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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

来源:中国作家网 | 刘汀  2018年12月13日15:19

《浮生》刘汀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  定价:49.8元

序:诗心的追问

阎连科

一个小说家把散文写好也是分内的事情。但如刘汀这样,年龄中还含着青嫩的汁水,却已经把小说写得果实累累,且散文又写得如此有枝有干,根深叶茂,呈现出独有少见的境况,这委实让人意外。让人感慨,文坛的交替,终是该来的要来,且那到来的不仅是春秋岁月,更是他们别样的作品。

是他们的写作,在更替着作家的少老。

《浮生》,是一本会被万千书籍密密埋压的散文,可你一当发现,一当阅读,它就会从如海的作品中滑舟而出,帆起船行。如果当下的文学写作,是一片乱砍滥伐而又被新的横生野长重新覆盖的林地,那么,刘汀的这本散文,就是挺起在一棵巨大的树桩上的新生。因为那树桩的粗大,因为它四处盘结的根土,这一枝新生,也就可能注定了它的挺拔,注定了迎风照日的猛生蹿长,注定了在新生林地中它的高头大马。

刘汀在这部作品中间,是那么鲜明地绳拧着一个作家对生活无处不在的疑问。《浮生》,是散文,又不是散文,而是借散文之笔,写出的一部用诗心对生活不懈的追问。为什么生活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每个人都活成了别人?为什么我只有从别人的生活中才能看见自己?人家的路,为何总是载着我的脚痕?而我要找的我的印迹,又散落到了哪条路上?读单篇的《别人的生活》《我们选择的路》,追问就像敲在头上的锤,让阅读者的脑壳和胸膛,都有振动的声响。《灵魂是什么东西》《自由在哪里》,是人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会活着,应该怎样活着的来自一个人冥思的自问与自答;是一片在世俗的细碎中不肯沦落的灵魂,在人群中跳动的闪躲,它时时会被人群和世俗所吞蚀,而这跳动的疑问,却又在世俗中透出尖锐有力的呼吸,对抗着吞蚀的可能。整部作品,都被追问提纲和绳牵,甚至让人怀疑,作家如此对生活不懈的迷困和追问,又如何可以活在这个平庸、现实的人世之间呢?

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作家的妙巧,也就在了这儿。疑怀世俗,却又透出对世俗无限的衷爱。病痛、孤独、乡愁、自然、田埂,哪怕是作家自己无奈中替老姑父在北京的医院高价挂号,而病人千里迢迢到来之后,专家医生又无端地休息歇班(《普通人的病与痛》),还是作家在文中写到故里,站在村头,对田野、村落、物景、人事的点点滴滴,都有一种浓到化不开的爱,有一颗对庸常生活的感谢心。甚至作家写到这些细碎的日常,有一种不愿停笔的渴望,仿佛不画出生活落叶的筋脉,就不足以在一幅油画中表现林地树木的繁华和更替。他的叙事,是那样的从容,笔尖的脚步,从来都不因风雨到来而凌乱,而急迫。而那来自对世俗、庸常、人生、命运、婚姻、情爱等一切一切的追问,都化成一个作家的一颗有着钻楞的诗心:面向生活的叙事和抒情中的脚音、韵律和节拍,从而使这部散文,成为一首颂扬和疑问庸常的长诗;或者,是烦恼人生的林地油画,而疑怀和追问,则是那油画中凡·高最为刺目的色彩。

读《浮生》,让人想到刘亮程的写作。不一样之处,是前者把满含哲学的追问,都置放在芸芸人众的日常和烦恼之间;对叙事的热爱,如同田野对雨阳的等候;而怀疑成了生活和生活之本身。而后者,则把哲学的眼目,肯定地投放在西部的荒野,而使生活成为孤立的存在,而人也因此在孤立中奇崛。还有天香地艳的李娟的散文,在生活和语言中开出一朵思辨、善美的花来,简易如我们在戈壁中捡到了一粒石子。这么说,是不是一种散文新写的时代已经到来?无所谓大散文或者小散文,长散文或者短散文,深刻或者浅淡,而作家先天的目光、态度和天然的叙述,才是新散文呼吸的喉结?

谁知道呢。

总之,刘汀和他的《浮生》,让人感到一种散文的别味和新味雨淋样的到来,使人在阅读后淋雨而透湿。他的写作,没有他们节制,也没有他们在文字上那么闪光的钻影,可那颗对世俗、生活、人生疑怀、追问的作家的诗心,却更为鲜明地筑砌了生活的嶙坝,使读者、作家、生活和写作,都有了艺术的边界,让我们在阅读中不至于野荒地漫跑,不至于长途跋涉后空手而归。

别人的生活

傅雷

“别人的生活。”

这几个字在脑袋里盘旋得实在太久了。

最初,我想它适合做一首诗的题目,可不管如何翻来覆去,也写不出这首诗来。又觉得写成无法归类的闲散文章,或许更好,但这文章也是越拖越艰难。直到有一天我想到,也许,它在我心里的漫长和重要,不只是一首诗、一篇散文,同时也是一篇小说,甚至是一种生活态度。

但我只能先写这篇文章了,并且为了督促自己真的开始写,早早在微博上爆出这个题目,好多朋友都说:写吧,要等着看看。可见,不只是我,许多人对“别人的生活”都是极感兴趣的,又或者,他们把我和我的文章,当作了另一种“别人的生活”来期待。说到底,所谓别人的生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这必是老生常谈的道理,但实在是少有人真正注意这一点。我们经常弄混那作为个体的“别人”和作为整体的“别人”,也就经常忽略了别人。当全世界都充满你的时候,你,是不存在的。

