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赵大年，满族，小说家，剧作家。1931年生于北京，毕业于天津市扶轮中学。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影视创作委员会主任。著有长篇小说《大撤退》《九重天》《女战俘的遭遇》等6部，中篇小说《公主的女儿》20余部，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紫墙》《西三旗》《梦里蝴蝶》《人生漫记》等6部，电影《车水马龙》《琴童》《玉色蝴蝶》《当代人》等7部，电视剧《皇城根儿》（合作）等百余集。多部作品获全国和报刊文学奖，被译成英、法、日、韩文在国外出版、发表。

1.大黑猫卖茶

“大碗茶！喷香的茉莉花茶！两分钱一碗。”

白小英终于战胜自己，豁出去了，扯着脖子在天安门广场吆喝起来。

漂漂亮亮的女孩子，长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女八中的好学生，云南插队知青，怎么抹得开脸面练摊儿吆喝呢！遇见同学怎么说？我就这么没出息呀。

可是你赶上了这一拨儿，“生下来就挨饿，上学常停课，毕业就插队，回城没工作。”这顺口溜是“50后”自己编的——童年赶上了“经济困难时期”，上学又常“停课闹革命”，改革开放，才走上了这段创业谋生路。

白小英在家窝了半年，“知青办”连个打零工的活儿也没派给她。倒是猫哥有办法，跑来找她打伙计，还哼着京戏，“两手空空回到家，五尺男儿啃爹妈，不知人间愁滋味，欢欢喜喜去卖茶！”

他俩在西双版纳就要好，猫哥的本事可大啦，爬树摘椰子，扎猛子抓鱼，胳膊腿儿晒成紫铜色，还有浓重的汗毛，白小英喜欢这一切，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大黑猫，心想，我傍哥儿们也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白小英可不肯晒太阳，她生下来皮肤就特别白，妈说“这丫头掉进了面缸”，长大了，一白遮百丑，怎么看都漂亮，走到哪儿，哪儿就出现一片亮色。她戴着草帽割橡胶，割破了手就哭，野象闯过来也哭，一哭眼睛鼻子都红了，活像小白兔，这绰号也就叫开了。猫哥只叫她兔子。

现在猫哥坦诚相告：父母把积蓄全拿出来，买了搪瓷保温桶、折叠桌、粗瓷大碗，“我爸修好了平板三轮车，我妈负责在家烧开水，我来回蹬车送水，就缺一只兔子看摊儿叫卖了。”

小白兔无法拒绝猫哥的邀请。本来嘛，“万事皆备，只欠兔子”，我怎么能不去呢？我要不去，他另找只兔子打伙计咋办？回城知青有的是呀！所以必须去，甭跟爹妈商量，说走就走。

他俩把一桶热茶抬上平板三轮车，还有铁架子三合板的折叠桌，小白兔抱着大碗也坐车上，大黑猫喊一声“开张大吉啦！”就蹬车出了小胡同。

“咱去哪儿啊？”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

“到底去哪儿呀？”

“北京大得很，哪儿热闹去哪儿！”

“离女八中远点儿。”

“你还记着它呀，它怎么没派人到西双版纳看看你呢。”

没走多远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兔子胆小，“这儿也让摆摊儿？”

“你成天在家窝着，不生病思想也会落伍。好好瞧瞧吧，广场南边一拉溜练摊儿的倒爷，有好些知青卖服装。北边观礼台下面有几万平方米的空间，现在成了地下百货公司啦，全是个体户，小老板。广场中间游客多，外地来京的必看天安门，还要照相，渴了就喝大碗茶。已经有几个茶摊儿捷足先登了！”

“猫哥还会搞社会调查。”

“天无绝人之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

“大碗茶是北京人的喜好。”

“一个钢镚儿一大碗，薄利多销。”

如此这般，大黑猫和小白兔在世界最大的广场卖茶谋生，早出晚归，一天收入一小袋钢镚儿，也是沉甸甸的。于是搞成本核算，茶叶钱是收回来了，买搪瓷保温桶的投资呢？两个人的嚼谷呢？还有妈妈烧开水的义务劳动呢？他们想，要是把这些都赚回来，就再买一把大遮阳伞，别把小白兔晒黑了，也让喝茶的客人站在阴凉里。

一天，有位头戴小花帽的新疆游客喝了一碗茶，说声“好茶！”付给一枚一毛钱的钢镚儿。小白兔找给他8分钱，客人不收。

“两分钱一碗。您给多了。”

“不多。一毛钱一碗，这是乌鲁木齐的价钱。”

大黑猫说，“两分钱一碗，是北京的规矩。”

“我是买卖人，不会多给钱的。”

“我也是买卖人，不会多收钱的。”

客人笑了，“小兄弟太老实，你懂吗，买卖人必须赚钱！变着法儿赚钱！告诉你，到乌鲁木齐去卖茶，能赚五倍的价钱。”

正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大黑猫脑袋开窍了。

2.王宗铭当倒爷

“北方不产茶叶。北京的茶叶都是南方运来的。”

“云南、湖南是茶乡，出名的普洱茶，便宜的磨锅茶。”

“浙江龙井，太湖碧螺春，福建铁观音，黄山毛峰，古丈毛尖……”

“打住！”大黑猫叫停，“不谈名茶。就说磨锅茶一类的便宜货。”

几位练摊知青讨论共同遇到的问题：从茶叶店买茶叶，太贵！卖两分钱的大碗茶没赚头，白搭工。

“钱都让茶叶店赚了！”

“没错。运费，管理费，工资，税金，利润，全都加在茶叶上，没法不贵！咱们呢，赔本赚吆喝。”

“你还真门儿清呀！”

“咱哥儿们在农场茅草棚里读过《政治经济学》。”

“有何心得？”

“一句话：哥几个凑钱，派个人到湖南收购茶叶，能降低一多半成本。”

大黑猫一拍胸脯，“我去！北京到湖南的火车多，一个礼拜打来回。”

“放心，我们保证你的‘傍肩儿’照常营业。”

“别叫‘傍肩儿’，还不够火候。拜托诸位，出车、收车帮小白一兔把儿。”

练摊以来，大黑猫除了蹬车送开水，闲下来也看摊。按他指点，小白兔跑到广场南边卖服装的摊位转悠，看看有没有女八中的，还真的遇见了同学杜晓燕，一个身材瘦弱、心灵手巧的姑娘。

“小燕！我做梦都梦见你在这儿！”

她说这话有根据。在校期间杜晓燕就擅长剪纸，人物、福寿字、花鸟虫鱼都会剪，送给同学不少窗花。小白兔到她家玩儿，才知道这是家传，小燕的祖上是御用裁缝，会绣龙袍，父亲缝纫古装戏服，母亲也是裁缝，会剪纸。小燕插队老闹病，提前病退回城，就跟母亲学裁缝。

