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讲述了两段生离死别的经历和感受：一次是在美国期间，自己发现身体不适后去医院就诊，被诊断为一种恶性肿瘤，并被告知来日无多；历经一番折腾性的再检查和治疗后，又被告知恶性肿瘤为误诊。另一次是父亲大手术后进了ICU，医生让家属做后事准备；面对亲人的不测，作者感到内心的坍塌和无助。经过这些生死体验，作者收获了爱的温暖，告诫自己要笑度人生。

今年一月，我父亲因为手痛的原因去医院做检查，神经科医生建议手术。但是手术之前，医生说，你可能要先做另外一个手术——他在胸片上发现了一个胸腺瘤。做完那个小手术，再来做手部的手术，医生是这么建议的。

胸腺瘤手术很简单的，几天就好，医生补充了一句，微创嘛。

我在香港接到我父亲的视频微信，之前他很少跟我视频，都是短信，几个字，几句话，我父亲不想影响我工作，我知道，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要紧的工作，我刚刚到《香港文学》杂志社坐班，之前我在家写作，子女年幼，我还有照料家庭的责任。写作我也是刚刚重新开始，三年之前，我想着再努力一下，这几年对我来讲比较重要，三四十岁，精力和体力都还可以，一个写作的黄金时间，我的时间都分配给了写作。父母和子女，我觉得我还有别的时间，以后的时间。

我毫不犹豫地说不要手术。父亲说微创，几天就好。我犹豫了一下，说，可以手术，但是要在最好的医院。然后我马上联络了我能够找到的最好的医院，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在那里做副主任医师，不过是妇科的。同学很帮忙，马上转介了一个胸外科副主任医生给我。我也同时联络了我的一个小学同学，他也在那个医院，肿瘤科的副主任医生，他也推荐了胸外科医生给我，是同一个医生。冯唐说的，如果你很幸运，你有一个医生朋友，一定要对他们好一点。这一点我很幸运，我有医生朋友，我以后会对他们很好的。

我也请我的小学同学看了一下我父亲的片子，他马上说是瘤，不是癌，肯定的。我放下心来。

手术很快安排好了，二月二日。早上我照常上班，我也没有微信一下我父亲，微创嘛，几个钟头的事情。到了下午，我突然心乱如麻——手术的时间过长，已经超过了三个小时，我母亲一直站在手术室的外面，她也开始焦虑。我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哪里出了问题。

每隔十分钟我就给我母亲打一个电话，我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我开始意识到事态严重，整个后背都是凉的。三个半小时以后，我母亲告诉我手术做完了，但是我父亲得留在ICU。同时她拍了那个切下来的肿瘤给我看，血淋淋的两包，很大。

不到癌的程度，但也不是良性的，侵袭性胸腺瘤，一个月就长了那么大，当然是开胸。这些都是后来的了解，我当时只是又放下了心，甚至在第二天，我去了广州出差，《香港文学》杂志与《作品》杂志一个交流会的前期筹备，晚上我还与《作品》社长杨克一起吃了宵夜，还有王威廉，我告诉了他俩我父亲的手术，我有点担忧，坐立不安，但是直到那个时刻，我都未把这个开胸手术看得很严重，我甚至觉得幸好做了这个手术，也不算太晚，我父亲马上就会好了。我隔天下午还要去站一个台，作家阿丁的一本新书，在方所。三年前，阿丁为我的复出之作站了台，三年之后，我要为他站这个台。

新书会没有结束我先退场了，我很抱歉。方所的一个女孩送我出去打车去机场，我要回一下常州。等车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的电话，我父亲刚才抢救，就在我发言的那个时间，她知道我刚才在会上，所以现在才打给我。抢救回来了，我母亲说。我的手抖得厉害，方所的女孩说我很漂亮，我笑不出来。去机场的路上，杨克给我发了一个微信红包，祝愿我父亲早日康复，我很感激他的安慰。

