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 者

张永龙先生《黑豆队长》发表于《山花》1980年第1期，据说当年与何士光先生的《乡场上》一并入围全国中短篇小说奖评选，后因故未能获奖。这篇小说某种意义上比当年获全国奖的许多小说更有时代性、更具社会和人性的穿透力与批判精神，今天读来依然余味无穷。前年，编者与张先生联系，欲把这篇佳作用于微信公号被张永龙先生婉言拒绝。为了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们从贵阳市作家协会王剑平先生处获取《黑豆队长》，今天推发出来，请张永龙先生谅解我们的“先斩后奏”，在此一并感谢作家王剑平先生。

在世界现代“选举史”上，象杂木寨生产队的那次选生产队长，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例。

全队老小五六百口人，在晒坝集合。历届队长组成的队委会的全体队委，没有按姓氏笔划为序，也没有按资格排座，而是散乱地站在一张三抽桌的后面。由此可见他们的民主作风。贫协组长黄廷贵是全寨的最后一个长辈，他简单说了全队的苦楚，宣布了昨晚队委会的决议：凡是能拿工分的男人，都要参加拈阉，谁拈中谁当队长，任期三年……

能拿工分的男人?八九岁的娃娃就憩拿了；看一头羊，起码也是五分。换句话说，除了穿开挡裤拖鼻涕的，和吃奶的“男人”之外，都得参加。“万事通”黄明成——队委会的“智囊——引证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用了好几个还在吃奶的男人就当皇帝的史实，雄辩地阐明了当队长是“长幼都能干”的道理。他没有说明，或者故意不说明，这实则是种“垂帘听政”的老故事，横直他那“不争气”的老婆给他生了“五朵金花”，没有一个儿子。民兵排长黄培发提来一个口袋，向大家说明，里面装着的黄豆中，有一颗黑豆，抓中黑豆者，就是队长……

这真是那些拉选票的资产阶级政客难以想象的奇闻；也是那些卖身钻营的人，难以想象的蠢举。读者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杜撰的故事，它完全是个令人心痛的事实。

所有的成年男人，口里默诵着“老天保佑”之类的“咒语”，把手伸进口袋里，仿佛那是一桶沸腾的滚油，然后象被烫了一下似地缩回来，发出一声大喜过望的欢呼：

“黄豆！哈……”

只有“半截大人”们，对此举满不在乎，饶有兴味地把手在里面搅动。捏捏这颗，大了一点，又捏捏那颗，小了点；有的光滑、坚硬，有的粗糙、松软；到底黑豆该大、该小、该滑、该涩、该硬、该软呢?如果不是怕抓中黑豆挨父母一顿臭骂，甚而至于挨两耳刮子，他们倒情愿从两百多颗黄豆中，拈出那颗黑豆来。因此，抓中黄豆的孩予，虽然得到家长的喜悦的笑脸以资褒奖，但仍然心痒痒的，万分遗憾没有能把黑豆拈出来。

……

袋里的豆子越来越少，拈中黑豆的机会就越来越多，直到这时候大家才明白这个道理。于是，大人娃娃蜂拥上去，一二十只手在袋子里乱摸。有人捏着一颗，搓了搓，又放了下去。平时家境不太顺当，老有个三灾两病的人家，心里最不踏实。据说童子手最红，就有大人去抢劫孩子捏在手中的豆子。孩子向父母控告，引起一场心寒的怒骂……

当一个名叫黄培贤的孩子的手，被贫协组长黄廷贵高高举起来时，全场象鸭子断气后那样静寂。可怜的孩子手中捏着一颗油光光的黑豆，脸色煞白，哇地一声哭了出来，把黑豆狠狠地扔了出去。万事通把黑豆捡回来，放在孩子的手里说：

“哭啥？憨包，当官和讨婆娘一样是喜事!城里有些人，请客送礼，舔大官们的肥，嫁姑娘攀高亲，让自家婆娘出面周旋，搞了好些年，才捞得个绿豆芝麻宫。这阵又为了官你争我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机关枪都架在房子上干起来了！你当这个官。手一伸就得了。那些家伙听了，恐怕口水要淌出三丈长哟!

你道杂木寨这样选队长是个什么缘故?

杂木寨生产队属龙山大队，座落在粗毛石胡乱堆成的一座山的山腰，山麓有一条五个跳磴的小河。整个队田少地多，是全公社的最高处。在那些“天晴一块铜，落雨一包脓”的土地里，大大小小的石头，比天上的星星还多。这种土地，农民从来未抱过什么希望。金寨一百多户人家，有种传统手艺——生产木盆、木甑、木桶、潢缸等等。自从城里人稀里糊涂地“夺权"、“反夺权”的时候起，他们就不再往土产公司送，而亲手创制，亲自发售。这都是男人的本行。至于种庄稼、拣蕈子、板栗、挖药材、采桐籽、养家禽之类，则是女人的职责，历来如此。他们叫做“以副养农"，是再确切不过了。一家几口子，吃的、穿的，不靠田，不靠地，靠的是男人的手艺。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中，当队长可就糟啦。这里农民有句谚语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队长去开那些名目繁多的会，如“农业学大寨会”、“农业学小靳庄会”、“三干会”、“四干会”、“批林批孔会”等等等等，所得的补贴工分，分下的粮食还不够吃三个月。开始，他们是从男人多的人家选，任期为一年，后来改为半年，都没有人肯干下去。最后是选出五六个老头子，轮流到大队、公社、区、县、省去开会。大队能体谅他们的苦衷，倒也应付过去了。可公社有个“支农工作队”蹲在那里，发觉了这个问题，勒令他们把队长的任期定死在三年以上。如果选举有困难，他们派一个小组来“蹲点"。这差不多等于大难临头。因为，他们一来，指手划脚，要杀什么“包产到户”、“副业单干”风，取缔“自由市场”，任何人也别想出去卖盆卖桶，那么，半个月后大家就得上山挖蕨根。大队也提出警告；万一把工作队惹来，全大队都要遭灾；杂木寨的盆桶，思丫的小煤砖，光明的小窑砖，等等，都得完蛋，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说得坦率一点，后果是可以想象的……

