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实验场·桥头堡·节拍器

——“《鍾山》与新时期文学进程”研讨会实录

5月3日上午，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为纪念《鍾山》创刊四十周年，《鍾山》杂志社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鍾山》与新时期文学进程”学术研讨会，当代著名作家、学者、批评家莫言、丁帆、陈晓明、孟繁华、程光炜、吴义勤、格非、王彬彬、毕飞宇、张清华、李洱、张柠、张莉，以及《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腾讯”等媒体记者出席了研讨会，他们围绕四十年来《鍾山》杂志在引领文学潮流、培育优秀作家、革新文学观念等方面，为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发言言辞恳切、内容丰富，有很高的文学史和刊物研究的价值，本刊公号现推出录音整理稿，以飨读者。

研讨会实录

张清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

繁文缛节的介绍、俗套咱们就免了，都是老朋友，主要是对从南京来的丁老师、彬彬和飞宇几位，包括贾梦玮《鍾山》杂志一行，我们表示热烈欢迎。

“《鍾山》与新时期文学进程” 这个题目，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学术研讨话题，虽然有为《鍾山》背书的嫌疑，但我看了一下《鍾山》四十年来的目录，看了一下相关材料，我突然感觉，我们不是在为《鍾山》背书，而是在为中国当代文学背书。因为某种意义上《鍾山》就是一部缩微的新时期文学史，它的四十年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成长、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实际上是一体的，是以小见大的关系，所以研究《鍾山》也就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它包含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像格非兄的很多重要作品都是在《鍾山》发表，像叶兆言的一多半重要作品也是在《鍾山》发表，丁帆老师在《鍾山》有二十多篇文章，彬彬兄更是“出格”，有六十多篇文章，很多人一辈子都写不了这么多文章，飞宇的很多重要作品也是在《鍾山》发表，而且相当多的批评家都在《鍾山》留下了自己很多代表性的批评文字。

我个人非常惭愧，在《鍾山》只发表了十来次，包括一些诗歌和几篇文章。但其实我跟《鍾山》的关系对我个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某种意义上说，我是《鍾山》培养的。1998年我第一次在《鍾山》第四期发表文章《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这篇文章引发了些反响，后来莫言在两岸作家大会上，从我那个文章里面摘了三千字讨论他的那部分全文宣读。后来我还有幸去了海德堡大学讲一个学期，也是因为这篇文章人家来邀请我。所以《鍾山》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

我简单说几句开个场，接下来请梦玮先讲几句。

贾梦玮

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鍾山》主编

首先感谢各位在这么忙的情况下参加我们的活动，我看了一下，在座各位基本都是《鍾山》的作者、研究者、老朋友。今年正好是我们创刊四十周年，非常看重各位对我们四十年办刊经验与教训的梳理和总结，一定会为我们今后的办刊提供一个良好的借鉴，这也是我们与北师大举办此次研讨会的初衷。我是96年到《鍾山》的，到今年已经二十几多年，亲身参与了《鍾山》这些年的发展、变革，旧人去了、新人来了，《鍾山》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期刊文化，人家都说企业有企业文化，我们《鍾山》也有自己的期刊文化，不管哪个编辑来了都要受这个文化的影响，尊重这一文化传统，那就是始终坚持文学的精神、文学的方式，包括我们平时搞活动、开会，基本上也很少受外在潮流的影响，而是坚持自己的文学的方式。几十年来文学界的种种潮流的涌动，《鍾山》始终参与其中，而且经常站在文学的潮头。《鍾山》是新时期创刊最早的文学期刊，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到“先锋小说”，特别是后来的“新写实”、“新状态”，再到我们后来组织的“非虚构文本”、“河汉观星”，很多重要潮流都有我们比较好的参与，甚至有时就是发起者。我们身在其中不一定看得清楚，因此请大家帮我们把把脉，总结总结。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张清华

谢谢梦玮。请吴书记讲几句。

吴义勤

著名批评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

《鍾山》开这个会确实是非常重要，看了《鍾山》的历史目录之后确实很有感慨，今天开这个会，我为什么要特别赶过来，其实也是向《鍾山》这么一个杂志致敬的仪式。翻目录的时候看的是杂志的历史，实际上也是我们新时期文学的历史。因此我觉得《鍾山》确实是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和见证。所有的文学潮流、潮头，重要的作家作品都没有缺席，这个很难得。

过去说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但这些刊物里面始终坚守杂志的品质、综合性最高、内容最厚重的还是《鍾山》。首先是它的一个特殊的文学性，看起来是坚持纯文学的品质，实际上这个纯文学又不是别的刊物单纯的先锋的、形式的探索和追求，对于《鍾山》来说这种文学性、纯文学是非常丰富的、多元的。因此《鍾山》很有意思，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到先锋文学，再到后来的新生代的青年文学，包括非虚构、诗歌、大散文，所有综合的各种文学性在它里面都有一个生长、成长的轨迹，有自己的特殊立场，这个确实体现了《鍾山》一代代的编辑人的理念。

梦玮接手之后十几年，原来的风格又发生变化，但是《鍾山》杂志本身的一种气息没有中断，这个气质是很令人尊敬的，一种包容的、综合性的文学培养和发展。

《鍾山》杂志一直重视文学评论。当年丁老师跟徐兆淮两人合写了多少评论文章，包括有关新写实、新状态的重要的批评文字，很多都发在《鍾山》，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评论家的文章。这个也成为了《鍾山》的一个传统。有一些刊物过去也发评论，但总是中断，不成体系。

后来推出“河汉观星”、作家论，我写了三个，分别是迟子建、赵本夫、叶兆言。这个作家论当时很有气魄，不限篇幅和立场，很多都是两三万字，从作家论这个传统来说，《鍾山》是最早恢复的。因为现在作家出版社准备出50本作家论，从现当代文学研究来说作家论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老师那一辈都是很擅长作家论的。当代文学研究如果要有坚实的品质，作家论还是很重要的。《鍾山》在这方面的坚守也有很大贡献，而且很多批评家也在这上面成长起来。

