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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2019年第1期|张柠:罗镇逸事四题

来源:《青年文学》2019年第1期 | 张柠  2019年01月03日08:49

张柠:作家,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长篇小说《三城记》,小说集《幻想故事集》,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文学与快乐》《民国作家的观念与艺术》《感伤时代的文学》《叙事的智慧》等。

杨红啊,你把她毁了

那天下午,罗镇医院妇产科医生杨红正在值班,一位孕妇突然捧着肚子冲进诊室。只见她一条裤腿卷起,一条裤腿拖着,满脚泥浆,看样子刚刚还在田里干活儿。她一边跑一边喊叫,医生啊,快点啊,要下了,要下了!

杨红抬起眼说,要快点的是你,不是我。你赶快把裤子脱了。

孕妇闻声抬头一看,发现医生是一个男人,转身就跑。值班护士一把将孕妇拉住。这时,孩子已经哇的一声掉在裤裆里了。

杨红叫护士帮忙,将孕妇抬到了产床上。杨红一边忙着,一边严厉地对孕妇说,跑什么跑,你不要命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见得多了。你以为我稀罕哪?在医学院的时候我就开始看,都差不多,我看烦了。

杨红的这几句话,很快就在小镇上传开了。女人们凑在镇口的老樟树下,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

就是那个总是戴着口罩说普通话的杨医生?怪不得他看我们的时候,全是白眼珠子。

听说他的那个家伙没有用呢,活该,谁叫他瞎看。

谁知道他有没有用呢,你又没有试过。

太监也没有用,心里还不照样邪乎得很。

就是没用的人才想看哪。

听说他在大学里的时候,每天都要看一个女人,几年下来,还不看了成百上千?

他还好意思说“都差不多”。他是看花眼了吧。

是呀是呀,戴着一副酒瓶底一样的眼镜,看个屁。

他还说看多了心里烦,他骗鬼哟。你去看病的时候,他就喜欢问这问那,追着下面问。

对呀,你不说他就不开药。

利嘴孙寡妇说,哟,那张小白脸,唇红齿白,干干净净,还有点羞答答的样子,真看不出呀,没想到他肚子里还那么多的鬼怪。我倒要见识见识。

孙寡妇风风火火地来到医院,往杨红面前一坐,说,看病。

哪里不舒服?杨红问着,鼻翼在口罩底下飞速地翕动了几下。

腰疼。头晕。孙寡妇粗声粗气地回答。

长痛还是短痛?怎么个晕法?杨红似乎隐约闻到了一股糜烂的气息。

长痛。天旋地转,头重脚轻。孙寡妇故意夸大其词。

月经正常不正常?杨红问了一些妇产科问诊时的套话。至于病人怎么回答,他好像并不在意。

……正常。孙寡妇忍了一下,还是回答了,心想,看他还问什么。

夫妻生活情况怎么样?杨红与其说在问诊,还不如说在拖延时间。

孙寡妇一听急了,说,杨医生,我孤身一人,你问这话不合适吧?老大姐说话不客气了。你怎么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人家张医生问是问,不是你这个问法。你就不能看看舌头,把把脉?哪怕用听诊器到处听一听也行。

杨红愣了一下,扯下口罩说,孙娇莲,张医生有张医生的方法,我有我的方法。你是找我看病还是找张医生看病?躺到床上去,脱掉裤子。

孙寡妇说,什么?脱裤子?看个病就要脱裤子?你从哪里学来的?城里女人喜欢脱,我们这里的女人不喜欢脱。除了我那个死鬼,老娘还没有在别人面前脱过裤子呢。不要说脱裤子,就是你那些脏话我也不乐意听!

杨红有点恼火,对孙寡妇说,脏?有病不及时治疗,糜烂了才脏呢。到我这里来看病,就是这样。你要不想脱就走,去找张医生吧。

孙寡妇站起来就往外走,还一边骂骂咧咧,你才有病呢。年纪轻轻的,怎么跟老光棍一样,老光棍还知道嬉皮笑脸小恩小惠呢,你说话嘴还蛮硬的。

杨红心想,走吧走吧,迟早还要到我这里来的。越拖你越倒霉。

孙寡妇一边往老樟树下的女人堆里走,一边远远的就大叫起来,哇,真的是呀,要不是我跑得快,裤子都要被他扯下来。

从此以后,镇上的女人一见到杨红,就夹着尾巴逃跑了。开始是年轻的女子跑,后来,中年妇女和老太太也跟着跑起来了。

杨红不大清楚她们究竟跑什么,也没有兴趣去琢磨、去打听。杨红想,如果把她们的想法和行为都弄明白了,我就不是杨医生,而是算命打卦的杨半仙了。除了上班之外,他跟镇上的女人基本上没有什么接触,也没有想结识她们的愿望。村镇上的妇女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朴实,神神鬼鬼的想法很多,有时简直不可理喻。

小镇上所有的女人看个病都避开妇产科医生杨红。这似乎成了无形的集体抗议活动,并产生了一种强大的钳制力,钳制着另一部分悄悄地打杨红主意的年轻女子。所以,直到三十五岁的时候,杨红还是单身一人。在这个镇上,三十五岁就是老光棍了。越没人理就越老,越老越没有人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圈套。

对此,只有杨红一人浑然不觉。他依然有条不紊地生活,就像刚毕业分配来到这个小镇上的时候一样,每天早晨起床后,他就提着两个水瓶,从三楼摇摇晃晃的木板楼梯上走下来。铁壳水瓶是装开水的,放到厨房里;塑料壳水瓶是装尿的,放在厕所门边,然后去跑步。他白天上班,黄昏散步,晚上看看电视、读读书,生活过得像手表一样有节奏。杨红还有一个爱好,就是陪院长的老婆闲扯。院长老婆对院长说,你们那个小杨,挺懂事的,不像那些嚼舌根的人说的那样。她发誓一定解决杨红的老大难问题。

医院那幢四层的青砖楼房,在小镇的东头。杨红住在三楼。一离开自己的宿舍,在通往二楼的楼梯上,他就要戴上口罩。他觉得,这座医院简直是被各种臭分子包围着,空气里充满了腐朽的气息,细菌像蝗虫一样在空气中飞翔。二楼住院部是细菌的老巢,那里散发出一股消毒剂掩盖不住的腥臭味。一楼门诊部是各种外来细菌的集散地。护士长天天都指挥护士们,往医院每一个角落里喷洒消毒杀菌的药水。但是,除了死掉的之外,剩下的细菌对那些消毒剂已经习惯了。杨红曾经建议停止喷洒消毒剂,让那些习惯了的细菌突然改变生理节奏,然后死去。护士长因此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说那是一个异想天开的馊主意。

走出医院的大门,就是一个大池塘,里面养着鱼,经常有人往里面浇大粪,附近生猪屠宰场的秽水也往里面流。镇科技站的技术员说,这叫作“生态平衡”:大粪养鱼,鱼养人,人拉大粪。池塘边的那条铺满猪粪狗屎的小路通往镇上的商业区。在街道上和商场里,女人们(杨红医生的治疗对象)在街上飘来飘去,伴随着她们浓烈的体味,还有那些口腔里钻出来的酸腐味、隔夜的汗味、狐臭味。总之,杨红找不到任何不戴口罩的理由。

杨红整天戴着口罩,独往独来。他自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院长的老婆却觉得他有问题,仿佛是口罩将他与女人和世界隔离开来了。她让院长找杨红好好地谈一谈。院长说,小杨啊,光认真工作还不够,要广泛接触群众。整天戴着口罩干什么?要让你的鼻子慢慢地习惯周围的环境。不要简单地对待那些气味,比如腐烂的稻草味或者大粪味,仔细地品味一下,你就能闻到那些味道背后有一种谷子的香味,这才叫跟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嘛。院长的老婆也在到处为杨红奔走、辩解,说杨红年轻有为。说他不是对女人没有兴趣,而是不好意思跟女人接触。三十五岁的城里人没有对象,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姑娘们的母亲说,这个年龄倒不是太大的问题。真的病了也没有办法,只好让他看了。但是把女儿嫁给他,他今天看我的女儿,明天看你的女儿,后天又看他的媳妇,总不是什么好事。谁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到时候倒霉的是自己的女儿。

整个罗镇,只有谭丽华从来不参与对杨红的议论。她有她的想法。

副镇长谭天龙的女儿谭丽华,是镇广播站的播音员兼记者,都二十八岁了,还没有处对象。她人很聪明,却没考上大学。她长得很漂亮,但打扮和做派过于先锋,镇上人嫌她做作。她的普通话说得不错,没有什么乡音。很多人都说,谭丽华,你说普通话跟城里人一样,根本听不出你是这个镇上人。谭丽华因此有点骄傲。她经常用普通话跟镇上人说话。跟她聊天的人忍不住提醒她,要她说家乡话。她说,我也想说啊,就是不习惯,有点拗口。

谭丽华说,乡下土话难听还是小事,关键是不适用于表达情感。如果用家乡的土话来朗诵一首抒情诗,那不知道有多难听。她偷偷地用家乡土话读了一句莱蒙托夫的诗:在淡蓝色的海面,有一片孤帆闪耀着白光。自己羞得脸都红了。

更重要的是,家乡土话里面竟然没有“爱”字。他们不叫“爱人”,叫“我屋里的”,好像是在说锄头或板凳。他们不说“谈恋爱”,说“他们俩那个了”。他们只知道说“喜欢”,猪长得肥“喜欢”,狗跑得快“喜欢”,南瓜长得大“喜欢”,碰到年轻女子也是说“喜欢”。谭丽华心想,谁对我说“喜欢”两个字,我就不客气。她甚至偷偷地想,谁用普通话说“我爱你”,我就嫁给他。

镇武装部干事高明宏的胆子比较大。有一次,他愣头愣脑地冲进了广播室,试图用普通话对谭丽华说,我爱你!三个字急速地冲出来,就像端着冲锋枪朝谭丽华扫了一梭子,结果说成了“我挨你”,被谭丽华撵了出去。高明宏说,我他妈的武警学校毕业,普通话也说得不差,怎么配不上她?不就是没有生在城里吗?