“白小英！我可没想到你这只‘5分+绵羊’也敢来练摊儿！”

年轻人跟老人不同，虽然分手几年，并不喜欢叙旧，谈的大多是未来。

“我们居委会主任特棒，愣腾出两间房来，招收九个知青，请我妈当师傅，成立街道缝纫组，女的自带缝纫机做服装，男的在前门这儿摆摊销售。”

“那你就是做服装的啦，我知道你家有缝纫机。”

“缝纫机我妈要用。我也不想当裁缝。”

“你还想当老板？”

“我没钱，有钱就当老板。告诉你吧，现在我想当服装设计师！”

“一定能！你会剪纸就是本钱。”

“告诉你个秘密：我在电影院认识了个帅哥王宗铭，真是有缘！”

王宗铭，是个混血儿。这孩子长得很漂亮又很可怜。他爸是著名电影演员，妈妈是苏联人，珍宝岛一打仗就回基辅去了。因此他在学校受欺负，红卫兵把他“打倒在地还要再踏上一只脚”，他爸只好把儿子的一头金发染黑。后来去广东拍电影，就请求制片主任照顾，允许他把儿子带在身边，十四岁了，也可以在摄制组干点儿零活，扫地，打水，收拾服装、道具，当群众演员。总之不白吃饭。

王宗明跟摄制组到过物产丰富的珠江三角洲，印象深刻的是沙头角中英街，一条小街，半边归深圳，半边归香港管辖，中间有一条公园里常见的铁链子是边界，抬脚就能迈过去。两边的店铺脸对脸，深圳这边的卖农产品，香港那边的货物丰富，五颜六色的商品堆到门外来了，房檐下挂满了港式衣裙。还有穿黑制服的香港警察悠闲地走动着。王聪明问他“为什么给英国人干活儿？”回答很简单，“谋生啊！”

王宗铭第一次听到“谋生”，不说如雷贯耳，也是五味杂陈，自己越长越高，还让父亲“带犊子”，多么累赘！父亲何尝不急，拍戏一有空就教他读书，也是想让他掌握谋生的技能啊。

一天，摄制组来到拱北海关拍外景，王宗铭发现一群卖花大嫂每人挑着两筐鲜花，不办任何手续，就直接通过海关的检查站走向澳门岛去了。他不吃饭，坐等四小时，大嫂们果然从原路回来。他跟着走了几里小路，来到一个村庄。这次是他的一头金发带来好运，大嫂们认为他是澳门葡萄牙人，就交谈起来。

“花束都按时送到府上了，不会错的。小先生跟过来还要多买一些吗？”

“我是来打工谋生的。”

全靠王宗铭的诚实，他把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果然获得同情。大嫂们决心帮助这个可爱的大孩子。赶巧一位吴嫂有了五个月身孕，正缺个帮手替她送花，当即答应雇用王宗铭当半年打工仔。他又怎么通过拱北海关呢？放心，吴嫂很快就从她送花多年的客户那里借来一个不带照片的葡文居民证。王宗铭征得父亲同意后住到吴嫂家，学着浇花、摘花，也挑着一担鲜花加入卖花大嫂的队伍一同过关，没人阻拦。万一海关要问，还有居民证和一头金发嘛。事实上，他往返几个来回，也就成熟人了。

澳门很小，王宗铭三天就把它转熟了。四百年前葡萄牙只是租借这个小岛做为存货之地，内地的小木船随便围着它转，葡国警察也无权干涉。小船瞅不冷子就靠岸，上货卸货，拱北这边的民警根本管不过来。

卖花大嫂送完了鲜花，空着箩筐回来心里不舒服。按海关规定，由澳门进入拱北的旅客，一人一次准带一条香烟一瓶酒。她们每天都这么干，王宗铭也跟着干，就是在澳门买一条“555”牌香烟和一瓶“人头马”，带过海关就有人收购，价钱翻一番。后来他读到一本经济学的书，书名是《有地区差价就有走私》。现在是“有差价就有倒爷”——王宗铭从此当倒爷。

在此期间，王宗铭第一次拿到吴嫂发给的半年工钱，加上“烟酒外快”，给父亲看一眼，把这位电影演员吓一跳——比他三年的工资还多。王宗铭恳求父亲，允许他用这“第一桶金”做本儿，留在广东“闯天下”。

父亲拉着儿子的手说:“敢闯就好！我也是十六岁离家的。”

十六岁好啊，尚未成年，上帝也会原谅少年荒唐。王宗铭开始搭小木船登陆澳门，住“汽车旅馆”——帮助司机擦洗公共汽车，就允许他免费睡在车里长条椅子上过夜，白天采购二十条乃至四十条“骆驼”牌香烟，再搭小木船回来，立即脱手。但这仍属小打小闹。他又跑到深圳盐田湾，跟着机动木船往香港送石斑鱼——这种名贵的“咸水鳜鱼”必须鲜活，送鱼船也很别致，鱼舱里灌满了海水。来到香港急水湾，送走石斑鱼，放掉鱼舱里的海水，空船返回，船老大心里也不舒服，就装一船香港的估衣回来。王宗铭全包圆儿。再由他练摊的朋友们大包大包地扛上火车回北京销售。卖估衣的营生古已有之，北京天桥早就有不纳税的夜市，卖估衣和家用小物件。香港的估衣算不算走私呢？暂时没人计较，海关的缉私艇紧盯着伶仃洋上大宗的走私汽车、摩托车、半导体、希尔顿香烟还盯不过来呢，谁管你渔民带回来的旧衣裳。

改革开放新时期国产电影多起来，杜晓燕到中央电影院看新片《庐山恋》，身边坐着一位帅哥，身穿红白相间的花格子衬衣，这在北京很少见，附近观众都羡慕地看他几眼。他个子高，怕遮挡后排，主动摘了鸭舌帽，露出一头卷曲的金发，吓了杜晓燕一跳。此时场内关灯，影片开演，帅哥还跟着片头字幕轻声读出了导演、主演的名字：黄佐临、张瑜。杜晓燕放心了，原来他是中国人。

散场之后，杜晓燕又买了下一场的票，重新入场，再看一遍。这部新片一天要连演八场。谁也没想到，杜晓燕自己也没想到，她不吃不喝，竟然一口气连看了四场！她简直饿晕了，影院里没有小卖部，也没人进来卖大碗茶。已近黄昏，晕头胀脑的杜晓燕走出来，发现穿花格子衬衫的金发帅哥站在门灯下。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似乎有了默契，第二天杜晓燕带了画花样子的硬纸夹子和铅笔，再来中央电影院看早场《庐山恋》。不出所料，邻座就是金发帅哥。谁也不觉得奇怪，但又都在揣摩对方的秘密。开演了，杜晓燕打开硬纸夹子，盯着银幕，在黑暗中默写勾画。帅哥只说了一句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这样，他们又连看两场《庐山恋》。走出电影院，无论如何也该男士先开口了：