再一点，文学性和社会性、思想性的结合，这也是《鍾山》比较难得的品质。一个文学刊物，但承担了思想史的功能，对社会的观察、发现、批判的功能，这个可能很多杂志做不到，这与它的体量有关系。特别是彬彬的专栏也开了十多年，这个专栏对《鍾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升，拓展了《鍾山》这个杂志本身的品位，能够以文学的方式有效地介入思想史和社会现实。我们过去讲“非虚构”，非虚构这个文体在《鍾山》发扬光大，它的力量体现得最充分，体现今天的文学、知识分子和思想史的这种融合、结合，这也体现梦玮作为主编的魄力，敢想敢做，这一点我也是很佩服的。

还有一点是对文学思潮的引领，《鍾山》做的也很好，很多话题、思考面，先锋文学的研究在《鍾山》很多，“新写实”确实也是很大的贡献。再一个是新状态，晓明他们那个第三世界话语、后现代，当时这些话题在《鍾山》引领得都很好，包括当时的李劼。因此在文学思潮上，《鍾山》也是做了很大的贡献。

更不要说这是几代作家的摇篮，培养作家这个功能《鍾山》体现得也很充分。老一代的作家，我看那个目录，格非老师《褐色鸟群》就发在上面，苏童的、飞宇的、王安忆的……从获奖的角度来说，获的奖也特别多，像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鲁奖获的多，茅奖也获得很多，诺贝尔奖莫老师也在上面发过，贾平凹发的也不少。

总之，《鍾山》这个成绩单是非常好的，很亮丽的成绩单。就讲这么多，祝贺。下一步继续投稿。

张清华

谢谢吴书记，不止是作为领导讲话，也是作为一个作者、一个读者，讲得特别好。我们请丁老师讲讲，丁老师既是那么多年的作者，还曾经在《鍾山》任副主编。

丁帆

南京大学资深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我是《鍾山》四十年的见证人，又是它的参与者。《鍾山》原来是江苏人民出版社里面的一个文艺部办的，当时叫《鍾山》文艺丛刊。改到作协后，体制、工作方法完全跟出版社不一样，刘坪当了主编，徐兆淮当副主编。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和徐兆淮是合作者，两人共同写文章，所以从他到了作协以后，我就跟《鍾山》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四十年来我是见证《鍾山》每一段路程的，其中在九十年代以前我参与《鍾山》的编辑、活动最多。

应该说《鍾山》作为领四十年风骚的一个杂志维持到今天确实不简单，特色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觉得《鍾山》的研究史应该编成书，包括有人也写了十几万字的博士论文，详细梳理《鍾山》的相关研究文章是必要的，这是宝贵的资料。

我今天主要讲一件事，对于《鍾山》来说在理论上最大的贡献，也是对中国这四十年来，在八十年代后期推动整个小说发展潮流的这么一个事件，那就是“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新写实这个口号的提出和它的来龙去脉，我想在这里讲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那时候兆淮跟我一起写评论文章，感到当时的所谓先锋小说、实验小说、新潮小说，也就是最后被陈晓明等人在文学史上统一称为先锋小说，基本上在那几年到尽头了，一个是受众面的问题，一个是它的纯游戏技巧的方法，应该说对纯文学是有一种伤害。我个人认为它是披着纯文学技术的外衣，瓦解了小说的思想内涵。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准备推出一个现实主义，但是旧现实主义肯定是不行，尤其是已经被我们推翻了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苏联进口的这种现实主义方法肯定是不行了。怎么弄呢？我那时候正好在做茅盾研究，茅盾在早期提倡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发展到后面也叫写实主义，写实主义再发展就是现实主义。而新现实主义迎合的是西方的意大利的新电影浪潮，把摄像机扛到大街上，这样的一些方法。

所以当时组织了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就是88年无锡太湖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我记得那时候包括吴方、李劼、南帆、陈思和这些人都参加了。当时提出来这个问题，究竟叫新现实还是叫新写实？写“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卷首语的时候我跟徐兆淮商量，后来还是命名为新写实，这样和旧现实主义区别开来。关于“新写实”我用了一个词，“它是带着毛茸茸的原生态的质感出来的”，我本来想叫“新自然主义”，但是自然主义一直在中国站不住脚，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茅盾鼓吹过自然主义，他写“《蚀》” 三部曲、《野蔷薇》等很多都是用自然主义的方法，尤其是《水藻行》。

陈晓明

新写实本身是有自然主义的，但是自然主义在中国已经被污名化了。

丁帆

对，被污名化了不能用，所以还是用“新写实”。我后来还在《上海文论》上发了一篇，在《文艺研究》上面发了一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当时王安忆在《鍾山》发的《岗上的世纪》就是带有这种味道，后来我给《文艺报》写了一篇文章，我说这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的宣言。

所以，“新写实”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尤其是新时期文学史进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鍾山》能推出这样的“新写实”来，实际上是对先锋的某种反拨，这种反拨在文学史上肯定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新写实后来发展到一地鸡毛式的写实，那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这一点我本来想写一篇比较大的文章，后来也没有写。当时确定了很多作家，哪些归入新写实哪些不是，当然现在看来有些不是很准确。

第二，非虚构文本，还有很多栏目、专栏，我把它们从文体上定义为“非虚构历史大随笔”，这也是《鍾山》的重要的闪光点，应该是梦玮开了这个栏目，很多作者都有非常精彩的文本留下来，包括王彬彬一直写下来，写了六十多篇，创了记录。

总之，我个人觉得《鍾山》最大的亮点是这两个，一个是在思潮上的贡献，一个是在文体上的贡献。

我不能讲太多，就说这些，谢谢。

张清华

丁老师是亲历者，刚刚他提到1988年《文学评论》和《鍾山》联合举办关于先锋小说的一个研讨会，“先锋派”就是《鍾山》和《文学评论》联合首次提出的。与此同时就已经在谋划新写实，新写实在89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它是因为九十年代特定的环境下要获得一个合法性，现实主义永远是有合法性的，加个“新”表明它是传承了八十年代文学变革这个总体的潮流，同时又要适应九十年代初特定的环境的需要，所以叫“新写实”。而且“新写实”可能是当代文学当中持续时间最长，写作成就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高、出现的经典文本特别多的这样一个思潮。所以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

莫言老师在《鍾山》发表的作品也很多，也有几篇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请他说几句。

