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修新羽：一九九三年出生，青岛人，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芙蓉》《大家》《解放军文艺》等刊。曾获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二〇一三年度《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出版有小说集《死于荣耀之夜》《年轻时我们向陌生人奔去》。

王勉把耳机塞进我耳朵里：“听，是不是安静了。”

我隔着玻璃往楼下看，窗户该擦了，斑斑点点都是干涸雨迹。楼下那些人离我们很远，那些人晃着胳膊，打着节拍，松松散散围成了圈。最中间站着只熊猫玩偶，跳得比所有人都起劲，手舞足蹈。那些人笑着，喊着，唱着，而在防噪耳机的保护下，我终于什么都听不到了。这就是城北。

“你看，这就是城北。”王勉说，“干什么都能赚到钱。”

两个月前我刚刚搬了过来。那天是八月十五，我骗爸妈说出去和同学聚餐吃月饼，其实一直宅着没出门。满屋都是乱七八糟的的纸箱，我心里挤得难受，干脆跑下楼透透气，准备随便买点儿东西当晚饭。然而愚蠢如我，大大低估了广场舞的普及程度，被伸胳膊踢腿的大爷大妈挡得晕头转向，走到花坛旁才敢放慢脚步。那天我第一次遇见熊猫海森堡。

他在哭。按理说，穿着那么夸张的玩偶衣服，根本就看不到脸，也就很难判断出人的心情。但他坐在那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实在太过显眼。看着那低垂着的巨大熊猫脑袋，我也跟着难受起来。

“哭什么？”我问了一句，坐到他旁边。那身熊猫装都起球了。

他不哭了，可能有些不好意思，但也没有回答我的话。我们就那样不声不响地坐在花坛上，看老头老太太们激情澎湃地跳着舞。直到我最终离开，他都没有回答。

我拎着袋水煎包回家的时候，哭泣的熊猫人已经不见了。我回到家，吃完饭，从窗户里又朝外看了几眼，却发现那熊猫就站在楼下跳舞，人们围着他，跟着他，喊着“熊猫”什么什么的，后面的字没听清楚。

来看我的时候，王勉对这景象目瞪口呆，在楼下就迫不及待地发微信问：“广场舞队伍里怎么还有只熊猫？”我没回答，他也并不需要我的回答，他在楼下站了五分钟就能了解到一切，就能在吃饭时津津乐道着海森堡的事情。

在这个位于城北外环的老年社区，人人都认识海森堡。

那是老人们凑钱雇的领舞，平时也帮忙干干体力活，看看孩子。熊猫服算是他的特色，容易讨老人孩子们喜欢。他学过烹饪。本来想在城北找个帮厨的工作，攒点儿钱自己开饭馆。可城北这些年对餐饮业控制得很严格，小饭馆别说开不起来，倒闭就倒闭了不知多少家。后来在人力市场被人招过去，参加一个百货商场的活动，五十多人打扮成熊猫，摇摇摆摆地在商场大厅里跳舞。没人问为什么熊猫会跳舞。实际上，他们跳成什么样也没人在乎。那天他拿到了二百元辛苦费。

后来组织他们跳舞的人在老家找了媳妇，不打算在城北待了，他就把那两百块钱交回去，把玩偶服买下来，自己出去找活干。人家都叫小鹿斑比、小熊维尼，听起来怪洋气，他就觉得自己也该起个外国名字。在废品站帮忙时，捡回来些教辅材料，他翻了半天，从里面给自己找到了这个外国名字，海森堡。他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里面有海洋，有森林，还有城堡。

于是他把自己原本的名字藏了起来，只准我们叫他海森堡。

我知道海森堡在“二战”时帮纳粹造过原子弹，只是没能造出来，可我没提这茬。坐在楼下闲聊的时候，有人拿手机搜索了一下，给他念了念：“德国著名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创始人，一九三二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那天晚上都没怎么唱歌跳舞，手里挥舞着卷成筒的初中物理书，步伐里都带着著名物理学家的稳重。

和我不同，那时候王勉对海森堡没什么好感。

那时候我和王勉还谈着恋爱。他死矫情死敏感，在滚床单的时候特别讲究，不能有灯光，还不能有声音，听到个汽车喇叭都会软。他来我这儿的时候都是八点多，每次要等到半夜一两点的时候才能开始做正事。然后一觉睡到上午十点多，我们再一起洗个澡，趴在床上看书看电影。

