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说是去看雪，其实不尽然。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看到过像样的雪了。气象预报说，后天江南山区大雪。我脑子里的那个声音就尖叫起来：“走吧，离开这儿，那个地方在等你呢。”我犹豫不决。那个声音又叫：“你还等什么？那个地方要下大雪了。”我这才向女科长请了五天年休假，而且谎称是母亲病危。第二天一早，我驾着长城越野车，像逃亡一般离开了闹心的都市，直奔清凉山。

这儿与安徽省交界，重峦叠嶂，太子尖上，云雾缠绕，如临仙境。这些年，我有好几次都想象着自己离家出走，在某个遥远的地方定居下来，隐姓埋名，开始新的生活。在太子尖顶上，我将越野车停在路边，下车，斜靠在车身一侧抽烟；我独自眺望雾茫茫的山下，恍如隔世。

因为零距离，身边的雾粒视而不见；而由近及远，雾层渐次浓厚，将一切都掩盖了。除了混沌的大雾，什么也看不见。很难想象，那么细微的水珠，肉眼都无法将它分辨，却能将整个世界吞没了。山上弥漫着湿漉漉的像松针般尖细的阴冷，夹杂着植物死亡和腐烂的气息。我冷不丁地哆嗦了一下，眼前又浮现出阴冷的东河，河面上的薄冰像毛玻璃罩着一具尸体；若梅静静地睡在河底，瞪大着双眼。她是在张望众安桥上的行人，还是在张望天上的月亮？

“为什么？”

我早已问过千遍万遍，但现在我又加上了一遍。

我猛地摇摇头，将烟屁股扔在地上，抬起右脚使劲地踩灭它。

我在山中找到一家农家乐。我看到用竹篱笆拦起来的高大院门上有块横匾，上面写着“沈氏农家乐”。院门大开着，我就直接开进去，将车子停靠在院子东侧，一辆黑色轿车、一辆红色轿车和一辆银灰色面包车边上。我的脚还没有落地，就听到主屋那边传来狗的叫声，一条黑色狼狗率先朝我冲来，接着又有一条白色狼狗和另一条黄色狼狗跟上，它们呼地围上我，气势汹汹的。黑色狼狗凑到我右脚边，嗅了嗅，然后用它的舌头舔了下我穿袜子的脚踝，才抬头与其他两条狗对视了一下，像是在交换意见，又像是对我做了必要的鉴定。这时候从主屋里赶出来一位红脸膛的中年男人，身材魁梧，虎背熊腰，乍一看是个粗犷男人。他穿着鼓鼓囊囊的灰色羽绒衣，像一头北极熊，灵活地朝我奔来。但走近了再瞧，他满脸松松垮垮的皮肉，泄露了他应该是个生活散漫的人。想必他就是老板吧。他拦在长城越野车前，冲从车里钻出来的我挥手，一下比一下狠，像在赶一头到处流窜的猪回栏圈。他中气十足地吼：“走吧，走吧，要封山了。”

“干吗？”我站直了身体，左手扶住车门顶沿问。

“大雪明天就到了，封了山，你想走也走不了了。”

“我就是来看雪的。”

“雪有啥好看的？我不是吓唬你，你今天不走，整个冬天休想走得了。”

“呵呵，这么好的地方，一辈子不走都行。”

我四周望望，这儿景色绝对好；我心说，你吓唬谁哪，老板。

老板脸上绷得紧紧的，倒让我觉得他其实是个坚毅有原则的男人。这么一想我就有些好奇，他到底是个怎样的男人？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就在我们对峙时，老板娘赶出来了。

她训斥老板道：“来的都是客，哪儿有赶人家走的道理！”

黑的、白的和黄的三条狼狗，见到老板娘就迅速从我身边撤离；它们跑到她身后，转身，站住脚，摆出一个扇形的阵形，三对大眼睛乌溜溜地盯着我，大有老板娘一声号令就把我灭了的架势。

老板见到老板娘，就像老油条的老鼠见到猫，只顾自己急匆匆地蹩进屋里去。

老板娘身着一袭白色羽绒衣，竖领敞开，纤巧的脖子上系了条红色丝巾，艳丽的巾梢顺风飘动；看侧面，还以为她是个姑娘呢。老板娘笑呵呵的，嗓音清脆：“请进。”我从后备厢里取出拉杆箱跟她进去。她笑道：“家里确实没有其他客人，饭菜就不单独为你做了，我们吃啥你就吃啥，可以吗？”声音如春风中的银铃，非常悦耳，不容我有其他想法。我忙答道：“当然可以。”

老板娘吼了声：“春天！”三条不同颜色的狼狗飞快地跑走了。

我问她吼谁哪？

她说狗呀。

她说黑的是春天，白的是夏天，黄的是秋天。

“那冬天呢？是什么颜色？”我顺着她的话问。

她说：“就三条。”

我又问：“老板娘不喜欢冬天？”

老板娘说：“喜欢，才不当狗来使唤。”

老板娘一直在笑。

老板娘带我到二楼，东头第一间，朝阳，她推开房门道：“我把最好一间房给了你呵，中午还有剩菜剩饭，我给你热热。”我说：“不用了，我想先休息。”听我这么说，老板娘迟疑了一下，又问：“你住多久？”“个把星期吧。”“老板是个爽快人，我也就不多要了，吃住一起，每天一百五，便宜吧？”“便宜便宜。”我无心计较这些，就随口道。“那你先预付一千块吧，把身份证给我，我登记一下。”“好。”我摸出皮夹，数了钱，又抽出身份证，叠在一起，放到她手上。她下楼，一会儿又上来，把身份证还给我，并帮我打开空调。她说：“那你好好休息，吃晚饭再来叫你。”“谢谢漂亮的老板娘。”她笑得像朵花。我站到窗前，窗外的山林呜呜直叫，整座山在剧烈地摇晃。

我突然像雪崩一般，整个人松懈了下来。

有人敲门时，我正在昏睡中。敲门声像是从梦里发出来的，持久而有魔力，像婚礼进行曲或丧礼进行曲，一遍接一遍地在我梦里演奏。上一遍与下一遍中间会停顿一下，正当我以为停了的时候，又开始了。

“谁呀？”

“老板，吃晚饭啦。”

房间里一片漆黑，惺忪中明白是叫我吃晚饭，我才出了一惊，都这么晚了吗？我看了一下手机，已经五点一刻了。我在都市里常常失眠，而现在居然沉睡了整个下午，脑袋沉沉的。“我马上下来。”我答话是不想再听到富有节奏的敲门声。

我讨厌这种富有乐感的声音。

“该死的！有必要拿进行曲来敲门吗？”我在心里犯嘀咕，“我还没死，也不想结婚。”

若梅静静地躺在结冰的东河里，从她胸口到腰里，缠绕着八条拴自行车的铁索链条，整整八条哪！都上了锁。这些沉重的铁索虽然稍细，但都比较长，每根能在她胸口缠绕两三圈。她的四肢是自由的。落在身体两侧的纤纤玉手紧握住拳头。拳头里是东河黑漆漆的淤泥，有一股难闻的腥臭味，把她的双手都弄脏了，弄臭了，就像菜市场里成天与海鲜打交道的水产品女摊主的双手，令人作呕。

这一切只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

我拼命地摇头，好像能把它们从篮子般的脑子里甩出去，甩个精光。

我打亮顶灯，起床，穿戴整齐，又洗了把脸。洗脸时我发现眼角有两大坨眼屎，这是某种疾病的预警信号。我开门出去，她还站在门口。她应该是老板娘的某个女儿，年纪比我小吧，但也不会小很多，最多三四岁的样子；她穿着入时，是外面有裙里面有裤的那种时髦的服装，一身墨绿色。她的模样活脱像老板娘，同样非常扎眼。

我赶紧移开目光。

她笑了，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左边有颗虎牙，很迷人。

她肯定知道这个，就习惯咧大了嘴巴傻笑。

她催我快点，说：“已经开吃了。”

她说：“我叫丹雪。老板贵姓？”

我说我姓杨，并礼貌地朝她笑了笑。

楼下客厅里灯火辉煌，大家正围着热气腾腾的圆桌，有说有笑地吃得热闹。我稍稍目测了一下，除了已经见过面的老板和老板娘，还有两对年轻男女和三个孩子（两女一男，年龄在三岁以上，十岁以下）。我和这个叫丹雪的女人刚走完狭窄的楼梯，出现在客厅门口，他们就顿时安静下来，连三个小孩子也乖乖的，齐刷刷地盯住我看，好像我是头怪物。老板娘热情地招呼我，老板拍拍他身边的椅子背，叫我过去坐。我有些受宠若惊地坐到他身边。丹雪紧挨着我，坐在我的另一侧。她的椅子是一个同样红脸膛、身材魁梧的年轻男人自动让出来的。他有一对又粗又黑的眉毛，像是用毛笔蘸墨画上去的。在一字形的浓墨下，是两颗与眉毛极不相配的小眼珠，在一个劲儿地傻笑。对面有个年轻女人就说他：“刚才就跟你说了，你偏不听，现在懂了吧……”老板娘一直在笑。她隔着老板鼓鼓囊囊的肚子，迂回曲折地递给我一只玻璃杯子说：“来一点吧？这是我们家私酿的秘酒，别处可喝不到呵。”

我还没有醒透，头有点昏昏沉沉，感觉也有点木；我微笑地婉拒了她的好意。

我说：“我不会喝酒。”

“不可能！”老板娘故作惊讶地笑道，“男人烟酒不分家的，会抽烟就会喝酒。”

“谢谢，”我说，“我真的不会。”

丹雪似乎有些失望，她迅速起身，把失望掩盖过去了。

她去给我盛了一碗米饭。

那是一只海碗。在都市里少见的。至少我家里不会用这种特大号的碗来盛饭的。她还盛得满满的，堆得山高。沉睡了整个下午，我丝毫没感到饿；尽管我一整天都没有吃过东西。我说我吃不了这么多。真的。丹雪为难地劝我道：“你吃了再说嘛。山里产的米，柴火烧的，特别香。”我被老板和丹雪夹得紧紧的，进出都很不方便，就没好意思起身。我吃了一口，味道果然不一样。确实不一样。“好吃，好吃……”我连声赞道。好像刚下肚的这口饭是个诱饵，立马将我的饥饿诱惑上钩了，我顿时胃口大开。“吃菜，吃菜。”丹雪夹了块肉到我碗里，她说：“这是黄麂肉，你吃过吗？”我不知道这桌子菜里，除了笋干烧肉、蕨菜干炒雪菜、石衣青豆炒香干、萝卜、豆腐和新鲜蔬菜外，还有野猪肉和黄麂肉，我从来没有吃过。

三条分别叫作春天、夏天和秋天的狼狗，在饭桌底下不安分地钻来钻去，它们毛茸茸的身体擦过我的大腿时，总让我有些担惊受怕，我怕它们冷不丁地在我腿上咬一口。

我长到这么大，还没有来深山老林里待过。一趟都没有。出行前我做了功课，导航是个好东西。我之所以把目的地锁定在清凉山，是因为两年前我看到过一篇报道，说有个驴友在清凉山上失踪了，第二天找到时他已经冻得冰硬。能让人失踪，又能一夜之间冻死人；我想清凉山肯定高，肯定复杂，肯定是我一直以来所向往的那种山。

我和若梅结婚两年，或者一年，或者更早一些，那个声音就在我们一次做爱失败后，我侧身背对着她抽烟时，突然从我脑子里冒出来。那个声音说：“走吧，离开这儿，总有一个地方在等着你。”那个声音自说自话，你不知道它啥时候冒出来，但总是在某个我有难言之隐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不过，自从我看到那篇报道后，那个声音就把“哪个地方”改成“那个地方”，目的地就非常明确地锁住是清凉山了。

“为什么？”

我这一生都在问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个为什么？现在，那个声音为什么选择死了人的清凉山作为目的地呢？难道我也要寻死吗？但我的同事——唯一一个和我走得比较近的男同事——可笑的大伟却对我说，只有作死的人才会作死。他又说，假如你要找死，那你肯定会有充分的时间找到适合你的死。这家伙看书多，偶尔能从嘴里蹦出一两句扎人心的话。可是，我贪生怕死；就是睡在我身边有五年之久的女人，也比我这个窝囊的男人伟大。我是真的越来越弄不懂她了，若梅就像一团谜，你越猜她就越令人费解。

