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凤庭：乡下人的“年节”
乡下人大多习惯称春节谓“年节”，也有的直接称“过年”，尤其上年纪的人见面寒暄常说——“年节过的咋样啊？”说实话，要说天下最好的“年节”，非鲁西北乡村莫属——味足、地道、时间长、兴致高。往往刚刚踏进腊月的门槛，人们便急不可耐地奏响进军春节的冲锋号。
自腊八粥开始，接下来扫房、请香、祭灶、封印、写春联、办年货、请神、守岁、拜年、送神、走亲戚……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的秧歌“落伞”，才算告一段落。有的要延续到廿五“打囤”，更有甚者一直到二月二“龙抬头”，美其名曰：不出正月都是年，出了正月延三天！
然而，对我而言，多少年来尘封于记忆深处的“年节”场景大多是一些苦涩心酸的片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终究属于物资匮乏的时代，尽管天天“抓革命，促生产”，但大家的温饱尚未完全解决，“年节”只能是传统形式上的满足，绝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享受可言。记得有一年，腊月廿三“小年”到了，家里什么年货也没置办，愁眉哭脸的母亲边嘟囔边叹气，一身的哀怨与无奈。宽敞的庭院里种了些白菜，长的又大又好。第二天起，生产队当会计的父亲顾不得平日的清高，连续几天推着独轮车到周边或近或远的集市去卖白菜，回来时再捎回些猪肉粉条之类，还有姐姐妹妹们喜爱的花布、红绸。
到了八十年代，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的日子好起来，尤其是棉花丰收让人手头宽裕了不少，同时让家里也有了较充足的食用油（棉籽油）。过年时，一向素食主义的母亲便创造性地“开发”出形形色色的油炸食品点缀餐桌，丰富全家的节日食谱——丸子、藕盒、豆腐泡、炸柿饼、甚至炸白菜帮……，当然兼有少量的“酥肉”。此外，其他的鸡鱼肉食之类的，在我们家很少见，主要用于上供，然后待客。
乡下人的“年节”，意味着吃好、喝好、穿好、玩好。对我而言，那些特殊时期的年节经历，仿佛是一道艰难愈越的“关隘”，回首那些贫穷的过去，可谓五味杂陈。结婚后，随着父母二老相继离去、姐姐妹妹一个个出嫁 ，儿子的出生及一天天长大，开始让我渐渐有了男子汉的担当。成年累月四海为家 打工挣钱养家糊口。
在那段时光里，过年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还债 ，偿还平日赊欠的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庄稼机收机种等各种生产性费用；还有孩子读书和日常生活方面的借款。更有许多还不尽的父老乡亲滚烫暖人的真情！辛酸感动之余，全家人的“年节”依然过的高高兴兴，因为满墙的奖状和一摞摞获奖证书照样把农家院的年味变得有滋有味。
新世纪、新气象，党的好政策如雨后的阳光照进我普通而平凡的小院，更照进我全家人心里。2004年，大儿子考取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五年以后，小儿子同样被首都一所著名高校录取。再后来，大学毕业后的儿子经过多年不断打拼和努力，于一家大型互联网企业屡屡升职，终于在北京购置了属于自己的房产，并与风雨同舟相亲相恋的同学女友喜结连理走入婚姻殿堂，实现了爱情、事业“双丰收”。我们家一年一度的“年节”，从此以后，也步入了新的时代，赋予了崭新丰富的内容！
“堂上书帐前，长幼合成行。以我为最长，次第来称觞。”白居易的这首诗道出了全家人过年的融融亲情和幸福温馨。自前年开始，依孩子们提议，我家连续两年的“年节”都是在北京度过的，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与老传统“格格不入”。
首都某小区居民楼里，来自鲁西北两代五口，一家人毕恭毕敬面对悬挂墙上的“天地君亲师神位”和“王门三代宗亲神位” 。燃香、跪拜、磕头 ，一切程序自然如常。年夜饭则由婆媳二人联袂合作完成，鲁北乡土口味和东南八闽特色应有尽有。接下来的日子，故宫、颐和园、地坛庙会、锣鼓巷胡同、前门大街……首都的春节景致里一一留下全家人幸福的身影和笑声。
去年 ，即2018年的大年初一 ，全家人又飞往山西大同，游云冈石窟、登北岳恒山、攀千年古寺“悬空寺”……一系列游览内容，着实让平日足不出户的老伴开阔了眼界，在连续几天的时间里，她显得异常兴奋和激动，只是后来好长时间，一直心痛那昂贵的飞机票，说道：年轻人不过日子！但到底没有儿媳妇的理由充分，且有说服力——领略一下祖国的大美河山很有必要，另外，老爸老妈坐坐飞机，感受一下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快捷美妙，与时俱进不会落伍！
……
素什锦年，岁月悠悠。时光的河流静静流淌。抚今追昔，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人民富裕了，国力强盛了，老百姓的“年节”也日益变好了。我们更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未来的好日子是——孙悟空上西天，打着跟头往上翻！
或许，如今这不断变迁的乡下人的“年节”，就是“中国梦”实现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它们清晰得看得见，真实得摸得着，美好得让人从心里往外都散发着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