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叶兆言，男，1957年生，著名作家，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曾在本刊发表过《悬挂的绿苹果》《花煞》《挽歌》，夜泊秦淮系列小说之《状元镜》《追月楼》等多篇作品。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发表在本刊2017年第4期。

继《江苏读本》（长篇散文）（2009年第4期）之后，作为南京作家，叶兆言先生在本刊最新一期发表有关南京的新作《民国肇生》，继续打捞金陵城的沧桑记忆。

1 江宁马路

1864年7月19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湘军攻克南京，太平天国灭亡了。对于南京市民来说，多年围城终于结束，恶梦一样的年头正在过去。清政府接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这个城市的人口锐减，生产与社会组织破坏殆尽。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当务之急就是赶紧“荡涤瑕秽，润色山川”，稳定和重建社会秩序，重振南京的经济。

曾国藩（1811－1872）

到太平天国后期，据熟悉当时南京情况的英国翻译富礼赐和美国商人赫德均估计，全城人口约为七万人。李秀成被俘，在自述里也提到，城破前夕，城内不过三万人，除居民外，太平军只剩下一万多人。这些数据未必准确，都只能当作参考。死的人肯定很多，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曾国藩获得了“曾剃头”的恶名，他指示手下，“虽使周孔今生，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因此说湘军在南京杀人无数绝不是什么虚构。

南京人的痛苦就是，太平军来，被广西粤匪杀得够呛，湘军来，又被湖南蛮子杀得很惨。广西人厉害，湖南人更厉害，共同结果就是让南京土著居民吃足苦头。湘军攻入南京，“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臭气熏天，“三日夜火光不息”，曾国藩幕僚赵烈文随军入城，其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惨况：

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不知何以对中丞？何以对皇上？何以对天地？何以对自己？

当时南京老百姓真是痛苦不堪，没有来得及突围跑到城外去的太平军大呼，“城中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到处放火。入城的湘军为了挖掘金银财宝，亦四面放火。疯狂劫掠对南京城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一年以后，李鸿章到南京接任两江总督，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座空城，断壁残垣，田宅多成瓦砾，哀鸿遍野，难民饥寒交迫，要想恢复南京城正常秩序，真不知道从哪下手，他不由地大发感叹：

无屋、无人、无钱，管葛居此，亦当束手。

管葛是管仲和诸葛亮的并称，这两人都是古代治国有方的名相，李鸿章的意思是南京糟糕到这一步，就算管仲再生，诸葛亮重现，也没什么好办法。他觉得这个城市要想喘过气来，恢复昔日繁华，“似须百年方冀复归也”。李鸿章的前任是曾国藩，曾的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立下了盖世大功，手下都劝他干脆自己做皇帝算了。大清无可救药，不如趁乱像朱元璋那样，在南京扯上一嗓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说不定也就成就了帝业。

然而曾国藩并没有称帝的野心，他担心的只是自己功高盖主，进入南京后，一个劲地打报告，要求裁撤湘军。为什么会这样做，后世有过各种猜测，有一点常常被人忽视，就是湘军纪律太差，匪气太重，“暮气已深”，很容易失控。事实上已失控，这支虎狼之师任其发展壮大，必将成为祸害。李鸿章接任两江总督，因为这个烂摊子实在太糟糕，南京的破败令人难以想象，有人劝李干脆将两江总督衙门移往扬州算了。李鸿章担任两江总督的十八年后，到了1882年，又一位中兴名臣左宗棠就任两江总督，他描绘当时的南京仍然惨不忍睹：

江南克服廿年，而城邑萧条，四野不辟，劫窃之案频闻。金陵向非贸易埠头，人烟寥落，近则破瓦颓垣，蒿莱满目，虽非荒歉之年，而待赈者恒至二万数千之多，较之四十年前光景，判若霄壤。

甚至到1896年，张之洞担任两江总督，距离剿灭太平天国已三十多年，南京城元气还没完全恢复，仍然没太多振兴之迹象，在给皇上奏折中，他诉苦说：

金陵城内辽阔过甚，兵燹以来市廛萧条，城内有居民者三分之一，空旷者三分之二……北城一带，蒿莱弥望，匪类潜踪，命案抢夺间见叠出，商旅来往，官吏趋走，备报颠踬，公私旷废。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带给南京城的伤害实在太大。不过说归说，诉苦是诉苦，作为封疆大吏的两江总督，只有把现实状况说得不堪一些，才有可能突出自己的政绩。事实上，城市面貌正在好转，已经有了变化。大家都知道，只要没有战乱，地处江南富庶之地的南京，自然会有一种很好的修复能力。