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你这里还挺吵的，平时能睡好吗？”我仔细听了听，告诉他，那是海森堡在唱歌了。最近广场舞花样翻新，还融合了开放式卡拉。

王勉点上根烟，起身坐在床边，叹着气。跟我这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妞相处在一起，分也分不掉，甩也甩不开，估计他自己也窝心。当年追我的时候，他可能没想过我会鬼迷心窍，毕业后没回成都，而是留在居住成本奇高的城北。这让他原本预想中理所应当的毕业分手一拖再拖，直到来年春天，双方才彬彬有礼地告别。

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和海森堡打了一架。他在夜店里和朋友玩到半宿，宿醉头痛，偏偏海森堡在楼下扯着嗓子喊《水调歌头》，唱什么“明月几时有”。他思考了半天，走过去扯开窗户朝外面喊：“有没有公德啊，孩子刚睡下都被吵醒了！”

外面的声音果然停了，过不了五分钟又重新响了起来，大概是笃定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孩子。我幸灾乐祸，也跟着小声哼哼“此事古难全”。王勉就过来，一边捂我的嘴，一边继续思考对策。

王勉说，我要下去跟他打一架。为什么要打架呢？大概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他穿好衣服就下去了。反应过来后，我披件外套赶紧跟着。

他们已经打了起来。下午五六点，广场上的人还不多，呆若木鸡错落有致地围成了一个圆圈。圆圈里，王勉趴在地上，用膝盖顶住海森堡的肚子，气喘吁吁。

海森堡的头套歪了，但是并没有掉下来，所以我看不到他的表情。

事情以我掏出口袋里所有零钱塞给海森堡，一边朝周围所有人鞠躬道歉一边把王勉扯走而告终。我相当确定自己如果再晚下楼几分钟，王勉就会被那群把海森堡视为小区吉祥物的老头老太太，举着马扎拐杖，围殴成鼻青脸肿。

幸好海森堡没怎么跟我们计较。也可能是隔着玩偶服，王勉醉醺醺的拳头打在身上就不怎么疼。

酒醒之后，王勉给我买了副降噪耳机。他还带了条烟，说要下去跟海森堡道歉。我待在楼上，看他在广场舞中场休息时把熊猫从人群中拽出来，挥着手说些什么。这是他在领导力培训课上学到的技巧，据说只要挥着手，就能让言语更有力量。

老头老太们悄悄围成了圈。仿佛只要海森堡一声令下，他们就能稳准狠地制伏这个手舞足蹈的年轻暴徒。但海森堡把烟留下了。王勉觉得这就证明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友谊，他开始顺手买点儿烧烤，时不时把海森堡捞出来聊会儿天。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尴尬，下楼的时候遇见海森堡，往往会绕着走。海森堡瞅到我的时候，却总会挥挥手打个招呼，像是感谢我上次把他从王勉的魔爪下救了出来，即便我和王勉其实算一伙的。

过年那阵子，广场舞异常消停，大概外面太冷了，老人们也要在家照顾好不容易回来过年的子女。王勉买了堆熟食，点了堆外卖，还给我带了新年礼物，可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他往我这儿来得越来越频繁，但我甚至不是很有底气说自己是他最正宗的女朋友。毕竟我们不过是在一次小众读书会上认识的，他的那些朋友家人，我谁都不了解，他的商业活动和娱乐活动，我也哪场都不参加。实际上，我甚至怀疑他同时有着许多个女朋友，有的用来带回家应付爸妈，有的用来带出去见朋友，而像我这样的知名高校的“知识分子”，就负责和他分享我的离群索居与愤世嫉俗，或者负责满足他某种莫须有的成就感和占有欲。

我没问过他。我仅存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样问。

这就是城北，甚至谈恋爱也能赚到钱。王勉当然不会蠢到直接把钱打到我卡里，但他提过要帮我租房子，还总是送我包。在我狭小杂乱的房间里塞着五只奢侈品女包，最贵的是一只铂金包，据说价值七万。这些都是王勉送给我的，他对他前女朋友们也都是这样。我不怎么喜欢包，但他既然送了，我也就留着，不能叫他什么都不付出，分手后再把我轻飘飘地忘掉。

