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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柠：作家，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长篇小说《三城记》，小说集《幻想故事集》，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文学与快乐》《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感伤时代的文学》《叙事的智慧》等。

杨红啊，你把她毁了

那天下午，罗镇医院妇产科医生杨红正在值班，一位孕妇突然捧着肚子冲进诊室。只见她一条裤腿卷起，一条裤腿拖着，满脚泥浆，看样子刚刚还在田里干活儿。她一边跑一边喊叫，医生啊，快点啊，要下了，要下了！

杨红抬起眼说，要快点的是你，不是我。你赶快把裤子脱了。

孕妇闻声抬头一看，发现医生是一个男人，转身就跑。值班护士一把将孕妇拉住。这时，孩子已经哇的一声掉在裤裆里了。

杨红叫护士帮忙，将孕妇抬到了产床上。杨红一边忙着，一边严厉地对孕妇说，跑什么跑，你不要命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见得多了。你以为我稀罕哪？在医学院的时候我就开始看，都差不多，我看烦了。

杨红的这几句话，很快就在小镇上传开了。女人们凑在镇口的老樟树下，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就是那个总是戴着口罩说普通话的杨医生？怪不得他看我们的时候，全是白眼珠子。

听说他的那个家伙没有用呢，活该，谁叫他瞎看。

谁知道他有没有用呢，你又没有试过。

太监也没有用，心里还不照样邪乎得很。

就是没用的人才想看哪。

听说他在大学里的时候，每天都要看一个女人，几年下来，还不看了成百上千？

他还好意思说“都差不多”。他是看花眼了吧。

是呀是呀，戴着一副酒瓶底一样的眼镜，看个屁。

他还说看多了心里烦，他骗鬼哟。你去看病的时候，他就喜欢问这问那，追着下面问。

对呀，你不说他就不开药。

利嘴孙寡妇说，哟，那张小白脸，唇红齿白，干干净净，还有点羞答答的样子，真看不出呀，没想到他肚子里还那么多的鬼怪。我倒要见识见识。

孙寡妇风风火火地来到医院，往杨红面前一坐，说，看病。

哪里不舒服？杨红问着，鼻翼在口罩底下飞速地翕动了几下。

腰疼。头晕。孙寡妇粗声粗气地回答。

长痛还是短痛？怎么个晕法？杨红似乎隐约闻到了一股糜烂的气息。

长痛。天旋地转，头重脚轻。孙寡妇故意夸大其词。

月经正常不正常？杨红问了一些妇产科问诊时的套话。至于病人怎么回答，他好像并不在意。

……正常。孙寡妇忍了一下，还是回答了，心想，看他还问什么。

夫妻生活情况怎么样？杨红与其说在问诊，还不如说在拖延时间。

孙寡妇一听急了，说，杨医生，我孤身一人，你问这话不合适吧？老大姐说话不客气了。你怎么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人家张医生问是问，不是你这个问法。你就不能看看舌头，把把脉？哪怕用听诊器到处听一听也行。

杨红愣了一下，扯下口罩说，孙娇莲，张医生有张医生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你是找我看病还是找张医生看病？躺到床上去，脱掉裤子。

孙寡妇说，什么？脱裤子？看个病就要脱裤子？你从哪里学来的？城里女人喜欢脱，我们这里的女人不喜欢脱。除了我那个死鬼，老娘还没有在别人面前脱过裤子呢。不要说脱裤子，就是你那些脏话我也不乐意听！

杨红有点恼火，对孙寡妇说，脏？有病不及时治疗，糜烂了才脏呢。到我这里来看病，就是这样。你要不想脱就走，去找张医生吧。

孙寡妇站起来就往外走，还一边骂骂咧咧，你才有病呢。年纪轻轻的，怎么跟老光棍一样，老光棍还知道嬉皮笑脸小恩小惠呢，你说话嘴还蛮硬的。

杨红心想，走吧走吧，迟早还要到我这里来的。越拖你越倒霉。

孙寡妇一边往老樟树下的女人堆里走，一边远远的就大叫起来，哇，真的是呀，要不是我跑得快，裤子都要被他扯下来。

从此以后，镇上的女人一见到杨红，就夹着尾巴逃跑了。开始是年轻的女子跑，后来，中年妇女和老太太也跟着跑起来了。

杨红不大清楚她们究竟跑什么，也没有兴趣去琢磨、去打听。杨红想，如果把她们的想法和行为都弄明白了，我就不是杨医生，而是算命打卦的杨半仙了。除了上班之外，他跟镇上的女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想结识她们的愿望。村镇上的妇女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朴实，神神鬼鬼的想法很多，有时简直不可理喻。

小镇上所有的女人看个病都避开妇产科医生杨红。这似乎成了无形的集体抗议活动，并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钳制力，钳制着另一部分悄悄地打杨红主意的年轻女子。所以，直到三十五岁的时候，杨红还是单身一人。在这个镇上，三十五岁就是老光棍了。越没人理就越老，越老越没有人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套。

对此，只有杨红一人浑然不觉。他依然有条不紊地生活，就像刚毕业分配来到这个小镇上的时候一样，每天早晨起床后，他就提着两个水瓶，从三楼摇摇晃晃的木板楼梯上走下来。铁壳水瓶是装开水的，放到厨房里；塑料壳水瓶是装尿的，放在厕所门边，然后去跑步。他白天上班，黄昏散步，晚上看看电视、读读书，生活过得像手表一样有节奏。杨红还有一个爱好，就是陪院长的老婆闲扯。院长老婆对院长说，你们那个小杨，挺懂事的，不像那些嚼舌根的人说的那样。她发誓一定解决杨红的老大难问题。

医院那幢四层的青砖楼房，在小镇的东头。杨红住在三楼。一离开自己的宿舍，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他就要戴上口罩。他觉得，这座医院简直是被各种臭分子包围着，空气里充满了腐朽的气息，细菌像蝗虫一样在空气中飞翔。二楼住院部是细菌的老巢，那里散发出一股消毒剂掩盖不住的腥臭味。一楼门诊部是各种外来细菌的集散地。护士长天天都指挥护士们，往医院每一个角落里喷洒消毒杀菌的药水。但是，除了死掉的之外，剩下的细菌对那些消毒剂已经习惯了。杨红曾经建议停止喷洒消毒剂，让那些习惯了的细菌突然改变生理节奏，然后死去。护士长因此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说那是一个异想天开的馊主意。

走出医院的大门，就是一个大池塘，里面养着鱼，经常有人往里面浇大粪，附近生猪屠宰场的秽水也往里面流。镇科技站的技术员说，这叫作“生态平衡”：大粪养鱼，鱼养人，人拉大粪。池塘边的那条铺满猪粪狗屎的小路通往镇上的商业区。在街道上和商场里，女人们（杨红医生的治疗对象）在街上飘来飘去，伴随着她们浓烈的体味，还有那些口腔里钻出来的酸腐味、隔夜的汗味、狐臭味。总之，杨红找不到任何不戴口罩的理由。

杨红整天戴着口罩，独往独来。他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院长的老婆却觉得他有问题，仿佛是口罩将他与女人和世界隔离开来了。她让院长找杨红好好地谈一谈。院长说，小杨啊，光认真工作还不够，要广泛接触群众。整天戴着口罩干什么？要让你的鼻子慢慢地习惯周围的环境。不要简单地对待那些气味，比如腐烂的稻草味或者大粪味，仔细地品味一下，你就能闻到那些味道背后有一种谷子的香味，这才叫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院长的老婆也在到处为杨红奔走、辩解，说杨红年轻有为。说他不是对女人没有兴趣，而是不好意思跟女人接触。三十五岁的城里人没有对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姑娘们的母亲说，这个年龄倒不是太大的问题。真的病了也没有办法，只好让他看了。但是把女儿嫁给他，他今天看我的女儿，明天看你的女儿，后天又看他的媳妇，总不是什么好事。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到时候倒霉的是自己的女儿。

整个罗镇，只有谭丽华从来不参与对杨红的议论。她有她的想法。

副镇长谭天龙的女儿谭丽华，是镇广播站的播音员兼记者，都二十八岁了，还没有处对象。她人很聪明，却没考上大学。她长得很漂亮，但打扮和做派过于先锋，镇上人嫌她做作。她的普通话说得不错，没有什么乡音。很多人都说，谭丽华，你说普通话跟城里人一样，根本听不出你是这个镇上人。谭丽华因此有点骄傲。她经常用普通话跟镇上人说话。跟她聊天的人忍不住提醒她，要她说家乡话。她说，我也想说啊，就是不习惯，有点拗口。

谭丽华说，乡下土话难听还是小事，关键是不适用于表达情感。如果用家乡的土话来朗诵一首抒情诗，那不知道有多难听。她偷偷地用家乡土话读了一句莱蒙托夫的诗：在淡蓝色的海面，有一片孤帆闪耀着白光。自己羞得脸都红了。

更重要的是，家乡土话里面竟然没有“爱”字。他们不叫“爱人”，叫“我屋里的”，好像是在说锄头或板凳。他们不说“谈恋爱”，说“他们俩那个了”。他们只知道说“喜欢”，猪长得肥“喜欢”，狗跑得快“喜欢”，南瓜长得大“喜欢”，碰到年轻女子也是说“喜欢”。谭丽华心想，谁对我说“喜欢”两个字，我就不客气。她甚至偷偷地想，谁用普通话说“我爱你”，我就嫁给他。

镇武装部干事高明宏的胆子比较大。有一次，他愣头愣脑地冲进了广播室，试图用普通话对谭丽华说，我爱你！三个字急速地冲出来，就像端着冲锋枪朝谭丽华扫了一梭子，结果说成了“我挨你”，被谭丽华撵了出去。高明宏说，我他妈的武警学校毕业，普通话也说得不差，怎么配不上她？不就是没有生在城里吗？

在多年漫长的等待中，谭丽华将镇上所有年轻人的自尊都毁了。只有杨红在她面前永远保持着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甚至是冷淡的态度。开始她以为杨红在城里一定有女朋友。她的同学曹小红在医院当护士。曹小红说，来看他的女人只有一个，就是他妈妈。他对别的女人没有兴趣。谭丽华心里想，这种人只对妈妈感兴趣，除非有一个人能取代他妈妈。她恨不得自己变成杨红的妈妈。

谭丽华多次都打算放弃自尊，主动出击。但那些老娘们的议论太难听了。谭丽华原本不想理睬那些议论，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举棋不定。每天清早放完第一次广播，推开窗户，谭丽华就能看到杨红的身影。杨红戴着口罩，穿着印有“医学院”字样的红色背心，伸着脖子，鸵鸟一样从广播站的窗前跑过。小街上的青石板，发出一阵咚咚咚的回声。那声音整天都在她的耳边震动，在她心上震动，使她心神不宁。

听说隔壁的黄竹镇，有一个盲人算命很准，谭丽华就去了。

盲人问了谭丽华的生辰八字之后，清了清嗓子，眨巴了一下眼窟窿说，命苦的人哪！污水沟里一枝花，自来难遇知心人；好心没有好报，热脸碰冷屁股；远离闹市遭人怨，似水柔情谁人知。