于我而言,发现别人和别人生活的漫漫路途,也正是自我意识逐渐形成的过程。这路途有两部分。前半程大致是拼命地要把自己从千万个别人那儿拉出来、区别开,而后半程,则是千方百计把自己融入人群中去,如一滴水落进无尽的水里。因此,在这个时刻——我写这本书的时刻,也正是两个阶段的交接点,我独自驾着一艘小船,要渡过急流,到达彼岸。我回到那儿,成为别人里的自己,和自己中的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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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纪轻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别人”的概念,首先有的是“别人家”的概念,或者说,那时候别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家人。大概是十年前,一位老师在课上说:人们都是看着邻居过自己的日子的。这句话像手术刀一样帮我划开了迷雾,显现出一个被遮蔽已久的微观世界。谁人不是呢?邻居家有了电视,咱们家也得有;邻居家又有了冰箱,这个,咱们家还是得有;邻居家的烟筒冒烟了,咱们家也该生火了;邻居家的灯亮了,咱们的手就伸向了灯绳……别人的生活,也就是别人家的生活。我也就才明白,从懂事起自己的所有好奇,主要是对别人的生活的好奇。

小时候,大概是因为家里境况一般,又受着本能的欲望的驱使,我脑海中盘旋最多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家都吃什么饭呢?尽管我知道村里绝大部分人家的伙食都大同小异,可是具体到某一顿饭上,我还是好奇得不得了。简简单单的一餐饭,就是另一个家庭全部生活的征兆。在农民那儿,每一顿饭虽然不如城里那样讲究,简单而随意,却有着内在的逻辑和规律。什么样的日子,人们会吃肉、吃饺子,有大事好事时,桌上才会摆酒,红事吃什么,白事吃什么,等等。小小的餐桌,粗瓷碗和竹筷子,盛载了一家人跌跌宕宕的悲喜。

我不断地猜测,别人在吃什么呢?是面食吗?是米饭吗?炒菜了吗?是不是有肉?就算也是米饭,和我们家的米饭一样吗?如果恰好在某个饭点儿,走进别人家的门,就会偷瞄人家的饭桌,想知道确切的答案。人们会客气地问,吃饭了吗?要不要一起吃?坦白吧,我真想一起吃。因为除了对他们吃什么感到好奇,心里还残存着另一个偏见——别人家的东西,似乎是比自己家的要好吃些,至少是不同的。虽然我也吃过,并没有发现绝对的不同,可下一次遇到,我还是会忍不住要猜测、尝试。我所好奇的,既是食物本身,更是食物背后别人的生活秘密。

后来读初中,便开始住校,离开家,家庭不再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场景,我渐渐意识到“我”的生活和“别人”的生活,不一定总是同步的。同样的时间和事物,对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比如说,初中时,我常年穿的是母亲做的布鞋,同学中有人穿着漂亮的运动鞋,我也很想有一双。在那时,我以为运动鞋对每个孩子来说诱惑力是一样大的。现在我知道这是误解,对于轻易能买到运动鞋的孩子来说,运动鞋完全不是诱惑。然而我穿着布鞋,置身于一群运动鞋之中的时候,我没法不被“运动鞋化”,脚上的鞋子几乎就是我的脚本身,我之所以要在晨跑时那么奋力,在做操时动作标准,大概就是在假装自己也穿上了同别人一样的运动鞋。

这是年少时的虚荣,却也是最真切的感受。

同事讲过一件事,说小区里的妈妈们总三五成群,互相交流和讨论教育孩子的事。这种交流传播了许多好东西,但同时,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原则性和定力,很可能就会不知不觉被别的妈妈牵着走。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不明显的规律:你和什么样的妈妈群体在一起,决定了你将成为什么样的妈妈,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你的孩子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个群体里,每一个都热衷于谈论报班、补课、学特长,你就很难不去这么做,否则你和你的孩子都将失去安全感,除非你转移到另一个完全不这么干的妈妈群。这时候,别人的生活,就不仅再是展示意义上的别人,它悄然地隐藏了一种强迫力,迫使你不得不跟着潮流走。这就好像,当我们身在地铁早高峰和节日的火车站那巨大的人流里时,很难有自己的方向,只能像河里的一滴水,沿着别人的河道缓缓向前。想得悲观点,别人的生活,实在就成了你的生活,即便乐观一些,也不过是你过上了和别人一样的生活。

2005年,本科毕业前一周,我不知怎么染上了水痘,被隔离在师大的校医院里,不能见任何人。将近两周左右,整个病房里只有我自己,除了每天给长了水痘的脸和手臂涂几次药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百无聊赖,书也看不下去。我知道外面的同学们都在忙毕业,把四年来聚集的各种证件退掉,领回许多新的证明和表格,吃散伙饭,感伤,但我只能一个人在医院的病房里苦熬。这半个月,我和别人失去了最基本的联系,被实实在在地和别人隔离开来,我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完全离开了生活轨道。我被绑在柱子上看着人们狂欢,甚至都不是看见,而只能想象。经过了烦躁、焦虑之后,我强迫自己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那就是:我和别人之间,因为隔离的原因,呈现出了一种平常生活里不可能有的状态,索性把它当成一次特别的内心实验好了。于是,在二楼的病房里,这个被隔离的青年唯一的乐趣就是想象别人的生活。我站在窗口,看楼下马路上经过的人们,学生、工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他们来来往往,从某处而来,奔着某个目的地而去。这种感觉好奇怪,好像我是电视里的人,而其他人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我在看他们,而是他们在看我。