它们就摆在衣柜最下层，有时候我会拿出来看几眼，盘算着自己在他心里到底有多重要。想着想着，我说，人家约会都是出去吃饭看电影，也只有我们是每次都约在女孩家里吃外卖滚床单了。王勉头也不抬地继续打游戏：“说什么赌气话，你本来也不想出去吃饭看电影。”

我继续说，我觉得这样一来自己很像楼凤。王勉继续答，楼凤这个词听起来挺好的啊，住在楼上的凤凰。或许是被他漫不经心的态度激怒了，我突然自找没趣，非要问他究竟为什么喜欢我。他压根不想解释：“就像喜欢吃苹果一样，说不出理由的。”

我说：“就怕吃惯了苹果，想要去尝尝别人家的梨了。”

王勉嗤笑着，朝我身上随意地摸了一把：“你是苹果啊？”他皱起眉毛，装模作样地思考着，又说：“从你这脸上的情况来看，比较像香蕉，到处都是斑点。”

从母亲那里我遗传了雀斑。它们均匀分布在颧骨两侧，不仔细看的话其实是看不到的，可王勉这种天天盯着我的杂种就什么都看得出来。我朝他翻白眼。他把白眼翻回来，伸手从衣柜下面捞出条皮包肩带，把烟蒂摁灭在上面，刺啦一声留下黑印，空气里弥漫着臭烘烘的焦煳味。他说：“看，宇宙无敌限量版。”

那天我紧紧地抱住他。我们直到十点半才起来吃早饭。也许是因为还没醒酒，我问了一句后来令自己特别难堪的话。我说：“如果我们早点儿认识的话，是不是就能好好谈场恋爱了。”王勉说：“你做梦吧，再早点儿我还是不喜欢丑的。”

冬天的风一阵阵地吹，冬去春来，王勉还是王勉，我也还是我。我们依旧不清不白。我们大概分手过二百遍，每次王勉都会若无其事地继续回来找我，我们就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王勉还是到处跟人喝酒。后来有一次半夜，我专门背着那只宇宙限量版的包，出去看王勉的笑话。朋友们在包间里睡死过去，只有他迷迷糊糊待在洗浴中心大厅，非要在这里等我。我蹲下去，打量着他泛红的脸。是真的醉了，呼吸之间都带着酒味。我伸出手去扶他，被紧紧握住。

那阵子王勉忧心忡忡。他靠家里拆迁拆出了几千万，他自己是没什么用的废人，这件事他知道，我知道，他的朋友们也全知道。朋友们担心他早晚把家产败干净了，就轮番给他出主意，找地方搞投资。可投资来投资去，钱似乎越来越少。

王勉粗略算了算，发现吃亏，就想把钱都要回来。哪有那么容易就能要回来。他开始四处请人吃饭出主意，还在网上搜索那种专业催债员。后来王勉说：“其实海森堡就不错。”

我让他别祸害人家。

王勉说：“怎么叫祸害？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是让他去当正义使者。”王勉早就打听好了，海森堡之前在健身房里待过一段时间，不仅会领舞，还会打太极，拳击操，甚至会女子防身术。

生活太艰难了，连一个广场舞领舞都如此身怀多艺。我对此深表敬佩，跑到阳台那里又朝楼下看了几眼，海森堡尽职尽责地领着老人们活动着腿脚。你说这么厚的衣服，夏天怎么办呢？王勉说：“夏天的时候，他大概会打扮成印第安人，拿长矛，在头上装饰点儿羽毛，异域风情。”

我说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王勉说，“海森堡想得比你明白。好人会变老，坏人会变老，有钱人也会变老。人们会孤独，而我们会开一家养老院。可以让海森堡当院长。”

在我不知道的时候，王勉和海森堡似乎成了朋友。

他们的共同话题远比我想象的要多。毕竟在家里拆迁之前，王勉在城中村里住了十几年，周围都是高楼大厦，只有中间低矮一片，脏兮兮，黑漆漆。他养鸭子，种菜，放学回来给全家人做菜。他说他做菜手艺相当不错，虽然我从来也没有尝到过。

有几次我往楼下看，还捉到过海森堡在教王勉打太极，那种中老年人练的太极。作为回报，王勉尝试过教海森堡跳街舞，俩人像两只对脾气的小狗那样玩得挺开心。他甚至还提过想把海森堡叫到家里来做客，这次提出反对的倒是我：“随随便便把陌生男人叫到家里来？我自己住，不安全。”

