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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从富春江到硕莪馆

来源:文汇报 | 迟子建  2018年12月07日08:03

我第一次读郁达夫的小说,是三十多年前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求学时。不到二十岁的我,读惯了现代文学史教材中那些凛凛正气的幽愤之作,听多了呐喊和疾呼,读到《沉沦》,有点怦怦心跳,好像在一片血光飞溅的战场上,发现了一枝独自芬芳的野菊,美得凄迷,它怎么可以宣泄青春期的我们都会有的坏情绪?那种唯美的堕落,伤感的消沉,立刻俘虏了我。

十年前因为做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的终评委,我到过郁达夫的故乡富阳。记得初冬时令,一行人乘船游富春江时,天色灰暗,江水灰暗。我站在舱外,迎着冷风,望见江上有精灵般的水鸟翻飞,在苍茫中尽显生命的活力,无限感慨。富春江养育了郁达夫,而他就像这时令江面盘旋的水鸟,心事透明,渴望自由,颠沛流离,无论遇到什么风浪,从未停止过搏击的翅膀,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

12月7日为郁达夫先生的诞辰。本刊特别刊发作家迟子建的这篇文章,表达我们对他的纪念。

——编 者

2018年5月,我到新加坡参加《联合早报》文学节,身为记者和作家的张曦娜女士前来接机。在去酒店的路上,她热心地问我,首度来此想看什么景观,她来安排。我说最想寻访郁达夫当年在新加坡的寓所,张曦娜说恐怕你会失望,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住处未被保护起来,一处她去过,是一家商铺了;另一处稍微偏远,她也没去过。我说不管怎样,我都想看看。

我入住的富丽敦酒店位于城中心的金融商圈,毗邻新加坡河,离克拉码头很近。这座建筑像个古堡,近百年历史了,据说是英殖民地时期的邮局。这里曾有多少公函和家信辗转?有多少喜报和噩耗自此飞向不同的窗口?住在这里,有被装入大信封的感觉。

新加坡的日出很晚,次日七点醒来拉开窗帘,天还暗着。从窗口可望见右前方的金沙酒店,想来日出前的梦最美吧,那三幢平行的高楼的窗口大多黑着,只有顶层串联起这三幢楼的一叶扁舟似的空中花园,熠熠闪光,据说那儿有个著名的泳池。不知在那么高的地方游泳,是否会游到云里去?向左望去,可见榴莲壳造型的歌剧院的底部漫溢着乳黄的光影,仿佛流着蜜汁。而最夺目的,莫过于码头中的摩天轮,它装饰着彩灯,苍穹之下,远远望去,像一只镶嵌了七彩宝石的手镯,要献给谁的模样。想来月亮女神对人造的璀璨不感兴趣,一夜将尽,未曾戴它一下,它也只好空举着。我洗漱完毕,烧壶开水,喝了杯热茶,回床上翻了一会书,再到窗前时,曙光初露,一片青蓝色的流云,腾起于晨曦之上,有头有尾的模样,像极了一头狮子,想到新加坡狮城的传说,我赶紧取了相机,将这惊人的一幕拉入镜头。

陪同我寻访郁达夫故居的是南洋理工大学的文科生伊婷。她先带我去牛车水——新加坡的唐人街,说是初来的游客没有不去那儿的,还有就是我想看的郁达夫最初的落脚点,就在牛车水附近。关于牛车水名字的来由,一说当年新加坡没有自来水时,原住民的饮水每日是由牛车载来供给的;一说当年清扫街市,是由拉水的牛车来完成的,无论哪种说法,水与牛车,都是核心元素,而我喜欢这个烟火气十足的名字。牛车水的店铺挤挤挨挨的,街巷上空点缀着呈“之”字形的红灯笼,宛如跃动的赤龙。我们先拜谒了两座庙——印度庙和佛牙寺,又逛了几家小店,然后穿过一个过街长廊,就看到一座五六层高的乳黄色建筑。它设计简洁,有着狭长密集的高窗,那些窗侧面望去,就像钢琴键盘凸起的黑键,这是郁达夫抵达新加坡的首站,旧时称南天旅店,如今是一家名为裕华国货的商场。推门而入,看到的是货架上各色的保健食品,其中不乏中药材,商场里弥漫着一股中药味,这倒有点像郁达夫笔下人物所涉足的场所气息——他写了那么多的病人。资料介绍说郁达夫住在八号房,可现在这里是一个仓库似的卖场,哪还寻得着八号?客房之间的间壁早已荡然无存,那种空虚的宽敞让人倍感苍凉。商场的生意比较冷清,店员过来打招呼,热情向我介绍货品,如果我告诉她我是为寻八十年前一个文人的足迹而来,她会不会递我一碗醒魂汤?