当隔离解除,我要离开病房时,竟然对由别人组成的人群感到了一丝恐惧和陌生,当然更多的仍是回到别人的生活里的渴望和热情,这是多种矛盾的情绪的结合体,它把我置身在翻炒的热锅里,一面又一面地炒烫着。走出门,七月的阳光照热了我被药水涂抹过的身体,然后路上的所有人都变得很近,我和他们擦肩而过,回到宿舍。我后来想,监狱里的人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应该更强烈吧。

但有时候,即使你在人群之中,也还是会感觉到这种疏离。电视台偶尔放《圣斗士》《小龙人》《还珠格格》之类的片子,老婆总会说,她都看过。我无话,因为我的童年和少年,和这些东西完全没有关系。因此我常和她开玩笑说:“和你们比,我就是一个没有童年的人啊。”在别人共同经历某些生活的时候,我过的是另一种日子。这当然和好坏无关,可当你身处在绝大多数人都有共同记忆的群体里,就会感觉到一种疏离感。这个时候,我会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别人的生活”,因为这个“别人”有某种共同的体验或记忆,而我没有。

2

我的眼睛是一部特别的仪器,曾记录过许多有意思的片段,它们无意识地储存在脑细胞里,然后等着被某些精神的逻辑穿针引线地联系起来,形成我所见的世界。人们不知道,我有多爱这些片段式的“风景”,正是它们,构造了我自以为丰富的内心生活。

有一次,我和老婆去吃自助餐。我在吃东西的间隙,看到一个女服务员偷偷地喝客人杯子里剩下的饮料,她小心而羞怯。但她被另一个年纪大的女人发现了,她似乎是女服务员的母亲,把她拉到一边,嗔怪地训斥她,她不发一言,眼神里所有的欲望都变成一种落寞,还深藏着倔强的不甘。我瞬时没有了胃口,不知道是何原因,所有的食物都被这件事涂上了一层防腐剂,没有了香味和色泽。

因此我也有另一种顽固的好奇:餐厅里的服务员,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售卖的美食呢?商场里的售货员,又怎么看待自己售卖的奢侈品呢?这些东西,在他们的观感里和在消费者那儿是一样的吗?我会假设,如果我从乡下到了北京,在一个餐馆里上班,每天面对想也不敢想的美食,肯定会非常焦虑,这焦虑不仅仅是因为我自身对它的欲望,我还会想到,城里人每天吃这么多好东西,浪费这么多好东西,可我乡下的家里人,是连见都没见过的。这焦虑是对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的焦虑,可能深埋着向往,潜伏着不满,甚至最后会倒向痛恨。我们谁人又能避免这条心路?本科时,宿舍同学关系很好,但毕业前,一位室友醉酒后大发雷霆,他愤怒地对宿舍里一位家庭状况好的同学说:不要以为你有钱就了不起。而事实上,他并没有多有钱,也没有表现出有钱人的姿态,但总还是有差距,两个人过的是完全不同的生活。这两种生活,可能在人海中相安无事,但窝在斗室中四年,却会在其中一方的心里埋下许多东西。我需要坦白,很多个时刻,我也一样有着无知的愤怒,大家一起去聚餐,为了让整桌的价钱尽量低一点,自己分担得少一点,只点最便宜的菜;看着同学毫不费力地买了自行车、电脑、手机,然后自己背起书包去自习室,却无法安心读书上的字,因为我刚刚写了一封信给家里,向在田野里劳作的父母讨生活费。这种时刻,我的心里无法不涌起悲伤和愤怒,我知道,它源自自卑为底色的自尊,源自贫穷为基础的贪婪。

正是这些细小的风景,让我看到并假想了别人的生活,公交售票员、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地铁安检员、传达室大爷,以至于许许多多擦肩而过的陌生人——别人,所有的别人。我想,也许只有当我们真的在眼里看见别人了,别人才是有意义的,我们对于别人也才是有意义的。

有熟人从重庆回来,找我和另一个朋友喝酒。大家不可避免地说起这个城市和它的故事。重庆这位朋友在酒桌上诚恳地说:我不管外面的人怎么想,我是老百姓,我就觉得,只要给老百姓实惠的官就是好官。这一点也不奇怪,身边太多人有如此想法:我不管你有什么阴谋诡计,只要我得到了实惠,我就支持你。我试图告诉他,世界是如此之大,在你和你的视野之外,还有别人,你们在得到实际利益的同时,另一部分人未必如此,任何人的生活都不是与其他人完全无关的。他嗤之以鼻,说自己不在乎。对他而言,别人对某些东西的恐惧完全不应该抵消他们从同一种方式中获得的实惠。他说,他不在乎是不是内部斗争,是不是为了往上爬,是不是作秀,他只在乎自己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以自己的利益为认知世界的坐标原点,这当然谈不上是错的,但你总会觉得缺了点儿什么,有什么不对,是什么呢?我想,也许就是对别人生活的真正的漠不关心。

同酒桌的另一个朋友,是公务员,当上了科长,属于或已经迈向了这个社会的成功阶层。和每一个所谓的成功人士一样,他不停地要教育我怎么过生活。我有些无奈地听着,他每说一句话,我都觉得我们的生活距离在拉大。他说:你一点儿也不笨,你应该混得比我们更好,你不要整天假清高,我告诉你,你在单位里,你要入党,不用想别的,你就琢磨你的领导,把你领导琢磨透了,什么都妥了。我也有些酒意,试图和他辩白,世界上绝非只有他过的那种生活,还有更多的人只是很简单地工作,做想做的事而已。但我放弃了,我不觉得自己能说服他,因为他完全不知道其他的生存方式一样能给人带来幸福,甚至更可贵。