“那不是什么陌生男人，”王勉说，“那是盼盼。”运用过人的知识储备和联想能力，我们私下里给海森堡起了个讨人喜欢的昵称，“盼盼”，这是世界上最长寿的雄性大熊猫的名字。尽管海森堡凭借他简单粗暴的理解力，认为这个昵称实在太娘了，他不太喜欢。

那确实不是什么陌生男人。可我们谁也跟他不熟，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他的长相。他一直穿着那套熊猫玩偶服，我们也就把他和那些玩偶服象征的一切联系起来，那些卡通故事，那些节日庆典，那些旋律欢快的广场舞。我们觉得他像熊猫那样温和憨厚，虽然不一定珍贵纯洁如国宝，倒也不至于就是什么隐姓埋名的通缉犯或者变态杀人狂。

跳完广场舞，有时候他还会帮老人看看孩子。人们会塞给他几十元托管费，更多的是从家里带点儿时兴东西分给他一起尝一尝，谁谁谁家拿给他过一小块鹿肉，谁谁谁塞给过他一枚鸵鸟蛋，还有人从南方带回来过乒乓球大的杨梅。这就是所有的新鲜事了，王勉最终没雇他去要债，也没让他当成什么养老院院长，我们只是在想象中为他规划着莫名其妙的前路。无论如何，海森堡的生活总是那样，甚至他的继续向前走，也不过是走向原有的方向。

有次我下班回来，发现人群中站着个新的熊猫人偶。不像海森堡，颜色比他的白，头也比他圆。那熊猫回过头来，手舞足蹈：“托人买了身新衣服，今天刚到，你看怎么样？”我走过去，伸手摸了摸，摸不出什么区别，却还是点点头告诉他：“挺好的，比之前那件质量好。”

海森堡说：“以后我轮着穿。”我点点头，说：“轮着穿挺好的。”

旁边的大妈大婶朝这边招手，海森堡就对我愧疚地笑了笑，回去继续陪她们打扑克。

海森堡几乎从不把这身熊猫玩偶服脱下来。在别人看来，穿这种衣服总归会很难受的，但他好像就是有种超能力，可以每时每刻穿着它招摇过市，还表现得舒适坦然。

元宵节前后附近开了庙会，晚上会有人唱歌表演节目，还有固定的小吃摊。至于流动摊位，有卖冰糖葫芦的，还有人在卖那种能发光的气球，小情侣们最喜欢这些，男孩子一买，女孩子眼里都跟着发光。海森堡就站在那些小商贩旁边，时不时挥挥手，招呼人家来跟他合影。我知道在许多地方，人偶都是强行拦住人合影，合完影开始要钱，游客觉得不好意思，往往就给了。

海森堡不这样，他脸皮薄，甚至连钱也不好意思开口要，只在胸口挂了个封着塑料膜的纸牌子，上面写着“合影一次十五元”。如果遇到了外国人，就收十美刀。听他讲，还有过几次收到了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外币。

我们凑过去跟他打招呼。我们，指的自然是我和王勉，在拒绝了我无数次后他终于戴着墨镜出来逛庙会，谨慎得像是随时会遭到暗害或绑架，像是明星或者盲人。而海森堡，在认真辨认了好几眼之后，才跟王勉打了招呼。

我说：“把你头套拿下来借给他吧，他就怕被人认出来。”我只是随口这么一说，而海森堡点了点头，还真把头套摘了下来。

可能是半边烧伤毁了容，也可能是地包天，蒜头鼻，三角眼，黄黑瘦皱。在我的想象中，他一定很丑，所以才总是躲起来。头套下面是张平平无奇的脸。头发支棱着，鼻子耳朵冻得微微发红，胡子刮得很干净，看起来就显得很年轻。

我努力夸他：“不丑啊。那你躲什么呢？”

海森堡抿着嘴笑了笑。笑的时候目光很沉稳，看起来又有些老成。

王勉皱皱鼻子，替海森堡胡编乱造地解释着：“空气不好，味大。躲里面还能挡挡。”对这件事，王勉还真有发言权。据说他跟某任女友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也是打扮成了人偶的样子，站在人家楼下等了整宿，就为了送盒生日蛋糕。