常州的飞机上下来，地面上都是积雪，我还穿着广州夏天的衣服。

我直接去了我父母现在住的养老院，实际上并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养老院，也是一样的公寓楼。各家过各家的日子，不去食堂吃就在家做饭，不去会所参加各种活动就在家呆着看电视。我关注的点在每一个房间都有紧急按钮，洗手间也都有扶手，而且电梯很大，轮椅和急救床都可以入到。押金七十万，每年一万五服务费，已经是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合适的养老院。我父母去年九月才搬到这个养老院。

我在常州呆了两天，常州非常冷非常冷。然后我再回到香港，把孩子们交托给我先生，我之前很计较他分配给家庭的时间，也会计较他什么瓶倒了都不扶，这个时候我也没有计较的条件了。也要安排好工作，除了杂志，我刚刚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我们的创刊主编刘以鬯先生一百岁华诞，我们出版社要出一个文集，这也会是我编的第一本书。太古城，茶茶居的前面，刘以鬯先生的太太罗佩云女士跟我讲，“不用担心组稿的事，我们大家一起商量解决。”我说不出来话，只是努力微笑。放工回家的巴士上，刘太太又WhatsApp来一句，“天冷你自己也要保重。好好侍候父亲！”我没哭。那些日子，我一次都没哭过，我最后哭出来是在医生办公室，他们要我去做后面的准备。我不断地摇头，我说我不同意，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我不同意，我反复地说，反复地说，眼泪一颗一颗地掉下来。直到那个时刻，最接近死亡的时刻，我仍然不要去面对。我不准备，我没有准备好，我不会准备好的。我不放手，我执着，我就是不放手。死到底是什么，我宁愿这一生都不要去了解。

我请了一个长假，回常州照顾我的父亲。这个期间，我父亲又抢救了三次，我收到了两次病危通知，签了两个手术同意书，一次是气管切开，一次是气管切开之后的血管手术。我也崩溃了无数次，我知道我严重抑郁，我不回任何人的短信，包括我的老板。我在撑，说我坚强的，实际上我并不坚强，我已经倒下了。但是最后我的家庭和我的工作撑住了我。

2002年4月27日，我还去爬山了。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生离死别。我在美国经历过一次，但不是这样的，这一次是真的。真到我看到的世界真的不同了。

美国，十六年前，2002年，三月，我开始背痛，痛到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凌晨两三点起床冲淋浴，沐浴头对住背，最高温的滚烫热水，直到我自己都觉得我的皮肤已经烫到烂熟，背的剧痛，似乎也没有得到多少缓解。肯定是脊柱的一节断了，那个节点上的骨头全被打散，碾碎，而且那些碎片的边缘都是锯齿形状，每一片碎片都被无限放大。一个已经不写作了的作家的想象力。

我忍了三个星期，决定看医生。还能忍下去我就真的不是普通人类了。

我在中午打电话预约，我们都知道这个预约可能是一个月以后，也可能是一个星期以后，我上一次预约是为我的牙痛约牙医，最后等我见到牙医的时候，牙已经不痛了。

我约到了下午四点钟，当天的。

护士对我微笑，然后开始测量我的血压，我真的受宠若惊，出国前我总是被各种各样的护士们骂，我也习惯了。一个笑的护士，多少令我有点不自在。护士离开的时候关上了门，我独自坐着，等待医生。房间很明亮。

医生很快就来了，握我的手，并且像护士那样对我微笑。我心里想的是，作为一个医生，这位金发美女看起来太年轻了，也太漂亮了。然后我又看了一眼医生的名片，朱莉亚·A·尼尔森，医学博士。朱莉亚建议我使用冰块或者热水，我说我每天都用，可是越来越无效。那就照一下X光，她说。对于我的痛苦她感到很抱歉，她是这么说的。

照X光约在了第二天，看守机器的是一个庞大但是行动灵活的妇人，她说很多话，我知道她是想让我放松，尽管我并不害怕X光，我曾经在一个月内为我的颈椎、腰椎、受伤的右手腕和不明原因的关节痛照了无数次X光，我不害怕X光。我被礼貌地要求换一件纸上衣，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柔软。然后她问我有没有怀孕，我说没有。她仍然在我的腹部盖了铅衣，她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她说你将来还是要怀孕的。