莫言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

首先祝贺《鍾山》这么一个重要的刊物创刊四十周年，真快，1985年《鍾山》创刊七年的时候，我在《鍾山》第五期发表了我的中篇小说《金发婴儿》。这个稿子当时好几家刊物都退稿了，那时候，《鍾山》有一个很有名的编辑范小天，他说给我吧，这样屡遭退稿的《金发婴儿》被范小天发表了，从此我们之间建立起很深厚的友谊。后来接替范小天的是傅晓红，陆续又给她好几篇稿子，像《拇指铐》（1998年第1期），是我比较满意的一个短篇。后来还给她一个话剧《我们的荆轲》（2004年第2期）。傅晓红说你把我害了，我说怎么了？她说发了你这个剧本之后，我们每天收到一麻袋剧本。所以当时剧本在《鍾山》这样的大刊物发表也确实不容易。

《鍾山》在八十年代的地位不要再说了，这么一个刊物办了四十年，发表这么多优秀作品真是不容易。《鍾山》伴随着我们的文学道路一直成长，我们也跟着《鍾山》成长，大多数的时候还是看的，连续三十多年来，每两个月都会收到一期《鍾山》，满怀着感情打开，也看到《鍾山》的变化。现在很遗憾，如果当初能把收到的所有刊物一本不缺地保存起来，那就非常有意义了。

《鍾山》引领了很多的风气，刚才听了丁帆老师发言，我才知道“新写实”是从《鍾山》开始的。新时期文学伴随很多文学名词的发明，包括最早的伤痕、寻根、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最近流行什么主义我不太知道。总之任何一种文学现象，它刚开始形成的时候肯定是不约而同的，几个作家肯定是没有开会商量，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写，但是由于人生的一些经历的相似，所受的教育背景的相同，以及时代生活的类似，往往使一批作家的写作带有某些共同的特质，所以我们的批评家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这些共同的特质，然后冠给它一个名号，这就进入文学史了。所以我们的批评家今后在研究创作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发明新名词，发明了新名词作家跟着沾光，如果有幸成为某一个流派的领军人物、代表人物，那就可以名垂青史。当然这也是半开玩笑的话，大家不必太认真。

总之我想文学和批评确实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一个作家是不看批评文章的，有的时候嘴里说我从来不看，但实际上他在偷偷看。也从来没有作家说批评家影响了我的写作，但实际上这种影响还是在悄悄地发生着。当批评文章恰好点到你的疼处，或者恰好暗合你的心意，说到你点子上，你心里面的认同感、愉悦感是不可言喻的。当然也有些地方确实一下子指出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某些问题，这样一种震惊、这样一种警醒，对一个作家今后的创作肯定是有好处的。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鍾山》发小说、发剧本、发诗歌的同时还能用大量篇幅发很多重头评论文章，这让刊物变得非常丰富，使这个刊物在整个文学史的地位也发生重大的变化。（注：《鍾山》分别在1986年第3期发表张志忠《奇情异彩亦风流——莫言感觉小说探析》、1988年第1期发表陈思和《历史与现实的二元对话——兼谈莫言新作〈玫瑰玫瑰香气扑鼻〉》、2001年第5期发表陈思和《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述》、2007年第2期发表张光芒《莫言的欲望叙事及其他》等多篇评论莫言作品的重要论文，呈现了关于莫言及其作品的多元的观点、立场和评价。）

《鍾山》三十周年的时候让每个作家写一个寄语，我记得当时写了四句打油诗，顺便提了一下我在《鍾山》发表的几篇作品，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注：除了《金发婴儿》《拇指扣》《我们的荆轲》，莫言在《鍾山》还发表了《玫瑰玫瑰香气扑鼻》《梦境与杂种》《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藏宝图》《枣木凳子摩托车》《会唱歌的墙》等多部重要作品）

一时也想不起太多，就说这些。

张清华

谢谢莫老师。接下来有请陈晓明老师。

陈晓明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我对《鍾山》真的很惭愧，贡献太小了，比起彬彬兄微不足道。但是确实有非常深的感情，有一段时间我和范小天搞了一个新“十批判书”，参与的人包括我、朱伟、戴锦华、张颐武。我们那个稿子，朱伟亲自听录音机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每一回新“十批判书”，我立下提纲，那时候都是用手工操作，也没有什么微信、短信，也就打电话，事先沟通一下，然后坐下来现场说，录音。范小天中午请我们吃一顿饭，就在朱伟家旁边的一个小馆子里，大概限在100块钱以内，朱伟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没有多一分钱的稿费。很遗憾，我们那时候好像就搞了四期，难以为继。

但是当时有一股批判的时代需要，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想回应那种时代的需要，但是那种批判确实带有很大的偏颇，因为你就是摆出姿势，你已经立出了“十批判书”，你要批判所以就要到处找对象，找大个儿的抡，什么有影响我们就来批判什么，后来我们也觉得有点难处理，为了批判而批判，也想找到和这个时代对话的方式和途径，但是后来没有进一步展开。

但是今天我确实是来向《鍾山》表示致敬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真的受惠于《鍾山》非常多，我的《历史颓败的寓言——当代小说中的“后历史主义”意向》（1991年第3期）是在《鍾山》发表的，当时蛮欣喜的，那时候我读博士刚毕业。确实《鍾山》杂志一直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杂志，某种意义上说，我硕士、博士都是读的理论，转向做当代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两本期刊的影响，一个是《鍾山》，一个是《花城》，那时候李劼发了《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1988年第5期），李劼跟我有一些比较热烈的通信，也一直跟我推荐《鍾山》，一直强调《鍾山》的意义，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对当代文学的探索性的了解是从《鍾山》那里获得的。

所以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觉得《鍾山》和新时期文学的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在于，对于整个新时期文学那种巨大的历史渴望，探索和创新的历史欲望，《鍾山》是最深刻、最有力地表达和回应了这种历史的要求的。这一点是《鍾山》非常可贵的，所以它始终保持一种探索和创新的前沿的状态，这是其他的刊物所难以比肩的。