心灵是孤独的猎手。

每个人的心灵都是这样的猎手。它们穿行在芸芸众生这片茂密的热带雨林中，将其他任何心灵视作捕捉的猎物，瞄准，射击，砰！猎物落地，猎犬捡回来，交到你手上。但是，你得到的又是什么呢？那只是一个死物，没有生命，没有思想，什么也没有。

若梅选择躺在冰冷的东河里。从那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各种心灵的子弹冲我纷至沓来：冷漠、谩骂、诬陷、背叛、仇恨……任何一枚子弹都能要了我的命。但我依旧贪生怕死，苟活在像被埋了还没有死透的黑暗的泥潭里。如果我敢于面对死亡，敢于去死；那么，我也就不是现在的我了，我的人生早已获得巨大的成功，在都市里惬意地过着另一种生活。

我是自找的。我们都是自找的。

我虽然不明白那个声音为何选择清凉山，但我清楚那个声音就来自我孤独的心灵。

我惊讶地问：“现在还有黄麂？”

我没有吃过黄麂肉，更没有见过黄麂跑，不知道它长啥样的。

“有呀。”丹雪抢答道，又夹了块肉，得意地说，“这是野猪肉。”

“呀？”我有些吃惊。

丹雪笑道：“要不，明天叫爸带你去弶野猪和黄麂的地方瞧瞧？”

“真的？”我惊喜道，“太好了。”

我扒下半碗米饭时，才注意到大家都在瞪着我在笑；就连三个孩子都眨巴着天真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我像老山羊啃嫩草般嚼动的嘴巴，笋干很嫩。我发觉自己就是个抢羹饭的饿死鬼，吃得太快了。刚才我还说自己不饿来着。真丢脸。尤其在四个漂亮的女人面前。我继而又发觉这家子早就达成了某种默契，老板娘和其他两个女儿，一直在笑，她们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纵容着另一个女儿——丹雪；而老板和另外两个年轻男人，则不动声色地饮酒，好像除了喝酒，这儿就没他们什么事。我自嘲地笑道：“柴火烧的米饭就是好吃。”老板娘笑道：“好吃，你就多吃点。”说着，她也夹了块黄麂肉给我，越过老板鼓鼓囊囊的肚皮送到我碗里。我忙说谢谢。又说不客气，我自己来。老板娘笑道：“那你筷头长些，在自己家里嘛。”

“在自己家里？”瞧老板娘说的。

我放慢吃速，无论是菜，还是饭，都强迫自己在嘴里多嚼几下。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良策。

喝酒的人很少吃菜，这让我更加羞愧。他们也不像朋友聚餐那样频频碰杯，只是散淡地饮着自己门前的酒，只是乐呵呵地傻笑着，很少说话。随着落肚的液体的增量，他们相似的红膛脸上的笑容更灿烂更蓬勃。但他们笑得毫无个性。我也说不上原因，但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我吃完堆得山高的一海碗米饭后，感觉自己还能再吃半碗；但我不能再吃了，不然真成饭桶了。

我坐在那儿，巡视着他们门前的玻璃杯，液体血红血红的，说得好听点是琼浆玉液，说得直白点是鸡血。我没话找话地说：“这是什么酒呀？颜色好鲜艳呵。”说实话，我有些心动，见他们喝得那么尽兴，我也想喝上一口，尝尝是啥滋味。

但我从不喝酒。

也正因为我从没喝过酒，我就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喝；会喝的话，又能喝多少酒。

“来一点嘛，”老板娘热情地劝我，“尝一下又不要紧的。”

任何话从她嘴里出来，永远那么在理，永远那么动听；别人只有听从她的份儿。

她狐狸般的媚笑更是令人无法抗拒，如果我还是个有种的男人的话。

但我一般都不太有种。

老板粗壮的大腿，确切地说，是他坚硬的膝盖，在饭桌下用力撞了我一下。

刚巧就撞在我冰冷的膝盖上。

我皱了一下眉头。

痛！

我扭过头去，却看到老板正低头喝他的酒，像老牛在池塘里饮水，上半身臃肿地前屈，对我询问的目光丝毫不予理睬。想到他午后在院子里见到老板娘时，就像老油条的老鼠见到猫一般的熊样，我猜他是故意不理我的。但我清楚，他是有意撞我的。他干吗要撞我？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但他喝了一大口酒后，依旧低着头，拒绝回答。

丹雪接住老板娘递过来的还有小半瓶酒的雪碧瓶，往我门前的玻璃杯倒了半杯。我还在想老板撞我膝盖的用意。我有些犹豫，拿不定主意，我觉得老板的意思，应该是叫我不要喝，难道这酒有什么问题吗？应该不会吧？他们不都是好好的吗？但我还是说不喝不喝。丹雪硬将酒杯塞到我手上。她脸上的笑容也比刚才大了许多，那颗虎牙鹤立鸡群般地突出在两排洁白的牙齿间，非常招摇。“喝嘛，又不是毒药，”她说，“喝一口又不会死的。”

她竟然用了“死”这个字。

她这是以“死”相逼哪！她把我当成胆小鬼，就有点儿小瞧我了。也或许是我想多了，她话里带“死”字只是个习惯而已。现在很多年轻点的人，都有这个习惯。“你不说会死呀？”“你不笑会死呀？”你不这样会死呀，你不那样会死呀。若梅就有这个习惯，有时候听着她满口死死死的，我就心烦，特心烦，我就生气地冲她大吼：“你给我少说两句 ，闭上你这张破嘴！”其实，我也有这个习惯，只不过我习惯话里带个“破”字罢了。破单位、破领导、破女人、破车子、破玩意……什么都是破的。但什么都是破的的我，至今还活着，而说死的若梅却真的死了。

当然，照大伟可笑的说法，我只是存在着，而不是活着。

两者有区别吗？

丹雪拖着好听的尾音，让我心软。我顺从地喝了一口。确切地说，我只是微微侧过杯子，让杯中的液体慢慢地没到双唇之间，就像钱塘潮水爬上长满水草的江滩后，又迅速退潮一般，只含了一点点在我的嘴里。我得先尝一尝味道，才允许它们咽下去。

酒很香，也润喉；丝毫没有苦、涩、辣、烧的感觉。

我在丹雪殷切期待的目光中，又大胆地补了一口，比第一口起码大了一倍的量。

我这才放下酒杯，赞道：“不错不错，这酒挺好喝的。”

“就是说嘛！”丹雪以夸张的语气肯定道。好像是她喝了酒，而不是我。

凌晨，我醒来，房间里亮着一盏灯，是左边床头柜上的台灯，灯光像一个橘红色的小圆圈，只圈住很小的地方。我就躺在它身边的黑暗里，看到左侧墙上的那排窗户，天还没有亮，但已经有了一种少见的银灰色的亮光，像白雾一般从窗户涌进来，把房间粉饰得白涂涂的。东头墙角上的空调突然发出嗡嗡的震动声，给我一种老牛拖破车的沉重感。我感到口渴，感到胸闷，但我不想动，一点都不想动，浑身酸痛，就像《活着》里的小学生有庆被抽干了血。

此刻，我就有一种猛然间被抽走大量血的疲倦和眩晕。

但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刚刚结束的奇怪的梦。

在那个真实得像真的一样的梦里，丹雪架着梦里那个哈哈大笑的我，踉踉跄跄地爬上狭窄的楼梯，楼梯的宽度容不下两个并肩而行的身躯，磕磕碰碰的，我的没有圈在她肩膀上的另一只手，有一搭没一搭地拍着楼梯扶手，因为用力过猛，楼梯颤颤巍巍的，楼梯的踏板也发出嘎吱嘎吱痛苦的呻吟声。梦里的那个我不知说了什么，我倒不记得了，只记住她的揶揄：“你就吹吧。”

好像她的揶揄是份崇高的奖赏，梦里的那个我又哈哈大笑，像打了胜仗的将军。

她将梦里的那个我架进房间，让我坐在床上，从她自己的肩膀上撤下我的手臂；但梦里的那个我醉得连坐都坐不住，她一松手我就突然仰天横倒在床上。丹雪也随之倒在我身上。她比我想象的要重得多，就像四五十公斤的石头压在我的胸口，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听到自己又粗又急促的喘气声。“你干什么？”她用力拆开我圈在她身上的双臂，从我身上爬起来。梦里的那个我就猛地挺了下上半身，又一把抓住她的右手，或者是左手；我记不清了，反正我们又一次倒在床上，身体压住了身体。

她气愤地问：“你是我的谁呀？”

好奇怪的问法，她有必要这么问吗？

梦里的那个我回答了。或许没有回答。我困死了，困得连眼睛都睁不开。但梦里的那个我却异常清醒，窥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将我压在身下的棉被艰难地抽出来。为此，我不得不滚了一个身。她在床前蹲下来，给我脱掉了皮鞋。先是左脚，咚！一只鞋子掉地板上。再是右脚，咚！又一只鞋子掉地板上。她脱掉我的两只白色棉袜，左脚的塞到左鞋里，右脚的塞到右鞋里。她把两只鞋子理到一起，放到床头柜角边的床底下。她解开我的裤带——一根牛皮带，锯齿卡口在皮带反面的某一段上咬下浅深不一的牙印，就像老泼妇留在丈夫手臂上的伤痕。她抱我坐起来，我的脑袋搁在她的左肩上，她给我脱光了上衣；然后托住我的头，把我放倒在床上，再脱裤子。她站在床那头，双手抓着我的裤管末端，恶狠狠地往自己那边扯，就像从我身上撕下一层皮。难道她认为我有裸睡的习惯吗？就在她扒走我身上最后的那点裤衩时，我想阻止她来着的，但我实在太困了，我只抬了抬屁股就又睡过去了。

这个丹雪，她做完这些事情，转身就走了。

我听到浴室里哗哗的流水声，好像山上的瀑布，在远处响个不停。过了很久，才传来踢踢踏踏细碎的脚步声，一溜烟消失在我的床前。她潮潮的暖暖的软软的香香的身体，被硬塞到我的被子里，迅速地贴上梦里的那个我的后背，她那对软嘟嘟热乎乎的大乳房挤在我的背上，挤得扁扁的。我被吵醒了，尽管她什么话都没说，房间里静就得连像老哮喘病患者的空调也屏住了喘息。确切地说，是梦里的那个我的身体醒了，像个潜伏在黑夜中的小偷。

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扳动我的身体。

我顺从她的手势，翻过身去，压在她身上，就像大一号的锅盖盖上小一号锅子。

两次欢爱后，我斜靠在床头板上，将凌乱的棉被用力往上拉了拉，盖到双腋下面，然后点燃一支烟，默默地抽着，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这一刻，我的体内空荡荡的，空虚得就像一口钟，唯有心脏像钟摆一样，在钟空中孤独而又无聊地摇摆着。但到了下一秒，我又像做了错事的小学生，突然有了跟老师说明原因的冲动，却又拿不定主意该说些什么。

我喃喃自语地说起从前有过的梦想。

她应声侧过身，屈臂支着头，看着我抽烟和说话。

我说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梦想自己在深山老林里有一座小木屋，木地板上架起一只火盆，生起旺旺的火，火盆上支着一把熏得墨黑的白铁水壶，长长的壶嘴呜呜地喷着一股白烟般的水蒸气，就像滚滚的浓烟弥漫开来，木屋里很温暖，湿漉漉的，有着我说不上来的温馨和安宁；老狗来福跟随我已经十五六年了，它就趴在门外，披着我给它裹在身上的毛毯，捂住了耳朵，偶尔看一眼满天飞舞的雪花，一声不吭。就在这座温暖的小木屋里，我和心爱的女人在火盆前的地板上，夜复一夜疯狂地……

“什么？”她故意问，一对大眼睛亮亮的。

我说：“就那个呗。”

她笑道：“那你的愿望现在实现了。”

“嗯，正在实现中。”我笑道。

“饿吗？”她问。

我说：“饿。”

