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参加过一名老将军回乡的安保工作,感受很深。那两天全县所有警员,甚至还从附近市县调来大批警员,身着便衣,装扮成普通百姓守在各个街口,不许群众随意走动。我的任务是守护临街的一户人家的窗口。在老人遇难后,我似乎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他叹了口气说,“老将军走过的街道,无论看到的是什么,都是装扮出来的。他所接触的老百姓,要么是训练有素的干警或者公职人员,要么是言听计从的本地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说什么话,怎么说,甚至如何笑,露出几只牙齿都进行过彩排。那是不让老将军看出破绽。问题是,老将军看不看得出来,它都存在,都是虚假的存在。难道这种虚假才是生活的本真?要知道,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大家在演一场秘而不宣的假戏,却都兴致勃勃。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不由对呈现在眼前的事物产生怀疑,也对为什么活着产生怀疑。”

我没有应和他。在生死面前,存在即是意义,哪怕是虚假。很多时候,对此没有意义,对彼却有。那时我发现活着的人周身都存在着许多壁垒和围墙,无人能逃脱。如同老将军被以保护的名义囚禁着,而保护着他的人却被另一种摸不住的东西所囚禁。

“生活就是一只巨大的牢笼。”文心有些忧伤地说,“我就是想飞,飞到天之外。”

不久后,文心真的飞走了。我心里憋得慌。我约上李勇又到漆酒吧喝酒。李勇带上失聪的男孩。男孩挨着李勇坐下,看起来很安静,只会呆呆地傻笑。“他这样是幸福的。”李勇看了看男孩说,“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是一种幸福。”他的话不无道理,我却不赞成,又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还记得陶华动手术那个雨夜吗?我从家里往医院赶,在三岔路口撞上一根木头。我停下车,撑伞下车,雨很大,想把那根木头挪开,以免后面的车遇到危险。那时雨水啪啦地下。我刚下车,就听到陶华绝望的呼唤,那是濒临死亡地呼喊。我得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她身旁,便放弃去搬那根木头的想法。我跳上车赶往医院。”李勇饮了几杯酒后说,“你知道,我到医院不久就接到出警电话,去处理车祸事故。就在那个三岔路口出的车祸。你知道,那里并没有什么木头,而是拾荒老人被车撞了,救不过来了,肇事车也找不到。”

我看着他。他看着男孩。男孩在傻笑。“其实,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李勇含着泪光说,“你早就应该去报警的。”他没有看我,也没有看男孩,目光落在窗外,梧桐树下是一对小青年来卖唱,没有唱黄家驹。我想走出去请他们唱,却始终没有离开椅子。此时,昏暗的夜色混夹着嘈杂的声响,从四面八方咄咄逼人地挤压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