“你连看六场，究竟看什么？”

杜晓燕把硬纸夹子打开给他看。这次倒是金发帅哥差点儿吓晕了，万没想到，面前这个不起眼的女孩，在黑暗的影院里能够默画银幕上的张瑜。

帅哥失声大叫，“比张瑜还张瑜！”

再看，都是张瑜一天一换的新式衣裙，被杜晓燕贪婪地、一件件地全都描绘下来了。

金发帅哥激动得语无伦次了，“小姐，不，同学，同志，我叫王宗铭，请你相信，我从来不撒谎。我正在筹办一家服装公司。上帝让我遇见了你！我要聘请你担任服装设计师！你考虑好了再答复我，现在咱俩先去吃午饭。”

旁边就是回民饭馆“又一顺”，他俩进店占了一张桌，王宗铭点了白炭紫铜火锅、羔羊肉片、白菜心、冻豆腐等等许多，杜晓燕也不拦着，大大方方的微笑不语，心想，算我好运气，傍他个大款。

邻桌是几位卖大碗茶的知青给大黑猫饯行。他们可不敢吃火锅，一人一碗羊杂碎，就芝麻烧饼，但是有烧酒二锅头，纷纷举杯祝福：

“我要祝你一路顺风，不如送猫哥一个有用的字：打！打开局面，打通活路！”

“打好咱们的小算盘，精打细算。”

“北京话打字万能，打天下！打工，打车，打球，打伙计，打牙祭……”

“打牙祭是南方话，南方话里也有个万能的字，搞！搞关系，搞对象，搞鬼，搞钱，搞名堂，搞阴谋……”

“搞阳谋，不搞阴谋！”

“对！”大黑猫干了一杯酒，“我喜欢这个搞字，这次南下，就得搞出点儿名堂来！搞他个一路通！”

吃火锅的这边，王宗铭坦白交代，“我就是个心眼儿多的倒爷。我爸在珠江电影厂拍戏，交了两位广东朋友，我靠这点儿关系，到广州高第街、沙头角中英街买港式服装，扛两大包回北京，能卖三倍的价钱。一个星期跑一趟，没用半年我就发啦。第二步，我成批买进走私过来的香港估衣，后来海关查得紧，见好就收。现在正走第三步，把我留下的几件新式衣裤当样板，雇几个裁缝在北京现做现卖。”

杜晓燕听得手痒痒，放下筷子拿起笔，盯着帅哥画起来。

王宗铭接着说，“我也有难处。要建立一家个体户的服装公司，雇裁缝、售货员，不准超过七个人。买主思想也不解放，‘北京四大怪：坐车没有骑车快，姑娘头巾戴两块，花衬衣领子翻在外，丫头更比小子坏！’女孩子爱美是天性，可是花衬衣又不敢穿出来，穿在里面给谁看呐？只敢把花领子翻在外。电影电视充当‘滚雷英雄’，上演了的就是上级批准了的吧，这才敢穿，《姿三四郎》的女演员高子带来了‘高子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带来了‘瓦尔特衫’，今天是张瑜带来了好几套新式衣裙，所以你连看六场《庐山恋》，让我发现了你这位志同道合的服装设计师！对啦，请问你贵姓啊？”

杜晓燕再也绷不住了，嘻嘻哈哈笑起来。

现在她告诉小白兔，“我真的被张瑜的新式衣裙迷住了！小英，看看你我穿的是什么呀？外国记者说咱们是‘蓝色的蚂蚁’！”

3.狗头金

练摊卖服装的王保根，是大花山镇出名的“包打听”，除了“狗头金”，啥事儿都知道。听说王宗铭想雇工人，又不敢超过七个，害怕雇多了变成资本家，而且要办服装厂又没厂房，觉得可笑，就直截了当跟他说：

“你不是有钱吗？活人还让尿憋死呀！我堂哥王有牛，是平谷县大花山村的大拿，你的难题他都能解决，雇七十个人也姓‘社’！绝不会姓‘资’！他的难题是没钱，只要你发工钱，这服装厂立马就能办起来。我也跟着你们干。”

“就这么简单哪！”

“简单！一个四级工，四十块一大毛，大学毕业的，五十六块。农村的大姑娘小媳妇，一个月三十块钱上赶着来。大花山就是人便宜！”

“你堂兄是大拿，大拿是什么职务？”

“大拿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职务嘛，比县长小点儿。我跟你交底儿吧：他爹打土豪的时候分了田，土改队长说你有田了，就叫王有田吧。又分一头牛，儿子就叫王有牛。他爹是本村第一个党员，第一任支部书记。现在他妹子王爱莲是支书。你说这样的家庭出身他能搞资本主义吗？”

“那，厂房呢？”

“盖呀！村儿里的地皮，自己的瓦匠，自己备料，又快又便宜，一百块钱一平米，两万块钱拿下来啦！”

“那，这厂房算谁的呢？”

王保根大笑，“明白啦！你还是真想干。那就合资。我们村出人工、出厂房，你出资金、服装样子、负责销售。叫公司也行，你当董事长。王有牛当厂长。”

“上边让合资吗？”

“让！我们村还要跟香港商人合资办厂呢。”

“香港商人办什么厂？”

“水厂，玻璃瓶子装泉水的工厂。”

“是矿泉水厂吧？”王宗铭喃喃自语，心想，我又落后了，别让香港商人抢了先！跟他们比起来，我这点血汗钱算几根毛儿呀。

香港商人怎么会找到北京燕山南麓的大花山村合资办厂呢？

此事跟平谷县第一中学的“校花”刘金凤有说不清的关系。她被说成逃亡地主的女儿、上校的女儿、矿长的女儿，“四清”运动也搞不清她是谁的女儿。好在当时她还小，她爹刘全的金矿也不是运动重点，搞不清就“挂起来”。

直到两年前恢复高考，刘金凤来找高三班同学王爱莲开介绍信，然后才能到大花山镇报名。这件事要是让老支书王有田知道，他说什么也不会答应，还要教训女儿“不能犯立场错误！亲不亲，阶级分，打断骨头连着筋！”他用这话教育过全村每一个党员，王爱莲听过一百遍，听烦了。现在我是支部书记，刘金凤是高三班的第一名，凭什么不让她参加高考呢！已经不讲出身成份了，什么“地富子女”、“黑帮子女”、“可教育好的子女”，统统一风吹，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所以王爱莲笑眯眯地填好介绍信，刘金凤也顺利地报了名。

