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在一尊塑像面前，想起一个叫文心的女人。她是个会写诗而不愿写的女人。我在西藏一处寺庙门外遇见她。当时她脸上挂着一抹微笑，从西山斜过来的夕阳被她轻轻地含在嘴角，使我想起遥远的故乡田野里的稻花。那之后，我时常在睡梦里无端地遇见她的眼泪，像一场场滂沱大雨。突如其来。我总在大雨中惊醒，浑身湿透，恍惚着，竟分不清眼前是现实还是虚幻。当一个拾荒老人横死在街头，我愿意一切都归于沉寂和虚幻，并为此祈祷。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却愿意以一颗信徒的心忏悔，直面隐藏在灵魂深处的污垢和恶念。我内心由此矛盾重重，杂乱无章，如同故乡山坡上的遍地荒草。那种时候，那个会写诗而不愿写的女人总摇曳着身姿出现在想象里，清清瘦瘦，头微垂，若有所思，沿着一条阳光斑驳的泥巴路迈着碎步走来。黄昏在她背后徐徐降落，拉下一条消瘦而倔强的身影。几条全身灰毛的狗，从落光叶子的槐树底下探出脑袋，举目四望，没发现什么奇怪的事物，觉得无聊，便对着那条泥巴路发出几声沉闷而干瘪的叫声。

我在狗的叫声里再次遭遇那股缥缈的孤独。我不知道孤独是否与生俱来，隐藏在每个人的心底，抑或被日常的琐碎所代替和掩盖？我从一所乡村中学辞职后，背着包四处漂泊，最后漂到南方城市，租借在一间逼仄的公寓写小说。白天睡觉。夜晚书写。我每天游走在现实与虚构的边缘，看到许多孤独的灵魂在城市的人群里游荡。

“人们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他们在孤独中不动声色地杀死了自己。”

文心在电话里说。在书写的夜晚，我时常地想起文心的这句话，也越来越愿意接受这句话的含意。我总冷不防地陷入惶恐之中。尤其是夜晚来临，孤独就像夜色一样破窗而入，硬生生地充斥着房间的每个角落，无可逃遁。我退缩到墙角，闭上眼睛，默不作声，过往的鲁莽和过错就像电影镜头在脑子里一一闪现。我祈求宽恕，却不知向谁祈求，能做的只是在小说里向世俗表达歉意。而事实上，我在许多小说都写到死亡，让那些人物在孤独中死去，由此引起不少人的质疑，说我的小说缺少阳光，充斥着阴暗、残酷和悲观。我不置可否。我总是把小说里的人物推进一个个陷阱，让他们哭喊、挣扎与反抗，向死而生，或绝望沉沦。我从没拯救他们，是无法拯救。那个叫蒋宇凡的老人也被我推进陷阱，成了一只垂死的困兽。我不认识他，却让他在小说里受尽磨难。不管生活里是否存在这么一个老人，写到小说里都成了捏造出来的虚构故事，完全可以让老人安度晚年。然而，我却无法说服自己。

“生活本身不就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悖论吗？！”

在拾荒老人死后，李勇对人生的思索似乎换了一种方式。他是一名警察。他不喜欢这样的思考。他曾对我时常被这种自我辩驳的问题逼进死胡同感到不满。他不知道，也不关心我之所以坚持写小说，正是因为心里存积着太多这种想不清的问题，想借助小说透过繁杂的人世走向隐匿的真相，尽管至今都无法确定是否奏效。“仕芳哥，你要知道写作本身就是生活的真相。”文心说。她说这话时是我和她在西藏第二次遇见。那时蒋宇凡这位老人还没走进我的视野。他还背着蛇皮袋在漫城的街头捡拾垃圾。我从不知道我的命运将和素不相识的拾荒老人纠结在一起。命运有时真是捉摸不透。“顺着心去做就好了。”陶华说。她是在我第二次进藏之前这么对我说。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她患着尿毒症。她是李勇的女朋友。“你是因为文心在西藏才去的。”李勇说。我没有否认他的说法，但是我并没有把进藏的事告诉文心。在文心消失后，李勇才告诉我是他把我进藏的消息告诉文心的。他担心我会死在西藏。那是客死他乡啊！可是，何处又是故乡？！在我和文心第一次遇见，这种莫名的感慨就一直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是不知对谁说。那时我和文心并肩坐在西藏寺庙外的石块上，阳光明亮地落在对面的荒坡，一棵红豆杉在山崖边突兀着，枝条扭曲着向上生长，孤独而倔强。

