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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文学》2018年第12期|钱玉贵:爱情屋

来源:《天津文学》2018年第12期 | 钱玉贵  2018年12月26日08:25

一群官员气喘吁吁地爬上牛头山顶,这里是一个观光平台。天空晴朗,祥云飘逸。山下一派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城市面貌,让官员们边抹汗边舒展出欣慰而自得的神情。然而,这群官员很快发现被他们簇拥左右的市长却面色灰暗,神情凝重,而站立在市长身边的周大明,此刻的内心已经忐忑了——他知道,今天来这里登高望远的市长这会儿眼里不会忽略他所管辖下的任何一个区域。果然,市长从秘书手里拿过望远镜,聚焦地望向城市的西北角。周大明心跳加速了。

“周区长,跃进村的拆迁工作……怎么回事啊?”市长仍举着望远镜在看着,眉头紧蹙,声音冷冷的。

周大明额头上又浸出亮晶晶的汗粒来:“基本上都签了拆迁协议,也拆除了大半,就剩下一户……”

“钉子户?”市长放下望远镜,扭头望着他,“叫什么?什么情况?”

“卢晓兰。”周大明说,“是个寡妇,无儿无女……”

“年初你可是代表区政府签了任务书的,你应该没忘记吧,周区长?”市长加重了语气,调调儿变了,目光紧锁着周大明阴暗下来的脸:“现在都快秋末了啊。”

周围突然静下来。官员们个个面色紧张。一阵风,吹得身后一片松树林飒飒作响。

“我的工作没做好,我们回去马上研究……加快进度……”周大明低头说,额头上的汗流了下来。

市长一双锐眼气急败坏地眨巴着,显然周大明此刻的表态和说辞让他不快;市长绷紧的嘴唇也抖动了,好像在斟酌着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愤怒,最后他往空中狠狠一挥手,极有力道地打断道:“周大明,我告诉你!立冬前跃进村的棚户区改造工程必须开工建设,年底前要初具规模,这是年初政府工作报告里就明确了的,也是我向全市人民的庄严承诺——你应该没有忘记吧?”他看着身旁那个正在一点一点萎缩下去的周大明,眼光里依然含着愤怒和责备:“我现在正式提醒你,立冬前开不了工,到时候你就把辞呈交给我,我换人干!——你听明白了没有?”

周大明不住地点着头,脸黑得像锅底了。

负责跃进村建设的开发商刘海头,也在这天来到这片破烂不堪的棚户区。他昨晚得到消息本以为市长一行会来到这片棚户区视察,他假装巧遇市长正好汇报苦衷,哪知道市长带着一行人去爬牛头山,他扑了个空。他惊讶地发现,这里除了坡地上那幢红砖灰瓦的小屋依然故我地耸立着,主人卢晓兰也依然悠闲自在地照常生活着,一些原先搬迁走的住户居然又返回来了,在那些写着大大的拆字的屋子前后,洗衣做饭,晒被晾衣,那些摇头晃脑的狗儿鸡儿鸭儿也悠然自得地在阴暗潮湿的小巷里穿梭游弋,看似闲庭信步一般。这哪里有马上要开工建设的迹象?前几次由周大明区长带着一行人来视察,这里不见人影狗影,像个死城,看上去就等着推土机来铲平这些东倒西歪、破烂简陋的老旧屋,其实,他们是跟他在玩捉迷藏呢!刘海头越想越生气,扔了手上夹着的香烟,一摆手,不看了,转回身匆匆走出小巷,一头钻进黑亮的奔驰车里,一股青烟从车屁股喷出,走了。

很快,电话就从市政府领导那里打到区里,区里又很快打给了街道办事处主任林汇保。林汇保握着手机,声音颤颤地解释着,但脸上的表情显得僵木而痛苦。最后一个电话是周大明区长打来的,整个过程林汇保几乎没有说上一句话,直到对方怒气冲冲地挂断电话。这通火把林汇保吓蒙了——市长给周大明的告诫是“到时候你就把辞呈交给我,我换人干”,到了林汇保这里,区长给他的最后通牒是:“十五天之内搞不定,我就撤你的职,一撤到底!”