如何使得南京这个城市从创伤中恢复，历任两江总督不得不面对。曾国藩采取的措施，尽快恢复科考，在湘军进入南京的当年，开科举行乡试，“一以慰群士进取之志，一以招转徙无归之氓”。1864年的12月，甲子乡试如期举行，应试者一万三千多人，共得正榜二百七十三人，副榜四十八人。这一措施立刻见效，“两江人士闻风鼓舞，流亡旋归，商贾云集”，被中断的江南乡试自此恢复，直至1906年科举被取消。

曾国藩第二个措施是“繁荣娼盛”，让秦淮河先热闹起来。商女不知亡国恨，南京克复不久，秦淮河上便出现了画舫灯船，时任江宁知府涂宗瀛专程拜访曾国藩，建议予以取缔。没想到遭到否决，曾国藩认为灯船画舫尚不够多，亲自带领幕僚登船游览秦淮河。这是首次以官方形式，允许官设妓院，数量被限为六家，此后只许加人而不许增院，“以示乐不可极”。消息一经传出，土著和客商闻信而来，秦淮河上白舫红帘，又见昔日繁盛。

往日秦淮河

秦淮河两岸的河房大批被毁，荆棘塞道瓦砾堆阶，青楼妓馆密布的旧景无法再现，只能在秦淮河上做文章。晚清时的南京楼船，多为湘军水师战舰改装，设有门舱，有仆从照应，有餐室和书房，还有“卧榻与浣濯、便旋之所”。船尾有舵楼，可以登高远眺沿岸景色。楼船外，游船还有很多花样，有小边港火食船摸黑船，摸黑船为晚清独有，专门用于夜游。流落他乡的秦淮名妓，战后纷纷返回，可惜人老珠黄，风光不再。邻近的扬州也饱受战乱蹂躏，加之盐务改革，众多盐商破产，依附于盐商的扬帮妓女纷纷涌入南京，一枝独秀，“风流薮泽，全属扬帮矣”。

依靠科举的踊跃，依靠秦淮河灯红酒绿，显然还解决不了南京的问题，改变不了南京现状。李鸿章当了两江总督后，在南京大搞洋务运动，最著名的就是金陵机器制造局，迈出了实业救国第一步。他的理想是把南京变作一座工业化城市，像洋人学习，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军工业。李鸿章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主张要保留湘军和淮军，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与自己的老师曾国藩相比，他这种判断，似乎要高出一筹。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南京人对这个条约具体怎么回事，也弄不太明白，反正兵临城下的英国人走了，事也就完了。1858年，又有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一次是和英法两家同时干仗，还是输得一塌糊涂，又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其中第十条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法国提出要求，要将南京辟为通商口岸。好在当时南京处于太平军控制，清政府在天津签订的这个条约，根本实现不了。太平天国灭亡，英法公使分别召会清廷，以《天津条约》为依据，提出“将江宁地方，安置埠头，为通商之所”，并称已“派员前赴江宁，察看沿河地方，择取何处便于贸易，即将该地指定，并将地址四至丈量明白，按立界碑”。

清廷无奈，只能派员会同英法官员前往实地勘察，同时拟将江宁织造署改为南京海关。没想到太平天国之祸乱，已把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弄得面目全非，映人眼帘的是：

人民之死亡转徙者不可胜计，屋宇之存者十不及三四，疮痍残败之状几于目不忍视。

英法公使遂认为此时的南京，在通商上并无多少价值，于是只大致指划“狮子山城河之间”为备用之地，并未提出设立租界的要求，南京的开埠因而被搁置。以当时的社会舆论而言，当然是一件好事，躲开了“夷化”，避免了帝国主义的入侵。当然，相对于城市发展，也可以说南京失去了一次机会。

再往后，到了1868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在下关河西宗泰字铺设立了“洋棚”，方便旅客上下。1877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买下旗昌洋棚，保守的清政府担心此地有了轮船码头，会再次引起列强觊觎，只允许南京港进行客运，不允许货运，所以这些“棚厂”在当时只能算是简易码头，又设栈房供乘客候船，乘客用小划子往来江心接送。1882年乡试，南京作为江南考场，共有两万名考生从水陆两路到达，结果乘轮船前来的考生在下关登岸，因小划子翻沉，溺毙多人，本地绅士数十人便联名上书两江总督左宗棠，要求速建码头。