几句话说得谭丽华眼泪都流出来了。

盲人咳了一口痰，啪的一声射向远方。接着说，好鞍配不上好马，寂寞空房无人问；好马配不上好鞍，时运空转过家门。二十八上转了运。

盲人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伸手对着谭丽华说，要转运啦，再加五十块钱，不加也行，那我就不管了，你自己去转。谭丽华连忙掏出五十块钱放到盲人手上。

盲人接着说，你且听端详。二十八上转了运，卧虎出山，猛龙过江，逢山过山，逢水过水，西方不亮东方亮。知己也是一个跟你一样的苦命人哪，你的心思就是他的心思，他的心思也是你的心思。响鼓不用重敲，我就不多说了。

谭丽华想，盲人果然厉害，句句入理，字字珠玑，说的就是我的身世，好像也暗指了杨红。她暗自决定，要在合适的时候去拜访杨红。

一天上午，谭丽华走进镇医院妇产科诊室的时候，三四个乡下妇女坐在那里候诊。在简易屏风后面，杨红正站在小床边给一个女人检查身体。谭丽华在长椅上坐下来等候。一会儿，妇女主任李桂芝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提着裤子，皮带咬在嘴里，呜呜呜地跟谭丽华打招呼。

杨红一边退下橡胶手套，一边往洗手池走。他转过脸对谭丽华说，你怎么来了？哪里不舒服？

谭丽华说，没有没有，我很舒服。

很舒服？都是这样说，实际情况比你们说的要糟糕得多。杨红说着，走近谭丽华，鼻翼在口罩底下翕动了几下，但好像什么也没有闻到。他说，要不要给你检查一下？杨红说这些话的时候是脱口而出，或者说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他没有想到谭丽华还是个未婚女子。

谭丽华听了很不高兴。按往常的脾气她早就一走了之，但想想还是忍住了。她说，不不不，我是来采访的。

杨红说，采访？那你应该找院长。

谭丽华说，想写一篇关于妇女健康方面的广播稿，院长那里已经去过了，还想找这方面的专家了解一些情况。她让杨红先看完等在那里的几个病人。

处理完几个病人之后，杨红和谭丽华一起往自己的宿舍走去。在通往三楼宿舍狭窄陡峭的楼梯上，杨红刚刚取下口罩，就闻到谭丽华身上飘来一股浓烈的香水味。杨红的鼻子突然紧张地抽搐起来，连连打了几个喷嚏。

你感冒了？走在前面的谭丽华转过身来问。

是是是，有点伤风。杨红说着，连忙抬起刚刚用酒精擦过的手，捏住了还在抽搐的鼻子，好像想把香水味挡在鼻子外面。

第一次闻到，准确地说是第一次注意到香水的气息，是在医学院的时候。杨红是妇产科班三十六个人中唯一的男性。在女性的包围之中，他常常感到窘迫万分。他的眼睛在三十五双犀利的眼睛逼视下，基本上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只有鼻子还能自由支配。开始，他被坐在旁边的汤小舒身上飘来的香水味迷住了。那细如游丝的香味，钻进了他的鼻子，沿着鼻腔钻进了他的大脑，再通过中枢神经钻进了他的心里，渗透到他的全身。他一阵哆嗦，隐隐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后来，他渐渐地能分辨出三十五种不同的香味。那些香味诡秘而又狡猾，而且飘忽不定。有的躲在洗发水后面，有的躲在洗面奶后面，有的躲在护肤脂后面；有的躲在汗味后面，有的躲在狐臭后面，有的若即若离飘忽不定，有的直往鼻子里钻。汤小舒就是属于后面那一种。女同学为什么要用香水呢？香水背后有什么秘密呢？他一度被这个问题纠缠得神经衰弱，彻夜不眠。这使得他视力越来越差，嗅觉却越来越灵敏。

转眼间学生生涯就要结束了。那是初夏的一个晚上，杨红正在阶梯教室里看书。汤小舒走过来，坐在杨红旁边，恶狠狠地说，大笨蛋，你是不是想等我来求你？说完，在他的鼻子周围散放了一股香味，然后转身就走。香味就像一根线牵着他，线头在汤小舒手上。

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所谓香水，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人类肉体气息的精华。它将人体最低级的气息与最高贵的气息，将生长的和死亡的气息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极端诱人的力量，一种隐约的罪恶感就隐藏在那种力量之中。实际上，香味就是女人的腋窝气味和下体气味的高度抽象、凝练和集中，就像热力高度集中之后就变成了TNT一样。反过来看也一样，正因为它是高度抽象、凝练和集中的，它就能够让人忘记一般的低级的腋窝气味和下体气味。问题在于，一般的女人体味和高度凝练的女人体味（也就是香水味），究竟哪一种是真实的呢？直到汤小舒一脚把他踹了，他也没有弄明白。

谭丽华正在楼梯上走着，她的花裙子被一阵风吹起，白色的内裤像一道耀眼的白光在他眼前划过。杨红感到一阵晕眩。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骚动而又窘迫，弄乱了杨红的步伐。杨红想起了第一次走进手术室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面对赤身裸体的、活生生的女人。当时他心里一阵慌乱，正准备退到后排，指导医生递给他一把剃须刀说，将阴毛剃掉，先用酒精清洗，然后用碘酒消毒。十几个女同学审视的目光唰地一下就盯住了他的脸。

无数次医学实践，培植了杨红对香水的敌意。杨红渐渐发现，女人的香味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神秘，它是一种假象。香味会迅速在酒精中分解、挥发。但是，一般的人体味，包括腋窝味、下体味、狐臭味、肉体的腐烂味，却很难溶于酒精，而且显得顽固不化，那种顽固气息还会穿过酒精直奔你的鼻子。尤其是参加工作之后，每天接触那些下体有病变的女性，她们的体味就像梅雨季节黏湿的空气一样，挥之不去，粘在人的手指上、鼻尖上。每一次在水龙头下反复地冲洗自己的双手的时候，杨红就感到十分绝望。原以为酒精是香水气息的克星，现在他发现了酒精的克星。他认为，五花八门的消毒剂，在人的体味面前的无能为力，是化学工业界的人的无能。

杨红，当初你为什么选择妇产科医生这种职业呢？在三楼的走道上，谭丽华就开始采访了。

问这些干什么？不是我选择了它，而是它选择了我。人还没有进校就分专业，他们搞错了，以为杨红是女的，就把我分到了妇产科专业。杨红开门后，请谭丽华坐下，然后提起铁皮水瓶给她倒了一杯水，顺便将塑料壳的水瓶塞到床底下去了。

你对自己的专业有什么看法呢？谭丽华坐下来接着问。

外科累。牙科脏。眼科麻烦。精神病科令人恐惧。内科好一点，但内科班人满为患。开始认为妇产科不错，主要是感到新鲜，后来我才发现……

谭丽华打断杨红的话说，请你等一等，刚才你谈到“新鲜”，能不能解释一下？

有什么好解释的？你突然发现一头没有鼻子的大象，新鲜不新鲜？

你说话真逗。那么，你是怎么看待你的治疗对象的呢？

在我眼里，眼睛、牙齿、骨头、肌肉、血管、神经、内藏、生殖器、脚指甲盖都一样，都是人体整体的一部分。身体的某一部分的功能必须正常运转，并与整体功能协调一致。我的工作就是让女性生殖系统的功能正常运转，不要影响其他部分的功能。如果有局部溃疡，也就是糜烂，它的影响就不是局部的，会影响到整个人体功能。

据说，我们罗镇的妇女健康普查结果很糟。你有什么看法？谭丽华问，屁股在椅子上来回扭动了一下。

说到这个，我就要多说几句了。不是罗镇，而是所有的镇，特别是在乡村，妇女卫生状况糟糕透了。爱国卫生运动搞了这么多年，政府投入那么大，效果还是不甚理想。所以我才这么忙。刚来的时候，我曾经下决心要在几年内改变这种状况。现在看来我是痴心妄想，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别看她们一个个涂脂抹粉，洒香水，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是一个动人的假象。已婚妇女很多人都不同程度有毛病，宫颈糜烂、阴道滴虫、子宫下垂、阴道炎、子宫肌瘤，有些甚至还有性病。外阴瘙痒症这种轻微的症状，就更加普遍了。除了妇女个人的责任之外，防疫系统的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当然还包括她们的丈夫，要负一定的责任。卫生条件太差，性卫生常识几乎是零……

这种情况我知道一些。谭丽华继续正襟危坐地说。

你知道什么？这些年情况更复杂了。人口流动太大。已经发现好些个淋病、梅毒了。前几天，有一对夫妇来看病。先是男的来。他说，他在外面打工时染上了病，妻子还不知道，好在一回家妻子就病了。他要我给他用些好药，争取在妻子病好之前治好他，还叫我替他保密。第二天，妻子来了，说是痛经。实际上是二期梅毒症状。她说是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染上的，要我赶快帮她治好。她说她正在装病，但也不能装得太久了，好在丈夫在外面打了两年工，学到了修养，脾气变得温和了许多。要是以前，早就露马脚了。她也让我替她保密。我看看他们的住址，竟然是一样的。我心想，你们俩谁也别瞒谁了……你看，我天天就是在收拾这些烂摊子。你天天在广播里说的，跟我天天看到的不一样。

你是不是有一点夸张？谭丽华说。

不信？那你等一等，我到办公室里去拿一份调查报告来。

调查报告也是对你的调查对象而言的。杨医生，谢谢你，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有事再来找你。谭丽华说着就告辞了。

谭丽华走后，杨红在她坐过的凳子上仔细闻了一阵，竟然什么也没有闻出来。他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感冒了。

后来谭丽华又来过几次。有时候在凳子上留下药皂的气味，有时候又留下酒精的气味。这些经常变化的气味，把杨红弄糊涂了。不久前，杨红还透过酒精的气味闻出了汤小舒的气味。他的心里一阵颤动。他试图在空气中透过肉体的气味，去捕捉那种曾经在汤小舒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镇上那些喜欢闲言碎语的女人，突然惊奇地发现，妇产科医生杨红不戴口罩了。不但散步的时候，连上班的时候也不戴了，就让鼻子敞在空气里。更奇怪的是，杨红突然向院长提出要到内科去的要求。女人来看病的时候，他扭扭捏捏，满脸通红。

接连有几天，谭丽华都在广播里念自己写的那篇名为“无私的奉献”的广播稿，把杨红夸得有点离谱。谭丽华的声音在杨红的耳朵里，变成了一种诱人的气息。杨红听着听着，鼻尖在不停地抖动。有一天，播音员突然换成一个男的。杨红一打听，谭丽华在家里休病假。

那天晚上，杨红正在读书，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他认为一定是谭丽华来了。打开门一看，发现是谭丽华的母亲，镇中学退休教师刘玫。

