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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德胜:户口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阮德胜  2018年12月04日20:42

我应该不算被户口最磨难的一代,但户口改革的年轮清晰地长进了我的骨肉,随时能听到声响。

对户口最初的记忆,是十一岁时的午夜,父亲将我和刚有些凉意的夏夜拎醒。睁开眼,除生产队会计,好几位陌生人拿着大簿子在询问父母,我们兄弟姐妹五个都挤在竹榻上,任他们看,他们也任我们看。起先我还以为家出了什么事,因为中间有个戴大盖帽的公安。他们问问记记很快就走了。“都赶紧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母亲说。我却没有了睡意,他们来似乎并没有问我们小孩子什么话,那为何要叫醒我们呢?是不是睡着的不算活人?胡思乱想时,姐姐打着呵欠说这是人口普查,全国都在同一时间查。全国?就一个时候?我不信。长大之后,证明姐姐的话是对的,那是1982年7月1日零时开展的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也就是说,从那时起,我的名字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簿子里了。可是那大簿子里对我的记载有误,我奶奶千真万确地说我出生在元宵节的头一天,查阅1971年正月十四应该是2月9日,却写成了2月8日。国家的大簿子,写下便改不了了,直到至今,乃于永远!

户口,是住户和人口的总称,计家为户,计人为口。“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这是商鞅在大秦帝国就建立的严密的户口登记制度。

计划经济进入到八十年代改革之初,有了春风,也有了化雨,但商品粮户口从饥饿与贫穷中依然钢铁般地证明了它的优势甚至成为一个人是否成功的基本标准。哥哥1984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池州师范,全家乃至全村的欢喜远比今日村庄有人考入清华、北大要要兴奋得多。母亲从生产队队长家里借了一头大肥猪杀了,请了哥哥的老师,请了父母两头的亲戚,还请了村里的干部——那是我们家至今算来还是最奢华的宴请。父亲将入仓的粮食搬到稻场上,晒了又晒、扬了又扬,才向粮站卖了三百斤比交公粮还要合标的余粮。哥哥凭着余粮的卖单,入师范便办了商品粮户口,他四年后毕业便是公家人了。

那年,我也正好考入哥哥毕业的乡镇初级中学。哥哥的光环以及老师、亲友对我希望和目标自然钉向考中专吃商品粮之上,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实并不如意,中考我只达到了普通高中分数线。家人劝我上高中以后考大学也有机会吃商品粮,“不!我要复读,我要考中专!!”倔头的我读了初四,初四还是考了个高中;我又拧着脖子念了初五……岂想此刻,中考改革,复读生不再报考中专(中技)。商品粮户口的梦想“卡嚓”一声坼裂,我感觉到了骨折的疼痛。

我疲惫地调过头来再读高中,但很快再次燃起对商品粮户口的渴望。苦读到高三,改革的劲风一阵又一阵,多多少少也吹进一些到了校园,我朦胧地意识到了什么,特别是商品粮与户口之间的关系似乎在松动。凭着对文学的爱好以及对军队的向往,我决定放下所谓的商品粮户口,当兵去!

到了新兵连,不久的一堂政治课,指导员说:什么是军人?军人意味着将户口交给了党和国家,随时准备去战斗、随时准备去牺牲。此刻,我才想起应征入伍后乡里将我的身份证收走一事。我和战友们进了部队的集体户口。其间,大约是1992年,父亲来信,准备借五千元在家乡给我买一个商品粮户口,说日后退伍可以安排工作。我没有同意,我认定铆在军事集团户口簿上能大有作为。之后的二十多年,我著书立说、立功受奖、上学提干……

再次温暖地与户口打交道,是两千年女儿的出生。地方要求在新生儿出生一个月内办好户口。先是从过来人那里打听好所需资料:有我与妻子的结婚证、部队和地方开据的我们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证明,有妻子身份证、准生证,有我的军官证,有孩子的医学出生证……一一备齐,先跑到部队集体户口所在的派出所,美丽的户籍警吃着粗大的香蕉好心地告诉我最好到孩子妈妈所在地去办,以后入托上学诸事会方便得多。于是,岳父又陪着我东奔西走,几次三番总算给孩子落了户。孩子有了户口,但那上边体现不了我是她爸爸,我有点伤感。

2012年转业到地方,我和妻女才正式有名有姓有关系地结合一个户口本子上,并当上户主,时年已过不惑,依然兴奋。

忆往事,户口作为“由公安机关户政管理机构所制作的、用以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的“户籍”时,它像火车头一样死扣般地挂了一节又一节沉重的火车皮,人生的铁轨只有在它们的轮压下方才产生节奏,有欢唱,也有痛疼。个中体味,人人都有五味瓶。

前天,去给正欲到厦门上大学的女儿迁移户口,前后不要五分钟办妥。如此之快、如此之便,超出想象。回味之下,感恩党和国家尤其是“十八大”以来的改革壮举,其中“户口”越来越减负、越来越接近本体,老百姓看见了实惠、摸到了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