左宗棠碍于清廷态度，要求在呈文中“切勿说出码头二字，缘非通商处泊岸，例不准设码头也”，只能称其为“功德船”。“功德船”的出现，使南京港具备了轮船停泊作业能力。随着港口运输能力的增强，清政府不允许在下关设码头的规定，已成空文。1895年，张之洞主持修建了一座公用轮船码头，称为“官码头”，仍不允许轮船在此装卸货物，但每年上下旅客，已达十万人左右，下关商市逐渐兴盛起来。

南京的航运条件本来十分优越，海轮可以直达。1895年的《马关条约》之后，列强获取在华铁路修筑权，资本输出增多，开辟南京为通商口岸的愿望变得强烈。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专门致函清政府，强调南京应当与汉口和九江一样开放。1899年5月1日，本应在1858年就开设通商口岸的南京，终于正式开埠，金陵关开关，地点就设在下关。金陵关成立之初，曾悬榜招贤，没一个中国人敢于应招，后来虽有华人参加，职位均比较低。当时中国尚未有专门人才培养，税务司和重要职员均由外国人担任，实权长期掌握在税务司英国人安格联手中，金陵关的会话办事公文来往，都以英文为主。

南京口岸未设租界，也没有工部局等组织，金陵关成为列强在南京利益的代表。清政府在下关设立商埠局，将金陵洋务局改为两江通省洋务局，管理口岸事宜，金陵关中也派中国人担任监督，这个监督无实权。各国纷纷在下关江边建造码头，经营客货运输，沿大马路一带设店经商。很快巨贾云集，商铺林立，随着外商增多，进出口贸易增加，下关地区开始繁华起来，“南有夫子庙，北有大马路”，一向落后的城北下关，突然有了一个可以让南京人看热闹的新地方。

事实上，只要没有战乱，南京城市现代化几乎不可阻挡。金陵关开埠之前，也就是1895年，张之洞下令修筑江宁马路。这条马路自下关轮船码头，经仪凤门和鼓楼，直抵汉府街的总督衙门。马路用砖石铺设，石料由绿营兵采自紫金山，参照上海租界的马路标准，路幅6米至9米，大部分是砂石路面，个别路段还是木块路面。不少路段晴通雨阻，只能通行马车和黄包车，也只略优于土路，即使这样，江宁马路大大改善了城区交通，成为后来南京大马路的起点。

张之洞（1837—1909）

旅客自下关轮船登岸，行李物件需要车辆运输，成泰马车公司应运而生。那年头还没汽车，马车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成泰公司由上海昇大马车行承办，南京的商人刘逢霖等招集商股，纠合股本洋银一万元，置办马车数百辆，极大地方便往来行人。江宁马路的开通，直接带动了城北经济，沿着马路，商民房子盖了起来，店肆林立热闹逾恒。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十分兴奋地汇报修路成果：

三月以来，贫民食力者，竞造手车，以为生计，往来如织，马路两旁，小民购地造屋者日多，不过三年，可成街市。

江宁马路是晚清南京很好的一个市政建设，它直接关系到了民生，造福南京人民。除了这条让南京人引以为豪的大马路，到了1909年，南京又有了一条市内铁路，取名宁省铁路。在此两年前，上海到南京的铁路建成，这件事非常重要。上海一向是南京下属的下属，过去几十年，上海飞快发展，城市化发展速度惊人。沪宁铁路的开通，以及即将开通的津浦铁路，这两条铁路改变了陆路交通布局，使南京成为长江下游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南洋劝业会最后择址南京，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水陆交通便利。

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在一百多年前，似乎就得到了验证。1909年建成通车的宁省铁路，彻底改变南京交通状况。在此之前，除了骑驴子，坐马车和坐轿子，乘船，市民无法享受其他交通工具。宁省铁路全长7.3公里，起自下关江边，从北向南，一直通往两江总督府。这是一条真正属于城市的轨道交通，也是国内的第一条专门服务城市的交通线路，其运输功能与后来的地铁相当。它穿越市区，跨惠民河，经栅栏门，过三牌楼，过丁家桥，过无量庵。无量庵这一站就是后来的鼓楼，然后沿北极阁南麓，从两江师范学堂后墙，也就是今天的东南大学后面，跨珍珠河，在太平北路东侧南折，经过督署衙门的东墙，再往前走，到达最热闹的夫子庙地区。

