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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田拓荒为本相 ——田本相和他的两种新著

来源:文汇报 | 祝晓风  2018年12月29日08:28

田本相先生最近的这两本书,都有“砚田”之名,可见作者对此偏爱。田先生说他自己就像一个老农夫一样,每天在砚田中耕作。所以,以“砚田先生”指代田先生,也无不可。很长一段时间,我自认为对田先生是比较了解的。——我们相识已有二十多年,因为工作关系,与田先生前前后后也打过一些交道。

——不过,这了解毕竟还是浅。这个认识,是我在重新读了田先生的几本书,特别是《砚田笔耕记》之后的深刻感受。毫不夸张地说,田本相先生这个人,本身就是一部大书。

对田先生本人来说,他一生可以说有三次大的转折:一是从军,上前线。1949年3月23日,田本相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二分团——这个四野南下工作团中,当年还有汪曾祺。那一年,田本相十七岁,还是一个富有激情和梦想的青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田本相被派往前线,到19兵团任机要组长。他亲身经历了这一场大战争,收获的不仅仅是三等功和朝鲜政府颁发的军功章,还有成熟与正直,和一个勇字。

二是上南开。南开八年,几乎就此规定了他今后的职业方向,塑造了他的学术品格,也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甚至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田本相此后的人生轨迹。本科五年之后,又接着跟李何林读研究生三年。多读的这三年,就决定了田本相与他大多数同学在学术上的差别,那就是系统的正规的学术训练,在研究和写作能力上,有了质的飞跃。

三是到北京,先在北京广播学院二十年,后到中央戏剧学院,最后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1987年10月7日,田本相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报到,接任葛一虹,任话剧研究所所长。这一天,不仅对他个人是重要的,对于中国话剧史研究,对于中国话剧研究,也是值得记入历史的日子。几个不同学术科研机构的工作经历,使他获得了更广更深的知识准备。在广院,他一边教学,一边研究新兴的电视文化学。在中戏,他更是直接地接触、研究戏剧表演、舞蹈、美术等舞台艺术中的各个方面,并且写作、完成了《曹禺戏剧论》。

回过头来看,他经历的这些炮火洗礼,学术训练,好像都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他自称,在北广和中戏做了二十余年的“边缘人”,但正是这些“边缘”时光,给了一个学者充分的沉潜的时间。他终于走到学术与人生的一个新阶段。

一个学科,一门学问,最重要的,是基础性研究。田本相对中国话剧研究的贡献,对整个中国话剧的贡献,不在于他当了个话剧所所长,而在于他清楚地认识到基础性研究的重要。只不过,他在所长的位置上,把话剧史,这个基础性研究确定为研究所重点,全面地彻底地推进开来。这就是田本相在学术组织方面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感。当然,这也体现了他的勇。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田本相就意识到,中国话剧史是一个未开垦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生荒地。当年,陈白尘、董健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葛一虹主编的《中国话剧通史》,都还在酝酿写作之中,尚未问世。1984年,田本相到中央戏剧学院教书时,发现堂堂中戏,竟然没有中国话剧史的课程;而一些戏剧评论家、戏剧理论家,对中国话剧史也缺乏足够知识,以至于一些所谓“大腕”声言,中国话剧的历史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85年,田本相提出了关于《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的构想。进入90年代,陈白尘、董健的 《史稿》,葛一虹的 《通史》,还有田本相的《比较戏剧史》相继问世。这三部史,可代表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史研究的水准,也标志着中国话剧史学科的建立与阶段成果。可以说,田本相与比他长一辈的陈、葛诸先生一样,都是中国话剧史学科的奠基者与开拓者。而其中,田本相因为有着曹禺专门研究的根基,他的成果就更富有个人色彩。

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的一个集大成者。研究中国话剧史,必研究曹禺。而在曹禺研究这一点上,田本相下了别人没有下过的功夫。他的《曹禺剧作论》《曹禺访谈录》《曹禺传》,形成一个系统的纵深的成果。《曹禺访谈录》《曹禺传》是田本相在曹禺的直接支持下,采访大量当事人,发掘、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研究,才是坚实的,才是真正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才能写出曹禺“苦闷的灵魂”,超越传主的个人视角,对传主做历史的和学术的审视。这些访谈,这些一手史料,也在《曹禺访谈录》中发表出来,引发出整个现代文学界对曹禺研究的一个新的向度。田先生关于曹禺的这些成果,这些第一手史料,一问世,就为学界所重,是研究现代文学、现代史必读的书。