真奇怪，像海森堡这样总躲在玩偶服里面的人，偶尔摘下头套都会让我们感到莫大的亲近，感到欢欣鼓舞。反倒是我和王勉这样总赤裸相见的，时不时要感受一下什么叫人心隔肚皮，所爱隔山海。

我们在庙会上闲逛，逆着人群走，最后走到山头一个小亭子里，吹着冷风，隔着黑暗弯曲的山路，远远望着庙会那边的热闹。这种黑灯瞎火的地方特别适合杀人抛尸，我心里毛毛的。王勉反而很自在，在所有远离人群的地方他都能很自在，甚至还能点起一根烟，像五六十岁的中年男人那样挺着肚子唏嘘感慨。

王勉说，光阴如梭啊，我还记得当年学校给高三生组织的成人典礼，所有人都穿着二十元租来的廉价学士服，举手发誓，说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后来才知道，社会并不需要我们。

我故意想要和他过不去。我说行了吧，说过的话本来就不能作数的，你当年还说你爱我呢。说话的时候，突然来了阵冷风往我嘴里猛灌。我立马闭了嘴，把话尾几个字说成了模糊不清的呜咽。

王勉显然是听明白了我的呜咽，甚至还一本正经地纠正我：“那句还是作数了的。当年的我爱着当年的你，没毛病。”他把烟扔到地上，踩灭了，又问：“你想和我结婚吗？别激动，我就是好奇问问。想的话，你可以继续想。”

我想打他。我想咬他，随便咬掉哪只耳朵或者哪根手指，让他永远记得我。我想，现在怎么就不是当年了呢。

可我知道他没说瞎话。毕业之后，我们之间那些被校园生活遮蔽的阶级差异越发明显，甚至比熊猫海森堡与熊猫的差距还大。王勉从来不把女朋友带回家，但有次我们都喝醉了，他把我带去他的某一处别墅，让我感受一下什么叫好床垫。

我不知道那床垫值多少钱，但它真的很好，柔软地托扶着你，犹如一场温暖梦境。我本来只打算感受感受就下来，可没出十秒就全然失去了意识，再醒来已经是第二天早上。王勉已经换上了睡衣，像孩子那样趴在我身上，用毛茸茸的下巴抵着我肩膀。我扭头试图看看墙上的钟表。墙上什么都没有。

真荒诞。早上还有专业课呢，但我就是不想起床。王勉离我那么近，我甚至能感受到他的心跳。他温暖平坦的胸膛，他的心跳。这是我第一次被他带到家里来，带着宿醉后的眩晕，我打量着空荡荡的房间。北欧极简风，品位相当不错，只要肯花钱设计，只要懂得尊重设计师，没哪个有钱人真会把房间装修出乡土气。

王勉想不明白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就喜欢上他这样的废人。周围朋友告诉他，是为了钱。他也就这么信了，以为自己一直有钱我才永远不会变心，我没费心去纠正他，但我觉得他想得不对，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是对的。

去年股市，用一句常见的话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可是风停掉的时候，其他猪都跑了，王勉却没跑开，反而是欠了许多债。他爸妈早就移民去了加拿大，离婚后分别重组了家庭，压根不想再管他。

正如我之前说过的那样，王勉是个废人。他和所有直觉敏锐的艺术家和诗人一样，本能地喜欢那些纤细美好且昂贵的东西，但他自己既不会画画，也不会写诗，每天除了花钱就是等死。

留在城北后，积蓄花得很快。我找了份新媒体运营的工作，主要就是去外媒上扒点儿奇闻趣事，整合成耸人听闻的稿件，眼巴巴指望它们能成什么爆款文。优点是不用坐班，缺点是钱将将够生存。王勉本来说要找朋友给我介绍工作，是我咬着牙不答应，一心想维护自己独立新女性的形象。实话实说，现在我还挺后悔。否则我说不定还能昂首挺胸地说句别怕，我来养你。

这些事是王勉面对面跟我说的。说完之后，他低头揉了揉眼睛：“你这床垫睡起来可难受了，又硬又窄，我他妈隔三岔五就过来睡，挺不容易的，对不对？”

我不吭声。他又凑过来，扯住我的胳膊晃了晃：“对不对？”力气可真大啊，他可能是急了。我勉强点了点头，眼泪在眼睛里也跟着晃了晃。他凑得那么近，很仔细地打量着我，像在辨认陌生人：“不是凤凰，不是苹果，黑眼圈重得像熊猫。”

