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全世界都知道上海，就连澳洲农场的饲马工都知道，竟还能与我攀谈，陆家嘴建筑群犹似曼哈顿那样插满各色烟蒂的烟灰缸，等等云云。当然，饲马工没有机会亲临上海，他的印象皆来自世界著名城市风光摄影作品，呈现的也仅是这座城今天的姿态。可即使他来过，看见它不同时期的样子，领略特征，或留下管窥的误解，定格在脑中，带回去，尔后年复一年被岁月侵蚀，也就仅此而已，哪怕那些印象再怎么顽固，谁又会在意一个过客的观感？我对饲马工仅是浅淡一笑。

然而有一天，一位北京的许老前辈跟我说：“上海，我去过，82年的事，住在朋友家，南市区的一条小弄堂，阁楼上打地铺，令我永生难忘的是上海的早晨，家家倒马桶，户户泡饭加油条，油条只有一拃长。”直到这时我才萌生一股前所未有的冲动，我说：“南市区早不在了，82年我才12岁，正巧住在南市区，这样吧，明年上海书展您要是能安排时间过来，我带您四处看看。”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生于上海，我与这座城是相伴半世的老朋友，它很慷慨，喧嚣沉寂，烟火清欢，什么滋味都让我尝过。它是我成长的背景，我是它其中一抹颜色。可正是与许老前辈的那番对话，把我一直以来对这座城“天经地义”的认知割裂开来，它再也不是连贯的存在，毫无觉察、水到渠成的过程，而是被割裂成五个画面，同时涌来。儿时的黑白影像；初入社会，“浮萍”眼中的大上海；留荷归来，这座城丰富到感官触角不够用，心慌，继而躲进了清净的角落；浸淫于职场，满目白领的景象；逃离职场走上创业，海阔天空的心境。

归根结底，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的上海与今天都不是同一座城，即使它极尽保留下老的街路名称，可加总起来却只占现有街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始于改革开放，历数这座城有限的历史，那个最为重大的转折点。那年我八岁，听说过“三中全会”，浑然不知它与我有什么关系，却在此后用几十年的生命见证了巨变，就在我被人潮裹挟拼命赶路的沿途，它以“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宏伟气魄，以超越我年轮生长的速度发生着。在我十八岁那年，更是开启了一轮又一轮频密而高难度的“拼图游戏”——行政区划调整。许老前辈来上海那会，上海有12个区和10个县，后来逐渐取消了5个区，增加了9个区，到今天变成16个区。

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离不开行政区划改革，从宏观管理的高度看，它是国家治理的空间基础，区划设置是否合理，关系到管理绩效，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它承载着行政体制改革、生产要素布局等一系列长远战略，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从民生角度来看，则关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业等方方面面。调整的形式无非两种：新建或撤县建区、行政区合并。相对于行政区，县制是相对独立的行政建制，不似行政区那样高度依附于市行政建制。故而基于统筹布局、集约管理的基本需要，撤县建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势所趋。

几十年来，生活环境、习惯、内容，家庭结构都在发生巨大变化，我对上海的认识也在变。这种变化或许用“更新”一词更为恰当，它是动态的，不间断的。我出生在闸北区交通路大舅公的家里，里弄的拱形牌坊上写着“森巽里”，被夹在交通路与虬江路之间，距我母亲的工作单位很近。当年老上海虽没有过“日租界”，但从这里到四川北路聚居着大量日本人，久而久之就在市民心中形成“日租界”的混沌概念。如今这里的石库门保存完好，偶见临街有老旧的日式民居。大舅公家至今仍保留着早年的和室结构，松垮的障子门开合已很吃力。

后来母亲送我去黄浦区北京西路上的大姨妈家，大姨妈实在受不了顽劣的我，又转去南市区大娘舅家住。经母亲同意，大娘舅把我送进附近一间幼儿园，每日由他脚踏车接送我。大娘舅家住在老西门的石库门，房子小，一门进出七八户。“不是老百姓，哪能会来老西门做邻居？”这是大娘舅常与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笑着讲。我在娘舅的小提琴声中陪伴表哥度过了煎熬的高考时光。表哥睡阁楼，我睡娘舅床边的行军床。我从不安分，像个猴子上蹿下跳，经常闯祸。最严重一回，爬上石拱门玩，下面一群孩子在欢呼，娘舅闻声出来，吓得面色煞白，喊又不敢喊，生怕惊着我，仰面张开怀抱，脚下随我左右游移，随时准备去接失足坠落的宝贝外甥。再有一回，我在公用灶批间把邻人家整整一砂锅蹄髈打翻在地，且还烫伤了人家的脚。