因此，队委会才想出这种选队长的办法。

可谁知，抓中黑豆的竟是黄培贤呢?

万事通的话未落音，全场都轻轻叫了一声：

“咦——”

黄培贤的妈来啦！她三十才出点头，由于辈数高，全寨人都称她为二婆婆。她患有严重的风湿心脏病，总有点浮脖，个儿比儿子黄培贤还矮几分，开春以来拖病在家。她生性温柔，以贤慧著称，很少同人吵架，但全寨都敬畏她。有一年她的鸡被民兵队长打死一只，她搬了条凳子，一声不响地在排长家门口坐了两天两夜，直到排长拉了老辈子黄廷贵作保，赔礼，赔鸡，赔两天工分，她才一声不晌地搬着凳子回家去了。这时她把右手搭在六岁的女儿肩上，左手放在四岁的幺儿头上，慢慢朝场里走来。

民兵排长余悸在心，提着袋子的手微微颤动；“老蔫”黄培鑫慌忙蹲下去，闷着头巴嗒叶子烟，从远处看去，仿佛他衣服着了火在冒烟似的；贫协组长黄廷贵慌得鼻尖额面上尽是汗珠，伸手去拉拉万事通的衣襟，没想到用力失了分寸，只听得衣服发出了撕裂的声音。

万事通连忙殷勤地搬过条凳，毕恭毕敬地让她坐。她并不落座，把跟睛耵在贫协组长脸上，有气无力地说：

“幺叔，娃儿的爹死得早，我是个半条命，全家就靠他撑着，他连学都没上了，你们斟酌一下。何况，他翻年才十二足岁，公社通不过噻！”

其实，她不说大家也明白，既然一语道破，就必须慎重考虑。队委会小声开了个会。还是万事通点子多，他说：

“令出必行！再拈一回豆子，大家是不干的。我看，给队长双倍工分，不要他带妇女出工，除了开会，他可以在家做盆桶，我们一家给他捎带点进城卖掉。公社不问则已，要是问起，就说队长是二婆婆，因为生病，由儿子代着。他有文化，开个会算什么，先熬过这难关再说。”

二婆婆沉吟了一下，一句话不说，仍然右手搭在女儿肩上，左手放在幺儿头上，慢慢向家里走去。

这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办法，完满地解决了。为了纪念世界“选举史”上的创举，金寨老小都尊称黄培贤为“黑豆队长”。

第二天一大早，大队传达了公社的电话通知，叫各生产队长到公社听“儒法斗争史通俗讲话”，以便回来向贫下中农宣讲，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的群众运动。

新队长黄培贤从木钩上扯下五六个端阳节包的粽粑，塞进书包，算是晌午的口粮。然后，嘱咐六岁的妹儿，在墙上的“广播”叫了之后，就给妈妈煨药，把煮好的猪食倒进猪糟里。他给四岁的老幺弟弟系好裤带，擦了擦老幺那永不千涸的鼻涕，帮他把两只小鹅，四只鸭子放到小河里去。这个十二岁的队长，对城里人来说，还是个“娘边崽”，可他在十岁时就算家里的台柱了。前年父亲因为坐手扶拖拉机翻车死了之后，他就没有上学，接下父亲刨制盆桶的工具，每月还能做出两个小甑，一个大洗衣盆，三只小木盆，对付一个月所谓的“盐巴钱”和妈妈的药钱，倒也差强人意。他知道妈妈的病很严重，随时都有死的可能，就不舍昼夜地干，甚至雄心勃勃地刨制了一口潢缸，少说也值得三四十元。他打算今年储蓄百把元钱，来年送妈妈进城看病。他指望妈妈的病好一点，弟弟妹妹长大一点，就到公社农中去读书，因此格外发愤，晚上过河到龙山寨去，参加风兰自习小组学习两小时。喜欢画画的张老师，把他和风兰称为“双璧”，说他们是城里的学生都望尘莫及的。可以说，他的全部热望，归根到底就是读书。而现在，莫名其妙地当了生产队长，他愁死了。但队委会，尤其是万事通，昨晚把一切都说得那样动听，他甚至觉得自己成了英雄，为全寨五六百贫下中农，作伟大的自我牺牲。

他踌躇满志地跨过小河的跳磴之后，回过头去，见薄薄的晨雾中，小河水仿佛冒着热气，弟弟正在河里摸螃蟹，光屁股蛋子翘得老高，便叫了一声：

“幺幺！”

弟弟抓起一只小螃蟹，用手背擦了擦清鼻涕，应了一声。

“哥哥！”

“你是男子汉吗？”

“是男子汉。我要做盆桶，卖钱给妈妈医病。”

他见哥哥严厉地看着他，急忙抽抽鼻涕，走上岸去。

“你的任务是放好大鸭子、小鸭子，那是三十四十的钱啦！”