又一次。

我们疲倦地相拥在床上。

我把脑袋埋在她那两只沉甸甸、暖乎乎的乳房中间，就像倦鸟钻进了窝里。

她一直在笑。

她就像怕痒似的，不停地扭动上身。

我终于清醒了。我扭头查看床头柜上的烟灰缸，有三个烟头倒立在缸中央，边上还有一个烟头横躺着，像个赖在地上不肯起来的孩子。那包“利群”牌香烟紧贴着台灯的底座，像是台灯的小情人；它的身上压着一次性的打火机。打火机的招贴纸上是个暴露的大胸女人，朝谁都是一脸淫荡的傻笑，败人胃口。我记得昨天下午睡前，只抽过一支烟。那就是说，有三支烟是我晚上抽的。我有个习惯，每次做爱后，都要抽上一支。那是种享受。

我还没有傻到掀起棉被来，查看自己是否穿有短裤。我清楚棉被洞里的身体，就跟我出娘胎时一样干净。我伸手从烟壳里抽出一支烟来，点燃，后背慢慢地靠上床头板。抽了两口。我突然想知道我的衣服都去哪儿了，我扑身向前，趴到床那头，查看地板。我看到所有的衣服，就像冬眠的蟒蛇一样盘踞在地板上。这肯定是丹雪的杰作。

这么说，一切都是真的，不是梦。

她为什么这么做？我是她的谁呀？

我记得昨晚我开始喝酒时，三个孩子就下桌去玩了。他们在屋里像疯了般地跑来跑去，不知是在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还是在捉迷藏？这个我不甚清楚。我也没有问。或许什么都不是，他们只是喜欢奔跑而已。而在冬日的夜晚，外面太黑又冷，尤其是大雪压境的晚上，北风呼啸，远近的山林就像被遗弃的怨妇，在集体悲号。大人是不作兴让他们出去玩的；他们就只能在屋里奔跑，有些吵，非常吵，老板娘已经阻止过两次了，但小孩基本上是不长耳朵的，除非拎住他们的耳朵。老板娘站起身，笑着对我说：“你们慢来。”就把老板拖走了，一起去管理三个孩子。

老板和老板娘走后，那晚就没有再出现过。

三个孩子也被他们赶走了。

老板起身的那一瞬间，他瞪了我一眼，似乎还用厚实的嘴唇朝我的酒杯噘了一下。或许他并没有这么做，是我看走眼了。但我觉得他噘了，而且理解为让我少喝点酒。刚开始喝时，我也是这么打定主意的。但喝着喝着，我就喝多了。

我想不喝多都不行。一来这酒实在太诱人，非常好喝，喝上去还不让人觉得醉，丝毫没有让人难过的感觉。二来我是一个人，一个新手；而他们却是五个人，其中两个是老酒鬼。我现在清楚了，他们是丹雪、丹雪的大妹丹雨和她丈夫小李、丹雪的小妹丹霞和她丈夫小陈，我还问过他们在哪儿工作？丹雪帮他们回答了，说就在家里。这就是说，这家子就靠开农家乐过活，一家人厮守在一起，倒也其乐融融。挺好。三来我喝了酒就不知怎的喜欢说话，滔滔不绝地说话，跟人抢似的；在一段话与另一段话之间，拿酒润一下喉咙，压根儿没把酒当作酒来喝。

我都说了些什么呀？

我好像什么都说了。

我的双颊在发烧，火烧火燎的，但我不知道。我的脸上带着邪恶的笑容，我也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自己用调侃的口吻，说到若梅的死。我说第一个发现她的人，那个打报警电话的人，肯定屁都吓出了。他趴在清晨的众安桥的扶栏上，边抽烟，边漫无目的地晃荡着一双年轻的眼睛。冬日清冽的晨风裹挟着从他嘴里喷出来的烟雾，刮过他身后马路上的行人。他有好一阵子双臂趴在扶栏上，忘了抽夹在手指间的香烟。他突然松开扶栏，像是发现自己原来趴在毒蛇身上似的，惊慌地后退数步，差点撞到一辆电瓶车。开电瓶车的老兄，骂了句什么他也没有在意；他似乎定了定神，仍旧不相信是真的，却想确定一下，又一次上前趴到扶栏上。

随后，他在众安桥上不停地骚扰过往路人，直到有一个老头，愿意停下脚步，愿意听他颠三倒四地叙述，愿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止；其实，他只要把老头拉到桥边，用手往河里一指，就一切真相大白了。老头看过河里，就让这个倒霉的年轻人报警。在等待警察到来前，这个倒霉的年轻人几次想溜走，都被老头一把揪住了。老头说，你不能走。

好像他就是凶手。

警察来了。东河里的尸体都被捞上了岸，就躺在众安桥的东南角，占去了一半人行道；但很快整条人行道都被围观的人占去了。他们对躺在水泥地上的女人，啧啧称奇。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人可以有这样的死法。从她胸口到腰间的那段身体上，缠绕着八条用来锁自行车的铁索链条，是一个铁环扣着一个铁环的那种链条，铁索还蛮粗的，而且特别长，每根都能在她身上缠绕两三圈。都锁上了锁。围观群众除了啧啧称奇外，都一口认定是他杀。他们真以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比警察还具备辨别事实真相的能力。

“瞧瞧这些铁索，有多沉呀！肯定是为了抛尸用的，怕她浮上来。”

“你们看到没？她捏紧的拳头里都是污泥，说明抛尸时她还没有死透。”

“罪过呀！看得我心都发抖。”

“哪会有介凶的畜生？”

……

很快，围观群众里就有人认出她来，大声而又兴奋地说给那些迫切想知道的人听，回头可以再说给人听。那个五大三粗的中年妇女，有着一副帕瓦罗蒂的好嗓子。她说死者叫柳若梅，就住在前面什么街什么弄，几幢几号；并仔细地算出从众安桥到死者家中的距离，最多不过五十米，绝对不会超出一百米；又说死者的丈夫是谁……很快，她就被警察叫住了，让她带路。

这时候时间尚早，大概七点一刻，或二十分，我还在家里，刚准备出去上班，警察就堵在门口了。他们问我是杨林虎吗？是柳若梅丈夫吗？确认后，也没有说明原因，就让我跟他们走一趟。我被匆忙地带到现场。我只看了她一眼，就认出她是谁来。

“她是你老婆？”

“是你杀了她？”

“她为什么死？”

丹雪的大妹丹雨的丈夫小李和丹雪的小妹丹霞的丈夫小陈，他们提了一大堆问题，然后就不再作声了。他们咧嘴傻笑着，一直就这么瞪着我咧嘴傻笑着，却听不到任何笑声。一点笑的声音都没有。这让他们看上去像两个狡黠的白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冲我傻笑？只有坐在我身边的丹雪，用手使劲地撸着穿墨绿色冬衣的双臂，来来回回的。

她倒是问了我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她问：“这事过去多久了？”

天亮时我才发现，昨夜大雪如期而至。

哇！整个世界银装素裹，满目都是白皑皑的积雪。先前从窗外涌进屋里的白涂涂的微光，原来是黑夜中的雪光，处女般的光芒。那些我能看到的远处的山林，都已失去本来的颜色，变得洁白而丰满；近处的常青灌木也都胖乎乎的，显得雍容华贵，像一位位贵夫人站在那儿赏雪。大雪还在继续。鹅毛大的雪花显得格外优雅而高贵，晃晃悠悠地飘落下来。听不到任何落雪声，窗外的景象像一幅活动的画。我没穿任何东西就冲到窗前，意外地发现空调的外机底部挂满了长长短短的冰挂，最长的有半米多。

我贪婪地盯着这些美轮美奂的冰挂，足足有五分钟之久。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冰挂。我家那台爱犯事的破冰箱，也有过一些貌似冰挂的玩意儿，但那么长那么有气势的，绝对没有过。我还从来没有那么久地注视某种事物。我突然像孩子一般想从窗口伸长手臂，掰一根下来，含在嘴里，尝尝是个啥滋味。但我知道，我的手臂没那么长，外机上的冰挂也未必干净。

我也只是这么想想而已，我还没傻到要这么去做。

就像要执行特殊任务的士兵听到紧急集中的号声，我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和鞋子，就冲下楼去。老板娘听到我急促下楼的脚步声，抬起头来，冲我笑道：“喂，小帅哥……”她的上半身趴在楼梯一侧的“7”字形柜台上，等着我收住脚步，跟她说话呢。但我下楼梯后，脚步依旧迈得飞快，瞬间就蹿出了主屋大门。

我一头冲进已铺上厚厚积雪的院子。积雪起码有三四十公分高，我一脚踏进去，就没到小腿肚上。积雪平整得像刚铺的雪花牌地砖，但毛茸茸的，尤其是竹篱笆头上，像支满了棉花糖一般诱人，恨不得扑上去舔上一口。我兴奋得就像一条小狗，又孩子般伸展双臂，高托双手，承接如仙子般降临的雪花；我一边奔跑，一边扯着嗓子极叫，叫得心尖儿都颤悠悠的。

老板娘追到门口，见我这副模样，就斜靠在门框上，像母亲一般望着我笑。

她忘了说话，或者不忍心说话；只是静静地笑着，望着调皮的孩子。

我想象自己像架飞机，或者像只雄鹰，在院子上空飞翔；我伸展的双臂，忽儿左高右低，忽儿左低右高，沿着院子奔跑了一圈又一圈。大概跑了七八十来圈之后，我突然飞向老板娘，疯狂地抓住她的双臂，硬是把她往雪地里拖。老板娘松开原本交叠的双臂，嘴里像受痛般地哎哎地叫着：“小帅哥，放手！”“小帅哥，你放手呀！”

老板娘边笑边骂，但她终究拗不过我的犟劲，被我硬生生地拉到院子中央的雪地上。她冲我亲昵地骂道：“你这个孩子，你这是干吗呀？”我说：“亲爱的老板娘，你不是喜欢冬天吗？我们来跳舞吧！”我就自说自话地扯着她的双臂使劲地摇，跳起舞来了。老板娘像个女孩般地忸怩作态，站在原地不动，只一个劲儿地骂：“胡闹！”

“放开我，你胡闹个啥呀！”

“喜欢不是糟蹋！”

“林虎，你们在干吗？”

我听到丹雪的叫声，抬头，只见她趴在我房间的第二个窗口上，探出脑袋来朝下张望。我高声道：“我们在跳舞，你快下来。”但那个漂亮的脑袋并没有马上收回去。我又朝她招招手，催她道：“下来呀，你下来。”她应了声，收回脑袋，并把移窗关上。

丹雪出现在门口时，老板娘才如释重负地离开院子，往回走，她有些埋怨道：“这孩子跟吃了药似的，雪又不是什么东西。”她说这话时，正巧与她大女儿丹雪擦肩而过。老板娘没有在门口停顿，就直接进屋去了。

“我们跳舞吧。”我上前去抓丹雪的手。

丹雪反而退了两步，说：“我不会。”

“有什么不会的，”我追上去道，“来，我教你。”

丹雪转身跑了。她并不是逃回屋去，而是在院子里跟我兜圈子。我当然不会全力去追她，那样一下子就追上了，就不好玩了。大鱼上钩时也不能一下子拉紧鱼线，得放放收收，收收放放，陪鱼玩累了才行。所以，我追赶丹雪的脚步就有些飘忽不定，时快时慢。当我突然逼近她，近到触手可及时，丹雪竟吓得尖叫起来；但我又突然放慢速度，故意让她一个拐弯又溜走了。

猎物在山林中奔跑，并不妨碍在山下休息的猎手最终捕获它。

丹雪趁我故意落下的时候，弯腰抓了一把雪，又抓了一把雪，然后捏成一团，转身猛地向我袭来，雪球击中我的胸口。这与其说是她投得准确，倒不如说是我挨得及时，让它落在自己身上。首次胜利让她开心地大叫。我也不失时机地抓雪，捏雪，然后亲昵地扔到她的背上。对的，我说的是亲昵。我并没有用力，只是让雪团如强弩之末落到她身上。这就够了。我也尝到了胜利的喜悦，就像狩猎归来的胜利者一样欢快地乱叫。

我和丹雪围着院子，来来回回地奔跑，打一场两个人的雪仗；基本上是她击中我一次，就脱靶两次。这是我摸索出来的经验之谈。这样的频率，比每次都让她击中，更让她兴奋与快乐。而我投射的次数明显比她少很多，我知道捏在手上的雪球，比投出去的雪球，更能让人恐惧，更具震慑力；因为我每次投射，都能击中她。另外，我不需要顾及自己的情绪，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没必要以数量取胜。我或快或慢地追赶她，每隔一阵子就突然杀到她身边；这总能激起她疯狂的尖叫。