丽华病了，你知道吗？刘玫站在门槛边说。

听说了。怎么没有到医院来看看？

杨红啊，你把她毁了！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听了就会明白的。每一次到你这里来的时候，她都精心打扮，想让自己显得更漂亮、更诱人。我知道，她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找你，说明她知道你的价值，而你一点也不知道她的价值。她是一个自尊的孩子，之所以一直没有谈朋友，是因为她不肯将就。可是你却在不停地对她说，女人都是肮脏的，腐烂的，是一个假象。你这是什么话？你每天接触的都是病人，并不等于所有的女人都有病嘛。丽华是个连男朋友都没谈过的闺女，你跟她说那些干什么？

对不起，凭我的鼻子起誓，我正在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尤其是对谭丽华的看法。我还正在想什么时候去找她呢。

你的起誓已经晚了。开始我发现她在用药皂。后来她又买了酒精，甚至碘酒。她不肯躺在床上。她要一直待在卫生间里，不停地洗呀洗呀。我哭着劝她也没有用。

杨红愧疚地说，真的很抱歉，刘老师。我开始以为她真的是来采访，就说得比较客观，也比较严重一点。我没有其他意思。

她的喇叭说话可以不负责任。你是医生，你的话也能不负责任？你毁了她的自尊和自信，也毁了她的希望！

您先别急，请进来坐一会儿吧。杨红说着，拿起了塑料水瓶给刘玫倒了一杯水。

刘玫在杨红的桌边坐下，看了看杯子说，你是灯光不知脚下暗。整天说别人脏，你看看你的水杯，你闻闻这开水，一股臊味。这些我不管。我只想你帮我去劝劝丽华。你知道你在她心里的位置。

杨红来到谭丽华家的时候，谭丽华刚刚从卫生间出来。见到杨红，谭丽华慌忙走进自己的房间去了。杨红让谭丽华快躺到床上去，给她做了检查。谭丽华被碘酒烧伤了，已经有局部溃疡。透过碘酒的气味，杨红再一次闻到了汤小舒那诱人的气息。

后来他们俩结婚了。杨红的鼻子已经改邪归正，对气息不再神经过敏。而谭丽华却变得有点奇怪，整天在水龙头边洗手、洗衣，一会儿就钻进卫生间淋浴去了；从头洗到脚，从里洗到外，整天洗个不停。谭丽华的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

小黑痣，我想跟你远走他乡

流动马戏团要到罗镇来演出的消息早就传开了。我盼了一个星期，连马戏团的影子也没见着。我突然变得烦躁起来。我对我妹妹和她的好友程瑛说，你们天天守在操场上等什么？等马戏团吗？你们这是守株待兔。我妹妹愣了一下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她手里拿着一本成语词典回到操场上来了，恶狠狠地对我说，你才是在守株待兔呢。

操场当然不会为一个传说中的马戏团而空着。那天，兽医站的罗大德在操场上忙了一整天，将镇上所有该骟的猪都骟了一遍，操场上猪叫狗吠声响彻云霄。罗德丙老人的葬礼仪式也在操场上举行，占了整整两天时间。八十二岁的罗德丙，是吃糯米汤圆的时候噎死的。尽管他身体虚弱，双腿行动不便，但食欲却一直很旺。前天午饭之后，他突然大声对儿媳妇说，弄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吃，肚子里老是空空的。儿媳妇说，没见过那么贪吃的老人，滚烫的糯米汤圆，一进嘴巴，嚼也不嚼就往下咽，结果噎死了。听说镇长的老爹罗三坤，也快要不行了。不过罗三坤是肺气肿，一天到晚喘着粗气，像一个移动风箱，眼看就要断气似的，突然又呼啦呼啦地响了起来。看那样子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我想，该死的，该杀的，该割的，该剐的，就赶紧吧，不要拖拖拉拉。

女人和老人，特别是孩子们，频繁地到操场上来转悠，他们伸长脖子不停地朝大路远方张望，翘首以盼，期待马戏团的到来。娘们儿凑在一堆，叽叽喳喳，不知道说什么。骟猪的罗大德，一边高声说笑，一边朝女人堆里瞟。他说，我在城里看过马戏，那些女人没有腰，没有骨头，身子软得跟黄鳝一样。孙寡妇说，黄鳝没有骨头？我怕你瞎了眼吧？黄鳝明明有一根大骨头。

镇长罗昌伟路过操场的时候说，你们整天聚在这里干什么？家里就没有事干？告诉你们吧，马戏团不会来的，你们别等了，回家去吧。孙寡妇冲镇长大声叫起来，谁说我们在等马戏团？谁说我们在等马戏团？我们随便站站不行吗？镇长不理会孙寡妇，头也不回就走过去了。大家都讪讪的，有的准备离开操场。镇长的话对小崽子们的影响并不大，他们依然像平常一样在操场上玩。他们一边玩耍一边等待，显得比大人要有耐心得多。他们以为，只要耐心地等待，总有一天会来的。

周末下午，开始下起毛毛细雨。操场上的蜻蜓越飞越低，在头顶上转来转去。阴雨天沉闷的气息，让孩子们也开始烦躁起来，他们没有耐心做完任何一个游戏，不停地换，会玩的游戏一会儿就换完了，只好又重复一遍。

大路尽头终于出现了一个黑点，朝镇子这边移来，只见一位身穿布纽扣黑色粗布衬衫的中年男子，渐渐走了过来。男子个子蛮高，方形的脸庞，操着外乡口音，他说他是河南人。河南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只知道两件与河南相关的事情。一是我父亲每天抽的大前门香烟，就是开封卷烟厂生产的；二是到我们镇上来要饭的，都是河南和安徽人。眼前这个男子，穿着和神态，都不像要饭的，那气派跟我小学校长差不多。我问他是不是开封人，他说他不是开封的，是驻马店的。他向我打听镇政府在什么地方。我问他驻马店是不是有很多马，他说，是有很多马，还有很多驴，很多骡，见过？那么会说话的猴子见过吗？我被他那会说话的猴子镇住了。他还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语气温和，很有耐心。所以，当他点名要见镇长罗昌伟的时候，我很爽快地答应领他去镇政府。

驻马店的男子，走进镇长办公室。他们谈了一阵，还争执了几句。后来，镇长领着他到操场上来转了一下。他双手紧紧握住镇长的双手，拼命地上下摇晃，只见镇长的头被摇得像鸡啄米似的，然后使劲地把手抽了出来。他对镇长说，再见吧，然后就匆匆走了。我觉得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要成为现实了。

第二天一早，我妹妹和程瑛又要到操场上去。她们不说去等马戏团，故意大声说，到操场上踢毽子去，那里地方大。我的邻居程瑛，不发脾气的时候的确很漂亮，一副城里人的娇滴滴的样子，歌也唱得好。我妹妹因此很崇拜她，成了她的忠实随从。程瑛踢毽子的样子很好看。她穿一双白色运动鞋，她踢毽子的时候，不但用脚的内侧踢，还侧着身子用脚的外侧踢。有时候，她跳起来用放到屁股后面的脚后跟踢，踺子飞起来的时候，脚跟正好碰在她的小屁股上。

以我妹妹和程瑛为首的女孩围成了一个圆圈。她们踢起来不仅时间长、数量多，而且花样多端，每个人踢起来都没完没了。不一会儿，她们就将凑热闹的小家伙全部都吸引过去了。她们要规定新的游戏规则，以示公平。程瑛说，大家不分男女，大家一起玩，比赛看谁踢得多、时间长，不能踢到三十个以上的不得上场，只能当观众。我说好的。后来我发现，她的规则很阴险，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踢过三十的。我们几个男孩子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一口气踢三十个以上，这就意味着参与踢毽子表演的只能全是女孩子。这一招很毒。这个馊主意不是程瑛出的，而是我妹妹出的。我没有马上找她算账，先记在心里。

我和财神几次试图搅局，都被程瑛制止了。程瑛的方法很简单，她先是平静地盯着我一阵子，再慢慢地走过去，将被我扔出很远的踺子捡回来，接着踢。程瑛平静的样子不一般，跟她妈妈周老师一个德行。周老师跟我妈妈闲聊的时候也是那样。几个回合下来，我的捣乱，就成了她们表演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点缀。我们都觉得无聊又无趣。我几次想离开操场，镇子后面的小山上更好玩。但想到马戏团快要来了，只好忍住。

我决定另立山头，脚不灵可以用手啊。我和财神、大头几个走到操场的另一边，围成一个小圆圈。我把踺子抛向空中，然后双手拍一下掌，再伸出手，将掉下来的踺子托向空中，又连忙拍一下掌。这样就简单得多了。我们当然也碰到了时间分配的问题。我冷冷地对他们说，你们说怎么玩吧。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玩你玩，等你玩腻了就给我们玩一玩吧。我们玩了一阵，发现那帮浑身是泥的小农民，依然围着程瑛她们转。于是，我开始变招了。我加快了速度，双脚走着碎步，一边拍手，一边高声唱起来，财神和大头也一起跟我帮腔：

拍拍掌，百花开，

风吹燕子过江来。

水草江边绿，

花在园里开。

一年十二月，

月月有花开。

尽管唱得有些俗气，但热闹。一时间我们这边就开始闹哄哄了。小家伙们就像苍蝇闻到了屎一样，嗡的一声就围到我们这边来了。我在中间拍手，沿着人群围着的圆圈走，一边高声喊道，站开点，站开点，脚下踏着节奏沿着圈子的边缘飞快地走着，踺子在我的手掌和空中飘上飘下。财神和大头还在重复着那低级趣味的歌。我说，换一个啊，傻瓜，换一个好听的。他们说，好听的没有，好玩的行不行？我说，好玩也可以，不傻就可以。他们想了想，接着又高声唱了起来：

半天云里响起了雷，

清水河边下起了雨。

黄牛为什么不吃草，

水牛为什么不喝水。

拴起牛来赶紧跑，

到你家里借蓑衣。

你的妈妈不在家，

只有一个小婊子。

财神和大头一边唱，一边冲程瑛那边笑。程瑛沉着从容的气派一下子就不见了。她停下来冲我们这边大骂了一阵，领着她的伙伴，还有我妹妹那条跟屁虫，就离开了操场。程瑛她们一走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把踺子丢在地上说，你们玩吧。见我松了口，那些泥猴一样的小家伙就开始瞎起哄，让我来、让我来。

流动马戏团如果要来，这条大路是必经之路。驻马店男子就是从这条路上走来的，后来又是沿着这条路离开。我想象着自己也是流动马戏团的一员，远远地从大路上走来，吸引了许多羡慕的目光，然后又沿着大路悄悄地走掉，不知去了什么地方，留个谜语给别人猜猜。可是上午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依然不见马戏团的影子。但我至今坚持认为那个男子就是马戏团的，尽管我并没有从他嘴里得到证实。你是马戏团的吗？——这个问题，我没好意思问出来。

大路穿过学校门口的大操场，经过操场南边的枫树林，一直向南伸去。小镇上农户的牛都拴在枫树林里。牛粪味长期弥漫在学校的操场上。学校和医院管“爱卫会”的医生跟村里人协商，给了他们一笔钱，请他们另找地方拴牛。他们收了钱，也答应把牛弄走，但牛至今还在枫树林里拴着。

