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田耳，本名田永，1976 年生于湖南凤凰。著有长篇小说《风蚀地带》《夏天糖》《天体悬浮》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多种文学奖项。现供职于广西大学君武文化研究院。

1

以前在小县城，家等同于宿舍，属于单位，人只能是暂住其中，没有“房产”的概念。宿舍通常是所谓的“筒子楼”，一条冗长的走廊将许多家串联一起，走道一定堆满杂物，甚至整间厨房不可思议地嵌入其中，且不堵死，只是擦肩时彼此侧身，偶尔男人揩油女人咒骂，却并不动怒。每一家每天吃的什么，邻居一清二楚，彼此走动，可以随意夹菜。

那年月，说谁人缘好，便道“整栋楼哪一家都可以去夹菜”，“筷头蘸过整栋楼的咸盐”；反之，人缘不好的则是“关门吃肉，气味都不给邻居嗅一嗅”。

宿舍都是单位所建，稍大的单位不止一栋宿舍楼，几栋凑一块构成了杂院。宿舍，顾名思义，只不过是住宿、栖身之所，和安逸舒适相去甚远。要说这种宿舍还有建筑理念，我想应该是“以尽量少的地方装尽量多的人”。那时人与人关系紧密，说白了都没有私人空间，必须闹哄哄凑一块。

此刻，我回忆小时候住宿舍的情景，脑海首先浮现出那些冬夜。那时没有电视，客厅里惟一一盏电灯只有 5 瓦，一家人彼此看脸都略显黯淡和恍惚。在堂屋火圹里烧一炉火，一家人围坐一起扯白，夜晚通常这样打发，到十点就感觉夜深得不行，非睡不可。屋外夜色浓重，别家的灯如同浮游的鬼火。

家有小孩，大人通常是讲过去的事，显然带着说教目的，这几乎是每个成年人的本能。他们一心要让小孩都明白，“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怎么来之不易？比如说以前没有电灯，要点桐油灯；以前夜晚还要干活，睁着眼就必须劳累，没工夫闲坐扯白；以前烧不起炭，只能烧柴，烟子熏得人睁不开眼，家家户户屋里都是乌漆墨黑。于是乎我们真的相信，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暗自庆幸。但烧炭的房间墙也不白。那时还不兴刮大白，只是抹石灰，时间稍久烟子一熏，墙面暗黄，后来有人用“屎黄色”形容，我觉着极形象。有人喜用奖状糊墙，金灿灿的一大片，算是豪华装修；大多数人家没这么多荣誉，就用报纸糊墙。我们都知道怎么用报纸糊墙。这种简易装修是自家完成，要熬整脸盆浆糊，熬稀了粘力不够，熬稠了板结一块，会熬浆糊的女人很吃香。

小孩要到了点不肯睡，鬼故事铺天盖地而来，在那时夜色中异常真实，直到小孩迫不及待钻进被窝，且蒙上脑袋。最早发的梦，我现在依然记得，多是被窝里很热闹，亲戚朋友都来，都环绕着我，接着鬼来了，伸手也够不着。

我真正感到幸福，是冬夜里母亲用炭火灰烀红薯，爆老玉米粒，或者是爆豆条。爆豆条是一件神奇的事，最要讲火候，将细若粉丝的豆条插入火灰，滚一滚再拉出来，立时变得有小拇指粗，吃在嘴里有恰到好处的焦糊味。母亲熟手弄得好，不断地拉，膨大的豆条就持续往外伸展，简直是一场魔术。母亲说：“是有秘诀。”我和弟弟试过多次，因掌握不了秘诀，果然会弄断。此外，冬夜漫长难熬，尤其洗澡。那时候小孩都害怕在冬夜里洗澡，总是被冻得浑身哆嗦，简直受罪。那时候小孩都会撕心裂肺地哭，一个小孩哭，会引发或激励邻家小孩一齐哭，跟狗叫似的。