出了裕华国货,去一家新加坡久负盛名的肉骨茶餐厅吃过午饭,伊婷叫了计程车,我们奔向郁达夫的第二处住所,也是他住得较久的地方。我以为车程会在半小时以上,谁料一刻钟便到了。我很吃惊,问伊婷不会来错地方了吧?她笑着说新加坡本不大,言下之意,他们概念中的偏僻,实不遥远。

那片街区行人极少,有一处建筑正在维修,披挂着防护网,所以通向郁达夫寓所的路,一侧成了施工区域。据说这一带是旧时的墓园,新加坡寸土寸金,所以殖民当局开辟此地做公共住宅,有点类似中国的经济适用房。郁达夫受《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邀请,携家眷来办 《星洲日报》副刊,就居于此。位于中巴鲁路的郁达夫寓所,是幢低矮的灰白小楼,像一艘停泊在港口的白轮船。地处热带的缘故吧,二层阳台与房屋等长,跨度大,探出墙壁立面很多,想来那是人们喝茶纳凉的好去处。这里的窗户和我先前在裕华国货看过的相似,比较密集,或许居于赤道的人们热爱阳光,所以窗口花朵似的满墙开放;又或者这里曾是墓园,阴气重,所以开更多的窗口,让阳气升腾。

那幢小楼似乎还有住户,一楼的窗子披挂着白色护栏,这防盗的盾牌,倒很中国风。步入门洞,最触目惊心的是那清灰的水泥楼梯,逼仄,狭长,陡峻,从一层到二层有二十多级,而我熟悉的楼梯,通常十七八级。这样的楼梯,仿佛只为盛年之人而设置。而对于善饮的郁达夫来说,酒后归家,这楼梯间可曾是他借醉瞬时起舞,释放郁闷的隐秘所在?如果这里有老树,当记得郁达夫曾携王映霞和儿子郁飞,进出于此,记得这里的欢笑和眼泪。那对被誉为富春江上的神仙眷侣,在来新加坡前感情已出现裂痕,他们在此离婚,各奔西东。旧人离去,新人又至,虽说郁达夫对王映霞难以忘怀,但他情感的海洋一直电闪雷鸣,波涛滚滚,从未止息。面对着这座不闻人语的楼,想着它是郁达夫人生接近终点的驿站,我再打量它时,感觉这是一座灰白的纪念碑,而那险峻的台阶,像风暴中心层层涌动的海浪,将那凄风苦雨的岁月定格在这里。

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并未有震撼力的作品出现,他这时期是一个以笔为枪的战士,所写多为政论文章,一些随感和旧诗。除却主观因素,不得不承认,个人情感受挫,不得不承认,环境的变化和时局的动荡,这惨烈的现实刺痛着他,也使他没有更大的精力和更从容的心境,进入缪斯世界。

我第一次读郁达夫的小说,是三十多年前在大兴安岭师范学校求学时。不到二十岁的我,读惯了现代文学史教材中那些凛凛正气的幽愤之作,听多了呐喊和疾呼,读到《沉沦》,有点怦怦心跳,好像在一片血光飞溅的战场上,发现了一枝独自芬芳的野菊,美得凄迷,它怎么可以宣泄青春期的我们都会有的坏情绪?那种唯美的堕落,伤感的消沉,立刻俘虏了我。记得教材参考读物中,还附有他另外的小说名篇《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迟桂花》,读后也一样喜欢。

