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曾剑， 湖北红安人，1990年3月入伍。先后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解放军文艺》等发表中短篇小说三百余万字，出版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小说集《冰排上的哨所》等。多部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入选2013、2014、2017、2018等中国年度小说年选及中国军事文学年度。获全军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评奖一等奖；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文艺作品奖、辽宁文学奖等多种军内外文学奖项；先后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鲁迅文学院第13届高研班及第28高研班（深造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等职。辽宁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现当代文学创作方向在读硕士研究生。

我不该与父亲剑拔弩张，可是，弩已张开，无法收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不敢把箭射向父亲，就把自个儿射了出去。我在后山坡，沿着曲曲弯弯的山路前行，细石子不时透过我薄薄的布鞋底，硌着我的脚。隐隐的疼痛提醒我，我在奔跑，却不是逃离。我几次回头，希望父亲追上来，但是，父亲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

我从未如此渴望父亲摇摇晃晃的身影。父亲腿跛，年轻时在石头窝起石头，伤了膝盖。

事情发生在一小时以前，因为没给我准备好学费，我骂了父亲。我当时好像并不只是为了骂他，就是要找个人出气。我骂他：你有个么鸡巴用，就知道上骒快活。

上骒是我们鄂东北山里人的一种方言，指动物交配。

我之所以骂得这么狠，这么低俗，因为昨天晚上，他在我娘的房间里，发出一种类似种猪配种的声音，此刻，那种声音在我耳旁响起，它提醒了我，我脱口而出。他没能把我的学费准备好，惹我生气，我自然拣最难听的，最刺痛他的话骂。

那一刻，我估计我是疯了，要么就是不想活。我刺激他，希望他追上来打我。他虽然腿跛，但我年少，他打我还是没问题的。他就是打不过，我也不能还手。我若还手，就是反上，要遭全村子人的唾弃。

我等着父亲拿起墙角他干农活的锹，来拍我的后背，或者用锹把敲我的腿，他以前这么干过，但这次，他没有。他竟然一屁股坐在我家门槛上，号啕大哭，仿佛没有学费上学的不是我，是他。

他像一个女人那样哭泣，这让我无地自容，目不忍睹。他不追我，我就没有台阶下，我就只能一直往前走。走了几里山路，一条柏油路横在我面前，我随后看见一辆长途汽车。车前招牌显示由县城去往武汉。我没想坐车，我没想走那么远，我想把家乡的山路走到尽头，再往回走。可是，长途汽车轻轻地，稳稳地停在我身旁。司机服务态度那么好，近乎虔诚，我没有理由不上车。我的双脚，就不由自主踏上去了。

幸好，口袋里还有二十块钱，那是我学费的一部分，却离我学费的总数差很远，买一张车票，倒是够。

两个半小时候后，长途汽车把我扔在循礼门，我才知道，茫茫人海，我却举目无亲。我后悔出逃，事实上，我从离开家的那一刻，就开始后悔了。我逃跑，其实是演戏，哪知演成真的了，父亲不来追我，他顾自像一个女人一样，坐在门阶上哭泣。

母亲要在家就好了。她要是在家，她就会骂父亲两句，然后来追我，毕竟，我是她的独子，她是爱我的。母亲来追我，我就有台阶下。可偏偏这天，母亲不在，她去镇上给人织土布，挣点小钱。镇上有些富人，绫罗绸缎穿够了，时兴穿土布，吃野菜，说是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却不到大自然中来，让山里的女人带上土布，带上山里的野菜、野猪肉、土鸡蛋，与他们兑钱换物。

相中母亲土布的那户人家，要母亲去她家织。他们说，看母亲织布很有趣。这与母亲织好土布拿去卖感觉不一样，这样，母亲便像他家的佣人。父亲不想让母亲去，母亲去的态度坚决，他们为此还吵了架。他们从天黑开始吵，吵着吵着，声音就大了，屋子里突起一声巨响，估计是父亲将某个物件砸在地上，母亲反驳父亲的声音戛然而止。