2

搬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每到周末，宿舍密集的单位大院，总有人搬家。只消借来两辆板车，能将每一户的整屋子家什搬走。每一家都没多余的东西，锅碗瓢盆床椅柜，都是生活必需。偶尔有家电用品，比如双卡录音机，是会另行搬走，最好趁着夜色，以免露富。要有电视机那更不用说，简直叫秘密转移，如果和别的物品一同搁在板车上，白日里拉到街面招摇而过，路人便会指指戳戳，指斥别人爱炫耀，有个难听的词叫“显卵”—— “呶，这一家都是显卵。”又有人总结：“显卵最爱搬家。”

在我看来，搬家仿佛是那时候的一种游戏，是日常生活中一种必需。成年人需要把沉闷的生活折腾出一些热闹，需要周末的集体活动，但县城没有公园没有游乐场，稍微卖座的电影，没熟人搞不到票。集体活动却很多，最好是某种需要朋友协作的家务劳动，比如打藕煤、钉杂物间、阳台改灶台、在院子一角建猪栏、打制帆布沙发……反正不能让时间浪费在玩乐上，要有“意义”。那确乎是满满都是意义的年代，而我们都知道，劳动最有意义。

搬家会切切实实带来一整天的热闹，平时不联系的朋友都聚到家里，搭一把手，这边搬东西上车，锅碗瓢盆一路撞响，到地又卸下。人多力量大，一天里就能搬空老屋，充实新房（其实都是别家腾空的旧房）。宿舍内部不会有任何装修，白墙明窗而已，东西摆放的位置也是大同小异，随便叫来亲友，都是熟手。收拾妥当，放几挂响鞭，然后，以搬家为由头弄一桌菜，既是犒劳，可以上双荤，再打两瓶壶子酒。要没个由头便聚一起吃肉喝酒，满怀忧患的老辈人又会说：你们年轻人真是败家。一切都需要名正言顺，这也是我当时得来的重要的体会之一。拖东西的板车上了街，总是引来目光，要是在路边稍作停顿，路人就会围观。那时人们总有消遣不完的好奇，喜欢围观各种事物，且嘁嘁喳喳讨论这一家生活水平。事实上，每一家过日子的用品，两车家什，都是如此乏善可陈。

我也乐意围观搬家的板车，主要是看他家有没有成束的旧信札，信封上贴没贴邮票。我的邮册总是难得增添几枚邮票，每一枚盖销票都自有刀口舔血般艰难的求取过程。有时候运气好，或者正搬家的人心情不错，会扒开旧信封撕几枚旧邮票赏赐给我。搬家有各种原因，比如调离这个小城，比如新换一家单位。宿舍是属于单位的，工作调离，宿舍由新的单位负责。当时很多人为了换宿舍不停调换单位，这里面有将生活质量升级换代的错觉，也许只因为新换的宿舍多了五平米的后阳台。还有就是亲戚间为婚嫁的事相互调换宿舍而搬家，比如哥哥业已成家，弟弟正要结婚，两人把房子捯一捯，弟弟的房子由小捯大，得以娶到长相更出挑，条件更好的老婆，兄弟俩也算一同为家族基因血脉的优化作出了努力。有的仅仅是原来的房子住得太腻味，只要同属一个单位或者同一系统，就可相互调换，彼此换来一点新鲜的感觉。在我小时候住过的粮食局宿舍，就有楼上楼下相互调换的事例，各有各的原因和期盼，整栋楼的邻居一同享受节日般的氛围。

很长时间院子里没人搬进搬出，大家都会感到寂寥，皆盼望有新人入住。真有人搬进来，吃饭时大家扛着碗聚成一圈，共同开扒新住户祖上三代的亲属关系和人际脉络。只要是本地人，就没有扒不出的旧事。不要以为搬了新址就可以兴风作浪，每个人的履历档案都装在别人的脑子里，挂在别人的嘴巴上。那是一种过于集体化的生活，没有私密空间，每个人必须严加规范自己的言行。

