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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诗歌理论》2018年第12期|王夫刚:尽日南窗改旧诗

来源:《星星·诗歌理论》2018年第12期 | 王夫刚  2019年01月08日09:00

我居住的村子,七老岭王氏家族占据了十之八九,方圆十数里也称得上排场——大概有三百多户,一千余人口——因此得名王家大村。在五莲山区,这样的村子并不少见,但我村自有得天独厚之处,在它的东南、西南和北边,分别伫立着五莲山区最为著名的三座山峰:五莲山、九仙山和马耳山。三山交会,一村横陈,唯才子令纸笔振奋——这才子非我辈蓬蒿,而是四百年前,明朝末年的一个廪生兼诗人王乘箓(字锺仙),七老岭王氏家族的七世祖。

五莲这地方,1947年才称之为县——之前,它是诸城、日照和莒县的三边地带,战事起时,流匪穷寇喜欢这里的山高林深;风雅光阴,文人墨客得趣于这里的清风明月。我村上头是户部乡(我上中学以前,叫做户部公社),户部乡的上头,曾是诸城县辖。诸城古称东武,密州,级别比现在要高,地盘比现在要大。宋熙宁七年(1074),诗人官员苏轼任职于此。宋时全国划为十五路,京东东路是其中之一,辖山东徒骇河东南至河南北部的大部地区。京东东路范围广大而九仙山力压之,可见苏轼对其钟爱之切。观览狩猎之余,他写下了我们至今耳熟能详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表其心:“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袒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氏豪迈词风,由此时此地此篇发轫。

又五百余年,锺仙先生始在五莲山中游吟。他的名声,才气,自是不比纵横捭阖的苏轼,但这没有妨碍他以诗成就的本地传奇。

据清《诸城县志》记载,锺仙先生诗清健,平生与丁耀亢、孙江符相友善。而这丁耀亢,说起来也是一孤云野鹤,出身名门,少负逸才而久不第,以诸生走江南,游董其昌门。兰陵笑笑生写《金瓶梅》,他写《续金瓶梅》——有考据者考证,兰陵笑笑生乃其父丁惟宁之隐名;也有考据者甚至断言,兰陵笑笑生即丁耀亢本人。

清初诸城诗人李澄中刻印《锺仙遗稿》,曾亲撰《王锺仙遗稿序》,言:“忆予幼时,闻先子述其轶事:锺仙故豪迈,不屑屑谨细节,一日与邻人哄,阑入其室,邻人惊逸,弗可得。锺仙怒方盛,见壁间悬琵琶,取弹数阕,以去。” 其逐诗蔑俗,其倜傥不羁,跃然纸上。

古之入五莲山区留有诗文而今得见者,始自唐代萧颖士,他在《游马耳山》中写过:“兹山表东服,远近瞻其名。合沓尽溟涨,浑浑连太清。”后慕从日众,到明清两朝,几抵鼎盛。寄情山水,从来是中国文人的小习惯,大传统,锺仙先生自不例外。与苏轼等外来诗人有所不同,他是五莲山区的土著诗人,家在此,人在此,生在此,死在此,而且一不留神,成了有明一朝五莲山区硕果仅存的土著诗人。这份不大不小的荣誉,锺仙先生生前未得,死后不知,今天已化作一种不可再生的公共财富,为我村,为我等,在烈日中撑起一片无心插柳的文学阴凉。

锺仙先生清贫孝道,孤介不偶,与一班远朋近友笑傲仙莲,诗酒酬和,活脱脱一幅草色遥看近却无的山水小画。日复一日,不知道他们都喝什么味道的米酒;与砍柴人相遇于逼仄的山道,又会做怎样的问候;夜不归宿时,可曾有虎视耽耽,可曾有狐狸跳将出来,与他们比试智慧;在被我们视为封建的年代,诗人是不是享有比今天更多的礼遇。我回我村时,车在山中盘旋,偶一抬头,经常见远处峰上,仍有诸位身影晃动,衣衫发丝与清风斜阳纠缠于天地,令人在讶异中陡生亲切。

锺仙先生身世家传,因简成谶。族谱记载:“七世祖乘箓,廪生,著诗稿行世,详载邑志及沂州府志。”而其兄弟应第、应召和应宾,名字后面则只有“庠生”两字——这样的记载,说明了三个事实:一,锺仙先生和他的兄弟均为读书人;二,锺仙先生的书读得比他的兄弟们要好(廪生的身份高于庠生);三,锺仙先生是一位进入了地方志的诗人。除此,按照诗人合一的观点,沿着他的诗篇漫游,我们的揣度属于被允许的范围。锺仙先生在《少年行》中说:“十千沽腊酒,结客取洮西。”在《欸乃曲》中写道:“遥指灵威飞锡处,断云回首太湖东。”有人据此推断,他游历过祖国的西北要塞和江南水乡。“飞刀走马羽林间,一道明光五月寒。战罢玉门关外驻,不须回首望长安。”《塞下曲》这类的诗篇,则说明他在青年时期曾经从军戍边。他为贫所累而不介意,在《冬日即事》中亦可窥视:“破屋三重茅,随风东西起。四壁累泥沙,窗户无完纸。”(丁耀亢于《哭王锺仙律诗四首并引》中亦有类似记述:“夕阳破屋无烟火,垢面添丁有泪啼”)。