丹雪终于跑不动了。当我抓住她时，她突然反向蹿到我怀里，双手紧紧地抱住我，在我怀里剧烈地颤抖。她气喘得断断续续地求饶：“我……投，投降……”

我们相互掸掉身上的雪，我的头发不止有些湿，而像一只淹死的猫的毛发，我向一侧歪着脑袋，用手来回捋着湿发，和丹雪一起进屋去吃早饭。老板娘盛了两碗粥，一盘肉包子；粥是新米熬的，肉包子是老板娘亲自包的；都还冒着热气，闻着香。还有一碟泡菜、一碟油炒榨菜丝和一碟雪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粥和肉包子。三种小菜也特别脆、特别鲜。“好吃，好吃。”我忙不迭地喝粥，啃包子，与此同时也不忘含含糊糊地大加赞赏。坐在我对面的丹雪吃得很斯文，一直笑微微的，拿眼睛瞟我，好像我们之间有什么秘密似的，可以通过眼神来交流看法。

我问：“几个孩子呢？”

丹雪去给我添粥时，我问趴在柜台上一直盯着我笑的老板娘。

“还赖在床上呢。”老板娘说。

“不用上学吗？”

“现在不是寒假吗？”

“对呵。其他人呢？”

我是指老板、丹雪的大妹丹雨的丈夫小李和丹雪的小妹丹霞的丈夫小陈。

丹雪把粥碗递给我时说：“小李和小陈跟爸出去了。”

我想起昨晚丹雪对老板说过的话。她说让我今天跟老板去弶野猪和黄麂的地方瞧瞧的。我就问他们啥时候出去的？也不叫我一声，真是的。老板娘说一早就走了，你还睡得正香呢。坐在我对面的丹雪又用那种眼神瞟了我一眼，小声地问：“你昨晚睡得还好吗？”她是在提醒我昨晚的事吗？我心里一愣，我低声道：“好。”

“你呢？”我也小声地问。

她低声说：“好。”

随后，我们都鸦雀无声地吃各自的早饭。丹雪吃得很斯文，捏了双筷子，也不好好交握着，而是横握着，一下一下地拨弄着碗里的稠粥，像是在鸡蛋里挑骨头；而我一记头就吃了三碗粥和四只实墩墩的肉包子。城里的肉包子压根儿就没法跟老板娘亲自包的肉包子比，馅大皮薄，而且个儿起码大一倍。我吃得饱饱的，捂着紧绷绷的肚皮，连声道：“撑了，撑了。”

我坐在桌边，陪着丹雪；因为她还没有吃完，碗底还有不少粥呢。

她说：“我给你泡杯绿茶，有助于消化。”

到这儿为止，我和丹雪都还是好好的，但接下来我就多嘴了，我自作聪明地问她：“你不用给你的孩子端点吃的上去吗？”我想她是三姐妹中的大姐，应该有一个或两个自己的孩子。丹雪听我这么问，就僵住了身子，回头吃惊地盯着我看。她的目光渐次模糊起来，眼里起了雾。我感觉到自己说错话了，却不知道错在哪儿。刚才老板娘对我说，孩子们还赖在床上。但赖床只是个生活态度，并不说明他们还在沉睡，也可能醒了，再说他们总是要醒的，醒了总是要吃东西的。

我看我不得不跟她解释点什么，你瞧她的眼睛。

我说是老板娘告诉我的，孩子们还赖在床上，就在你给我盛第二碗粥的时候。

但显然不是这个问题。

丹雪一字一顿地说：“我没有孩子。”

“呀！”我一愣，又多嘴地问，“你不是大姐吗？”

她气愤地骂道：“神经病！”

她取消了给我泡杯绿茶的计划，一个转身，跑回楼上去了。

“这孩子，”老板娘小声地说，“你戳到她痛处了。”

“我怎么啦？”我问老板娘。

老板娘说：“有的痛你好碰，有的痛你不能碰，但你碰了还问，难怪要被骂神经病了。”

我坐在桌边发呆，感到双脚冰凉。刚才玩雪时，有雪子渗到鞋子里，融化成雪水，湿透了鞋底和袜子；最初感到寒冷的是脚趾，接着是脚底，然后是整只脚，都变得冰凉。但是还没完，这股阴毒的寒冷偷偷地沿着我的脚脖子，正沿着我的小腿迅速爬上来，偷袭我的膝盖和大腿。我来来回回地撸着双腿和膝盖，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

老板娘说：“小杨，别管她，你不去玩会儿雪吗？”

我起身，低头，默默地走到凌乱不堪的院子里。雪地上，被我们糟蹋过的脚印很深，但旧雪上已铺上了一层毛薄薄的新雪，使得地上的积雪看上去恢复了最初的纯洁和完好。天空是由飘舞的雪花组成的，就像精力充沛的女人双手端着天大的团箕在天上筛米，漏下纷纷扬扬的糠麸。

老板娘出现在门口，朝我笑道：“小帅哥，不堆个雪人吗？”

老板娘很有意思，有人在时，她叫我小杨；没人的时候，她叫我小帅哥。也不知啥个道理？受她目光的鼓励，我高声道：“好主意。”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我又来劲了，我蹲下身去，张开双臂，将地上的积雪抹到一起，使劲地拍打结实；但积雪比较松，而且缺乏黏性，一拍就散。不过没有关系，我有的是时间和耐心；我先捏一个雪球，不停地往球上添雪，雪球逐渐变大，大到我双手捧都捧不住，就放在地上，继续添加雪。我想雪人就是这么堆成的。

“笨死了。”丹雪在二楼我房间的窗口喊道，“你是堆雪人吗？”

她怎么老是在我不在房间的时候，出现在我房间里？但她终于打算理我了。我仰起头，眯上眼睛，任由雪花飘落在我的脸上，听到雪花落在脸上融化时发出咝咝的响声，那或许只是种感觉的声音，耳朵是听不到的，但心能够听到。我小心翼翼地笑着，大声答道：“是呀。”

她又喊：“卷席子你会吗？”

我不懂。她突然问这个干吗？

我问：“怎么啦？”

她说：“你可以像卷席子那样滚呀。”

“滚什么？”

“滚雪球呀。”

“怎么滚？”

“笨死了！”丹雪咚咚地冲下楼来，劈头就问我，“你知道熊是怎么死的？”

我想了想，无法确定标准答案，就没有吭声。

她让我走开，其实院子这么大，至于要我让地方吗？只见她弯下腰去，双手托在我堆的雪球后面，用力往前滚了一圈，雪球就大一倍；她又滚了一圈，雪球大了两倍……丹雪滚了数圈，雪球就有车轱辘大；而她滚过的地方，一条越来越宽的车辙，露出灰黑色的水泥地。她直起身来，拍拍双手，让我给雪球翻个身，继续滚。我问为什么？她露出虎牙呵呵了两声，说你没看到它像个汽车轮胎，两边都是空的，翻过来滚两圈，就圆了。我明白了。我小心翼翼地将车轱辘状的雪球侧翻过去，继续向前滚，滚到雪球圆咕隆咚的，已是高过我膝盖的圆球，丹雪就说够了够了。我看看她，她看看雪球。她说你愣着干吗？扛呀。我轻敌了。我想不到轻飘飘的雪花，积聚在一起竟有那么重；我张开双腿，用力扛起它，但踉踉跄跄地跨了数步，就不得不将它放到雪地上。“还是个男人？这么虚。”丹雪说完就自个儿笑了。这次她笑得前所未有地灿烂。她和我一起扛起雪球，扛到院子一侧，她认为最合适堆雪人的位置上。

“再滚个小一点的。”她吩咐我。

我照葫芦画瓢，滚了个小得多的雪球，独自扛过去，叠在大雪球上。丹雪说这个是我的。又说你不能碰我。其实，她这话是有歧义的。她应该说你不能碰我的雪人。我癞皮兮兮地说，我碰了呀。她纠起好看的冻得通红的小巧鼻子，冲我响亮地哼了一声。我又滚了两个雪球。我学乖了，将雪球直接滚到她的边上，堆雪人的地方，这样就不用费力去扛了。

丹雪干得很认真，细心地用洁白的雪糊了一遍雪人，直到光洁如玉，看不到任何有脏的地方。她用心塑出女性的特征来，胸前两只乳房大大的。她回屋切了一两根胡萝卜，给雪人安上两只圆圆的红红的眼睛；鼻子用的是胡萝卜头，尖尖的，但不是很长，不像那个说谎的孩子匹诺曹；嘴巴也是切好的胡萝卜，中央大两头尖，是张樱桃小嘴。总之，她塑造了个红姑娘；除了雪塑的双耳，其他都是红红的。另外，她别出心裁地让雪姑娘的头上长了个角，又在角上倒扣了一只一次性纸杯，歪歪的，令这位端庄的红姑娘显得有几分调皮，亏她想得出来的。

我塑的雪人就比较纯粹了，没有借助任何东西，五官都是用雪塑造的；就像在美术课上作素描用的石膏像。但我的雪人比她的要高出半个头，体魄强壮，像个男人。丹雪就说我太丑。这话其实是有歧义的。她应该说我塑的雪人太丑。我说丑男人才更像个男人。她去找了根半米长的竹棒，横插在两个雪人肩膀的位置，在男女雪人之间拦出一个倒三角形的空间来。随后，她又用雪小心翼翼地糊成一个大大的爱心。

“大功告成！”

丹雪直起身来，后退了两步，端详着两个静静地站在雪地上的男雪人和女雪人，她问我怎么样？我当然绝口称赞她堆的女雪人。“行了，”她说，“马屁精。”她帮我掸掉身上的雪。我也帮她掸掉她身上的雪。她说进去喝口茶吧。我们在门口跺了跺脚，进去。老板娘问我要不要去换件衣服？我说不用。她给预先就为我们准备好半杯茶的杯子里，续满热水，端给我。

我说：“谢谢老板娘，你真好。”

我一口气喝干杯中的茶水。老板娘又给我续满。我端起来就喝，烫到了舌头，舌苔火辣辣地疼；我捧着茶杯，焐焐手。我的双手都冻僵了，又红又痛，看上去手指头都粗了不少。

只有我、丹雪和老板娘正儿八经地吃了中饭。老板和小李、小陈还没有回来。丹雪的两个妹妹以及三个孩子，一直没有出现。老板娘说不用管她们。吃过中饭，老板娘劝我休息，说我忙了一个上午，辛苦了。她说完就笑，好像我的辛苦是件很好笑的事情。我说玩是不辛苦的。不过，下午我是要休息了。在都市我就有午休的习惯。单位里没地方午睡，我就趴在办公桌上迷糊那么一下，不然，整个下午都怪难受的。

“谢谢老板娘。”我吃得饱饱的，饭碗一推就起身回房了。

丹雪跟我来到我房间里。我关房门时，还朝楼梯口张了一眼，她就骂我：“你做贼呀？贼兮兮的。”“不是的。”我嘴上这么说，但心想老板娘就在楼下，我们这样明目张胆的，不好吧？不过，丹雪要是没有问题，我能有什么问题呢？我抚着胀鼓鼓的肚皮，走到窗前。她和我并肩而立，我们望着下面院子里花了我们整个上午的杰作：男女雪人手挽手，静静地站在冰天雪地里，冒着风雪，凝视着我们。丹雪笑了，指着雪中的那个我说，你瞧你好傻呀！

“你敢说我傻！”我装腔作势地叫嚣起来，一转身，就像大灰狼猛地扑住天真的小白兔。其实，刚才关门时我就想这么做了，只是一时拿不定主意，机会就失去了。丹雪只是象征性地挣扎了一下，就顺从地依偎在我怀里。我低下头去，她一别头，我亲在她的脸上。

她亲昵地推了下我说：“刷牙。”

这与其说是把我推开，倒不如说把我拉得更近。

当她安静地睡在我身边时，她全身上下干净、粉红，像个婴儿般圣洁，周身散发着浓郁的柔和的沐浴露的芳香，令人有些醉醺醺的。

丹雪忽然轻轻地问我：“你老婆是个怎样的女人？”