在多年漫长的等待中,谭丽华将镇上所有年轻人的自尊都毁了。只有杨红在她面前永远保持着一副不卑不亢的样子,甚至是冷淡的态度。开始她以为杨红在城里一定有女朋友。她的同学曹小红在医院当护士。曹小红说,来看他的女人只有一个,就是他妈妈。他对别的女人没有兴趣。谭丽华心里想,这种人只对妈妈感兴趣,除非有一个人能取代他妈妈。她恨不得自己变成杨红的妈妈。

谭丽华多次都打算放弃自尊,主动出击。但那些老娘们的议论太难听了。谭丽华原本不想理睬那些议论,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举棋不定。每天清早放完第一次广播,推开窗户,谭丽华就能看到杨红的身影。杨红戴着口罩,穿着印有“医学院”字样的红色背心,伸着脖子,鸵鸟一样从广播站的窗前跑过。小街上的青石板,发出一阵咚咚咚的回声。那声音整天都在她的耳边震动,在她心上震动,使她心神不宁。

听说隔壁的黄竹镇,有一个盲人算命很准,谭丽华就去了。

盲人问了谭丽华的生辰八字之后,清了清嗓子,眨巴了一下眼窟窿说,命苦的人哪!污水沟里一枝花,自来难遇知心人;好心没有好报,热脸碰冷屁股;远离闹市遭人怨,似水柔情谁人知。

几句话说得谭丽华眼泪都流出来了。

盲人咳了一口痰,啪的一声射向远方。接着说,好鞍配不上好马,寂寞空房无人问;好马配不上好鞍,时运空转过家门。二十八上转了运。

盲人说到这里停了下来,伸手对着谭丽华说,要转运啦,再加五十块钱,不加也行,那我就不管了,你自己去转。谭丽华连忙掏出五十块钱放到盲人手上。

盲人接着说,你且听端详。二十八上转了运,卧虎出山,猛龙过江,逢山过山,逢水过水,西方不亮东方亮。知己也是一个跟你一样的苦命人哪,你的心思就是他的心思,他的心思也是你的心思。响鼓不用重敲,我就不多说了。

谭丽华想,盲人果然厉害,句句入理,字字珠玑,说的就是我的身世,好像也暗指了杨红。她暗自决定,要在合适的时候去拜访杨红。

一天上午,谭丽华走进镇医院妇产科诊室的时候,三四个乡下妇女坐在那里候诊。在简易屏风后面,杨红正站在小床边给一个女人检查身体。谭丽华在长椅上坐下来等候。一会儿,妇女主任李桂芝从屏风后面走出来,提着裤子,皮带咬在嘴里,呜呜呜地跟谭丽华打招呼。

杨红一边退下橡胶手套,一边往洗手池走。他转过脸对谭丽华说,你怎么来了?哪里不舒服?

谭丽华说,没有没有,我很舒服。

很舒服?都是这样说,实际情况比你们说的要糟糕得多。杨红说着,走近谭丽华,鼻翼在口罩底下翕动了几下,但好像什么也没有闻到。他说,要不要给你检查一下?杨红说这些话的时候是脱口而出,或者说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他没有想到谭丽华还是个未婚女子。

谭丽华听了很不高兴。按往常的脾气她早就一走了之,但想想还是忍住了。她说,不不不,我是来采访的。

杨红说,采访?那你应该找院长。

谭丽华说,想写一篇关于妇女健康方面的广播稿,院长那里已经去过了,还想找这方面的专家了解一些情况。她让杨红先看完等在那里的几个病人。

处理完几个病人之后,杨红和谭丽华一起往自己的宿舍走去。在通往三楼宿舍狭窄陡峭的楼梯上,杨红刚刚取下口罩,就闻到谭丽华身上飘来一股浓烈的香水味。杨红的鼻子突然紧张地抽搐起来,连连打了几个喷嚏。

你感冒了?走在前面的谭丽华转过身来问。

是是是,有点伤风。杨红说着,连忙抬起刚刚用酒精擦过的手,捏住了还在抽搐的鼻子,好像想把香水味挡在鼻子外面。

第一次闻到,准确地说是第一次注意到香水的气息,是在医学院的时候。杨红是妇产科班三十六个人中唯一的男性。在女性的包围之中,他常常感到窘迫万分。他的眼睛在三十五双犀利的眼睛逼视下,基本上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只有鼻子还能自由支配。开始,他被坐在旁边的汤小舒身上飘来的香水味迷住了。那细如游丝的香味,钻进了他的鼻子,沿着鼻腔钻进了他的大脑,再通过中枢神经钻进了他的心里,渗透到他的全身。他一阵哆嗦,隐隐地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后来,他渐渐地能分辨出三十五种不同的香味。那些香味诡秘而又狡猾,而且飘忽不定。有的躲在洗发水后面,有的躲在洗面奶后面,有的躲在护肤脂后面;有的躲在汗味后面,有的躲在狐臭后面,有的若即若离飘忽不定,有的直往鼻子里钻。汤小舒就是属于后面那一种。女同学为什么要用香水呢?香水背后有什么秘密呢?他一度被这个问题纠缠得神经衰弱,彻夜不眠。这使得他视力越来越差,嗅觉却越来越灵敏。

转眼间学生生涯就要结束了。那是初夏的一个晚上,杨红正在阶梯教室里看书。汤小舒走过来,坐在杨红旁边,恶狠狠地说,大笨蛋,你是不是想等我来求你?说完,在他的鼻子周围散放了一股香味,然后转身就走。香味就像一根线牵着他,线头在汤小舒手上。

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所谓香水,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人类肉体气息的精华。它将人体最低级的气息与最高贵的气息,将生长的和死亡的气息天衣无缝地糅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极端诱人的力量,一种隐约的罪恶感就隐藏在那种力量之中。实际上,香味就是女人的腋窝气味和下体气味的高度抽象、凝练和集中,就像热力高度集中之后就变成了TNT一样。反过来看也一样,正因为它是高度抽象、凝练和集中的,它就能够让人忘记一般的低级的腋窝气味和下体气味。问题在于,一般的女人体味和高度凝练的女人体味(也就是香水味),究竟哪一种是真实的呢?直到汤小舒一脚把他踹了,他也没有弄明白。

谭丽华正在楼梯上走着,她的花裙子被一阵风吹起,白色的内裤像一道耀眼的白光在他眼前划过。杨红感到一阵晕眩。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骚动而又窘迫,弄乱了杨红的步伐。杨红想起了第一次走进手术室的情景。那是他第一次面对赤身裸体的、活生生的女人。当时他心里一阵慌乱,正准备退到后排,指导医生递给他一把剃须刀说,将阴毛剃掉,先用酒精清洗,然后用碘酒消毒。十几个女同学审视的目光唰地一下就盯住了他的脸。

无数次医学实践,培植了杨红对香水的敌意。杨红渐渐发现,女人的香味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神秘,它是一种假象。香味会迅速在酒精中分解、挥发。但是,一般的人体味,包括腋窝味、下体味、狐臭味、肉体的腐烂味,却很难溶于酒精,而且显得顽固不化,那种顽固气息还会穿过酒精直奔你的鼻子。尤其是参加工作之后,每天接触那些下体有病变的女性,她们的体味就像梅雨季节黏湿的空气一样,挥之不去,粘在人的手指上、鼻尖上。每一次在水龙头下反复地冲洗自己的双手的时候,杨红就感到十分绝望。原以为酒精是香水气息的克星,现在他发现了酒精的克星。他认为,五花八门的消毒剂,在人的体味面前的无能为力,是化学工业界的人的无能。

杨红,当初你为什么选择妇产科医生这种职业呢?在三楼的走道上,谭丽华就开始采访了。

问这些干什么?不是我选择了它,而是它选择了我。人还没有进校就分专业,他们搞错了,以为杨红是女的,就把我分到了妇产科专业。杨红开门后,请谭丽华坐下,然后提起铁皮水瓶给她倒了一杯水,顺便将塑料壳的水瓶塞到床底下去了。

你对自己的专业有什么看法呢?谭丽华坐下来接着问。

外科累。牙科脏。眼科麻烦。精神病科令人恐惧。内科好一点,但内科班人满为患。开始认为妇产科不错,主要是感到新鲜,后来我才发现……

谭丽华打断杨红的话说,请你等一等,刚才你谈到“新鲜”,能不能解释一下?

有什么好解释的?你突然发现一头没有鼻子的大象,新鲜不新鲜?

你说话真逗。那么,你是怎么看待你的治疗对象的呢?

在我眼里,眼睛、牙齿、骨头、肌肉、血管、神经、内藏、生殖器、脚指甲盖都一样,都是人体整体的一部分。身体的某一部分的功能必须正常运转,并与整体功能协调一致。我的工作就是让女性生殖系统的功能正常运转,不要影响其他部分的功能。如果有局部溃疡,也就是糜烂,它的影响就不是局部的,会影响到整个人体功能。

据说,我们罗镇的妇女健康普查结果很糟。你有什么看法?谭丽华问,屁股在椅子上来回扭动了一下。

说到这个,我就要多说几句了。不是罗镇,而是所有的镇,特别是在乡村,妇女卫生状况糟糕透了。爱国卫生运动搞了这么多年,政府投入那么大,效果还是不甚理想。所以我才这么忙。刚来的时候,我曾经下决心要在几年内改变这种状况。现在看来我是痴心妄想,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别看她们一个个涂脂抹粉,洒香水,打扮得漂漂亮亮,这是一个动人的假象。已婚妇女很多人都不同程度有毛病,宫颈糜烂、阴道滴虫、子宫下垂、阴道炎、子宫肌瘤,有些甚至还有性病。外阴瘙痒症这种轻微的症状,就更加普遍了。除了妇女个人的责任之外,防疫系统的公共卫生管理部门,当然还包括她们的丈夫,要负一定的责任。卫生条件太差,性卫生常识几乎是零……

这种情况我知道一些。谭丽华继续正襟危坐地说。

你知道什么?这些年情况更复杂了。人口流动太大。已经发现好些个淋病、梅毒了。前几天,有一对夫妇来看病。先是男的来。他说,他在外面打工时染上了病,妻子还不知道,好在一回家妻子就病了。他要我给他用些好药,争取在妻子病好之前治好他,还叫我替他保密。第二天,妻子来了,说是痛经。实际上是二期梅毒症状。她说是丈夫不在家的时候染上的,要我赶快帮她治好。她说她正在装病,但也不能装得太久了,好在丈夫在外面打了两年工,学到了修养,脾气变得温和了许多。要是以前,早就露马脚了。她也让我替她保密。我看看他们的住址,竟然是一样的。我心想,你们俩谁也别瞒谁了……你看,我天天就是在收拾这些烂摊子。你天天在广播里说的,跟我天天看到的不一样。

你是不是有一点夸张?谭丽华说。

不信?那你等一等,我到办公室里去拿一份调查报告来。

调查报告也是对你的调查对象而言的。杨医生,谢谢你,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有事再来找你。谭丽华说着就告辞了。

谭丽华走后,杨红在她坐过的凳子上仔细闻了一阵,竟然什么也没有闻出来。他几乎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感冒了。

后来谭丽华又来过几次。有时候在凳子上留下药皂的气味,有时候又留下酒精的气味。这些经常变化的气味,把杨红弄糊涂了。不久前,杨红还透过酒精的气味闻出了汤小舒的气味。他的心里一阵颤动。他试图在空气中透过肉体的气味,去捕捉那种曾经在汤小舒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

镇上那些喜欢闲言碎语的女人,突然惊奇地发现,妇产科医生杨红不戴口罩了。不但散步的时候,连上班的时候也不戴了,就让鼻子敞在空气里。更奇怪的是,杨红突然向院长提出要到内科去的要求。女人来看病的时候,他扭扭捏捏,满脸通红。

接连有几天,谭丽华都在广播里念自己写的那篇名为“无私的奉献”的广播稿,把杨红夸得有点离谱。谭丽华的声音在杨红的耳朵里,变成了一种诱人的气息。杨红听着听着,鼻尖在不停地抖动。有一天,播音员突然换成一个男的。杨红一打听,谭丽华在家里休病假。

那天晚上,杨红正在读书,忽然听到有人敲门。他认为一定是谭丽华来了。打开门一看,发现是谭丽华的母亲,镇中学退休教师刘玫。

丽华病了,你知道吗?刘玫站在门槛边说。

听说了。怎么没有到医院来看看?