“仕芳哥，很多时候树木比人坚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灾难，只要还活着，所有的树木都会拼命地往上长，哪怕只剩下残枝废条。而人不一样，往往被灾难击溃，从此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丢掉了整个天空。”文心说，“但是，树木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不知感伤，而人会，这份感伤到底是优点还是弱点？”

我没有回答。是回答不上来。她说这话时没有看我，目光越过对面山崖上的红豆杉望向空无一人的天空，似乎在发问之初就不奢望我能做出什么回答。

“我认同文心的话，你知道，要是在多年前没人赞助我，我的人生也被击溃，肯定是另外一番光景，就不会是现在的我，就是另一个我了，我说不清那个我是什么样，至少在他的世界不会遇见你，也不会知道有个叫文心的女孩。”李勇说。他脸色沉郁。当时我们坐在酒吧里。那天我收到出版社寄来的稿费，约上李勇到酒吧喝酒。我们时常到那家酒吧喝酒。那是一间小酒吧。叫漆。店里摆几张桌子，似乎很随意，坐在那里却很舒适。窗外伫立着几棵法国梧桐。夜晚，不时有流浪歌手来到树下卖唱。歌声疲惫而沧桑。我喜欢他们用沧桑的嗓音嘶吼着黄家驹的《海阔天空》。他们疲惫的人生际遇混在死去的黄家驹的情绪里，最终像夜色一样紧紧地把我包围。我在这种情绪里成了一根随波逐流的水草。每每听到“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句歌词，内心总涌起某种莫名怅惘，甚至热泪盈眶。

我仿佛望见那只消失在故乡天空里的苍鹰。

◆

拾荒老人是在一个雨夜里死去的。陶华的肾脏移植手术就在那个雨夜进行。李勇中途回了一趟家，再次赶到医院时，满脸疲惫，眼里闪着惶恐和慌乱，半条裤筒都湿透了，似乎跌进水沟里。我还没来得及问，他的电话就响了，局里的电话，让他去处理发生在医院附近的交通事故。拾荒老人就死在那起事故中。

“拾荒老人死得很惨，被车从身上辗过，快不成样子了。十三岁那年，我母亲也出了车祸，那个夜晚也下着雨。我母亲没留下一句话就走了。而我父亲在早年间离开了我们，至今不知去向，是死是活。”他在叫漆的酒吧对我说。酒吧里的音乐淹没了他的悲伤。窗外的梧桐树下又有流浪歌手在嘶吼卖唱，唱的不是黄家驹。李勇的泪悄悄滑到酒杯里，生怕被旁人发现，慌忙一饮而尽。“我母亲还能留下什么话呢？她是被一辆大卡车撞死的。那车是辆黑车。逃了。查不到。”

“他在那时就已经死了，是悲伤杀死了他，现在他想重新活过来。”文心说，“现在活着的他并不是他自己，而只是一个他幻想出来的人而已。”我不赞同她的话，却无心辩驳。在欧阳朵朵离开我之后，我忽然对述说失去了欲望，更何况是反驳。直到经过西藏的劫后余生，我才发现自己还有许多话要说，于是辗转到南方公寓里写小说。我在小说里和整个世界对话，以平缓内心的屈辱和愤恨。

“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害死我母亲的肇事司机，想着他的生活，他的家庭，想着他有什么习惯和爱好，他是否喜欢看电影，如果喜欢，是喜欢莱坞大片，还是国产烂片。不管怎么样，有个问题是绕不开的，他是一个罪人，要受到惩罚。这在好莱坞还是国产烂片里都是一样的。可是，有时我对此又产生怀疑，想要按规则惩罚这个罪人，却又不想给予他相关的人带来灾难。要知道那些人是无辜的，他们又凭什么要承受这种伤害？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我在想这样的惩罚有多大意义？”