1911年，宁省铁路更名，改称江宁铁路。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就是从上海出发，乘火车，在南京的下关转车，通过当时中国唯一一条市内轨道交通，直达“总统府站”。

2 南洋劝业会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南京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正悄悄地进行着一场城市革命。这个城市正经历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在市政建设方面，南京城开始有点突飞猛进，最突出的标志便是有了市区的江宁马路和宁省铁路。

此外，还出现了国内第一家官办电话局，南京有幸成为中国第一个开办市内电话的城市，“分段安设德律风，以线传语，以期呼应灵通”。“德律风”就是电话，最初用户只有16家，皆为南京的各级官署，到1905年，用户已达到60家。1910年秋天，坐落在西华门外的金陵电灯官厂，第一台发电机组正式开始运转，为江宁将军府与两江总督府提供晚间照明，这也是中国第一家官办发电厂。此时此刻，南京已从太平天国的伤痛中，慢慢苏醒过来，它的发展开始惊人，这种变化我们可以通过日本游客的眼光看到。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并没在南京人的心头，产生多少对日本人的深仇大恨。经过大清两百多年统治，这个城市的老百姓一直都在当顺民，早已习惯了异族统治。有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人终于明白什么叫船坚炮利，领教到了洋人厉害。还有中日甲午大战，大家明白不仅黄头发蓝眼睛的西洋人碰不得，跟我们长得差不多的东洋小鬼子，也一样不好惹，更不好惹。有识之士终于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渐渐成为大家都认同的道理。

向日本人学习成为当时的一条捷径，理由很简单，日本为什么能够强大，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学习西方语言太难，日本人用的是汉字，与我们同文同种，学习他们会方便许多。譬如梁启超就认为，“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一时间，学习日本成了速效救心丸，去日本留学的人多，在南京的日本人也开始多了起来。

1902年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也就是南京大学的前身，它的外籍教师，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大量日文词汇开始进口中国，新鲜的时髦用词，譬如革命，譬如发明，譬如法律，譬如化学物理，譬如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直接拿过来就用，不仅是使用，这些词汇让我们再也离开不了。当时的南京人一点都不仇日，而且很羡慕日本，把日本视为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带路大哥。经过明治维新，日本成为新的列强，居然把俄国老毛子都打败了。日本是东方民族成功案例，非常适合成为中国的榜样。当时知识分子中留日学生很多，他们对日本认识深刻，有亲近感，像鲁迅和周作人，就是从南京去了日本。

三江师范学堂旧址

从日本到中国来观光的日本人也多，这些人为南京留下了一些生动有趣的笔墨，很有史料价值。杨洪俊先生的《日本明治游记中的清末南京》一文，对有关游记进行了认真疏理。当时日本游客文章中，集中提到的南京出行道路有三条，一是出中山门至明孝陵的小路，一是江宁马路，一是宁省铁路。游览明孝陵是多数日本游客的选择，从城内至中山门，也就是当时的朝阳门，路还比较好走，可以乘坐马车和东洋车，而出朝阳门后，可供选择的主要就是驴子，众多日本人游记中都有记录。

在1899年，有个叫内藤湖南的日本人，就是骑驴去拜谒明孝陵。到了1908年12月，来南京观光的小林爱雄，游记中写到了中山门外“驴子成群”，“十来个年轻赶脚”在招呼生意。枥木县满韩观光团，东业同文书院第七期学生，在中山门外换乘了驴子。1909年7月到南京的胜田主计，发现“自门外只能乘人力车或骑驴”，他雇了一辆人力车，结果发现还不如干脆骑小毛驴：

但仍十分艰难，上坡下坡都几乎无路可走，而且所行之处非泥泞即砂砾，终于不得已屡次下车徒步前行。如此看来，还是驴子才是最好的选择了。

与中山门外的行走艰难相比，城内江宁马路的平整，以及道路两旁新种的杨柳，让年轻的日本游客印象深刻，下面这段文字写于1899年：

自下关入仪凤门，沿张之洞（甲午乙未之役时暂代刘坤一署理两江总督之际）所修筑马路，行近二日里，抵达近总督衙门之科巷的东本愿寺学堂，暂居于此。此马路平整，细柳夹道，树间距仅二三尺，树皆在离根部约三尺处生出树杈。此时已值孟冬，枝叶难免萧疏。不禁想到，若为初春草木萌生，朦朦嫩绿定会让行人车马意气风发。若巡路者用心修理清扫，持之以恒，单是此处可比拟上海，甚而强过我国帝都了。