他性情豪迈,骨气铮铮,多铿锵壮浪而少颓废消沉:“一剑三生恨,高歌十载情”(《霁雪过长城岭》);“自知秋气清人骨,尽日南窗改旧诗”(《漫兴》);“此性素灵应不灭,下为才鬼上为仙”(《临终》)。他写景状物,游刃有余,细微处精妙,开阔处撼人:“空翠一声山鸟过,斜晖千叠乱峰凉”(《再题九仙石壁》);“海风接大壑,天雪响空林”(《同丁野鹤夜入五莲》)。他望古悟今,寄得寓失,自寒凉中取温暖,于迷离间谋开阖:“荒碑无篆迹,山亦解亡秦”(《秦皇碑》);“蓬门从未著疏帘,醉里逃禅醉即禅”(《秋兴》之三)。其实,消解了现实与诗歌的距离去图解一个记载寥寥的诗人,未免失于概念化、形式主义以及“对号入座”的阅读嫌疑,但诚如李澄中在《王锺仙遗稿序》中所慨叹,对于“后之人复不能因锺仙之遇见锺仙之志,仅以家传口颂想象其为人”的锺仙先生,通过残存的诗篇考证其人生轨迹和情感阡陌,已经是欣欣然的良策了。

据传,锺仙先生生前曾将所著诗稿辑为两册,付与至交丁耀亢和孙江符,让他们刻版印刷,以期流传。此后阴阳两隔,数年未遂心愿,于是托梦孙江符,以诗责之:“早知死后能相负,悔向生前识故人。”即便如此,两人仍未完成任务:“而野鹤、江符又不克终延陵之诺”(李澄中《王锺仙遗稿序》)。这是一个在我村流传甚久的故事,甚至写入了清《诸城县志》。

托梦之类的情节,遍地皆有,因为唯心而不足以信,不过,去掉演绎的成分,故事里面分明藏着一个未解之谜。刻印一册诗集,如若说物力捉襟见肘,对于家境殷厚的丁耀亢来说实不公正;如若说情谊淡漠,丁在《哭王锺仙律诗四首并引》中曾这样形容两人的关系:“琴已绝弦山水尽,伯牙不是哭钟期”;如若说两者皆非,那就只好由丁本人回答了。但向一个辞世三百多年的人提出这等要求,实在无理。也许,他早已在天堂向锺仙先生解释过了,这样最好。晚锺仙先生五十年而去世的诸城诗人刘翼明在《订王锺仙遗稿》一诗中写道:“知己一死乃一生,交情难复挂诸齿。

前有奇人李元礼,阐幽鬻宅属劂剞。”窃以为,刘在含蓄地批评丁耀亢和孙江符“有野鹤之名无野鹤作为”,果如此,此事就不再是他们几个人的遭遇,而上升到人性和社会学层面了。关于这个桥段,有朝一日我见锺仙先生,想向他求教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托梦给丁耀亢而是给孙江符呢(在有限的历史资料中,关于孙江符的记载语焉不详,我们有理由判定其才华和家境远在丁耀亢之下)?或者,为什么不到他们两人的梦里各走一遭呢?但愿锺仙先生别说这是家传口颂的失误。至于这位刘翼明,自己就是一个奇人,少工诗,王士祯在《渔洋诗话》有称赏,曾长期隐居九仙山中,也曾以清贫之身为好友王无竟之死“哭于州庭”,诉讼三年,实所罕见,继而纂其遗稿,奉其母于自家——按今之说法,堪比“全国道德模范”。

丁、孙俱殁后,大约在清康熙十六年到十八年(1677— 1679)之间,李澄中和另一位诸城诗人张衍,忆及锺仙先生其人其诗,不胜唏嘘:“古今文章之士湮没而不彰者,非尽不立言之过也。虽然予与锺仙生不同时,无片语之契,而入寺一叹,使予彷徨于四十余年之后,谋付梓人以终两先生之志者,非诗欤?是集也,亦可以见其概矣。”遂从丁耀亢之子丁颙若处索得锺仙先生诗稿剞劂以传,但多已散失,所余不及百篇,“残煤败楮,破不堪读。”对于李澄中的此等义举,毛大可文边有批:“事本可叹,能璅璅传之,其豪荡感激处,一读一叹息。”

令人遗憾的是,历经三百余年沧桑与兵燹动乱,《锺仙遗稿》亦已不知所存。今日所见锺仙先生作品,多取自清人王赓言所辑《东武诗存》。这本厚可傲人的诗集收入了他的62首诗作,是目前所知锺仙诗稿的唯一遗存——幸与不幸,皆为偶然,皆为必然。在诸城博物馆,纸张泛黄的《东武诗存》静静地躲于时光一隅,无铅华可洗,更无当下新娘般的新书所散发出的令人掩鼻的艳粉气息。所谓诗有新旧,情无古今,一个草根诗人的诗篇,和他的命运有着多么惊人的吻合啊。