这样的人很多,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第一真理”,然后便觉得别人应该遵从这种真理。可是,我其实多想让他们知道,别人的生活对于我们何等重要。不信去看看,微博上多少人在关注转发评论着别人的生活,得病的求助者、被拐的儿童、地震的救助、天津的大火……在他看来,这些事和许多人是半毛钱关系也没有的,可是那么多人不惜付出代价,冒着危险去援助他们,是为了什么呢?这真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那些别人同时也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也是别人眼里的别人。也有人问,你每天转那么多负面新闻做什么呢?有什么用呢?你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这个我真的不能,就算有一千个一万个我也做不到,可是我能让多一个人了解真相,能对这个国家有多点清醒,而不是一味陷在自己的小日子里,不也很好吗?我觉得这很好。

有一次饭局,大家喝了点酒,不知怎么就谈起了国事——现在说这个,都像是装的——反正是谈起了种种不公不义。我坚持说,作为普通人,读了点书,知晓些是非的人,哪怕你什么也做不了,至少该保持你内心的愤怒。一个朋友反对,他的理由是,要么就去做,所谓只保持内心的愤怒云云,实在是一个逃避的策略。我不这么觉得。不管是革命还是改革,绝大多数的人最初都只能是观望者,一旦事情爆发,内心有着清晰的判断,和从无所谓而来的茫茫然相比,要好得多。至少,当路途分叉时,你知道自己更应该倾向于哪条路。对普通人而言,我以为这一点很重要。

3

我们对别人生活的关心,未必都是好的。比如说,我们聚会,聊天,说起车子、房子、孩子,这种闲聊有时候是轻松的,有时候又极其令人烦躁。因为一些谈话的人总要不失时机地表现他对你生活的高高在上的态度,这很奇怪。太多的人被热心人问过:谈朋友了没有?结婚了没有?买房子了没有?生孩子了没有?当你给出一个答案,他立刻举出一个比你好的例子,来证明你的失败。注意,我指的不是那种实实在在的问,不经意的问,而是已经蓄谋已久的,他们问这种问题并不是关心答案,而是享受这个问的过程。这有点像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对着水里的人说:你为什么不上岸呢?

那么,我为什么要上岸呢?

如果我还不想上岸,如果岸上并没有我要的东西,如果我被水里的水鬼抓住了脚踝,如果这河水实在太温柔清凉了,如果有鱼儿绕着我的腿在游,我就不上岸,仅此而已吧。人们看见不结婚的人、晚结婚的人、同性恋者、丁克家庭,就自动把他们划成异类,甚至潜意识里给他们贴上某种不安全的标签。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们习以为常的秩序感觉到危机。怎么可能?他们怎么可能一辈子单身?他们怎么可能一辈子租房子?他们怎么可能不要孩子?他们怎么可能没有上进心?但是奇怪的是,如果有一个富翁买了一栋大别墅,他完全住不过来,人们却并不觉得奇怪;一对夫妻要多生几个孩子,人们也不觉得奇怪。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一定要比没有更让你们觉得可靠?

这当然都是人人所不免的,我和朋友见面,也会问出这种问题,但绝不能以为自己真的就有了天然质问的权利。我常提醒自己,把这种关心中的“为什么”去掉,换成另一种问句。我有一个幻想,对于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能以问“吃了吗”的心态去问对方“为什么”,或许是正常的。

我们难免会想起庄子那个经典的寓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说来说去,这也不就是我们和别人的关系吗?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真正知道别人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我们都能从自己的生活去做出一种假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如此,我们就没法设立交通信号灯,不能建立任何公共规则,没法达成任何人际关系,没法做哪怕细微的交流,更没法过群体生活。

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和别人建立一种关系。走在大街上,你潜意识里肯定要知道,那些开着汽车的人不是疯子,不会无缘无故地撞你,你才能安全地行走。人们有一种无形的协议:那就是遵守着某种默契,大家相安无事。一旦这种默契被破坏,我们和别人之间,就得形成另一种紧张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去饭店吃饭,假设他们的质量达标,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而饭店的人则假设你吃完会付账,不会吃霸王餐。但是突然,你在青菜里吃出一条虫子,或吃出别的什么不该有的东西,关系立刻就紧张起来。吃饭的人自然地对服务员产生了优势,就会义正词严地谴责他们,提出其他要求。虽然事实上错误可能是配菜工的,是厨师的,是端盘子的,但我们会把所有人看成一个整体,他们的错也就是服务员的错。

2009年的春天,膝盖出了点问题,几个月的生活昏天暗地,心情差极了。我和所有落入困境的人一样,不停地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一切都是好的?那段时间,三天两头跑到医院去做各种检查,在那儿,我忽然发现所有的别人都和我一样,有着或大或小的病痛。前一个患者从诊室出来,后面的患者都会关切地问:怎么样?医生怎么说?他或她说,医生说没大事,也可能有些悲伤但仍露出点微笑:得做手术。人们在狭窄的楼道里,在各自的病痛中,建立了一种奇特的联系,这联系中你和别人忽然不再如此陌生了。但是,一旦走出医院,我们又成了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这种关系戛然而止。

4

微博上有一个段子,说的是梁朝伟喂鸽子:“看报道说,梁朝伟有时闲着闷了,会临时中午去机场,随便赶上哪班就搭上哪班机,比如飞到伦敦,独自蹲在广场上喂一下午鸽子,不发一语,当晚再飞回香港,当没事发生过,突然觉得这才叫生活。”这个段子被转发和评论了无数次,甚至衍生出许多种“生活体”。我觉得这个事很有意思,人们对它的热情表明,似乎每个人都在向往着另一种生活。

我们确实太经常说这样一句话了: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虽然每个人的“那儿”不同,但大家都觉得有一个美好的“那儿”,那才是自己的理想国。它几乎是缠绕了大部分人一辈子的问题,我们就是怀着不满和期待走完了一生,这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悲?如果那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现在过的日子又算什么?是别人的生活?我们过了一辈子别人的生活?

