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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许多科学工作者们至今难忘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当时在闭幕式上的讲话：“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春天到来了”，“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伸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这场春风很快席卷全国，唤醒了科学工作的全面复苏，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40年来，纵观中国社会的每一点发展和变化，都与科学和思想的解放息息相关。

日前，以“改革开放40年：科技促进发展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为主题的第十四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年会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理事会在同济大学召开。作为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受益者和见证者，来自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界的近千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从不同角度对40年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政策的演变进行了回顾和展望。

围绕市场主体，实现从“创新政策”到“创新发展政策”的拓展

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但如何更好地促进科技和经济结合，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和科技界对“第一生产力”的认识有了新突破，即看到“创新”是促进科技发展、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新论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科大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方新教授指出，从1985年的决定到最近出台的文件，改革以“解放思想科技创新主体”为核心的基本问题没有变，但是内涵和解决方案却发生了变化：比如，在主要任务上，从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今天“顶层设计、统筹协调”的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在促进经济结合问题上，从过去动员科技人员“千军万马上山摘桃子”到今天建设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重视加强创新主体的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在资源配置上，从过去不断呼吁加大科技投入到今天更关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相比过去短期的政策，现在更关注基本制度的优化。这些措施的转变都极大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清华大学公管学院院长、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教授在肯定改革开放40年成就的基础上，也对当下存在的不足进行反思。在他看来，目前传统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对整个国际创新系统的效率提高仍有很大制约，国家创新体系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体系还没有完全形成。此外，创新要靠市场主体在市场环境中创作价值，但完善市场环境不健全已成为创新的最大障碍，如何消除低成本竞争、超期仿冒、不公平竞争等不良现象，未来需要在这方面给予更多关注。他还指出，过去政策目标和手段是存在一定错位的：创新政策的目标是推动创新为经济建设服务，应围绕市场主体下功夫，但过去的改革手段仍主要聚焦于科研院所、高校、科技机构。过去我们未能真正区分科技政策和创新政策，前者是如何将科研投入转化为知识，后者则是如何把知识转化为经济价值，因此需要重新审视科研和创新政策的关系。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会党委书记、中科大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穆荣平研究员认为,创新（驱动）发展既是一种发展状态（创新成为发展主要驱动力），也是一种发展方式（一切从创新的角度去思考）。和创新政策相比，创新发展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发展理念对于创新资源配置、创新产出价值判断的决定性影响，强调多元价值的创造，而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强调创新对于发展的作用绩效，而不仅仅是讲创新本身。在“十二五”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中，第一次把“创新能力”扩展到“社会能力”，指出创新不仅仅要为产业服务，还要扩展到

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安全、文化等社会领域。因此，今天所讲的“创新发展政策”应是包括“科学发展政策”“技术发展政策”“产业发展政策”“环境发展政策”“贸易发展政策”的协调整合，这是从“创新政策”到“创新发展政策”拓展的基本思想。

研究中国特色，构建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创新生态

近年来，在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企业的创新活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迸发：作为全国第一个自主创新示范区，北京中关村目前已有300多家上市公司、2万余家高新技术企业、一大批“独角兽”企业。支付宝和微信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移动支付市场，率先迈入无现金社会。还有一大批以联想、华为、小米为代表的本土创新企业，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品牌……

这一切都让人难以想象，40年前的中国还是一个物质全面短缺的年代，更遑论创新。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李垣教授对40年企业的创新发展史进行了回顾。他指出，最初国家政策对企业创新的重点在于克服当前短缺，主要方式是以模仿创新和渐进创新的方式对生产效率进行改进。到了第二阶段（1989—1998），企业创新通过引进和消化国外技术的方式，重在过程创新。而直到第三阶段（1999—2008），“自主创新”的概念才第一次出现，国家出台新的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民营企业和新业态的创新加速。从2009年到现在，随着产业升级的紧迫性增大和高端竞争加剧，企业创新由“合作和跟随创新”向“自主和领导创新”转变。企业开始关注内部创新能力体系和外部创新生态构建，新的商业模式快速涌现，一些新业态引领世界。李垣还认为，未来十年企业创新的重点应当从依赖满足外向经济需求转向扩大本土消费，催生新的产业。在新技术领域持续突破的同时，加速绿色创新、包容创新和国际合作方式创新，形成全面创新的态势。结合中国转型阶段、文化特征和特殊政企关系，构建具有竞争优势且难以被模仿的创新生态。

中国科学院大学柳卸林教授进一步指出，企业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一个开放的流动性生态系统，但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认同，降低因人口过于多元化导致的“知识隔离”。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需要各个地区积极促进区域知识生产各要素和部门的有效联动和互动协作，增加区域产业多元化和抑制性发展，外地包容性与本地文化保护并行，同时也要注重提升知识创新成果转化效率。要素的多元性、异质性、集聚性、开放性，可以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吉林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蔡莉教授则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讨论新技术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数字技术对企业创业活动既有正面影响——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关联性和可扩展性能提高创业配用资源的效率，通过促进资源的不断整合及新机会的出现促使创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但同时也对企业创业活动有着负面影响，数字技术的可编辑性和开放性在一定程度上为创业企业的生存带来威胁，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创业企业资源的获取和资源配用效率的提高。

坚持全球视野，以“平等、合作、互惠、共赢”的价值观拓展发展空间

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也为中国未来科技改革和创新政策的演进带来了新命题、新挑战。“中国创新发展已深刻改变了全球竞争基本格局,现为与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合作’关系向‘互补合作’关系转变，以及与发达国家的‘互补合作’关系向‘竞争合作’关系转变。大国崛起需要以社会价值观转变为支撑，要摒弃‘自我为中心的单边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以‘平等、合作、互惠、共赢’的价值观拓展发展空间，从‘注重吸纳利用全球创新要素’向‘注重为全球创新者提供服务’转变。”穆荣平这样说。

科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司长贺徳方研究员也指出，坚持全球视野、开放创新，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全方位的科技开放合作，既是我国现阶段科技发展的自身要求，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预期。据他介绍，今年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科技创新能力的开放合作。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多元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包括参加国际多边机构，建立创新对话机制，其中和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就是中美科技协定优于中美关系协定开放。这些工作都在稳步推进，体现我们坚持开放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的决心，体现我们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发起国际大科学工程和大科学计划的担当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