我走进枫树林，眼睛留意着大路上的动静。大路蜿蜒伸向远方。我不知道这条往南去的大路，到底通往哪里，它就那样消失在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只有在天晴的时候，能远远看到大路尽头的尖山，像一堵墙一样拦在那里。

别的山的山顶都是浑圆的，而尖山的山顶是尖的，像一把匕首刺向天空。镇上人都说，尖山还在不停地往上生长。医院的厨师老赵说，你看你看，还在长，还在长！要是再不想办法，它就会长到天上去的，触动了天上的人，哼，那就有你们好看的了。天上的人，才不管你们是谁、谁官大、谁脸白、谁奶大、谁屁股圆呢。……有什么办法？办法当然有啦。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呢？

我说，我不怕，我一个人敢摸黑进白天死过人的手术室，我还敢摸到坟山上去。

老赵说，光胆大还不够，还得运气好。要让尖山停下来不长，就要关掉一个机关。尖山上有一个山洞，机关就在那个山洞里。……所以，找到了洞口也还进不去呀，除非你碰上那个，白须驼背老头，打开山洞机关的钥匙，就在他手上。他一年也难得出来一次，谁知道他哪一天出来？我总不能天天坐在那里等吧？就这样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一直拖到现在，大家都不打算管似的。我老了，管不了那么多啦。长吧，长吧，长到天上去了才好呢！老赵露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天天等当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何况就算等到了，能不能拿到钥匙还是个问题，谁知道白须驼背老头的脾气怎么样呢，如果像我父亲的脾气，那就很难说了。可我也不能撒手不管哪。我望着远处那座十分突兀地竖在那里的尖山，我隐隐地看到尖山真的还在往上生长。我心里想，我要亲自到那里去看一看，事先不告诉任何人。如果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我的父亲会笑掉大牙的。当然，如果白须驼背老头自己去把机关关掉，那就再好不过了，免得我和老赵到一起就操心这件事。如果老赵真像他所说的那样，管不了那么多，那就剩我一个人了。

程瑛和我妹妹，溜到学校旁边的小卖部里去了。我知道她们又是去买吃的。每一次镇上有什么新鲜事，她们都是这样，而且出手很大方，好像准备把积蓄全部花掉似的。有时候，她们还会把平常想买没舍得买的东西一起补上。平时，想让她们拿出一个子儿来，那是千难万难的。她们喜欢为一件屁大的事情鬼鬼祟祟地忙活很久，把一件事情弄得神秘兮兮的，还假装很平静。

一阵风吹过来，暗阴的枫树林簌簌作响。我一个人站在大路边的树林里，望着远处的尖山。云雾环绕在山腰，山尖尖像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老鹰一样，一动不动。我一定要到尖山上去一趟，一定要设法从白须驼背老头那里弄到钥匙，一定要找到那个洞口，一定要阻止它尖山继续往上生长。想着想着，一股英雄般的气概从内心涌起。

这时，我父亲正好背着药箱路过这里，他对我大声吼了起来，他说我站在这里，东张西望，无所事事，像个二流子似的，丢尽了他的颜面。他命令我立即回家，一刻也不能耽搁，否则就叫我皮肉开花。我一边假装往家里走，一边回头看看父亲。当父亲屁股上一跳一跳的药箱渐渐远了的时候，我又折了回来。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尖山往上长的速度并不慢，所以不能再拖了，要去就得尽快，最好是一个人去，当然要选个好天气，我这样想，顺便走到枫树林里看牛去了。

看牛好像是一件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但看着看着，意思就来了。你想想，它们匆匆忙忙地吞下那么多的草料，不咬也不嚼，先放到肚子里存着。这种方法，一来可以从同伴那里多抢吃一些嫩草，二来还可以少在太阳底下挨晒，等到肚子装满了，再到树荫底下躺着，慢慢地享受、独吞。我觉得，不出声的、闷葫芦似的家伙，总是比吵吵嚷嚷的要有心计。牛就是那种闷葫芦的有心计的家伙。

一头老黄牛，不停地摇着耳朵甩着尾巴赶苍蝇，它肚子里的存货正在咕噜咕噜地往嘴里跑。它的吃相不大雅观，两腭不是上下咬嚼，而是左右移动，磨得嘴角两边全是白色的唾沫和草浆，有点像饿急了的农民吃饭的样子，用父亲的话来说，是近墨者黑。我觉得并不完全是这样，农民养的狗就显得很优雅。随着生活的改善，那些狗已经不怎么愿意吃屎了。事实上父亲在说“近墨者黑”的时候，矛头是指向我的。如果我吃饭，也像老黄牛那样，吃得两边嘴角全是咀嚼出来的唾沫，父亲的手就要打上我的头了。

他们跑过来对我说，我们不玩了。我说，不玩就不要玩呗，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他们说，来撒泡尿行不行？说着，小鸡鸡全部掏了出来，有的对着树根冲，有的在沙土上写字。大头和财神，对着牛鼻子撒尿，还对牛说，喝酒、喝酒，不要光吃菜不喝酒。

我大叫一声，人来了！小鸡鸡们连忙收回去，有的还把没撒完的尿撒到了裤子上。人在哪里？人在哪里？财神嘀咕一句，我们也没干什么。

其实我没有看到谁，只不过瞎叫一下逗逗他们。没想到还真的招来了人。程瑛和她妈妈朝我们这边走来。

附近的孩子里，只有程瑛不怕我们，即使独自一人也不怕。尽管她不会主动发起进攻，但也是时刻准备着。此刻，她跟她妈妈周老师走在一起，看也没看我们一眼。周老师还是那样，紧绷着平静的脸。

你们知道吗，刚才唱歌的时候，程瑛为什么骂人？我说，因为她妈妈经常不在家，家里就只有她一个小婊子。

哈哈，哈哈哈哈……下次小婊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给她一点颜色看看。

你们知道程瑛的爸爸在哪里吗？我问。

大头说，不知道，从来都没见过。

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要保证不说出去。周老师会咬人的，就像程瑛咬人一样。比程瑛还要厉害。

大头说，我们保证不说，我们保密。你快说吧。

我说，程瑛的爸爸叫程志鸿，是坏人，写了反动标语，现在关在牢里……我再一次警告你们，谁要是说了这件事，后果自负。周老师先是咬人，接着就骂，骂完后还会把程瑛杀了，然后再自杀……

我正说着，只见大头的嘴唇抽搐了几下，我预感到要出事。

大头突然咧开大嘴叫了起来，打倒程志鸿！打倒坏人程志鸿！

周老师和程瑛同时转过身来。

程瑛的脸涨红了。

我转身就想跑。没想到大头指着我说，是他，是他喊的。

我顿时僵在那里，手脚冰凉。

程瑛正要向我扑过来，被周老师拉住了。

周老师她用平静而冷漠的目光盯着我。

我扫了周老师和程瑛一眼，突然举起手喊了一声，打倒程志鸿！

大头和财神都跟着喊了起来，牛犊子叫一样。

周老师拉起程瑛的手，转身就走了。

财神羡慕地说，还是大头勇敢，胆子大，否则我们都不敢。

我要找大头算账，大头却早就不见影儿了。

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显得特别漫长。

来了一群农民。前面走着的是抬担架的，后面跟着几位哭啼的农妇。两根长长的竹竿子，中间横缠着粗粗的绳索，棉被平摊在绳索上，前后两个人抬着。竹竿子随着节奏，上下晃动，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伴随着农妇的哭闹声，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我知道，农妇可能是喝了敌百虫或者乐果，要不就是喝了煤油，但喝的分量不够多，或者上吊和投水被救，总之是自杀未遂。抬担架的农民沉默而严肃，抿着嘴，咬着牙。任凭病人怎么叫唤，都不理睬。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壮汉，汗珠悬在鼻尖上，也不去擦它，任凭汗珠自己滴下来。

已经过晌午了。我想，父亲大概快回来了，周老师和程瑛可能也回家去了。我正在认真考虑是否要回家的事，是不是在外面躲一躲？

这时候，远远看到大路上来了一队人马。那么长的队伍，不可能是抬病人的农民，倒像是送葬的。但是，既不见白幡飘动，又听不到锣鼓和唢呐，也没有号哭的声音。一二十辆大板车和独轮推车，一溜儿从南边走来了，后面卷起了一股尘烟。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坐在马背上，女的一张弥勒佛脸，笑嘻嘻的，男的就是昨天下午我见过的那个人。中间一辆大板车上坐着五六个孩子，像是兄妹，还有几只猴子混在中间。他们一路说说笑笑，很开心。其中有一个小女孩长得有点像程瑛，但眉目比程瑛要舒展一些，不像程瑛，眉毛老是皱着，嘴巴老是嘟着，好像我欠她什么似的。

小女孩穿着一双程瑛那样的白色运动鞋，蓝色灯笼裤，红色的汗衫，两根牛角辫很夸张地竖在头上，手里还抱着一只猴子，脖子上用红线挂着一个口哨。

小女孩右嘴角上方长着一颗小黑痣，十分醒目，嗓门也特别响亮，目光镇定自若，一副老江湖气派。

车队在操场中央停了下来。我们呼啦一声就将车队围住了。

小黑痣镇静地站起来，叫她的哥哥和姐姐们先不要动，自己猛地向上一跳，又轻轻地落在地上，像一片枫叶飘到地上一样，猴子还稳稳地抱在手里。

小黑痣把猴子丢在地上。那猴子正准备跑开，小黑痣吹响了脖子上的口哨，“嘟嘟、嘟嘟”，猴子就乖乖地回到了她的脚边。

在中年男子的指挥下，车夫们有的卸车，有的将尖尖的木桩往地上钉。不一会儿，竖起的木桩在操场中央围起了一个大圆圈，上面围上了比大人还要高出一截的帆布墙，把我们隔在外面。

我和伙伴们像狗一样，绕着帆布墙打转转。我发现了一个可以钻进去的小布门帘。我正准备往里面钻，被一个小伙子挡住了。小伙子用带外乡口音的普通话喊叫，不要钻，不要钻，晚上来看，晚上来看。

我还试图往里面拱，希望他放弃阻拦我的念头。这时候，小黑痣走过来了，她用普通话呵斥，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看的？那么着急想看？

小黑痣的目光在我们的脸上挨个儿地扫了一圈，然后指着我说，你，进来吧，就你一个，其他人都回家去，晚上再来。

我跟着小黑痣走进去，心跳得像打鼓一样，正好碰上一匹马扑哧一声打了个响鼻，吓了我一跳。小黑痣说，不用害怕，不要惹它就行。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天天在这里玩的操场？我像是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远离了我父亲、厨师老赵、财神和大头他们的另一个世界。围起的帆布墙，使这里变得有点昏暗。一些人正在中间搭一个高大的架子，往架子上盖帆布。挨着外面那层帆布墙的边缘，已经竖起了几个小帐篷，还铺上了地毯。小黑痣的父亲和兄弟们，正在忙着往里面搬木箱。几只猴子在里面钻来钻去。小黑痣一直在悠闲地嚼着东西，嚼着嚼着还吹出一个大白泡来。