4月15日，我又见到了朱莉亚，她说我的背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疑惑地看着她，我说可是我痛。可是X光片说，你的骨头很好，朱莉亚肯定地说。然后她再次为我的背痛感到抱歉。可是她确实什么都干不了了。我有点想念中国的医生，他们一定会为我的背做点什么，至少他们会用手摸一摸我的骨头。

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指望，于是我打算为我不舒服的眼睛配点药，我怀疑我花粉过敏，这里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花粉过敏，有的人夜以继日地流鼻涕和流眼泪，花粉过敏令很多人坚决地离开了加州。可是朱莉亚不能确定我是不是花粉过敏，她好像不能确定一切，背痛，或者花粉过敏。我在药房取了一瓶眼药水和一瓶口服的药丸，那些盒子和瓶子上贴着朱莉亚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我试过了眼药水，我开始眩晕，于是我不准备再试那瓶药丸了。

4月22日。我预约了一个专科医生，我实在放心不下我的背。尽管我得为专科医生付更多的钱。我的专科医生在名片上还是一个助理教授，而且很显然，他是中国人，他叫杨·C·陈。全世界最好的骨科医生都应该是中国人，我是这么想的。

我很快就后悔了。杨就像朱莉亚一样，年轻，并且不必要的好看，做医生并不需要好看。更坏的是杨其实从台湾来，他大大咧咧地坐在诊疗室的桌子上，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什么都不干。他无所谓地笑笑，然后告诉我他会说国语，可是他不要看中文的书，即使他看他也只看得懂繁体的竖版书。他令我感觉他鄙视极了简体字。

我开始讨厌他。

我制止住我的讨厌，杨是我的医生，我还指望他看好我的背。

杨建议我做物理治疗，杨在看我的X光片，我不知道那些片子是什么时候到达他手中的，杨说X光并不准确，你需要一次真正的MRI磁振成像。然后他塞给我两盒药，我说我不要，杨固执地伸长着他的手，他说不要钱，免费送给你的。我说我就是不要。我知道我说这句话的样子很蠢，可是我想不出来说别的。现在好了，两个中国人，互相奇怪地望着，不必要的施与或拒绝。他不可一世的脸，我真的很难忘掉他。

2002年5月17日，我还去海滩了。有个中国女孩子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周洁茹？我说我不是。那是一段不愿意承认我是我的美国日子。

5月7日，我开始接受物理治疗。我填了一大堆表格，那些问题实在古怪，令我发狂。理疗师没有准确地念对我的名字，尽管她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中国女孩。她说她叫卡丽，她说她不会讲一句中文，她说她的祖父还在中国，她说她六月就要去中国看他了。然后卡丽开始用力地压我的背。我的周围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病人和医师，每人一张床，每一个医师都饶舌。二十分钟以后，卡丽给了我的背一个滚热的厚垫子，她说她知道中国人是怎么想的，中国人不相信冰，中国人只相信热水。卡丽说完就去应付另一个病人了，我独自躺在热垫子上，那块垫子的效果和淋浴的热水实在没有什么两样。我的手里有一个定时器，它会在一刻钟以后响。最后卡丽给我一袋碎冰，我说我从不用冰。卡丽说如果你想你的痛停止，你就得什么都试一试。于是我接受了那袋冰。

MRI约在5月10日，已经是最早的了，没办法更早。填完表以后他们给了我海绵，是的，我总在医院里填表格，各种各样的表，它们比税表复杂得多。他们告诉我噪音只有半个小时，海绵会减少一点点不舒服。我开始害怕，我真的害怕了，我把海绵塞进耳朵，它们是绿色的。我看那机器第一眼就开始发抖，停止不了的发抖，我从没有那么害怕过，它那么奇怪，阴森森，而且冷酷无情。医生的脸在半空，我紧张得记不住那张脸上有些什么，我就像一根木头那样躺着，直到我的大半个身体缓慢地进入了机器。我的脚还在外面，我不明白为什么脚还在外面。医生的声音听起来很遥远，他不断地问，你好吗？你还好吗？我知道我的脚旁边站着另一个紧张的医生，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在那里，我不断地回答，我很好。我很好。