做学生的时候,为应付各门功课,读过郁达夫的个别小说和散文,崇敬之余,并没有找来他更多的作品细读。毕业后分配回故乡,当了两年语文教师,因为期间开始陆续发表小说,所以两年后大兴安岭师范将我调回,让我到中文系执教。其本意是发挥我的长项,让我开写作课。但教写作课的老师对这门课极为不舍,而我以曾经的学生身份与教过自己的老师成为同事,本就压力巨大,所以当主管教学的领导跟我道出实情,我不能教写作课时,我说尊重老师的想法,我可开其他与文学相关的课。这样,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就落在二十三岁的我头上。以我的资历和阅历,这门课对我来说是太重了!我感觉一下子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必须勤学苦读。如果不对现代文学史教程中涉及的作家,倾注亲人般的热情,你就无法开好这门课。事实证明,这门课程对我日后的写作,是一种默默的滋养。

如今的郁达夫,同张爱玲和萧红一样,被众多的海内外学者再发现再研究,早已是浮出海面的冰山,巍峨毕现,光华灼人。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郁达夫在教材中所占位置并不突出。我因之前做学生时对他的作品印象深刻,教中国现代文学史后,便去图书馆把馆藏的郁达夫作品,悉数读了,愈发觉得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卓尔不群,理应席位更高。我未请示系主任,自作主张撰写教案,给郁达夫开了个专题。这在中文系来说,不是件小事,因为课时是固定的,我倾情介绍郁达夫,必然要对与之并列的一两位现代作家做课时减法,而这是违背教纲的。虽然有一些老师和学生,支持和褒扬了我的教学法,但教务处的人知晓此事后,还是找我谈话,说是教师要尊重教纲授课,不能以个人好恶改写教材。我口头做了检讨,心下却得意——反正我也讲完了。

十年前因为任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的终评委,我到过郁达夫的故乡富阳。记得初冬时令,一行人乘船游富春江时,天色灰暗,江水灰暗。我站在舱外,迎着冷风,望见江上有精灵般的水鸟翻飞,在苍茫中尽显生命的活力,无限感慨。富春江养育了郁达夫,而他就像这时令江面盘旋的水鸟,心事透明,渴望自由,颠沛流离,无论遇到什么风浪,从未停止过搏击的翅膀,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后来船停在一个小码头,我们上岸参观一处景观,路过一片桑园,桑树上是残枝败叶,听不见虫鸣鸟语,格外寂寥。天倒是晴朗了,阳光照耀着桑园,似乎想用它的金丝银线,将这颓败的桑园重新缝补了,还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给我们看。可我却痴迷那水中的苍凉和岸上的萧瑟,因为它们跟郁达夫作品的气息是相通的。

而就在两年前,我再次来到浙江,领取《钱江晚报》的一个年度文学奖。本以为行程与郁达夫是无关的,但主办方将与会者安排在翁家山的民宿,这等于展开《迟桂花》这篇像羊皮口袋一样朴实纯美的小说的袋口,将我们纳入其中,你不得不沉浸在《迟桂花》的氛围中。正是南国暮春时节,晴雨不定,翁家山忽而阳光明媚,忽而细雨霏霏。雾气时而罩住了山顶,仿佛给它戴了顶帽子;时而又在山脚摇曳,仿佛要给它缠一条腰带。尽管山上商贸气息浓了,茶庄林立,但翁家山空气清新,没有令人压抑的高层建筑,还是颇为宁静,有股说不出的清幽。记得作家萧耳带我们在翁家山看茶园,赏奇花,穿行在山岭间的她长发飘飘,一袭及膝的丝绸长裙随风舞动,简直就是画中人。我心想难怪郁达夫笔下的江南女子,那般的风姿绰约。而我在一个微雨的午后,撑伞在翁家山闲走,经过一座小山时,看见山下立着的指示牌,赫然写着烟霞洞,心下一动, 《迟桂花》里翁则生和莲儿的家,不就在烟霞洞吗,于是拾级而上。登至顶上,却不见炊烟,一世界的细雨敲打着冷清的石阶,山色迷离,感觉鬼魅正在湿漉漉的山谷游荡,说不出的阴森。而小说中的烟霞洞,活色生香,倒比现实的更真实似的,烙印在记忆中,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吧。