我东张西望地看了好一阵。小黑痣说，你怎么不回家吃饭？

我说我早就吃了。说完，我的肚子就咕噜咕噜地叫唤起来。小黑痣嚼东西嚼得很响，大概没有听见我肚子的叫唤声。

那你就在这里随便玩玩吧，我没有时间陪你了。她说。

马戏团的人忙活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一直在那里东奔西跑，这里摸摸那里摸摸。他们还把晚上要演的一些节目先预演了一遍。

小黑痣上场的时候，先微笑着，朝我这边亮一个相。她的父亲和母亲，站在两边保护她。小黑痣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她会打旋子，走钢丝，钻火圈，钻小木桶。她能躺在垫子上用脚同时转动两把伞。她敢在两丈高的凳子上倒立。倒立我也会，不过我是靠在墙边上。她蹬着独轮车满场飞跑。而我呢，两个轮子的车都骑不了。小黑痣翻的跟斗是空心跟斗，就是手脚不着地的，翻过去之后人是站在地上的。我翻跟斗是头先着地，然后用背在地上滚。小黑痣真是太有才了，简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的脸大概也饿得暗下来了，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时候，帆布墙外吵吵嚷嚷地来了很多人。小黑痣走过来对我说，你先回去吃晚饭。晚上还是从这个小门进来，我让你坐在最前面一排看表演。小黑痣把那只穿着红线的哨子，从脖子上取下来送给我。她说，晚上到这个小帆布门口，你“嘟嘟、嘟嘟、嘟嘟”吹三下，我就出来接你。

我溜出马戏团的营地，一出来就看到父亲在人群中张望。远远就能听到孙寡妇的大嗓门，她正在跟我母亲说着什么。母亲和妹妹还是坐在那个老地方。每一次我们家的人和程瑛母女都坐在一起，但这次我没有看到程瑛和周老师。她们一定是另外找了地方吧。

我父亲还在东张西望地找我。他四只眼还不如别人的两只眼。大头见到我，转身就跑得不见踪影。他跑个屁，我根本没有心思去理他。我低着头，从人群中钻了出去，顺着小巷一溜烟跑回了家。

我先到程瑛家的窗户下站了一会儿。她的房间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走进医院的厨房。老赵还在，一个人坐在暗里咳嗽。他从锅里的热水中端给我一碗饭，问我到哪里去了。我没搭理他。老赵又说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很热闹，说家里人都在找我，说周老师哭了，程瑛也哭了，说我父母吵架了，那只老猫不见了，说他的腰疼又发作了，哮喘也同时发了，说这里要闹鬼了……

他的话像猴子钻火圈一样在我耳朵里钻来钻去。我三下两下把一碗饭吞了。

我又到程瑛家的窗户下站了一会儿。她的房间里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回到家里，我把书包里的书丢在地上，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塞进去，带上了我的全部积蓄，十二块七毛钱，还有我那支心爱的上海牌口琴。这时候，隐隐约约传来了马戏团开台演出的锣鼓声，我把门一摔，匆忙朝操场赶去。

路过老赵的门前时，我想对他说，让他转告我的父母，我要出远门去了，不是去尖山上，而是要去更远更远的地方，我要周游世界。老赵打开门，问我干什么，他咳得半天都没有缓过来，我怀疑他马上就要断气了。我没有时间等他，转身就跑到医院大门口，但想想还是要跟他说一声，倒回来的时候，他那一阵咳嗽还在进行中。我等不及，便往操场方向跑去。

我来到下午跟小黑痣约定的那个小帆布门口，拿起小哨子，“嘟嘟、嘟嘟、嘟嘟”，吹了三下，等了一阵，没有动静。我接着又吹了一次，还是没有动静。我知道自己来晚了，小黑痣可能正在表演呢。

我带着我的小书包，远远地坐在枫树林边的草地上，等待演出的结束。我听到了小黑痣报节目的声音，我听到了乐队的吹奏声，我听到了大家喝彩的声音，最刺耳的叫声大概是大头的吧。我不想揍他，他就是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我想对大头说，见到我不用跑了。我从裤兜里掏出被我捏得滚烫的口琴，吹了一支《小桃红》。我想象着自己在给小黑痣的表演伴奏。

夜深了，马戏团的表演还在进行。枫树叶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枫树林里的黄牛咀嚼草料的声音缓慢而有节奏，像催眠曲一样……

第二天清晨，我被鸟鸣唤醒了。我睁开眼睛一看，操场上空空如也，跟平常一样死寂无声。马戏团不见踪影。小黑痣也不见踪影。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枫树林里过夜的黄牛还在反刍。

我揉了一下眼睛，站起身来，掏出我心爱的口琴，吹了一个音阶。接着又摸出小黑痣送给我的哨子，“嘟嘟、嘟嘟、嘟嘟”地吹了三下。猴子没有听见。小黑痣也没听见。

小黑痣，我想跟你远走他乡！小黑痣听不见我心里的话。我很伤心。

太阳还没出来。小镇在昏睡。远处的尖山也在昏睡。

马戏团来时走过的大路，蜿蜒伸向远方。

我背起书包，朝着马戏团来的那个方向赶去，一边走，一边哭起来。

父亲说，让我帮你松松筋骨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父亲越打我，我越感到舒服。当我父亲没有心思，没有空闲，也没有精力打我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像一个被遗弃在路边的孤儿。每当我产生这种感觉时，鼻子总是一阵发酸。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对瘸腿药剂师石阳林说，石医生，请你打我一顿吧。

从前跟我关系暧昧的药剂师，此刻见到我，沉着脸慌忙躲开了。我发现他髋骨的一边好像长了角，尖尖的，把裤子和上衣下摆顶起了一个小帐篷，走得快的时候越发明显。

我和瘸腿药剂师像一对冤家，相互折磨，彼此依赖。除了在碾药的时候，他还显示出一点气派之外，我基本上是瞧不起他的。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石医生能站在离地面一两尺高的药碾子轴上，来回滚动一个上午，有时还在上面打瞌睡。药碾子由一个碾槽和一个碾轮组成。碾槽的形状像半只橄榄。大铁饼一样的碾轮上横伸出两根轴。必须先在铁轴上放两块鞋子大小的木板，然后再踩在木板上，才能让碾轮在碾槽中滚动起来。随着碾轮前后上下的圆弧运动，药剂师石阳林的瘸腿一点也不明显，反而像是在自由舞蹈。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显得十分被动。因为在父亲眼里，瘸腿药剂师在药碾子上来回摇晃，就是在上班，就是在劳动，不容打搅。而在我眼里，他是在玩耍、在表演、在炫耀他的本领、在捉弄我。最要命的是他的表情，真是讨厌而又迷人！我想，如果我也能学会这一招，那他石阳林就完了。为了学会这一招，我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一次也没有成功过。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阵父亲经常不在家，大概隔了一个多月没有打我，我便开始浑身不自在。我父亲阴阳怪气地说，你骨头发胀了吧？你的皮痒了吧？看样子我要帮你松松筋骨挠挠痒咯。——父亲的这些话，并不是吓唬吓唬我的，而是一出热闹动人的苦肉剧的序幕，略带抒情的语调背后，潜藏着一个巨大的伏笔。父亲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根本没有工夫逃跑，而是抓紧时间，将所有的力量都调到骨头上和皮表面，惊恐而又激动地等待着那一刻的来临。

在父亲打我的时候，我一定会伴随着打的节奏大声号叫。否则，我舒畅和激动的感觉就要大打折扣。我想，我父亲的感受大概跟我差不多，我越号叫，他越激动，出手的频率就越快，力度也就越大。他同样伴随着打的节奏，还有我号叫的节奏，不停地喊叫，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父子俩配合得真是天衣无缝。

那时候，我父亲几乎是三五年就要换一个地方，从一个乡镇医院调到另一个乡镇医院，职务不变，永远是副院长。据说因为他不是党员。父亲频繁地换地方的根本原因我不大清楚，只知道他总是把他的部下骂得灰溜溜的。“老子叫你回家种田”这句话，是他的撒手锏。事实证明，他的这句话没有任何权威性，只不过当时叫喊着发泄发泄，吓唬吓唬胆小的。护士曹小红一听到这句话就大哭起来，哭到我母亲一边劝她一边埋怨我父亲为止。但父亲从来没有对瘸腿药剂师说过这句话，倒不仅仅是瘸腿不宜从事农业劳动，而是他那该死的滚药碾子的技术，把我父亲都镇住了。父亲说，一个人总要有点真功夫。站在药碾子上滚动几下就叫真功夫？这点花招就博得了挑剔成性的父亲的赏识？我认为，瘸腿药剂师肯定还有什么秘密武器，甚至邪门歪术。

父亲经常在饭桌上对我母亲，或许也是对我们兄妹说，那帮家伙真蠢笨哪，还懒惰……老子凭本事吃饭，怕个屌。魏德明（正院长兼支书）不就是想压住我吗？他还用给我提正职来吊我的胃口，说他到卫生局要求调离，建议给我提正职。这是在给我脖子上套绳索。老子不要！当年在中医学院的时候，他连考试都是抄我的哪。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露出了对魏德明的蔑视，说着说着，两边的咬肌就突了起来。后来，在背地里说话的时候，比如跟我妹妹或其他伙伴说话的时候，还有跟瘸腿药剂师说话的时候，我也学着父亲那样，将咬肌咬得突起来，效果很好。

在谈到魏德明的时候，父亲有时会突然笑起来，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魏德明说话时候的特点？他将“生地”念成“风地”，将“人参”念成“人分”，将“死了”念成“夫了”，牙齿漏风。我们趁机大笑起来。这时候，父亲显得特别宽容。我常常被他这种说话的风度迷住了。我将能按那种发音方法发音的词汇收集起来，专门用夹带那些词汇的句子去找小伙伴对话。如果对话者有一句话没有夹带那种发音，我就揍他。

刚到一个新的地方，我的号叫声总惊动了所有的邻居。他们都过来劝阻我父亲。父亲铁青着脸冲他们喊起来，滚——

我觉得我父亲也喊出了我的心声，因为他们分散了我们父子的注意力。邻居们好像不忍心滚似的，一个个都围在我挨打的现场观看并感叹，说我如何如何可怜。年轻的、肥腰大屁股的护士曹小红，还流下了眼泪。我的那些小伙伴却都在窃窃地笑。他们才是我的知己呢。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我的感受，才能分享我此刻的快乐。瘸腿药剂师只能算半个知己。尽管他也在窃窃地笑，但他的笑里有许多令人讨厌的成分。

当父亲双手发软两腿打抖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停下来，踱着方步走进书房，去读他的《伤寒论》去了。他用一种跟平常不同的、陌生的声调读着。那不是读，几乎就是唱；不是一般唱歌的那种唱，又不像病人的呻吟，更接近农妇哭丧快要结束时的声音，将叙述夹杂在怪腔怪调的哼哼中。在哼哼的时候，他不像是我的父亲，倒像是我的爷爷。