我盯着面前两排直线的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想。很强烈的孤独。我在想灵魂们在天空游荡，永远不死，可是孤独。

我在更衣室掉了一个25分硬币。

5月15日，我又见到了卡丽，和第一次一样，我和那张加了热的厚垫子单独呆了一刻钟。我想我的背已经不那么痛了。可是我开始牙疼。

第三次物理治疗的时间是下午两点二十分，可是我坐在那儿把所有的杂志都翻烂了也没有人来招呼我。卡丽出现的时候皱着眉，她说怎么了，你迟到了。我不想说什么了，我已经开始怀疑美国方式的物理治疗，我也怀疑我自己。如果我一开始就去看心理医生，我的背早就应该不痛了。

5月22日，星期三。我实在很不愿意去见杨，可是我必须要去，我得知道我的MRI结果。

2002年6月11日，在国际学生中心。右二是维维安，右一是玛丽。

我和我的朋友维维安一起吃午饭，她也有背痛的问题，奇迹是我们俩看了同一个医生，同样伸长手不要钱的两盒药，同样的物理治疗，还有MRI。

我在等待杨的时候走神了，我在想我还要不要买下个月的保险，要不要到底要不要。

杨很快地来了，他像上次那样用脚踢开门，他说我的背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他有点犹豫地望着我，他像要告诉我一个大秘密，可是他在犹豫，他说可是。他拼命地想着什么，他看起来真是怪异极了。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合适的单词，他说我们发现了两个球形物，在你的肝上。他找到了球那个单词，他很小心地，使用了球。他避免别的单词，比如肿瘤，或者肿块。可是我平静地问，你的意思是说，癌？

很平静，很平静。

他看了我一眼，又去看别处。他只说了一句话，你要打电话给谁吗？我说我不要打电话。

我走到外面，太阳真好。我唯一的念头就是不能让爸爸妈妈知道，无论如何都不要他们知道。

杨推荐了一个医生给我，可是我想去见全科医生朱莉亚，我只是打电话，不断地打电话，我约到了后天早晨九点二十分去见她。可是我又把约见取消了。我不断地打电话。我在傍晚去了柏拉阿图的比萨店，我给自己要了一个完整的红洋葱鸡肉比萨，可是我一口都吃不下。我很早就躺到了床上，我开始流眼泪，没有声音的眼泪。晚上十点，我从床上爬起来，我想我不能这么下去，我要努力，我去了急诊室。我的肝已经开始疼痛，真正的疼痛，不隐瞒的疼痛。

急诊室里那么多的人，疲惫的脸，他们都和我一样吗？紧急事件，非常紧急的事件。另一个奇迹是我看到了维维安，她脸色苍白，她说她下午五点就到了，她肚子疼。十一点钟她进去了，她走的时候对我笑，并且也要我笑。我笑不出来。凌晨两点，我听到了他们喊我的名字，我麻木地回答问题，测量血压，直到我拿着一个小塑料瓶找到一个洗手间，阴冷的洗手间，在凌晨两点，昏黄的灯光，药物的气味，还有镜子里惨淡的我。

我是真正的行尸走肉，我什么都没有干，我就要死了。

早晨十点，我见到了伊夫林·琼斯医生，急诊室推荐给我的医生。伊夫林认为我有必要再做一次MRI，然后他们抽了我三管血。她像急诊室医生那样从电脑里调我的病历看，可是她安慰我，她说没有人能够肯定那两个东西就是癌。她和急诊室医生绝然不同，急诊室每天都像在打仗，从早到晚24小时地打仗，医生只来得及给我止痛药，他的脸是如此冷漠，他说是的，也许是癌，也许。我不要他说那个单词，我不要，我恨极了他。可是伊夫林安慰我，伊夫林说，没有人能够肯定。

看完医生，我得到了一双两百块钱的滚轴冰鞋，我从没有舍得买这么贵的鞋，现在我终于舍得了。我还想吃点好吃的。维维安打电话问我要不要出去兜兜风，我说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