我把他的手挣开，问：“你什么时候走？”他说：“这就走。”

我说：“那些包我过阵子就卖掉，钱给你打到支付宝里。”之前吵架的时候我也这么说过，王勉说让我别侮辱他。

王勉点点头，出去的时候，帮我把客厅的灯关上，门轻轻带上。他从没有这么体贴过。

那天晚上，老人们热热闹闹地跳着广场舞。我在人山人海中站了很久，去买了几罐啤酒，坐到广场的花坛前。老人们手舞足蹈，老人们各自回家，嘈杂沉淀为寂静，海森堡来到了我身旁。我把新开那罐啤酒放到他手边，海森堡摸了摸他的头套，好像不打算摘下来。在我们身后的花坛里，一丛丛迎春花正开得茂盛。

事情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我和沉默的熊猫玩偶人并排坐着，昏黄路灯映在我们身上，仿佛电影散场。海森堡悄无声息地溜走了，又悄无声息地溜了回来，塞过来一沓书，用旧报纸包着。我就着灯光瞅了一眼，是几本童话。可能是他从回收站里找到的，年岁看起来很旧了，但里面的书页还很新，记载着人们年幼的梦想。

我不是小孩子了，海森堡，我没那么好哄的。我向他道谢，把书带了回去，放在空下来的衣柜底层里。第二天，我去商场买了点儿结实耐穿的衣服，想要回送给他。我想他应该用得到。

“海森堡回老家了。”所有人都说，“他家里人给他说了个媳妇，说是回去成亲了。”也有人说是他父亲生了重病，要他回去准备后事。也有人说他中了彩票，发了大财，赶紧荣归故里去了。有人说他是昨天走的，也有人说他是上个礼拜就离开了。越说越不靠谱。

第二天我就预约了市立医院的皮肤科。那老医生问，你想做什么。我挨个给他指了指自己脸上的斑，我甚至不用靠镜子就能指出它们在脸上的位置。它们好像一直在疼。祛斑手术花掉了我两个月工资，八千多块。激光在我脸上均匀地烧掉了一层皮肤，然后结痂，脱落，露出粉色嫩皮。这时候千万不能哭，脸上紧绷着全是血痂。我有理由不哭。我整整一周都没有出门。

凤凰，香蕉，熊猫，一切都被烧掉。我像蛇一样地等待新生。我总在做同样的梦：所有人都穿上蠢兮兮的卡通服，有牛，有马，有喜羊羊。王勉甚至打扮成了地球，上身是一个球，下面杵着两条腿。只有我还穿着我平时的衣服，只有熊猫海森堡还是熊猫。

后来王勉再也没有联系过我。后来我知道，他不光是赔了钱，还被人骗了。在跟我告别的第二天，王勉打扮成熊猫玩偶的样子，守在酒店门口，拿着把刀，把骗他钱的人捅了。在那个春风沉醉的夜晚，他满身酒气血气，惊慌失措地跑来找了海森堡。他估计是去过海森堡的家吧，打不通电话的时候，他跑到那片群居房，藏了整整一宿。

楼下来过好几辆警车，这我听见了。当时我只是觉得吵。

满朋友圈都在转这场激烈的血案，其激烈之处不过是因为，捆绑了“富豪”“股灾”等字眼。王勉捅人都捅不到重点，据说对方在医院很快就脱离了危险。照片里的王勉突然很消瘦，像很久没见过光的猫一样，眯起眼睛看着镜头。他狼狈而绝望的样子让我觉得眼熟，仿佛我在心里见过千百万遍。我有很多话想问他，我想知道那天晚上王勉有没有打算过来找我，再见见我。我想知道海森堡为什么要送我那些童话，包童话书的旧报纸上那则通缉令到底属于谁。我想知道，王勉和海森堡究竟聊过些什么，他究竟从哪儿搞到的那把刀。

我想起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说要带王勉回成都，去看我爸妈，也去看熊猫。不是海森堡这样的，也不是动物园里那种一只只闷闷不乐的，我要带他去保护区里看，它们成群趴在那里，无忧无虑地啃竹子吃。它们只要活着就好，只要活着就是万众瞩目的明星，就是功高盖世的英雄。

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想，想到头痛，想到恶心。我一遍一遍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