明崇祯六年(1633)孟春,锺仙先生连遭母、妻之丧。又二日,他作诗自挽,一恸而绝。由于生年不详,今人已无法知晓他的年龄。他死之年,丁耀亢34岁,如若两人不属于忘年交,锺仙先生当是英年早逝。作诗自挽,一恸而绝,诗人之死算得上卓然物外。死后葬于我村之东,墓向仙莲两山,再不与山水有片刻相别。墓前有一石碑,上面赫然刻着:明故诗人锺仙王公之墓。方圆数百里,这大概是唯一一块存留至今的诗人的墓碑了。清顺治四年(1647),又是春天,丁耀亢过故人墓下,十几年的风雨依然难以泯灭他的慨叹:“茂陵风雨尽,才鬼与诗仙。影入前年梦,诗从几处传。文遗徒宿草,琴断近无弦。腹痛平生约,驱车不负言”(《过王锺仙墓下》)。很遗憾,这次他再度负言于锺仙先生。社会动荡,宦海浮沉,家事纷繁,给他带来声誉的《续金瓶梅》也给他带来了牢狱之灾,及至两眼昏然,丧明逃禅。不过,这些都不应该构成对诺言失去记忆的理由——锺仙之后,丁又活了36年,何况,他所面向的,是被他称为“贾岛诗穷因瘦死,伯伦酒渴乃捐生”的孤介不偶之友,殊尤不该。

锺仙先生的时代日渐遥远,他的本不清晰的面孔,日渐模糊。我曾在一册现代版的地方志中读到一些今人强行施与他的演绎,绘声绘色地说他如何成名,如何辞官归里,如何触景生情写诗,等等。这些貌似合理的想象,这些已经永远无法验证的文字,为锺仙先生真实的人生罩上了一件虚拟甚或是以讹传讹的外套,而他也许并不领情——对逝者的任何篡改都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之上的不负责任的玩笑。很显然,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玩笑,历史也不需要这样玩笑——盖自作多情者,谓自取其乐,又谓自取其辱也!为了不让粉饰的喧闹占据那片遗迹般的空白,历史宁愿向被忽略的真相倾注它全部的热情。

小的时候,我去离村子一箭之遥的锺仙墓前。那里荒冢遍布,坟堆与坟堆间的空闲处见缝插针地生长着返青的麦苗。坟堆大同小异,但由于墓碑指引,锺仙先生之墓一目了然。那时尚不知诗人为何等人物,只隐约觉得,有墓碑的坟堆是多么威风啊——这个人,跟我有着近四百年藕断丝连的关系,在另一种虚拟的时光中游走,却把昔日的注解留在沉默的大地上。又三十年,村庄膨胀,工厂受宠,民宅厂房毫不客气地挡住了锺仙之墓:事实上,此时的诗人之墓已仅存墓碑而无堆土了,墓碑上的字也更加漫漶。不知道再过多久,墓碑上的字将模糊至无从辨认;也不知道再过多久,墓碑将以何种形式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杞人忧天的焦虑令我深感不快却难以排解,而电视里面,有个声音正向它面前的亿万颗脑袋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没什么大不了!”

这是春天的伤感遭遇绿色涂料的解构;这是盲从时代,生活对生活的怂恿,而非诗歌与诗歌的耳语。是啊,一个时代结束了,意味着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光阴之下,又有什么是大不了的、能大不了的?道德的美是用来继承的,也是用来比较和批判的。既如此,且让我再读一遍锺仙先生遗稿,以怀念某年某月某日,那结伴入山的诗人,那明月高悬的栖居,那起于民间传说止于地方传奇的命运,那“入社僧呼起,摇头酒在樽”的往日无忌和“囊空休自涩,随意贮山川”的南窗记忆:物质因自私而片面,权势因无常而轻薄,再高寿的人也无非活在光阴的霎那之间。

九百多年前,密州军政首脑苏轼修葺废台而曰“超然”,在台上“日与其僚览山川而乐之”,继而写下著名的《超然台记》以证其心(“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继而写下更为著名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兼怀时在济南的苏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而今,我们依旧温习《超然台记》和《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所谓今月曾经照古人,但映入眼帘的超然台,已是新时代的产物与古无关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和苏轼同榜及第的大儒张载,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贵如“横渠四句”亦难脱被生活讥讽甚或出卖的命运,更何况布衣诗人锺仙先生和他的布衣诗篇了——古难全的事,岂止这些,岂止此时,而我所感慨的,其实也不单单这个意思。

(原刊于《星星·诗歌理论》2018年第12期)

王夫刚,诗人。著有诗集《诗,或者歌》《粥中的愤怒》《正午偏后》《斯世同怀》《山河仍在》和诗文集《落日条款》《愿诗歌与我们的灵魂朝夕相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