在拾荒老人死后，李勇越来越愿意提起他的过去。“我劝他放下，人世茫茫，有什么不可放下？”陶华说。那时她已经完成肾脏移植手术，躺在散发着药品味的病床上。她脸色苍白而憔悴，气色里却透着一股韧劲。她不愿看到李勇内心备受折磨和煎熬。我们都劝不了李勇。此时，他不像一个警察，更像一个思想者。在写了多年小说后，我仍然找不出这些答案。犯了罪就要接受惩罚。这并不鲜见。问题是，对罪人的惩罚本身是否也是在犯罪？我们是否在满足内心的私愤和报复的快感，却选择性地屏蔽和遗忘另一种伤痛？

“仕芳哥，你不是告诉我吗？人生在世不必计较太多，那样会活得累。”

文心说。这话的确是我跟她说的。当时她正在离开一个男人，对人生和前途感到迷茫和绝望。我就劝她不要计较太多，与他人计较其实就是和自己较劲，其结果便不言而喻了。现在，她把我的话搬过来劝慰我。她是笑着对我说的，目光如秋水，脸上呈现出西藏天空般的纯净，似乎整个身心进入了顿悟的境地。欧阳朵朵离开时，脸上也现出这般神态。难道她离开我的生活是一种顿悟？这想法像被什么撞击一般。后来，我时常将它归于命运。而我，忽然明白内心里驻扎着神灵和魔鬼。

我第一次去西藏，或许正是内心里的神灵和魔鬼所指引。那时我愤而离职，心里万般憋屈，四处漂泊，南方、北方，走的地方越多对人世就越怀疑，最后选择向西藏，内心里回响着一阵声音：别再回来！我隐隐地渴望着离去，不再回到世俗里。我患上了高原反应，躺在纳木错的旅馆里，连续数日胸闷、呕吐、食欲不振，几度虚脱昏厥，没感到慌张和害怕。在迷糊中，一个小喇嘛来到我床头，为我默念经文。我听不懂经文，我觉得他是在为我超度，他是为一个即将逝去的灵魂超度。我想我快要死了。那些经文雨水一样暖暖地滴落在我心间，我在异乡得到了安慰。那是我的归途，我别无他求。我慢慢地扭过头往窗外望去，看到西藏那片纯粹的天空，死亡像阳光一样纷纷而降。我想在死之前回想着欧阳朵朵，脑子里却浮现出一个叫玲珑的女孩。她孤零零地站在河岸上，忧郁而迷茫，几只鸟从她头顶上掠过，抛下一片空旷而孤寂的天空。

“她是你最想思念的人。”李勇说。怎么可能呢？我愤而离职就是因为这个女孩。“你离职并不是因为她，她只是你离职找到的一个恰当借口而已。”文心盯着我的眼睛说，“很多时候，尤其是在犹豫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左顾右盼，而突然出现的借口总会助推着我们做出决定。其实那是懦弱的内心找到一条退路的借口。”文心满脸认真地说。“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较量，而对手多半就是我们自己，结果往往被自己打败，被那个陌生的自己，从不认识的那个自己。你不必相信我，也不必怀疑，相信你的眼睛和内心就好。”陶华躺在病床上低低地说。声音极其虚弱，似乎一根稻草都能压断。

可是，那个叫玲珑的女孩，怎么会是我最想念的人呢？她是我的学生。她在一个闷热的下午给我发信息，说她病了。说她躺在旅馆里。说她父母不在身边。说她没人照顾。说她凄慌。说她害怕。说她哭泣。我第一反应就是去看她，把她送往医院治疗。“朵朵离开你，并不是玲珑的出现，也不是因此看透你，而是她看透了她自己。”文心说。声音很低，几乎听不到，似乎生怕我生气似的。回想那个下午，我急匆匆赶到旅馆，那是一只没有窗口的小房间，散发着一股腐烂的味道。玲珑蜷缩在被子里说她喝多了。她竟然喝酒。竟然对她老师说喝了酒。就不会编个谎话吗？我忍着火气劝她去医院。她拒绝了。她脸色绯红。她胸脯过早地突兀，似乎暗示着什么。我不禁想起欧阳朵朵。她和她有些像，都那么令人怜爱。