七年后，1906年7月23日上午，日本人德富苏锋到达南京下关码头，坐马车进城，“行七英里地到达南京领事馆”，夹道的柳树大了许多，绿树成荫，“所走道路之修洁”，让他略感惊讶。又过了五年，1911年7月3日，还是一批日本同文书院的学生参观南京，负责来接的松岛君把行李装上马车，自己坐在行李一边，先行去了南京城内的宾来馆，那些学生不得不沿着江宁马路，步行去目的地：

我们步行出发，从下关到南京通行的这条林荫道着实是好。绿柳枝上，有鸟儿嬉闹，真可谓之为“文明的绿门”。

这时候的江宁马路，在日本学生眼里已是很漂亮的林荫大道，而且四通八达，“各路均可行东洋车及轻马车”。当然，更让日本游客满意的，还是市内轨道交通，这种便利，让他们感受到了一种与文明世界的同步。宁省铁路的一等客票，价格为每站五分，全线单程三等票价为二角，二等四角，头等八角，还可以带行李，与当时主要交通工具马车和小船相比，既经济又快捷，铁路营业状况极好。小林爰雄记述了在半山寺游览时，看到的铁路道口情形：

途中过一道口，立一大门，上大字写着“眼见火车，往来人等车马勿过”。

这就是辛亥革命前夕的南京，这期间，同盟会成立了，革命党人正在抛头颅洒热血。武昌起义之前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广州起义，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廉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所有这些起义，与南京都没什么太大关系。天高皇帝远，革命也很遥远，南京显然还沉浸在风花雪月之中。

在南京的历任两江总督，几乎都是晚清的能臣，平心而论，都为南京城市现代化，多少做过了一点实事，有过一些贡献。李鸿章让南京有了现代工业，左宗棠让南京有了开放口岸，张之洞让南京有了大学和江宁马路，而宁省铁路能够应运诞生，则与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有着直接关系。端方在当时虽然还算不上改革派领袖，在封疆大吏中，他的思想无疑属于最新潮的一位。

正是因为端方努力，才有了宁省铁路的通车，同样也是他的坚持，南洋劝业会才得以在南京举行。南洋劝业会能够选址南京，很重要原因，因为南京的城市建设成绩突出，南来北往交通便利。“扼长江之要，上溯湘鄂，下达苏沪，轮帆所指，克期可至，今则沪宁铁路已通，省城轨道又将告竣”，环视当时国内，很难再找到比南京更合适举办的城市。

南洋劝业会

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历时半年，影响极大。这也是有史以来，首次用官方名义主办的国际性博览会，前后共有二十多万中外人士参观。会址选在城北，南起丁家桥，北至三牌楼，东邻玄武门，西达将军庙，占地七百余亩。在形式上，完全借鉴了美国的万国博览会，当时媒体对这个劝业会评价很高，称赞它是：

全国之大钟表也，商人之大实业学校也，产品之大广告场也，输送本国货以向外国之轮船、铁道也。

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

《申报》热情洋溢地把举办南洋劝业会的南京，“与日之东京大坂、美之圣路易、意之米廊”相提并论，说它们“皆以地方为名，而实含内国与世界性质，本会虽名南洋劝业会，实与全国博览会无殊”。对于南京这个城市来说，南洋劝业会绝对盛况空前，城市形象也因此获得了极大提高。会场内共设立了三十四个展区，有各个省的展馆，有分门别类的专业馆，还有华侨馆和外国馆。

南洋劝业会期间，有来自有全国各地的展品，也有来自南洋和英美日德等国的展品，共约一百万件。当时还成立了一个南洋劝业研究会，学者李瑞清为会长，实业家张謇为总干事，组织专家对各种展品进行审查评奖。结果一等为奏奖66名，二等为超等奖214名，三等为优等奖426名，四等为金牌奖1218名，五等为银牌奖3354名。今天的读者不太明白什么是“奏奖”，就是这个奖要报请皇帝奖赏，要皇上他老人家说好，才算真的是好。在当时，“奏奖”才是最高奖，而我们今天普遍看好的金奖和银奖，反倒是具有了安慰奖性质。