郁达夫在现实世界中,既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文人,也是一个率性多情的骑士,只要他中意的草原,不管领地属谁,都会冲破藩篱,策马纵情驰骋。这固然可以看出他天性的自由,但也从另一侧面看出他的自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已成为他诗作中的名句,人们对其中的“美人”,意有多解,但我更愿意将它理解为单纯的美人。郁达夫因热恋王映霞而抛弃结发妻子孙荃,孙荃自此诵经念佛,戒荤茹素,郁达夫等于践踏了一个无辜女人的青春和幸福。尽管郁达夫其后在经济上对孙荃仍有周济,但孙荃对婚姻的失望,可想而知。她的遭遇也令人想起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这两位旧式妇女的性情和遭遇,惊人相似。她们忠贞不贰,有着超常的忍耐力和大慈悲,只不过命运让她们上错了船。我这样说,并没有在道德层面,苛责那个时代受父母之命缔结姻缘而勇于解散的人。因为在人性层面,真爱是无罪的。但郁达夫的一生,不善于维系爱,也不会受困于爱,他几度婚姻,明明暗暗的情人不断,还是妓院中风雅的来客。他意气用事,读他杂文时,遇到他形形色色的郁达夫启事,我会暗笑。他也终因《大公报》上向王映霞发难的那则著名启事,将他人性中的弱点,一览无余地呈现给世人。这类启事,当然不如他写给沈从文的那封《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令人动容和称道。但可看出,郁达夫是性情中人,他忧国忧民,愤世嫉俗,但儿女情长的不悦,也会令他拍案而起。一个不掩饰弱点的人,无疑是真文人。

郁达夫通晓五国语言,古典文学功底深厚,东西方文化在他艺术世界的自然碰撞与融合,使他的作品气质非凡,足以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我喜欢郁达夫的小说,因为在虚构的世界中,他的主人公不戴镣铐,在人生之路上且歌且舞,敢于倾吐人性的苦闷,将哀婉缠绵和感伤之气推向极致。《迟桂花》这类小说,是郁达夫作品中,鲜见地体现人性明媚的作品。他更多的小说,则是在人性幽暗的隧道穿行——病痛与爱恋,百转千回地交集;生命的欢歌,总在死神的阴影中低回。

通读郁达夫小说的人,不需特别留意,就会在其中发现他小说的几要素:性,酒,病,女人,而其背景又多放在夜和雪中。在他堪称上品的几部小说中,“病”又成为叙述的不二助推器,如《微雪的早晨》中的“精神异常”的朱君,《迷羊》中在A城养病的“我”,《杨梅烧酒》中病后初愈的“我”与故人在湖滨小馆的夜谈;《马缨花开的时候》中的养病楼,《东梓关》中为治疗吐血病而寻访名医徐竹元的文朴,《沉沦》中患了忧郁症的主人公,甚至《春风沉醉的晚上》,人物也摆脱不了病的缠绕。而这“病”大都因“情”而生,大到国家之情,小到儿女私情。郁达夫是个善于写情的人,当然这其中不可避免地触及了“性”,所以有人说他的小说是性小说。我以为这低看了他作品的文学价值,因为在写“情”的时候,郁达夫从未降低他作品的趣味和审美性。而他笔下因情而生的女人,莫不惹人怜爱和同情,《迷羊》里的江湖名伶谢月英,《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纸烟厂的女工,《迟桂花》里的莲儿,《微雪的早晨》中的惠英,《蜃楼》里的黑衣少妇等等。而郁达夫在写情时,除了男女之爱,也敢于书写隐秘的情感潜流,探讨同性之爱,比如《她是一个弱女子》和《茫茫夜》。