“嗯。”

“穿好裤子！”

培贤扭头朝旭日升起的方向走去。

到了公社会场门口，他遇上迟到的秦队长，象遇上“救星”一样，把他当选为队长的事告诉了凤兰的爸爸。秦队长还没有从惊骇中挣脱出来，会场里的高音喇叭就传来工作队刘强队长的声音，说是传达“中央首长江青同志的讲话”，要公社党委贺书记和他一起点名，没有到的队长要专门抽时间补听。接着就开始点名，并要点到的队长站起来亮相，以免作弊。培贤吓得浑身直打哆嗦，想溜，秦队长一把抓住他。

“不怕，他不会把你吞下去的。”

他领着培贤进去，缩在一根大柱子后面。会场原是大地主王铁瓢的祠堂，光线阴暗，说不定能对付过去。

“杂木寨，”喇叭里传来贺书记宏亮的声音，“杂木寨！”

培贤按万事通传授的方法，用手卡住脖子，闷声闷气地学着队长们回答：

“来——啦。”

“站起来！怎么不站起来？”刘队长冲着话筒喊。

秦队长站起来说：“已经站起来了。黄培贤个儿矮，你看不到。”

旁边的几个队长知情，哄笑起来。

“黄培贤？哪个黄培贤？”贺书记觉得很奇怪。他对全公社了如指掌，要瞒过他是困难的。

刘强队长火了，凑着话筒骂：

“杂木寨最操蛋！个儿矮，站到凳子上来！”

队长们哄他：这太不象话，太不客气啦！

刘队长咚咚咚地跑到培贤面前问：

“谁?”

培贤慌了手脚，把万事通教给他的话全都忘了，老老实实地说：

“我。”

“哈，哈，哈！”刘队长活像看到一个怪物，“你们倒真会同中央开玩笑。”

他气得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继而带着一种刻薄的微笑问：

“老队长，你今年多大年纪哪？”

“十二岁。”

培贤眼前出现了今寨男女老幼的五六百双期待的眼睛，他镇定下来，甚至还有点自豪地说出自己的年龄。

“乖乖！”刘队长向周围看热闹的队长意味深长地扫了一眼。又问：

“多少岁？”

“你到队上问去。”培贤对刘队长的奚落：有点激动了。

刘队长咚咚咚地跑到台上，狠命对桌子擂了一拳，朝话筒吼道：

“都坐下来！”

突然，他大笑起来。

“多么滑稽的事情啊！杂木寨创了一个大奇迹，东风公社出了件惊心动魄的新生……”

他的声音倏地消失了，脸色忽然变得凝重而严肃，立刻咚咚咚咚地跑下台来。这会儿，他的眼睛大放光彩，轻轻用手指敲着那微微有点发福的肚子。他亲切地凑向培贤，慈祥地问道：

“儿童团，你懂农业生产吗？”

“不懂，还叫农民？”培贤大约想拍拍胸膛的，但他只是举了一下手，就缓缓地放在胸膛上了。

“贫下中农的孩子早当家，不错！你好像叫‘批贤’吧？真是一个天生的新生事物！”

不仅秦队长听得发昏，所有队长都好像在听外国话似的，连挤过来的贺书记都惊愕得张大了嘴巴。

就从刘队长灵机一动的这会儿起，完全出入意外遗急转直下了。

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黑豆队长只是个傀儡，那就大错了。起初，敢于大胆扶植新生事物的刘队长，还有点保守，但很快就对黑豆队长领导生产的能力心悦诚服。在农村，一个土生土长的少年，就是一个够资格的社员，他对生产就像对家里有什么东西那样熟悉。社员们在每一年的固定时刻，在固定的一片土地开头，用固定的锄头、犁耙等传统工具破土，用固定品种的种子播种，用固定的镰刀、挞斗、背兜等传统工具牧割，等等，这种沿袭了数不清岁月的、颇为古朴的生产方式，他背得滚瓜烂熟。当然，也有某些例外，如“大窝苞谷”、“拉绳插秧”、“种矮子稻”、“稀窝”或者“密植”等“科学方法”，一般是派人出去学几天，回来在显眼的地方搞点来应付检查。那是一股风，风头过去后，一切照旧。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给什么东西都留下了一定的程序。因此，十二岁的孩子能把生产安排得井井有条，应该使我们对“悠久的历史”感激涕零。刘队长又惊又喜，很快就在心里头绘出一幅伟大而壮丽的蓝图。他对生产历来就是外行，也不喜欢它；他热爱政治，他认为，只有政治才能创造历史。

刘队长给培贤一本打印的册子，叫做《政治问答一千条》。

“限你在二十天把它背熟，我要考试。老弟，把这玩意背熟就有了一切……”

“一切?”培贤惊奇地喊。“有大米饭，有钱……”培贤不好意思说下去，羞赧地望着刘队长。

“傻孩子，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嘛，一切，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培贤在学校里就是个勤奋的学生，当他相信这一千条的威力时，就把它当成圣经来读。白天，送弟弟下河放鸭子时他背诵着，同妹儿打猪草时背诵着。晚上，刨桶板时也背诵着，就连梦呓，也是那上面的字句。他已经记不几时开始没了粮食，只吃南瓜野菜。就连南瓜野菜也不多的时候，他只胡乱吃掉一碗，也不知饥饱。有几次，他在茅厕里一蹲下就忘了起来。头一个十天过去后，他那双眼睛灼灼发光，象梦游者似地在各处游荡，口中念念有词。