母亲终究知道了我闯的那些祸，把我接到外公家住，在南市邑城内的光启南路上。一条南北纵向小马路。街道居舍满目疮痍，冬日炊烟袅袅，夏日飞蝇缭绕，门头斗拱间偶见百年老城厢的疏影。它与乔家路的交合处，乔家栅与西余家弄之间有一幢“九间楼”，那是明末徐光启进京为仕前的故居。依城区地段老说法，那里是“上只角”中的“下只角”。说“上只角”，因它于世纪之交并入了黄浦区；说“下只角”则因那里聚居着自《南京条约》后上海开埠以来数千户贫民。

外公是个在外人前不苟言笑的犟老头，他终年穿深色长衫，戴一副末代皇帝溥仪那样的正圆形眼镜，手里总提着一柄银制水烟壶。儿时的我喜欢烟壶上垂下的精编穗子。外公爱用银筷子，爱吃蛏子、炝蟹、血淋淋的毛蚶。这些其实很好烧，家里请了娘姨，来自嘉定县，弄出来总不合外公口味。外公每半个月会给楼下大厅那座一人多高的落地钟上发条。那钟一直被锁着，只有外公有钥匙。他打开玻璃门，吃力地攀上凳子，那是他唯一不肯让娘姨代劳的事。那座钟比我母亲还要年长些，庄严肃穆地贴立在客厅沙发正对面的墙上，是家中最神圣的存在。每晚外公要做的最后一件大事便是从怀中摸索出一块镀金朝天摆，与大钟分秒不差地校准，然后背起我上楼睡觉。只有一回外公忘记了锁，娘姨打开来用鸡毛掸子清扫灰尘，不知何故大钟竟停摆了。那天外公把娘姨臭骂了一顿，意犹未尽，不日又与邻人说起，最刺耳的那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只有伊拉嘉定乡下头才会得个能瞎弄弄。”但娘姨一做就是十几年，如家人般存在，全家上下只有她受得了外公的尖刻。

三言两语，便是我童年的轮廓。许老前辈来访那会，无论是老西门还是光启南路，都还是南市区而非黄浦区。搬来光启南路，我和邻居的孩子阿辉交上了朋友。阿辉随父母住在这条街上一幢二层砖木洋房，斑驳的墙面与门前终年湿滑的青石路面是他与我共同的童年记忆。他父母仿佛一辈子也没走出过这条街，就象他家石拱门上的梅鹊争春浮雕，年复一年地风化，原有清晰的轮廓日蹙，却固守在那里，成为老街永不磨灭的景致。他父亲家祖居路北头，母亲的娘家不过就在路南端，从南到北一公里路，便是赴了一趟终身的约会。这幢小楼住着两户人家，从一个门进出，进门是一条阴暗湿冷的狭窄过道，以这条过道为界，左边整日叽叽喳喳，住着王家姆妈与她守寡多年的儿媳，右边就是阿辉家，上下两层两间房。

阿辉走了一条与我完全不同的路，去加拿大留学，一路读到博士，拿到枫叶卡，在多伦多工作多年，34岁那年回沪与我一道创业，算是殊途同归了。在我们读大学以前，上海的市区是由12个区中的8个区构成的，当时的宝山、嘉定、崇明、青浦、松江、金山、奉贤、南汇、川沙都还是县，甚至还有一个暂未并入闵行区的“上海县”存在。我们还是学生，那些区县大多只听过没去过，活动范围仅限于浦西的南市、闸北、静安、黄浦、卢湾，就连西南部的徐家汇，也只因我父亲在上海煤科院工作才有机会去过几次，黄浦江则一次也没渡过。可即便如此，就连我们小孩子对时年上海12区10县的形象定位也都是很明确的，似乎，大家对上海的认知与我们小孩子一样简单：市中心有限几个区以外基本全是乡下。抑或我们小孩子是受大人的影响才会如此简单地理解这块土地。

我们高考那年，阿辉的姐姐嫁到当时的吴淞区，有天回娘家告诉我们吴淞区不存在了，与宝山县合并为宝山区。我之所以多年后对此事印象深刻，只因她当时的一句牢骚话，“区和县合并成区，却用县的名字，实在看不懂。”那年月，行政区划调整并非常态，被大家视作为孤立的、偶然的事件，真正了解其背后用意的人不多。其实这次调整是为了统一规划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促进上海北翼地区的经济发展。采用“宝山”的名称也仅是鉴于当时宝钢的支柱产业地位。