她的父母把我告上法庭！

◆

“你心里有杂念，即使只是某种莫名的情绪，这种情绪可能和阳光有关，可能和当时看到的事物有关，也可能和突然想到的毫不相关的事件有关，但这就是杂念。”李勇板着脸分析说。“你被告，并不是偶然，也不是无理取闹。”文心说。我们躺在西藏的斜坡上，望着空旷而蔚蓝的天空，洁净的云朵被遗忘在那里。那时欧阳朵朵跟一个浙江男人走了。天南地北。往事如烟。有什么在心里翻滚，慢慢地漫上头顶，把我整个人淹没了。我心里陡然感到沉重。往事和现实在阳光下交织，显现出另一番陌生景象。我恍惚着。那些天我在西藏的暗夜里回想着赶往旅馆的下午，想要是叫上别的老师一同前往，就不会发生误会吧，就不会被告上法庭吧？但是，叫上别人能证明的只是行为上的清白，而内心的污秽不是暴露无遗？那些被隐埋着的恶意就不是恶吗？

“你不该如此为难自己，你要给自己的灵魂放一条生路。”文心不无担忧地说，“人有时候就是活在一种莫须有的情绪里。我想原告就是被那种莫须有的情绪控制着，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不知道被莫须有的情绪所绑架。而你，是被世俗的自己所绑架。”我不理解这番话，却不自觉地默默点头。最终，法庭无法证明我睡了女孩。诚然，我也无法证明没睡女孩。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我由此名声扫地。欧阳朵朵在那时拂袖离去。我也没法再在学校待下去。

“我没有死在西藏，我很庆幸，那时我闭着眼睛等待死亡来临。”我对李勇说，“你没想到，我的病居然会不治而愈。活过来后，我忽然理解了西藏的天为什么宽广、明朗、空无一人。”

“在生死面前，所有的事情都微不足道。”

我又说。李勇怔怔地听着。我告诉他我就在那时遇见文心。那时文心摇晃着身体来到我面前。她明显喝多了。她的几个朋友想架住她，都被她用力推得踉跄。他们就任由她向我走来。我不知道她是谁，出乎礼貌对她笑了笑。她对我的笑很不满意，双手架到我的肩膀上，用力地摇晃着说：

“你是广西人吗？”

“别骗我。”

“我听得出你的口音。”

我没有搭理她，她的朋友在背后虎视眈眈，不想在他乡给自己招惹麻烦。我站起来正要走开，却见她眼里闪一道暗光，渐渐地陷下去，如同故乡隐退的傍晚。我被什么猛地刺了一下，隐隐作痛。我抬头认真地打量她，发现她眼角含着泪花。我慌忙告诉她我是广西人。她猛地抱住我哇地放声大哭，似乎遇见失散多年的亲人。她的几个朋友连忙跑过来拉开她。她紧紧地抱住我，双手藤萝一样缠着我的脖子。他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她的手从我的脖子上剥开。

“我想回家！”

她被朋友们强行架出饭馆。她扭过头大声哭喊。那句话刀一样扎进我心里。我也想回家啊。可是，我又能回到哪儿去呢？欧阳朵朵的离开，我的内心已被连根拔起，无处归去。“仕芳哥，我发现我们是悬挂在同一根藤蔓上的两只苦瓜。”文心在我们第二次遇见时说。那回她说起她的故事，说起她的故乡，说起绕过村庄的小河流，说起走失的小黄狗，说起她自小迷恋西藏，为了追随在西藏工作的男朋友不惜与父母决裂。她父母早为她安排了生活，富足的生活，她却坚守内心的渴望。“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她淡淡地说。脸上泛出几许忧伤。几年后，她男朋友厌倦了高原生活，她却选择独自留下。“疲惫不堪时就想家，那种想念是蛀骨般的，很疼，很痛。”她望着天空说。“想家就回去嘛。”我劝着说。“要是能回去就早回去了。”她低垂着头，“我回不去了，我父亲不在了，生活已物是人非。”