这时，正是青黄不接。出乎杂木寨队委会智囊们意料之外的，恰恰是因为他们选出了黑豆队长这个新生事物，招致了工作队的主力进驻龙山大队，因为刘队长决心把这里作为工作队的点，树一个样板起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也就可想而知了。很快打垮了“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龙山的盆桶，思丫的小煤窑，光明的小窑砖等，全都完蛋了。饥饿在龙山大队露出了狰狞的面孔。离开副业生产就不能活的龙山大队，下工后，社员们就扑向所有的山野树林，挖蕨根和野菜。

然而，杂木寨虽是工作队的重点，却平安无事。是不是工作队对他们另眼相看呢？不是。杂木寨人鉴于过去挨整的教训，加之又是个单姓的大家族，因此能“一致对外”。男人们全部躲在树林里刨制盆桶，孩子们在四面八方布上流动哨，只要远远看见生人来了，立刻迅速地把“警报”发到各个秘密地点，男人们同样迅速地跳进田里、土里。外人到来之后，就会看到一幅“大干、苦干”的繁忙景象。就连贺书记和各大小队的干部一起来杂木寨接受“路线斗争教育”时，也没看出破绽，还对过去一直没有更多地关心这个队，深感内疚，甚至有种犯罪的感觉。

半个月过去了，培贤非但没有刨出一块桶板，而且家中的任何事情都不挂在心上了。

“贤，你在干些啥呢？”无可奈何的母亲问着了魔的儿子。

培贤只是在嘴里咕噜了几声。

“天啦！你看不到锅儿当钟打了吗？”母亲绝望地咋呼开了，把培贤吓了一跳。

“妈，刘队长说，背熟这本书，要什么有什么！”

母亲奇怪地瞥了那本书一眼。只有传说中的“鲁班书”，才能弄魔法，但读过此书的人要断子绝孙。不会是“鲁班书”吧？共产党不讲迷信，哪里有什么要啥有啥的书呢？

二十天过去了，万事通奉刘强队长之命，去叫黑豆队长来开会，发现他躺在堂屋的潢缸里。万事通叫了几声，培贤只是摇头，示意不要打断他，仿佛他永远不爬出潢缸似的。万事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愣了一下，把这个痴迷的娃娃从潢缸里提将出来。

刘队长被这孩子的虔诚，深深地打动了。他拉过梦游似的孩子。半晌说不出话来。

培贤脸上发着烧，对着刘队长，悄悄地说：

“我都背熟了！现在我们要什么就有什么啦！”

刘队长不敢正视他眼中炽烈的火焰，从日袋里掏出一张报纸说：

“你看！”

报纸上把培贤称为“狠批孔孟之道的伟大成果”，甚至誉为“二十世纪的甘罗”等等。他那敦厚朴实的大幅头像，占据了报纸头版的显著位置。他留着个小平头，浓浓的眉毛天真地卧在两个眉穹之上；而那双熬夜太多的眼睛，带着深深的忧愁，倒真有点深谋远虑的意味，圆圆的脸和稍稍嫌厚的嘴唇，带着细心人才能看出的苦笑。乍看一眼，会觉得这孩子生性严肃，的确有点气宇不凡，人小志高。这是刘队长的大作。他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精心布置了各种场景，调练了各种姿势，象排演文娱节目一样，选择了最佳场面，摄制了几十张别具匠心的照片。遗憾的是报上只刊载了五幅。过去，杂本寨由于没有什么特色，没有人打算向他们那里架设电线，现在架了，整个龙出大队都沾了光。有一幅照片就是黄队长在电灯底下，指着杂木寨的沙盘。给社员们规划“超大寨”的宏伟远景。物资局赠送了他们一台手挟拖拉机、一台潜水泵。有一幅照片就是老贫协组长黄廷贵站在水花迸溅的水管旁，太讲“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狠批孔孟之道的“天命观”。妇女扶犁拉耙，本来是杂木寨老传统的独特之处，现在却是“给孔老二的一记响亮的耳光”，在报上别具一格。那些身居茅房，食不果腹，暗地里迷信鬼神的姑娘媳妇们，却英姿飒爽地扛起半自动步枪，准备“解放世界六分之五的受苦受难的人民”。这张照片的成功，足足花了民兵排长黄培发五天时间。最有趣的是，连APC都不知为何物的两个姑娘，居然背上人造革药箱，给队长的妈妈看病来了。起初她大惊失色：她的风湿性心脏病，连城里的老大夫都奈它不何，这两个黄毛丫头不是来送她“驾返瑶池”吗？直到大家解释说这是照相，和看病是两码事，她才定下心来，让人拨弄了将近个把小时。

培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困惑地看着一幅幅照片，又看看满屋里队委们的惊异神情，这才相信不是在做梦。电灯就吊在他头顶上，各种化肥就堆在隔壁的屋子里……眼泪滚下了他的腮帮。

“真的……我们要会么就有什么啦！”

“告诉你一个特大好消息！”刘队长挥着一个大信封说：“省革委通知你去参加全省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你成大人物啦，老弟！”

万事通拉了拉被荣誉弄得傻呵呵的培贤，说：

“还不谢谢刘队长。”

“哥哥，猪跑啦！”

培贤正要向刘队长道谢，妹儿冲进来，大喊，使他没能说出口。他尴尬地站着，脸红得像着了火。妹儿抓住他的衣裳，大哭。

“哥哥，盆桶你不做，猪跑了你也不管，拿啥钱买粮食，给妈治病哪？”