我大学毕业那年，嘉定县改为嘉定区了，那阵子娘姨每谈及此事，脸上都似有扬眉吐气的表情。可我外公是个老顽固，执拗道：“就算是县改区，嘉定还是乡下头。”娘姨才不会与他计较，笑笑就过了。但娘姨也不清楚，缘何县就改区了？当时的嘉定县，城市化进程加快，出现了城乡交错的新格局，需要兼具城乡两种管理职能的新区体制与之相适应。与单纯的县改区不同，同年毗邻徐汇区的上海县并入了闵行区，使老闵行45平方公里的面积骤增为372平方公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经济总量、常住人口长期位居上海第二的大区。闵行区与上海县的合并是“以小吞大”的模式，这为行政区划调整提供了全新思路，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将原区的面积扩大8倍，让未发展的地区（原上海县）超越老区（原闵行区），体现了发展的高效率。

但这年发生的大事远不止于此，浦东新区成立了，川沙县并入浦东新区。即使这一天已经到来，外公仍置若罔闻，在我小阿姨再嫁打算定居浦东这件事上坚决反对，翻来覆去就那么一个论据，无非就是全上海人都晓得的那句“格言”：“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幢房。”当时，似乎没有人能够反驳这句话。但不出几年大家都看清了，这句“格言”是彻头彻尾的“傲慢与偏见”。

我想，既然如今连澳洲农场的饲马工都是以陆家嘴的形象来定位上海的，那么浦东新区的设立必然是一个壮举。事实上，它谱写了上海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新篇章，是一次具有划时代重大意义的区划调整。作为有着辉煌昨日的老工业基地，浦东开发形成了东西联动，再创上海经济今日与明日的辉煌。它是加快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以至经济完美跃迁的整体性、战略性调整。次年，浦东新区进一步扩容，杨浦区的歇浦路街道、南市区的周家渡、塘桥、南码头、上钢新村及杨思镇、三林乡及黄浦区的浦东部分正式划归浦东新区。

香港回归那年我27岁，金山县和石化地区合并为金山区。这一年我表哥在日本娶了个东洋女人，打算带回上海。来年表哥果真回来了，却是因外公去世，没带女人。他听说松江县也改为了松江区，便来与我商讨回沪开厂的可能性。我说松江区的未来一定会有大发展，把厂开在那里再好不过。我有个搞美术的中学同学，他的工作室从最初的余姚路搬到普陀区文化宫，现在也扎根到松江。一年后，表哥确实携夫人回沪，但他的选择竟不是松江区，而是青浦县。他相中了投资环境更好，各项政策更优惠的“宏城经济开发区”。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新世纪伊始，青浦县也改为了青浦区。但这一年无论是对我家、阿辉家、大娘舅家而言都还有一件更大的事。我们居住多年的南市区并入黄浦区了。父亲玩笑道：“700岁的南市嫁给了150岁的黄浦。”大姨妈住在黄浦区，笑得矜大，“讲是讲一家人，上只角、下只角也是要分一分的。”

这的确是建国以来上海中心城区史无前例的一次区划变革。脚长大了，就要换大鞋。时年城市化率已近75%的上海，中心城区人口、产业和功能都已发生历史性的结构变化，但与之相配套，城区区划的体量捉襟见肘，行政效能和资源整合度相对较低。因而上海行政区划调整思路又从城乡区县重组转向了城区内部重组。调整后的黄浦区加强和完善了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与飞速发展的浦东新区隔江相望，形成比翼双飞之势，为外滩地区一体化建设开创了条件。不久，我留荷去了马斯垂克。

相对于南市并入黄浦这种以优化城市资源和功能为目标的中心城区调整，与之并行的“撤县建区”和“区县合并”则是扩展版图、实现大上海宏伟蓝图的调整思路。嘉定、金山、松江、青浦为“撤县建区”；宝山、闵行则是“区县合并”。这些成功的先行者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事实证明，这些想象一直都在按部就班地变为更广泛的实践。次年，南汇县和奉贤县也相继改为南汇区和奉贤区。

我从荷兰回来后加入表哥青浦的工厂，与表哥一道创业。但我几乎一直住在徐汇区，先后搬了几次家，梅陇、龙华、漕河泾、田林，都是在徐汇区内打转转。

阿辉是2004年从加拿大回来的，起先一段忙着找工作，面试了陆家嘴和张江高科的几家大公司，都没令他称心如意。我最清楚他的问题所在，薪资开价高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作为高级程序员，写代码毕竟只是青春饭，同龄人都在技术管理岗位上爬阶梯。可我也明白他没得选，只有没日没夜写代码才能冲减异国他乡的单身之苦。一段日子过去了，他的意图渐渐显露出来，他回国的动机，求偶目的大过求职。他两手一摊道：“加拿大本来人就少，加上我是带着中国人的眼睛和东方审美出去的，我只能回来找。”所幸我和表哥的工厂规模已经做大，且用得上他这种IT人才，于是我把他也拉入伙。最初阿辉得知我们厂在青浦，撇了撇嘴，“乡下头啊？”朋友之间聊天，此类偏见通常不会被争论，我知道时间和距离会改变他。但我没想到他会被改变得那样彻底。几年后，阿辉娶了个青浦姑娘，竟还在赵巷买了别墅。

