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个作家和一本刊物，是师友的关系，固然是对的，但对于某本特定 的刊物，作家总是觉得有冥冥中的相遇，如同某种命运的开始。毫不夸张地说，《鍾山》对我就是一种命运的开始。

2002 年开始写小说之前，我写诗，对于小说这种讲故事的庞大文体， 没有进行过任何训练。一个机缘让我开始了小说写作，其中一个中篇《将 爱传出去》，投给了《鍾山》杂志的贾梦玮。居然得到了发表。现在回头 再去读这个小说，觉得那时候胆子真是大的，就像第一次给《鍾山》杂志 上写着的办公室电话打电话，第一句就问：“你好，我找贾梦玮。”直呼 其名。也真的是奇怪，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也不能再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了， 按道理也应该人情练达，但却如此莽撞，并且莽撞到底了——从梦玮接过 那个电话开始到现在，我都没有喊过他一次老师，或者说主编，我们成为 了编辑和作者的关系，重要的是，我们成为了可以分享美好又可以互讲逆 耳之言的好朋友。设想一下，要是从那个电话开始，梦玮就认定我的不敬、 不礼貌，多少对于作品的判断还是会有影响的，事实上这种事情在新人作 者身上不乏发生。我只能说我命好，并没有为我的莽撞付出代价。

同样的，我的那个小说也是命好，落到了一贯秉持包容、开放办刊理念的《鍾山》杂志上，它发表之后，还被推荐到当时的《作品与争鸣》杂 志上，配发了争鸣文章。原因是我这个小说里写了一个克隆人在现实中的 情感遭遇。既不科幻，也不完全现实，更不是网络小说，可以说是“四不像” 的小说。正是因为《鍾山》的包容而得到的“待遇”，我对小说写作有了 些信心，也对《鍾山》“放肆”起来。我的第一个长篇、我的那些“粤味” 浓厚的小说，长长短短，都投给了《鍾山》，它们都得到了好的命运。

这种命运，对于一个刚起步的小说新人来说，何其重要，不亚于获得 某种自由。所以，我总是觉得自己的写作是自由的，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 刊物品味、旨趣的影响和束缚，也许那些作品有的技术上不成熟，有的想 法过于奇诡，但都是我甩开了手写出来的，是从心底里想写的东西，并且 不断发生着变化。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命运并不是我的独有。事实上，《鍾山》自从创 刊以来，就在做各种文学上的实验，参与中国新文学文体变革、流派的探 索。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推动小说发展潮流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

上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的“联网四重奏”、“新状态文学”的主张、“新 生代作家”的界定、旗帜鲜明的文学批评、作家之间将心比心的对谈等等 这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尝试，有成名作家的“小试牛刀”，也有新锐作家的“小 马过河”，这些作家无疑在这本刊物获得了各自的命运，或者说各自的收获。

我属于那种少产作家，小说写了十六年，但发表的并不如其他作家多， 每年顶多两三个。很轻松地翻检一下自己的创作年表，就能计算出，《鍾 山》是我发表最多的刊物之一，幸运的是，这些作品大多都获得了大大小 小的认可，多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获得《鍾山》文学奖、鲁 迅文学奖等。当然这是不能用命运两个字简单解释的。从第一篇“四不像” 的稚嫩的小说到后来的作品，不敢说已经变得很成熟，但我能感觉到自己 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鍾山》的确见证了我写作的成长。

《鍾山》也有属于自己的命运。它创刊于 1978 年，跟改革开放同岁，因而从一出生就定位下了它敢于创新、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这本与时代 气象息息相印的刊物，她见证生活的变迁，同时参与着新时期文学的变革。 是命运，也是使命，使得《鍾山》成长为一个坚定、兼容、活力的“中年人”， 可以说生逢其时，生得盛大。

在这个“小确幸”盛行的时代，人们很容易因为达成了一桩小小的心 愿而感到小而确定的幸福，我觉得与《鍾山》的缘分，就是一种“大确幸”， 它大到成为我写作的另一种命运，因为写作是我人生最大的心愿。

祝福《鍾山》，祝福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