说到这一点，我也很想说，丁帆兄虽然是我的老大哥，但是你对先锋文学的判断有一点点偏颇。一开始大家都认为先锋文学过分注重语言形式，它的思想内容会受到影响，这个问题在那几年一直在讨论，但是我坚持认为先锋文学在语言和形式底下，本身形成一种非常有效、有力的思想的冲击力。

丁帆

我插一句，我那时候已经被任命为《鍾山》的编辑部主任，沈乔生是副主任，但我去了南大。但是我来了以后，跟徐兆淮策划的新写实，我不否认，就是来反先锋的。

陈晓明

当时看起来是反，实际上后面却接过先锋的一个旗帜，它的历史是这么转折的。因为当时在八十年代后期，不管是文学共同体也好，还是当时因为某一个事件的影响也好，先锋和现代主义的那种关系使它难以为继，以“新写实”的旗号重新来展开当代文学的探索创新，这个历史意义是非常巨大的，而且这样一个转折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先锋的作家变成“新写实”作家，包括余华、苏童、叶兆言，甚至他们始终想把格非也拉到新写实里面。所以我觉得这点历史的变化，可以说中国的批评话语，它抓住了一种历史的变化和转型的方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恰恰始终认为，先锋对这个时代的思想的冲击是独特的，它是深刻、深远的，这一点我是不改变的。同时我认为它是通过语言和形式本身的穿透，这个穿透在文学的意义上又变得更加切实和更加深远。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转到“新写实”吸收了先锋的语言经验，甚至包括《白鹿原》这种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后来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真正的先锋，最早的应该就是莫言、马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语言就开辟了一个创新的道路。你看到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罂粟之家》，深受莫言《红高粱》的影响，句子都找得到，描写的情境都找得到，后来阿来又受《罂粟之家》的影响，这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那个时期形成良性的内在的互动，我觉得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时期。但是今天处于离散的状态，确实不像那个时候互相的推动，他们互相读小说，苏童、余华、格非，他们经常会谈论孙甘露的小说，都会有那样一种关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到《鍾山》形成了当代文学前沿的阵地，一个非常有力的桥头堡，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

另一点就是创作和批评话语的互动。当代文学最新的批评话语，不管是最尖锐的还是最新型的批评话语，理论话语向批评话语的转化，都是在《鍾山》这个阵地上。它以江苏批评家为一个基本的队伍，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最富有挑战性和探索性的批评话语，这一点和江苏、上海、北京形成一种互动，这也是中国批评的一种建设性的格局的展开。所以这也是《鍾山》功不可没的地方，是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独特经验，也是中国故事和中国文学的道路，这是非常成功的。

祝贺。

张清华

晓明老师的发言有两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关于先锋文学和《鍾山》内在关系的解释，还有理论批评互动之于《鍾山》的重要性，也是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性，这两点讲得特别重要，同时为《鍾山》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写作中心指明了方向。下面请孟繁华发言。

孟繁华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首先表示祝贺，我为《鍾山》做的工作太少了，大概在《鍾山》发过四篇文章，一篇是1998年第3期发表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78激情岁月》的序言，一篇是我和洁非、徐坤、周瓒，我们几个人有一个《90年代文学批评的回顾与检讨》（2000年第1期）的对话，紧接着还有一篇是《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霸权》（2000年第2期），最后是我给余一鸣写的一个评论（《人间万象与绝处逢生——评余一鸣的小说创作》2013年第4期）。好像就发过这四篇，所以非常不好意思。但是《鍾山》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刊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它的重要主要有这么几点：

一是它的包容性。《收获》可能更注重它的先锋性，《当代》更注重它的现实主义，而《鍾山》是包容性，可以说四十年来《鍾山》是中国文学最大的实验场，从八十年代，比如《探求者》的那些作家，后来新生代，包括青年作家，各种各样的文学实验在《鍾山》都表达过，所以《鍾山》是一个一直在寻找、一直在探索自己办刊道路或者往大了说中国文学道路的这么一个刊物，这一点它的辨识度和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我看《鍾山》那些材料，像王安忆这样重要的作家，她的《长恨歌》就是在《鍾山》发表的，包括《流逝》，她发了二十多篇作品，这个太重要了。格非兄发的不是太多，但是他最重要的先锋文学作品《褐色鸟群》是在《鍾山》发的，我们谈先锋文学的时候，绕不过的一部就是《褐色鸟群》，所以它的重要性在那。这一点《鍾山》和其他杂志比较起来，它的特点非常清楚。

当然也和《鍾山》团结的作者有关系，像飞宇、彬彬，这都是江苏作家，你们应该是义不容辞的。有些专栏，比如彬彬的专栏“栏杆拍遍”，几次见面聊天的时候也都聊到这个，“栏杆拍遍”栏目不止是它的连续性和数量，更重要的是在于它的深刻性和它探索到一种新的写法，“栏杆拍遍”是一种方法，这一点彬彬的贡献非常之大。特别是写民国的那些文章，我们看了能够会心，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一点很不容易。

还有飞宇发的《促织》的分析，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作家对中国经典短篇小说的方法、技法的完整的体会感悟，有和我们做批评家的不一样的地方。当然《小说课》集结出来之后，我也买了一本，需要认真学习。批评家在谈论作品的时候和作家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我不是说存在等级关系，这里没有等级关系，批评家和作家谈作品的角度并不一样，作家谈创作的时候他们的经验不能分享，毕飞宇和格非的经验怎么去分享？没有办法分享的。但是你谈一个作品的这些经验我们可以去分享，我们在哪些方面是有差异的，你感知作品的这种方式方法对我们有哪些启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从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无论是一些概念，或者对一个现象的命名，或者是引领，《鍾山》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最重要的就是“新写实”，“新写实”和“新状态”不一样，“新状态”昙花一现，是硬做的，它维持不下去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新写实”很重要，“新写实”除了丁帆兄讲的这些缘由之外还有一点，从文学史的角度去考察，我们的现代派，先锋小说，到了1987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结尾，中国作家一定要探寻自己的道路，你总跟着先锋派写、跟着先锋小说写，写来写去永远第二。但是如何能够写出——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但是不一定准确——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用新写实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在那个时候找到它的路径，现在确实留下一些很好的作品，比如刘震云、方方、刘恒的一些作品。我们按照主义来说，可能经常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歧义，但是作为文学创作的实绩它就摆在那个地方，这个作品不谈主义的时候它取得的成就，仍然是我们四十年来最重要的文学成就的一部分，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鍾山》在这些方面做的贡献，再过多少年，也会留下来，包括“栏杆拍遍”这些栏目和写作方法，这些都留下来。