她回不去了，谁人又能回去？

“她是一个单纯的女子，世界在她眼里是平和的，没有任何恶意。”李勇说，“她就是一个错落到人间的天使。”李勇说着脸上呈现出一片难得的平和神情。那时陶华还没住院做手术。拾荒老人也还没有闯入我们的生活。“她活在人间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李勇说。我没有回答。“并不是活着的人都是真的活在人间。”文心对我说。那时拾荒老人已经在下着雨的街头死去。“很多时候，活着只是一种假象，人们并不知晓自己没有活在人间，而只是活在假象里。”

这话有问题。

我却找不到破绽。

“有时候问题本身是不需要答案的，如同孤独就是一种存在。”文心说，“我越来越相信这一点。”我点点头。中秋的夜晚，她从西藏打来电话。挂断后，我开始想象着她的身影陷入黄昏后的黑暗。那是一只无望的洞穴。她对此却毫不在意。我时常在想象中看到她身旁是几棵高大的木棉树，血红的木棉花蛮横地绽放。西藏没有木棉树。

◆

在失眠之夜，我总不禁想起那个叫蒋宇凡的老人。我与他素不相识，却那般熟悉，似乎是我的父亲、兄长、同学和弟弟。在老人死去之后，我竟无法肯定蒋宇凡是否在这个世间存活过。我能肯定的只是老人顽固地活在记忆中，比任何在眼前晃悠的人都真实。在写了多年小说之后，我更愿意相信记忆里呈现出来的东西。

“越熟悉的东西往往越容易欺骗人。”

李勇说。他接手处理拾荒老人的案件后，说话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那时陶华躺在病床上，被病痛折磨着，却每天都面带笑容。“你认识你自己吗？”李勇逼到我面前问。那天晚上我们又到那家漆酒吧喝酒。喝闷酒。我没有回答他，是不敢回答。我不知是否认识我自己。我不相信上帝，却在迷茫和绝望时，渴望着神明指引方向。到底是哪个自己在作祟？不管怎样，我都愿意听从内心地召唤，把叫蒋宇凡的老人引渡到面前，连同他的苦难和悲伤。我想着该如何让他走出困境。我在想着不下百种方法之后，竟发现那个他所遇到的困境其实就是我的困境。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把他写进小说里，而他在小说里紧紧地抓住我。我和他毫无关系，却生死相依。

“你为什么不辩护？”

李勇问我。他对我在法庭放弃辩护感到不解。我对他笑笑，心想这有用吗？他就不再说什么，对这样的结果早就心知肚明，有罪无罪都将万劫不复。这是命运。“把灾难归结于命运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暗示。”文心说，“这种心理暗示早就在内心存在，只不过被外在的日常所淹没。”她在离开叫覃潭的男人后，似乎在一夜之间洞悉了人生真谛。“伤害往往能带来更多的思考。”李勇默默地说。文心与男朋友分开后，覃潭走进了她的生活。当她发现这个男人有家室，便决绝地提出分手。她不想以爱情的名义伤害无辜。“你要分手可以，但是你不能去闹，这道理你不会不懂，是吧？难道你想让我家庭破裂、声名扫地，甚至被开除公职？”叫覃潭的男人说。文心直勾勾地盯着他，看到一张极其陌生的脸。她发现自己从来就不认识他。

“他竟然拿着我的善良来威胁我，竟然担心我会去报复他。他心虚才这个样子。他不只是和我在交往，同时还和别的女人。他害怕我捅破他的面目，使他万劫不复。他真正害怕的是这个。这太没有道理了。或许，他曾喜欢过我，但那绝不是爱，他的行为再次诠释了人性的弱点：每每在灾难面前，在人生的岔道口，最先想到的往往是自己。这是自私，也是人的本性。”

文心说，眼里满是忧伤。我点点头，不禁想起欧阳朵朵。她的眼睛也时常充满忧伤。我无法忘记她的眼神，无奈、悲伤而执着，在阳光下散发一股逼人的寒气。在欧阳朵朵离开后的许多雨夜，我独自走在林荫小镇的街头，几盏路灯悬挂在贴满灰尘的电杆上，路上没有汽车和行人，野猫在角落里晃荡。我不愿再回到学校里去。她走了。学校空落了。整个世界都病了。她带走了我的灵魂。