时间不长，他们的屋里，就传来猪场种猪发出的那种声音。我用被子蒙上头，沉沉地睡去。

早晨醒来，母亲已经不在了。她说服了父亲，去了镇上。

母亲要在家就好了，我与父亲吵架，动多大的干戈，母亲出面，都能化为玉帛。

唉，现在想这些也没用，我要做的，是找一个歇脚的地方。这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人，李大头，他的大名我不知道，他的诨名更适合他，更让我刻骨铭心。他有一个奇大无比的大脑袋，那只脑袋让他看上去没有脖子，脖子上的肉，像都长在脑袋上了。村里人说，一般人的头，大概有十斤左右，十一二斤的头，就很大了，李大头的头，有十四斤。到底多重，没人敢砍下来称一下，估重而已。

可是，武汉这么大，上哪儿去找李大头？他年前回村子，说他在城里当包工头，说他在武汉买了房。他经常说的地方，有前进一路，前进二路，六渡桥，偶尔也提一下中山公园。我向一个抄着汉口口音的人问路，他反问我，你到底要到前进一路还是前进二路还是六渡桥？我想，前进一路前进二路有两条路，而六渡桥只有一个，那就上六渡桥吧。

我按那个人的指引，坐公共汽车到了六渡桥。我下了公汽，没走多远，看见一个人坐在桥下。他的头奇大，我起先以为是一个人用黑色头巾裹了头，近了，才看清是一个大脑袋的人。这人的脑袋也太大了。我忍不住细看，天啦，这不是李大头吗？他不是包工头么，怎么坐在这里？像个流浪汉。应该不是他吧，也许是另一个长得像的人。我抬腿往前走，就听见有人喊我：小贱！我愣在那里，吓得不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居然还有人知道我的小名。

我回头，那个大脑袋的人站起来，他冲我笑。是他，他不但脑袋大，嘴也大。门牙也大。这三个特点叠加在一起，我便确认，他就是李大头。

李大头站起身，往他的大嘴里塞根烟，把皮包夹在腋下，恢复了老板的形象。

我感到头顶的天空裂开一道口子，灿烂的夕阳照耀着我。太神奇了，偌大的武汉城，李大头纵然头大，也不过是海里的一根针，我居然这么轻松地找到了他。他坐在马路牙子上，好像就是为了等我，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莫非我的福气来了？此刻，我想起我的父亲，他给我起名“吕有福”，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土，俗气，想改回来。现在看来，这名字还真的给我带来好运。

李大头拍拍他屁股旁的石块让我坐下，好像那长方形石块是一只凳子。我便在他身边坐下。当一个年近六十，满脸褶痕的老人被大头拦下来，要带他到他的工地时，我才知道，我与李大头说是巧遇，却也有着必然：他原来是特地在这里揽人。像我这样的接近流浪汉又不是流浪汉的人，都在他的视界里。

老人叫王幸福。

李大头说，行了，今天就这样，走，回我公司。

我们离开六渡桥，走进一个胡同，再转入一个胡同，弯弯转转，到达一幢多层楼前。我以为到了地方，一路奔波，我双膝酸软，急需休息。李大头依然领着我们走。我们进了一个更为狭小、更为隐秘的胡同。这让我感觉像是在干什么坏事，比如毒品贩子送货或取货。幸好我身后还跟着一个王幸福。他的存在，让我少了恐惧。

一条胡同走到尽头，没胡同可拐，一幢多层楼拦在我们面前。李大头走进楼洞，楼洞漆黑无灯。李大头掏出钥匙，打开一道铁门。我们进去。屋子里有三个人，坐在地铺上玩手机，屋外的光线透过半遮半挡的窗帘，打在他们脸上，还有手机反射的光，他们的脸便半人半鬼。如果前面没有李大头，后面没有新来的王幸福，我肯定拔腿而逃。

屋子里简陋、肮脏，充斥着一股人体散发出来的汗酸味。我第一感觉就是，我进到了传销窝。短暂犹豫之后，我决定撤。李大头一把薅住我，说，走，我带你去吃饭。他这句话，像一根的力的手指点中了我的死穴，我无法逃离。