5月24日，星期五。我在国际学生中心碰到了端着一杯咖啡的玛丽，我不喝咖啡，我空着手站在玛丽对面，我说玛丽我也许也得了癌，玛丽的眼睛就就红了。玛丽因为乳癌的缘故切除了乳房，她一辈子都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玛丽说她会向上帝祷告，让一切都好起来。你还这么年轻，玛丽说。

是啊，我还年轻。

可是我的肝里突然有了两个来历不明的球，它们在隐隐作痛。

我中午吃得很好，花了七块钱。我还给自己买了一件新衣服。下午我在学院街摔倒了，我毁了我的新鞋子，我的手指和膝盖扎进了几百根沙漠植物的尖利小刺，看得到可是挑不出来。我忍住了不哭。

5月24日，星期五。我还掉了半颗牙。

从5月24日到6月6日，十三天，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我每天都给父母写电子邮件，像往常一样，我说我一切都好，一切都好极了。我还在电话里若无其事地笑，我解释说我的声音听来古怪是因为我有点小感冒。我放下了电话才哭，我有很多很多话要对他们说，我对他们一点付出都没有，我也没有什么留下，我就像一颗灰尘，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什么都没有留下。我在网络上搜寻关于肝癌的一切，网络说肝癌很快，比一切别的癌都快，而且没有痛苦，突然就来了，突然就死了。很快。

我发誓我从此以后要爱别人。

我发誓我不再恨任何人。

我取消了物理治疗。我给朋友们打电话，我欲言又止，我在拼命地忍我的眼泪。

星期天我和他们去果园摘樱桃，我躺在樱桃树下拍头顶上的樱桃，我找不出一颗并蒂樱桃，他们在回忆两年前一起摘樱桃的好日子，我参与不了，两年前我还在中国。

我还和慧一起看了《美丽思想》，我和慧在一起的时候会想起丽，我和丽在一起又会想慧。她们曾经是朋友，后来变成了情敌，她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我还去看《天使爱美丽》，电影放映前是本科生的接吻比赛，吻得最好看的将得到表和烛光晚餐。有人脱光了，有人骑在了同伴的背上，有人像蛇那样扭来扭去，还有两个不漂亮的女同性恋，她们的亲吻让我感动得快要哭了。我不知道谁是第一名，我悲凉地坐在看台上，纸飞机在天空中飞。

我去洗衣房洗我所有的衣服和床单，我占了全部的洗衣机。

我请朋友们饮茶，呆呆地看他们的脸，我不说什么，关于我的可能的癌症，我不说。

我还和玛丽吃了一次墨西哥饭，我曾经挑剔，可是我现在不挑剔了，我什么都不挑剔了。

我从来没有那么大方过，我给维维安的生日买了一个巨大的蛋糕。

MRI的前一天我收到了一封老朋友的信，她说她第一次离开家在机场的时候，没哭，第二次回到家再离开的时候，倒哭了。她说在国外不管有多少的朋友，感觉始终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她还说我们都认识的一个人，每年都拿金话筒的，开车撞到树上死了，爱他的听众都哭得昏过去了。他刚刚离好婚，准备与一个年轻姑娘结婚，新生活即将开始，可是他死了。

MRI在6月4日早晨八点，特殊的日子，很多人的特殊日子，也是我的特殊日子。他们往我体内注射液体，我不知道那东西的名字，他们说是为了图片的效果好。针头和透明管插在我的手臂上，我不敢看它们。整整一个小时，我躺着，不动，手臂已经毫无知觉。当然还有可以降低噪音的海绵，这次是黄色的。我没有再在更衣室里掉了硬币，我的口袋里根本就没有硬币。

整个下午我都在满月广场滑直排轮，一圈又一圈，一圈又一圈。鞋上的伤痕很深。

6月6日，我看到了MRI的报告，那两个球仍然存在，可是它们不是癌，伊夫林肯定它们不是癌。她也不认为我应该手术切除它们，她微笑地说，每个人都可能有那样的球，它们就如同脸上的雀斑，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更多的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知道自己长雀斑，如果雀斑长在肝上。

伊夫林的脸变成了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脸，我不知道我应该说什么，我有点乱。从来没有过的空虚，像是恶梦一场，梦醒了，可是梦里的痛苦还很真实。