“那你为什么不努力留下她？如果你足够爱她，她不会计较别的东西而留下来。我是女人比你更了解女人。女人怕的不是你贫穷和困顿，而是你不敢给她描绘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文心说，“只能说你并不真正地爱着她。你更在乎你自己，在想着可能的退路，这就是自私，人之本性。”

我每每被文心的这些话刺痛。我借宿在小酒家，依窗饮酒，窗下是一湾溪流，月色落在水上，恍恍惚惚，如同做爱后的梦境。我想起和欧阳朵朵在狭窄的房间里读书和做爱。狭窄的房间容纳着整个世界。一切都是我们的，连同闷热的空气。窗外春暖花开，街上喧闹繁华，远方的海洋以及宽广的旷野，全都与我们无关。我们躺在河流里，随波逐流，无需惦记和赞美。我们只在乎对方。我们做爱，呼吸，迎合，相互撕裂，在弥漫着鱼腥气味里感受生命的奇妙。“孤独时喝下的酒那不是酒。”李勇说。那些夜晚老板娘在注意到我，脸上始终挂着笑，双眼含情脉脉，却也在注视着别的客人，到底是在招揽生意还是卖弄风骚？我不知道。她身着华丽，涂脂抹粉，却掩藏不住岁月在面容上留下的沧桑。我心里抖一下，接着恨意和快意一起涌来。“那是一种暗示性的报复，是一种转移性的情感作祟。”李勇说。我没有回答，下意识地顺着他的话望去，看到内心如同冬日寒雨般阴冷。

“朵朵走了。”

“我不怪她。”

“我只是感到挫败和难过，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出生活。”

我期盼与她再次相遇。我想象不出再次相遇是怎么情景，是她身边多一个男人，还是我身边多一个女人，或是我们都已儿女成群白发苍苍？我猜不出来，只知道时间将把我们推入现实里。在和文心结拜成兄妹后，我时常在想，要是我和欧阳朵朵不再相遇，那么我还是我她还是她吗？我们在对方的世界之外存在，无论呼吸、挣扎和做爱都与对方无关，除了思念会在孤寂的夜里偶尔来临。倘若没有了内心的孤寂，我与她是否早就无以维系？我再次跌进荒诞里。从天而降的阳光异常耀眼。

“你和文心结拜不难理解。”李勇说，“那是在完成一种心理仪式。”我和文心是在西藏的寺庙外对天跪拜。我不禁想起离我居住不远的公园里静立着那尊塑像。那是一个活在历史里的古人。每年清明，人们都会在塑像面前拉起横幅，集体祭拜。人们在这种祭拜中完成某种内心的仪式。

那么，谁又会去祭拜蒋宇凡老人？在老人死后，李勇带着我到他家里。他是一个孤寡老人，无儿无女，拾荒为生。老人从垃圾堆里抱回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失聪的男孩。那个孩子坐在屋子里，呆呆地望着门外，嘴角边淌下一丝口水。孩子是在等待着老人回来吗？孩子的记忆是否有死亡？而老人在临死前想到这个孩子吗？想要对孩子说什么话吗？“你要把这个老人写出来。”李勇说，嘴角动了动，欲言又止。我点点头，理解李勇在当年承受着什么样的伤痛。“必须写这个老人，他就是一部小说。”文心望着我说，眼里闪烁着某种亮光。在她消失后，我才明白她眼里的那道亮光是什么。“陶华也值得写，她的内心就是故事。”文心又说。文心唯独没有提到欧阳朵朵。

现在，我却试图把他们一起写下来。

◆

“李勇活在一种假想的苦难里。”

李勇把失聪孩子带回家后，文心这么说。我能理解李勇的行为。他曾经是一个被生活抛弃的孩子。他在俗世间就是一个失聪的孩子。庆幸的是，他得到一位匿名人资助，才得以完成学业，成为一名警察。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这个匿名人，终究寻找不到。“假想？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什么时候不被假想这种东西所淹没和代替？”李勇说。那时陶华的身体一天天好转，李勇却陷入一种莫名的忧郁中。“我能理解他，他的心太苦了。”陶华对我说，“你去劝劝他吧，他太认真了。”