林汇保从开发区的拆迁办主任调到跃进村,主要任务就是来这里“攻营拔寨”,当初领导谈话的意思是,这项拆迁工作完成好了,他就有可能晋升一级,担任分管街区和民政口的副区长。现在看来,晋升的可能性正在一点一点破灭,甚至还有可能把十来年辛苦所获的这顶科级帽子也要撸掉。

跃进村位于牛头山脉的西北脚下,紧挨着市区最繁华的街区,隐蔽在那些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的背后,只有从空中鸟瞰,才能发现那是一个早已破败不堪、形态丑陋的贫民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片贫民窟却是这座城市上世纪“大跃进”年代最早建设起来的村落,因此冠名“跃进村”。据说,本世纪初以来,几届政府都想过拆除重建,但因为拆迁资金大、政府财力有限而作罢。近几年,先后有开发商愿意投资建设,但拆迁的成本也水涨船高,特别是这里的居民提出的拆迁和补偿条件太高,开发商最后摇头走人。现在政府要实施棚户区改造计划,彻底消除全市所有的棚户区,要把那些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包括八十年代初乱搭乱建的城中村、边缘村、城乡结合部的披厦村,全部夷为平地,重新规划建设。

从拆迁工作一开始,区里就成立了拆迁领导小组,周大明任组长,其实真正的压力,还是落在了刚刚调来履职的兼任拆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林汇保的头上。经过数月的苦口婆心和不分昼夜地做工作,目前整个跃进村,就剩下卢晓兰最后一户没有签拆迁协议了。

“卢晓兰成为钉子户,显然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嘛!”周大明拍着办公桌对林汇保说,情绪也显得激动。“她一定是有什么特殊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还有,我们的拆迁政策可能也没有讲清说透,还有,对卢晓兰本人的情况也掌握得不清不楚,这样一来,信息不对称,工作当然做不下去嘛。”

林汇保委屈得都想哭了。他上过多少次门,讲解过多少遍政策,包括问寒问暖什么的,只有他自己心里知道;要是允许自我总结,他会毫不犹豫地给自己写下这样的评语:苦口婆心,仁至义尽。

眼下,一些签过协议的拆迁户又回流进村里,并且提出了更高的补偿要求,原因就是卢晓兰这个钉子户的“示范效应”。

“我问你,她是不是提出过什么非分要求?或者需要我们在政策上作出让步?”周大明盯着坐在对面椅子上的林汇保,似乎不这样,林汇保就会脚底抹油跑掉似的。“她即便不说,你就没有往深处想?”

林汇保感喟道:“周区长啊,那个寡妇绝对没有那种政策之外的要求,我可以发誓证明!而且,像卢晓兰那样的,也是我搞拆迁工作以来第一次遇到,不要补偿,不要新房,就要守着老屋不拆迁——该谈的,该提醒的,该交代给她的,甚至还暗示过她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嘛,哪怕是高于拆迁政策补偿的,或者置换更大的新房,我们都可以谈嘛,可是人家根本就没有,唯一的要求就是不拆迁。看她那态度,她是要跟那间老屋子死在一起。”

“这不是死结了吗?难道她卢晓兰真的要逼着我们去依法强拆?”周大明仍然盯着林汇保说,语气仿佛在试探林汇保是不是也这样考虑的。“她不会认为我们不敢那么做吧?”

林汇保忽然觉得区长的话像个陷阱,他不能对此作出表态,因为这个表态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步行动的提示。他明显感觉到昔日一向沉稳持重的周大明区长,如今表现出令人不安的暴躁和不耐烦。是不是他头顶上的乌纱帽因为钉子户卢晓兰而变得岌岌可危了,他才打算在处理这件事上铤而走险?他是不是需要自己表态落实并拿出那个铤而走险的行动计划来?想到这些,林汇保脸色灰暗,交搓着的手掌里浸出汗来。

“周区长,你不是答应再给我半个月的时间嘛?我一定争取把卢晓兰的思想工作做通,签下拆迁协议,保证在十五天内完成任务,否则,你就撤我的职吧。”