李大头没有带新来的王幸福，屋子里其他的人他也没带，这让我觉得初春乍暖还寒，寒中透着暖意。到底是一个村子的人。

他只给我买了一只葱油煎饼。那油像溶化了的沥青，黏稠，污黑发亮。饥不择食，我脑子里没有垃圾食品的概念。

我说，大头哥，你也吃一张。大头说，我不饿。他声音大起来，带着不满的神情。他说：别大头哥大头哥的，叫老板，李老板。还读书人呢，书读到屁眼里去了。

李大头带着我，到不远处的一家劳保店，买了一床被子。粗糙的绿布面，里面的棉絮一团一团的，硌手，是垃圾棉。可我都这样了，哪还有资格挑肥拣瘦，有个地方栖身就不错了。

我问：大头哥，啊不，李老板，这房子是你买的？李大头说，是的。一直想重新装修一下，没得空。

我们回到楼道里，隔壁的门开了，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冲李大头说，后生伢，你该交房租了哩。你把房租钱准备好啊，我儿子要来收房钱。

李大头闪身进屋，回头朝我说，这个老太太，老糊涂了。房子我买下来了，房钱早就给她儿子了。

他这话为何不当着老太太的面说？我表示怀疑。

不过，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里面还有一间屋，有卫生间，厨房。李大头喊：乔三喜，做饭。一个瘦小的身影从地铺上弹起来。我这才注意到，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年龄在我之下。天暗下来，他打开灯，灯光照着，那是一张清秀的脸。他把手机塞进裤兜就去做饭。他焖米饭，洗菜。菜是白菜和土豆。他干得很在行，轻车熟路，看来在这儿不只一天两天。

李大头住里屋。乔三喜做饭的工夫，他洗了头，头发还没干，头发紧贴头皮上，那只大脑袋便越发像一个篮球。我才明白，他为什么像妇人一样，留着齐肩的短发，还将头发末梢烫成卷。

吃晚饭时，我认识了吴国栋，他长得粗壮，看起来有力气。半锅饭和半锅菜都是他的。他吃得飞快，也不怕烫，也不怕噎着。李大头同他说了句话，话语中流露出让他走的意思，他反问李大头，怎么，没活干了？没活干，那大伙都得撤呀。李大头说，很快就有活了。他说，那李老板为何要我走呢？莫非饭都供不起？李大头露出一丝冷笑，他自然不能说供不起一个打工仔的饭菜，那样显得他没实力，他找来的这些力工都得跑。李大头说，你随便吃，随便喝，大活马上下来了。在这儿干一天，够你吃一年的。

我们就等着李大头的大活。

我因为吃过葱油煎饼，晚上的饭菜，清汤寡水，对我没有吸引力。我喝了一碗汤，那汤上飘荡着油星子。

饭后无事，谁也不理谁，各自玩着手机。王幸福的手机不是智能的，没法玩。他把手机放进口袋里，仰望天花板，睁着眼，什么也不干。这让我佩服，一个人，居然能什么也不干，就那么静静地睁眼躺着。

李大头不管我们，自己出去了。我们刚睡着，他回来了，带来一股寒气。他骂了句，狗日的，开春了，还这么冷，莫不是倒春寒。

他进到里屋，屋里静下来。几分钟后，他将门推开一道缝，那张大脸变得狭长。他的声音从门缝里挤出来：小乔，上我这儿睡。

里屋有一张比双人床小比单人床大的床，勉强能挤下两人。乔三喜赤裸着身子，像一条泥鳅从被子里钻出来。他套上衬裤，上身依然光着，依然像一条泥鳅，钻进那扇门的窄缝。

屋子里很快想起鼾声。响屁连天。我们破天荒地睡了个懒觉，被李大头喊起来时，天已完全亮了。我们提着裤子，急匆匆寻露天厕所。室内的厕所不够这么多人排泄。

还是乔三喜做饭。李大头说，我们的工作累，苦，甚至有一定危险性。乔三喜小，室外的活，尽量不让他干。这话使我对李大头有了敬意，觉得他有爱心。吴国栋却往歪处想，他小声问乔三喜：昨夜李大头是不是把你睡了？乔三喜没有回答。他望着吴国栋，很茫然，似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说，你莫瞎扯，他又不是女伢！吴国栋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淫邪地笑。

一连几天，屋子里始终是五六个人。今天这个等不到活干，走了，明天李大头再领进来一个。他供我们吃供我们住。人挤在地上睡，吃的全是白菜炖萝卜，有时换成白菜炖土豆。屋子里弥漫着传销的味道，但似乎又不是传销，李大头并未让我们交钱入会，也没让我们发展新成员，屋子里人人都是他亲自上街面找的，就像那天他拦下我和王幸福。