所以《鍾山》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杂志，我说它的包容性和它是中国文学最大的实验场，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好，或者中国的现代性也好，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就要经过不停的实验，这个实验本身也带有试错性，自然科学可以试错修正过来，文学当然也可以这样，它充满了探索性。

张清华

讲的太好了。请程光炜发言。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我还写了一个发言稿，就是《<鍾山>与新时期文学》，现在显得有点太另类了。刚才老孟讲到《探求者》，其实今天再来看《鍾山》，南京，包括整个江苏作家，批评家群，实际上有一个主线的东西，就是《探求者》，因为它是在北京、上海以外最活跃的文学大省，你会发现很多省作家很强大，没有批评，它不太全，而江苏是比较全的。

1957年南京出现一个以同人刊物《探求者》为阵地的文人社团，为新时期文学贡献了第一批小说家，陆文夫、叶至诚、高晓声、方之等，后来这一传统也孕育出了丁帆、王彬彬、叶兆言、毕飞宇等新生代的批评家和作家。我不知道这个社团跟《鍾山》杂志的创办有没有联系，是否有人做过相关的研究，但是我确信南京这座古都的文学氛围和传统一定会在二者之间建立某种历史通道，我想利用几个史料谈一谈个人看法。

先看这个杂志78年到89年的重要作品目录，作者有范伯群、曾华鹏、董健、陆文夫等等很多人，当时最活跃的作家像刘心武、王安忆、王蒙、冯骥才、贾平凹、莫言（这份作者名单我没有抄完），以此可以看出阵容非常强大。我不知道当时其他省级杂志的情况，除了“四大名旦”以外，有一段特别活跃的后来都没有持续下去，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然还需要探讨，我现在猜测很多杂志仅仅靠主编个人在撑这个杂志，后面没有一个持续性的作家群和批评家群，而江苏一直有。仅此名单可以看出南京和江苏作者是主力军，同时吸收了全国著名的小说家、批评家和学者参加，兼有大量的南京和江苏作者，杂志的地方色彩很浓厚，但又不拘于一格，由此可见南京这座城市虽然有地方性、同人性文人社团这种传统土壤却并不保守，而且始终有全国性的视野。

再看杂志统计的从1978年第1期到2018年第2期重点作者篇目，他们是丁帆22篇，方方4篇，王安忆21篇，王彬彬66篇，叶兆言16篇，叶明12篇，史铁生11篇，毕飞宇20篇，格非7篇，批评家的比例非常高，李洁非有46篇，仅次于彬彬。韩少功12篇，等等。这个统计不一定全面，但已经把这家杂志几十年的山川地貌描绘出来了，我先分析一下本地作者和外地作者的比重。

从篇幅可以看本地作者占了大头，为这本杂志尽心尽力，说明他们很爱自家的杂志。但有外地作者也很爱它，比如王安忆，作家在一个杂志上把非常好的文章给它，可能有各种原因，一个是喜欢这个杂志，一个可能有一些编辑组稿各种关系，这个比较复杂。李洁非的文章仅次于勇夺状元榜的王彬彬。格非是上海培养的，但是他的籍贯是江苏镇江，贡献了7篇，尤其是他最重要的应该是《褐色鸟群》，成名作，他把他的文学起点给了《鍾山》。老贾和莫言比他多一点，老贾9篇，莫言10篇，韩少功也有12篇。

刚才晓明和丁帆有一个争论性的对话，他们作为当事人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很容易，文学观和出发点不一样，做研究的时候显得非常困难，我怎么看呢？实际上“新写实”确实构成了对先锋文学的质疑，是一个挑战性的东西，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实际上具有一种张力。刚才莫言讲八十年代一直到九十年代初，当代文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思潮性，一个思潮接着一个思潮，那是作家有圈子，几个作家共同读这些作品。所以那时候作品确实很活跃，我们不能因为那个时候活跃就认为现在作家很闷。不是这样。文学在走上坡路的时候必然要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就风化了，很多人写不下去，有些人沉潜下来变成大家，就变成自我运行的一个小行星。当然也希望有下一拨年轻的作家，现在年轻作家比较闷，70后、80后他们应该再搞一些思潮，用思潮把自己地位提升一下，他们现在不做这个事情很遗憾，有作为的一代作家都是在上一代思潮中存活和发展自己的。

综上所述，我把《鍾山》定位为本地性和全国视野相结合的非常重要的文学杂志，相信不远的未来它会成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谢谢大家。

张清华

程光炜老师从史家的角度来讨论，让我们感觉有特别多的启发。还有孟繁华讲《鍾山》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实验场，这几个定义对于《鍾山》都非常重要。接下来请王彬彬。

王彬彬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大家讲的已经很多很好，我觉得《鍾山》这个刊物恢复了现代文学史办刊物的传统。49年以后的刊物，因为有了作协、文联这种机制以后，刊物多变成机关刊物，形成一个什么特点呢？它不叫杂志了，就是小说、诗歌、散文三大块，有的加一点评论，在文体上变得很单纯，格式化；作者队伍也变得很杂，而且还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一般来说一个人一期不能发两篇，都有这种说法，其实现代文学时期的刊物不是这样，现代文学史上刊物本身有非常庞杂的内容，像鲁迅、胡适他们的刊物什么都发，这个是谈经济的，这个是谈农业的，中间突然一篇小说。但是作者队伍很单一，从来没有什么忌讳说一人不能两篇。你仔细看现代作家，发的刊物上是很少的。鲁迅一辈子没有像我们这样在那么多刊物上发文章。学者更是这样，一辈子就在一两个刊物上，陈寅恪所有论文加起来没有超过五个刊物，一辈子就认这几家。后来我们反过来，作者又很庞杂，不能重复出现，但是文类很单纯。《鍾山》某种意义上恢复了现代文学上的这个传统，就是“杂”，作者内部不忌讳你重复出现。它这个“杂”一开始就有，发了很多重头的评论文章，比如我觉得《艺术断想》是我的老师潘先生（潘旭澜）写的最好的文章之一，而这些文章就是发在《鍾山》上的，包括“艺苑丛草”栏目里的很多篇文章。