现在大都是商品房，纵然有买进卖出，但搬家之事比以前少了很多，不像过去，搬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一家人可以搬动许多次。现在搬家也是搬家公司的事情，跟邻居没有任何关系。生活中这些变化，也不好作出孰优孰劣的比较，现在和三四十年前的过去，分明已不属同一世界。忆及旧事，我老觉得自己其实是穿越到了此时此刻。

3

我出生时，家住“进士巷”，不到一岁就搬离，我对那儿没有任何记忆。说是搬离，新住进的粮食局宿舍距那儿也仅一里地。县城本来就小。

那巷子短如一段盲肠，巷内只三五扇院门，有的是单门有的是对开双门。每个院子都不止一户人家。一家一院，那是后面才有的概念。我开始懂事时，母亲带我经过广场，明明有更近一点的路，但她一定要绕那条巷。“你出生时我们住在里。”母亲说，“那时候日子不好过，你嘎婆（外婆）在民贸二局给人家煮饭。”她一指巷子尽头，更幽暗的一栋楼。其实那里一拐就看到光，朝着光走就是全县人民都熟悉的广场。以前县城只一个广场，聚会都在那里，最热闹的永远是公捕公判。

后面随着成长，我能想事了，便对自己出生时的住所有了好奇，经过广场时，主动拐入进士巷，找准那个院子。门缝很宽，看见院坪错落地摆满杂物。杂物一多，光线总显幽暗、浑浊。我往里窥，老是看不清晰。偶尔，我见到院内一个老人，或者小孩。

院门从没有打开，如果打开我可以走进去，如果走进去有人问小孩你来干什么，我会回答我出生在这里。他们肯定还要问你是谁的小孩。我能准确说出母亲以及外公外婆的名字，他们都曾是这个院里的住户。但门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从未进入过我出生 时的院落。

那时候我视力发育尚未完全，看东西不分明，甚至会变形走样，在头脑中生成另一番古怪印象。那时梦都清晰，一如现实所见一般具有魔幻的效果。后面年纪又大一些，我再去进士巷，住过的那院子换了门，不留门缝。以前木匠做门要留缝，后面建材市场出售成品门，都不留门缝，不给人窥看的乐趣。

既然这样，我就不再往进士巷里钻，除非是因为喻家有事。

和我出生时那院子对着的那一户，女的姓杨男的姓喻，都是我母亲的同学，关系一直很好，杨女士跟母亲简直是最好。那院子是杨家的祖产，院里别的人家陆续搬走，终于只他们一家住里头。他家有三个女儿，大女儿跟我同学，我家是两兄弟，不管三个两个，都是隔年一个，那时候女人都是生孩子的一把好手。母亲和杨阿姨要好，凑在一起说话，她说你有两个儿子真好。母亲说我还想要有个女儿。后面别人就提醒母亲不要这么讲，这叫风凉话。母亲说：“没事，她不会这么想。”个中原因，是母亲生我时难产，我看上去不是那么聪明……或者说，分明是有点现傻。既然这样，我母亲怎么讲也不会是风凉话。我觉得我母亲是个天生懂得把握分寸的人。

我最后一次去进士巷，是杨阿姨去世。她得了癌，挣扎几年还是去世了。母亲作为她生前最好的朋友，在追悼会上念悼词。悼词是我写的，我对她俩的事实在很熟悉，不劳母亲费神就一挥而就。那晚的追悼会上，母亲念得很投入，很动感情，几次哽噎着停顿，回过神又继续，文章便像是她亲自写的一样。

4

所以，我的记忆是从粮食局的宿舍院子开始的。

粮食局和粮店分开，职工不多，宿舍院只一幢两层楼。说是俄式，就是全用火砖砌成，回廊有立柱。上下十二户人家，照样随时有人搬走，接着自会有人搬进来。那时候住房紧张，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空置的房间。铁皮的瓦漏上敲有凸出来的数字，标明了房子的建成年份，五七年建成。楼前有一溜厚重水泥糊成的盥洗池，四五个水龙头，都不上锁，水费是单位出，而拧紧水龙头，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那时候厉行节约，我们小孩用完水都会咬着牙拧紧水龙头，要不然准有一个大妈蹦出来数落。