杨红啊,你把她毁了!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你听了就会明白的。每一次到你这里来的时候,她都精心打扮,想让自己显得更漂亮、更诱人。我知道,她是顶着巨大的压力来找你,说明她知道你的价值,而你一点也不知道她的价值。她是一个自尊的孩子,之所以一直没有谈朋友,是因为她不肯将就。可是你却在不停地对她说,女人都是肮脏的,腐烂的,是一个假象。你这是什么话?你每天接触的都是病人,并不等于所有的女人都有病嘛。丽华是个连男朋友都没谈过的闺女,你跟她说那些干什么?

对不起,凭我的鼻子起誓,我正在修正自己的一些看法,尤其是对谭丽华的看法。我还正在想什么时候去找她呢。

你的起誓已经晚了。开始我发现她在用药皂。后来她又买了酒精,甚至碘酒。她不肯躺在床上。她要一直待在卫生间里,不停地洗呀洗呀。我哭着劝她也没有用。

杨红愧疚地说,真的很抱歉,刘老师。我开始以为她真的是来采访,就说得比较客观,也比较严重一点。我没有其他意思。

她的喇叭说话可以不负责任。你是医生,你的话也能不负责任?你毁了她的自尊和自信,也毁了她的希望!

您先别急,请进来坐一会儿吧。杨红说着,拿起了塑料水瓶给刘玫倒了一杯水。

刘玫在杨红的桌边坐下,看了看杯子说,你是灯光不知脚下暗。整天说别人脏,你看看你的水杯,你闻闻这开水,一股臊味。这些我不管。我只想你帮我去劝劝丽华。你知道你在她心里的位置。

杨红来到谭丽华家的时候,谭丽华刚刚从卫生间出来。见到杨红,谭丽华慌忙走进自己的房间去了。杨红让谭丽华快躺到床上去,给她做了检查。谭丽华被碘酒烧伤了,已经有局部溃疡。透过碘酒的气味,杨红再一次闻到了汤小舒那诱人的气息。

后来他们俩结婚了。杨红的鼻子已经改邪归正,对气息不再神经过敏。而谭丽华却变得有点奇怪,整天在水龙头边洗手、洗衣,一会儿就钻进卫生间淋浴去了;从头洗到脚,从里洗到外,整天洗个不停。谭丽华的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今天。

小黑痣,我想跟你远走他乡

流动马戏团要到罗镇来演出的消息早就传开了。我盼了一个星期,连马戏团的影子也没见着。我突然变得烦躁起来。我对我妹妹和她的好友程瑛说,你们天天守在操场上等什么?等马戏团吗?你们这是守株待兔。我妹妹愣了一下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她手里拿着一本成语词典回到操场上来了,恶狠狠地对我说,你才是在守株待兔呢。

操场当然不会为一个传说中的马戏团而空着。那天,兽医站的罗大德在操场上忙了一整天,将镇上所有该骟的猪都骟了一遍,操场上猪叫狗吠声响彻云霄。罗德丙老人的葬礼仪式也在操场上举行,占了整整两天时间。八十二岁的罗德丙,是吃糯米汤圆的时候噎死的。尽管他身体虚弱,双腿行动不便,但食欲却一直很旺。前天午饭之后,他突然大声对儿媳妇说,弄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吃,肚子里老是空空的。儿媳妇说,没见过那么贪吃的老人,滚烫的糯米汤圆,一进嘴巴,嚼也不嚼就往下咽,结果噎死了。听说镇长的老爹罗三坤,也快要不行了。不过罗三坤是肺气肿,一天到晚喘着粗气,像一个移动风箱,眼看就要断气似的,突然又呼啦呼啦地响了起来。看那样子一时半会儿死不了。我想,该死的,该杀的,该割的,该剐的,就赶紧吧,不要拖拖拉拉。

女人和老人,特别是孩子们,频繁地到操场上来转悠,他们伸长脖子不停地朝大路远方张望,翘首以盼,期待马戏团的到来。娘们儿凑在一堆,叽叽喳喳,不知道说什么。骟猪的罗大德,一边高声说笑,一边朝女人堆里瞟。他说,我在城里看过马戏,那些女人没有腰,没有骨头,身子软得跟黄鳝一样。孙寡妇说,黄鳝没有骨头?我怕你瞎了眼吧?黄鳝明明有一根大骨头。

镇长罗昌伟路过操场的时候说,你们整天聚在这里干什么?家里就没有事干?告诉你们吧,马戏团不会来的,你们别等了,回家去吧。孙寡妇冲镇长大声叫起来,谁说我们在等马戏团?谁说我们在等马戏团?我们随便站站不行吗?镇长不理会孙寡妇,头也不回就走过去了。大家都讪讪的,有的准备离开操场。镇长的话对小崽子们的影响并不大,他们依然像平常一样在操场上玩。他们一边玩耍一边等待,显得比大人要有耐心得多。他们以为,只要耐心地等待,总有一天会来的。

周末下午,开始下起毛毛细雨。操场上的蜻蜓越飞越低,在头顶上转来转去。阴雨天沉闷的气息,让孩子们也开始烦躁起来,他们没有耐心做完任何一个游戏,不停地换,会玩的游戏一会儿就换完了,只好又重复一遍。

大路尽头终于出现了一个黑点,朝镇子这边移来,只见一位身穿布纽扣黑色粗布衬衫的中年男子,渐渐走了过来。男子个子蛮高,方形的脸庞,操着外乡口音,他说他是河南人。河南对我而言,是一个陌生的词汇。我只知道两件与河南相关的事情。一是我父亲每天抽的大前门香烟,就是开封卷烟厂生产的;二是到我们镇上来要饭的,都是河南和安徽人。眼前这个男子,穿着和神态,都不像要饭的,那气派跟我小学校长差不多。我问他是不是开封人,他说他不是开封的,是驻马店的。他向我打听镇政府在什么地方。我问他驻马店是不是有很多马,他说,是有很多马,还有很多驴,很多骡,见过?那么会说话的猴子见过吗?我被他那会说话的猴子镇住了。他还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语气温和,很有耐心。所以,当他点名要见镇长罗昌伟的时候,我很爽快地答应领他去镇政府。

驻马店的男子,走进镇长办公室。他们谈了一阵,还争执了几句。后来,镇长领着他到操场上来转了一下。他双手紧紧握住镇长的双手,拼命地上下摇晃,只见镇长的头被摇得像鸡啄米似的,然后使劲地把手抽了出来。他对镇长说,再见吧,然后就匆匆走了。我觉得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要成为现实了。

第二天一早,我妹妹和程瑛又要到操场上去。她们不说去等马戏团,故意大声说,到操场上踢毽子去,那里地方大。我的邻居程瑛,不发脾气的时候的确很漂亮,一副城里人的娇滴滴的样子,歌也唱得好。我妹妹因此很崇拜她,成了她的忠实随从。程瑛踢毽子的样子很好看。她穿一双白色运动鞋,她踢毽子的时候,不但用脚的内侧踢,还侧着身子用脚的外侧踢。有时候,她跳起来用放到屁股后面的脚后跟踢,踺子飞起来的时候,脚跟正好碰在她的小屁股上。

以我妹妹和程瑛为首的女孩围成了一个圆圈。她们踢起来不仅时间长、数量多,而且花样多端,每个人踢起来都没完没了。不一会儿,她们就将凑热闹的小家伙全部都吸引过去了。她们要规定新的游戏规则,以示公平。程瑛说,大家不分男女,大家一起玩,比赛看谁踢得多、时间长,不能踢到三十个以上的不得上场,只能当观众。我说好的。后来我发现,她的规则很阴险,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踢过三十的。我们几个男孩子连上场的机会都没有。一口气踢三十个以上,这就意味着参与踢毽子表演的只能全是女孩子。这一招很毒。这个馊主意不是程瑛出的,而是我妹妹出的。我没有马上找她算账,先记在心里。

我和财神几次试图搅局,都被程瑛制止了。程瑛的方法很简单,她先是平静地盯着我一阵子,再慢慢地走过去,将被我扔出很远的踺子捡回来,接着踢。程瑛平静的样子不一般,跟她妈妈周老师一个德行。周老师跟我妈妈闲聊的时候也是那样。几个回合下来,我的捣乱,就成了她们表演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点缀。我们都觉得无聊又无趣。我几次想离开操场,镇子后面的小山上更好玩。但想到马戏团快要来了,只好忍住。

我决定另立山头,脚不灵可以用手啊。我和财神、大头几个走到操场的另一边,围成一个小圆圈。我把踺子抛向空中,然后双手拍一下掌,再伸出手,将掉下来的踺子托向空中,又连忙拍一下掌。这样就简单得多了。我们当然也碰到了时间分配的问题。我冷冷地对他们说,你们说怎么玩吧。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玩你玩,等你玩腻了就给我们玩一玩吧。我们玩了一阵,发现那帮浑身是泥的小农民,依然围着程瑛她们转。于是,我开始变招了。我加快了速度,双脚走着碎步,一边拍手,一边高声唱起来,财神和大头也一起跟我帮腔:

拍拍掌,百花开,

风吹燕子过江来。

水草江边绿,

花在园里开。

一年十二月,

月月有花开。

尽管唱得有些俗气,但热闹。一时间我们这边就开始闹哄哄了。小家伙们就像苍蝇闻到了屎一样,嗡的一声就围到我们这边来了。我在中间拍手,沿着人群围着的圆圈走,一边高声喊道,站开点,站开点,脚下踏着节奏沿着圈子的边缘飞快地走着,踺子在我的手掌和空中飘上飘下。财神和大头还在重复着那低级趣味的歌。我说,换一个啊,傻瓜,换一个好听的。他们说,好听的没有,好玩的行不行?我说,好玩也可以,不傻就可以。他们想了想,接着又高声唱了起来:

半天云里响起了雷,

清水河边下起了雨。

黄牛为什么不吃草,

水牛为什么不喝水。

拴起牛来赶紧跑,

到你家里借蓑衣。

你的妈妈不在家,

只有一个小婊子。

财神和大头一边唱,一边冲程瑛那边笑。程瑛沉着从容的气派一下子就不见了。她停下来冲我们这边大骂了一阵,领着她的伙伴,还有我妹妹那条跟屁虫,就离开了操场。程瑛她们一走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把踺子丢在地上说,你们玩吧。见我松了口,那些泥猴一样的小家伙就开始瞎起哄,让我来、让我来。

流动马戏团如果要来,这条大路是必经之路。驻马店男子就是从这条路上走来的,后来又是沿着这条路离开。我想象着自己也是流动马戏团的一员,远远地从大路上走来,吸引了许多羡慕的目光,然后又沿着大路悄悄地走掉,不知去了什么地方,留个谜语给别人猜猜。可是上午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依然不见马戏团的影子。但我至今坚持认为那个男子就是马戏团的,尽管我并没有从他嘴里得到证实。你是马戏团的吗?——这个问题,我没好意思问出来。

大路穿过学校门口的大操场,经过操场南边的枫树林,一直向南伸去。小镇上农户的牛都拴在枫树林里。牛粪味长期弥漫在学校的操场上。学校和医院管“爱卫会”的医生跟村里人协商,给了他们一笔钱,请他们另找地方拴牛。他们收了钱,也答应把牛弄走,但牛至今还在枫树林里拴着。

我走进枫树林,眼睛留意着大路上的动静。大路蜿蜒伸向远方。我不知道这条往南去的大路,到底通往哪里,它就那样消失在我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只有在天晴的时候,能远远看到大路尽头的尖山,像一堵墙一样拦在那里。

别的山的山顶都是浑圆的,而尖山的山顶是尖的,像一把匕首刺向天空。镇上人都说,尖山还在不停地往上生长。医院的厨师老赵说,你看你看,还在长,还在长!要是再不想办法,它就会长到天上去的,触动了天上的人,哼,那就有你们好看的了。天上的人,才不管你们是谁、谁官大、谁脸白、谁奶大、谁屁股圆呢。……有什么办法?办法当然有啦。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呢?