条件艰苦，但对于我这个离家出走的人，已经是天堂了。我来找他，先是想找个地落脚，然后借点学费。现在见他这个样子，我张不开嘴。

与我不一样，乔三喜出来，家里人是同意的。他读不进书。他说，他喜欢书，书不喜欢他。书像迷魂药，让他迷糊，见到书就犯困。

王幸福是以一个老光棍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屋子里的。你不同他说话的时候，你会以为他是哑巴。必须要说话的时候，他也是木讷的。他的目光不正视人。他会躲到门外的楼道里抽烟，但常常被李大头叫回来。李大头似乎是怕他跑了。乔三喜做饭的时候，他会去帮他，李大头会把他推开，说，你到外屋待着。李大头说他脏，公开表示对他的嫌恶。李大头的态度感染着我们，我们也都对王幸福表示出嫌恶。但王幸福似乎感觉不到这些，他慢慢地吃饭，早早地睡觉，很早地起来去室外寻公厕。

吴国栋说王幸福：活着也叫个人，怕是死了，家里都没得人来找他。白瞎了“王幸福”这三个字。他的话我不爱听，我叫吕有福，名字也带着个福字，我觉得他在奚落王幸福的同时，也在含沙射影讽刺我。

他的话却引起李大头的兴趣，李大头当即问王幸福：有媳妇没？王幸福说有。吴国栋冷笑一声，说了句粗话：听他说，他能有家？瞧他这个样，给他个媳妇他都不知道咋×。

我们都笑，李大头也笑，他还发表了一句感叹，称王幸福为多余的人。李大头如此评价王幸福，直接导致我们对王幸福更加冷漠和疏远。正当我们怀疑这个“多余的人”会在众人的挤兑中明智地选择离开时，他不但没有离去，反而得到了李大头的重用。他被李大头送到不远处的施工队学钢筋工。一周之后，他回到我们的居所，由“王幸福”变身为“王师傅”，被我们师傅前师傅后地叫着。那几天，王幸福看上去真的很幸福。

一天晚上，我们的猜测得到了印证，王幸福的确是个老光棍。他长得还端正，没娶到女人的原因，是他富农的成分。他年轻时，成分高，没有姑娘敢嫁他，后来摘了帽子，他的年龄也大了，慢慢地，就名副其实活成一个老光棍，活得卑微。这次李大头让他去学钢筋工，当师傅，倒是给了他自信，他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来活了，并不是轧钢筋，是拆脚手架。当一栋楼建完后，施工队急着奔赴另一个工地，他们赶时间，挣大钱，没时间做后续的工作。李大头就把收拾新楼的建筑垃圾，以及拆卸脚手架这样的活揽下来。

清除建筑垃圾的活，我们干得惊心动魄。那些新建成的楼房是多层，不是高层，没有电梯，我们沿着楼梯爬行。楼梯都没来得及装护栏，站在顶层往下看，楼梯间的缝隙像刀斧劈出的无底深渊，我看得两股颤颤，双腿松软。还好，楼梯只是我们进到每个楼层的通道，那些垃圾，不用我们运载，我们把它们装入蛇皮袋，扛到西北角一个窗口处。窗外有一只吊篮。我们将垃圾搬到吊篮上。吊篮有专人操作，上上下下，起降匆忙。

这幢楼的建筑垃圾清理完毕，我们休整一天，中午吃了一顿好饭，饭后每人拿到一百块钱。李大头说，这不是工钱，工钱要比这多很多，这只是预支。

一百块，除了我和王幸福，他们半天就都在网吧挥霍了。

接下来的工作，是拆除脚手架。脚手架由钢管组成，每一根钢管是用铁扣环固定在相邻的钢管上的，环环相扣。拆卸脚手架，先得顺着脚手架爬到顶端，从顶部往下拆。每拆除一根钢管，先把固定钢管的扣环拧下一只，另一只拧松，抽出钢管，将钢管往下传递。这活危险，我们有自制的保险绳，但那只不过是心理安慰罢了。至于头上的安全帽，它救不了任何人的命。