郁达夫有他个人的性格弱点和人格局限,但他是不吝惜剖析自己的,他的作品多用第一人称,男主人公也多为落魄文人,他们爱欲中的挣扎,抑郁中的眼泪,被他写得出神入化。他钟爱自然,富春江和西湖常是他作品的底衬。十年留学日本使他深受其文化影响,他的思想现代,而他作品的语言风格偏于古典,这使他的作品充满了张力之美。他是一个充满了正义感的人,读到他小说中发出的满含着忧国之情的一声声喟叹,你可能会以为它破坏了小说的和谐,但在一个鸦雀无声的时代,这样的喟叹是智者和勇者的心音,铿锵有力。无论研究者将他的成就归于创造社还是他短暂涉足的左联,也无论我们怎样不喜欢他性格中的个别东西,他都是一个把自己完全暴露在阳光下的大写的人,领受灿烂的同时,必将也遭遇拂面的尘埃。鲁迅对他的评价“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极为传神,至今仍是对我们这个纷争龃龉、缺乏包容、创造贫弱的浮躁文坛的犀利注解。在一个有病难言和无病呻吟的历史时期,郁达夫笔下的病与痛,无疑深具现实意义和艺术光辉。他作品的颓废和伤感,与逢迎阿谀之气背道而驰,他没有成为一个腔调的文学的俘虏,为后世作家竖立了可贵的人性书写的标杆。

郁达夫在有生之年,几乎每到九一八这个令中国人耻辱的日子,都会发檄文声讨侵略者。他的母亲在日军攻陷富阳后,躲在夹墙中被活活饿死,身在福州的郁达夫在母亲灵堂起誓:“此仇必报”。而他和母亲,死因又是那么惊人的相似!日军攻打新加坡时,郁达夫乘快艇撤退到印尼群岛,化名赵廉,开办酒厂,因为无意间暴露了自己通晓日语,被迫做过日本宪兵分队的翻译,他也因之保护了不少爱国志士。郁达夫生命的终点是在苏门答腊,按照他的挚友胡愈之先生的分析和后来一些历史资料的解密,他死于日本宪兵之手。那时抗战已经胜利,他喋血于和平开始的时刻,可见和平的黎明,摆脱不了血腥。而他的遗体,至今没有下落,所以坊间关于郁达夫之死的演绎,也不乏恶意揣测者。郁达夫灵魂有知,岂不呜咽!他的小说《薄奠》写了一个人力车夫的惨死,结局尚有一辆纸车的焚烧,来偿付人力车夫最卑微的底层梦想,而郁达夫永别于世界的那一天,却连这样的薄奠也不曾拥有!

郁达夫大约知道这个世界再神圣的牌位,终将有被弃置角落的一天,所以他从不以神的面目示人。他的短篇《在寒风里》,透过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分家的故事,入木三分地写出在财产和利益面前,道德的崩塌,亲情的沦丧。人们在争夺家产过程中,原先被端正挂在厅堂的祖宗神堂,竟被扔在废物堆中,无人认领。最终男主人公约了家中的长工长生,乘列车将这神堂背到上海去,这也成了他分到的唯一财产。郁达夫在描述长生背着神堂上车时,有这样一段极其精彩的描写:“因为他背上背了那红木的神堂,走路不大方便,而他自己又仿佛是在背着活的人在背上似的,生怕被人挤了,致这神堂要受一点委屈”,读之令人动容,却原来神堂在一个非本族的仆人眼里,仍具压迫力和生命力,而它在本该对它顶礼膜拜的子孙眼中,连木偶都不是了。郁达夫洞见了神的沦落,笃定要做一个热血的人。他也的确这样做了。