我不认识富人,不知道那些已经无须辛苦上班的人怎么活着,又怎么看待活着,但我想,他们也未必就真的满意自己的生活。物质上他们什么都不缺,可能精神上空虚;物质和精神也什么都不缺,可能偏偏得不到所爱的人;如果爱的人也有……我总以为人是不可能真正满足的,所谓欲壑难填,人就是那个在烧红的烙铁上站立的物种,不停地跳,以为跳起来,跳到别处会不那么痛,但很快就又落下来。以至于,别人的生活成了一种想象的生活。

说来说去,写别人的生活只不过是为了更清楚地看自己的世界。在睡梦中恍惚起来,会有那么几秒钟,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可能像肥皂泡一样破掉,我认识的所有人和他们的生活,都破掉,就像从另一个梦中醒来。但后来我感到安心,不管我在哪个梦里,或者不在,都始终有一群别人在,他们一点一点地建筑起我能看见和感受到的世界。这个世界,有时候很大很长,甚至在地球之外,时代之外,有时候又小得只是两个人,吃饭,说话,擦肩而过。

去年的早些时候,一个女孩在微博上直播自杀,让人们唏嘘感慨,深受触动。有人甚至把她的微博整理出来,看作是一个绝望女孩的死亡诗歌,于是我们从中看到了和自己相关的悲剧。可是,在此之前,有谁会知道她内心所经历的痛苦呢?不要说我们这些素不相识的网友,那些和她认识甚至是熟识的人,又有多少注意到这些?注意到的又有谁会觉得她的痛苦也可能是自己的?

于是文学是多么的重要,只有通过这个世界才能从内心把别人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连接起来。看《安娜·卡列尼娜》,安娜绝望地卧轨时,仿佛也是我们的绝望;看《城堡》,土地测量员K始终被拒绝进入专门为他而设的门时,他的荒诞也是我们的荒诞;看《罪与罚》,穷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经历的屈辱和罪责也仿佛是我们的……总之,总会有一本书和你相关,总会有一个人物是你在文学世界里的孪生人。但在现实里,我们从来难以和一个卧轨的人,一个绝望的人,一个屈辱的人感同身受,我们不能从他的行动和形象上去理解他,这是活着的幸运,也是生存的可悲。

究竟该如何解释世界

写文章者,大概都有两种态度:一是要告诉别人什么,二是想帮自己理清什么。我写作的主要基点是后者,写作的冲动主要源于自己面对的困惑和自我解惑的尝试。这些思考一旦让我觉得能帮我解答问题了,便会形成一篇小文章。至于,别人读了能引起些感动和思考,那真是意外的收获,也为此欣喜。

这篇文章也不例外,如何解释世界,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它无疑是个大题目,而且一定不会如《别人的生活》和《我们选择的路》那样讨好,但这个话题对我实在有吸引力,从最初有写的想法,到如今正式落笔成文,也有一年多的时间。我当然无力从哲学或者科学的层面来说,只能一贯地立足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以普通人的观感来写它。事实也是如此,哲学家大牛和科学先驱们总能对解释世界这件事提供新鲜的理论资源,但大部分对普通人而言并无意义,它们或许可以解决终极问题,但日常生活只能用基本常识来阐释。因此,我极想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讨论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解释世界?或者说,在我们解释世界的时候,究竟说出了什么,隐藏了什么,夸张了什么,又生发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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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的一个春节,我和老婆回我家过年。我们从北京坐一夜火车到赤峰,从赤峰再坐5个小时汽车,在腊月二十五和在另一个地方工作的弟弟会合于老家的林东镇。林东通往村子的班车于下午一点半出发。我们逛了逛林东镇,寻找了一些高中时代的记忆,又在一个电器商场买了一台DVD机。这之前,我已在北京淘了几张集成了许多电视剧的光碟,计划着以此打发春节期间吃饭和走亲访友之外的空闲日子。作为一直以来的老少边穷,老家农村没有有线电视,而那时候似乎也还没开始村村通工程,连农民自设的接收电视信号的大锅,也还只有极少的人家才有钱立起来。因此,一整个春节,人们只能看到中央一台和内蒙古台,而且白天电视只放到初五,其余的时间只有晚上7点以后才有节目。但是在漫长的冬日,除了做一些必不可少的活计之外,在北方农村,电视真是填补无聊日子的一件宝器啊!