我答应了，还没等我开口就被他劝住。李勇说：“你不用劝我，你是作家，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对吧？就说一些习以为常的事情吧，只要有领导来检查工作，这个地方的人们就会上下忙乎，还为了迎接进行彩排，并在街道两旁的树枝上、电杆上挂上红灯笼，洒水车清扫着街面，如同过大年。”他看了看我又说，“但是，有一点你要想明白，这些工作并不是来检查的领导要求做的，只是地方上的人揣摩着领导的心思而做的，这就存在一个问题，要是揣摩错了呢？”

“仕芳哥，我也觉得人都是被某种假想给绑架的。”文心说，“多数时候，领导看到街上热热闹闹，红红火火，夹道欢迎，即使心里不赞成，但在脸上还是挂着笑容。而这种笑容所产生的误会往往导致假想成真。反过来，领导之类的人被这种假想绑架了，进而绑架所有人，包括你我。”

这个在西藏的土地上顿悟的女孩，我第三次进藏时，毫无征兆地消失不见。她离开了生活数年的纳木错，没人能告诉我她去向何方。她就像那只消失在故乡天空里的苍鹰。我来到和她一起躺过的山坡，对面山崖上的红豆杉依旧孤独而倔强，头顶飘浮着似曾相识的云朵，净朗的天空无一人。

“我们所有人都会活下去。”

这是文心留下的最后一句话。那是晚上，明月当空，我给在西藏的文心打电话，告诉她她家乡的情况。我特意走进她的村庄。几十户的小村庄，坐落在山坳里，现在全村人都搬到山外去了。她父母都已离世。她的老家因无人居住，久年失修，长满野草，几只老鼠在阳光下招摇，并不把突然闯入的我放在眼里。我爬到半坡上，扒开萋萋荒草，找到她父母的坟堆。我猜不出已有多久没人来扫墓。他们被遗忘在山坡上。我木然地站在那里，却在心里替文心双足下跪。文心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小心翼翼地提起她的村庄，生怕她伤心难过，号啕大哭。她在电话那头沉默半晌，最后轻轻地说：“这就是人生，我们所有人都会活下去。”我以为她说的是陶华，没想到是在向我辞别。她要到哪里去呢？我跑到她家乡寻找，她压根就没有回去。“如果她决心离开，你是找不到的。”李勇说。我在他眼里也看到一种逃避。他在逃避什么呢？他是一个汉子。他直面惨淡人生，肩上挑着一个病人和一个失聪孩子。即使如此，也无法掩饰他内心对逃离的渴望。文心的逃离出于此吗？如果是，我是否该继续寻找下去？就算找到她，还能把她找回来吗？

“会的。”

陶华安慰我说。她做了手术，医生剖开她胸口，掏掉损死的肾脏，换上鲜活的。那是从谁身上摘下来呢？医生没有告诉她。她猜想是某个死刑犯。那个人死了吗？“不要胡思乱想了。”李勇劝她说。她却止不住地想，要是肾脏是从死刑犯身上换来的，那么那个犯人已经死去，而他的肾脏却还活着。那个人已然不知道。她想到身体和灵魂是分开的。比如那个死刑犯就是。他的躯壳死了，灵魂仍然活着，随风飘荡。这想法使她想哭。

“想哭就哭吧。”

我到病房里看望她时说。她强忍不让泪水掉下来。她知道自己没有死，依靠他人器官活着。到底是她自己活着，还是他人活着？在潜意识里，她是她自己，而身上的肾脏却是陌生人，是她不知道这个陌生人是谁，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存在，不知道他的过往和未来。她不就是那个陌生人吗？她缩在陌生人的躯壳里，如影随形。太不可思议了。她感到很累，疼痛漫来，压迫她的神经。医生在身边忙碌。我和李勇站在床前。李勇满脸焦虑，神色慌张。她对我点头笑笑，想告诉李勇她没事。她的嘴却无法张开，似乎那不是她的，不愿听从她的使唤。她想用眼神告诉他，医生挡住了她的视线。她的目光就停在医生的脸上，没有看到医生的表情，被口罩遮住了。她在他们眼里看到意外。他们并不慌张。他们每天都看见死亡。她相信自己躺着的那张床上也死过人，而且不止一两个。如若亡魂没有离去，那么此时就蹲在角落里盯着她吧。她为此感到难为情。