我停了手，陷入沉思。我说不上来。且不说若梅现在已经死了，就算她还活着，我也不想说她的坏话，更不想说她的好话，我只想说句公平的话，给她来个准确的盖棺定论。但我就是说不上来，真的。

见我一声不吭，丹雪忙说：“对不起，我不该问的。”

我忙否定道：“没有没有，你的问题提得很好。我不是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想，在思考，我老婆她——柳若梅——是个怎样的女人？可我越是想回答，越是想找到准确答案，标准答案离我就越远，她就变得越是陌生，或者说越是模糊不清。真的。你能相信吗？一个和我同床共枕了五年之久，一个千余个日子天天面对面吃饭的女人，我现在竟连她长什么模样都不记得了，甚至没有一点概念。我还是给你举例说明吧。”

“有一次我们去逛商店，是她硬拉我去的。我讨厌逛街，我上街目的性非常明确，上那儿，到那爿店，买什么东西；到了那儿找到我要买的，也不还价，买了就走。那次上街，我再三地问她要买什么，她只说随便逛逛，她还没有想好，看到了再说。我们逛了半天，疲惫不堪，她也一脸乌云，说我的下巴都拖到地上了。在一家百货商店，她看到一双粉红色的高跟皮鞋，眼睛一亮，放出两道绿光来。我就催她买呀。她说先试试。她试了又犹豫不决。我催她买呀，就去付钱了。但买回家后她就束之高阁了。有一天，我忽然想起这双皮鞋，八百多块哪，咋不见她穿呢？我就好心好意地提醒她，她就突然冲我发火：‘“这么贵的皮鞋，你不买会死呀！’她又说：‘扔掉嘛可惜，穿嘛，我得抱着去死的决心才能穿出去。’呵呵，她倒是怪起我来了，是我逼她买的吗？她试穿时，服务员问她，她不是说还行吗？那是她的嘴吗？”

把话说开了，我就有些滔滔不绝，你烦吧？丹雪说她喜欢听，她想听来着。

我和若梅是大学同学，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我们是怎么认识的？有天黄昏，我从女生宿舍楼前经过，突然飞下来一只鞋子，差点砸在我头上。你看，我又说到鞋子了。我抬头，看到四楼有个女生在窗口张望，呀了声，就把头缩进去。我捡起那只鞋，找到四楼，想把鞋交给她。她反而责问我：“谁让你捡了？”她催我扔了。我乐了，问她还有一只鞋呢？索性帮她一起扔了。她在大学里可不像现在这样的。或许就是这样的，只是我看不到而已。

毕业后我们就同居了。我们在不同的单位工作，我在一家国有企业，什么都抢着干，累得像条狗，因为我们科长再过五年就退休了，而我们科里，只有我是科班出身，我就是赤脚奔他那个位置去的。谁想得到呢，过了三年，从外面调进来一个女的，第四年科长提前下来了，上的居然是她。

而若梅更惨，她在一家生产成人计生用品的工厂工作，确切地说，就是生产橡胶避孕套的。我们结婚后，我就觉得她哪儿不对劲，她总是带检验不合格的次品避孕套回家，供我使用。你说这不是有病吗？我若是要用，干吗不在我们单位免费领取正品使用呢？我们单位的女工部委员小张，两只眼睛一大一小，每次发放这玩意时，眼睛大小得就更离谱，感觉像是做贼似的，总是偷偷摸摸的，神秘兮兮地问我要吗？我说不要。但在家里，若梅却逼着我使用她们工厂生产的次品。这些次品倒不一定会漏，主要是壁有厚薄，使用时不舒服，没有感觉。

你不觉得这事很奇怪吗？第一，我们还没有孩子，而且我很想要个孩子，没有必要采取避孕措施；第二，如果要使用的话，为什么不用正品呢？又不用花钱，在单位领多少都免费。后来小张已经不再问我了，我向她要时她非常吃惊，大小眼就更古怪了。她问多大的？我说大号。她那只大眼睛就吃惊地瞥我一眼，认为我的身坯与号码不对称。但我确实是用大号的。若梅带回家的都是大号次品。

若梅给我的理由是脏。她说过了很久，还会咕噜咕噜地流出来，脏死了。咕噜咕噜。她说咕噜咕噜，就像说下水道流脏水的声音。她打心眼里认定生命的源头很脏，不仅仅是我的，还有她自己的。她每天都换内裤。一天下来，她就说臭死了。她还说，据科研专家调查结果显示，每条使用过的内裤上人均遗留0.1克屎。她问我0.1克屎有多少？比我们早晨刷牙用的牙膏多吗？我说你恶不恶心？那些科研专家这么有空，啥不好研究竟去研究这个？他们是怎么调查出来的？咋不来调查我呢？每次做完事，她就像听到冲锋号响的战士，从床上一跃而下，杀向浴室，在哗哗流水的莲蓬头下，从头发到脚趾冲洗一遍又一遍，甚至把一根涂了沐浴露的手指头插入去擦洗。真的。有一次碰巧就让我撞见了，她正在浴室里这么做。

或许她认为人体也是脏的。做这事她从不允许开灯。做爱前她穿戴整齐，穿有内裤、胸罩和长及脚背的睡衣；做爱后她洗过澡，又穿戴整齐，穿有内裤、胸罩和长及脚背的睡衣。有些女人穿戴整齐确实比脱光了更性感，但她显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从来没有看到、或者没有看清楚、或者没有仔细欣赏过她的胴体。一次都没有。那次我撞进浴室去，就是她正在仔细地清洗生殖器官的那次，她见到我进去脸都急白了，突然蹲下身去尖叫。那个尖叫声太刺耳了，就像被歹徒一刀捅死的女人，最后发出的那声绝望的吼声。

老板和小李、小陈直到天黑时才回来的。先到家的是三条狼狗，黑的是春天，白的是夏天，黄的是秋天；它们争先恐后地蹿到屋里，急急忙忙地转了一圈，像侦察兵似的，随即蹿出去迎接他们的到来。我跟着狼狗走出去，在院子里碰到他们。他们穿着很厚实的黑色雨衣，齐膝的长靴，每人手上都拄着一根约两米长的木棍，木棍比大拇指略粗一些，下端削尖的，既可以当拐杖，又可以当武器；只有老板一个人背着杆猎枪，但每个人腰里都挂着十几圈麻绳，拉直了没有十米，也有七八米长。老板见我的目光在他们身上扫来扫去，就简单地说了句：“没有东西。”

他们走向院子那边的柴屋，小陈边解麻绳，边摇头叹息：“唉，累死了。”

晚饭就热闹了。有我、丹雪和老板娘，还有老板、小李和小陈；就连丹雪的大妹丹雨、丹雪的小妹丹霞，以及那三个孩子也都下来吃晚饭了，仿佛他们的日子是从傍晚开始的。丹雪的大妹丹雨、丹雪的小妹丹霞，她们看大姐丹雪的眼神，总让人觉得怪怪的，好像藏着什么秘密，但就是不说。三条狼狗也极不安分，在桌子底下钻来钻去的，毛茸茸的，引得三个孩也钻到桌下；他们的手不时拍在我大腿上，我伸手去抓，却啥也没抓到。

丹雪依旧坐在我边上。大家各自坐在昨晚的老位置上。我扭头看丹雪，她低着头，小声地说了句：“喝你的酒！”是的，今晚我已经像个老酒鬼一般了。一开桌，老板娘就给我门前的杯里倒满了酒。这酒是她们家秘制的药酒，血红血红的，色泽鲜艳，口感也好。老板没有撞我的膝盖。他甚至还端起酒杯来，跟我碰了一下杯子，说：“喝。”

“喝。”我积极回应。

这酒就像一股暖洋洋的热流缓缓地流入我身体的第一个细胞，在我的体内不时地荡漾着欢乐的微笑。我举起酒杯，对大家说：“来来来，干杯！”我问山里怎么样？老板说雪太大了，山上很难走；不过今天是第一天，野兽还有吃的；过几天，它们就熬不住了，就会出来觅食了。我说我明天跟他出去见见世面怎么样？他说没问题。

晚饭的格局基本上和昨晚一样，最先离开的是老板娘和老板，以及三个孩子；三条狼狗在桌子底下转悠，我不时地将吃过的野猪或黄麂的骨头，扔给它们吃。它们就围着我不肯走了。丹雪不时地用脚踢它们。我们都在傻笑，包括我，也跟他们一样傻笑，笑得毫无个性。我们又继续昨晚的话题，是我在讲，还是有关若梅的。

警察最后下的定论，是自杀。虽然有八条铁索链条锁在她身上，但她的四肢是自由的，是她自己锁上去的。我只记得那天早上，她睁开眼就喊牙痛。我还躺在床上，她就匆忙起身，说是去街上的药店买止痛药。我嘀咕了句，这么早，门都没开呢。但她没有吭声，也不知道她在家摸索什么，忙乎了半天，终于出门了。

隔壁老王头向警察反映，若梅曾经买过五条这样的链条，他在楼梯口碰到过她的，拎着一只沉重的塑料袋，袋口张着，几只链条脚伸在外面。他就问她，你买这么多根链条干吗？她就说不多呀，才五条而已。老王头当时也没多想，他哪里知道她是派这个用场的，他还以为她有辆电瓶车，怕人家偷，需要多锁几根才放心。他提出帮她拎，她说不用，谢谢。警察问我链条的事，我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她竟然在家里藏了这么多根链条，而且藏了三四个月。

若梅死后，我就成了直接或间接杀人的杀人犯。街坊邻居也好，单位同事也罢，他们都以有色的眼光看我。那段时间，我走到哪儿，哪儿就指指戳戳的，将莫须有的污水泼到我身上。我简直比死都难过。还是大伟说得好，他拍拍我的肩说，如果你不想死的话，就无视这些东西，只管自己活着就好。

大伟是科里最年长的同事，但也不算老，四十多，五十不到，却已经老气横秋，他因为经常干错活，所以就很少派给他活干，他也乐得轻松。不过，他是个大炮佬，有什么就说什么，谁也拿他没办法。他把丑话说在前头，你能让他下岗吗？你倒试试看，对于一个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失去的人，与他作对，损失的只能是你自己。

小李和小陈两对夫妻也走了，两个男人都说累死了，最后就剩下我和丹雪；我因为下午睡多了，不想马上回房间把自己丢在床上。房间里是有台创维液晶电视机，但山上没有闭路电视，我开过一次，画面全是雪花，声音也嘈杂。丹雪打亮走廊上的两盏灯。她搬了只火盆，火盆里有炭和木柴，冒着轻烟，若有若无。她在火盆上横架了一把微微张嘴的火钳，在火钳嘴上放了排地瓜。三条狼狗也跟了出来，它们在走廊东边找了个地方趴下，趴成一排，分别是黑色的春天、白色的夏天和黄色的秋天，冲着雪夜沉思。我和丹雪并排坐在火盆前，双脚搁在火盆沿上，烤火。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望着外面的大雪，雪花飘入廊檐，在火盆上空跳舞，并迅速消失了。

这情景让我联想到飞蛾。我说你知道飞蛾吗？我想她肯定知道，飞蛾就是长着翅膀的那种小虫，喜欢围着灯光飞来飞去，每次都要烧自己一下，就迅速飞开；接着又飞回来，或者不得不飞回来，再次烧一下自己。我就是不明白，它们为什么想要自己没有的，或者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它们要灯光做什么呢？灯光又不能吃不能喝，只能给它们带来伤害，被烧伤，直至烧死，它们才会结束这种愚蠢的行为。

丹雪说：“到了夏天，山里飞蛾很多的。”

她静静地躺在东河里，河面上的薄冰像毛玻璃的棺材，静静地罩住了她……

我说：“她说，人真的不需要活得那么久，作为女人，活到三十岁就可以死了。她又说，作为男人，活到四十岁也可以死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女人从二十五岁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三十岁就谢了。至于男人，四十岁以后就成了虚伪的动物，丑恶无比。”

丹雪问：“她走的那年多少岁？”

“三十。”

“她倒是蛮有个性的。”

“嗯。她就是那种晚上有很多想法，但经常在早晨做出决定的人。”

“那你呢？”

“我吗，经常在晚上做出决定，但到了早晨就后悔。”