在碟片里,有那年很火的美剧《越狱》。父母对这种翻译过来的外国剧并不感冒,何况是没有配音的字幕版。我们年轻一辈则看得很有滋味,为情节的起伏和人物的命运而感叹。母亲并不爱看,但也坐在热炕上,一边纳鞋底,一边陪着我们,偶尔瞅上几眼,看我们的次数总要多过看电视的次数。某一天,似乎我们议论起剧中人的遭遇,又似乎不仅仅是议论,还有了争论,各有各的说法,大概是为哪一个角色为什么入狱,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而意见不同,并且前前后后地为自己的说法找根据。当然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母亲用顶针把大头针穿过鞋底,扬起手臂把麻绳拉过来,突然说:“说啥呀,这些人就是命不好。”我们的争论在这一瞬间变得毫无力量,也毫无意义了。我发现这句话是一个解释终结者,它能直接把最终答案呈现在你面前,甚至让人无从反驳。这是母亲她们这类人解释世界的一条黄金准则,无往而不胜。我们在争论时,仍是把《越狱》看成是电视剧,会说导演为啥要这样安排,编剧何以要这样写,角色怎么能如此演,但对母亲而言,这也是电视剧,但剧中人并非纯然的“虚构”,她会把这个故事当作“真实发生”的事情。这是介于我们一般所说的虚构和真实之间的一个层面,它并不事实存在,但对于人的意识和观念来说,它又是一个存在的事实。

既然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母亲对《越狱》的解释,就可以纳入到她对生活的解释的范畴里。而在生活中,“命运”是村人解释人生种种悲痛或快乐、离奇或平常的遭遇的根本哲学,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事可以逃脱它的制约。比如,有一家的孩子考上了大学,人们在说孩子聪明时,会对他的父母说:你们命真好。再比如,有人在砖厂被砸断了双腿,下半生都要在轮椅上度过了,人们会叹息着说:唉,这孩子命真不好。命运横亘在每个人的道路上。

此前,许多人都把这种说法看成是迷信的一部分,这是错的,它不是迷信,反而是农民们解释世界和人生的逻辑起点。特别是对于无力左右的事情,他们都会归之于命运,因为所有其他解释都不能让他们获得内心的平静与平衡。他们所说的“命运”,不是俄狄浦斯那种强力的无奈,也不是悲剧性的,而是一种对或悲或喜的顺其自然。这个命运,是他们日常生活的起点和终点,维系着农村人精神世界的恒久和稳定,否则,如何去抵御一生中那么多辛苦的日子呢?如何去解释许许多多无奈的遭遇呢?不像西方人,有宗教可皈依,他们只能在世俗的层面上找到自己愿意信任的依据,并靠着它,活一辈子。

一旦这样去看,我就再也不会狭隘地觉得城市要比农村先进,也不会自以为是地认为拥有更多知识者获得了比村人们更多的生活智慧。农民们在无数世代的漫长时间里,建立起了自己固有的解释逻辑,这个逻辑支撑着整个世界的运转。对任何事,他们都有自己独有的解释方式。村里有一户张姓人家,丈夫叫张学,在40岁时死了,给妻子留下两个儿子,家里穷困,妻子一个人无力给两个儿子盖房子娶媳妇,不得已和村里的一个快50的光棍结了婚,过到了一处。光棍姓孙,在村西头,也是一个大家族。但此后,一般的村民说起他时,总是将其称呼为“晚张学”,意思就是后来的张学和第二个张学,没有人叫他原来的名字。只有他们本族人,或者村民们当着他和他本族孙姓人时,才为了礼貌而称呼他本名。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在整个村子的观念体系里,家庭被看成是一个稳固的符号结构,个人不过是其中的一环,张学的死亡使这个结构的一个链条断裂了。孙姓人“入赘”到张家,不过是替代张学在符号链中的位置而已,因而他不能再做孙某某,而只能是“晚张学”了。

世界固然是物质的实在,但更是人的观念,对我们的精神而言,观念是更强烈的真实。我从这件事里知道,重要的不是你姓什么,叫什么,是谁,而是你会被解释成谁。或许,就在这些解释中,生成了农村之为农村的意义,也生成了农村人和城市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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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从那一年开始,我隐约对人们解释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产生了好奇。后来,这好奇让我发现,用不同的方法去解释,世界竟然是如此的不同。这论调当然实在不新鲜,甚至古老得可以,但人们却常常忘却这些常识性的知识,直到被某种东西提醒。

很多年前看过一个故事,两个鞋子推销员到了一个全民光脚的国度,他们给领导发回两份报告,A说:此国人根本不穿鞋子,完全没有市场。B则说:此国人完全没有鞋子穿,市场广阔。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时,应该是在高中,还没有微博,网络也并不发达,来源大概是《读者》或者《青年文摘》。当时只是觉得同样一件事,说法不同,结论也完全不同,真是太有意思了,但并未深究这里面包含的东西,我和所有人一样,本能地以为它只不过说出了一个“人尽皆知”的道理,横看成岭侧成峰嘛,没什么大不了的。直到最近,我开始仔细地想这篇文章,才发现大概是我们对所谓的“辩证”太过习以为常,以至于在真的面对和思考某件事时,完全忽视了它的本义。光脚的国度,被解释成两种需要,而这两种需要将导向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

