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1978年开始，我又开始文学创作，最先是写诗。

1978年冬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国内政治生活出现了春意盎然的大好局面。此时，我还在工厂，虽然已经脱离体力劳动，恢复干部身份，但重回原来的工作单位，还是一个想也不敢想的美梦。

就在此时，文学园地开始复苏，不仅是国家级的文学刊物相继复刊，各地也纷纷创办了文学杂志，同时更出现了原来没有的大型文学期刊，停刊多年的《收获》等杂志也获得了新生。最为可喜的是，于文学杂志相继面世的同时，更出现了许多年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作家、诗人的名字和他们的新作。

被发落到工厂劳动之前，我是天津市作家协会的编辑，离开作家协会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写作权利，自此二十多年时间，我没有发表过一个字的“作品”。以写作为专业的读书人，说是不染指文字是不可能的，二十年间，我也偷偷地写过几部“作品”，其中一部“作品”，杂志编辑部已经要我再三修改定稿，并通知我准备发表。但是，突然一封退稿信，“作品”被冷冷地扔了回来，我想一定是编辑部经过调查，得知我还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才忍痛割爱了。

好心人劝我，死了那份心吧，每月几十元工资能够养家活命，就过平安日子吧。

就在我准备过平安日子的时候，改革开放大潮中出现的新时期文学到来了，报纸上陆续出现了久别文坛的作家、诗人的名字和他们的新作，许多文学杂志相继出刊，可对于像我这样的文学爱好者来说，绝对是不可能在上面发表作品的。

也就在此时，中央文件下达，我于1957年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彻底撤销了。如此，我在政治上得到解放，重新获得了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从1978年开始，我又开始文学创作，最先是写诗，我把第一组诗歌作品，寄给了诗刊杂志社。两个月后，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诗刊》杂志的出版广告，《诗刊》杂志的目录里有我的名字和我写的组诗。

随后不久，我又将两首诗歌投寄到天津日报社，很快便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了。终于，被剥夺写作权利长达20年之后，我又开始了我的文学追求。

大约在1979年冬天，《诗刊》编辑部来信，希望我有机会到北京的时候，到编辑部一趟，正好我所在的工厂派我去北京出差，趁机找到《诗刊》编辑部，一位编辑接待我，随后这位编辑对我说，《诗刊》编辑部主任想和我见见。随之，一位中年人走了进来，寒暄之后，编辑部主任自我介绍说：我是邵燕祥。

这一刻，我预感到一个信息，我真的回到文学事业上来了，文学事业已经张开双臂等着我的回归。

和邵燕祥先生谈了许久，邵先生鼓励我放下包袱，解放思想，努力写出新的作品。

在邵燕祥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下，我继续写作，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写成了一组短诗《无名河》，写我自己二十几年的屈辱经历。我将这组诗的几十首寄给《诗刊》，不久收到《诗刊》通知，告知我准备留用，最先准备发表20首，只是后来一改再改，到了1980年，只发表了10首小诗，这10首小诗受到读者关注，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诗坛的重要作品。

调回到天津市作家协会后，在天津日报社的老朋友邹明同志鼓励下，我把这些年的经历写成了《十劫须臾录》。

在此之前，天津几位于1955年被涉及胡风事件的朋友，相继有了消息。我收到了同时在天津文联被划为胡风分子的朋友余晓的来信，余晓在信中告诉我，他一直在郊区的一个村子里，现在已经不再劳动了，还在等待安置。

收到余晓的信，我立即乘郊区长途汽车按照他告诉我的地址去看他，天津朋友都知道，余晓是我的好朋友，1955年，我20岁，余晓30岁，我俩是在同一幢房子里接受审查的。

余晓告诉我，平反胡风冤案已经提到中央议事日程，目前还有一些阻力，我们要相信党，相信党拨乱反正的英明决策。

看过余晓之后，一天晚上，余晓突然到我家来。告诉我市文联已经把他接了回来，先住在文联大院的小房里。余晓还对我说，文联领导也提到我的事情，说是先把林希调回来，不好安排就先在家里住着。

随后，市文联找到我，接待我的是当时天津文联秘书长方纪文。方纪文一看见我，就喊着说，这不是当年那个小林希吗！是呀，当时我已经45岁了。方纪文老领导对我说，你先等等，你的问题好解决，不会很久，回来吧，应该干点事了。