作者队伍“杂”的传统，在贾梦玮接手以后被进一步发扬光大，比如推出长篇散文，像南帆的《关于我父母的一切》，在过去从来不可能有的，不拘一格。八十年代以前大型文学刊物就一家《收获》，后来这些都是在文革以后出现的。过去的作家没有长篇先在刊物发一下的，都是直接出书，后来需要发一下，倒不是说多拿一次稿费，而是这个对于作品的传播接受是不一样的。因为有大型刊物你才可以发长篇评论，两三万字的。大型刊物到了《鍾山》，尤其到了贾梦玮手里，他把大型刊物的优势、可能性充分发挥，所以《鍾山》对这几十年的文学发展非常重要。

至于说我个人，那就是感谢，没有贾梦玮逼着我，我不可能写这么多的文章。

丁帆

贾梦玮给你的贡献就是“杂”。

王彬彬

一个是杂，一个是榨。过去稿费不高的时候写了三万字，现在稿费提高了我不好意思写太长，尽量控制到一万五。贾梦玮逼稿子的本事，没有商量余地。对于我个人很重要，因为如果不写这个专栏，很多书我不会去看。现在你不得不看，看了以后不光是文章，对于我其他方面，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包括对文学史的认识，都很有帮助，所以这个确实是《鍾山》培养的，我非常感谢，就说这些。

张清华

彬彬兄说自己是《鍾山》培养的，确实是理直气壮。但是通过《鍾山》的文章，彬彬兄越界到思想史、历史、文化，包括文学的、社会的这些思考，他的领域之所以这么宽广，确实跟《鍾山》的“榨取”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丁老师讲你的稿费比较多，但我觉得你牺牲也比较大，因为在《鍾山》发文章没有补贴，在学校里不会领取科研补贴，咱们还不能说彬彬为了稿费，人家也有牺牲（笑）。

接下来请格非兄发言，除了大家都说的《褐色鸟群》，我觉得格非兄最重要、最好的一个小说《傻瓜的诗篇》可以说是新文学以来最杰出的十个中篇小说之一，也是发表在《鍾山》上的（1992年第5期）。

格非

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

对《鍾山》我个人非常感激，《褐色鸟群》当时写完以后，《迷舟》刚刚在《收获》上发，然后《鍾山》到上海来组稿。那时候我好像连续几天没有睡觉，人处在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我记得开始写《褐色鸟群》时那个开头，刚才丁帆说关于新文学的游戏性的问题的时候，别的作品我不敢说，但是《褐色鸟群》刚开始写的时候带有一定的游戏性，因为脑子不太清楚。但问题是《褐色鸟群》这么多年来还是成为了我的一个标签。

总的来说《鍾山》发了我7篇作品，尤其是《褐色鸟群》的发表，莫言刚才说他的作品被退，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褐色鸟群》如果寄到其他任何一个杂志被发表的可能性也不大。刚才彬彬说《鍾山》有点野，从那个时候实际上就有一点，他们是不拘一格的。整个新时期文学有一些很重要的特点，我个人理解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新时期文学的批评和创作是互动的，这个大家都说了很多。刚才光炜也说到思潮的问题，新时期以来几乎每过两三年就会有一个思潮出现，文学创作、作家创作跟这个思潮、跟这个批评构成非常复杂的关系，这个当中《鍾山》确实站在某种特殊的地位，从文体来说《鍾山》相对更丰富一些；所以我们感觉到新时期文学不同的思潮，以及后来特别重要的“新写实”都在《鍾山》上有所反映，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第二个看法，《鍾山》后来对我影响非常重要的有两点，一个是它对非虚构文学的探索与提倡，《鍾山》不断地在明里暗里提倡某种东西，这种提倡是基于它对中国文学正在发生变革的这样一个敏锐的判断，因为中国在短短的历史阶段中，实际上出现了非常多的光怪陆离的文学状态，各种各样的现象，而《鍾山》刚好跟这个过程相始终，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非虚构做得特别出色。第二个是《鍾山》的文学批评。在中国其他杂志当中恐怕很少有《鍾山》这样一个整齐的批评家队伍，事实上构成了对文学非常重大的影响，而且这个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非常了不起。说句老实话，我认为中国文学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批评问题是非常多的，批评与文学的关系中是不是有那种非常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家、视野和目光都比较宽阔的批评家能够直接介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去，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在全国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中，《鍾山》做得最好。

反过来我也可以谈一谈我的感想，实际上中国最近的文学，包括学术本身，因为我在高校这么多年，实际上大家生活在一种假象当中，我个人的判断，从文学内部、学术内部已经发生非常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因为我们没有很清楚地看到，所以我也觉得《鍾山》在目前这种状况之下，还是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一些更好的工作。刚才王彬彬说到当年现代杂志的“杂”的问题，其实文学这个概念在高校里面也就一百多年，原来传统的“语文学”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突然变成一个“文学”的概念，当然最近也有很多人，包括清华的沈卫荣也提出是不是可以重新回到传统语文学的脉络里面，当然我也不太赞成文学回到传统的语文学那个更大的脉络里。但是我觉得文学发生变革是肯定的，在今天这个变革是隐性的，不像八十年代被思潮裹挟。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状况当中，《鍾山》有它更为重要的使命。谢谢。

张清华

好，下面请毕飞宇。

毕飞宇

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

对《鍾山》我是有话说的。因为我跟《鍾山》的关系特殊，我在《雨花》工作那么多年，《鍾山》就在我旁边。刚才各位谈了过去的许多东西，谈得都特别好，我特别想对《鍾山》年轻的编辑说几句话，我觉得这个特别要紧。

以我写作以后跟《鍾山》的关系来讲，在我人生里面有一个东西至关重要，就是编辑跟作者的文学互信。从梦玮去了《鍾山》之后，我在《鍾山》发东西，没有一篇稿子一次能过的。其实很长时间里面我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名家，大家都要我的稿子，我的稿子在《鍾山》梦玮那永远一次过不了。因为我们的关系特别好，他总能给我找到问题。我还写过一篇文章，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玉秀》。《玉秀》全部重写了，如果没有我这样一个作者对编辑的信任，我怎么可能把一个中篇小说重写，况且《玉米》当时已经引起那么大的反响？