我说,我不怕,我一个人敢摸黑进白天死过人的手术室,我还敢摸到坟山上去。

老赵说,光胆大还不够,还得运气好。要让尖山停下来不长,就要关掉一个机关。尖山上有一个山洞,机关就在那个山洞里。……所以,找到了洞口也还进不去呀,除非你碰上那个,白须驼背老头,打开山洞机关的钥匙,就在他手上。他一年也难得出来一次,谁知道他哪一天出来?我总不能天天坐在那里等吧?就这样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一直拖到现在,大家都不打算管似的。我老了,管不了那么多啦。长吧,长吧,长到天上去了才好呢!老赵露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

天天等当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何况就算等到了,能不能拿到钥匙还是个问题,谁知道白须驼背老头的脾气怎么样呢,如果像我父亲的脾气,那就很难说了。可我也不能撒手不管哪。我望着远处那座十分突兀地竖在那里的尖山,我隐隐地看到尖山真的还在往上生长。我心里想,我要亲自到那里去看一看,事先不告诉任何人。如果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出来,我的父亲会笑掉大牙的。当然,如果白须驼背老头自己去把机关关掉,那就再好不过了,免得我和老赵到一起就操心这件事。如果老赵真像他所说的那样,管不了那么多,那就剩我一个人了。

程瑛和我妹妹,溜到学校旁边的小卖部里去了。我知道她们又是去买吃的。每一次镇上有什么新鲜事,她们都是这样,而且出手很大方,好像准备把积蓄全部花掉似的。有时候,她们还会把平常想买没舍得买的东西一起补上。平时,想让她们拿出一个子儿来,那是千难万难的。她们喜欢为一件屁大的事情鬼鬼祟祟地忙活很久,把一件事情弄得神秘兮兮的,还假装很平静。

一阵风吹过来,暗阴的枫树林簌簌作响。我一个人站在大路边的树林里,望着远处的尖山。云雾环绕在山腰,山尖尖像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老鹰一样,一动不动。我一定要到尖山上去一趟,一定要设法从白须驼背老头那里弄到钥匙,一定要找到那个洞口,一定要阻止它尖山继续往上生长。想着想着,一股英雄般的气概从内心涌起。

这时,我父亲正好背着药箱路过这里,他对我大声吼了起来,他说我站在这里,东张西望,无所事事,像个二流子似的,丢尽了他的颜面。他命令我立即回家,一刻也不能耽搁,否则就叫我皮肉开花。我一边假装往家里走,一边回头看看父亲。当父亲屁股上一跳一跳的药箱渐渐远了的时候,我又折了回来。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尖山往上长的速度并不慢,所以不能再拖了,要去就得尽快,最好是一个人去,当然要选个好天气,我这样想,顺便走到枫树林里看牛去了。

看牛好像是一件没有什么意思的事情,但看着看着,意思就来了。你想想,它们匆匆忙忙地吞下那么多的草料,不咬也不嚼,先放到肚子里存着。这种方法,一来可以从同伴那里多抢吃一些嫩草,二来还可以少在太阳底下挨晒,等到肚子装满了,再到树荫底下躺着,慢慢地享受、独吞。我觉得,不出声的、闷葫芦似的家伙,总是比吵吵嚷嚷的要有心计。牛就是那种闷葫芦的有心计的家伙。

一头老黄牛,不停地摇着耳朵甩着尾巴赶苍蝇,它肚子里的存货正在咕噜咕噜地往嘴里跑。它的吃相不大雅观,两腭不是上下咬嚼,而是左右移动,磨得嘴角两边全是白色的唾沫和草浆,有点像饿急了的农民吃饭的样子,用父亲的话来说,是近墨者黑。我觉得并不完全是这样,农民养的狗就显得很优雅。随着生活的改善,那些狗已经不怎么愿意吃屎了。事实上父亲在说“近墨者黑”的时候,矛头是指向我的。如果我吃饭,也像老黄牛那样,吃得两边嘴角全是咀嚼出来的唾沫,父亲的手就要打上我的头了。

他们跑过来对我说,我们不玩了。我说,不玩就不要玩呗,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他们说,来撒泡尿行不行?说着,小鸡鸡全部掏了出来,有的对着树根冲,有的在沙土上写字。大头和财神,对着牛鼻子撒尿,还对牛说,喝酒、喝酒,不要光吃菜不喝酒。

我大叫一声,人来了!小鸡鸡们连忙收回去,有的还把没撒完的尿撒到了裤子上。人在哪里?人在哪里?财神嘀咕一句,我们也没干什么。

其实我没有看到谁,只不过瞎叫一下逗逗他们。没想到还真的招来了人。程瑛和她妈妈朝我们这边走来。

附近的孩子里,只有程瑛不怕我们,即使独自一人也不怕。尽管她不会主动发起进攻,但也是时刻准备着。此刻,她跟她妈妈周老师走在一起,看也没看我们一眼。周老师还是那样,紧绷着平静的脸。

你们知道吗,刚才唱歌的时候,程瑛为什么骂人?我说,因为她妈妈经常不在家,家里就只有她一个小婊子。

哈哈,哈哈哈哈……下次小婊子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给她一点颜色看看。

你们知道程瑛的爸爸在哪里吗?我问。

大头说,不知道,从来都没见过。

我说,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要保证不说出去。周老师会咬人的,就像程瑛咬人一样。比程瑛还要厉害。

大头说,我们保证不说,我们保密。你快说吧。

我说,程瑛的爸爸叫程志鸿,是坏人,写了反动标语,现在关在牢里……我再一次警告你们,谁要是说了这件事,后果自负。周老师先是咬人,接着就骂,骂完后还会把程瑛杀了,然后再自杀……

我正说着,只见大头的嘴唇抽搐了几下,我预感到要出事。

大头突然咧开大嘴叫了起来,打倒程志鸿!打倒坏人程志鸿!

周老师和程瑛同时转过身来。

程瑛的脸涨红了。

我转身就想跑。没想到大头指着我说,是他,是他喊的。

我顿时僵在那里,手脚冰凉。

程瑛正要向我扑过来,被周老师拉住了。

周老师她用平静而冷漠的目光盯着我。

我扫了周老师和程瑛一眼,突然举起手喊了一声,打倒程志鸿!

大头和财神都跟着喊了起来,牛犊子叫一样。

周老师拉起程瑛的手,转身就走了。

财神羡慕地说,还是大头勇敢,胆子大,否则我们都不敢。

我要找大头算账,大头却早就不见影儿了。

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显得特别漫长。

来了一群农民。前面走着的是抬担架的,后面跟着几位哭啼的农妇。两根长长的竹竿子,中间横缠着粗粗的绳索,棉被平摊在绳索上,前后两个人抬着。竹竿子随着节奏,上下晃动,发出吱扭吱扭的响声,伴随着农妇的哭闹声,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我知道,农妇可能是喝了敌百虫或者乐果,要不就是喝了煤油,但喝的分量不够多,或者上吊和投水被救,总之是自杀未遂。抬担架的农民沉默而严肃,抿着嘴,咬着牙。任凭病人怎么叫唤,都不理睬。走在最前面的那个壮汉,汗珠悬在鼻尖上,也不去擦它,任凭汗珠自己滴下来。

已经过晌午了。我想,父亲大概快回来了,周老师和程瑛可能也回家去了。我正在认真考虑是否要回家的事,是不是在外面躲一躲?

这时候,远远看到大路上来了一队人马。那么长的队伍,不可能是抬病人的农民,倒像是送葬的。但是,既不见白幡飘动,又听不到锣鼓和唢呐,也没有号哭的声音。一二十辆大板车和独轮推车,一溜儿从南边走来了,后面卷起了一股尘烟。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坐在马背上,女的一张弥勒佛脸,笑嘻嘻的,男的就是昨天下午我见过的那个人。中间一辆大板车上坐着五六个孩子,像是兄妹,还有几只猴子混在中间。他们一路说说笑笑,很开心。其中有一个小女孩长得有点像程瑛,但眉目比程瑛要舒展一些,不像程瑛,眉毛老是皱着,嘴巴老是嘟着,好像我欠她什么似的。

小女孩穿着一双程瑛那样的白色运动鞋,蓝色灯笼裤,红色的汗衫,两根牛角辫很夸张地竖在头上,手里还抱着一只猴子,脖子上用红线挂着一个口哨。

小女孩右嘴角上方长着一颗小黑痣,十分醒目,嗓门也特别响亮,目光镇定自若,一副老江湖气派。

车队在操场中央停了下来。我们呼啦一声就将车队围住了。

小黑痣镇静地站起来,叫她的哥哥和姐姐们先不要动,自己猛地向上一跳,又轻轻地落在地上,像一片枫叶飘到地上一样,猴子还稳稳地抱在手里。

小黑痣把猴子丢在地上。那猴子正准备跑开,小黑痣吹响了脖子上的口哨,“嘟嘟、嘟嘟”,猴子就乖乖地回到了她的脚边。

在中年男子的指挥下,车夫们有的卸车,有的将尖尖的木桩往地上钉。不一会儿,竖起的木桩在操场中央围起了一个大圆圈,上面围上了比大人还要高出一截的帆布墙,把我们隔在外面。

我和伙伴们像狗一样,绕着帆布墙打转转。我发现了一个可以钻进去的小布门帘。我正准备往里面钻,被一个小伙子挡住了。小伙子用带外乡口音的普通话喊叫,不要钻,不要钻,晚上来看,晚上来看。

我还试图往里面拱,希望他放弃阻拦我的念头。这时候,小黑痣走过来了,她用普通话呵斥,有什么好看的?有什么好看的?那么着急想看?

小黑痣的目光在我们的脸上挨个儿地扫了一圈,然后指着我说,你,进来吧,就你一个,其他人都回家去,晚上再来。

我跟着小黑痣走进去,心跳得像打鼓一样,正好碰上一匹马扑哧一声打了个响鼻,吓了我一跳。小黑痣说,不用害怕,不要惹它就行。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我天天在这里玩的操场?我像是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远离了我父亲、厨师老赵、财神和大头他们的另一个世界。围起的帆布墙,使这里变得有点昏暗。一些人正在中间搭一个高大的架子,往架子上盖帆布。挨着外面那层帆布墙的边缘,已经竖起了几个小帐篷,还铺上了地毯。小黑痣的父亲和兄弟们,正在忙着往里面搬木箱。几只猴子在里面钻来钻去。小黑痣一直在悠闲地嚼着东西,嚼着嚼着还吹出一个大白泡来。

我东张西望地看了好一阵。小黑痣说,你怎么不回家吃饭?