大约过了两个月吧，市委宣传部通知我到市里开会。会上宣布了对胡风事件的平反决定，还宣布了许多相关安排。这样，我调回了天津市文联，老领导万力决定，说原来是从编辑部走的，还回编辑部吧。

调回到天津市作家协会，万力同志带我去拜访了方纪、李霁野两位老领导。两位老领导还记得我，对于我这些年的遭遇很是同情，并且鼓励我努力写作，挽回青春年华。

《天津日报》的老朋友，时任《文艺》双月刊主编的邹明同志，鼓动我把这些年的经历写出来，以证明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来之不易。在邹明先生的鼓励下，我写了4万多字的《十劫须臾录》，邹明同志看过后，呈给石坚同志审处。不久，“文艺周刊”编辑宋曙光同志打来电话，说石坚同志终审后做了批示，同意发表。

《十劫须臾录》在《天津日报》主办的《文艺》双月刊刊登后反响不错，几家文摘类报纸相继转载。后来，我把其中的部分文字合并到长篇纪实类作品《百年记忆》中，受到读者关注。

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时期文学，也并非一帆风顺，但时间是检验文学作品的标准。

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指引下，中国文学出现了一个可喜的创作高潮，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关注现实，正视历史和社会，以无畏的精神参与拨乱反正的时代大潮，恢复了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极“左”路线，给予了无情的揭发和批判。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新时期文学功不可没，新时期文学出现了许多足以传世的经典作品，更涌现出一大批有才华、有胆识的当代作家。只是，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时期文学，也并非一帆风顺，时时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思想抵触。

当时，北京出现了“歌德”与“缺德”的争论，一些作家看不惯新时期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他们留恋高大全的写作模式，更留恋“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作品”的所谓三结合写作方法，于是向新时期文学发起攻击，把新时期文学视为是缺德派，但是这种粗暴的抵触，并没有阻挡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迅猛之势，而是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大潮中失去了群众支持。

在这种争论的同时，天津文学界也出现了某种波动，一次会议上，一位对新时期文学抱有偏见的作家，公然在会议上谩骂“现在写小说的没有好人”。听到这样的谩骂，我极其反感，当即就站起来反驳，虽然那次会上我和那位作家闹得很不愉快，但我知道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大好形势来之不易，需要挺身而出保卫新时期文学，更要保卫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可喜的是，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并没有被来自“左”的攻击阻挡，几年时间，新时期文学更加发展壮大了起来，我自己是新时期文学兴起的受益者，在短短七八年的时间里，出版了四本诗集，并有幸获得两次奖项。第一次获奖，是中国作家协会1979-1980中青年诗人优秀作品奖，第二次是中国作家协会全国诗集奖，两次获奖的篇目，都是我的组诗《无名河》。

当然，任何一个诗人、任何一部作品，人们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时间是检验文学作品的标准，诗集《无名河》未必会成为传世作品，但至今有心的读者还记得它，这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觉得我的生活积累诗歌已经无法包容，就想写小说，我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探索。

诗歌永远属于年轻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诗歌写作，我已经感到创作激情开始淡薄了。也是正在此时，中国诗坛涌现出了新的美学流派，这一流派使传统的中国诗歌写作受到巨大冲击，我自己受传统写作影响极深，不可能随年轻人一起进入新的风格写作，但退出文学写作，我又没有别的专长，思考再三，我决定尝试小说创作。

中国诗人由写诗转为小说写作，获得成功的为数不多，可是我又不像有的才子那样，离开诗歌写作，可以作画、书法或者研究历史，面前只有一条路，一条冒险的路。

开始小说创作，好心人也劝过我，说是如今天津的小说创作已经出现了许多名家，你怎么可能一步迈进去呢，言外之意，劝我放弃小说写作的尝试，何必付出这种劳而无功的努力。

我是一个普通人，尝试小说写作，绝不想和什么人攀比，更不敢想“超过”什么人，就是觉得我的生活积累诗歌已经无法包容，就想写小说，写小说没有诀窍儿，我怀着一颗敬畏的心，不哗众取宠，不自命不凡，以一颗平常心，老老实实摆正自己的位置，勤奋加努力总会有成果的。