除了乔三喜，我们都上了脚手架，不过不是正式工作，上得不高。王幸福给我们做示范。中午吃饭的时候，乔三喜说，看我们在脚手架上往上攀登，像蜘蛛人。他说我们很牛。

他哪里知道我们内心的恐惧。

这个晚上，我们的饭菜出乎意料地好，李大头给我们开会，先说这项工作虽然有一定危险，但报酬挺高。他以我为例，说这项工程下来，我的学费没有问题。吴国栋想换一部苹果手机，乔三喜想买一双安踏运动鞋，王幸福只想把钱揣进衣兜。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李大头说，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活干下来，你们的理想都能实现。

李大头接着给我们讲安全问题。他将我们分成两组，组长是王幸福和吴国栋，我们任何人，只能传递被拆卸下来的钢管，不能去拆卸。王幸福是师傅，拆卸的活，由他来干。他年龄最大，安排在最上面。王幸福说，我怕。大头说，没事，安全得很。你年龄大一些，沉稳。难道让乔三喜那样的小崽子去做？吕有福也不行，他是个书呆子。

另一组拆卸的活，由吴国栋亲手操作。他说吴国栋成熟、稳重，有力气，是干建筑的料。其实我们还可以分出一组来，那样效率会更高，李大头却没有，他似乎并不关心拆卸工作的进度。

吴国栋本不想爬到最顶端干拆卸的活。他喜欢打下手，混日子那种，但李大头给他个组长的头衔，又把他表扬一番，他就很乐意地接受了。

接着我们签合同，大意是，乙方（我们）中的某一个人，如不慎坠亡，甲方（建筑承包方李大头）赔偿死者家属二十万。若是伤残，则根据伤残情况而定，二十万封顶。吴国栋说，这钱太少，矿井里死了一个人，至少赔四十万，有的还赔到了八十万。

李大头说，给你一百万，你也不愿意死。还能真的死人？这只是个形式，是施工前必要的一个程序。

干活就死人，我挣鸡毛钱！李大头以说。他的语气夹杂着不满。我们便都不再吱声，都在合同上签了字。

第二天清晨，我们匆匆吃过饭，就攀上脚手架，按李大头的交待，分两片，一片王幸福带领，一片交给吴国栋。王幸福靠西，吴国栋靠东。李大头反复强调，要我们每个人占据好自己的位置，组长守好自己的区域，一组成员不能越界到另一组的区域去干。本组人占位顺序也不能颠倒。谁不遵守，扣谁工钱。

我被分到王幸福手下。王幸福在最高点，他每拆除一根钢管，递到我手中，我再传递给下面的人，直至钢管到达地面。

半个上午过去，恐惧感慢慢消逝，我甚至感到很刺激，很好玩。中间几乎没有休息，小解时，他们背对着巷子里的行人，朝着新楼泚尿。我是学生，讲文明，不好意思站在脚手架上撒野，我撤下来。巷子里有人来往，我抹不开这个脸，向我们的住所飞奔。脚手架上传来唏嘘声，他们一定在说我“懒驴上磨屎尿多”。我把他们的声音扔在身后。

我开门，进到屋子里，撒了一泡长长的尿。我离开时，习惯性地扫视了这猪窝一样的栖息地，我发现里屋李大头的门没有锁。我一直对里屋充满好奇，我将脸凑上去，透过门的缝隙，发现里屋没有人。卫生间有动静。我由此判断，李大头在卫生间。

我钻进里屋。我蹑手蹑脚，不让脚下发出一点声，这是我读书时，与城里几个同学学的本事。我们经常在他们的爸妈睡熟时，悄悄进入他们的家。

李大头几乎不离身的手提包忘记收起来。那一刻，好奇心战胜了道德、素质、人品等字眼。我迅速地拉开皮包的拉链。我看到的是我们签字的合同。我正要将包拉上，包的夹层里，一张纸的角露出来。我轻轻抽出，是另一张合同，合同上说，施工如若亡人，理赔四十万。甲方是某建筑公司，乙方是李大头。我脑袋轰响。这么说来，我们帮李大头干活，若果死了一个人，他能从死人身上净赚二十万。那合同不但有双方的签名，还盖着公章。我望着那鲜艳的公章，仿佛是我的血在成环形流淌。