父亲在书房里发出一种古老的音调。那声音在嗓子眼那里转来转去，正要冲出来的时候，就被父亲压了下去，但快要闭音的时候，突然又尖叫着，向嗓子眼儿外面冲。那声音真是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产生一种抓住你的悬念。有一次，我偶尔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听到了那种久违的声音。那是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一位教授，在给听众读《尚书·尧典》。他用的就是我父亲读《伤寒论》时的那种音调。此后我再也没听到过那种声音了。

我父亲到书房里去哼哼的时候，也就是苦肉剧谢幕的标志，但不是戛然而止，而是慢慢地消失，就像舞台上的大幕缓缓地拉上一样，要有个过程。因此，我不好马上站起来就跑，那样的话父亲一定不高兴的，他会在下一次打我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情，并当作他加大打击力度的证据。因此，我总是顺着那种自然的节奏，让号叫的声音渐渐地降低，然后再抽泣一阵，呜咽一阵，最后不知不觉地消失。等父亲的声调突然向上拉起的时候，我就悄悄地溜走。

在我呜咽的时候，瘸腿药剂师石阳林，总是将那张略微有点变形的丑脸，卡在取药窗口，冲我撇嘴、吐舌头、用手假装擦眼泪。我为什么经常打破药房的窗玻璃，将中药抽屉里分门别类的药搞乱，把称药的戥子杆折断，将放在药碾子轴上踏脚用的木板扔到水塘里去呢？我父亲恐怕至死也没弄明白。那是我和瘸腿药剂师之间的秘密。为了保守这个秘密，我和瘸腿药剂师都付出过代价。

教数学的何老师，也就是我的班主任，听说我经常挨打，就教给我一个避免挨打的办法，当你父亲来打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号叫，号叫只能刺激他，让他打得更起劲儿。你在挨打的时候应该低头沉默，他打一下你就数一，他打两下你就数二，我保证，不会有第三下的。这种试图改变父亲肉体节奏的办法，或许真的能有效地中止挨打，但我一次也没用过。我心想，何老师净出馊主意，挨打又不是上算术课。我认为何老师完全是在说外行话。所以，我依然大声号叫。

有时候，父亲好像突然傻了似的。他温柔地对我微笑，还嘘寒问暖，弄得我很不舒服。他跟他的同事聊天时，指着我得意地说，这个鬼东西，打瘸了腿可能还会爬树哩。这时，我就会望着药剂师诡秘地笑，这样一笑，就变成父亲在骂他了，用不着我开口。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意味着他把打我的事情忘了。更多的时候，如果他要打我，事先一声不吭，突然就打起来，像恶狗咬人事先不吠一样。

父亲对我一笑，我就不喜欢他。我心里想，老家伙，看样子要我来提醒提醒你吧！这个想法就像是苦肉剧开始前的锣鼓声。这个想法一旦出现，我就激动得浑身哆嗦，手脚发痒，坐立不安。我就想学瘸腿走路。我就想将装药的玻璃瓶举起来往地上摔，砰、砰、砰，摔它个满地开花。我就想捏护士小曹那肥嘟嘟的屁股。我就想把死老鼠放到医院厨房的灶台上。我就想到外面去打架。这时候，除了我父亲，谁碰上我都要倒霉。

有一天，简陋的镇医院大厅里拉起了一道白色的帷幕。所有人都在手忙脚乱，来来往往像穿梭一样，但都咬着牙绷着脸，表情酷似我父亲。女人们在比手画脚、一惊一乍地议论，三天两晚哪，还没有下来，她丈夫还不肯送来呢。——她丈夫，可能就是门口那个满腿是泥的汉子，正在“咝咝”地吸旱烟。从白布帷幕背后传来了杀猪一样的号叫声，一个农妇在大声叫喊，娘呀——爹呀——

妇产科医生杨红休假去了，董丽萍，也就是我母亲，上阵了。她对我说，到厨房里去跟彭婶玩，不要到这个厅里来。

这怎么可能呢？这样热闹的机会太少了，我决不会轻易放过的！

当我母亲在白色帷幕后面忙活的时候，我溜进了大厅，悄悄撩起了白色帷幕的一角。我一边探头探脑地往里瞧，心里一边默默地呼唤着我的父亲，老家伙，快来吧，快来揍我吧。但看了好一阵，谁也不理我，只有瘸腿药剂师的眼睛，在取药窗后面眨巴眨巴地闪烁。吸旱烟的农夫吸一口烟，看看我，吸一口，又看看我，眼神很怪。我有什么好看的呢？

我见到白色帷幕里面有一张带轮子的铁床，比家里的床要高出很多。一位农妇像脱了毛的猪一样躺在上面，竖起两条白色的大腿，长发拖下来悬在半空，双手抓住铁床一头的栏杆，正在大声号叫。我母亲戴着白帽子和口罩，穿着裙子一样的白大褂，戴乳黄色橡胶手套的手，正在那个猪一样号叫的农妇肚皮上不停地摆弄。父亲站在边上当助手。护士小曹也在那里瞎忙着。她一会儿给我母亲董丽萍送些什么过去，一会儿又翘起大屁股到床底下去移那个白色搪瓷提桶。她笨手笨脚，以致那位农妇的血都流到地上去了。

厨房里那个古老的消毒器还在那里哧哧哧哧地喷气。负责烧饭、洗涤和消毒的彭婶走过来拉我，说小孩子看了会烂眼睛的。我吓了一跳，正准备跟她离开。但当我看到她抬起手在眼睛上抹眼泪的时候，我恼火地将她推到一边，转身又撩起了白帷幕的一角。每一次我在号叫或者呜咽的时候，瘸腿药剂师就是这样学我抹眼泪的。我想，彭婶怎么也来这一套。

农妇又大声号叫起来了。那号叫声尖锐又浑厚，撕心裂肺，好像要穿透屋顶似的。在号叫的间歇，她的嘴唇里还发出一种“啊卟、啊卟、卟卟卟……”的奇怪声音。满腿是泥的农夫依然在抽旱烟，脸色沉着而镇定，一副处之泰然的气派。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号叫声。且不说我吧，小伙伴魏江的声音算是可以的了，但与这位农妇的相比，他的所谓号叫，只能算是母猫叫夜。在那位农妇的号叫面前，我感到十分惭愧。突然，我的嘴巴一开一合地张了几下，一股号叫的欲望涌了上来。父亲回过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转过身去了。父亲没有工夫理我，我号叫的欲望夭折在中途。不要着急，机会总是有的。

远处传来一阵呜呜呜的叫声。一辆白色的画有红十字的车，“吱——”的一声停在医院门前那棵银杏树下的太平间门前。什么太平间，说得好听，不就是一个破土地庙嘛。里面停尸的机会并不多，乡下人死了，绝大多数是马上就抬回家，半夜里死的，最多也只等到天亮。倒是来烧香的人比死尸多。老银杏树巨大的阴影覆盖在土地庙上，使它显得更加诡谲，既可怕又迷人。我觉得，烧香兼停尸的土地庙就是瘸腿药剂师的地盘。关于银杏树和土地庙的故事以后再说吧，现在没有工夫了。因为城里的救护车来了。我几乎是第一个迎了上去。

车屁股上的门“哗”的一声打开了，从里面钻出了一群人。他们没有工夫寒暄，直奔白色帷幕后面去了。这些人的装扮跟董丽萍一样，也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口罩和白帽子，除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董丽萍的鼻子和嘴巴我太熟悉了，不大好看，所以我不感兴趣，遮着就遮着吧。这些城里人的鼻子和嘴巴是什么样子呢？尤其是那位声音很脆、眼睛特别勾魂的护士，她的鼻子一定是笔直笔直的吧，她的嘴唇一定是微微翘起而且泛红的吧，她的笑脸一定是很迷人的吧。既然这样，那还用口罩遮住干什么呢？

他们忙了一阵之后，就派人用担架将呼天抢地号叫着的农妇，抬到救护车上去了。那汉子蛮有把握地将旱烟袋在墙上使劲地叩了几下，然后站起来也上了救护车。我一直站在大厅边上，等待着那位眼睛迷人的护士出来。父亲和母亲在跟城里来的医生聊天，看上去他们像老熟人。但他们没有把我介绍给那些城里来的医生。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将口罩取下来了，没有人超出我的预料，一个个龇牙咧嘴的，不取口罩还好一点。只有那位眼睛漂亮的护士，还戴着口罩。我死死地盯住她，心想，看你还能戴多久，除非你不吃饭。

一会儿，父亲吩咐彭婶开饭。眼睛漂亮的护士却突然不见了。我假装随便转转的样子，到门诊室、药房、注射室找了一遍，也不见她的影子。我感到有些蹊跷。不是上茅厕了吧。我往医院那个男女共用的茅厕走去，还故意将鞋子在沙土上擦得沙沙地响。如果有人的话，就会有咳嗽声回应，但那边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我走过去一看，茅厕里鬼也没有一个。

彭婶说，快来吃饭吧，今天你母亲没有时间管你了。我无聊地跟着彭婶走进了厨房。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那是她吗？我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我甚至怀疑又是瘸腿药剂师在玩什么鬼花招。但毫无疑问，坐在厨房吃饭的就是她，那个一直不肯去口罩的小护士。她见我盯着她，赶紧低下了头。可是我已经看到了。她让我失望极了。她的嘴巴是歪的，上面还有高低不平的疤痕，像是被火烧伤的。

我心里一阵隐隐作痛，我甚至想哭。后来，我有点恼火了，好像受了什么人的欺骗和捉弄似的。进而，我决计报复，要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我将彭婶的手一摔，激动万分地往大厅走，高声地对董丽萍说，妈，她的嘴巴是歪的，在厨房里。说完，我感到浑身上下都轻松起来。母亲连忙抓住我的手用力一拽，蛮横地把我拉到房间里去了。

救护车鸣了一下喇叭就开走了。我冲出大门，跟着救护车拼命地跑了一段。双脚不敌四轮，我看着那辆白色的车在不断缩小，渐渐化作一股烟尘。农妇的号叫声也在渐渐消失。她就那样像烟尘一样飘到城里去了。

在往回走的时候，我才想起了提醒父亲揍我的事。我想，他大概忙傻了。我正在想着，远远就看到我父亲站在那里，老树桩一样。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咬肌高高突起，铁青着脸，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竹棍。苦肉剧终于又要开演了。

董丽萍大叫一声，快跑！这种大惊小怪的喊叫让我烦躁。我镇静了一下，没有理她，然后停住脚步，跟我父亲僵硬地对峙了一阵。父亲突然一步一个脚印地朝我走来，用十分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说，脱掉衣服！从前只是脱裤子，这次连上衣也要脱，可见情况异常。接着“啊——”的一声，我和父亲几乎同时大声号叫起来。苦肉剧直接进入了高潮。父亲手上的竹棍没几下就打裂了，所以，打一下还顺带夹一下，一箭双雕。我的号叫声就变成了“啊——啊，哎哟——哟”。急促的节奏中，还伴随着瘸腿药剂师捣药的声音。