关于小说，我曾经写过一篇小文，题目是《唯有小说无可说》。确实如此，到底应该如何写小说，真是一个说不清的话题，我的写小说，也经过了种种尝试。开始，我根据自己少年时在西北农村的生活记忆，结构一个现代生活情节，写了几个短篇，但发表后没有反响，到底我的农村生活积累的底子浅，不可能写出感人的小说。没有自己的生活积累，没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不可能写出有深刻思考和浓郁生活气息的好作品来。

那么，我应该从何处开始我的小说写作呢？

我在工厂劳动20多年，我可以写工业生活了吧。尝试过，不成功。我在工厂生活的时候，只是劳动，说得严重一些，是改造。这样的生活位置，不可能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工人们不和我做朋友，我不了解工人们的生存状况和情感世界，更不了解工业生产的趋势和困境。自然，我写的工厂生活小说，只是一些概念和假象。

离开农村题材和工业题材，还有什么东西值得去写呢？在写作上，我有哪些自己的优势呢？

按照传统的说法，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我生于一个没落的富裕家庭，看到过最后的荣华富贵，更看到了荣华富贵没落的全过程。这样的生活能不能写呢？在题材决定论的时代，当然是文学的禁区，只有进入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新时期文学坚持关注现实，更鼓励拓宽文学视野，按照四项基本原则，拓展文学视野，重要的是把握准确价值标准，以当代人的视角，审视曾经的社会人生，允许作家进行大胆的探索。

在改革开放大好环境下，我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探索，我把自己的生活积累，以现代人的价值标准，重新结构为小说情节，开始了自己新的创作试验。

以天津地方社会人生为背景的“津味小说”作品，同样得到专家和读者的首肯。

没有改革开放的政治环境，绝对不可能有我几十年的写作探索，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先后写出了一系列的小说作品，这些小说以清末民初天津社会为大背景，展现了20世纪初期天津的市井社会，读者将这类小说称之为“津味小说”，更因为这些小说题材新鲜，故事曲折，有趣儿好看，于是，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读者的喜爱。

我在90年代初期发表的小说《相士无非子》，讲了清末民初军阀时期一个江湖术士欺世骗人的故事，因为故事背景比较新鲜，情节也曲折，发表后赢得了读者关注。很快，上海、北京、西安几家电影厂，来天津找我谈电影改编事宜，最终，北京作家出版社和鲍光满先生，代替我将电影改编权交给了一家电影厂。

小说《相士无非子》给了我继续写作天津社会人生的自信，随后，我又写出了许多这类题材的小说，其中有的获得了刊物的奖励。这几篇以天津社会、人生为背景的小说，受到业内和读者的首肯，人们将这类小说称为“津味小说”。但我总以为“津味小说”的说法未必准确，所谓“津味”，只以天津社会、人生为背景是不够的，旧时代天津也有通俗小说，一类是武侠小说，另一类是社会言情小说。这类小说虽然也拥有大量固定的读者群，但这类小说因为没有生活批判，没有艺术地表现天津人的生存状态，没有文化内涵，只能看作是报人小说，就是每天在报纸上连载的通俗小说，这类小说没有文化价值，历来不被文学界所承认，最后自生自灭，随着社会闲散人等的消失，这类小说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一直认为，一篇小说能够成为文学现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题材和故事的社会思考；第二，主题的社会生活批判；第三，作者自己的文学语言。这三个条件，使一篇小说具有了文学价值。

我的“津味小说”得到读者喜爱，各地文学刊物纷纷邀请我为他们写作，前后五六年时间，我发表了几十部中篇小说，先后出版了十几部小说集，而且发行情况还都不错。

1995年秋天，全国作协评选鲁迅文学奖，天津朋友动员我申报。我说，我没有具备获奖的作品，历来的文学评奖都是主题第一，我的小说虽然被读者喜爱，但说到主题，实在没有竞争能力。

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我没有申报，但是不久，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的小说《小的儿》，已经由他们申报鲁迅文学奖了，《小的儿》最初发表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小说》双月刊，发表后受到读者喜爱。很快就有几家文摘类报刊选载，并有影视制作单位买走制作权，应该说是一部有影响力的小说作品。