林汇保说,泛红的眼眶里有些潮湿了。

这是一幢独立建在坡地上的小屋,约五十平米,长方形结构,里面隔成一个小客厅和卧室;正门外面还搭建了一个约十平米左右的厨房和卫生间。红墙灰瓦,从外墙壁上看,虽历经几十年风吹雨淋、寒冬酷暑,但墙体依然结实牢固,整齐的砖隙之间严丝合缝,看得出,当初建设者的精心营造。一棵树冠硕大的槐树在厨房一侧耸立着,树荫几乎遮盖了正门到厨房之间的过道,俨然一个天然的廊道。在跃进村,这间小屋因它独立于坡地之上,牢固而完整,从而显得鹤立鸡群一般。当周围那些歪歪斜斜、破烂不堪、几乎连成一片的房屋均被拆成一堆堆凌乱而丑陋的垃圾之后,只有这间小屋依然孤傲地立于坡地上,就显得越发特别而醒目。它的主人卢晓兰也像这间小屋一样孤傲、独立,甚至不近人情。自从拆迁工程启动以来,这个年过六旬的孤寡女人,对所有上门来做她拆迁工作的人,始终只有平静而温和的两个字:“不搬!”那份拆迁协议合同书她连看都不看就退了回去。

林汇保从街坊邻居那里了解到,卢晓兰是个“怪人”,从来不跟左邻右舍来往,深居简出,跟邻居们在街巷里见上面,也从不主动招呼一声,连个笑脸也没有。然而,卢晓兰从来都是清爽干净的,出门都要精心打扮,甚至还涂抹了淡淡的脂粉,衣着考究,从头到脚,一点都不马虎。外人若是看到这个老女人那样的装束和气质,甚至难以想象她居然是生活和居住在这样恶劣而破败的环境里……

林汇保召集居委会、派出所和跃进村年纪大的老人们闭门开会,专门研究卢晓兰的问题。大家谈来说去,几乎都是围绕着卢晓兰不同常人的种种事例,孤僻、封闭、甚至清高,不与邻居们往来,但也从来不刻薄于他人。卢晓兰的独往独来,似乎就是有意回避着与他人的接触或结识。林汇保还从派出所户籍警察那里查看了卢晓兰的档案卷宗。卢晓兰的档案很简单,也就五页泛黄的公文纸,上面盖着不同时期的单位和机关的公章,有些字迹看上去都模糊不清了。然而,看完这五页纸上的文字后,林汇保坐在椅子上抽烟发呆,像是被魔咒了。他在想象着这样一个生命轨迹:出生于上海,姐妹二人,她是老二,高中毕业后从上海下放到皖南农村,后来招生进城,先是进入文艺团体,成为文艺尖子,后来又从文艺团体下放到机械分厂学徒(改造思想),从学徒工做起,直到改革开放后,又从机械分厂调回城区总厂,后来结婚,丈夫名叫周小勇,直到工厂破产倒闭,成为下岗职工,然后退休。她原来的住址一直是集体宿舍,结婚后才落户到跃进村散户34号(这个散户地址是1986年人口普查时才正式确定下来的),而这间始建于1983年的小屋属于周小勇私自搭建,当时未办理任何行政手续。最让林汇保吃惊的是,卢晓兰跟周小勇结婚时,她的年龄近四十了。

据老人们说,那块坡地原是周小勇的师傅蒋维新的一块菜园地,是蒋维新师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极其饥荒时期自己偷偷开垦出来的,到了1983年蒋维新出于对爱徒周小勇与卢晓兰结婚无房的同情,就主动将这块菜园地让给周小勇建起了这间小屋,也就是如今这间拆迁不了的散户34号。这里还有一个情况:蒋维新是周小勇的师傅,而周小勇又是卢晓兰的师傅,而在年龄上,卢晓兰大了周小勇整十岁。

据老人们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蒋维新师傅领着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来到当时这片菜园地挖起屋基来。蒋维新对前来看热闹的村里人说,他要把这块地让给身边这个年轻人盖一间新房。“他是我的徒弟,名叫周小勇,是个大学生,技术员呢!”蒋维新拍着面色羞怯的徒弟的肩膀,对众人说,“他跟女朋友都打了结婚证,可是单位里没房啊,家里也挤不出房子来,怎么办呢,只有自己盖吧,让他们自己在这里盖一间‘爱情屋’!”他又向众人作揖道:“请大伙儿多多关照啊!我这就拜托大家了!”