这一次父亲打我，总的来说还是跟以前差不多，不可能有什么新的花样，只不过下手更重一点、时间拉得更长一点而已。我的号叫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新花样。我很清楚，这一次号叫尽管还没有达到那位难产农妇的水平，但纵向比较，的确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有一点必须要提到，那就是我母亲有了变化。从前父亲和我在号叫的时候，她总是在一旁加油呐喊，像今天的足球迷似的。这一次她没有，她站在一边大声啼哭，护士小曹和彭婶站在母亲的两边扶着她，三个女人脸上都挂着泪珠。女人的眼泪就像润滑油，就像兴奋剂，就像加速器，我和父亲的号叫声更加激越高昂了。多年之后，妻子问我背脊左下方一大片暗褐色的花斑是怎么回事。我说是胎记。妻子嘀咕说，没见过这么奇怪的胎记。

在我的记忆中，那好像是我最后一次号叫。它就像一个胎记，永远镌刻在我的肉体上。每当我想起那次激动人心的号叫，心里总是充满了既惊恐又依恋的情感。号叫时代的结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很难说清谁为此付出了代价。

最后一次号叫之后，父亲突然很久没有打我了。开始我琢磨，总要让父亲休息一下吧，大人容易疲劳。何况两幕苦肉剧之间也要有个歇台的时候。但是，都一个多月了。这可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间歇。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父亲对我的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不管怎么说，打我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亲近方式。父亲突然对我冷冷的，视而不见，那算怎么回事呢？我几乎丧失了跟瘸腿药剂师较劲儿的兴趣，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兴趣，总是悄悄地避开我。有一瞬间，我曾经产生过向药剂师屈服的念头，并想对他说，你打我一顿吧。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我盯着取药窗，希望瘸腿药剂师会将那张丑脸卡在那里逗我。他没有理睬。我又故意将他晾在那里的甘草和陈皮弄到地上。他依然不理睬。后来他站起来，将窗户上的木板轻轻地拉上了。以前他总是故意将窗户拉得哗啦一声，气得我用木棍拼命地戳窗板。这一次他却轻手轻脚的，很有礼貌的，好像不愿惊动我似的。瘸腿药剂师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这种彬彬有礼的举动，在我心头布下了阴影，使我产生了畏惧的感觉。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父亲和母亲突然不见了。这在以前也是经常有的，但一到晚上他们就回来了，背着药箱，手里还提着鸡蛋、香油，或者花生、蚕豆。这一次，一连几个晚上我都没有见到他们。彭婶，这位从农村招聘来的临时工，每天都仔细地安排着我的吃住。对我总是冒犯她这一点，她好像不在乎。她说，母亲下乡去了，要住些日子。她没有提到我父亲。

我说，我父亲呢？

彭婶说，游家岭村的很多人都病了。他们要你母亲把那些病人全部治好，一个也不能死……生死由命，谁说得准呢……唉！

我继续追问，我父亲呢？

彭婶没有回答我，只顾忙自己的去了。

我想，与其这样干熬下去，还不如自己亲自出马去找。

当我把这个决定说出来的时候，彭婶说，大人又不是你的橡皮球，要找就能找到的？橡皮球有时还找不到呢。在你不想见到橡皮球的时候，橡皮球总是会自己蹦出来的，是吧。彭婶贴切的比喻成功地阻止了我。

我看着那棵老银杏树。我想，父亲不会躲在树下的土地庙太平间里吧。但是，土地庙的两个窗户，就像两只巨兽的眼睛，远远地瞪着我。有一次，父亲心情很好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这里玩过。当我说我怕里面的庙神时，父亲却对着那红脸黑须的庙神，很有节奏地大骂起来，抠你的眼，扭你的头，掐你的喉，割你的舌，开你的肚，折你的腿，剁你的脚。他还鼓动我跟他一起骂。父亲不过是想给我壮壮胆。当时彭婶正在附近。她吓得转身就跑掉了。

我慢慢地走到银杏树下。银杏树的果子要到每年中秋节前后才能吃。到那时候，土黄色的果实，就会自动地掉到树底下的草丛里。掉下来的时候，厚厚的果皮上有一层毛茸茸的白粉。但只要过一夜，果皮就会变得臭不可闻。你一定要挑最臭的捡。因为皮儿越臭的，果肉就越香。我们会到小溪里去洗净金黄色的臭果皮，将白色的坚果埋在火里烧熟。

每每想到烧熟的白果的香味，我就会流口水。眼下离中秋节和白果熟落的时节还很远。银杏青黄的树叶子，正散发出一股苦涩的香味儿。树下这条简易公路是通往县城的。路面全是粗糙的砾石。路边的衰草，在风中无精打采地摇晃着。

黄昏时分，远处有喧闹声，一群人缓缓地朝这边走来。走在正中的就是我父亲。我不得不佩服彭婶，她曾经预言我父亲会像皮球一样从某个角落里蹦出来。果然，失踪多天父亲，真的像皮球一样，自己蹦了出来！

父亲戴着一顶纸糊的圆锥形帽子，胸前挂着一块木板，没戴眼镜，而是用黑墨水在眼睛上画了两个圈圈，就像今天的万圣节化装舞会上的人。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用和善的眼光注视着我。若在平时，我会厌恶这种表情的，这一次我没有。我突然发现父亲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凶狠、那样无畏。父亲闪烁的目光，掩饰不了他的无助。此刻，即使我对他说，你打我一顿吧，他也无能为力。

我没有一丝号叫的欲望。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四肢发软，一下子靠在了银杏树的树干上，鼻子一阵发酸。我的父亲就站在我面前，但我觉得自己像被遗弃在路边的孤儿。

黄昏的风吹得我瑟缩发抖。父亲伸出那只经常打我的手来，大概想帮我拉拉衣领，或者梳梳头发。突然间，父亲的手又飞快地缩了回去。站在他身后的一个高个儿汉子，举起了一杆黑乎乎的破枪，用枪托在父亲背上猛地击打了一下。同时，汉子嘴里还发出了一声浑浊的、恶狗狂吠一般的号叫：呀——

在别人的号叫声中，我的号叫时代结束了。

张二喜，你不唱会死啊

他叫张松生，二喜是他的小名儿。二喜的嗓子好，那是出了名的。据县文工团的专家说，二喜能轻松地唱出降B调的高音C。那是什么意思？专家解释说，就是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唱这个音的时候，还要收起小腹、紧缩臀部肌肉。二喜用不着收腹，脖子一扯就上去了。二喜当然不知道自己的优势，他只是喜欢唱，整天唱；插秧的时候、挑粪的时候、割稻子的时候，他都在哼哼唧唧低唱。也就是说，除了睡觉之外，他的嗓子一直在工作。

村里上了年纪的男人嫌他吵，说苍蝇成堆已经够烦人了，你还整天嗡嗡嗡的。村长张麻子更是劈头盖脸地骂，说，张二喜，你不唱会死啊？你再哼哼唧唧，我就要撕你的嘴巴。而小媳妇们和姑娘们都喜欢跟他在一起，说干活儿的时候听他哼哼唧唧，心里踏实。碰到在地头休息的时候，娘们儿就怂恿张二喜，叫他放开喉咙唱，但他不是很放得开。娘们儿就鼓动他说，二喜，别怕，唱！二喜真的脖子一扯就唱开了。

唱了几首“乐而不淫”的情歌之后，娘们儿就让二喜唱《二姑娘思春》，接下来还要听《十八摸》，把姑娘们全吓跑了。二喜在唱《十八摸》的时候，摸的顺序永远也对不上号；有时候先摸肚子后摸脸蛋，有时候摸完头发就摸到脚趾上去了，完全没有规则。一些大胆的娘们儿，听着听着就骂开了，二喜，你傻不傻啊？摸了脚的手，再去摸脸，你老婆不嫌脏啊？

有一天上午，罗镇副镇长和镇文化站站长，突然出现在村里，他们通知村长张麻子，说要见见张松生同志，说县里让张松生到省城去参加唱歌比赛。这消息把村长吓坏了，什么什么？让二喜到省里去唱歌？莫把省里的大领导吓死了啊！二喜得到这个消息，也吓得不轻，好几天都是四肢冰凉，嗓子眼儿僵住了，说话时喉咙都张不开，声音在嗓子眼里面滚动着，就是出不来。他说他要到村长那儿去，求张麻子到镇上去辞掉这件事。二喜老婆很生气，骂道，平时叫你不要唱，你偏要唱。现在让你唱，还是到省里去唱，你又哑巴了。你中了什么邪呢？鬼掐了喉咙吧？

县文化馆的老赵，奉命组织了本县的农民歌手代表队，发誓要在“全省金穗杯乡土歌手民歌大赛”中一举夺魁。作为队员之一的张松生，也就是张二喜，先是被叫到了镇上，接受了镇党委书记的接见，听了一番教导，要为全镇争光云云，接着是到县里集中培训一个月。

文化馆的老赵在动员大会上，提出几个要求：第一，一定要用方言唱，千万不要用大家都听不懂的普通话唱；第二，一定要唱真正的乡间民歌，不要电视里的那种猫叫一样的声音，要用发自肺腑的声音；第三，要用积极健康的歌声，表现新一代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

试唱的时候，一帮艺术指导坐在台下。二喜一直躲在旁边不敢吱声，不断地往后挨时间，说让别人先唱。直到最后，他还是不敢出场。老赵说，怕什么？平时在家怎么唱，到县里就怎么唱，到省里还要那样唱。你可是种子选手哟。

二喜鼓起勇气走上了舞台，唱完《小桃红》，嘴唇还在不停地发抖。老赵说不行，太低俗，换一个。二喜又唱了一首《打猪草》，也被否决。再换一个！二喜被迫不断地换歌，唱着唱着，就放开了，竟然一发而不可收。二喜在台上一边踱步一边唱，唱了《借蓑衣》又唱《数鸡婆》，接着还唱起了《二姑娘思春》。二喜的保留曲目是《妹妹你夜里别闩门》：

蛤蟆水里咕咕叫

公鸡天光才打鸣

哥哥我夜夜睡不着

妹妹哟——

夜里别闩门。

老赵在台下脸色发青，大叫一声，你，二喜，张松生，你给我下来！

二喜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双腿发软。

老赵说，张松生同志，你的艺术才能就全花在这上面？怎么越唱越无聊，越唱越下流呢？你知道不知道这是到省里去比赛啊？你就不能唱一点健康的？你能不能唱一点纯艺术的，哪怕是没有什么明确意思的？民间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你的脑子里怎么全是些哥呀妹呀的玩意儿，还有睡觉啊，天亮啊。低级趣味！

二喜嘀咕着说，我以为你们领导都喜欢“哥哥妹妹”的，所以准备了那些。要是知道你喜欢没意思的，那我多的是，就怕唱出来没文化。老赵说，谁敢说民间没文化？你大胆地唱就行了。二喜说，那我就唱《一只麻雀几只脚》啦，我可从来不愿意唱这首歌，像没事干的老娘们儿一个人在家哼的，唱给细崽听的。