我家住一楼一号，接着是二号三号，接着是一个楼道，再接着当然有了四五六号。再过去是两间大厕所，蹲坑的，岸阔流深，小孩经常一脚踩空半悬在坑口。接着有人尖叫，然后会看见小孩被大人整个放在水龙头底下冲洗。有一回被冲洗的是我，并不感到羞耻，反正院里的小孩总有那么一回，有如某些外国的小孩承受洗礼。

屋前的院子至少有半亩，那时我小，院子看起来很辽阔。莳弄花卉，还有菜畦，养的花主要是牵牛和凤仙花，突然有谁种了几蔸颜色纷杂、非常鲜艳的大丽花，引得别的院子的人纷纷前来观瞻。后面有人把“怪花”移走，免得“招蜂引蝶”。那时候人们都嘴碎，所以人人害怕抛头露面，引人注目，人们似乎都乐意不声不响地活着。种菜当然都是常见品种，萝卜白菜当家，葱蒜芫荽见缝插针点上。记得另有一种菜叫莙荙菜，又叫牛皮菜，拿来炖汤异常的稠，粥一样的，却很快被淘汰，现在再也没见着。

记忆中，院子里除了养花种菜，还有个别住户违反规定，从外面捡来成堆砖头，砌成猪圈养猪。那时候，城里上班的人也养猪，他们把潲桶设进每一家的厨房，这要看关系远近。有人要往我家厨房设一只潲桶，母亲一次次回复说：“现在已经有人摆，明年再看吧。”有点外交家的风度。有一年厨房设有两只潲桶，让外婆伤透脑筋，往里面倒剩饭剩菜就有衡量，总是有一只稀一只干，但又要尽量不让别人看出来。有时潲桶积得太慢，外婆看在眼里觉得挺对不起人，择菜时主动耨几把老叶子塞里面。那时候吃肉不叫吃肉，叫开荤，一周顶多一次，若能吃上两次，便是养猪的人户，腊月时熏制许多腊肉。他们会悄悄给设潲桶的人家送一两块，礼尚往来，有坐分红利的意思，明年继续设潲桶。

有时候，猪会大白天拱出圈，满院子蹿。出圈的肥猪会引发一场小小的狂欢，小孩拿大个的猪当马骑。有的小孩天生是骑手，跨骑上去两腿夹紧，捏住猪耳朵能骑上很长一段距离。猪其实跑得蛮快但不经累，我看见有只猪被小孩骑得直吐浮沫，主人赶来的时候脸上显出悲怆的表情，这一通跑不知会掉多少膘。后面我在小说里写到小孩骑猪，描写生动，是因为虽然小时候很少吃猪肉，但真没少见过猪跑。

5

我读到小学，家又搬了一次。那时母亲单位没分房，我一家一直是跟外公住。外公从粮食局调到财政局，家一日之间就换了地方。不停地搬 家，便能更准确地知道哪些才是生活必须。以前老人们是不让扔东西，反复嘱咐“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针一线恒念物力维艰”。一角钱买包葵花籽，吃完后纸筒也要拆平放在家里，再不行可拿去擦屁股。那时候擦屁股爱用报纸和书页，现在一看不但不卫生，简直是危险，擦屁股的报纸往往油墨未干。但在当时哪有这么多顾虑，单位的报纸是一种生活福利，主要还不在于看，而是看完拿回家的各种用途，包括裱墙。所以我一度怀疑，只有不停地搬家，才能够让每个家庭接受一次次清理，腾空，用以盛放新的东西。搬家便是吐故纳新的过程。搬家过后，旧房子会遗留许多杂物，一地狼藉。外婆还背着背篓回去几次，把扔掉的东西重新一件一件捡拾起来，然后统统放进背篓，背回。外公会大发雷霆，然后任由外婆再把旧物一件一件归回原处。于是，新居仍是旧居，想扔的终是扔不掉。