李大头的手机也在他的办公桌上。我拿起他的手机。手机黑屏，我很快解除了密码。他密码线路图曾被我窥见过，我记住了。

手机上，他的百度记录最近几条，全是工伤死人赔偿问题，再往前，则是查询脚手架怎么扣扣环更牢固，能否似扣非扣，扣得半紧不松；扣得半紧不松时，那根与之相连的钢管，是否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

当然，他搜寻的问题太奇葩，百度并未给出准确的答案。

他为什么要搜索这个？陷害？谋杀？不不不！我打断自己，不让自己往下想。人命关天，他虽不是善良之辈，可杀人这么大的事，我料想他还不至于。

我向工地疾走。疾走的路上，有一幕在我脑子里反复出现。昨晚，李大头给我们开过会后，走出了我们的住所。他随身带了一把活口钳子，那钳子把长，斜插在他的裤兜里，钳子把露出一小截。

莫非他提前在脚手架上做了手脚？吴国栋说王幸福死了怕是没人来找他的话，曾让李大头双眼放光，现在回想，他莫不是把王幸福作为目标？还有那两份赔偿数额完全不同的合同。我加快脚步。村子里的传言和猜疑像乌云在我脑海里翻滚，他们说，李大头先前是我们镇建筑公司的一名建筑工人，合同工，因为手脚不干净，被开除了，自那以后闯荡江湖，来武汉搞建筑，当工头，在我们村第一个盖起三层小洋房。村子里的人，佩服他的同时，也对他充满猜疑。他当包工头发生过事故，手下死过人，咋还能发财？不赔得蛋皮耷拉凳——裤衩都没得穿？他莫不是靠死人发财？

这事蹊跷!当我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向着工地飞奔。转进胡同，我就看见王幸福在脚手架上，正往更高处攀登。他像一只蜘蛛在丝网上爬行。我正要喊他下来，未张嘴，就见他整个人突然离开脚手架，从高空下坠。他死死地抱着一根钢管，像一只鸦雀嘴含了一根树枝在空中飞翔。他的飞翔并不顺利，那根钢管碰着他身边的脚手架，敲出一片急促的声响，像编钟在演奏“疾风骤雨”。

我惊愕地站在那里。身后，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小贱，跟我回去，你娘把你的学费挣出来了！

是父亲的声音。他喊的是我的小名，他没喊我“吕有福”。

父亲的声音歇斯底里，他一定看见了脚手架上的那一幕。他撕心裂肺的叫喊，如同一个耳光落在我的脸上，将我的脸抽转向后。我看见一束阳光从高空射下来，追光灯一样打在父亲身上，那是我最为熟悉的身影：身子歪斜，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矮，两条腿一前一后，一长一短，成弓步前移，而不是双脚倒腾，这是这个有腿疾的人特有的跑步姿势。这使他看上去像一张被拉开的弓，也像一架运动中的犁。他脚下被“犁”起的尘埃，很快将他淹没。等他钻出尘埃时，他手里竟然多了一截木头。那截木头像一柄剑，刺向他斜上方的天空。那截他随地抓起的木头，到他手中，就不只是木头，它能接话，能传声。父亲的身体离我越来越近，声音如雷：狗种！跟我回！再无语言，剩下的话，由它手中的木头替他说了：不回，它就要像剑一样劈下来，也许是我后背，也许是我前胸，也许直奔我头顶。

父亲打我的时候，从不考虑后果。

其实，父亲不来，我也是要回的，太骇人了，不是我待的地方。

我跟在父亲身后，抬头望天。我的目光越过父亲的背影。我看见晴朗的天空飘来一片乌黑的云，大地顿时灰蒙蒙的，像升起一层雾。

我突然特别想念学校。

可是，王幸福呢，他怎么办？我双眼涌出泪水。

我停下我的脚步，转身，逃离父亲，朝着工地奔跑。父亲感觉到了，他尖厉的声音再次传来：小贱！呼声过后，是他的脚步声，一下轻一下重，那是瘸腿人特有的脚步声。我没有回头。我知道，此刻的他，就像一张被拉开的弓，也像一架运动中的犁。他手里那截木头，那截木头，像一柄剑，刺向我身后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