这里首先一个问题，编辑对于一个作者来讲，他相信这个稿子可以更好，他相信这个作家在这个作品当中可以抵达一个新的极限，我对他的判断也高度信任，所以每当他提出要求的时候，我是接受这个建议的。也不仅仅是《玉秀》，比如我去年还是前年发的一个短篇《虚拟》，我把小说给了他，给了之后《鍾山》给我的回话是，中间有一个地方不对。其实中间有一个地方不对我自己是知道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地方不对在哪儿，但有侥幸心理，反正一个短篇，就发了吧，也不是一个大事情。一直到我把稿子交出去的时候，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的判断也是正确的，所以后来就把稿子扣下来了，扣下来以后慢慢想，然后补充一个点，这个稿子后来相对来讲要好一些。

所以我特别想对未来的编辑讲文学的互信，我们都不要牛，编辑不要牛，作者也不要牛，在这个互信里彼此的提示、彼此的激荡、彼此的高要求，会使作家成长，也会使刊物能够发更好的东西。

沿着这个话往下讲，当然我跟梦玮是一个特殊的关系，很难复制的关系。很可能你们年轻编辑与其说去找稿子，不如说去弄人，要长期以来跟写作者之间建立起互信的关系，你能够相信他，他也能够相信你，这个相信到了什么地步就算成功呢？无论你的话多难听他都不会跳，无论你的话说的多么刺耳他都愿意接受，这个可能是极为重要的。

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的出版社也好，刊物也好，谈起编辑的时候很不对，中国编辑的权力是非常小的，中国编辑的地位也没有那么高。其实在西方，李洱一定同意我的观点，编辑的地位是非常高的，编辑的权力也是非常大的。我觉得在中国目前的文学语境底下，编辑的地位和权力不够大，其实对文学是不好的，容易纵容。其实好的作品，所谓经典的作品，在几个点上完善一下就可能更好，就是因为作家得不到更苛刻的要求、得不到更好的提示，就被放过去了。这个我真是很感谢梦玮，他的感觉特别对，每次都能拐弯抹角地找出一个毛病来，所以我好几次小说出来以后特别感谢他。当然他也跟我讲，他说他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也不是每个人都去批评，你能批评，你是一个可以批评的人，大部分人不能批评。所以面对一个刊物来讲，对写小说的人来说，能够接受批评是多么好的事情。

我就说这么多。

张清华

看人家飞宇的境界，用特别含蓄的方式表扬了梦玮，又显示了自己的境界。真是不容易，现在的作家一般不接受人家批评。下面请李洱。

李洱

著名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助理

刚才听飞宇跟格非讲的我都非常赞同，我先说格非这个事。格非的回忆不是很充分，我在15号将在北京接待一个人，沈乔生，《鍾山》以前的编辑。沈乔生有一段时间在美国跟我保持联系，仍然保持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对中国文学的关心，他来北京，我说找一个地方好好谈谈。《褐色鸟群》就是沈乔生当时从华东师范大学带到《鍾山》的，整个写作过程、修改过程我都非常清楚。格非的第一个研讨会是《鍾山》组织的，就是沈乔生去华东师范大学河东第一宿舍一个阴暗的房间里面开了这个研讨会，这是格非首先得到文坛承认，《傻瓜的诗篇》的创作过程我也非常清楚，小说的主人杜预这个名字是我帮他起的。

有一段时间人们普遍看《鍾山》，据我所知《鍾山》确实有非常非常好的编辑，它也一直以推动全国汉语叙事文学的发展为已任，它一直有全国视野，这一点是很多省级刊物没有的，这是《鍾山》的一个非常大的胸怀。但是我本人在《鍾山》很少发表小说，我只发表过一篇小说，也是沈乔生，后来沈乔生离开《鍾山》之后，我对《鍾山》的敬仰一直保持到今天，但是后来稿子就非常少。

还有一个贡献非常好，你们曾经有一个栏目“微型作家论”，我认为这个栏目开得非常好。范小天是非常好的编辑，后来的梦玮也是很好的编辑，刚才飞宇讲编辑跟作家之间的关系，这种信任太重要了，在西方编辑对一个作家来说，地位非常高。我们都知道卡佛的例子，不光是卡佛，包括像厄普代克这么牛的作家在后来有资格编小说集的时候，编辑的地位比他当作家的地位还重要。但是在中国，尤其作家成名之后，对编辑那种态度，我真的看不惯；我可能非常古典，所以我为什么在北京接待沈乔生，沈乔生退出文坛都有二十年了。

接着飞宇的话说，每个作家背后确实需要一个编辑对他的提醒。我对李敬泽有一个评语，四个字叫“高眼慈心”，其实我说李敬泽是所有作品的毛病都能看出来，但是他很少给人指出来。一般的作家他都说写得好，他连改都不让你改。飞宇这么大的成就，我很早以前就知道后面站着梦玮，今天听飞宇当面讲我也是很感动。编辑有力的介入能改变中国文学现状。编辑非常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我相信已经很少了，编辑现在别动不动就先把稿费给作者，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对的。对年轻人慢慢就要有限制，希望以后的编辑继续对好作家、年轻作家提出高标准、严要求。

此外，我个人认为《鍾山》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节拍器，给当代文学提供了韵律，了解《鍾山》和这一时期文学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这句话的内涵。

我就说这么多。

张柠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外面来的专家都差不多说完了，那我就来接着说。

我跟《鍾山》没有什么私交，但是我跟其他杂志也没有私交，我跟哪个杂志都没有私交，一视同仁。但是《鍾山》给我的教学和学生提供了很多非常重要的研究文本。大型杂志，我向学生推荐六个，《人民文学》《收获》《鍾山》《当代》《十月》《花城》，下来就是月刊了。最好是追踪阅读，《鍾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这背后有着《鍾山》几代编辑辛勤的劳动，所以要感谢他们。