他们那年代过来的人，经历过极度艰难的日子，到晚年，稍稍有些痴呆的时候，普遍得来一个毛病，便是翻捡垃圾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让子女都非常为难。

“……现在家里日子好过，你不要再去捡这些！”

很多年后，我听母亲冲着外婆的残余听力，扯起嗓门反复那么说。外婆翻翻怪眼，依然故我。在外婆晚年，我们甚至不敢多给她钱，她会疯狂地买肉，年前熏制成腊肉，大半年都吃不完。在她内心深处，总担心有一天会断粮。

搬家扔不掉旧物。邻居有一老人，搬家以后回到旧居，把扔掉的照片都捡了回去。其实大都是儿媳妇的，现已离婚，人不知去向。照片捡回去，引发旧痛，家人都说这些东西还留着做甚。“都是花钱照出来的，扔掉可惜，多看几眼也好。”她捧着那堆照片，反复地看。

6

我家搬去的政府机关一处宿舍，位于一座小坡头，走到顶有一百多级台阶。台阶很深，我第一次几乎是手脚并用爬上去，院子宽敞，有两棵核桃树。分前院后院，有十五户人家。我家是在前院正中间那一户，前院有两层楼，二楼通道正好连通后院。后院是一溜平房，依山取势，地势比前院高一层楼。住进去以后母亲要我记十五户人家各自姓氏。我记得很快，这样跟人打招呼有准确性。那时候见到亲戚朋友要强制性打招呼，仿佛最能说明家教好坏，不爱吭声不肯喊人的小孩据说迟早要吃亏。

我家有黑白电视，上海飞跃牌，据说比常见的韶峰要好。大家挤到我家看，也啧啧地说确实清晰一点，你看这雪花点颗粒都细。我家晚上总是人满为患。我记得那种热闹，在那时候热闹简直是最不缺的东西。因为这台电视，我家很快融入了这个院子。刚搬上去不久碰上洛杉矶奥运会，感觉像是过年，家里挤得不能再挤，大家凑钱买了鞭炮，准备为中国获得每一块金牌大肆放响一通。

在我们前院的围栏底下是政府招待所的贵宾馆，叫“江山如是楼 ”，比不上现在的家庭客栈，当年却是小县城最有档次的地方。主要接待领导，讲级别，胡耀邦当年来凤凰在这幢楼小住数天。我们都见过，听说是大官，到底多大我们暂时无法理解，家长说和当年毛主席一样，我们也不肯信——真看不出来。

住“江山如是楼”的贵宾不爱看电视，州歌舞团和县阳戏剧团经常会在下面的院子给领导表演节目。我们居高临下地一起看，胆大的小孩敢叫领导的名字，领导通常和蔼地朝上面挥挥手。但歌舞表演看上十分钟就很无聊，还是回家中看电视。那时候，正播《霍元甲》，每个周六限量特供两集，显得特别珍贵，每个姗姗来迟的周六都有如盛大的节目。同时，停电也是常事，三天两头。《霍元甲》 播到最后两集，据说电厂的领导紧张了，开会指示今晚一定保证不断电，“要不然明天会有人拆我们骨头”。宿舍所在的坡头都是菜地，种的最多的却是扫把草，长势特别繁茂。小孩都说，在扫把草里撞见过豹子。大人说只能是猫，小孩坚持说是豹子。大人有口难言，他们总是言之凿凿地说我们这山上有豹子，是为我们不随便乱跑。当时没有电脑，没有网游，电视机晚上才有节目，白天小孩总要四处乱跑，山前山后。那时候小孩一定会扎堆，大小孩带小小孩，自然而然就分成几拨，每一拨都有孩子王。对面气象站也是个坡头，用白色围栏围了四方的一圈，我们只能在围栏以外疯跑，看围栏里的仪器总是觉得高级，里面穿白褂的工作人员令人心生敬畏。

