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以我们的惯性思维，当强调“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时，自然会强调要努力让书法、茶道、京剧、剪纸、围棋等最能体现民族特性、也最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元素，作为中华文化的杰出代表，先行一步“走向世界”。但有时效果却不如预期。由此引发学界反思：把对外文化传播之路限定在这般既定思维的框架中，会否存在一定的盲区？这也是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及英文系教授童庆生在日前于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呈现与再现：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请与会专家关注的话题。

由此引申开去，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跨文化交流中，我们怎样理解自身的文化传统，如何进行身份定位，又该如何应对世界对我们的“误读”？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探索与解答，或将打开不一样的视界。

提供想象现代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思想资源，更值得向世界推介

以童庆生的理解，走“土特产”推销的道路没什么不可以，却忽略了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涵义：它是现代人生活方式和形态的总和。由此观之，网络小说、电视连续剧等当代中国的流行艺术，思想界争论、文艺风格流变等当代知识思想形态，诸如此类无疑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些文化元素都具备现代的、非地方性的特点，也更能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为人们提供想象现代生活和社会关系的思想资源，或许比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艺术，更值得先行一步向世界推介。

这也就要求我们对中华文化有立足当代语境的理解。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院长赵文书提出，当我们把“为父母洗脚”的集体演绎当作弘扬孝道的应有之义，又该如何向世界论证中华传统文化的合法性？“传统文化不一定都是精华，更不一定对今天仍然适用，当语境发生变迁，只有积极地对传统文化做出当代阐释，才能把其中真正优秀的文化内核传播给世界。”

而放到中外文化交流语境中加以考量，传播中华文化仅仅靠我们自身的阐释是不够的，诚如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谢天振所言，我们有必要高度重视接受语境的特点，要照顾接受群体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在他看来，这并非是对西方读者的“曲意奉迎”，也不能说是我们在中国文化对外译介中丧失话语权的表现。因为文化外译不同于对外宣传，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去争什么“话语权”，而是要由此培育起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爱好。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童庆生强调，我们有必要拓宽文化外译的受众群体。从目前的现状看，我们文化外译的受众主要是汉学家、东亚系师生和对中国有特殊兴趣的人。“这部分群体当然很重要，但他们毕竟是很小的一群人。我们传播对象的主体应该是那些和中国文化没有特殊关系，但是对人文学术、世界文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感兴趣的学者、作家和一般读者。”由此，他建议学界通过选择有普遍意义、能够举一反三的话题，创造更多与这部分受众群体对话的机会。

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如《中华人文》副主编、翻译家乔什·施滕贝格强调的那样，尊重“外国读者”这一群体概念的内在差异性。“我们要认识到，适合被译成法文、日文的作品不一定适合被译成英文，中国国内对作家所谓一线、二线的区分，也不一定适用于具体译入国的读者，所以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有必要做到‘因地制宜’。”

在他看来，当谈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样宏大的命题时，切记在具体推进过程则应是润物无声。作为江苏省昆剧院演出字幕的翻译者之一，他注意到，正因为有了英文字幕，才有更多的外国观众愿意走进剧院，了解昆曲艺术。“由此可见，文化传播不一定要大张旗鼓，也可以通过细节直抵人心，小小的一方英文字幕，就有可能成为外国观众打开中华文化的窗口。”

如何应对偏见和误读，决定文化传播的成效

虽然如此，如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黄荭所言，跨文化交流仍然难以回避来自西方的“偏见”和“误读”，而如何应对这种“误读”，也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文化传播的成效。

以黄荭的观察，一直以来，国外出版商讨巧的做法，是给中国或华裔作家的作品贴上“中国”标签：陆文夫的《美食家》1982年译介到法国就成了《一个中国美食家的生活和激情》，陈凯歌的《少年凯歌》在1989年推出法语版，书名则成了《中国青春》。“这些书名无一例外，都是把‘中国’作为营销的看点。国外的出版商或西方读者，显然更希望看到一些表面化的、社会性的或者新闻性的作品。所以，在面对中国当代文学时，他们也更为关注那些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的作家作品，而我们的作家就像鲁敏说的，依然希望写我们的内心、写永恒的主题、这种差异常常导致双方在跨文化交流中的自说自话。”

但我们或许不必对“误读”太过在意。在黄荭看来，从“误读”开始，先迎合外国读者的期待视野，或许是文化传播的必要技巧和策略。我们不妨针对具体国家读者的阅读期待，等激起他们的兴趣之后，再把我们期望他们阅读的内容推介出去，让他们在打破“误读”的过程中感受中华文化之美。“有理由相信，当外国读者真正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多元，再回过头来看那些曾被贴以‘中国’标签的作家时，他们必将更关注作为个体的作家，而非作为复数的‘中国作家’。”

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省作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创办的全英文期刊《中华人文》杂志，自2014年4月创刊开始，就一直在做这样的尝试。截止2018年6月，这份半年刊已出版发行九期，重点推介了毕飞宇、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叶兆言、周梅森、鲁敏、叶弥、赵本夫等多位重量级江苏作家及一批正在崛起的省内外年轻作家。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该杂志将把推介的重点作家从江苏省内拓展到全国，与此同时还要将广受年轻人欢迎的作品推广出去。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确保语言文字的纯正地道以及在海外的可接受性，该杂志原则上均选用母语为英语的作者和译者或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专业双语工作者的来稿，同时邀请张隆溪、陆谷孙、钱佼汝、葛浩文、顾彬、蓝诗玲等国内外学者作为期刊的顾问或编委。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蒋其琴表示，未来，《中华人文》不仅要在内容上下功夫，还要在形式上进一步优化版面设计，使其更有创意，更符合国外大众的审美；在队伍建设方面，则会吸收更多新生代的力量，让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言人。