南洋劝业会的会场布置得极为隆重，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专门设了电梯，可以登高遍览整个场景。宁省铁路每小时发一趟车，会场内到处都有马车和人力车，随喊随到。早在筹办期间，就专门修建了通往会场的劝业路和丰润路，为方便参观者游览邻近的玄武湖，特地开辟一个新城门“丰润门”，也就是后来的玄武门，这个地方有了城门，以往要想游览玄武湖，“必自太平门出，非舟莫渡”的不方便，再也不复存在，也为即将来临的民国，将玄武湖开辟为现代意义的公园，做好了铺垫。

鲁迅先生当时是浙江绍兴中学堂的学监兼博物教员，他亲率全校二百多名师生赶来南京观摩。考察他们的行军路线，从绍兴经杭州到嘉兴到苏州，这一路应该是坐船，再从苏州乘坐刚开通的沪宁火车到南京。到了下关车站，已是夜晚时分，同学们走下站台，抬头一望，只见对面狮子山上，用电灯排列成约一米见方的“南洋劝业会”五个大字，对未曾见过这么多电灯的学生来说，真是大开眼界。有位在劝业会江西馆工作的绍兴同乡，他是鲁迅好友，慷慨解囊，居然赠送给师生每人一只特制细瓷茶杯，杯上刻写着“南洋劝业会纪念”字样，大家拿到这个杯子，视同至宝，爱不释手。

那时候，还未开始现代小说创作的大作家鲁迅，马上就要三十岁，而中国现代文学史另一位名声显赫的作家茅盾，还在上中学，那一年十四岁。茅盾也随着学校一起来参观，在南京玩了三天半，临走，买了几块雨花石，带回家送给母亲作为纪念。苏州草桥中学的师生，也组织大家参观南洋劝业会，他们运气不太好，刚走到会场正门，突然下起一阵很大的急雨。同学们兴致勃勃，好像并没当回事，照样停步立正，成双行，向左转，报数，然后散开队伍，到各个馆去参观，秩序井然。第二天的《会场日报》作了特别报道，说苏州草桥中学的同学来参观，完全是军队模样，遇到阵雨，队伍绝不散乱，学生个个精神百倍。

与“振兴实业”带来的实际经济效益相比，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它的“开通民智”和“引领风气”，更为明显更加有效。它集中展示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最先进的工农业产品，衡量出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同时，也成为西方文明向中国展示魅力的最直观场所，西方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展品，不仅代表现代技术，代表现代管理，也代表了先进思潮，让正在追求近代文明的中国人大开眼界。事实上，南洋劝业会举办的几个月前，1910年的1月7日，《申报》就刊登过一篇《劝业会与立宪》的社论：

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后于经济竞争心。唯因经济竞争心之发达而政治责任心常不知不觉之间增进而未有已。故在今日欲引起国民之政治责任心，必不可不先引起国民之经济竞争心。劝业会之作用在招致全国之物品萃以一堂，以比较优劣。因比较之故而竞争之心乃生。

通过观摩和比较，参观者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开一时之风气，策异日之富强”。只可惜当时中国，当时的南京，虽然有过一阵热闹，有了一点新气象，经济上仍然封闭匮乏，社会风气仍然恶劣，骨子里仍然保守。从规模上看，南洋劝业会是近代中国最成功的一次商业预演，在当时堪称最大的一次全国性交易会，与外国的博览会相比，差距还是太悬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以参加人数为例，南洋劝业会为二十多万人，平均每天一千人左右，在国外，不要说欧美各国，1903年日本举办博览会，每天的参观人数，已高达三万四千人。

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更像是大清帝国的回光返照，帝制时代结束前的一场嘉年华。大清朝眼见着就要完蛋，此次盛会对晚清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竞争心也确实刺激了政治责任心，然而民众虽有改革之心，清朝政府却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当时“富商大贾，凡结伴而来者，无非快游览夸豪举耳，真能研究农业，考察工艺者，百不获一”。“西学东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劝业会耗资数百万，成交额数千万，临了亏空严重，难以为继，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当初筹办劝业会，曾考虑过要恭迎慈禧太后驾到，准备修建一座行宫。原计划放在行宫门前的一对汉白玉石貔貅，还没来得及运到现场，慈禧她老人家先驾崩了。结果这两只守护神兽，只能当作摆设，只能作为见证。现如今，它们与湖北水泥厂当年送去参展的一个水泥阳篷，成为南洋劝业会仅存的珍贵遗物，还保留在南京工业大学丁家桥校区校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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