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个格局和风貌，就是这些杂志建构起来的；不走杂志这条路，直接就给出版社出，这个路子在当代文学里边是走不大通的。必须要走杂志，如果直接走出版社出就是网络文学了。这些杂志构成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整体的风貌，有总体性，有相似性，但是每个杂志也都有自己的特点，《鍾山》属于江南形式主义美学风格，江南形式主义也是中国风格，但是它更贴近近代以来，不是那种以古中原地区为代表的。

程光炜

丁帆有一句话，江苏是南北交汇的地方。

张柠

所以有中国气派，同时也有现代气派，这是南京金陵这个地方，六朝古都孕育出来的，又通过四十多年孕育出这样一个杂志，它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美学风貌，所以作为中国文化中最具形式主义色彩的江南，它是在这个地方成长起来的一个杂志。

江南这块土地的人对汉语言的形式本身有非常特殊的敏感性，它可能会接受外来的影响，但是它会把最重要的注意力集中在汉语言文字本身这个最重要的载体上，而不是思潮和观念上。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很容易被世界潮流思潮、观念给带跑，但是如果说一个地方、一个杂志、一个编辑被语言本身的形式和美抓住的话，他立足的地方会更稳妥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鍾山》杂志本身的追求，也是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追求。不管它的思潮、观念、形式怎么探索，但一定是立足于母语本身的，这一点《鍾山》做得很好。为什么它在四十年来掀起那么多的思潮、探索、流派，也跟语言探索本身是有关的。

所以我觉得要为《鍾山》点赞，祝贺《鍾山》四十年，四十而不惑，越办越好。

张清华

柠兄是发明家，发明的词和概念很有意思。下面请张莉。

张莉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很高兴参加这个活动，我没有在《鍾山》发表过东西，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我是读着《鍾山》长大的，在我看来它其实是深度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进程，它的品质最为杰出的地方是四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对一种文学品格的坚持，而且它有那种知识分子的气质，它是文学性与思想性兼具的。前面诸位老师讲了很多，我都特别赞同，首先是一个杂志的文学眼光，其次是它的兼容并包，刚才老师们提到很多，但是它特别有意识地拆掉文体间的壁垒，而且有意识地在推动。最让我有感触的是它对当代文学史的深度介入和引领。刚才丁帆老师讲的新写实主义的起源对我冲击很大，因为我们每年讲当代文学史，那个导言经常被文学史引用，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个杂志一以贯之有一种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跟它的主体性有关系，这就说到茅盾的自然主义，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青年》《小说月报》，他们都是有意识地引领一些文艺的思潮，从这个角度来讲，在当代文学史上，《鍾山》是那种非常有意识地在深度介入文学史的特殊的期刊。其实它是意识到文学期刊本身所应该具有书写文学史的义务，所以它内里有一个推动的力量，这种文学期刊的主体性是今天我们应该意识到的，它有一个典范的作用。

当然它的主体性还包括贾梦玮老师有一个栏目叫“河汉观星”，我自己写过这样的文章，想特别表达我对这个栏目的喜欢，因为十年前我刚刚开始写文学评论，那篇文章是我第一次写当代文学评论，第一它是我的第一篇文学评论，第二它影响了我的文学作家论的写作过程。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而言它提供了严谨、尖锐，但同时又不失文学感受力的文学批评范式，在更长久的时间里它的魅力和影响会日益显现，所以我对这个栏目特别有感情。

当我们讨论一本期刊在文学史上主体性的时候，实际上讨论的是文学的审美的独特性，如果把《鍾山》的所有专栏、把这些学者的名字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虽然追求不一样，但是共同点非常相近，就是文学性、知识分子气质，而且它的文风是沉静而有力的。二十年来《鍾山》可能没有提过更有影响力的文学思潮的口号，但是它引领了一些文学作品的持续推出，而且它内在很深远地扭转着我们对许多事物的认知和理解。也许今天我们并没有深刻的认识，但是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就会意识到它的追求是遗世独立、别有追求，而且它不媚俗、不趋炎附势，在这个意义来讲《鍾山》的文学随笔有一种文学意义，那种文学史的意义是静水流深、滴水穿石，这是它的非虚构和专栏最有意思的地方。你会看到学者的随笔特别有文学性，而它的小说家的那些专栏又特别具有学者气息，这是在文体意义上的一个特殊贡献。

最后特别想说，我特别认真地读《鍾山》主要作品目录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文学杂志和它所在的文学时代的关系，固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肯定的，但同时你又会发现它有它的独特性，《鍾山》有一种文学期刊应该有的文学品格，它没有被这个时代吹得七零八落，所以它的审美整体上是恒定的审美，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鍾山》见证并深度参与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进程，同时又保有一种稳定的审美和文学追求，这形成了属于它自己的一个文学节奏，我想它是《鍾山》独树一帜的魅力，同时也是《鍾山》杂志的文学史意义。

谢谢。

毕飞宇

我插一句话，刚才张莉老师讲到一个词我特别认同，就是知识分子性，这个特别好。

张清华

下面也请《鍾山》新任副主编来谈一谈，他也是做批评的，原来在南大文学院。

何同彬

《鍾山》副主编

我到现在刚入职《鍾山》一年多，配合主编做四十周年的一些活动，做了一些资料的梳理，刚才诸位老师前辈也谈到《鍾山》的历史，这个太辉煌了，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编辑来说，压力非常非常大，包括它的品格、它的影响力，尤其是毕老师专门给我们这样的年轻编辑上了一课，李洱老师也谈到这个问题，我受益匪浅。一年多，对于我从学校做研究的人到一个文学编辑的转型来说还远远不够，还有很多的课要补，甚至于怎么样退稿这样的最基本的技术环节我到现在掌握得也还不是很熟练。约稿我可以死命地约，但是约来不好怎么退，我还在学习当中。从小的细节，对这个刊物的传统的延续、绵延，从哪些方面努力，对我来说还是很大的课题，借四十周年的机会，我也做一些思考和调整、努力。今天这个活动很多老师提到很多《鍾山》的栏目，怎么样介入和参与中国重要的文学思潮，我刚才说压力很大也在于怎么样把这个传统承传下去，包括知识分子气息，在这些方面我还要不断地学习、积累各方面的经验，谢谢。

张清华

好的，我们的研讨会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

与会嘉宾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