一般人,能发掘出这些史料,能写出一部像样的《曹禺传》,就足以使自己的名字镌刻在学术史上了。但田本相的成果远不止于此。概括地说,田先生本人的成果,一是丰富,涉及话剧史、话剧理论的各方面,研究了许多关键人物,提出了许多引领学术的问题。二是贯通与宏大,不但是上下贯通,把话剧中各个方面贯通,把戏剧批评和戏剧史、戏剧理论三者打通,把戏剧和文学贯通。在这种大贯通之上,田本相建立了自己的话剧史理论体系。三是基础性,他本人的研究,还有他所主持的诸多研究,成为后人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

田先生在离休之后,在主编《中国话剧艺术通史》和撰写《中国话剧百年史述》之后,仍不止步。经过多年准备,努力,他主编的九卷本《中国话剧艺术史》2016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力求还话剧史以综合艺术史本体,对百年来中国话剧史作了一次全面的、系统的梳理,是一部具有百年总结性质的里程碑意义的史著。

这本《砚田无晚岁——田本相戏剧论集》,则是砚田先生最新的论文结集,集中了作者最重要的一些理论思考。比如,田先生曾经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历史有一个评估,认为它有“两个特点,两个潮流,一大弱点。两个特点,一是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移植性、模仿性和实用性;一是中国现代戏剧理论的经验性。两个潮流,一是诗化现实主义的理论潮流;一是实用现实主义潮流。一大弱点,是学院派理论的孱弱”(宋宝珍著:《残缺的翅膀——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稿》序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5页)。其中,“学院派戏剧批评”就是田先生近年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何谓“学院派戏剧批评”,田先生认为,它首先意味着是一种精神,即独立的、自由的、讲学理的、具有文化超越的远见和胆识的批评精神。大力提倡“学院派批评”,也是田先生近年对于戏剧批评的一个贡献。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田本相出任话剧所所长,首先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中国话剧的传统问题。他当时就想,中国话剧难道就是“战斗的传统观念”所能完全概括的吗?难道真像所谓“大师”和“先锋”所说的,中国话剧没有留下什么好的东西吗?——此文集中,就有几篇文章论述中国话剧的“诗化传统”和“诗化现实主义”。这两个概念和提法,不妨看作一个大概念。他指出,中国的文学传统是诗化传统。《诗经》《离骚》之后,赋、词、曲皆由诗演化而来。中国戏曲和中国文学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外来的话剧,进入中国这个伟大的诗的国度,也为这个强大的传统所融合,就不可避免为这强大的“诗胃”所消化。“话剧走进这个伟大的诗的国度,即开始了话剧的诗化进程。”“中国的诗化现实主义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的田汉,30年代形成曹禺、夏衍的诗化现实主义主流。它是在吸收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现代主义的精华以及中国文学的诗性智慧和中国戏曲的诗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更在奋起抗战的民族大觉醒之际,最终构筑成中国话剧的宝贵的艺术传统。”“这样一个传统是我们最可宝贵的遗产,也是最值得继承和发展的。中国话剧的希望也在这里。”

这是田先生对于中国话剧传统的一个总的命题。在这个总命题之下,他还有许多精深的研究,如,他提出“诗意真实”概念,所谓“诗意真实”,“首先是对现实生活中的诗意的捕捉、感悟、提炼和升华”。他发现,焦菊隐也一再强调舞台的“诗的意境”。心象、意象,这本是中国传统的诗学范畴。戏剧艺术所要创造的即是戏剧意象。焦菊隐反复强调的是,没有演员的富有创意的审美感受、审美体验,就不能产生“心象”。于是之说:“演员真该像是一个苦吟诗人,敏锐地去感应,把生活的里里外外不遗漏、一丝一毫地都记载下来,记在情感中,记在笔记本里。” (《于是之论表演艺术》第13页)田先生指出,这里说的“感应”,“记在感情中”,就是焦菊隐强调演员审美感兴的注脚。

文集中,除了作者这些关于学院派戏剧批评的最新观点,对于中国话剧史,特别是诗化传统的新的进一步的论述,还有作者对一些重要人物的评述和回忆,这里面既有学者,如李何林、宁宗一、焦尚志,也有导演和演员,如石挥、于是之、苏民等,当然也少不了曹禺。总之,内容丰富,随处可见新的材料和睿见,可以说是吐金咳玉,每一篇都浸透作者几十年的心血,包含作者的学术思想精华。

(《砚田无晚岁——田本相戏剧论集》,田本相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即出;《砚田笔耕记——田本相回忆录》,田本相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