后来几次鲁迅文学奖的评选被人们诟病，但第一届评奖时，社会上还没有兴起后来的歪风，整个评奖过程绝对没有 “暗箱操作”。就在我完全不知道任何消息的情况下，一天晚上，北京朋友打来电话通知我说，我的小说《小的儿》经过评委初评、终评，最后全票通过被评为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和我同时获得全票通过的还有一篇小说，因为那是一篇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品，所以评委们决定将那篇关注当代生活的作品列为第一名。

获得鲁迅文学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至少证明我没有走错路，以天津地方社会、人生为背景的小说作品，同样得到专家和读者的认可，新时期文学为作家开拓了广阔的题材领域。

有一种说法，说文学作品从面世开始，先要经过十年的检验期，然后才能实现文学价值。孙犁先生说得更为深刻，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能够有五十年的生命，就足以进入历史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一些小说大多有了三四十年的生命，有的至今还被读者想起。前两年，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五卷本的《林希自选集》，是对我最大的肯定。出版社方面告诉我，这五册书卖得还不错，他们准备再编辑几册陆续出版。

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新时期文学更是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解放了文学生产力，新时期文学所以能够出现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能够涌现出一大批足以传世的好作品，正是解放文学生产力的必然成果。

虽然我以中篇小说创作为主，同时我也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曾经，我有一个大胆的计划，写百年来天津的社会、人生。第一部《买办之家》，写清末民初的天津开埠通商早期一个买办家庭的故事， 小说出版后，反响尚可，很快就有电视剧制作部门买了制作版权，拍成同名电视剧，在全国放映。

长篇小说《买办之家》出版后，我开始写作天津百年的第二部《家家明月》。小说写成后，先在南方一家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又在天津《今晚报》连载。随后天津百年第三部《没落人家》写成，先在《天津日报》连载，后由一家大型文学杂志转载，读者反响也还不错。但此时，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大突变，读者被引向了新的阅读兴趣。类如天津百年这样的小说已显陈旧，出版上自然会有阻力，至今我的颇具雄心的天津百年写作计划，依然停顿在第一卷《买办之家》上。

长篇小说不是我的长项，除了非常激动于我的构思，一般我不敢动手就写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最长十万字，情节发展容易掌握，人物不多，写起来就轻松许多。

我的长篇小说，没有像明星作家们的作品那样掀起阅读狂热，到底是我呕心沥血写作完成的，其中《桃儿杏儿》也受到读者喜爱，很短时间内就出了两版，最近一家出版社正准备再版，也许还会有读者喜爱。

在中国作家换笔周期时，我是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一个，写作速度提升，让我有更多时间关注天津地域文化。

有人说，一段时间我的小说写作，出现了井喷现象。此中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在中国作家换笔周期时，我是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一个。早在90年代初期，我出访日本时，看到日本作家书房里的电脑感到非常新鲜，那时我实在不敢想象，繁杂的汉字也可以使用电脑，日文中虽然许多汉字，到底可以制作成符号，汉字如何输入电脑并印成文稿呢。

可喜的是，未过多久，电脑出现了，而且有了中文输入法，很快我就购置了一台电脑，现在说起来已经是小儿科了，就是最低级的286，就是如此，我也开始放下笔了。

最先我是使用拼音输入法，只是我没有学过汉语拼音，使用起来很不方便。听说有五笔输入法，便立刻改用，果然好用，大约用了一个月时间，我熟练地掌握了五笔输入法，这一下如同从普通火车改乘高铁了。写作速度提升，文章就写得快了，过去一篇两千字的文章要写一天，现在一个小时就完成了。

时间充裕了，可以“心有旁骛”了，我在写作之余，开始了对于天津地域文化的关注。我生于天津，长于天津，经历了天津大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化，研究天津人的生存模式，记忆渐渐消失的天津生活，作为一个老天津人，我有责任为后人留下关于天津的文字记忆。

在写作小说的同时，我留出一些时间，写了一些对于天津社会生活的散文，这些文字积少成多，也受到天津读者的喜爱。一位老朋友看到我写天津的零散文字，鼓励我把这些文字整理成书，交由出版社出版。

天津记忆的零散文字能够结集出版，当然是一件好事，在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帮助下，我先后出版了三册小书，第一本《其实你不懂天津人》，第二本《天津话，逗你玩》，第三本《你不知道的旧社会》。这三本小书出版后反响颇好，能够一印再印，受到读者欢迎。外地人很想了解天津，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影视上一出现天津人，不是流氓，就是混混儿，在外地人印象里，天津人的形象很不好。为此，天津许多作家也很反感。所以，我们有责任如实描写天津人真实的文化修养，介绍天津人的文化背景，我的三本小书，也许远没有做到完美，起码我是以一颗热爱天津、敬重天津人的态度写作这些文字的。