沉默。外面的雪花像无数的飞蛾扑进屋檐里，在火盆上空飞舞，瞬间就消失了。地瓜散发出阵阵烤熟的香味，丹雪从火盆边沿取下脚，弯下腰去，俯首，将火钳上的地瓜一只只翻个身，重又放回原处。我问：“你呢？”

“什么？”她问。

我说：“我说了很多啦，说说你吧。”

“我没什么可说的，”丹雪坐回椅子上，轻声回答道，“就这样呗。”

“你结过婚吗？”我忍不住地问她，小心翼翼的。

“结过。”她说，“死了。”

“谁？”

“那个畜生。”

她突然站起身来，对我大声道：“你明天还要起早呢，早点睡吧。”

丹雪只顾自己走了。

我独自坐在屋檐下，见地瓜完全烤熟了，香味蓬蓬勃勃的，就忍不住取了一只，尽管我一点也不感到饿；但烤地瓜太烫手了，我用双手来来回回地抛着。我听到身后的声音，以为丹雪又回来了，扭头，竟是老板娘。她问我：“小帅哥，怎么还不睡呀？”我说我吃了这只地瓜就睡。我说你也吃一只吧，烤了这么多，不吃就浪费了。老板娘裹住大衣，有点缩着身子，给我的感觉，她在一阵阵地颤抖。她说不吃了。我忍不住好奇地说：“老板娘，问你个事行吗？”

“你说。”

“丹雪的丈夫是怎么死的？”

“谁说他死了？”老板娘说，“他是跑了，跑得比贼都快。”

“我都糊涂了，”我说，“丹雪她怎么说……”

老板娘说：“行了，小帅哥，去睡吧，这儿我来收拾。”

第二天一早，老板从梦里叫起我。我们吃过早饭，我换上厚重的雨衣和长靴，和老板一样。老板娘给我们一人一只午餐袋，热乎乎的，她叫我系在雨衣里面。我们走过院子。我看到院子那头三辆汽车，被积雪封得严严实实的，像一口口白雪棺材，停放在那儿。老板带我到院子那头的一排房子前。三五头猪听到人的脚步声，激动地爬起身来，你争我抢地挤在栏上，长长的嘴从栏缝里伸出来，哼哼地叫；但它们恐怕要失望了，因为来的不是拎着食桶的老板娘；隔壁的鸡圈和鸭圈也因此而骚动起来，鸭子嘎嘎叫，一只雄鸡突然打鸣，我被吓了一跳。这在都市是听不到的。老板在那排房的最北间，也就是堆满柴火的隔壁那间，唯一上了锁的，他打开房间，又打亮灯，只见屋里堆满了各种农具，包括墙上。我看到墙角落里停放一辆全身生锈的摩托车，前后轮胎是瘪的，车身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应该数十年没动过它了。老板给我一股麻绳，照他的样子系在腰间；又给我一根棍子，上端圆下端尖，他叫我别戳到自己的脚背。老板取了挂在墙上的猎枪，背在身上；我们出来，他关上房间，上了锁。

我问：“现在还可以私置猎枪吗？”

老板说：“这些年封山封林，野猪多了，老是糟蹋农作物，上面就允许一家可配一杆。”

我又问：“山都封了，你家还用老虎灶呀，哪儿来这么多柴火？”

老板说：“现在烧老虎灶的不大有了，只有几户农家乐还在用，客人就冲着这个来的嘛；再说山上的柴火要多少有多少，你不去斫掉，对山林的生长也是有害的，所以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柴火又不值钱，斫柴辛苦煞人的……”

三条狼狗跑在前面，我们走出院子没多远，老板就冲它们吆喝，要夏天回去。夏天就是那只白色狼狗，它像个孩子般地朝老板呜呜叫，很委屈的样子，甚至尾随着春天和秋天，又走出一段路；等到老板再次训斥时，它才老大不情愿地一步三回头，磨磨蹭蹭地回家去了。春天和秋天好像挺得意的，兴冲冲地跑在我们前面，它们太熟悉上山的路了。

我的肺里灌满了清冽而生硬的山风，我甚至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它们像一根阴冷的通风铁管，直竖在我的体内；寒冷的山风就像沿着干河，吹过大山的狭缝。我的鼻子开始酸痛，它在为适应山风付出努力，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报。我翕动鼻翼，努力让自己抛开这种念头。

老板指着那边的雪坡，告诉我这是下山的路，可以通到盘山公路。

我啥也看不出来，但还是礼貌地“嗯”了一声。

老板问我：“你在外面犯了什么事？”

我非常吃惊：“老板为什么这么问？”

“人嘛，”他说，“年轻时总会犯些事的。”

“我没有！”我生气道，“好不好？”

老板让我踩着他的脚印走。他说山上处处充满危险，一脚踏空，你就下去了，连尸骨都无处找，只能等到明年春天雪融化了。再一脚踏到弶野猪的铁夹子，那个劲儿可大着呢，你就惨了，搞不好把你的脚生生地咬下来。他说他不是吓唬我，但我还真是被他吓住了，我小心翼翼地踩着他的脚印走，两个人走过的地方，只留下一个人的脚印。

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他，但为了表示尊重，我在“老板”前面加了姓氏，既然这家农家乐叫“沈氏农家乐”，那么，他应该就姓“沈”吧。我说：“沈老板，我可以问个问题吗？”他头也不回地答道：“我不姓沈。”“呀？”我有些吃惊。他又说：“我姓周。沈是她的姓，她才是老板，你叫我老周好了。”但我还是叫他周老板。

我问：“周老板，我刚来那晚你用膝盖撞我膝盖是啥意思？就是她们叫我喝酒的时候。”

周老板站住了，转过身来，却没有吭声，一脸深思与斟酌措辞的神情。我忙追问道：“周老板，你不会说你没有这么做吧？”周老板默默地点了下头，又沉思了一番，才确定地说：“我确实这么做了。”他说，“我当时想你不该喝那个酒，如果你不想成为喝那个酒的人的话。”

“那个酒有什么问题吗？”我急忙问。

“什么问题都没有，”他说，“你一旦成了喝那个酒的人的话。”

他的话怪怪的。我又问啥意思？我真的听不太懂。

他再次强调那只是一种私酿的药酒而已。

但他又感叹说：“你呀，就像苍蝇飞进了蜂蜜罐头里。”

爬过一座雪山，我就累得不行，拼命地喘气，而喘气的地方，我是说我的呼吸道，就像被铁铲铲过一般清洁、阴冷和疼痛。周老板说那是山里清新的空气，在你体内驱赶浊气，换上新鲜的空气，势必会有这种感觉，适应就好。我递给他一支“利群”牌香烟，他摇摇手，他说他早就戒了，三十年前他就戒了。烟这个东西，不抽了就一支都不能抽。我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半支香烟烧成了灰；我吸得太猛，结果呛了。他说，你不该再刺激它了。他指的是我的呼吸道。

他吆喝了两声，春天和秋天跑回来，蹭着他的裤管，他蹲下身去，抚摩它们。

我问：“丹雪的丈夫是怎么回事？”

丹雪这么说，老板娘那么说，她们中间肯定有一个人在说谎，还是两个都在说谎？所以我没有用“死”或“跑了”来提问，我想听听周老板到底怎么说。周老板冲我傻笑，他说：“你还是自己问丹雪吧，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搞清楚的话。”他又说：“年轻人，你听我一句劝，记忆就是与敌同谋害自己。这句话对我已经失效了，但你才刚刚开始，所以我还是想对你说，记忆就是与敌同谋害自己。”我不懂这与丹雪的丈夫有什么关系，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你说刚刚开始指的是什么？”我问。

一阵山风打着旋儿从雪地上刮过，刮起一道浅浅的雪雾，经过我们身边，有雪粒进入了我的呼吸道，就像是盐粒，又冷又咸。在距离我们十来米的树林中，有一棵大树背负着已经到了极限的积雪，当又一朵雪花飘落在它身上，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树上的积雪如雪崩一般，轰然坍塌，往雪地上投了枚重磅炸弹似的，扬起一股蘑菇云般的雪的烟雾。

周老板看了眼那边的树林，直起身来，说，走吧。

我们在山顶上用的午餐。午餐是老板娘起早准备的，每人四只面饼、两只荷包蛋，还有一瓶酒，就是那种药酒。一路走来，周老板指指东，指指西，告诉我这儿挖了坑，那儿按了铁夹子，但我啥也看不到，只看到积雪。面饼还有我们的体温，酒有点冷，但喝下去就温暖了。我总觉得这酒里面有啥蹊跷，周老板不肯说，我问也是白问。

我啃着饼，喝着酒，问他是本地人吗？

周老板摇摇头。

他说他是杭州人。我说，我们还是老乡呢，杭州哪儿？他说，老余杭。“那怎么会在这儿……”我几次追问，周老板才说，他是三十年前逃到这儿的。他说他是一家服装厂的老板，他做服装比步鑫生还早，但是做了七八年，突然陷入困境，资金链断了。当时他欠了五万多元债，那些债主听说他的服装厂倒闭了，就到处堵他，要他还债，有的甚至还雇了人，不还钱就卸他的胳膊卸他的腿。他就骑了辆摩托车——早晨我在农具房里看到的那一辆——发疯般地往山里逃，七逃八逃就逃到这儿，遇到老板娘。老板娘收留了他。他喝了三天她家私酿的药酒，就决定留下来了。

“后来就开了这家农家乐？”

“没有。农家乐也就开了十来年光景。”

“你回去过吗？”

“没有。我早就忘了。”

“骗人。你要是忘了，就不会这么说了。”

吃过午餐，周老板说，今天差不多了，我们回去吧。我说，还早呢。周老板说，回到家里你就累趴下了。我说，可是我们啥也没有打到呀？这哪里是打猎呀，纯粹巡山嘛。周老板说慢慢来，以后有的是时间，等你练出来了，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在回来的路上，周老板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那些鸟是怎么知道的？它们该往北方迁徙的时候，就飞走了，等它们飞到北方时，那儿刚好是春天，冰雪融化的时候。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它们是如何算准日子的。

周老板说他也不知道，但肯定有什么东西让候鸟知道这个。

这天晚上，我非常累，双腿酸痛得跟锯成一截一截似的，散落在床上，而不像是我自己的。丹雪睡到我房里来，说她一天见不到我，想我了。丹雪有一头长及腰际的秀发，又黑又亮。平时她随意地一盘，用一只金色大发夹将头发固定在脑后。只有睡觉时，她才撤走这只金色大发夹，调皮而有力地摇摇头，让长发如波涛般飘落下来。这情形很美。尤其是做爱时，她一头秀发如海藻般散在床上，看上去就像一条美人鱼。

我们做爱时都亮着灯，顶灯、壁灯和床头灯都亮亮的，明亮的灯光从不同的角度射过来，没有任何阴影，照得我们每寸皮肤都非常清晰；这和若梅的做派完全不同，这种时候她死都不许开灯的。我从丹雪身上，第一次看到女人的胴体，也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女人身上是如何发疯的。我观察这时候她的双眼，捕捉这对明亮的眸子里瞬间闪过的光芒。这令我非常激动。

我是真的累坏了，不久就沉睡了过去。但奇怪的是，我在睡梦里竟然看到丹雪拥被坐在灯光下，看到她无声地流泪。那是一种默默的、婴儿似的哭泣，眼泪从她睁大的眼睛里默默地滚涌出来，滑过洁白无瑕的脸颊，悄然滴落在被子上；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捂住脸，甚至没有使她好看的脸蛋有丝毫扭曲。她说你不是想听吗？

“我都告诉你了，你满意了吗？”她最后问。

可我在关键的时候睡着了。我什么都没有听到，她和她的丈夫究竟怎么了？

等我醒来时，丹雪已经睡着了，床头灯还亮着，她像个婴儿一般弯曲着四肢，缩成一团。我很想叫醒她，问问她到底都跟我说了些什么？我想知道。大伟说过，真睡的人是叫得醒的，只有假睡的人才叫不醒。但最终我还是放弃了。我轻轻地越过她的身体，关掉了她那边的床头灯。我躺回黑暗中，睁大了双眼。我想坐起来抽支烟，但我还是忍住了，没有抽。