高考前一天，刘金凤跟本村的插队知青徐健、林一鸣、姚平等人约好，明天起大早儿，一同骑车去县城第一中学的考场，千万别迟到。

第二天凌晨，金凤她妈李春妮就生火熬粥。她爸刘全也拄着拐杖下炕张罗，把他用半斤粮票买来的一包饼干摆到小炕桌上。刘全是矿上的工业户口，按月发粮票，吃的是商品粮。农民户口没有粮票，吃的是本生产队种植的粮食。别小瞧了这一包饼干，要是没有粮票，有钱也不卖给你。

刘金凤梳洗完毕，刚喝几口粥，妈就夺过她的碗，“喝多了上茅房，耽误考试！”说着，递给女儿一包椒盐花生米，“新娘子上轿就吃它，全天没尿。”

临出门，刘全再一次查看女儿的“准考证”，铅笔盒，“要带两支圆珠笔，两支铅笔。”做父亲也难哪，他千不该万不该拄着拐杖又去查看女儿的自行车，一脚踩到猫身上，摔倒在门外，头撞水缸，血流满脸。

几年以后，好朋友徐健在刘金凤的纪念册上题辞：“每逢困难有静气”。

现在，刘金凤没慌张，和母亲一起用棉花压住父亲额头的伤口，缠上绷带，她就骑自行车一溜烟似的去找铁哥儿们刘长河。正好在路口把他拦住。刘长河带着徒弟牛英杰，驾驶拖拉机往北京大红门屠宰厂送肥猪，问了原由，二话不说，立刻调转车头，赶回到金凤家门口。

拖车里载着满满登登四十头猪，有网子蒙着。刘金凤抱了两床棉被铺在网子上，就和牛英杰一起抱着刘全坐上了猪车。刘长河驾起拖拉机，加大油门，“通通通”地直奔县医院而来。这是刘长河求之不得的表忠心好机会，他背起心目中的“未来老丈人”进了急诊室，把兜里的钱全掏给牛英杰，派他“在医院照料刘矿长！”自己回过头来又开着拖拉机“通通通”地闯进第一中学，直接把刘金凤送进考场。

事情并不顺利，刘金凤一路上“与猪斗争”费尽了力气。一开始，他三人隔着棉被坐在猪身上，倒也相安无事。拖拉机开快了，颠簸得厉害，人的重量陡然加大，猪们可就承受不了啦，往旁边躲，人的坐位形成凹兜，简直要跟猪们平起平坐了。刘金凤照顾父亲，使劲往上拉棉被，还想把猪们拽到棉被底下来，拽尾巴，拽耳朵，拽急了，反而被猪咬了手。

第一场考试，她忍着疼，勉强握住笔，字写得歪歪扭扭。孰不知猪嘴有毒，第二场就不行了，右手肿得掰不开指头，铅笔折断，圆珠笔掉到地下，监考老师过来看，刘金凤满脸通红，发高烧，话都说不清楚了。只能退考，住进了县人民医院。

住院两周，父女俩伤病痊愈。刘长河几乎天天探视，送水果，槽子糕，还从农机站长夏如金那里借用小卡车接她父女出院回家，做足了感情投资。

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这种“血统论”流行的年代，刘金凤只知道右腿伤残的矿长刘全是亲爹，传说中的“爹们”——“逃亡地主”、“反动上校”是谁？她全然不知，偷偷问过妈妈，每次都挨顿骂，只有一次妈妈哭着说，“你记住，他们把你哥带到香港去了。也许将来……”这话犯忌，金凤再也不问了。在学校也沉默寡语。王爱莲入了党，刘长河参了军，她却连共青团都入不了。只有个好听的外号“百分刘”——数理化全拿一百分，再就是毁誉参半的“校花”，那时候叫你声“小姐”等于骂人，“校花”也差不离儿。所有这些，包括高考猪咬手，都促使她的性情早熟。

刘金凤不言不语地回到废矿井里伺弄蘑菇。这是金矿解放前就废弃了的一处矿井，据刘全说，矿脉太窄，费力八跤地凿一吨矿石也炼不出个金瓜子儿来，是赔本买卖，后来又钻透了水层，往矿井里冒水，砍了多少根木头橛子堵泉眼也堵不严，矿主人范福才就把它弃了。废矿井离村较近，有一股细细的泉水，湿度温度都适宜，村里的“三凤”——刘金凤、刘玉凤、刘美凤三个高中毕业生制作一百多个锯末口袋，引了菌种，在废矿井里养殖蘑菇两年多了。

小岗村“大包干”的好处很实惠，能“吃到嘴里，穿到身上”，农民纷纷承包了田地。刘金凤要求承包废矿井，虽然它的产权不清，但是这半面山坡都是大花山村的，刘全又当过矿长，所以村委会跟她签了承包合同。王爱莲还跟她讲好，卖蘑菇的利润百分之十上交村委会，也没人计较。

财神爷就怕有心人，谁算计他谁发财。插队知青林一鸣就是有心人。他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有点舍不得大花山的山山水水。他帮助美丽的“三凤”引种蘑菇菌苗，进过泉水潺潺的废矿井，用这凛冽的泉水洗过脸，还喝过几口，清凉而回甜，记在了心里。他带走的纪念品就是两瓶清凉的泉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同样吹进了校园，大二学生林一鸣居然把父亲林岚教授领到废矿井来了。简单介绍几句，刘金凤明白了神态严肃的化学教授为泉水而来，立刻打着手电筒指引他查看泉水的出口，当年堵塞泉眼的木橛子还在。

刘金凤又把林氏父子领回家，刘全和林岚的交谈很简捷。

“经化验，这是优质矿泉水。不要再白白浪费了。应该建个矿泉水厂。”

“要建厂，水源没问题，靠自喷，一分钟可达十立方米。”

林一鸣叫起来，“一分钟就是一万瓶矿泉水呀！快建厂吧，一本万利！”

“问题是资金，谁投资？一期工程——盈利之前，买设备就得二十万。”

人们一时又陷入沉默，思索。

消息传得很快，虽然大花山还没有电脑、手机，但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

这不，连香港的商人都闻风而至，来到大花山，直接找刘全。进门就给刘金凤她妈李春妮下跪，磕头，叫亲娘，“我是您的儿子范有志呀！”。

李春妮差点儿没哭晕过去。刘全瞪眼瞅着，一时语塞。刘金凤似乎明白了一切，但是眼下没她说话的份儿，就先把范有志搀起来，见他泪流满面，肯定不是骗子，请他坐下，给他倒茶，再过来照料母亲，只能等大家都冷静下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王有牛立刻回家向老支书坦白，“爹，十年前我跟着造反派到矿上搜查狗头金，刘全带人拦着，双方打起来，我抡起镐把儿打断了他的腿，”