我说我早就吃了。说完,我的肚子就咕噜咕噜地叫唤起来。小黑痣嚼东西嚼得很响,大概没有听见我肚子的叫唤声。

那你就在这里随便玩玩吧,我没有时间陪你了。她说。

马戏团的人忙活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一直在那里东奔西跑,这里摸摸那里摸摸。他们还把晚上要演的一些节目先预演了一遍。

小黑痣上场的时候,先微笑着,朝我这边亮一个相。她的父亲和母亲,站在两边保护她。小黑痣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她会打旋子,走钢丝,钻火圈,钻小木桶。她能躺在垫子上用脚同时转动两把伞。她敢在两丈高的凳子上倒立。倒立我也会,不过我是靠在墙边上。她蹬着独轮车满场飞跑。而我呢,两个轮子的车都骑不了。小黑痣翻的跟斗是空心跟斗,就是手脚不着地的,翻过去之后人是站在地上的。我翻跟斗是头先着地,然后用背在地上滚。小黑痣真是太有才了,简直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的脸大概也饿得暗下来了,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这时候,帆布墙外吵吵嚷嚷地来了很多人。小黑痣走过来对我说,你先回去吃晚饭。晚上还是从这个小门进来,我让你坐在最前面一排看表演。小黑痣把那只穿着红线的哨子,从脖子上取下来送给我。她说,晚上到这个小帆布门口,你“嘟嘟、嘟嘟、嘟嘟”吹三下,我就出来接你。

我溜出马戏团的营地,一出来就看到父亲在人群中张望。远远就能听到孙寡妇的大嗓门,她正在跟我母亲说着什么。母亲和妹妹还是坐在那个老地方。每一次我们家的人和程瑛母女都坐在一起,但这次我没有看到程瑛和周老师。她们一定是另外找了地方吧。

我父亲还在东张西望地找我。他四只眼还不如别人的两只眼。大头见到我,转身就跑得不见踪影。他跑个屁,我根本没有心思去理他。我低着头,从人群中钻了出去,顺着小巷一溜烟跑回了家。

我先到程瑛家的窗户下站了一会儿。她的房间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走进医院的厨房。老赵还在,一个人坐在暗里咳嗽。他从锅里的热水中端给我一碗饭,问我到哪里去了。我没搭理他。老赵又说我不在家的时候这里很热闹,说家里人都在找我,说周老师哭了,程瑛也哭了,说我父母吵架了,那只老猫不见了,说他的腰疼又发作了,哮喘也同时发了,说这里要闹鬼了……

他的话像猴子钻火圈一样在我耳朵里钻来钻去。我三下两下把一碗饭吞了。

我又到程瑛家的窗户下站了一会儿。她的房间里还是没有什么动静。

回到家里,我把书包里的书丢在地上,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塞进去,带上了我的全部积蓄,十二块七毛钱,还有我那支心爱的上海牌口琴。这时候,隐隐约约传来了马戏团开台演出的锣鼓声,我把门一摔,匆忙朝操场赶去。

路过老赵的门前时,我想对他说,让他转告我的父母,我要出远门去了,不是去尖山上,而是要去更远更远的地方,我要周游世界。老赵打开门,问我干什么,他咳得半天都没有缓过来,我怀疑他马上就要断气了。我没有时间等他,转身就跑到医院大门口,但想想还是要跟他说一声,倒回来的时候,他那一阵咳嗽还在进行中。我等不及,便往操场方向跑去。

我来到下午跟小黑痣约定的那个小帆布门口,拿起小哨子,“嘟嘟、嘟嘟、嘟嘟”,吹了三下,等了一阵,没有动静。我接着又吹了一次,还是没有动静。我知道自己来晚了,小黑痣可能正在表演呢。

我带着我的小书包,远远地坐在枫树林边的草地上,等待演出的结束。我听到了小黑痣报节目的声音,我听到了乐队的吹奏声,我听到了大家喝彩的声音,最刺耳的叫声大概是大头的吧。我不想揍他,他就是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我想对大头说,见到我不用跑了。我从裤兜里掏出被我捏得滚烫的口琴,吹了一支《小桃红》。我想象着自己在给小黑痣的表演伴奏。

夜深了,马戏团的表演还在进行。枫树叶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枫树林里的黄牛咀嚼草料的声音缓慢而有节奏,像催眠曲一样……

第二天清晨,我被鸟鸣唤醒了。我睁开眼睛一看,操场上空空如也,跟平常一样死寂无声。马戏团不见踪影。小黑痣也不见踪影。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枫树林里过夜的黄牛还在反刍。

我揉了一下眼睛,站起身来,掏出我心爱的口琴,吹了一个音阶。接着又摸出小黑痣送给我的哨子,“嘟嘟、嘟嘟、嘟嘟”地吹了三下。猴子没有听见。小黑痣也没听见。

小黑痣,我想跟你远走他乡!小黑痣听不见我心里的话。我很伤心。

太阳还没出来。小镇在昏睡。远处的尖山也在昏睡。

马戏团来时走过的大路,蜿蜒伸向远方。

我背起书包,朝着马戏团来的那个方向赶去,一边走,一边哭起来。

父亲说,让我帮你松松筋骨

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父亲越打我,我越感到舒服。当我父亲没有心思,没有空闲,也没有精力打我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自己像一个被遗弃在路边的孤儿。每当我产生这种感觉时,鼻子总是一阵发酸。我甚至想低声下气地对瘸腿药剂师石阳林说,石医生,请你打我一顿吧。

从前跟我关系暧昧的药剂师,此刻见到我,沉着脸慌忙躲开了。我发现他髋骨的一边好像长了角,尖尖的,把裤子和上衣下摆顶起了一个小帐篷,走得快的时候越发明显。

我和瘸腿药剂师像一对冤家,相互折磨,彼此依赖。除了在碾药的时候,他还显示出一点气派之外,我基本上是瞧不起他的。这一点他比谁都清楚。石医生能站在离地面一两尺高的药碾子轴上,来回滚动一个上午,有时还在上面打瞌睡。药碾子由一个碾槽和一个碾轮组成。碾槽的形状像半只橄榄。大铁饼一样的碾轮上横伸出两根轴。必须先在铁轴上放两块鞋子大小的木板,然后再踩在木板上,才能让碾轮在碾槽中滚动起来。随着碾轮前后上下的圆弧运动,药剂师石阳林的瘸腿一点也不明显,反而像是在自由舞蹈。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显得十分被动。因为在父亲眼里,瘸腿药剂师在药碾子上来回摇晃,就是在上班,就是在劳动,不容打搅。而在我眼里,他是在玩耍、在表演、在炫耀他的本领、在捉弄我。最要命的是他的表情,真是讨厌而又迷人!我想,如果我也能学会这一招,那他石阳林就完了。为了学会这一招,我吃了不少苦头,但我一次也没有成功过。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阵父亲经常不在家,大概隔了一个多月没有打我,我便开始浑身不自在。我父亲阴阳怪气地说,你骨头发胀了吧?你的皮痒了吧?看样子我要帮你松松筋骨挠挠痒咯。——父亲的这些话,并不是吓唬吓唬我的,而是一出热闹动人的苦肉剧的序幕,略带抒情的语调背后,潜藏着一个巨大的伏笔。父亲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根本没有工夫逃跑,而是抓紧时间,将所有的力量都调到骨头上和皮表面,惊恐而又激动地等待着那一刻的来临。

在父亲打我的时候,我一定会伴随着打的节奏大声号叫。否则,我舒畅和激动的感觉就要大打折扣。我想,我父亲的感受大概跟我差不多,我越号叫,他越激动,出手的频率就越快,力度也就越大。他同样伴随着打的节奏,还有我号叫的节奏,不停地喊叫,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父子俩配合得真是天衣无缝。

那时候,我父亲几乎是三五年就要换一个地方,从一个乡镇医院调到另一个乡镇医院,职务不变,永远是副院长。据说因为他不是党员。父亲频繁地换地方的根本原因我不大清楚,只知道他总是把他的部下骂得灰溜溜的。“老子叫你回家种田”这句话,是他的撒手锏。事实证明,他的这句话没有任何权威性,只不过当时叫喊着发泄发泄,吓唬吓唬胆小的。护士曹小红一听到这句话就大哭起来,哭到我母亲一边劝她一边埋怨我父亲为止。但父亲从来没有对瘸腿药剂师说过这句话,倒不仅仅是瘸腿不宜从事农业劳动,而是他那该死的滚药碾子的技术,把我父亲都镇住了。父亲说,一个人总要有点真功夫。站在药碾子上滚动几下就叫真功夫?这点花招就博得了挑剔成性的父亲的赏识?我认为,瘸腿药剂师肯定还有什么秘密武器,甚至邪门歪术。

父亲经常在饭桌上对我母亲,或许也是对我们兄妹说,那帮家伙真蠢笨哪,还懒惰……老子凭本事吃饭,怕个屌。魏德明(正院长兼支书)不就是想压住我吗?他还用给我提正职来吊我的胃口,说他到卫生局要求调离,建议给我提正职。这是在给我脖子上套绳索。老子不要!当年在中医学院的时候,他连考试都是抄我的哪。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露出了对魏德明的蔑视,说着说着,两边的咬肌就突了起来。后来,在背地里说话的时候,比如跟我妹妹或其他伙伴说话的时候,还有跟瘸腿药剂师说话的时候,我也学着父亲那样,将咬肌咬得突起来,效果很好。

在谈到魏德明的时候,父亲有时会突然笑起来,他说,你们有没有发现魏德明说话时候的特点?他将“生地”念成“风地”,将“人参”念成“人分”,将“死了”念成“夫了”,牙齿漏风。我们趁机大笑起来。这时候,父亲显得特别宽容。我常常被他这种说话的风度迷住了。我将能按那种发音方法发音的词汇收集起来,专门用夹带那些词汇的句子去找小伙伴对话。如果对话者有一句话没有夹带那种发音,我就揍他。

刚到一个新的地方,我的号叫声总惊动了所有的邻居。他们都过来劝阻我父亲。父亲铁青着脸冲他们喊起来,滚——

我觉得我父亲也喊出了我的心声,因为他们分散了我们父子的注意力。邻居们好像不忍心滚似的,一个个都围在我挨打的现场观看并感叹,说我如何如何可怜。年轻的、肥腰大屁股的护士曹小红,还流下了眼泪。我的那些小伙伴却都在窃窃地笑。他们才是我的知己呢。只有他们才能体会到我的感受,才能分享我此刻的快乐。瘸腿药剂师只能算半个知己。尽管他也在窃窃地笑,但他的笑里有许多令人讨厌的成分。

当父亲双手发软两腿打抖的时候,他就会突然停下来,踱着方步走进书房,去读他的《伤寒论》去了。他用一种跟平常不同的、陌生的声调读着。那不是读,几乎就是唱;不是一般唱歌的那种唱,又不像病人的呻吟,更接近农妇哭丧快要结束时的声音,将叙述夹杂在怪腔怪调的哼哼中。在哼哼的时候,他不像是我的父亲,倒像是我的爷爷。