◆

“你要知道我心里的感受。很多时候你写的小说，对我的生活和内心都起不到半点作用。我觉得你写的小说，离这个人世和人心有很大的距离，或许说你走的路偏了，我不懂小说，但是能感受。”

李勇说。他对我的小说感到不满。我不愿与他计较。他把虚构的故事等同于现实。这时常使他陷入困境。我曾在小说里描写过车祸现场的惨状：一个醉汉过马路被飞驰的汽车撞飞，再从那人身上辗过，醉汉整个人就破碎了，血肉模糊地散在地上。“你知道吗？这就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是一辈子挥之不去的噩梦。”李勇说。他无意间读到这篇小说。他在小说里读到他的童年，于是四处寻找文章的作者。他在一个逐渐暗淡下去的黄昏敲开我公寓的门。那天我们来到那家叫漆的酒吧里喝酒。在之后，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是警察与罪犯。在他的讲述里，我渐渐明白他当上警察，就是要找出害死他母亲的凶手，把他绳之以法。

“仕芳哥，你应该能够想到，李勇寻找那个凶手，其实是在寻找那个死去的自己。”文心说，“他是找得到的，没有谁能这么轻易回去，活着的人都是无路可退。”

“文心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李勇说，“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在他当上警察之后，渐渐地发现警察与想象中不一样。“在老人死后，我对很多东西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我参加过一名老将军回乡的安保工作，感受很深。那两天全县所有警员，甚至还从附近市县调来大批警员，身着便衣，装扮成普通百姓守在各个街口，不许群众随意走动。我的任务是守护临街的一户人家的窗口。在老人遇难后，我似乎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他叹了口气说，“老将军走过的街道，无论看到的是什么，都是装扮出来的。他所接触的老百姓，要么是训练有素的干警或者公职人员，要么是言听计从的本地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说什么话，怎么说，甚至如何笑，露出几只牙齿都进行过彩排。那是不让老将军看出破绽。问题是，老将军看不看得出来，它都存在，都是虚假的存在。难道这种虚假才是生活的本真？要知道，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大家在演一场秘而不宣的假戏，却都兴致勃勃。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不由对呈现在眼前的事物产生怀疑，也对为什么活着产生怀疑。”

我没有应和他。在生死面前，存在即是意义，哪怕是虚假。很多时候，对此没有意义，对彼却有。那时我发现活着的人周身都存在着许多壁垒和围墙，无人能逃脱。如同老将军被以保护的名义囚禁着，而保护着他的人却被另一种摸不住的东西所囚禁。

“生活就是一只巨大的牢笼。”文心有些忧伤地说，“我就是想飞，飞到天之外。”

不久后，文心真的飞走了。我心里憋得慌。我约上李勇又到漆酒吧喝酒。李勇带上失聪的男孩。男孩挨着李勇坐下，看起来很安静，只会呆呆地傻笑。“他这样是幸福的。”李勇看了看男孩说，“什么都不知道其实是一种幸福。”他的话不无道理，我却不赞成，又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还记得陶华动手术那个雨夜吗？我从家里往医院赶，在三岔路口撞上一根木头。我停下车，撑伞下车，雨很大，想把那根木头挪开，以免后面的车遇到危险。那时雨水啪啦地下。我刚下车，就听到陶华绝望的呼唤，那是濒临死亡地呼喊。我得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她身旁，便放弃去搬那根木头的想法。我跳上车赶往医院。”李勇饮了几杯酒后说，“你知道，我到医院不久就接到出警电话，去处理车祸事故。就在那个三岔路口出的车祸。你知道，那里并没有什么木头，而是拾荒老人被车撞了，救不过来了，肇事车也找不到。”

我看着他。他看着男孩。男孩在傻笑。“其实，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李勇含着泪光说，“你早就应该去报警的。”他没有看我，也没有看男孩，目光落在窗外，梧桐树下是一对小青年来卖唱，没有唱黄家驹。我想走出去请他们唱，却始终没有离开椅子。此时，昏暗的夜色混夹着嘈杂的声响，从四面八方咄咄逼人地挤压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