“别哭，妹儿。”刘队长兴致颇高，抓住妹儿的手说。“你带路，我们帮你撵猪去。”

刘队长身先士卒，全体队委，包括两个工作队员，只好紧跟着他。培贤感动得两腿发软，心怦怦直跳。

那头猪，由于长期吃野草，从满双月到现在已半年了，还未发胖，显得十分矫健，它奔跑起来，活像一匹狗。此时它窜进苞谷地，啃倒大片苞谷，大嚼那尚未成熟的苞谷棒。刘队长是行伍出身，象个大将军似地发布命令，叫人马分两翼迂回，对那畜牲采取钳形攻势。

有实战经验的部下，却采取“政治攻势”，由妹儿出面宣传“优待俘虏”的政策。妹儿把队委会的决议翻译成唤猪的声音，既诚恳而又焦急。猪在这样的形势下昂起头，思索了一下敌方的劝降是否有诚意；并且犹豫地，试探性地走了凡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队形散乱了。贪馋本性难移的猪，又啃倒一棵苞谷，大嚼起来。气得培贤踢了它一脚。

这一打击引起猪的愤慨，它嗥叫一声，冲出人圈子，向一片树林奔去。万事通一看，脸刷地白了，脊梁冷汗直冒，疯子似地发出三长声吆喝：

“呜——呜——呜——”

奇怪的是，万事通深沉的声音立刻化作童声，清脆而高亢，次第远去。刘队长和工作队员们还没有对这种奇妙的现象找出常识性的解释，就看见几匹追山狗吠叫着，冲出树林。那头猪疯狂地掉过头来。队委们如临大敌。老贫农组长黄廷贵突然年轻了，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跳跃着。民兵排长动了肝火，高声喊着：

“打死它！不要叫它害人！打死它！”

猪朝刘队长冲过来，他对准它的前腿猛踢一脚，猪翻了个跟斗，被刘队长抓住后腿。

“逮住啦！杂种！”

突然，刘队长大叫一声。猪象脱弦的箭似地朝另一片树林奔去。刘队长的左手腕冒出血来，疯狂的猪咬了他一口。万事通惊骇地看着他的伤口，站在那儿簌簌发抖。

猪给追山狗咬死了，妹儿哭成个泪人儿。更糟糕的是，在树林里做盆桶的秘密给揭穿了。刘队长用手绢扎住伤口，大发雷霆，叫生产队赔猪；并要全体社员同队委一起办学习班，搞两条道路的斗争，打击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盆桶全部没收。全队比死了亲人还要悲痛，在刘队长的怒骂停止后，就听见满寨子压抑着的呜咽。

这个倒楣的“插曲”引起的后果是毁灭性的。直到坐在省革委礼堂里，参加省学代会的开幕式时，培贤仍然魂不守舍。他明白，历时一个月的学代会结束后，杂木寨的每座山坡、每片树林，都将布满挖蕨根的坑坑洼洼。饥饿象催租逼债的财主，蹲在每家屋里，刨制盆桶的斧凿，再也不能把它撵出门了。而这种灾难，是他黑豆队长带来的。他在华丽的宾馆里，捂着被子哭泣。

刘队长一看，照这样子下去，非砸锅不可，慌忙安慰他，说打击资本主义倾向是个原则问题，他是个大人物啦，要懂得不要用感情代替政治立场，代替党的政策。说他母亲的病由国家包了，从医药到营养，从住院费到生活费都由国家负责：同时，杂木寨将得到国家暗中拨一笔钱，就象所有这类样板点一样，说他就不相信大寨不是用国库泡出来的，等等。培贤被他的这些话安抚了，情不自禁地问：

“杂木寨成了样板点，日子就保证好过吗？”

“保证。”

“刘队长，求你也把龙山大队变成样板点，社员们早就饿饭了，有人到城里讨饭……”

“胡说！”刘队长面目狰狞地打断他。“这些话，关起门来讲可以，我们是自己人。但你只要对别人说什么‘饿饭’啦，‘讨饭’啦，班房有你坐的，这是污蔑社会主义，是反革命言论！懂吗？”

培贤哆嗦起来，两只眼睛呆呆地恐怖地盯着刘队长。刘队长知道效果很好，脸色豁然开朗，拿出他准备好的发言稿说：

“今晚抄一遍，读熟，不认识的字问我。你的发言如果能引起省革委重视，不仅大队办成样板，公社也要办成样板。那一千条还记得吗？”

“记得。”

“好，这就看你的啦！”

培贤在学代会上的发言，无异于给全场投掷了一枚精神原子弹，这次学代会仿佛是为他开的，其他人的发言就没有人听了。省革委管农业的副主任主持会场，当场提出几个问题，培贤对答如流，全场两千多代表都激动起来，不断有人写条子提问。培贤并不因此怯场，因为他眼里不是两千多代表，两是杂木寨、龙山大队、全公社上万只锅儿、几万只饭碗，是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妈妈，是背起书包到龙山小学上学的妹儿和幺幺，是千万张乡亲们期望的脸儿……

“他能回答一千个问题！”刘队长轻轻地敲着肚子，得意洋洋地想。“杂种，你们提吧！”

省革委副主任捏着纸条儿，读出第十个问题：

“你还想上学念书吗？”