父亲在书房里发出一种古老的音调。那声音在嗓子眼那里转来转去,正要冲出来的时候,就被父亲压了下去,但快要闭音的时候,突然又尖叫着,向嗓子眼儿外面冲。那声音真是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产生一种抓住你的悬念。有一次,我偶尔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听到了那种久违的声音。那是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的一位教授,在给听众读《尚书·尧典》。他用的就是我父亲读《伤寒论》时的那种音调。此后我再也没听到过那种声音了。

我父亲到书房里去哼哼的时候,也就是苦肉剧谢幕的标志,但不是戛然而止,而是慢慢地消失,就像舞台上的大幕缓缓地拉上一样,要有个过程。因此,我不好马上站起来就跑,那样的话父亲一定不高兴的,他会在下一次打我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情,并当作他加大打击力度的证据。因此,我总是顺着那种自然的节奏,让号叫的声音渐渐地降低,然后再抽泣一阵,呜咽一阵,最后不知不觉地消失。等父亲的声调突然向上拉起的时候,我就悄悄地溜走。

在我呜咽的时候,瘸腿药剂师石阳林,总是将那张略微有点变形的丑脸,卡在取药窗口,冲我撇嘴、吐舌头、用手假装擦眼泪。我为什么经常打破药房的窗玻璃,将中药抽屉里分门别类的药搞乱,把称药的戥子杆折断,将放在药碾子轴上踏脚用的木板扔到水塘里去呢?我父亲恐怕至死也没弄明白。那是我和瘸腿药剂师之间的秘密。为了保守这个秘密,我和瘸腿药剂师都付出过代价。

教数学的何老师,也就是我的班主任,听说我经常挨打,就教给我一个避免挨打的办法,当你父亲来打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号叫,号叫只能刺激他,让他打得更起劲儿。你在挨打的时候应该低头沉默,他打一下你就数一,他打两下你就数二,我保证,不会有第三下的。这种试图改变父亲肉体节奏的办法,或许真的能有效地中止挨打,但我一次也没用过。我心想,何老师净出馊主意,挨打又不是上算术课。我认为何老师完全是在说外行话。所以,我依然大声号叫。

有时候,父亲好像突然傻了似的。他温柔地对我微笑,还嘘寒问暖,弄得我很不舒服。他跟他的同事聊天时,指着我得意地说,这个鬼东西,打瘸了腿可能还会爬树哩。这时,我就会望着药剂师诡秘地笑,这样一笑,就变成父亲在骂他了,用不着我开口。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意味着他把打我的事情忘了。更多的时候,如果他要打我,事先一声不吭,突然就打起来,像恶狗咬人事先不吠一样。

父亲对我一笑,我就不喜欢他。我心里想,老家伙,看样子要我来提醒提醒你吧!这个想法就像是苦肉剧开始前的锣鼓声。这个想法一旦出现,我就激动得浑身哆嗦,手脚发痒,坐立不安。我就想学瘸腿走路。我就想将装药的玻璃瓶举起来往地上摔,砰、砰、砰,摔它个满地开花。我就想捏护士小曹那肥嘟嘟的屁股。我就想把死老鼠放到医院厨房的灶台上。我就想到外面去打架。这时候,除了我父亲,谁碰上我都要倒霉。

有一天,简陋的镇医院大厅里拉起了一道白色的帷幕。所有人都在手忙脚乱,来来往往像穿梭一样,但都咬着牙绷着脸,表情酷似我父亲。女人们在比手画脚、一惊一乍地议论,三天两晚哪,还没有下来,她丈夫还不肯送来呢。——她丈夫,可能就是门口那个满腿是泥的汉子,正在“咝咝”地吸旱烟。从白布帷幕背后传来了杀猪一样的号叫声,一个农妇在大声叫喊,娘呀——爹呀——

妇产科医生杨红休假去了,董丽萍,也就是我母亲,上阵了。她对我说,到厨房里去跟彭婶玩,不要到这个厅里来。

这怎么可能呢?这样热闹的机会太少了,我决不会轻易放过的!

当我母亲在白色帷幕后面忙活的时候,我溜进了大厅,悄悄撩起了白色帷幕的一角。我一边探头探脑地往里瞧,心里一边默默地呼唤着我的父亲,老家伙,快来吧,快来揍我吧。但看了好一阵,谁也不理我,只有瘸腿药剂师的眼睛,在取药窗后面眨巴眨巴地闪烁。吸旱烟的农夫吸一口烟,看看我,吸一口,又看看我,眼神很怪。我有什么好看的呢?

我见到白色帷幕里面有一张带轮子的铁床,比家里的床要高出很多。一位农妇像脱了毛的猪一样躺在上面,竖起两条白色的大腿,长发拖下来悬在半空,双手抓住铁床一头的栏杆,正在大声号叫。我母亲戴着白帽子和口罩,穿着裙子一样的白大褂,戴乳黄色橡胶手套的手,正在那个猪一样号叫的农妇肚皮上不停地摆弄。父亲站在边上当助手。护士小曹也在那里瞎忙着。她一会儿给我母亲董丽萍送些什么过去,一会儿又翘起大屁股到床底下去移那个白色搪瓷提桶。她笨手笨脚,以致那位农妇的血都流到地上去了。

厨房里那个古老的消毒器还在那里哧哧哧哧地喷气。负责烧饭、洗涤和消毒的彭婶走过来拉我,说小孩子看了会烂眼睛的。我吓了一跳,正准备跟她离开。但当我看到她抬起手在眼睛上抹眼泪的时候,我恼火地将她推到一边,转身又撩起了白帷幕的一角。每一次我在号叫或者呜咽的时候,瘸腿药剂师就是这样学我抹眼泪的。我想,彭婶怎么也来这一套。

农妇又大声号叫起来了。那号叫声尖锐又浑厚,撕心裂肺,好像要穿透屋顶似的。在号叫的间歇,她的嘴唇里还发出一种“啊卟、啊卟、卟卟卟……”的奇怪声音。满腿是泥的农夫依然在抽旱烟,脸色沉着而镇定,一副处之泰然的气派。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号叫声。且不说我吧,小伙伴魏江的声音算是可以的了,但与这位农妇的相比,他的所谓号叫,只能算是母猫叫夜。在那位农妇的号叫面前,我感到十分惭愧。突然,我的嘴巴一开一合地张了几下,一股号叫的欲望涌了上来。父亲回过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又转过身去了。父亲没有工夫理我,我号叫的欲望夭折在中途。不要着急,机会总是有的。

远处传来一阵呜呜呜的叫声。一辆白色的画有红十字的车,“吱——”的一声停在医院门前那棵银杏树下的太平间门前。什么太平间,说得好听,不就是一个破土地庙嘛。里面停尸的机会并不多,乡下人死了,绝大多数是马上就抬回家,半夜里死的,最多也只等到天亮。倒是来烧香的人比死尸多。老银杏树巨大的阴影覆盖在土地庙上,使它显得更加诡谲,既可怕又迷人。我觉得,烧香兼停尸的土地庙就是瘸腿药剂师的地盘。关于银杏树和土地庙的故事以后再说吧,现在没有工夫了。因为城里的救护车来了。我几乎是第一个迎了上去。

车屁股上的门“哗”的一声打开了,从里面钻出了一群人。他们没有工夫寒暄,直奔白色帷幕后面去了。这些人的装扮跟董丽萍一样,也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口罩和白帽子,除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董丽萍的鼻子和嘴巴我太熟悉了,不大好看,所以我不感兴趣,遮着就遮着吧。这些城里人的鼻子和嘴巴是什么样子呢?尤其是那位声音很脆、眼睛特别勾魂的护士,她的鼻子一定是笔直笔直的吧,她的嘴唇一定是微微翘起而且泛红的吧,她的笑脸一定是很迷人的吧。既然这样,那还用口罩遮住干什么呢?

他们忙了一阵之后,就派人用担架将呼天抢地号叫着的农妇,抬到救护车上去了。那汉子蛮有把握地将旱烟袋在墙上使劲地叩了几下,然后站起来也上了救护车。我一直站在大厅边上,等待着那位眼睛迷人的护士出来。父亲和母亲在跟城里来的医生聊天,看上去他们像老熟人。但他们没有把我介绍给那些城里来的医生。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将口罩取下来了,没有人超出我的预料,一个个龇牙咧嘴的,不取口罩还好一点。只有那位眼睛漂亮的护士,还戴着口罩。我死死地盯住她,心想,看你还能戴多久,除非你不吃饭。

一会儿,父亲吩咐彭婶开饭。眼睛漂亮的护士却突然不见了。我假装随便转转的样子,到门诊室、药房、注射室找了一遍,也不见她的影子。我感到有些蹊跷。不是上茅厕了吧。我往医院那个男女共用的茅厕走去,还故意将鞋子在沙土上擦得沙沙地响。如果有人的话,就会有咳嗽声回应,但那边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动静。我走过去一看,茅厕里鬼也没有一个。

彭婶说,快来吃饭吧,今天你母亲没有时间管你了。我无聊地跟着彭婶走进了厨房。我心里咯噔了一下。那是她吗?我以为自己看花了眼。我甚至怀疑又是瘸腿药剂师在玩什么鬼花招。但毫无疑问,坐在厨房吃饭的就是她,那个一直不肯去口罩的小护士。她见我盯着她,赶紧低下了头。可是我已经看到了。她让我失望极了。她的嘴巴是歪的,上面还有高低不平的疤痕,像是被火烧伤的。

我心里一阵隐隐作痛,我甚至想哭。后来,我有点恼火了,好像受了什么人的欺骗和捉弄似的。进而,我决计报复,要将这个秘密公之于众。我将彭婶的手一摔,激动万分地往大厅走,高声地对董丽萍说,妈,她的嘴巴是歪的,在厨房里。说完,我感到浑身上下都轻松起来。母亲连忙抓住我的手用力一拽,蛮横地把我拉到房间里去了。

救护车鸣了一下喇叭就开走了。我冲出大门,跟着救护车拼命地跑了一段。双脚不敌四轮,我看着那辆白色的车在不断缩小,渐渐化作一股烟尘。农妇的号叫声也在渐渐消失。她就那样像烟尘一样飘到城里去了。

在往回走的时候,我才想起了提醒父亲揍我的事。我想,他大概忙傻了。我正在想着,远远就看到我父亲站在那里,老树桩一样。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咬肌高高突起,铁青着脸,手里拿着一根很粗的竹棍。苦肉剧终于又要开演了。

董丽萍大叫一声,快跑!这种大惊小怪的喊叫让我烦躁。我镇静了一下,没有理她,然后停住脚步,跟我父亲僵硬地对峙了一阵。父亲突然一步一个脚印地朝我走来,用十分低沉而有力的声音说,脱掉衣服!从前只是脱裤子,这次连上衣也要脱,可见情况异常。接着“啊——”的一声,我和父亲几乎同时大声号叫起来。苦肉剧直接进入了高潮。父亲手上的竹棍没几下就打裂了,所以,打一下还顺带夹一下,一箭双雕。我的号叫声就变成了“啊——啊,哎哟——哟”。急促的节奏中,还伴随着瘸腿药剂师捣药的声音。