天津是一座重要城市，在中国历史上作出过重大贡献，以天津码头生活的乱象做噱点，丑化天津人的形象，也破坏了天津人的声誉，有些电视上的天津人，除了日本翻译官，就是地痞流氓，天津人说话骂街，见面就打架，连外地人都看不下去。许多外地朋友见面时对我说，你们天津人怎么自己糟践自己呢。

天津是一座文化城市，天津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天津人较早接触近代文化，天津人也较早享受到近代文化生活，天津作家有责任塑造天津人的正面形象，天津更有许多朋友热衷于天津的文化研究，也先后出版过许多著作。近些年来，民俗文化研究逐渐成了热门话题，天津地域文化研究也相继出现了许多有作为的专家学者。

在地域文化研究上，我没有下过功夫，我只是以个人在天津的生活经历和关于天津历史的粗浅知识，为研究天津地域文化的专家们，提供一些感性知识。可喜的是，天津许多读者对于我的地域生活知识文章颇有兴趣，一些读者竟然把我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剪报集成专册拿来要我签名，这也算是我在天津地域文化上做了一点贡献。

大约在几年前吧，一位朋友来天津工作，他约我写作天津生活的话剧剧本，如此又引我走进了一个新的创作领域。我没有专业学习过戏剧写作，只是有一条戏虫子隐藏在我心中几十年，读书时，我积极参加学校里的戏剧演出，1949年天津解放，我参加过歌剧《兄妹开荒》的演出，后来我还参加过学校的话剧团，离开学校之后，和我当年一起演过话剧的同学，许多考进了戏剧学院，后来成了表演艺术家。于此，还真是我的人生遗憾了。

朋友动员我写剧本，正是求之不得。第一次，我选定改编我的小说《相士无非子》，经过几轮修改，又经过导演的整理，剧本逐渐成熟，终于搬上了舞台。

话剧《相士无非子》的演出颇为成功，如此更增强了我进入话剧领域的勇气。第二次，我独自工作，改编了自己的小说《婢女春红》，并请来北京人艺的导演，在天津演出也颇为成功，后来还应邀到北京演出，观众反响很好。演出时，我在剧院门外等朋友，一位北京观众看我胸前挂着工作人员的标志，向我走过来，甚是知心地对我说：先生，我来晚了，票已经没有了，你能带我进去吗？上次这个戏来北京演出，我是买票看的，这个戏好看，我想再看一次，可惜没有票了。有人喜欢看我的话剧，伯牙先生应该摔琴了。当即，我就请剧院工作人员带这位观众进场看戏去了。

经历过三十多年的写作实践，我先后染指过诗歌、小说、散文和话剧几个文学样式，虽然也有败笔，但从来不敢粗制滥造，总是以一颗敬畏之心从事写作。回想自己的文学道路，一没有追风，二没有媚俗，三没有背离生活真实。我自己遵循的生活信仰非常简单，那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一个人未必要有大成就，用我尊敬的贾植芳先生的话说，就是把大写的人字写公正。

如此而已。

回顾将近40年的生活历程，有改革开放，才有了我的第二次青春岁月。

1980年时，我45岁，如今已经83岁了。回顾将近年的生活历程，我感谢改革开放的政治决策，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有我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人生历程。我是一个受到过两次重大政治运动株连的“阶级敌人”，曾经注定永世不得翻身，没有清明的政治，如我这样两次蒙受重大冤案的人，只能在冤案中沉沦，改革开放的最大功绩，就是平反了一系列的历史冤案，还清白的人以清白，解放思想恢复名誉、恢复工作、恢复人的尊严，如此也才有了我的第二次青春岁月。

改革开放为中国创造了青春，为万马齐喑的社会唤醒了青春活力，促使濒临崩溃的国家经济走上了繁荣富强的道路，将近40年的时间，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绩，令世界震惊。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走向前方，才能实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中国梦，祝福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健康发展，促使两个一百年的宏大理想早日实现。

本版图片由林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