老赵说，你先别管“意思”问题，唱来听听。二喜只好唱了一遍。

老赵听完之后，皱起眉头想了半天，说的确是少了一点味道，少了一点意思，如果能做一些改进，还是不错的。二喜，你晚上也想一想，怎样改一改才更完美。

按照二喜的艺术个性，他是不想唱的，回家去算了。他正准备发牛脾气，但转念一想，这样回去让人笑话，老婆听到闲言闲语，那会骂得狗都不敢进门的。

那天晚上，二喜辗转反侧，不能入眠。

睡了一觉，二喜的牛脾气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突出了。第二天排练的时候，他靠在墙边啃指甲、抠鼻孔，谁都叫不动。老赵说，叫你想一想、改一改，你不听是吧？二喜不理，继续靠墙壁站在那里啃指甲、抠鼻孔。老赵说，不管你改得怎么样，你总得唱出来给我听听吧。二喜说，我没有改，你要我唱还是昨天那样的。二喜又按照头一天的歌词唱了一遍，一字未改。

老赵气得大骂起来，骂得唾沫星子乱飞。老赵说，麻雀，麻雀，你就知道麻雀，麻雀两只脚有什么好唱的？一只麻雀两只脚，两只麻雀当然就是四只脚了，你这不废话吗？你这样唱下去，三天三夜也唱不完。你还可以唱一头母猪四条腿，两头母猪八条腿呢。一点艺术想象力都没有。我要你唱蜈蚣的脚，看你怎么唱！

二喜涨红着脸说，赵老师，是你让我唱“没有意思”的歌，现在又成我的错了。怪不得我的老婆说，干部的脾气都像狗脸，说变就变。

老赵说，好了好了，不要跟我讨论我的脾气问题。我帮你想好了一些歌词，加在前面，不要一上来就说麻雀几条腿的事。

老赵将自己编的歌词告诉二喜，让放在前面唱。二喜说，我的个娘啊，你自己去唱吧，我唱不出口。老赵说，什么叫唱不出口？这是艺术，这叫作“赋比兴”，你懂不懂？我要提醒你，你是为了全县人民的荣誉来唱歌的，不是在地头休息时跟娘们儿调笑。话题涉及了政治，二喜不敢再争了。但在唱前面那几句老赵编出来的歌词时，二喜说浑身起鸡皮疙瘩，一溜烟似的就带过去了，因此效果不甚理想。

进省城参赛之前，照例要彩排，也就是演给审查节目的领导看。县委分管文化的刘书记就坐在小礼堂的前排。二喜在老赵的反复批评、恐吓、劝说、鼓励下，信心大增。他迈着方步上了台，先是压低嗓门儿唱了起来，那种数来宝的风格，有一点美国黑人说唱音乐的味道，节奏由慢到快，一边唱还一边跺脚，不知从哪里学来的：

妹妹你后院荡秋千呀

一荡荡到彩云边呀

天上的彩云不说话呀

地上的麻雀叫喳喳呀

（按：前面这些词儿是老赵改编的，后面的歌词，才是二喜的民歌的原样）

一只麻雀两只脚嘎

两只麻雀四只脚

四只麻雀八只脚嘎

八只麻雀十六只脚……

二喜唱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刘书记以为他唱完了，便站起来带头鼓掌，大家都跟着拼命鼓掌。其实还没有唱完，华彩乐章还没出来呢。老赵想过去制止大家鼓掌，但已经来不及了。在休止了四个音节之后，二喜突然又高声唱了起来，弄得刘书记有点尴尬。那高出两个八度的慢板花腔男高音，在小礼堂回荡：

花园里花儿开——

接着又停顿了四个音节，大家面面相觑。二喜突然将右脚一跺，来了个雕塑般的造型，用数来宝的风格，念出了最后一句歌词“一朵蜡梅花”，然后用假嗓子一声吆喝“哟嗬——嗬！”，把刘书记吓了一跳，老赵也惊呆了。刘书记心想，这下该唱完了吧。但有了刚才的教训，他便不敢轻举妄动，举起的手又放下了。二喜的造型还停在那里，正等着大家鼓掌。大家见刘书记没有动静，也不敢造次。老赵急忙跑过来，在刘书记的耳边说，刘书记，这下唱完了，这下唱完了。

接着，礼堂又传出了一片掌声。

刘书记站起来，走到二喜跟前，握着二喜的手说，唱得不错嘛，民间正是大有人在啊。前面几句很有味道，后面几句也不错，只是节奏把握得不是很好，让人容易误会。如果没有前后两个部分，中间那些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当然，如果没有中间的部分，前后两部分也没有什么意思，你说对不对，张松生同志？

刘书记的话，把二喜脸都气歪了。他终于明白，干部们说不要什么“意思”，那是假的，他们要的就是那个“意思”。事后开总结会。老赵说，张松生同志临场发挥，有创造性，效果很好。希望比赛时继续发扬光大。

二喜心里想，一首民歌都被他们搞成什么样子了，前面一部分是老赵瞎编出来的，后面一部分是自己临时瞎编的。中间那些才是民歌呀，但他们不喜欢。这叫什么民歌比赛？这叫胡说比赛。想起老赵的歌词那种酸溜溜的味道，二喜脸都红了。

二喜老婆走了三十多里路赶到县城来看他。

老婆说，这么久也没一个口信带回家，我以为你被城里的狐狸精迷住了。如果你要是自己把不住自己的话，这就跟我走，回村里去种地。

二喜说，好好好，你来得正好。我不想唱了。等一下见到老赵，你就说孩子病了。我跟你一起回去算了，真的。

老婆说，怎么啦？找打啊？牛脾气又发了是不是？你以为我稀罕你去唱什么鬼歌呀？你是在为我争脸面，知道不知道？村里人说你二喜腰里没有三斤力，就知道一天到晚扯着嗓子鬼叫。现在你要到省里去鬼叫了，叫给他们看一看。你还不想去？除了这一点，你能拿什么来给我撑脸面？你怎么突然不想去了？你又是碰到鬼了吧？

二喜不想多做解释，但还是屈从了老婆的意见。老婆的脸面还是要顾的。就为了老婆那张胖乎乎的脸，二喜也只好去唱了。但二喜也趁机提了一个条件，说这次唱完歌之后回家，以后老婆不得再干涉他唱歌的事情。老婆说，话不能说死了，不干涉可以，但你要是唱歌勾引女人，看我怎么收拾你。

就在二喜跟老婆讨价还价的时候，老赵跟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宣传部要将二喜的节目拿掉，增加一个女声表演唱《我们县里新事儿多》。老赵说，真正的民间歌手就剩张松生一个了，还要拿掉，那算什么乡土歌手比赛？那些县文工团、县师范唱歌专业送来的节目，粗看上去好像是民歌，实际上全是我们编造出来的，没有生活，所以也不能感动观众。

宣传部门的人没有办法，只好给了老赵一个面子。作为县委宣传部前任老宣传干事，老赵倚老卖老，保住了二喜这个名额。条件是，将原来的歌名《一只麻雀几只脚》，改成《妹妹你后院荡秋千》。他们认为这个名字才有民间生活气息。二喜的牛脾气又上来了，坚决不同意改名，否则他就回家去。老赵无奈，只好说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

几个来自其他村子的民歌手都回去了，只剩二喜一个人。混在那些女孩子中间，二喜浑身不自在。那些女孩子根本就不是民间歌手，她们都喜欢拿二喜开涮，嘻嘻哈哈地说，二喜啊，两头母猪几只脚呀？毛毛虫几条腿呀？八条蜈蚣几条腿呀？

二喜不理她们，心里想，看你们疯疯癫癫的，到时候唱砸了，你们哭去吧。

到省城的那天，正赶上下雪。女孩子们要冒雪去逛街，二喜也想跟她们去玩，因为没到过大城市，想看看。女孩子不想带他玩，就说，二喜，你穿得这么少，万一感冒了，嗓子哑了，你怎么唱歌呀？赶快钻进被窝里捂着，保护嗓子要紧哪。这一招十分毒辣，二喜一听，吓得赶紧钻到被窝里去了，心里有点矛盾。

老赵对二喜说，也没什么好逛的，保护嗓子倒是要紧的事情。老赵拿出一包冰糖给二喜，说冰糖润嗓子，比赛之前，你就含着冰糖块，有好处。

比赛在省群众艺术馆礼堂里进行。据说还来了省里的大领导。二喜觉得领导越大越懂事，还来听他唱歌。唱给村长张麻子听，简直是对牛弹琴。

各县的民间歌手都一个个出场了。二喜坐在后台，嘴巴里含着冰糖，十分安静的样子，但手心一直在冒冷汗，双脚冰凉，身子微微哆嗦。

突然，他听到报幕员清脆的声音：下面请听民歌《姑娘你后院荡秋千》，演唱者是某某县罗镇农民张松生。二喜脑子里“嗡——”的一声。他肺都气炸了。老赵不是答应不改歌名吗？为什么临时变卦？为什么事先不征得我同意？干部真狠！老赵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快上去呀二喜，就是《一只麻雀几只脚》那首歌，改了名，忘记告诉你。快快快，快去呀！

二喜急忙上了台。乐队奏完了过门，该他唱了。这时候他才发现，那块用于保护嗓子的冰糖还在嘴巴里，吞又吞不进，吐又不敢吐，卡在那里。

只见老赵在台下急得手之舞之，发了疯似的。二喜突然想起了老赵经常说的那些话。他急中生智，将老赵的话当作道白加在前面：万恶的四人帮，丧心病狂糟蹋民间艺术，他们的黑手，就是要卡住民间的喉咙……

说到这里，二喜用双手卡住自己的嗓子，顺便将冰糖从嘴里接了出来，继续说，民间的喉咙是卡不住的，让我唱起来吧……

二喜唱完了。台下响起了阵阵掌声。二喜唱得的确不错，他得了第三名。

在总结表彰大会上，老赵说，张松生同志值得表扬。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好成绩，跟他平时刻苦训练有关。他时刻想着唱歌，为保护嗓子，上台之前嘴巴里还含着冰糖。好在他有急智有办法，终于取得了成功！张松生同志，二喜，唱得好！你为全县几十万人民争了面子！回家之前，二喜去跟老赵道别。老赵说，二喜，好好练嗓子，下一届民间歌手歌唱大赛，我还要调你来唱，你要继续为全县人民争面子。

回到罗镇的时候，罗镇小学仪仗队在路边夹道欢迎。镇委张书记紧紧握住二喜的手说，二喜同志，辛苦了，听县里的同志说，由于你刻苦训练，才有了好成绩。据说你的嗓子都差点唱破了，要多保重啊。谢谢你为罗镇十几万人争了面子。

二喜说，张书记啊，十几万人，有麻面，有歪面，有疤面，有长面短面四方面。如果我唱歌真的能争面子的话，别人的面子我不管，我们村长张麻子的面，我想管一管。如果能把张麻子面上的麻子坑儿唱没了，别说唱破嗓子，就是唱死了我也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