现实给人的痛苦，或者梦给人的痛苦，并没有什么两样。

那么真实，忘不了。

两周以后伊夫林给我做了一次彻底的全身检查，然后是血液检查，然后是超声波检查，所有的检查都是必要的，不可拒绝。

我几乎每天都去看伊夫林，接受各种各样的检查。她问我想不想脸上的皮肤好，我说想，于是伊夫林向我推荐了一种药膏。每天涂一点点，你的皮肤会越来越好，伊夫林说。伊夫林又向我推荐一种破伤风针。这里的人都打这种针，伊夫林说。我接受了会使皮肤好的药膏可是拒绝了破伤风针，我知道我的钱就快要被她赚光了。我还得为我没有原因的胃痛吃药，三种药，必须一起吃，顺序都不能乱，可是其中一种迟迟不来，因为保险公司一直在和伊夫林讨论，到底要给我几颗药，一颗都不能多给，因为每一颗都是很贵的，可是也不能少，少一颗我的胃就不会好，我还有了抗药性，保险公司就得给我买更贵的抗生素。他们的讨论花费了两个月，其间我用行李箱里的麦滋林颗粒缓解胃痛。

我在6月25日给自己开了一个派对，我邀请了所有的朋友，我十三天的反常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许是因为我出了名的喜怒无常。没有人认为我变化了，或者我根本就没有变化。每一个人都快乐，阳光里的草地野餐会，我还有阳光。

2002年6月25日，我给自己开了一个派对，阳光里的草地野餐会。

伊夫林的护士打电话给我，她要我在药吃完以后再去见伊夫林，我要我对自己保证这是最后一次见她，她已经从我身上赚了不少，只要我继续见她，她就可能再赚下去。

可是我们会面的气氛很好，伊夫林只问我一个问题，你的胃还疼吗？我说不疼了。伊夫林说，那么你的胃就是好了。我早已经不在乎每次见她都要付的三十块钱挂号费，它们跟账单上的数字相比显然不能算是钱。我只是在她随口问我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忍不住告诉她我的右手腕已经疼了有些日子了。伊夫林要我去物理治疗，她认为我的手腕不可能自己恢复，因为我总在不断地损坏它。你必须做物理治疗才能修复它，伊夫林说。

我接受了物理治疗，在考虑了整整一个星期以后，尽管我的手腕已经不那么痛了。医生坐在我的对面与我谈钱，他和他的部门希望我自己先支付250元，250元以上保险公司再出现。卡丽和她的部门已经退出了我的保险计划，这是一个新的物理治疗部门。我不知道医生的名字，他是一个大胡子，他去过中国，参加在中国举办的针灸观光会议。他和卡丽的方式完全不同，他让我把手伸进一个盛满水的大桶，那个桶似乎也可以用来洗澡，巨大的椭圆形。我很用力，不让水柱冲走我的手。看不出伤处的手就像一条海中的淡水鱼，挣扎着，可笑，而且不合时宜。直到鱼被捞出来小心地擦干，又抹上油，三分钟的超声波按摩和两分钟的人工按摩，每一分钟都是我的钱。我在想念中国医生的推拿，我犯过两次颈椎炎，无数次腰肌劳损，一次脊椎侧弯和一次腱鞘炎，所有的疼痛都被及时地制止了，他们甚至还没有开始动用针和火罐，尽管那些疾病永远无法治愈，它们总在我不能想象的场合复发。

一包冰，不可思议地压了上来。十分钟，十分钟就好了，他们说。

尖锐的冰的滋味。

我相信他们说的话，十分钟就好了，十分钟以后就没有知觉了，一切都忘了，想不起来了。那个冰下慢慢变红的手也不是我的了。有人告诉我这里的牙医就是这样处理病人的疼痛记忆的，一种药，用过以后，治牙的经历就会忘掉，什么都想不起来。那段记忆被完全地抹去，永远地消失了。我不太相信那是真的。如果人的记忆真是可以这么被抹去的话，我要忘掉我的十四岁到二十四岁，我的人生就十全十美了。