这一次父亲打我,总的来说还是跟以前差不多,不可能有什么新的花样,只不过下手更重一点、时间拉得更长一点而已。我的号叫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新花样。我很清楚,这一次号叫尽管还没有达到那位难产农妇的水平,但纵向比较,的确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有一点必须要提到,那就是我母亲有了变化。从前父亲和我在号叫的时候,她总是在一旁加油呐喊,像今天的足球迷似的。这一次她没有,她站在一边大声啼哭,护士小曹和彭婶站在母亲的两边扶着她,三个女人脸上都挂着泪珠。女人的眼泪就像润滑油,就像兴奋剂,就像加速器,我和父亲的号叫声更加激越高昂了。多年之后,妻子问我背脊左下方一大片暗褐色的花斑是怎么回事。我说是胎记。妻子嘀咕说,没见过这么奇怪的胎记。

在我的记忆中,那好像是我最后一次号叫。它就像一个胎记,永远镌刻在我的肉体上。每当我想起那次激动人心的号叫,心里总是充满了既惊恐又依恋的情感。号叫时代的结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很难说清谁为此付出了代价。

最后一次号叫之后,父亲突然很久没有打我了。开始我琢磨,总要让父亲休息一下吧,大人容易疲劳。何况两幕苦肉剧之间也要有个歇台的时候。但是,都一个多月了。这可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间歇。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父亲对我的态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不管怎么说,打我也算是一种特殊的亲近方式。父亲突然对我冷冷的,视而不见,那算怎么回事呢?我几乎丧失了跟瘸腿药剂师较劲儿的兴趣,只是默默地看着他。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兴趣,总是悄悄地避开我。有一瞬间,我曾经产生过向药剂师屈服的念头,并想对他说,你打我一顿吧。他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我盯着取药窗,希望瘸腿药剂师会将那张丑脸卡在那里逗我。他没有理睬。我又故意将他晾在那里的甘草和陈皮弄到地上。他依然不理睬。后来他站起来,将窗户上的木板轻轻地拉上了。以前他总是故意将窗户拉得哗啦一声,气得我用木棍拼命地戳窗板。这一次他却轻手轻脚的,很有礼貌的,好像不愿惊动我似的。瘸腿药剂师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这种彬彬有礼的举动,在我心头布下了阴影,使我产生了畏惧的感觉。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父亲和母亲突然不见了。这在以前也是经常有的,但一到晚上他们就回来了,背着药箱,手里还提着鸡蛋、香油,或者花生、蚕豆。这一次,一连几个晚上我都没有见到他们。彭婶,这位从农村招聘来的临时工,每天都仔细地安排着我的吃住。对我总是冒犯她这一点,她好像不在乎。她说,母亲下乡去了,要住些日子。她没有提到我父亲。

我说,我父亲呢?

彭婶说,游家岭村的很多人都病了。他们要你母亲把那些病人全部治好,一个也不能死……生死由命,谁说得准呢……唉!

我继续追问,我父亲呢?

彭婶没有回答我,只顾忙自己的去了。

我想,与其这样干熬下去,还不如自己亲自出马去找。

当我把这个决定说出来的时候,彭婶说,大人又不是你的橡皮球,要找就能找到的?橡皮球有时还找不到呢。在你不想见到橡皮球的时候,橡皮球总是会自己蹦出来的,是吧。彭婶贴切的比喻成功地阻止了我。

我看着那棵老银杏树。我想,父亲不会躲在树下的土地庙太平间里吧。但是,土地庙的两个窗户,就像两只巨兽的眼睛,远远地瞪着我。有一次,父亲心情很好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这里玩过。当我说我怕里面的庙神时,父亲却对着那红脸黑须的庙神,很有节奏地大骂起来,抠你的眼,扭你的头,掐你的喉,割你的舌,开你的肚,折你的腿,剁你的脚。他还鼓动我跟他一起骂。父亲不过是想给我壮壮胆。当时彭婶正在附近。她吓得转身就跑掉了。

我慢慢地走到银杏树下。银杏树的果子要到每年中秋节前后才能吃。到那时候,土黄色的果实,就会自动地掉到树底下的草丛里。掉下来的时候,厚厚的果皮上有一层毛茸茸的白粉。但只要过一夜,果皮就会变得臭不可闻。你一定要挑最臭的捡。因为皮儿越臭的,果肉就越香。我们会到小溪里去洗净金黄色的臭果皮,将白色的坚果埋在火里烧熟。

每每想到烧熟的白果的香味,我就会流口水。眼下离中秋节和白果熟落的时节还很远。银杏青黄的树叶子,正散发出一股苦涩的香味儿。树下这条简易公路是通往县城的。路面全是粗糙的砾石。路边的衰草,在风中无精打采地摇晃着。

黄昏时分,远处有喧闹声,一群人缓缓地朝这边走来。走在正中的就是我父亲。我不得不佩服彭婶,她曾经预言我父亲会像皮球一样从某个角落里蹦出来。果然,失踪多天父亲,真的像皮球一样,自己蹦了出来!

父亲戴着一顶纸糊的圆锥形帽子,胸前挂着一块木板,没戴眼镜,而是用黑墨水在眼睛上画了两个圈圈,就像今天的万圣节化装舞会上的人。他走到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下来,用和善的眼光注视着我。若在平时,我会厌恶这种表情的,这一次我没有。我突然发现父亲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凶狠、那样无畏。父亲闪烁的目光,掩饰不了他的无助。此刻,即使我对他说,你打我一顿吧,他也无能为力。

我没有一丝号叫的欲望。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四肢发软,一下子靠在了银杏树的树干上,鼻子一阵发酸。我的父亲就站在我面前,但我觉得自己像被遗弃在路边的孤儿。

黄昏的风吹得我瑟缩发抖。父亲伸出那只经常打我的手来,大概想帮我拉拉衣领,或者梳梳头发。突然间,父亲的手又飞快地缩了回去。站在他身后的一个高个儿汉子,举起了一杆黑乎乎的破枪,用枪托在父亲背上猛地击打了一下。同时,汉子嘴里还发出了一声浑浊的、恶狗狂吠一般的号叫:呀——

在别人的号叫声中,我的号叫时代结束了。

张二喜,你不唱会死啊

他叫张松生,二喜是他的小名儿。二喜的嗓子好,那是出了名的。据县文工团的专家说,二喜能轻松地唱出降B调的高音C。那是什么意思?专家解释说,就是意大利歌唱家帕瓦罗蒂唱这个音的时候,还要收起小腹、紧缩臀部肌肉。二喜用不着收腹,脖子一扯就上去了。二喜当然不知道自己的优势,他只是喜欢唱,整天唱;插秧的时候、挑粪的时候、割稻子的时候,他都在哼哼唧唧低唱。也就是说,除了睡觉之外,他的嗓子一直在工作。

村里上了年纪的男人嫌他吵,说苍蝇成堆已经够烦人了,你还整天嗡嗡嗡的。村长张麻子更是劈头盖脸地骂,说,张二喜,你不唱会死啊?你再哼哼唧唧,我就要撕你的嘴巴。而小媳妇们和姑娘们都喜欢跟他在一起,说干活儿的时候听他哼哼唧唧,心里踏实。碰到在地头休息的时候,娘们儿就怂恿张二喜,叫他放开喉咙唱,但他不是很放得开。娘们儿就鼓动他说,二喜,别怕,唱!二喜真的脖子一扯就唱开了。

唱了几首“乐而不淫”的情歌之后,娘们儿就让二喜唱《二姑娘思春》,接下来还要听《十八摸》,把姑娘们全吓跑了。二喜在唱《十八摸》的时候,摸的顺序永远也对不上号;有时候先摸肚子后摸脸蛋,有时候摸完头发就摸到脚趾上去了,完全没有规则。一些大胆的娘们儿,听着听着就骂开了,二喜,你傻不傻啊?摸了脚的手,再去摸脸,你老婆不嫌脏啊?

有一天上午,罗镇副镇长和镇文化站站长,突然出现在村里,他们通知村长张麻子,说要见见张松生同志,说县里让张松生到省城去参加唱歌比赛。这消息把村长吓坏了,什么什么?让二喜到省里去唱歌?莫把省里的大领导吓死了啊!二喜得到这个消息,也吓得不轻,好几天都是四肢冰凉,嗓子眼儿僵住了,说话时喉咙都张不开,声音在嗓子眼里面滚动着,就是出不来。他说他要到村长那儿去,求张麻子到镇上去辞掉这件事。二喜老婆很生气,骂道,平时叫你不要唱,你偏要唱。现在让你唱,还是到省里去唱,你又哑巴了。你中了什么邪呢?鬼掐了喉咙吧?

县文化馆的老赵,奉命组织了本县的农民歌手代表队,发誓要在“全省金穗杯乡土歌手民歌大赛”中一举夺魁。作为队员之一的张松生,也就是张二喜,先是被叫到了镇上,接受了镇党委书记的接见,听了一番教导,要为全镇争光云云,接着是到县里集中培训一个月。

文化馆的老赵在动员大会上,提出几个要求:第一,一定要用方言唱,千万不要用大家都听不懂的普通话唱;第二,一定要唱真正的乡间民歌,不要电视里的那种猫叫一样的声音,要用发自肺腑的声音;第三,要用积极健康的歌声,表现新一代中国农民的精神风貌。

试唱的时候,一帮艺术指导坐在台下。二喜一直躲在旁边不敢吱声,不断地往后挨时间,说让别人先唱。直到最后,他还是不敢出场。老赵说,怕什么?平时在家怎么唱,到县里就怎么唱,到省里还要那样唱。你可是种子选手哟。

二喜鼓起勇气走上了舞台,唱完《小桃红》,嘴唇还在不停地发抖。老赵说不行,太低俗,换一个。二喜又唱了一首《打猪草》,也被否决。再换一个!二喜被迫不断地换歌,唱着唱着,就放开了,竟然一发而不可收。二喜在台上一边踱步一边唱,唱了《借蓑衣》又唱《数鸡婆》,接着还唱起了《二姑娘思春》。二喜的保留曲目是《妹妹你夜里别闩门》:

蛤蟆水里咕咕叫

公鸡天光才打鸣

哥哥我夜夜睡不着

妹妹哟——

夜里别闩门。

老赵在台下脸色发青,大叫一声,你,二喜,张松生,你给我下来!

二喜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双腿发软。

老赵说,张松生同志,你的艺术才能就全花在这上面?怎么越唱越无聊,越唱越下流呢?你知道不知道这是到省里去比赛啊?你就不能唱一点健康的?你能不能唱一点纯艺术的,哪怕是没有什么明确意思的?民间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你的脑子里怎么全是些哥呀妹呀的玩意儿,还有睡觉啊,天亮啊。低级趣味!