来年，又听说宝山区的长兴乡和横沙乡划入了崇明县。我一本正经地跟阿辉讲：“信不信？将来崇明县也一定会变成崇明区的。”阿辉对我的“预言”不以为然，“上海不可能一个县也不留了吧？况且和其他县很不一样，崇明毕竟是个岛，要改也还早着呢。”果然，没那么快轮到崇明，还有更迫切的几项调整正在酝酿中。2009年，浦东经过近20年跨越式的发展，空间已趋饱和，可以开发利用的土地不够用了，地区综合商务成本也水涨船高。在此形势下南汇区并入了浦东新区，让世人窥见了“大浦东”的模样。当然，这次调整的背后还有其他深意。一方面基于上海“两个中心”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需要，国际金融中心自然仍由陆家嘴承担，而建设国际航运中心的核心区域则在南汇洋山港。另一方面基于另一项重大国家工程——大飞机研制的需要。此外还有减少行政成本，有效配置资源，优势互补推进城郊一体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的兼顾考量。

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后，原先老旧的卢湾区滨江地段因受益于世博而焕然一新，以商务、金融、服务、旅游业为核心，与黄浦区的定位日趋接近。基于统筹资源配置、统一产业规划与功能布局、推进黄浦江沿江的统一规划与开发等方面的迫切需要，2011年，卢湾区并入了黄浦区。

2015年，我已是45岁的中年人，就连我的出生地闸北区也并入了静安区。这也许是最令我尴尬的一次变迁，我生在闸北，“森巽里”对我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我不能因闸北区的消失而告诉别人我出生在静安区。不过这事没多久我就想通了，世界不可能一成不变，谁的故乡还是记忆中的模样？如今南市区也进入了大规模的拆迁改建，我的童年及成长轨迹已无处找寻，只能安放在回忆里，任它酿出异样美妙的滋味，历久弥新。我想，历史的沿革不是教我们遗忘，而是既热烈拥抱现实，也同样尊重历史存在。其实并不怎么费事，我顶多自称出生在“原闸北区”也就解决了。这次调整，与南市、卢湾并入黄浦的性质相似，属于优化城市资源和功能的中心城区调整。

来年夏天，经我再三邀请，许老前辈终于来沪了。我兑现承诺，腾出三天时间开车带他走了很多地方，最后一站去了崇明岛。我告诉他，崇明县如今也改为崇明区了，至此上海已完成所有“撤县建区”目标，一夜回到“无县时代”。许老前辈不甚理解，我进而解释道：“我这是在和建国之初对比呢，1949年的上海是30个区，大多分布在浦西，也是一个县也没有，但那时30个区加在一起的面积不足今天上海的十分之一。”

话虽这么说，我心里清楚，上海还是那个上海。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区划调整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板块拼图并非儿戏，它是凝聚、加固、强化上海之魂的榫卯。我们今天所见之上海，再也不是我儿时那样“市区以外全是乡下”的笼统格局，更不是许老前辈82年所见的弄堂生活，各区皆有明确的区位优势与发展目标，有竞争，更多的是互补。如今再来看各区，我们需要从多角度多层次加以对比分析。有商业中心，有宜居地段，也有总部经济下的投资与就业密集型区域；有产业优势板块，也有旅游拉动地带；有文创与高科技园区，也有中小微企业创业天堂……今天的上海，是更成熟更完善的大上海，有朝气、有激情的新上海，是个不走遍16区不足以谈论的国际化大都市。

我在虹桥机场送别许老前辈，我告诉他，就连我们当下所在长宁区与闵行区交界的这座机场，也正在打造“大虹桥”的概念，新一轮区划调整呼之欲出。他的感慨只有四个字，“沧海桑田”。

三盅，本名荣进，上海人，复旦大学上视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签约作家，中国传媒出版社文学顾问，中国原创文学维权联合会会长，财经评论员。创作有“都市丛林五部曲”《9克拉的诱惑》《绑嫁》《吕贝卡的救赎》《贫果》《大负翁》；长篇小说《归去来兮》《你是我今生最大的宝藏》《出埃及记》《宽宥》；“无龄感生命三部曲”《生命的每一天都是奇遇》《唯有一人爱你灵魂至诚》《我们都是自命不凡的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