“想！昨不想昵？”培贤对着话筒喊。

他想起父亲死后，为安葬父亲欠到现在未还清的债，想到母亲抱病劳动，晕厥在士里的情景，想到他最后一次站在教室的窗外，昕老师讲课的情景，眼泪就迷糊了眼睛。

“可是，连……”

他似乎抽泣了一下，把刘队长吓得脚趾头和手指头都发麻了。如暴他说出“连饭都吃不上，还……”那一切都完了。幸好，扩音器里突然发出尖嚣的噪音，吞没了他的声音。他清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马上想起“一千条问答”的变化方法。

“可是，”当干扰消失后，他冷静地说，“教室里只能培养出修正主义的苗苗，只有在农村三大革命的课堂里，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发完言后，省革委副主任对他招手，让他坐在自己身边。刘队长的热泪偷偷滚出眼眶，他这个“难为水”的人，也不由得动了真情。

“你干得太漂亮了，老弟！”酒足饭饱之后刘队长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我们的愿望都会实现的。你要信得过我。以后，你要当公社书记、县委书记、中央委员、副主席，象王副主席那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世界就显得小了，人生真他妈太短了……”

培贤被选入主席团里，同那些显赫人物一样坐在台上。当然，同那些大多数肚子比刘队长高的人比起来，他显得很渺小，渺小得差点看不出来。开始，他奇怪的是，这些每次发言都离不开“为人民服务”的首长，为什么都要比人民肥胖些。后来，当他在那宫殿般的宴会厅里吃了几顿之后，肚子也紧绷绷的，击之有声，比过去高多了，才悟出点道理来。但马上又不无感慨地想，龙出大队的农民都是傻瓜，不声不响地干，只能不声不响地在茅屋里挨饿，两这些胖子，会背书，也许不过是同他一样，下半个月功夫，背得些似通非通的问答，就可以坐在天堂般的大厅里，吃得撑破肚子，味儿不好的不吃，大米饭了不起只能吃两细瓷碗。他说不上恨他们还是爱他们，只觉得这些人同他隔得很远很远，就仿佛他们是外国人似的。他想，“要是有一天他也成了这样子，他再也不敢回家乡了。他怎么能忍得下心，什么也不干，单靠背几句豪言壮语，就可以吃得那样好，住在神仙住的地方，凸着肚子咒骂鬼天气，而别人却在太阳底下，凹着肚子淌汗……

最后几夜，培贤总看见妈妈右手搭在妹儿肩上，左手按在幺幺头上，朝着一个虚无缥缈的地方走去。他拚命叫喊，却又叫不出声来，惊醒时一身都是汗。

没完没了的学代会终子结束了。他留下四个精粉一品三鲜大包。那是省下两天早点的储蓄。他简直不敢想象，杂木寨现在已经成了什么样子。妈妈、妹儿幺幺他们吃些什么。可是当他坐上汽车之后，他不无得意地想，连省革委副主任都问过他有什么要求，并要到杂木寨来视察，到时候，喝！

“我要什么有什么！”

然而，他站在家门口呆住了。那早就该翻盖换薪茅草的屋顶，出现了几个大洞，墙也被雨水泡塌了一大块，墙脚糊满了墨绿色的青苔。他恐怖她把钥匙插进锁里，可是，老朽得不灵便的弹簧生锈了，怎么也扭不开，而门缝里却扑出一股重浊的霉味。他慌乱地扑到墙上挖出的一个小洞前，向里面仔细看。屋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是，屋里似乎有声音?原来，这正是晌午时分，屋里的有线广播喇叭象伤了风似地响着，因此他没有听出来，那正是他在省学代会上的著名发言。

很清楚，家里很久没有烟火味了。

他一步一步地往后退，活像里面会扑出一个长满青苔的恶鬼似的……

大约就在培贤赴省参加学代会的第一个周末，社员们因为盆桶被没收，无钱买粮食，开始上山挖蕨根。婆娘们采用指鸡骂狗的办法，向工作队发泄自己的不满。继而咒骂队委会，顺带就把培贤说成是“天煞星”下凡，并把他是坐在门坎边生下的这件事附会上去了。他父亲的死于非命，母亲难以治疗的痼疾，和他偏偏拈中黑豆，都正好说明他“八字大”，克父母，毁家园，殃及远亲近邻，等等。这自然是阶级敌人在兴妖作怪。杂木寨只有贫下中农，工作队就从外寨抓了几个地富来斗了两天，仍然不顶事。培贤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投奔到思丫外婆家去。谁知一进娘家，就被数落一顿。他们受苦更早，已经断粮一个多月了。她一气之下，带着妹儿和幺幺，进了县城……

培贤一听说了这些，眼睛都发了直。大概是他想起了刘队长“要什么就会有什么”的允诺，他忽然狂喊着：“我要妈妈！要妹儿！要幺幺!”一边喊，一边车身就往省城方向跑去。

从此，培贤一家就音讯杳无——没有尸首抬回来，也没有活人走回来。

——原载《山花》1980年第1期

荒诞的现实与现实的荒诞

——重读张永龙《黑豆队长》

卢慧彬

把张永龙19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黑豆队长》放在2014年的当下来读，依然令人异常震撼，毫无三十余年时光带来的隔膜与陈旧感。可叹的正是这份“不陌生感”。一是因为作者把握透视生活现象的能力敏锐超凡，能将生活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生动自然地通过小说情节呈现和揭示，直指人心，举重若轻。二是因为，作品深入剖析揭示的本是特定历史年代(文革)的极具特殊性的荒诞现象。现在读来，却发现小说呈现的某些令人啼笑皆非又心寒彻骨的生活状态，在当今社会依然普遍存在，虽改头换面，却根深蒂固，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不仅可叹，而且可悲了。 真与假的对立与博弈，虚饰与欺骗对人性的扭曲和戕害，是人类始终要面对的问题。《黑豆队长》超越了时代，叫我们要时刻警醒。