此外，我看见一口生铁的铸钟，巨大，倒扣着钻不进去，在气象站围栏外的草窠子里一摆便是许多个年头。我对那口铸钟印象深刻，因为它的存在，整个气象站坡头不但属于先进的科学，同时也氤氲着一股神秘古老的气息。偶尔，我独自去到那坡头，是不敢面对铸钟。我绕开它走。

气象站坡头再延绵过去，是党校坡头，那里有一个废弃的蓄水池，漆黑如深井，也是独自不敢去。那时候，周围遍布神秘的事物，每一栋有年份的楼房都会流传吊死鬼的传说。与之相对应，我的回忆里总有一种暗黑的效果，随时会陷入深深的惧怕之中。那时候，觉得周遭一切都过于巨大，而我们很小，所以做人做事要格外小心。

其实住在政府宿舍的时间很短，但在记忆里很长。后面我还去过那个坡头，格局并没改变，但房子已经卖给私人。前院的院子被围墙割开，一楼每户多得一间半。一棵核桃树还在，被户主圈在院子里，没有盖成房。院子不复存在，人们内心都想着分割土地，据为私有。反正，时至今日人们也用不着交流。

我以前的邻居，仍有几户住那里。一想他们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年纪都已不小，房子又已私产，估计不会再搬走。

7

不光我家，亲戚也不停地搬来搬去。比如我家搬离了政府宿舍住进自建的楼房，小姨又搬进去住，因为按规定那房子还可以被外公使用。后面小姨又搬到烟厂宿舍，房子并不比政府宿舍更好，但有闭路电视线，每晚都可以看两集港台武打片，是一笔令人眼红的福利。

在小县城，平时见着的亲戚都是母亲这一支，她有四姊妹，母亲行二，上面一个姐，下面一个弟一个妹。父亲六兄妹，他为长，五个弟妹都在农村。除了大姨从未搬家，其他三姊妹都不停地搬来搬去。大姨父是住河边的祖宅，木结构，歪歪倒倒，且还潮湿，充斥着霉味。去大姨家走动一多，不免要问你家怎么还不搬？“是啊，想搬搬不了。”大姨似乎也有遗憾，“你们好搬，我这里想搬搬不了。”风水轮转，后面搞起旅游，大姨家住的那段河岸成为最值钱的地段，一年租金可在县城买半套房。

搬家最多的是舅舅。我惟一的舅舅是县城里一名活跃分子，小有名气。因他创下了无数个第一，比如开设第一家冷饮店，又开第一家电器维修店， 第一个有了私家录像机，买来第一辆南方摩托，第一个（至少也是第一批）穿喇叭裤戴变色眼镜，第一个跑越南引种原种斗鸡苗，第一个自行盗版盒式卡带……

舅舅的能耐，也在于不停地变换单位，每个地方一定待不久，每一时段必定在干四五桩事情，所以他也不停搬家。

后面，我们两家一同买了山上的宅基地，建成私宅，他又调到地市。他家私宅似乎从未有人正经住过，一直被我家当成杂物间，已近三十年。舅舅每次搬家，旧宅都会遗留许多东西。他家里东西多，丢弃不要的也多。每次搬家后，他都不会马上交出旧宅，钥匙递给母亲。“看还有什么能够继续用的，找一找，不要浪费。”舅舅自己浪费，却回回交代母亲不要浪费。于是我们去他旧宅，拧开门，东西多得像是四十大盗的宝洞。有一次他家从副食品公司搬到烟草公司，母亲叫了父亲还有我，父亲挑一担箩筐，我和母亲各背一个背篓，一趟还收拾不完，要去第二趟，满心喜悦。那年头，不怕自己家变成废品收购站，堆的东西越多越好。

第二趟我们往回走，走至半路碰到母亲熟人。熟人说：“亲戚搬家了？”母亲回答：“噢啊，我弟弟。”