后来,村里的老人们还记得,那个帅气的小伙子几乎每天傍晚,也就是下班后,扛着镐头、铁铲来干活,屋基挖好后,又找来几个年轻的帮手运来砖头石块,接下来就是盖房子。时常一个人挑灯夜战,一砖一瓦地搭建着。后来,村里人发现,小伙子身边多了一个漂亮的女人,她一身工装,帮他打泥浆,拌砂土,递砖瓦,也是她送来饭菜,两人席地而餐,有说有笑,常常干到下半夜才收工。从秋到冬,从春到夏,翌年秋天这幢“爱情屋”终于在坡地上搭建起来。到这个时候村里人才知道,那个漂亮女人原来就是周小勇的媳妇卢晓兰。“爱情屋”的设计和施工由周小勇负责,而屋内布局安置,则是卢晓兰一手操办。当年底,两人在蒋维新师傅的主持下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这对夫妇双双出入,那个时候的卢晓兰也不像如今这般孤傲、冷淡,她招呼邻居,关爱孩子,她那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也温柔动听,村里的女人常常背后跟着学上几句,很是有趣可乐,她也从不计较。卢晓兰喜欢自己动手裁剪衣裳,也经常帮助村里的女人学会如何利用边角料制作合身而漂亮的衣裳,她还时常把家里包好煮熟的饺子或馄饨装上一大碗送给邻居们尝尝……

当然,那一切,直到她丈夫周小勇病逝后,便发生了改变。

据说,当初在这间“爱情屋”搭建过程中,村委会也曾来人干涉过,甚至要求停止施工,需要办理相关手续什么的。后来,是蒋维新老人出面协调,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以后再也没人来过问了。蒋维新老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退休后,就被在外地城市工作的儿女接过去住了,如今不知道具体的下落。

如今卢晓兰远在上海的父母早已双亡,她自己无儿无女。在她成为寡妇后,那间红墙灰瓦的小屋,似乎就跟外人隔绝了。据村里人说,那间小屋里的卧室,也从来没有人看过里面是啥光景,一南一北两扇窗户终年紧闭;街坊邻里有事上门来了,若是雨雪天会在狭小的客厅里坐上一会儿,要是晴好天气,一般就在门前的过道上说话,卢晓兰从来都是淡然处之。

林汇保还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前些年,街道居委会搞了个“夕阳红”婚介活动,专门给村里孤寡老人牵线搭桥做红娘,就有好事者要给卢晓兰介绍对象,其实是早有几个鳏夫看上了卢晓兰,只盼着有人来穿针引线。“红娘”上门对卢晓兰说明来意,卢晓兰当场拒绝,连门都没有让她们进,并且申明,自己永远不会再嫁,也根本不需要什么老伴。其中有个相思心切的鳏夫忍不住主动找上门来求婚,被卢晓兰撵出门外,一顿臭骂。据那个老鳏夫后来对人说,他从来也没有想到看上去那么优雅文静、漂亮从容的卢晓兰骂起人来,比泼妇还刻薄狠毒,让人心惊胆战……

……

(节选自《天津文学》2018年第12期)

钱玉贵,男,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化工作协主席,安徽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鲁迅文学院十七届作家高研班学员。先后在《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青年文学》《清明》《小说月报(原创版)》《小说林》《山花》《西湖》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二十多篇,出版长篇小说《壤土》、《潜入罪恶》、《尘世喧嚣》,中篇小说集《追寻安娜》、《遭遇城市》,散文集《你,是唯一的》、《像片叶子一样活着》等,累计发表作品二百多万字,先后获得文学类奖项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