“原来是你打的呀，刘全怎么从来没说过？”

“矿井里黑咕隆咚，谁也看不请是谁打的。”

“快别再说啦！咱们村跟矿上井水不犯河水。”

“老矿主的儿子范有志从香港回来了，找刘全媳妇认亲娘，还要给矿泉水厂投资，我也想请他投资建个服装厂。又怕刘全知道是我打的他。您看我是不是主动找刘全赔一桌酒，先搞好关系？”

“不行！咱老王家没给谁赔过酒。你不要捅破这层窗户纸。范有志回来要干啥，你也别拦着。”

“范有志要是把狗头金带走，我也不管吗？”

王有田不屑地呵呵笑了，“什么狗头金！哪儿有狗头那么大的金疙瘩？顶多拳头这么大。咱们村还有狗头枣呢，不也就鸡蛋大嘛，说着好听呗。”

“拳头大的金疙瘩也有十斤重呀，他要带走了，我打刘全不是白打了吗？您这老支书也没面子呀！”

王有田沉吟半晌，“我把老底儿告诉你，让你明白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最早的矿主是咱老王家的长辈王寿山。他只是个小地主，几十亩地雇长工，我也算一个。他在外面挣大钱，天津、上海都有他的店铺，北京也有他的宅院，很少回老家，跟贫雇农没仇。土改给他定的成分是地主兼工商业。我分的田，你分的牛，刘全住的房，都是他家的。他不在乎这点儿财产。再说金矿，总共十几个人，从来就是赔本买卖。王寿山无儿，就把金矿交给女婿范福才经管，还花钱在中央军给他买了个没兵的上校头衔。范福才从京西煤矿聘来个工程师刘全，老实人。解放前范福才带着老婆孩子逃到香港，这个孩子就是范有志。李春妮是范福才买的丫头，没有收房就生了儿子，由他不生育的大老婆养活着。解放后金矿收归国有，刘全当矿长，还是个赔钱的穷矿。”

王有牛是急性子，“您说的都对。可是范福才临逃走的时候跟刘全密谈了半宿，又烧香又磕头的秘密，刘全对‘四清’工作组死不交代！”

“交代啦！范福才要跟他拜把子，把金矿和李春妮都送给刘全，还烧香磕头让刘全和李春妮正式结婚，说这样他走了才安心。”

“他还是没交代狗头金呀！”

“你听着，狗头金只是个传说，没证据，不能处分刘全。北平和平解放的军官名单上有范福才，算起义人员。金矿停产以后，刘全没有退休费，他还敢向县里要求落实政策呢。一句话：咱们犯不着惹他！”

“没有狗头金，刘全就不会私藏金条哇？他常说一吨矿石炼不出一个金瓜子儿来，谁信哪！”

4.“黄鱼”

东北解放军进关的时候，范福才慌了，国军节节败退，他也步步南逃。第一步就是把住在北平的太太和四岁的独根苗儿子送到天津，搭乘招商局的轮船去香港。然后只身赶回老家大花山“安排金矿事务”，实际上有两条“妙计”：

一是李春妮的生计。一夜夫妻百日恩，何况她还生了范家的独根苗呢，不能撒手不管，由他出面把她嫁给老实人刘全，金矿当嫁妆送给刘全，收买人心。

二是埋金计。“金矿赔钱”嚷嚷了很多年，谁都相信。他二人磕头拜把子之后，范福才对刘全说：“现在兵荒马乱，那几十斤‘黄鱼，狗头’我是带不走了。埋了吧。今生今世，给不了我，就一股脑儿作为春妮的嫁妆归你们啦！”

“放心，既然托付给我，我就负责到底。”

“我还要赶紧去上海，转移那边的资产。”

范福才这句话是真的，上海的财产比这边多得多。

岁月飘忽，斗转星移。王寿山已作古，范福才也坐轮椅了。范有志的嫡母过世，香港范氏洋行由他当总经理。老家的亲情未断，商机又来——不少港商向内地投资，带来大花山要建矿泉水厂的消息，董事长范福才当即决定投资。

李春妮与范有志抱头痛哭，母子团圆，理所当然。老实人刘全心里也有个理所当然——他拍着被打残的右腿说，“我讲过负责到底！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被他们打断了腿，替老矿主保管的七十六斤八两‘黄鱼’也纹丝未动，总算等到了今天。我只好叫你一声少东家啦，就请你把它全都收回吧。”

老实人没说“狗头”。范有志也听得出来，你不说，我也不提。好在“黄鱼”一两不少！也真难为你们啦。

“刘叔叔您别误会，父亲可不是叫我回来要‘黄鱼’的，是叫我看望亲娘，看望叔叔，妹妹，再看看能不能为老家出一把力——投资建设矿泉水厂。”

刘金凤不知道父亲还藏着几十斤“黄鱼”，但能听出来这是金矿存下的金条。范有志又说要投资矿泉水厂，这些巧事不由得她不动心。这是我们急需解决的头号难题呀！她决定，我应该参加进来，弄清楚范刘两家亲戚关系的来龙去脉，再以主人的身份打通投资的突破口，力争矿泉水厂在父亲、哥哥、林教授的支持下早日上马！

可巧，父母也想把锅盖揭开——不再瞒着已经成年的女儿了，把一切都告诉她，让她从一开始就明明白白地成为矿泉水厂的主人。只不过这些话匣子打开以后，又催落了许多眼泪。

大黑猫的茶叶字典里有古丈毛尖，就认定古丈是茶乡，有谷雨以前采摘的毛尖细茶，就有清明以后采摘的大叶子粗茶，便宜货。于是他怀揣二百块钱在古丈火车站下了车。步行进县城，吃了一毛钱一碗的米豆腐，碱味儿特大，照样能填饱肚子。郭沫若在《洪波曲》里给湘菜概括三个字：咸辣多。湖南的大厨们极不满意，大黑猫却举双手赞成，这一大碗米豆腐就是活证。

他走街串巷，没找到磨锅茶，倒是有挑担的“炒青”，大叶子茶炒得干干的，卷卷的，嚼一嚼，味道浓重，可能就是云南的磨锅茶，用手摁着茶叶在热铁锅里“磨”出来的，叫法不同罢了。一问价钱吓一跳，一块钱一斤，便宜得让人心疼。大黑猫不忍心再砍价了，当即要买二百斤。挑担的茶农围过来一大群，争着卖，有的还主动压价，“九角八啦！”