我那时的样子

2003年一月，我终于也去见了牙医，那个不复杂的根管治疗和账单令我无论如何也忘怀不了，牙医塞林娜小姐没有提及任何可以清除记忆的药。也许世上根本就没有那样的药。

我后来又去见了伊夫林三次，我被抽了三次血，做了两次超声波，还接受了一管奇怪的外用药膏。所有的报告都邮寄给了我，伊夫林在每一份报告的最后一页都手写了“很好”。

都是后来的事了。

我收到了医院的一封信，通知我杨已经从斯坦福医院辞职了，但是仍然希望我与医院保持联系，医院有太多杰出的医生，那些医生的名字都被列在那封信中，他们将继续为我提供高水平的照料。

医院的账单一直在陆陆续续地来，我已经不太心疼我的钱了。我只知道我还可以活下去。那就好了。

我活下来了，我父亲也活下来了。

可是气管切开手术以后，我父亲再也不能说话，也不能吃东西，一根氧气管，支持所有的呼吸，喉部一个洞，也要从那洞里吸痰。第一次看到管子伸进父亲的喉管去吸痰，我哭得全科的护士都跑过来安慰我叫我不要看。我说我要看，我从玻璃门外看着我的父亲，万箭穿心。可是真正受这一日数十次万箭穿心刑罚的不是我的父亲吗。可是真正有罪的不是我吗？那些日子，我就活在这些责备里，我知道我再也不会笑了，我也不配再笑了。

四月，父亲的病情略稳定，我要回香港工作。可是每一次离开，都会责备自己，太羞耻了，流泪的资格都没有。孩子要照料，工作要继续，全是借口，不过就是不想面对。

每天上班的路上反复听一首《大手牵小手》，如果从头来，不会为了去美国离开父母，永远不会离开，可是没有如果，可是为了生活，还要再回到香港。想起临别病床前父亲拉着我的手，一句“你手牵着我手以为是昨天”哭到泪崩。

干了眼泪，再来做刘以鬯先生的文集，还有杂志。在这个过程，真正认识和了解这位伟大作家又是伟大编辑的写作和生活，也真正努力把自己放下，去学习成为一个编辑。

六月八日，刘以鬯先生去世。那个夜晚我没有哭，我也没有睡，眼睁睁看着天亮，我反复地想，人的生死。

已经编排落厂的书和杂志全部撤版换稿，改稿，四五十位作者的联络与沟通，最多信任与帮助，来自所有的师长，同事，朋友，亲人。悼念专辑杂志六月底赶出了，书也赶及了香港书展、刘以鬯先生的追念会。追念会上，纪录片里刘先生和刘太太手牵着手的镜头一出来，我的眼泪滚滚地流下来。

这些日子，父亲病情反复，反复感染，反复重症，但也比之前好太多了，我已经很感恩，我要感恩一切。

在国际学生中心

香港和常州来回奔波，有人问我不辛苦吗？我不想答，如果我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如果我还有亲人让我为此奔波，那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怎么会辛苦？我刚搬到新泽西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的脸我都有点想不起来了，可是我记得她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这世上最悲痛的事情，是子欲养而亲不在。这个女孩的父亲一早离世，她离开母亲和家乡来到美国生活，她的悲痛，我直到今天才懂。

我住在加州时候，那个急诊室里的维维安，忍着她自己的疼痛对我笑，维维安说你要笑，你看我都在笑，你为什么不能笑？我说我笑不出来。凌晨两点，昏黄灯光，药物的气味，还有镜子里惨淡的我。我说我就要死了。

我是怎么认识维维安的，那一年，她是国际学生中心星期五下午的顾问，我是星期三上午的，我们照不到面，我会在前几页的日志看到她的字，我只在网页上见过她的工作照，这个短发，嘴角有痣的女孩，我们是那一年唯一的两个中国顾问。有一天我背对着楼梯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转过身就看到了穿着白衬衫的她，她说我们应该早一点认识，她说我们一起吃午饭吧什么时候。我们就一起吃了午饭，我们后来总是在一起吃午饭。

可是我们从没有谈论过那一次急诊室，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是那个凌晨，铺天盖地的疼痛里，她的声音特别清晰，她说你要笑，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

（选自《江南》2018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