一、荒诞的现实活剧

《黑豆队长》一开篇描绘的是一场世界现代“选举史”上“别具一格”的奇特选举——杂木寨生产队以“拈阄”的办法选出一位十二岁的男孩担任队长。

这次选举的独特之处在于候选人的构成和选举方式上：

在一口袋黄豆中有一颗黑豆，抓中黑豆者，就是队长。

“凡是能拿公分的男人，都要参加拈阄，谁拈中谁就当队长，任期三年……能拿公分的男人?八九岁的娃娃就能拿了”。

小说以平和的语气和白描手法描写这场选举。

所有的成年男人，口里默诵着“老天保佑”之类的“咒语”，把手伸讲口袋里，仿佛那是一桶沸腾的滚油，然后象被烫了一下似地缩回来，发出大喜过望的欢呼：“黄豆！哈……”

十二岁男孩黄培贤是家里唯一顶用的男劳力，却不幸抓中黑豆，成为前无古人、“创造历史”的“黑豆队长”。

按常理来看，对权力的追逐是人的本性。生产队长虽不算大官，但芝麻官也是官，为什么杂木寨生产队的成年男人唯恐避之不及，仿佛当队长便是惹火烧身？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匪夷所思的选举呢？

读者一开始便被小说以简炼语言平和呈现的这幕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的现实“活剧”所吸引，悬念迭起。

二、“新生事物”的扶植与泡制

十二岁男孩黄培贤，生活在一个极端贫困家庭。他父亲早亡，母亲重病失去了劳动力，还有六岁的妹妹和四岁的幺弟，黄培贤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一家生活全靠他刨制盆桶支撑。但他却偏偏拈中了黑豆。队上为了向上级交差了事，给他开出双倍工分等优惠条件，让他差强人意地当上了“黑豆队长”，负责开那些名目繁多的会。

黄培贤到公社开会，听“儒法斗争史通俗讲话”。这时“支农工作队”队长刘强粉墨登场。在十二岁的孩子当生产队长的事败露后，刘强先是勃然大怒，忽然灵机一动，“因势利导”地将“黑豆队长”树立为“新生事物”，迎合政治形势，加以“大胆扶植”。

黄培贤凭借对农业生产的熟悉，因循古老的生产方式，居然也能把生产安排得井井有条。刘强为了实现自己的“造星”计划，让黄培贤背诵《政治问答一千条》，并且告诉他，背熟它就有了一切。

经过精心策划，如一系列摆拍，制造出农村“改天换地”的假象，刘强将杂木寨和黄培贤“成功”地树立为典型，上了报纸。黄培贤也被派去参加省学代会。由于出了黑豆队长这一新生事物，反招致支农工作队进驻龙山大队，结果各生产队的副业生产纷纷暴露，被树为“先进典型”的杂木寨最后也不能幸免。老百姓的生活被逼入断炊的绝境。

三、写作特点

（一）结构紧凑精巧，反映矛盾的发展进程。

小说《黑豆队长》重点抓住荒诞现象背后的主要矛盾，着重描写矛盾双方的行为表现。冲突双方相互作用，冲突的结果环环相扣，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展现矛盾的发展演化过程，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基本结构。

杂木寨生产队以这样“荒唐”方式选队长，实属被情势所逼的无奈之举。是文革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恶果，是老百姓为了有条“活路”，为应付极左政策而采取的消极对策。

杂木寨由于田少地多，自然条件恶劣，不适于农作物生产。全寨一百多户人家，主要依靠制售木盆桶谋生，以副养农。在“自由市场”被禁止的政策背景下，杂木寨制售盆的话动转入地下。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中，哪家男人如果被选中当队长，由于要去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会，无法制售盆桶，一家人的生计就难以维持。为应付官方选出任期三年的队长的强制命令，才有了这场匪夷所思的选举。

小说始终紧扣了人物行为背后的内在动机，揭示出支配老百姓行力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因素和生存需求。老百姓的诉求如此简单，又如此卑微和现实，只是要吃上饭，活下去。但小说紧接着呈现的情形却是，这样卑微的愿望都难以实现，百姓生活一步步被逼上断炊的绝境。

《黑豆队长》中这场奇特的选举，实际凸显了百姓与官僚体制的矛盾。以及矛盾双方的博弈与“斗智斗勇”。这种冲突是整部小说矛盾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小说中我们一直看到极左政策和官僚体制造成的极端形式主义对老百姓的步步紧逼，看到百姓又是怎样费尽心思采取应对之策，只为争一条“活路”。百姓这种被迫的抗争在小说中虽没有被突出描写，却时隐时现，始终存在，不可忽视。

这就促使读者不得不思考，造成这种令人心痛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显而易见，不尊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关系规律的极左政策是罪魁祸首。这种一步步将百姓生活逼到死路的政策是恐怖和令人发指的。

（二）关注人物命运和心理的变化

但小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错误政策的一般性批判上，而是进一步展现矛盾的演变过程。反映当虚假与斯骗披上“正义“的外衣后，一个纯真善良的灵魂怎样一步步被扭曲，最终被彻底毁灭。