大黑猫的条件是“一块钱一斤不变，你得给我装筐，送到火车站。”

茶农谭老六一口答应。又叫了个同村的，领着大黑猫一同回村当面装筐。一共四筐，每筐五十斤，挑到火车站天已擦黑儿，大黑猫把练摊哥儿们凑的二百元悉数付给谭老六，就走进候车室去看开往北京的列车到站时间。

大黑猫出了候车室，发现谭老六没走，在为他看守茶筐。心头一热，拍着他的肩膀说，“咱俩交个朋友吧！”

谭老六点点头，又说，“这四大筐，你一个人怕送不上火车呀！”

大黑猫后悔没有带上小白兔，没个帮手，又要看筐，又要进站去办托运，但他还是说，“老六，谢谢你！请回吧，天快黑了。”

谭老六还是点点头说，“我帮你抬筐上车。火车不等人，它只停一小哈子。”

“你这朋友我交定了！我还会再来的，再来就买你的茶。”说着从挎包里摸出一盒大前门香烟，一人一支，划着火柴点烟。

谭老六眼前一亮，指着烟盒上的前门箭楼子笑了，“这是北京！”

“这是北京大前门。你去过？”

谭老六还在笑，“没去过北京，谁还不认得大前门呀！”他把烟盒拿过来说，“有这个就好办喽！小站办托运很难。我给你守着筐，你进站去找姓谭的调度员，请他帮忙，他是我远房侄伢子——这话你可不要说。”

“有有！‘大前门’我带了好几盒呢。”大黑猫说着就进站去找谭调度，见面实话实说，“我是个插队知青，回城没工作，”顺手掏出香烟来，指着烟盒上的大前门箭楼子，“就在这里摆摊儿卖大碗茶，几个知青凑钱派我来买大叶子粗茶，想托运回北京，”说着又顺手把香烟递给了谭调度。旁边还有两位铁路员工，大黑猫不问他姓甚名谁，也是一人一包。哈，几个人都指着烟盒笑，“还真是大前门！”也顺手把香烟揣进兜里。

凌晨三点半，“普客”缓缓进站，晚点一个多钟头算少的，铁路许多方面还没有恢复正常嘛。停站两分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四大筐茶叶一分钟就装上了行李车厢。更让大黑猫高兴的是，认识了谭调度和谭老六，回去筹措资金，他一定要带着小白兔“卷土重来”。

消息人王保根把大黑猫的成功事迹告诉王宗铭，“建服装厂，一时半会儿花不完你的钱，可以先拿出两千块钱借给大黑猫，让他再跑一趟茶叶买卖，铁赚！”

他又告诉堂兄王大拿，“快把盖厂房的地皮定下来，王宗铭总得看看风水，才肯跟你谈条件投资吧！”

王大拿也告诉他，“刘全很可能私藏着老矿主的一批金条。扫听一下，不能让范有志取走！”

“不会吧，”王保根摇头，“这么多年，他藏在哪儿呀，就没人发现？”

“一个人藏的东西，一百个人也找不着！你可以试探着问问刘金凤，这丫头有个毛病——不会说瞎话。”

王保根还真听王大拿的，从侧面拿话试探刘金凤，“我有个朋友结婚，想给新娘打一副金镯子，可是听说金银禁止买卖，你听说过吗？”

刘金凤摇头，“干嘛自己打呀，到首饰店去买一副嘛。”

“你真不懂行市，银行收购金银的价格低，商店卖的首饰贵得多。要不然谁家愿意自己打镯子呀。”

“保根哥，你知道银行收购黄金多少钱一两吗？”

“这得看黄金的成色。银行都有定价。”王保根不再多问。

原来，范有志跟刘金凤已经作过一次“兄妹谈判”。妹妹俨然是甲方代表，哥哥也在商言商，达成的协议是：香港范氏洋行对大花山矿泉水厂第一期投资港币八十万元（约合人民币二十二万元）。老矿主存放的七十六斤八两黄金不再收回，作为刘金凤的投资，也用于建设矿泉水厂。

刘金凤办事实打实凿，听了保根哥的话，还真的拿了两根金条到县人民银行检验成色，询问银行收购的价钱。银行的干部出面跟她谈话，刘金凤毫无隐瞒，说出了家里有多少金条，建矿泉水厂急需资金等情况。银行干部知道事情大发了！一边留住刘金凤，一边紧急报告财政局、公安局。赶巧了财政局长是县一中原校长宋福海，他对数理化全拿一百分的尖子学生刘金凤记忆清晰，就隔一条街嘛，立刻骑车来到银行，叫上谢行长一同跟刘金凤谈话。

交谈的内容，除了金条的来历，最重要的是刘金凤决定按银行收购价把它全部卖给国家，得到的钱也都用于矿泉水厂的建设。宋局长非常高兴，自己的尖子学生还是个有抱负、识大体的青年。一定要帮助她创业。

谢行长派干部到大花山做了调查，也是听取意见。

村支书王爱莲原本就支持矿泉水厂上马，现在听说宋局长也支持刘金凤，那就等于支持我们大花山呀！所以她欢迎港商投资，合资办厂。

老支书王有田说了三条意见：一，老矿主范福才是起义人员，不算反动军官；二，刘全替范福才保存的金条是解放前的私人财产，政府从来没说过没收；三，李春妮出身贫农，工程师刘全现在属于工人阶级了，所以刘金凤是贫农和工人的女儿。根据这三条，同意他们合资办厂，不会犯立场错误。

可别小瞧了老支书这三条意见，在大花山五百户村民当中这是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使大家都赞成合资办厂。

王大拿晚了一步，当王保根告诉他刘全确实私藏金条的时候，刘金凤已经公开决定把金条全部卖给国家了。

刘金凤挺身而出，打开了合资办厂的突破口，又在父亲帮助下，请村支书王爱莲、林岚教授共同商议成立矿泉水厂筹备组。

5.雨后春笋

刘长河在部队学会了开汽车，复员后是大花山公社农机站司机，跟站长夏如金关系好，让他承包一辆大卡车，为供销社拉货，也为各村运送农副产品，有偿服务。“车轱辘一转，香油白面”，指的是马车把式，出车就能捎点儿货，捎个脚，捞外快，吃香的喝辣的。现在是“要致富，先修路”，交通运输已经成了乡镇企业的供销大动脉，汽车轱辘一转，可就不光是“香油白面”了。

刘长河从小就喜欢刘金凤，喜欢她聪明伶俐，长大了喜欢她漂亮，水葱儿一般的苗条身材。这种喜欢还是双向的，刘金凤也喜欢这个从小护着她的哥哥，长大了喜欢他豪爽、仗义，是可靠的铁哥儿们。