“又调单位了？真是狠人。”熟人又说，“汤大姐，正好我家也刚刚搬，留下好多东西可惜了。要不要去看看。”

母亲正在犹豫，不知如何回复。“不用了。”我见父亲脸色一沉。

8

1983 年父亲从别的县份调回凤凰，很快在河畔一处坡头买一宗宅基地，要自己建一幢楼房。一有告别宿舍的机会，小县城的男人们都热衷于自建楼房。

那一宗宅基地有六分，即四百来个平方米，购入价格是一百六十块。是的，简直像是传说或者开玩笑，每平方仅四角钱。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事。过几年，我舅又买下了紧挨的一块宅基地，面积稍小，价格也未上千。

“……当时还有两块钱报个名，开个票，就可以分到三分地，在团鱼垴。”母亲说，“但有规定，要两年内把房子建起来。我们当时胆小，怕建不起来辜负领导的意愿，不敢报名。”现在一看，团鱼垴几乎是小县城的中心地带。

父亲买地的那个坡头是坟山，要自行迁坟。我们这四分地里有两座坟，皆无墓碑，不好查找坟主，告示张贴数月，无人认坟。动土迁坟这事情，其实很热闹，因为坡头一带挖出过官坟，有文物。那年月闲汉极多，有的专门在坟山晃荡，见有人迁坟就围过来看。离我家那宗地不远，另一宗吴家买的宅基地动迁了无主孤坟，残破的棺椁弄开，里面找出两只玉镯。吴家小儿子打架全县有名，要挖地基的民工将玉镯交出，“宝物”当然不会旁落，归他所有。他被武侠书看坏了脑袋，一早就想仗剑走天涯，揣着两只玉镯离家出走，却换不成“银两”——看在眼里值钱，要拿去卖，根本卖不上价。过不久他又自行回家，挨父亲一顿打，照样每天去读书。那时候，小孩一到十几岁，大都有离家出走的欲望。

等到我家动迁宅基地两座坟的那天，我们都赶去看，挖开第一座，有些腐烂木头，不见一块骨头；挖开第二座坟，里面什么都没有。父亲还到处打听相关的说法，说是相邻那个坡头是官坟地，这坡头却是乱葬岗，以前有谁被土匪关羊找不到尸首，会埋一座空坟，说不定我家碰的两座坟皆是如此。这说起来仿佛有些不吉，但我一想，过去的年代真是充满故事。

宅基地买到手，等到房屋建起来用了几年时间，倒不是精工细作留下百年基业，原因只一个：缺钱。这房子是父母零打碎敲攒起来的，他们没有向人借钱的习惯，攒一阵钱买来一堆建材，父亲再把乡下的兄弟亲戚叫来，将这堆建材变成楼房相应的那部分。钱花光，便停工待料。或者，到了农忙时节，乡下亲戚也不得不停工，回乡务农。

那几年，每到周末和假期，父亲就带我和弟弟去到未建成的楼房里，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把土坎一凿一凿弄出台阶的模样；比如说到处捡石块，把台阶砌得齐整一些；还在周边开几畦菜地，种各种蔬菜。劳动和游戏其实浑然一体，终日待在山坡头，并不累。但父亲一念书，人就发困。那时父亲爱给我们念书，虽然不太听懂，但一听便是两小时，强自撑着，不敢不听。记得父亲读完整整一卷《艳阳天》，我只记住几个人名，以为都是父亲认识的人。

房子建起一层，弄出一个四方的阳台，父亲把竹床扛到阳台，晚上三个人挤挤挨挨地睡，睁眼便见满天星斗。夏天极热，山上蚊子又多，很长时间难以入睡。我却不烦，以为生活原本这样充满忍耐，也怀有期待。

两层楼房历经数年，旷日持久地建起来，回头想想那东拼西凑的模样真是丑得骇人，但建成时，全家只晓得开心。用父亲的话说，我们自己有天有地。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再不用搬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