在我的脑海里，像慢镜头重播一样，将我和若梅过往的种种场景，一幕幕地呈现出来，其中某种画面被定格，而我就像一个校对编辑，仔细核对着每个特写镜头，若梅说某句话的表情，做某件事的手势，由此流露出来的那些内在的东西。但这些慢镜头一旦播放过后，就被无情地删除了，永远消失了。当然，那个残酷的剪刀手，并不是我本人，而是潜伏在我身体里的那个我。可以这么说，在这个我异常清醒的凌晨，我在清理房间，我是说在清理我脑海的房间，我把过去的记忆清理出来，倒空垃圾，打扫干净。

天大亮时，我的脑海里干干净净，像间一尘不染的空房。

这真是种很奇妙的感觉，好像我的生命又从零点开始了。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一种难以名状的宁静感油然而生；从此，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我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我大悟大彻，开始一马平川的淡泊生活。

我对自己说：“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对自己的话表示肯定。

第二天，周老板带着小李和小陈出去了。我没有去。我留在家里休息。我感到很累，但又很轻松。丹雪的双眼红肿。我催过数遍后，她才懒洋洋地起床。她问我干吗？我指着窗外灿烂的阳光，嚷嚷道：“你看你看，太阳出来了。”

“太阳出来有啥稀奇的？”丹雪嘀咕道，“至于兴奋得跟个孩子一样？”

我兴奋地说：“你见过这么亮堂的红太阳吗？”

“那又怎么样？”她很认真地问。

我被问住了。

吃过早饭，我拉丹雪出门。整个世界圣洁无邪，像人类最初的伊甸园，锋利而又尖锐的阳光刺得人睁不开眼睛，世间万物就像祭祀上的银器闪闪发光。山上山下什么都毛茸茸的，让人忍不住伸手去触摸。我站在院子里，伸展双臂，大声吼叫。丹雪站在边上，歪着个头，默默地盯着我问：“你今天怎么了？跟吃了药似的。”我哈哈大笑，说：“天气好，心情就好。”

我抓了一把雪，轻轻地扔到丹雪胸口。她没有反应。我又扔了一把雪，她恼了，也抓了一把雪还击。于是，一场雪仗打响了。我们在院子里采取“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战术，闹了一阵子，丹雪终于开怀了，她哈哈地笑。我和丹雪出了院子，以大雪山为背景，拍了几张我人生中的首次雪景照。我回屋后，突然想打个电话，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丹雪说：“山上没信号，山下才有。在家我们都不用手机的。你打固话嘛，家里有。”

我知道。我趴在楼梯边的柜台上，这儿有个座机。我对老板娘说：“我打个电话。”老板娘一直在笑，她朝座机噘了下嘴。我拨通了同事大伟的手机，但他挂了。我再拨，他又挂了。我第三次拨通他的手机，他才接，问我是谁？我说我是杨林虎。他马上来了句国骂，就问我死到哪儿去了？我反问他：“杭州怎么样？雪大吗？”

他说：“没什么雪，飘过几朵而已。”

他反问：“小子，你在哪儿？”

我说：“清凉山。”

“你跑那儿去干吗？”

“掘墓。”

“掘墓？在山上？”

“不，在心上。”

他七七八八地说了一大堆科里的事情，我听了却啥也没有听进去，他就问我啥时候回去，我说这是个问题，我说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了再说。他就贼忒兮兮地坏笑，问我拐了哪个良家妇女，是不想回来了吗？“去你的！”我挂了电话。

我午睡起来，看到三个孩子在院子疯玩，把我和丹雪堆的男雪人和女雪人都推倒了，踩得稀巴烂。破坏是孩子们的天性，尽管丹雪冲他们吹胡子瞪眼的，但他们嘻嘻哈哈的，似乎很享受的样子。毛茸茸的竹篱笆上，站着一溜惊头怪脑的麻雀，它们神经质地转动着小脑袋，冲我们叽叽喳喳地议论，也不知在谈论我们什么？

它们似乎怕人，又似乎不怕人。

我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般，叫喊着麻雀麻雀，但孩子们压根不理睬。丹雪就问我弶过麻雀吗？我摇摇头。“你童年没弶过吗？”“我没有童年。”“莫非你生出来就六十岁了？”“差不多。”我问：“怎么弶？”“想试试？”“当然。”丹雪找来一把铁铲，让我在院子中央铲出一块地来。我铲走雪，露出一块四四方方的空地；丹雪找来一把竹梢儿扎的大扫帚，扫掉空地上的残雪，空地就成了万白中的一块黑。丹雪又找来家里晒豆晒芝麻的圆箕，往黑地上一斜，用一短棒儿支着；棒上系一根绳，细细长长地穿过门洞，一直放到家里。孩子们围着丹雪，争先恐后地喊着大姨，问她做什么？丹雪说弶麻雀呀。一切就绪，丹雪从灶头的米甏里抓一小把米，撒在圆箕罩着的黑地上，把孩子们和我劝回屋里。她拉着男孩的手说，下面用的是心劲。丹雪看着我，我注意到她的眼睛就像昨夜煨地瓜的火盆。

我们说好了，每人轮流弶一次，第一次是丹雪，她给大家做个示范。我们挤在屋里，几个孩子把头伸出门去，每人就吃了个毛栗子，是丹雪给的，“你们不要弶麻雀，滚回楼上去。”他们捂着头，就老实了。丹雪手中拉着绳子，静待麻雀上钩。麻雀这东西一是懒，平常靠做偷儿为生，不知天下有冬藏一说；二是不懂得吸收历史教训，麻雀长辈们被捉的沉痛教训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三是馋，大雪一场，饿上个两三天就饥不择食了；四是缺心眼，明明瞧着我们一步步为它们设置陷阱，却没有一点警惕性。你瞧它们嘟嘟地飞落到地上，装模作样地围着圆箕观察，却什么都没看出来；于是乎，你先我后地往圆箕底下钻，不晓得天下会有这种便宜的事情？

这当儿，我们眼睛一眨都不眨的，心说请再进去点；我心里这么一说，它们还真顺着我的心思往里走呢。突然，丹雪一拉绳子，圆箕砰地压下去，惊走了四五只麻雀。我们哇哇叫着冲出去，几个孩子抢着去翻圆箕，被丹雪吆喝住了。丹雪不许别人碰，她也不怕脏，跪在地上，左手按住圆箕，右手从底下伸进去，摸来摸去，终于摸到了一只。她给了一个叫小伊的女孩。小伊心惊胆战地捏住麻雀，尖叫着跑进去找她外婆了。丹雪又摸到一只，给了一个叫小娥的女孩，她也跑回屋去了。那个男孩左等右等，丹雪再也摸不到了，她索性揭起圆箕，确实没有了。男孩小嘴一瘪就哇地哭出声来。丹雪骂他羞不羞？还是个男子汉呢！后来，还是我连弶了两三次，终于先给男孩弶到了一只，然后又给自己弶到了一只。三个孩子让他们外婆用白线一头系住麻雀的一只脚，另一头结了线扣，套在自己的食指上，在院子里放麻雀；我的那只麻雀，被我放在自己的房间里。

天色将晚，周老板和小李、小陈带回来三只野兔，情绪也与以往两次大不同。周老板把一只野兔挂在走廊的柱子上，剥皮。他先用尖刀沿着野兔的脖子割上一圈，然后细心地从割开的地方，轻轻划开兔皮和兔肉相连的地方，将兔皮用力往下撕。周老板动作非常利索，一会儿工夫，一张兔皮就剥下来了。兔子只有头上留着一点皮毛，其余地方都光秃秃的，露着红粉粉的鲜肉。

周老板解开绳子，换上另一只野兔。

我回到灶头，给老板娘当烧火丫鬟。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老虎灶，灶身上画有图案，朝灶膛的这面是骑着老虎的灶师爷，侧面有两格壁龛，上格供灶师爷，香炉里满是香灰，两侧是点剩下的一小截红蜡烛。下格躺着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猫，胖乎乎肉嘟嘟的，将壁龛塞得满满当当的，一根粗尾巴不得不垂挂在外面，有事没事地蜷动着。灶头那边，里外是两口大铁锅，里面一口烧饭，外面一口炒菜；两口大铁锅之间是两只铜汤壶，灌满了清水，烧开了就用勺舀在开水瓶里，重新灌上冷水。我发现烧一顿晚饭，可以烧开两三次水。我坐在灶膛前，柴火是山上斫来的，树枝和藤蔓，都断成三四公分长短，适时添加就行了。老板娘几次催我，好了，好了，不用再烧了，但我舍不得结束这项任务，直到她冲过来：“你这个孩子，怎么说不听的呢？”她从灶膛里抽出我新塞进去的柴火，插进灰槽的积灰里，熄灭了。

饭锅里冒出烧焦的浓郁的香味。

老板娘请我离开灶膛。马上。

除了给老板娘烧火，我还和她一起去菜地，帮她从积雪里割大白菜、芹菜、花菜和大蒜等自家种的蔬菜。这些蔬菜被积雪裹得严严实实的，我扒开积雪，割一株大白菜或其他蔬菜，就跟从地窖里取瓶酒似的。做这些事情，我都觉得新鲜，很有意思。

老板娘在炒菜时，居然还有闲工夫，去捡了四五只不大不小的地瓜，让我煨在热灰中。这山地瓜特别粉甜，尤其是煨出来的，特别香。我百吃不厌。但老板娘总是笑，说我总有厌的时候。我坚决地说，不可能。丹雪嫌烧火脏，从不进灶间的。老板娘起初也不让我进灶头，但我就喜欢烧火，那灶膛冒出来的浓烟，顺着烟囱走时，发出呼呼的声音；我的双腿烤得火烫火烫的，脸红通通的，比喝了酒还红。

三只野兔肉被剁成一块块的，油爆，闻上去特别香；但吃起来不咋样，肉有点儿韧，怎么咬也咬不烂。相对而言，我还是比较喜欢吃家猪肉，而不是野猪肉、黄麂肉和野兔肉。老板娘非常热情，兔子肉夹了一块又一块，越过周老板的大肚皮递过来。小李和小陈都傻笑着，也不知怎的，他们俩都改口叫我姐夫。我仗着酒劲儿，让他们再叫一次，响亮点。

丹雪的大妹丹雨和丹雪的小妹丹霞，也嘻嘻哈哈地作弄她们的大姐丹雪，但丹雪微微低着头在笑，不作任何反驳，还挺受用似的。

我喝了很多酒。我一直哈哈地笑。我说了很多话，但没有一句再与若梅有关。我甚至嘲笑打到一只野兔的小李，和一只野兔也没有打到的小陈，我夸口说等到明天，我跟周老板出去，一定比他们打得多。我会打到一头野猪的。我肯定地说。我不知道我哪儿来的自信，我连猎枪都没有摸过，更不知道如何用了。但我喝了酒，喝了很多的酒，我就敢这么说。

周老板有些沉默，在被老板娘拖走前，他像是跟我说，也像是自言自语。

他说：“第三天。”

第二天，也就是我来到“沈氏农家乐”的第四天，我是想跟周老板出去打猎来着，但周老板却告诉我说，今天休息。他说他累了，明天我们再一起去吧。这天，我们就都休息在家，连三条狼狗也不想跑远，只在院子里嬉闹。黑色的春天跑在前头，白色的夏天和黄色的秋天在后头追，夏天追上春天时，春天就回头咬它脖子，两条狼狗倒在雪地上打滚，秋天扑上去，春天、夏天和秋天打了阵混仗，又突然分开，好像大家约好似的，突然分散奔跑，继续追咬的游戏。我不明白，它们打架咬脖子，像友人一般打招呼也咬脖子，那它们是如何区分真假的呢？也不知是谁的建议，我们将方桌搬到屋檐下，一边照太阳，一边打牌。老板娘在走廊两头拦席子，将风挡住了，让风绕路而行。日子过得真是舒服。打牌的人是我、周老板、小李和小陈。丹雪始终坐在我身边，给我和其他人泡茶倒水。丹雪的大妹丹雨和丹雪的小妹丹霞，也想坐在边上看我们打牌，但三个孩子吵得不行，她们就领着孩子们去玩了。我到现在还分不清楚，哪个孩子是丹雪的大妹丹雨的，哪个孩子是丹雪的小妹丹霞的。我也不会打牌，他们打的是“红五”，我以前没有打过，是丹雪在教我如何打。或者是说她在打，我只不过是帮她摸牌和握牌的下手而已。