有一段,微博上传了一张奥巴马在雨中演讲的照片,照片上的奥巴马浑身湿透,关键是没有人给他打伞。对于给官员打伞这件事,中国人的感触相当之深,媒体时有报道,无须多言。奥巴马之淋雨演讲照一出,各种带政治意味的解释五花八门,很有意思。有一种说:看看人家,被雨淋了也不像我们的官员摆官架子,让人给打伞。另一种则举出一些证据——如奥巴马的团队明明知道天气预报报有雨,故意让他淋雨以博得大家的好感,人家是故意的——反驳前一种说法:醒醒吧,别做梦了,这其实就是巧妙的政治作秀,还以为“美帝”多么好呢。他们都说出了部分事实,其一,奥巴马确实没有打伞,而我们的官员则总是有人打伞;其二,奥巴马也确实在作秀,为赢得选民的好感。有人赞同其一,有人赞同其二,还有一部分人看到两种说法,并以为两种解释都有合理之处。同一件事,在不同立场的人那儿,被解释成对各自有理的意思。这让我想起赵本山的小品《卖拐》里的一句台词:恭喜你都得俩答案了。这句话只是被看作一个包袱和笑语,其实套用在现实上却能看出极大的写实与讽刺。我们中的很多人,一贯只会用一种思维、一个立场和一个视角来思考问题,哪怕偶尔多了一个角度,人们都要欢呼:恭喜你都得俩答案了。但事情到这里还不算结束,二元思维下的两个角度不过是前进了半步,我们的思考应该更深入些。比如说,奥巴马所为是作秀无疑,而我们的官员有时候连秀也懒得秀一下;即使也作秀,秀的水准是不是能和人家秀的水准来比?又或者,中国人民能想到奥巴马是在作秀,并以此来说明美国政治也同样虚伪,难道美国人会愚笨到想不到吗?也许他们本身就把政治看成一场秀,关注的是怎么秀和秀得怎么样。更重要的是,即使奥巴马也作秀,即使他的秀做得同样烂,但这绝不该成为中国官员可以作“秀”的理由。你永远不能用别人的错误,来为自己同样的错误辩护。

不妨再说一个和美国有关的例子。有段时间,有关“中国式过马路”的报道非常之多,大家似乎对此都很深恶痛绝,但走在马路上还是能看见许多人急匆匆地闯红灯。很快,不到半个月左右,另一个报道也就出来了:美国人更不讲交通规则,他们闯红灯比我们还厉害。这种说法的背后,不但隐藏着上面所说的以别人的错来为自己的错辩护的逻辑:看,连美国人也闯红灯,甚至比我们还厉害,所以就不用老指责中国人了;还有另一个隐含的前提,大家都不明面上讲,那就是说这话的人潜意识里是把美国看作比我们先进的国家,才有此一说,潜台词大概是:发达如美国者闯红灯也很厉害,所以不要老说中国人了。可实际上,这是何等阿Q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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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解释应该最不陌生了,一直有人在替我们解释这个世界,甚至是通过各种解释,来管理我们的情感和情绪。每年年末的那段日子,电视台里的很多节目,一定讲述各种故事,使用多种方式让看电视的人们感动,让他们哭出来。我们应该听够了这些,应该有自己的解释了,毕竟是我们一个个个体在世界中活着。有时候我们成为这个或那个群体中的一员,但更多时候,我们只能是自己,是作为一个人,在和其他人相处。

对普通人来说,解释世界的根本原则,不是某一种或某几种解释能够清楚地说明事情的真相,解释永远是罗生门的,其根本原则应该是有自己的解释方法,但并不因此就天然地否定其他的解释。解释当然有其底线和原则。解释有一个隐含的前提——事情确实存在一个真相,这毫无疑问,但需要提出的是,在向真相努力进发的时候,一定要知道的真相也并不总是可靠的,尤其是我们被解释出来的真相。

梦幻泡面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内蒙古北方的一个小镇上读高中。

说是小镇,其实不过是有几栋七八层的高楼、几条零落着商店和小吃店的街道,本质上还是大一点儿的村子。学校的食堂极其简陋,饭菜更是口味单调,缺少油水,分量也不足。我们十七八岁的身体,每天都在对食物的极度饥渴中度过。或许,我与其他小伙伴略有不同的是,在寻找食物的同时,也在疯狂地搜罗着故事。稍有点儿叙事性的课程——语文、历史或每周一节课时间的阅览室时光,无法让我感到真正的满足。于是,散落在小镇四处的租书亭成了我捕捉故事的最好居所。租一本书,一天五毛钱,五毛钱买来任何大饭店都没有的虚构大餐。我经常晚自习时偷偷溜出学校,怀里揣着一本刚看完的通俗小说,匆匆去敲租书亭的铁门,像秘密接头的特务一样,跟老板换另一本书,再翻墙赶回教室。其代价是,仅有的只能换来简单食物的伙食费,又被租书占去了三分之一。但阅读的满足感,令我宁可饿肚子。

在一年多的疯狂阅读中,我看遍了小镇租书亭里所有的书,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商战小说、民间故事,甚至那时还不甚了了的盗版《平凡的世界》及盗版的几大本《鲁迅文学奖作品选》。这两部书躲在租书亭的木格子里,少有人碰,老板允许我以平时一半的租金借走它们。几天之后,我朦胧地感到自己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故事。而那些武侠小说看完,多是留下了零零碎碎的情节,也有的书虽只剩几句话深深印在脑中,直到此刻依然清晰如昨。

比如读金庸的《飞狐外传》,看到袁紫衣拒绝了胡斐,皈依佛门,心头不免难过。原先以为,这难过是因为男女主人公没有大团圆的结局,后来年齿渐长,慢慢明白,让我动心的是袁紫衣念出的那几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十几岁的我,并不甚懂这几句佛语的意思,却本能地由此感受到人生的偶然与迅捷,如梦,如幻,如泡影,都是虚空而转瞬即逝之物。当然,佛家此说自有其解释,但这诸多佛法中的一大部分,是与时间有关,与人在世间的感受有关。在这一点上,中西方哲学没有区别,抵抗时间,一直是人类文化中的根本部分之一。

古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或者有关彭祖的传说,有关那些求长生的故事,以及他们所想象出来的土行孙和飞毛腿,本质上无不是在那个时代和语境中对时间的克服。当然,现代社会的飞机、高铁、手机,一次又一次刷新我们的物理速度和心理速度,也由此不断刷新我们的时间观念。这些发明及其影响太明显了,无须论证,却有一种最为日常的事物,悄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时间,而不被人重视。