小说着重描写的，便是黄培贤当上“黑豆队长”之后，他的生活和心理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黄培贤因担负全家的生计不得不辍学。但他却是一个勤学上进的孩子。当上队长之前，他不舍昼夜地泡制盆桶，目标就是存钱送妈妈进城看病，等妈妈病好一点，弟妹长大一点，就到公社农中去读书，因此格外发愤。即使在辍学之后，他仍然每晚坚持参加学习小组的学习。“他的全部热望，归根到底就是学习。”

“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嘛，一切，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培贤相信了刘强所说的背诵《政治问答一千条》的威力，于是把它当成圣经来读。他每时每刻都在背诵它，渐渐走火入魔，盆桶也不做了，家中没粮食也不关注了。

他只是一个孩子，只不过想要自家生活迫切需要的大米饭、钱。在“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幻境蛊惑下，他失去了鉴别和判断是非真假的能力，于是便迷失了。更糟糕的是，他的迷失已直接威胁到了他全家的现实生存，他的不事生产，使家中已揭不开锅了。

纵观张永龙的小说作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以青少年为主人公，或以青少年的生活为关注的对象，借此折射反映社会生活。

《黑豆队长》聚焦一个孩子在那个荒谬而恐怖的时代，因为一个偶然原因被卷入一场荒诞的政治闹剧，命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小说正是以这个单纯的孩子的视角来切入，写他在这场闹剧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这场闹剧中，一系列弄虚作假及矫饰的行为尽情上演。骗子政客为了个人私利，将这个原本淳朴、善良、好学、勤奋向上的孩子当作政治投机的棋子。不仅从物质层面毁了一个孩子的生活，更严重的是政治神话的欺骗性，造成了他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和人格的异化。这种纯真心灵的幻灭，灵魂的扭曲与混乱，才是更可怕的悲剧，更加令人心痛。

（三）令人思索的细节描写

小说中有几个细节耐人寻味。

刘强这样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虚张声势，置百姓死活于不顾，弄虚造假。目的不外乎是借机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谋取私利，好往上爬。

关键问题是这幕造假闹剧能一步步顺利上演。这体现了当时整个宏观政治语境弥漫充斥着弄虚作假、粉饰太平的风气，以及在这种政治语境中应运而生的各种娴熟的造假伎俩。也与人性中弄虚作假的“天份”有关。一个细节是“摆拍”照片，临时给极端贫困的杂木寨安上电线电灯，制造热火朝天“学大寨”的生产图景，不会医术的农村女青年假扮医生等等。这一系列造假手段我们在三十年后看来是多么可笑，但又是多么熟悉啊。当下我们身边但凡造势宣传，不也还常用这样的手段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百姓的务实与清醒。老百姓为生存暗地搞副业，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和“唯物主义”的践行者。黄培贤的母亲虽是一个没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却并不相信世上有能让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书，不相信光凭背《政治问答一千条》就能改善生活，吃饱饭。她说只有传说中的《鲁班书》能让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却会让人断子绝孙。惨不忍睹的是，最后背诵《政治问答一千条》真的让黄培贤一家走上了不归路。

还有一个细节，培贤在参加省学代会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那些嘴上说‘为人民服务’的人，身上都比人民肥？”这的确令人深思。

（四）“荒诞性”、现实性和普遍性

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博弈、斗争在不同时代始终普遍存在。

愚弄百姓，欺上瞒下，颠倒是非黑白，却畅行无阻。这应证了那句著名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与1980年代初同时期风行一时的“伤痕文学”作品不同，小说《黑豆队长》只是对生活现象进行了提炼和较平实地呈现，未加以情感渲泄式的血泪控诉。这样反留给读者更大的感受和思考空间

为什么这样的弄虚造假行为可以横行无忌，获得鼓励和“成功”，一发不可收？与“形势一片大好”的“光明”假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饥荒肆虐，民不聊生。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仅仅是一时一地的政策错误吗？催生这一系列现象的更深层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各类真假博弈的一个小小样本，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危害性却极大，权力掌控者玩弄权术，给百姓生活造成的后果却是毁灭性的。

这是一出人性的悲剧。这种虚张声势，弄虚造假的邪恶力量始终伴随人类社会，如影随形，从来不曾彻底消失，时刻威胁我们的生活和心灵，只不过以更加隐蔽的形式的存在。这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

揭露批判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扭曲的社会现，固然是这部小说的意旨之一。但一部作品若仅仅反映或抨击一时一地具体的生活现象，很容易“过期作废”，具有局限性，随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被淘汰。但如果能够深入剖析挖掘生活现象背后的某些关于人性的本质性因素，揭示一些生活矛盾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这样的作品就有可能超越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局限，长久地给读者带来思考和启示。《黑豆队长》便是这样的作品。小说并没有停留在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错误政策的一般性批判上，而是进一步反映当虚假与斯骗披上“正义”的外衣后，一个纯真善良的灵魂是怎样一步步被扭曲和毁灭的。

小说《黑豆队长》以平实的语言和凝炼的文本结构描摹现实图景，手法是写实的，却揭示出现实生活的荒诞性，以及这种荒诞的普遍性，具有现代性批判的精神实质。简约而不简单，让我这普通读者不禁遥想起果戈里与契诃夫。

（作者卢慧彬为贵阳学院副教授，文艺评论家）

张永龙：生于1946年，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曾任《花溪》副主编，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