下午休息时，我总觉得我房间里有什么不对劲儿，我问丹雪，她说没有呀，安安静静的，多好，你就是想多了。她又说，你别神经兮兮的，又告诉我，你的房间就是你的生命状态呵。呵呵，我竟然跟她说过这类蠢话。她说睡吧睡吧。于是我们就睡了。但我就是睡不着，躺了半个多小时，我突然想起来了。

“那只麻雀呢？”我大叫起来。

那只麻雀不见了。那只昨天下午我弶到的麻雀，被我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的那只麻雀。在这个温暖的空间里，那只麻雀就像喝了兴奋剂的短跑运动员，嘟地从房间的这头飞到那头，又嘟地从那头飞到这头；至少昨夜睡觉时，它还在不断地飞跃，一次次撞到透明的玻璃上。我们特意关灯后，就听到它不时凄厉地尖叫一声，叫声短暂而又尖锐，就像灵魂在叫喊。真的，我在梦里依旧听到我的灵魂就扑碌碌地飞翔，叽叽地尖叫。今天早上，见它可怜，我不忍心，打开窗户，允许它飞走，但它不是飞错了地方，就是不敢再飞了。后来，它就跌落在地上。我轻轻捡起它，弱小的身体在颤抖，就像见到了死神的农夫。我把它放在窗台上。它躺着。我让它自己飞走。我怕直接送出窗外，它会掉到地上摔死，如果它连撑开翅膀的力气都没有的话。我想到那些飞蛾，那些火盆上的飘雪。

丹雪说，她关窗户时就没有看到，它应该早已飞走了。

但是，我还是起了床，在房间里四处寻找，结果在床角边找到了它。它肚子朝了天，一双小脚收缩起来，紧贴着腹部白色的羽毛。我捡起它时，它已经硬了。我出去把它埋了。老板娘说麻雀性子躁，养不太活的。我现在懂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脾性，强求不来的。我不会再弶什么麻雀了。我将它埋在院子西头的老樟树底下，希望狗和猫不会找到它，把它当食物吃了。

有时候一秒钟都难过，但有时候一天就一晃而过。

第二天，也就是我到此地的第五天，我、小李和小陈，跟着周老板一起出门。我们全副武装，由春天、夏天和秋天带路，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山了。经过那个通向下面盘山公路的口子时，周老板依旧严肃认真地告诉我，这是通往哪儿的路。我提醒他，他已经告诉过我了，但他说，重要的话要说三遍。我的肺已经适应了山里清冽的寒风。现在我只感到一股凉爽怡人的山风清洗着我的肺腑，有着莫名的舒适感；我的呼吸道就像洗干净的汽车油门，新加的汽油也从90号换成了95号，这种清新感在都市是不可能有的。

在太阳的照射下，我们经过的林子或没有经过的林子，都传来窸窸窣窣、哗啦啦啦的响声，大树身上的积雪不时地落下来，砸在雪地上，扬起一阵阵白雾。周老板指指山溪那边的一棵高大威猛的红杉树，他说这棵是树祖宗。我发现大树底下有只大鸟，羽毛相当漂亮，尾巴上的羽毛那么长那么鲜艳。我激动地指着它问是什么鸟？周老板说是山鸡。它在雪地上独步，神态优雅，像一位有教养的英国绅士。我催他快打呀。周老板提起枪来，瞄了瞄，又放下了。“怎么了？”我问。“太远了。”周老板说。我向他要枪，远嘛，可以过去打呀。周老板说，以后再教你打枪吧。现在教不行吗？我有些生气。

我倒不是故意落在后面的，我实在跟不上他们的脚步。小李比小陈细心一些，他陪我一起走在后面，我也因此有机会，向他打听有关丹雪丈夫的事。小李就说：“有些事情不该我来告诉你的。”“你自己问大姐嘛。”他又强调道。我说丹雪跟我说了，但我稀里糊涂地睡着了，没有听清楚，又不好意思再问第二遍，毕竟对她来说，那是个长在心上的伤疤。他说：“有些事情不该我来告诉你的。”但他最终还是告诉了我。

丹雪结过一次婚，那个男人是丹雪从山外带回来的。他们有过一个孩子，是个男孩。男孩三岁那年冬天，也是下着这么大的雪。这儿几乎每年都要下一两场大雪。所以，大雪对于他们而言，真的不算什么。但那年大雪中，男孩不见了。他们把附近的大山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第二年春天，当他们找到男孩时，发现他就在家门前的那条山溪里，大雪融化了，化作溪水流走了；男孩出现了，躺在溪沟的两块石头之间，面色鲜活，好像还有气息，只是睡着了。

那个男人大哭了一场，他和丹雪吵得很凶，扬言要杀了她。但他没有杀她，只是酒喝得很凶，喝了吐，吐了喝；再后来，他每次喝酒都吐得一塌糊涂。这样过了大半年，接近冬天的时候，或者说已经是冬天了，有一天清晨，他不见了。他们都认为他出去散散心，还是会回来的；但他就这么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走了一段路，我又问他那是什么酒？

“这个我不能说。”

“不是说私酿的吗？咋不见家里有酿呀？”

“酒是山里人家酿的大麦烧，只是里面泡了东西而已。”

“是啥？”

“迷惑男人的。”

“什么？”

“女人的经血。”

“给你喝的，是丹雪的经血；给我喝的，是丹雨的经血；给小陈喝的，是丹霞的经血；给爸喝的，当然是妈的经血。哈哈，妈应该还没到更年期吧。当然还掺了其他中药，不是媚药，就是迷药。总之，它和哪个女人的经血发生了反应，就能迷惑相对应的男人。”

小李见我听得一愣一愣的，突然下作地大笑起来，他用手指频频地点我的脸道：“姐夫，你还真信呀？你傻呀，我们喝的不都是一个酒瓶里倒出来的吗？这，你也信？”

我心里挺不爽的，我好端端地问他，小李竟这么戏弄我；我不理他，只管自己加快了脚，追上了周老板和小陈。小李乐呵了半天，大概也觉得玩笑开过头了，就追上来，讨好地对我说：“姐夫，你这个人怎么开不起玩笑呢？具体我也不清楚，真的不清楚。”

周老板对我说：“你就不用问了，不过是一种药酒罢了。”

小陈也说：“就跟严州府的五加皮一样，不过是往酒里放了几味中药而已，无非是有些强身健体、滋阴补阳的功效，山里人家都喜欢用自己家的土方，你也可以说是民间偏方来泡酒的。我就知道有的人家用晒干的蝾螈来泡酒呢，据说它对男人特别好。”

几天后，我们打到了一头野猪。当然，是野猪自己首先踩到铁夹子，被夹住了一条后腿，无法逃走，又痛得哼哼直叫，才被我们发现，才被周老板朝它长长的脑袋上一枪击毙的。小李和小陈用麻绳拴住了它的四肢，用两根他们所拄的木棍当作扁担，吭哧吭哧抬回家。周老板把野猪的肚子挖出来，洗都没洗，就让老板娘拿到炭火上烤，烤得干干的，用擀面的木棍碾成粉末，装在玻璃瓶里保存起来，谁要是胃不舒服，就吃一点，特别灵验。

我听说野猪肚是个宝，尤其是吃过五步蛇的野猪肚。传说野猪吃过一条五步蛇，肚子上就有一道疙瘩，疙瘩越多，肚子就越好。野猪和五步蛇是对冤家，春暖花开后，五步蛇攻击野猪，能将它毒死；到了冬天，蛇冬眠了，野猪就挖蛇窝，将冬眠的五步蛇咬死，吃下去。

夜里，我问丹雪酒的事，她告诉我的意思，和小陈说的差不多。第二天她还带我去看过那几味泡酒的中药草，就挂在猪圈和鸡鸭栏前面的屋檐下，是某些植物的根和须。至于是什么植物，可能老板娘也说不出来，但是她们都认识这些药草，是祖上传承下来的。到了秋天，她们在山里劳作时，偶尔碰见了，就顺手拔回家，挂在柴屋的屋檐下阴干，泡酒时，清洗干净，切碎，扔在酒瓶里。她问我，你问这个干什么？我笑笑，说没什么。

丹雪说：“不过，这个酒倒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什么？”

“去年的雪。”

“什么意思？”

“就是‘去年的雪’的意思吧。具体我也不清楚。”

“去年的雪。很好听的名字。”

我和丹雪无话不谈，从她的口中，我得知两个女孩是她大妹丹雨的，大的叫沈梦伊，小的叫沈梦娥；男孩是她小妹丹霞的，叫沈梦城。她说她们的农家乐，每年也就两三万块的收入，只占她们家年收入的一小部分而已。她们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山上的茶叶、春笋、毛笋、笋干、冬笋、山核桃、西瓜、紫薯等农作物，其实平常她们也挺忙的。我问她们家到底有多少地呀？她说她家前面那两座山就是她们家的。

她说再过些时候，就要掘冬笋了。

“到那个时候，你还在吗？”她躺在床上，轻轻地问我。

我反问：“你想我留下来吗？”

“随便。”她说。

她说：“我不会强求的。你那个同事天天打电话来，城里出什么事了吗？”

我说没事，就是有事也不关我的事。我说我孤家寡人一个，还能有什么事吗？但大伟确实每天都打电话来，有时候我在家，有时候我去山里了。最初几次，我一接电话，他就大讲特讲单位的事情，科里的事情，讲那个女科长如何发痴。我不想听这些，我让他不要说了。他就转而跟我讲我过去的事情，若梅的事情，我当时如何，我也让他不要说了。我脑子里的那个声音已不再出现。我现在什么都忘了。他就非常吃惊的样子，通过电话线里嗞嗞的响声，我都能感觉到他吃惊的傻样儿。他就问我是林虎吗？“你是杨林虎吗？”我说是我呀。他就说奇怪了，我怎么听你的声音都变了呢？

为了证明我就是我，大伟在电话里，跟我说我告诉他的事情，比如若梅身上的八根铁索链条，都上了锁，他问我最后是怎么打开的？请修锁匠开的锁，还是警察用铁钳剪开的，还是用原配的钥匙？那些钥匙都让若梅扔进东河里了，那么冷的天，河面上结起了薄冰，谁会傻到跳进冰河里捞钥匙呀！再说钥匙那么细小的东西，大海里捞针哪，也未必捞得到呀……我请他不要讲了，我说我不知道，我都忘了。我真的都忘了。

我不在家里，是老板娘接的电话。大伟就对老板娘说，我的假期到了，劝我赶紧回去，不然我就有大麻烦了。后来，他又对她说，我的假期已经过了，我们那个女科长大发雷霆，我再不回去，就面临被开除的危险。老板娘笑着把大伟的原话告诉我。我就对她说，大伟再来电话，你就告诉他，我已经走了，请不要再打电话来了。

大伟依旧打电话来，但我不接了。我让老板娘回复他，我已经走了。

大伟问：“这家伙无目的的旅行结束了？”

老板娘说：“恐怕才刚刚开始。”

有一天，周老板带着小李和小陈去打猎了。天晴了几天，屋顶上的积雪慢慢融化，慢慢变薄；雪水从屋檐挂下来，从中午开始就嘀嘀嗒嗒的，落得一地水；但到了下午四点光景，雪水就冻结了，在屋檐上形成一条条冰凌；到了第二天早晨，一排排冰凌挂得老长老长的，就像花果山的水帘洞。据说第二场大雪正在赶来的路上。这天，丹雪陪我出去走走，她带我沿着周老板指给我的那条山径，一步步地往下爬。丹雪说，整个冬天，尤其是下过一两场大雪后，山道非常滑，是不能开车的。我说我知道。我们手搀扶手，在尚未有人脚印的山径上，一级一级地往下爬，爬了个把小时，才爬到下面的盘山公路上。丹雪指着盘山公路的上头，说这是去山顶的路，相反方向，就是下山的路。往下山的路走，走上半个小时，就能到沿山的公路，公路向西是去安徽的，公路向东就是回杭州的。说完，她松了口气。她吐出很沉重的一口气，冲我嫣然一笑。我问她说得这么清楚做什么，是给我指明逃跑的路线吗？她又笑笑，说，就是这个意思，你懂就好。她说，哪天你不想在山里待下去了，就走吧。

我说：“我等着跟你一起去挖冬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