在某种程度上说，该杂志已成为帮助英语世界了解中国以及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较为重要的平台和渠道。诚如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在大会致辞中指出，《中华人文》杂志向世界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学的一扇窗口，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推广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为热爱中华文化的外国作者创造更多机会

如果说由国内杂志或相关平台主导，向国外大力推介中华文化，是对外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由外国专家出于个人的兴趣或喜好，主动融入中华文化，著书立说，从而在客观上起到推介中华文化的效果，就称得上是意外的收获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文纪实”系列推出的《鱼翅与花椒》就是一个范例。

在日前于上海钟书阁举行的读书分享会上，该书作者扶霞·邓洛普坦言，她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以后在中国出版。“在这之前，我的读者都是西方人，我的目的是让西方人更了解、更欣赏中国的美食。”而这在扶霞看来是很有必要的。她说，现在中国菜早已渗透进了英美人的日常生活，英国最小的城镇也有中国餐馆。但西方人至今依然对中国美食充满毁谤意味的成见，他们更是不能理解为何中国人“啥都吃”。“在这点上，中国人却保持了惊人的沉默。”

而扶霞写中国美食的书，并不是受了中国政府或相关文化部门的邀请或授意。1992年秋天，她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因为做亚太地区新闻报道助理编辑的工作。她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一年后，她到台湾地区参加了两个月的暑期中文课；接着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大陆四处转转，其间去了西藏。从拉萨回家的路上，她途经四川的省会成都，对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美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后，扶霞申请到中国留学，她选择将成都作为落脚点，一方面是想真正融进中国生活、学习中文。“我不想去外国人特别多的北京和上海，那样我会比较少时间和中国人交流。”另一方面也和她当时选择的研究方向有关。扶霞说：“一位同事建议我申请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去中国做少数民族研究。我想到四川算是中国汉族聚集区的边缘，周围有很多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区，比如藏族、彝族、羌族，等等。这给了我可以常驻成都做研究的重要理由。但我必须坦白，填奖学金申请表那一栏栏的项目、编着堂而皇之的理由时，我心里想的是鱼香茄子、豆瓣酱红烧鱼、火爆腰花和花椒的香味。”

扶霞回忆说，当时，英国文化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都认为，成都对她来说是个做研究的好地方，给她拨了奖学金，还没什么附加条件。但到了中国后，她却遇到了很多难题。“最开始，我自我鞭策，提醒自己学术上还没有取得多少进步。但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在乎所谓的‘事业’了。我决定和大多数同学一样，丢掉先入为主的偏见，单纯地待在四川，让这个地方自然而然地指引我。”

就这样，卸下学术任务的重担之后，休闲随意的食物调查成了扶霞生活的主题。扶霞说：“到成都几个星期后，我就开始记录对食物的印象。我在四川使用的第一本笔记本，最早的日期是1994年9月。就连那本子上的最开始几页，也都列满了市场里卖的蔬菜瓜果，还记录着关于食物的对话。”

但写中国美食，对扶霞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旅行在异邦，要完全适应当地口味并不容易。“最重要的是，我们吃的东西，代表了我们做人和自我认知非常核心的一部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身在亚洲的英国殖民者晚餐时会换上正式的礼服，每晚还要喝鸡尾酒，这不仅是为了消遣。他们知道，要是不这么做，就会有迷失自我的风险。”以扶霞的观察，通常来说，一个国家越陌生，饮食越怪异，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外国人就越想要严格地坚持故国的规矩。“就算是现在，我在中国的很多欧洲朋友也基本上是自己在家做欧洲菜吃。他们担心一筷子下肚，就会不可避免地失去自己的文化归属、动摇最根本的身份认同。”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美食家地主陆不由对扶霞打破隔阂的努力，认真钻研的精神表示赞赏。他表示，经常听到外国人说自己热爱中国，但他们中有很多都不吃中国菜、说中国话，很难说他们是真正热爱，但扶霞不一样，她曾经在中国生活，并且不时学习中华文化，学习中国语言，她是真正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美食。“相比而言，中国很多美食家，美食爱好者，号称要了解全世界的美食，却并没有踏踏实实去了解、研究，更没有进入外国人的生活，好好学习他们的烹饪技法，却出一次国就回来写一本书，这样浮光掠影的做法，显然是不可取的。”

由此，扶霞自我调侃道，她写中国美食，也算是不务正业。“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70周年的时候，请我去做演讲。我一开始就说希望得到他们的原谅。因为我没有做我应该做的研究，可是我写了五本和中国美食有关的书，一直都在做文化交流。”地主陆感慨，这种交流太重要了，传播中华文化最有效的路径，或许就得多引进一些像扶霞这样的人才，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西方人对中国美食存在多种误解，扶霞可以说为他们真正理解中华文化、理解中国美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