二喜嘀咕着说,我以为你们领导都喜欢“哥哥妹妹”的,所以准备了那些。要是知道你喜欢没意思的,那我多的是,就怕唱出来没文化。老赵说,谁敢说民间没文化?你大胆地唱就行了。二喜说,那我就唱《一只麻雀几只脚》啦,我可从来不愿意唱这首歌,像没事干的老娘们儿一个人在家哼的,唱给细崽听的。

老赵说,你先别管“意思”问题,唱来听听。二喜只好唱了一遍。

老赵听完之后,皱起眉头想了半天,说的确是少了一点味道,少了一点意思,如果能做一些改进,还是不错的。二喜,你晚上也想一想,怎样改一改才更完美。

按照二喜的艺术个性,他是不想唱的,回家去算了。他正准备发牛脾气,但转念一想,这样回去让人笑话,老婆听到闲言闲语,那会骂得狗都不敢进门的。

那天晚上,二喜辗转反侧,不能入眠。

睡了一觉,二喜的牛脾气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突出了。第二天排练的时候,他靠在墙边啃指甲、抠鼻孔,谁都叫不动。老赵说,叫你想一想、改一改,你不听是吧?二喜不理,继续靠墙壁站在那里啃指甲、抠鼻孔。老赵说,不管你改得怎么样,你总得唱出来给我听听吧。二喜说,我没有改,你要我唱还是昨天那样的。二喜又按照头一天的歌词唱了一遍,一字未改。

老赵气得大骂起来,骂得唾沫星子乱飞。老赵说,麻雀,麻雀,你就知道麻雀,麻雀两只脚有什么好唱的?一只麻雀两只脚,两只麻雀当然就是四只脚了,你这不废话吗?你这样唱下去,三天三夜也唱不完。你还可以唱一头母猪四条腿,两头母猪八条腿呢。一点艺术想象力都没有。我要你唱蜈蚣的脚,看你怎么唱!

二喜涨红着脸说,赵老师,是你让我唱“没有意思”的歌,现在又成我的错了。怪不得我的老婆说,干部的脾气都像狗脸,说变就变。

老赵说,好了好了,不要跟我讨论我的脾气问题。我帮你想好了一些歌词,加在前面,不要一上来就说麻雀几条腿的事。

老赵将自己编的歌词告诉二喜,让放在前面唱。二喜说,我的个娘啊,你自己去唱吧,我唱不出口。老赵说,什么叫唱不出口?这是艺术,这叫作“赋比兴”,你懂不懂?我要提醒你,你是为了全县人民的荣誉来唱歌的,不是在地头休息时跟娘们儿调笑。话题涉及了政治,二喜不敢再争了。但在唱前面那几句老赵编出来的歌词时,二喜说浑身起鸡皮疙瘩,一溜烟似的就带过去了,因此效果不甚理想。

进省城参赛之前,照例要彩排,也就是演给审查节目的领导看。县委分管文化的刘书记就坐在小礼堂的前排。二喜在老赵的反复批评、恐吓、劝说、鼓励下,信心大增。他迈着方步上了台,先是压低嗓门儿唱了起来,那种数来宝的风格,有一点美国黑人说唱音乐的味道,节奏由慢到快,一边唱还一边跺脚,不知从哪里学来的:

妹妹你后院荡秋千呀

一荡荡到彩云边呀

天上的彩云不说话呀

地上的麻雀叫喳喳呀

(按:前面这些词儿是老赵改编的,后面的歌词,才是二喜的民歌的原样)

一只麻雀两只脚嘎

两只麻雀四只脚

四只麻雀八只脚嘎

八只麻雀十六只脚……

二喜唱到这里,突然停了下来。刘书记以为他唱完了,便站起来带头鼓掌,大家都跟着拼命鼓掌。其实还没有唱完,华彩乐章还没出来呢。老赵想过去制止大家鼓掌,但已经来不及了。在休止了四个音节之后,二喜突然又高声唱了起来,弄得刘书记有点尴尬。那高出两个八度的慢板花腔男高音,在小礼堂回荡:

花园里花儿开——

接着又停顿了四个音节,大家面面相觑。二喜突然将右脚一跺,来了个雕塑般的造型,用数来宝的风格,念出了最后一句歌词“一朵蜡梅花”,然后用假嗓子一声吆喝“哟嗬——嗬!”,把刘书记吓了一跳,老赵也惊呆了。刘书记心想,这下该唱完了吧。但有了刚才的教训,他便不敢轻举妄动,举起的手又放下了。二喜的造型还停在那里,正等着大家鼓掌。大家见刘书记没有动静,也不敢造次。老赵急忙跑过来,在刘书记的耳边说,刘书记,这下唱完了,这下唱完了。

接着,礼堂又传出了一片掌声。

刘书记站起来,走到二喜跟前,握着二喜的手说,唱得不错嘛,民间正是大有人在啊。前面几句很有味道,后面几句也不错,只是节奏把握得不是很好,让人容易误会。如果没有前后两个部分,中间那些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对不对?当然,如果没有中间的部分,前后两部分也没有什么意思,你说对不对,张松生同志?

刘书记的话,把二喜脸都气歪了。他终于明白,干部们说不要什么“意思”,那是假的,他们要的就是那个“意思”。事后开总结会。老赵说,张松生同志临场发挥,有创造性,效果很好。希望比赛时继续发扬光大。

二喜心里想,一首民歌都被他们搞成什么样子了,前面一部分是老赵瞎编出来的,后面一部分是自己临时瞎编的。中间那些才是民歌呀,但他们不喜欢。这叫什么民歌比赛?这叫胡说比赛。想起老赵的歌词那种酸溜溜的味道,二喜脸都红了。

二喜老婆走了三十多里路赶到县城来看他。

老婆说,这么久也没一个口信带回家,我以为你被城里的狐狸精迷住了。如果你要是自己把不住自己的话,这就跟我走,回村里去种地。

二喜说,好好好,你来得正好。我不想唱了。等一下见到老赵,你就说孩子病了。我跟你一起回去算了,真的。

老婆说,怎么啦?找打啊?牛脾气又发了是不是?你以为我稀罕你去唱什么鬼歌呀?你是在为我争脸面,知道不知道?村里人说你二喜腰里没有三斤力,就知道一天到晚扯着嗓子鬼叫。现在你要到省里去鬼叫了,叫给他们看一看。你还不想去?除了这一点,你能拿什么来给我撑脸面?你怎么突然不想去了?你又是碰到鬼了吧?

二喜不想多做解释,但还是屈从了老婆的意见。老婆的脸面还是要顾的。就为了老婆那张胖乎乎的脸,二喜也只好去唱了。但二喜也趁机提了一个条件,说这次唱完歌之后回家,以后老婆不得再干涉他唱歌的事情。老婆说,话不能说死了,不干涉可以,但你要是唱歌勾引女人,看我怎么收拾你。

就在二喜跟老婆讨价还价的时候,老赵跟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宣传部要将二喜的节目拿掉,增加一个女声表演唱《我们县里新事儿多》。老赵说,真正的民间歌手就剩张松生一个了,还要拿掉,那算什么乡土歌手比赛?那些县文工团、县师范唱歌专业送来的节目,粗看上去好像是民歌,实际上全是我们编造出来的,没有生活,所以也不能感动观众。

宣传部门的人没有办法,只好给了老赵一个面子。作为县委宣传部前任老宣传干事,老赵倚老卖老,保住了二喜这个名额。条件是,将原来的歌名《一只麻雀几只脚》,改成《妹妹你后院荡秋千》。他们认为这个名字才有民间生活气息。二喜的牛脾气又上来了,坚决不同意改名,否则他就回家去。老赵无奈,只好说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

几个来自其他村子的民歌手都回去了,只剩二喜一个人。混在那些女孩子中间,二喜浑身不自在。那些女孩子根本就不是民间歌手,她们都喜欢拿二喜开涮,嘻嘻哈哈地说,二喜啊,两头母猪几只脚呀?毛毛虫几条腿呀?八条蜈蚣几条腿呀?

二喜不理她们,心里想,看你们疯疯癫癫的,到时候唱砸了,你们哭去吧。

到省城的那天,正赶上下雪。女孩子们要冒雪去逛街,二喜也想跟她们去玩,因为没到过大城市,想看看。女孩子不想带他玩,就说,二喜,你穿得这么少,万一感冒了,嗓子哑了,你怎么唱歌呀?赶快钻进被窝里捂着,保护嗓子要紧哪。这一招十分毒辣,二喜一听,吓得赶紧钻到被窝里去了,心里有点矛盾。

老赵对二喜说,也没什么好逛的,保护嗓子倒是要紧的事情。老赵拿出一包冰糖给二喜,说冰糖润嗓子,比赛之前,你就含着冰糖块,有好处。

比赛在省群众艺术馆礼堂里进行。据说还来了省里的大领导。二喜觉得领导越大越懂事,还来听他唱歌。唱给村长张麻子听,简直是对牛弹琴。

各县的民间歌手都一个个出场了。二喜坐在后台,嘴巴里含着冰糖,十分安静的样子,但手心一直在冒冷汗,双脚冰凉,身子微微哆嗦。

突然,他听到报幕员清脆的声音:下面请听民歌《姑娘你后院荡秋千》,演唱者是某某县罗镇农民张松生。二喜脑子里“嗡——”的一声。他肺都气炸了。老赵不是答应不改歌名吗?为什么临时变卦?为什么事先不征得我同意?干部真狠!老赵急匆匆地跑过来说,快上去呀二喜,就是《一只麻雀几只脚》那首歌,改了名,忘记告诉你。快快快,快去呀!

二喜急忙上了台。乐队奏完了过门,该他唱了。这时候他才发现,那块用于保护嗓子的冰糖还在嘴巴里,吞又吞不进,吐又不敢吐,卡在那里。

只见老赵在台下急得手之舞之,发了疯似的。二喜突然想起了老赵经常说的那些话。他急中生智,将老赵的话当作道白加在前面:万恶的四人帮,丧心病狂糟蹋民间艺术,他们的黑手,就是要卡住民间的喉咙……

说到这里,二喜用双手卡住自己的嗓子,顺便将冰糖从嘴里接了出来,继续说,民间的喉咙是卡不住的,让我唱起来吧……

二喜唱完了。台下响起了阵阵掌声。二喜唱得的确不错,他得了第三名。

在总结表彰大会上,老赵说,张松生同志值得表扬。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好成绩,跟他平时刻苦训练有关。他时刻想着唱歌,为保护嗓子,上台之前嘴巴里还含着冰糖。好在他有急智有办法,终于取得了成功!张松生同志,二喜,唱得好!你为全县几十万人民争了面子!回家之前,二喜去跟老赵道别。老赵说,二喜,好好练嗓子,下一届民间歌手歌唱大赛,我还要调你来唱,你要继续为全县人民争面子。

回到罗镇的时候,罗镇小学仪仗队在路边夹道欢迎。镇委张书记紧紧握住二喜的手说,二喜同志,辛苦了,听县里的同志说,由于你刻苦训练,才有了好成绩。据说你的嗓子都差点唱破了,要多保重啊。谢谢你为罗镇十几万人争了面子。

二喜说,张书记啊,十几万人,有麻面,有歪面,有疤面,有长面短面四方面。如果我唱歌真的能争面子的话,别人的面子我不管,我们村长张麻子的面,我想管一管。如果能把张麻子面上的麻子坑儿唱没了,别说唱破嗓子,就是唱死了我也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