让我再回到五月的新加坡之行吧,在弥足珍贵的一周时间里,我去花卉博物馆观赏温室中的奇花异草,去圣淘沙的海边踏浪,去亚洲文明博物馆看中世纪的佛的造像,去美术馆看徐悲鸿那幅著名的画作《放下你的鞭子》——王莹当年在新加坡的街头,就是这样做抗日宣传的,而她的结局令人唏嘘。每至夜晚,我会沿着新加坡河散步,河畔酒吧街和克拉码头的霓虹格外绚烂,那浓重的光影倒映在河中,仿佛给这条河倾注了油彩,流也流不动的样子。河畔的花树太过繁茂,总让我疑心是假的。直到夜风起来,各色花瓣脱落,它们像一只只可爱的小耳朵,要来大地谛听什么秘密似的,我才确信那些花树是大自然的骄子。

要说新加坡之行最让我难忘的,是在牛车水参观新加坡原貌馆,这里真实还原了早期移民的生活图景,低矮的裁缝铺中悬挂着旧的花布,拥挤的学徒间似乎还弥漫着浓浓的汗味,车夫和木匠的小屋的席子上,堆卷着破败的铺盖和似乎刚用过的蒲扇——那个世纪的风,可曾随这蒲扇而一去不归?厨房粗糙的灰泥墙上,挂着出土文物似的铁锅、笸箩、笊篱,灶台上的炊具也都尘垢满面,几百年不用的模样,只有肮脏的洗手池里,堆着碗盆,仿佛谁刚用过饭,还没来得及清洗。在复原的这些做苦工和手工匠人的住屋里,桌子椅子,柜子箱子,镜子梳子,茶壶灯盏、衣裳鞋袜、暖水瓶电风扇,山水挂画和镜框镶着的老照片,甚至拖鞋和雨伞,一应俱全,再加上音响制造的那个年代的市井之音,使原貌馆充满了艰辛又朴素的生活气息。可有一间复原的小屋黑魆魆的,不着一物,探头一望,窄床上是一个枯瘦的老妇的造像,鬼一样恐怖,有游人说这是问米婆,送死者上路的灵婆。我缩回头来,看了看门侧的标示牌,原来这里复原的是死人巷的情景。硕莪巷是新加坡早期的死人街,处理丧葬事宜之地,而这间阴森黑屋,称为“大难馆”。因为有一种迷信的说法,认为人死在家里不吉利,所以大难馆应“死”而生,出现在硕莪巷,也就是死人街上。那些行将就木的人,会被送到大难馆等死,这里是看生命之花凋零,收纳人最后一口气的地方。

硕莪其实是一种可爱的棕榈树,又叫西谷椰子树,据说它寿命很短,不足二十年,而且一生只开一次花儿,开花不久便死。它的树干淀粉沉积,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西米”,我们喝的珍珠般的西米露,就由这种淀粉加工而来,所以也有人称此树为“米树”,它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干粮袋。谁能想到这种慷慨的树,这美丽的名字,会与死亡枝缠叶绕?

我站在硕莪馆的那个瞬间,联想起郁达夫的结局。他没有死在一个受难似的肮脏狭小的室内,也是他的幸运吧。七尺之躯的男儿,岂能容生命在这逼仄阴暗之处谢幕?倘若他真的喋血于丛林,他在与这世界作别时,不知是晨曦渐起还是落霞满天的时刻?至少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认清了刽子手的嘴脸,战争的残酷和世情的险恶,他走得坦坦荡荡,明明白白。不可阻挡的风儿,会轻抚他的脸颊,为他做安息日的整容。而他的遗骸,会在大自然赐予的无边的硕莪馆中,遥听他生命源头富春江的水声,安详地随时光流传,褪掉血肉的袈裟,只剩一副清白的骨架,交付明月海涛,给这灾难深重的大地,烙印一个不可磨灭的生命框架。

2018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