刘金凤功课好，刘长河心眼多。就说承包大卡车，他最心疼“放空”。给供销社送一车鸡蛋去北京，还得把装鸡蛋的几十个空木箱子拉回来，他就心疼这白白浪费的汽油、发动机和轮胎的无效磨损。数学家华罗庚研究运筹学，强调避免“无效运转”，他在国内外讲课，深受企业家欢迎。刘长河听不到这样的课，想的却是同样的理儿，提前联系“回程货”，往屠宰厂送完大肥猪，再到酒厂拉酒糟回来给猪场作饲料，千方百计不“放空”，仅此一招，他的收入就翻了一番。

他的心眼还用来钻“政策差价”的空子——由于支援农业的政策，农机站买进的燃油属于农业用油，价格便宜，刘长河说自己承包的汽车还是农机站的，所以在农机站加油、保养维修，都比外面便宜。而他在外面跑运输，“回程货”多是自己联系的建筑材料，收费可是按工业价格。因此他经营的大卡车实现了“低成本，高收入，不放空”的最佳效益，一辆车一年就能赚回一辆大卡车。

刘金凤被猪咬手的这两年，不言不语地养殖蘑菇。刘长河“借鸡下蛋”，他的大卡车已经由一辆变两辆、两辆变四辆了。农机站长夏如金支持他大胆成立运输队，单独核算，自负盈亏，自己当队长，队员是牛英杰这帮徒弟。

夏如金是北京市下放的“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走出校门进机关门”的大学生，到大花山村插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村民给下放干部编顺口溜画像：“穿得破，吃得好，说得多，干得少，一人一块大手表，月底月初往家跑，进城理发又洗澡。”别的下放干部每月休息四天，进城回家，只有夏如金不走，也不休息，照常跟着社员一起出工劳动，引起了老支书王有田的注意。

快过年了，老支书问夏如金为什么好几个月也不回趟家？小夏说，“我父母都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北京的家里没人，我回去自己做饭，还不如在村里吃派饭哩。”

吃“派饭”是北京市的规矩，下乡工作人员，包括下放干部，自己不做饭的，就由村干部指定到贫下中农家里一天一户的轮流着吃“派饭”，农民吃啥你吃啥，大花山村几乎家家一样都是棒子稠粥、咸萝卜条儿，一天两顿，吃一顿付给半斤粮票、三毛五分钱。

王有田有点喜欢这个爱劳动的年轻人了。特意到公社政工组查看夏如金的“干部档案”，了解到他毕业于农机学院，研究所的技术员，他的父母是大学教授和讲师。父亲是中共党员。王有田彻底放心了，骂一声，“谁说‘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放屁！”

王有田通知夏如金，“明天你就到我家来吃派饭吧！”

学校正放寒假，念初中的王爱莲在家做作业，看见夏如金进门她就笑，还请他帮助做算术题。

王大拿说，“别看他们推小车一推就倒，写写算算可是拿手好戏。”

夏如金说，“这独轮车真不好推，赶明儿你教教我。”

王爱莲又笑，“推车不用教，全靠屁股摇。”

这顿“派饭”是老支书有意安排的烙饼摊鸡蛋。京东农村都知道这是丈母娘款待姑爷的好饭。除了夏如金，全家人都明白老支书的美意。

不久，王大拿又秉承老爹的旨意，疏通关系，把夏如金“借调”到公社农机站去当技术员，等于解除“劳动锻炼”，提前恢复了工作。

夏如金莫名其妙，不知道天上为什么掉馅饼。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好运，农机站的工作正对他的专业，维修拖拉机比推独轮车容易得多。老站长还让他给修理工、拖拉机手讲内燃机课，带徒弟。大家都叫他夏师傅，徒弟还给他倒茶、点烟、打洗脚水哩。转眼之间，这个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反而变成农机手的师傅了。农机站从上到下都喜欢他，信任他。而知识分子的弱点就在于此，只要得到信任，他就玩命工作。

一年以后，老站长卸任回家，夏如金提升站长。此时听到一些议论，有人说“夏师傅有后台。”也有人说“咱们全公社也没几个大学生，他干的好，就应该让他干！”大花山村的机手牛英杰说，“我们村儿都嚷嚷开啦，老支书请夏师傅在家里吃过烙饼摊鸡蛋！提拔夏师傅当站长，是给老支书培养姑爷哪。”

夏如金仍然认为是公社领导信任自己，而且老支书王有田也确实对我不错，爱怎么议论就怎么议论吧，只要我把工作做好，问心无愧就行。

他把农机站管理得井井有条，一年就扭亏为盈。以致下放干部纷纷回城工作了，大花山公社还坚持不放夏如金走。公社书记找他谈话，“农业机械化的战场在农村。这是你的专业。在基层干出成绩来，更是对革命的直接贡献！你还没结婚，留下，也不会拆散鸳鸯。我跟你说实话，农机站这几年一直亏损，刚刚扭亏为盈，离不开你呀！”

如此诚恳的谈话，夏如金没有推托的理由。而且他自己也觉得在基层工作比研究所痛快。那就留下吧！后来他承包了农机站，给各村修理拖拉机和农业机具，有偿服务，自负盈亏，成了新型农民企业家。

大黑猫的三叔早年支边，留在了新疆工作。叔侄二人通了一次信，又打一次长途电话，认定了值得冒险跑一趟——王宗铭通过杜晓燕认识了白小英和大黑猫，慷慨地拿出两千块钱，“哥儿们姐儿们，咱们可都是玩的血汗钱。这两千，就算杜晓燕借给白小英的，我一不要利息，二不定期限，只为交朋友。”

大黑猫一挥拳头，好比起誓，“你不说期限，我说！三个月到期，赚了，你我三七开，赔了，我砸锅卖铁也如数还钱。”

王宗铭笑了，“猫哥，没期限！赚多少我也不要分成。这次就算我支援你。来日方长，有我求你的那一天。”

杜晓燕也说，“王哥他爸带我们看了三部‘内参片’——美国开发西部的故事片，还有日本电影《望乡》，又给我们讲解什么是‘资本原始积累’，哎呀，打打杀杀，残酷得很。老牌帝国主义靠剥削殖民地。日本‘明治维新’晚一步，就得出卖‘南洋姐’。咱们的资金从哪儿来？全靠自己的血汗钱。”

大黑猫的茶摊被工商管理局的“大盖帽”轰出了天安门广场。这也合理，有碍观瞻嘛。那就摆到马路边上去，不费事。观礼台底下的民营“百货公司”也轰走了，转移到秀水街、西单、大雅宝、甚至白沟去了。市政府的态度很明朗，逐步加强管理，不是取缔，还需要个体户创造就业岗位和丰富市民生活呢。