我要说的是泡面。

1958年,就在我们这边大炼钢铁的时候,日籍台湾人安藤百福(原名吴百福)在大阪府池田市发明了一种后来畅通东方世界的食物:泡面,或方便面。一如它的名字,方便是其首要的竞争力。但直到1970年的时候,中国才生产出自己的第一包泡面,随后慢慢侵入到我们的日常食谱之中。到现在,泡面已经成为中国最流行的简易快餐了。

二十多年后,在疯狂地阅读各种通俗小说的同时期,我第一次知道有泡面这种食物。六角钱一包,只有最简单的调料。但那时的泡面,对我们而言,并非如现在所认为的被一些人当作垃圾食品,反而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我们班级里,只有家里条件最好的人,才有资格吃泡面。我清晰记得,每当中午放学铃声响起,我们拿着饭盒准备去食堂吃饭时,就会有一个同学高傲地说:我不去了,我中午吃方便面。而其他同学则带和艳羡和渴望走向米饭和咸菜。我第一次吃泡面时,把饭盒里的汤兑了太多的水,只为了多享用一点调料的味道。那是一种我从未尝过的滋味,现在我可以说,它不过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味道,可能充满了各种添加剂和可疑物质,但在二十年前,它却是我对美好生活的重要想象:一边读小说,一边吃泡面,人生享乐,无过于此。

后来读大学,同宿舍的新疆同学说,他们坐火车来北京,总要搬着一箱泡面上车。因为那时火车没有提速,从乌鲁木齐到北京要坐72个小时,三天三夜,至少有近十顿饭得在车上吃。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一列从隔壁和荒野出发,穿过大半个中国的列车上,如果没有泡面,人们该如何抵御这漫漫长途。泡面消耗的速度,佐证着火车行驶的距离,当第10盒泡面的残渣被扔进垃圾桶的时候,人们终于从疲惫中望见了北京的楼宇。

泡面成了普通人生活里最重要的食物,但只有在夜晚,特别是深夜时,它才更体现出自己的特殊价值。

在这个国度的任何一个角落,万家灯火时,总有许多人家的光晕,被泡面的热气所氤氲。这鸡肋一样的密友,封存着神秘的力量,静静等着被渴望奇迹的人开启。很多次,我在校对杂志的样稿,或者写作、读书到凌晨,会突然感到一阵莫名慌恐。这恐慌来自于安静的独处,来自于所阅读和所写的故事的刺激,或许也来自于片刻矫情里所感受到的某些“如梦幻泡影”般的悲伤。

看着窗外的黑夜,感受着微弱的春秋之风,这时候,总有泡一包面来吃的冲动渐渐从胃部和心里涌起。最开始,你会用各种理由压抑它,但它总是如弹簧一般反弹,直到你心理防线崩溃。深夜的食物有很多,炸鸡啤酒、烧烤、汉堡、麻辣烫,但它们似乎都代表不了、也解决不了人在这一刻的状态。此时胃部的蠕动和精神的躁动,只有一包泡面最能将息,因为这种饥饿感更大的部分并非来源于身体,而是内心的空虚。中国版的《深夜食堂》里,特意设计了一个泡面三姐妹,不论演技如何,也不说植入广告,这一设计其实深得百姓生活之味。一个普通人午夜的空虚,任何高雅的事物和食物都难以填充,唯有泡面能让人在感到饱腹的同时,还体验到深深的自我厌弃。或者说,再没有一种食物能像泡面这样,把人对活着这件事的满足感和厌恶感的比例调配得这么恰如其分。

而这个比例,正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本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面,如露亦如电。

泡面是一种纯粹的东方食物,而且是那个非西方眼光下的“东方”。你随便检索一下泡面、外国两个词语,都会跳出一大堆新闻:泡面总是让他们惊呆了。我始终好奇,如果萨义德还活着,他会如何讨论泡面?它是现代社会里东方人所提供的一种卑微而伟大的发明,或者说,这是古老的东方文明对现代时间所做的最有效的抵抗——以现代的方式抵抗现代。它诞生于东方人对面食和味觉的无意识依赖,也诞生于人们追求方便快捷的心理。对于那些原教旨主义吃货来说,每一次去西方国家,几顿西餐之后,就开始对家乡美食产生非理性的欲望,每一个细胞都开始疯狂地表演那段传统相声——报菜名。这时,只需一包泡面,舌尖上的乡愁便能获得足够的慰藉。

我检寻自己阅读当代文学作品的记忆,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有些惊奇地发现,没有一篇专门写到泡面,偶尔提到,也只是被当成叙述的道具;或者说,泡面从未作为一种本体进入我们的文学书写,它只是停留在加班、赶路、出租屋或独自面对的深夜里。而那些其他的现代发明,早已在文学之中成为寓意丰富的元素,火车、电话、网络,甚至卡夫卡重新发现的甲虫和它无以计数的后代,等等,它们甚至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表达脉络。

为什么如此日常而重要的泡面难以被文学化?难道是因为它过于日常,以至于无法再附着任何超出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还是它过于类似于现代人,而我们早已失去了直接面对自我的能力?

我对此充满着好奇和渴望。我在想,当我们不断地去争论和表现人工智能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深远影响的同时,倘若对这日常之物毫不关注,或无力把握它在这个世界扮演的角色,那会是现代文明的另一种偏颇。这偏颇可能导向生活的“白洞”,因为习以为常和视若无睹,而渐渐落入更大的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