现在，猫兔二人带上资金、盘缠、“敲门砖”大前门香烟，满怀希望，上车下车，转眼来到古丈县城，先吃米豆腐，再找谭老六。

这次不同，要买两千斤炒青，装四十大筐，而且不是运回北京，目的地远在乌鲁木齐。困难是不能再由客车托运，需要货车的闷罐车厢，而这个小站根本没有货车“组列”的功能。于是谭老六从后台跳到前台，由他出面直接找远房侄伢子谭调度想辙，以及四条“大前门”打通关节。

更难的是这条线路没有直达乌鲁木齐的列车，谭调度的“关系网”也没有伸出湖南省。只能走一段算一段了。

很快，一列开往兰州的货车挂来了一节闷罐车厢，火车头“特意”在小站加水，谭老六指挥众茶农神速地把四十筐茶叶抬进了闷罐里。

货车很少停站，两天三夜就到了兰州。闷罐被甩进道岔子，等待重新组列，然后才开往乌鲁木齐。这两天三夜闷罐生活如同关禁闭，吃喝缺了没处买，白天像烤箱，夜晚飕冷风，停车没钟点，车上没厕所，苦不堪言。小白兔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强忍过来的。到了兰州，俩人赶紧下车“放风”，找厕所，找自来水，又喝又洗脸，找饭馆，一口气吃两大碗兰州拉面，这才又活过来了。

兰州是大站，铁路员工多，再想找个“谭调度”却很难。“大前门”已经打点光了，兜里的盘缠有限，不敢买东西送礼。不知道组列要等多少天，还得留出吃饭的钱。

大黑猫把小白兔留在闷罐车厢里看筐，一人到车站转悠，跟铁路员工搭讪，打听组列的情形。有人说要等半个月。也有人说，“每天都在组列发车，你不就一节车皮吗，说挂上就挂上，一句话的事儿。”

闷罐在道岔子一甩就是八天。猫兔二人的伙食也由拉面降格为窝头。幸亏大黑猫善于观察，进出饭馆买窝头，发现当地顾客特能吃牛羊肉，吃了肉必喝酽茶，哈，此地已属大西北，茶叶值钱啦！他又找到了“谭调度”，送他一筐茶，闷罐立马组列。再拿半筐茶叶从饭馆换来一只烤羊腿，八个硬面馍，八瓶啤酒，跟馋坏了的小白兔一路大吃大喝进新疆。来到乌鲁木齐，三叔带着收购茶叶的老板验了货，当即付款人民币两万——两捆拾圆面额的“大团结”呀，小白兔接钱的爪子都哆嗦了。

大黑猫不食言，回到北京，约了王宗铭、杜晓燕、穿针引线人王保根，当面奉还借款两千元之后，又拿出“三七开”的利润五千四百元。

王宗铭不收利润，摇着一头金发说，“这钱不能收。我说话算数！”

“我说话也算数！赚了，三七开。”

二人坚持不下。男子汉不喜欢来回推让。还是王宗铭豁达，把这一千元一沓的钞票，依次拍给杜晓燕、王保根、白小英、大黑猫一人一沓，说“这是辛苦费！人人有份儿。谁再不要，咱以后就甭见面啦！”

小白兔哭了，“辛苦费，谁要说不辛苦，就让他来跑一趟新疆试试……”

杜晓燕陪着她落泪，“这是血汗钱……”

大家都收了这笔沉重的辛苦费，大黑猫再不收就要伤众了，只好拍拍王宗铭的肩膀说，“黄头发的哥儿们也可交啊。往后多合作！”

王保根趁机传话，“大花山的王大拿急等着诸位大能人跟他合作哪！”

星期天早晨，两拨人马在东直门长途汽车站集合。王保根领着王宗铭、杜晓燕、白小英、大黑猫先上车，等八点发车开往平谷县。林教授带着大学生林一鸣、徐健也匆匆登车。王保根主动给双方介绍，没费口舌，就让大家都感觉到自己是大花山的朋友。林一鸣和徐健更深一层，毕竟在这个半山村生活过三年，所有的酸甜苦辣，包括“吃青”，摘“柿哄”，“偷看小凤”，都成了美好的记忆。重回大花山的班车开动了，他们也就情不自禁地聊起来。

徐健就读北大中文系，大二就开始发表作品了。他的视角往往跟别人不同，譬如“吃青”——把未成熟的青玉米摘下来烧着吃，又嫩又香又甜，社员人人吃过。“看青”的民兵班长二狗子说这是“偷人民公社的粮食！”要把人抓起来。老支书王有田说“法不治众，就算‘小拿小摸’吧，不算偷！”陈永贵来平谷县指导工作，认为“吃青影响粮食产量”，应该禁止。而徐健说，“这是农民的甜点心，在野外烧青玉米别有风味儿，你到北京饭店还吃不着呢！”他又说，“每棵柿树都有几个调皮的柿子提前成熟，红彤彤的像一包蜜挂在那儿跟咱们起哄，所以叫柿哄。不敢摘柿哄的人是傻瓜！”但是他不愿意说“偷看小凤”的事。

说是故地重游，徐健想的却是看望“才女刘金凤”，坐在车上念叨五年前写的打油诗，“来到大花山，石头连着天，爬山捡栗子，磨破鞋底子。”

山坡上有零星的栗子树，东一棵，西一棵，不像人工种植的，也没主儿，那是谁种的呢？

刘金凤告诉他，“松鼠种的。松鼠储存粮食过冬，刨坑把板栗埋起来。一场大雪就找不见了，来年开春，冰雪溶化，就会长出一棵栗子树苗来。”

徐健吃惊，觉得村姑刘金凤讲的故事，比自己写的诗好一百倍，松鼠不明白的事她都明白，真是大花山的才女！

回一次大花山并不容易，一天只有一趟班车到县城。再到大花山的六十里路就没有公共汽车了，插队知青都知道，只能骑自行车，蹭拖拉机，撒丫子颠儿。

今天不同，鸟枪换炮啦。班车十点钟到达平谷县城汽车站，刘长河新买的解放牌大卡车已经来接林教授了，车厢扫得很干净，还摆着几个小马扎。现在只有刘金凤能叫长河哥“放空”车接人，不计成本。王保根主动招呼两拨人马上车。林教授和身体瘦弱的杜晓燕被安排坐进驾驶楼子，另外六位都是经过磕打的强人，爬上车厢坐马扎。

王大拿和王爱莲，范有志和刘金凤，两家兄妹正在大花山等候他们开“群英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