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南川里，谁去？麦不算厚，一亩两元二，去的上车！”

“顺昌，赶紧拾掇！”

吴河东大喝一声，通地腾起身，一根棍挑起那干粮袋子、破棉袄，那嘀里当郞的镰连把子、烂草帽，三步两步已崩到了车上。

“昌娃子，快！快——！”

待顺昌奔到跟前时，那掌柜的数完车上的人头。大手一挥，说:

“不要了，不要了，你听见了没！”

他一边厉声喊着，一边用力掰开顺昌扒在车帮上的手。

34年前作家邵振国在《麦客》里写的场景历历在目。现在，上年纪的人翻开看这篇获全国第七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小说，恍若隔世，年轻人阅读，以为是穿越。《麦客》写甘肃麦客到陕西割麦子的人和事。34年过去，作品的艺术形象，一如大地上的麦芒，触摸、映射着大地上行走、生活的人。悲叹，或者歌唱，哲思，抑或惆怅，麦芒知道，时光流转中，大地上麦客的身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时，八百里秦川的麦子，一旦发黄，陕西人在“关中麦黄，眼望平凉。关中麦收，眼望秦州”的民谚中盼望着甘肃的麦客。甘肃的麦客也如小说里的麦客那样，奔赴陕西当苦焦的麦客。

那时，甘肃天水、平凉的农人特别辛苦。特别是当麦客的，若是看见楸树开花，就要到陕西赶麦场。他们一般都结伴而行，出门时，家景好些的，能多带一些干炕馍，家景一般的，不带干粮，饥一顿，饱一顿赶到麦黄的地方。他们一路向东，直奔陕西最东边的渭南地区，由渭南一路收起，渐渐往西，收割到宝鸡时，家乡的麦子也快熟了。等从宝鸡赶回秦州，自己家里的麦子也黄了。一旦回到家里，他们忘掉赶麦场时的劳累，开始收自家的麦，有的还就近到周边县上继续当麦客。那时的麦客，晚上或宿于屋檐下，或宿于道旁，或宿于树下，席地而卧，村头、古庙和断垣残壁旁，常是麦客夜宿的地方。天水、平凉麦收时节的农人，也多起早贪黑，暴晒一天，汗流一天，风一场，雨一场，土一身，泥一身，没有个闲的，没有个不累的。割麦、捆柬、挑麦、背麦、运麦、上垛、铺场、碾场、翻场、起场、扬场、晾晒、簸麦、收场，一个麦收时节，农人，特别是麦客出的力流的汗，比其他人三五年的都要多。

如今，天水人、平凉人再不去陕西当麦客了，倒是陕西人和其他省份的人充当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麦客奔驰甘肃。“时代”，对西部最大的改变之一是农民不再充当季节性麦客了。

七月的清水县，公路上最常见的是收割机。那天，我临近金集时，山坡上或沟壑间，都有收割机在割麦。

我问路边的一位妇女，机器收一亩麦子多钱。她说80元。我问便宜还是贵。她说都是这个价。金集人到底是金集人，说话得体，有分量。话里包涵了许多，既有一种认同，也有一种追逐。认同的是这样的价格算是公道，追逐的是：大家都这样，你还不这样。

认同与追逐是清水金集人最大的特点。金集人以前有的自己当过麦客，有的自己雇用过麦客。现在，时代让他们面对新的麦客时，乐于接受，乐于转变角色。这种认同与追逐，宛若摇曳于海上的航行灯塔，有方向，有目标。同样，方向和目标对于外地麦客来说也算有了奔头。

在金集市场的一个凉棚里与一位花甲人聊天。他说他当年一个人要做务15亩麦子（包括收割打碾），现在，人们都懒得割麦了。上地要骑摩托，要开三轮车，有的还要开小车。他说他小的时候，大家说要实现农业现代化。许多人嘀咕，咱们这儿山大沟深，机械怎么上山，怎么耕作坡地。现在你看看，沟里坡里都算啥，嘟嘟一响，我的一锅烟没抽完，麦割了，地耕了。

金集连珠山的公路边树阴下，停满了卡车。卡车上装的是联合收割机。我从这些收割机前走过，一个男人在车上喊：割麦？我摇头，另一辆车旁的一位女士走过来，问同样的话。我继续摇头，她看看我肩膀上挎的照相机，说是记者呀。她一口普通话，语调平易近人。我说5年前麦收时节不是这个景象，我只是想看看。然后与她交谈起来。

我指着路旁远处深沟边的麦地问：哪些地里的麦子也能割吗。

新时代女麦客，瞭一眼麦地说：只要人能去的地方，我们的机器就能到。有些人去不了的，机器也能去。她见我还有疑问便说：收割机并不太大，是履带式的，车开到大路边，收割机从车上卸下来后顺着地边，到哪都行。她还说：

你们这儿的地太陡，每户的地也零散，这儿一小块，那儿一小块，不集中连片，干起来费事。我们那边，还有东北那地，齐整，面积多，干活带劲；

我们从盐城来，就是江苏的那个盐城。一路上高速。高速公路不收费，这是政府规定的。要收费，那得交多少过路费。再说，沿途的麦子都熟了，都等待收割出粮，你们这边的公路再要收费，那还了得；

我这收割机是自己的，国产机器。那是日本的“久保田”，便宜的十几万，好一些的，也要二十来万。我们一年东奔西跑，就挣个十来万吧。以前行。以前机器少，能挣二十来万。现在机器多，有竞争；

出门走哪，就我和爱人俩一起行动，互相照应。他车开累了，我就换换他。晚上不住店，就睡车上。司机后边有个小卧铺，可以睡。没家里舒服，但还可以；

我第一次来这里，我的朋友前边来，打电话我就过来。结果一看，天啦，这么多收割机。太多，倒不好办，压价不说，还是一种浪费。你看看，这么多车，各地的都有。我说，你们这儿的政府应该管管。怎么管？这很简单，往这个方向走的车，路上都有监控，政府利用大数据，会知道哪儿多哪个儿少，进行疏导就是了。再说这儿的山地多，向阳地方的麦子熟了，背阴的还没有熟，我们割起来麻烦；

麻烦也得受，既然来了。等这儿收完，我们要到江西去，那儿还有一季水稻等我们。

这位姓刘的女士，是新一代的麦客或者说新一代的铁麦客。她行走在大江南北，在收割小麦与水稻的同时，沿途对风土人情与社会的观察与体验，鲜活得跟夏日清晨的空气与露水。

她，也是甘肃人的一个参照。

重新踏上路途，我看到了围绕在金集周围的收割机，数量众多，牌子各异，有来自江苏盐城的，有来自重庆的，有来自四川的，有来自河南的，还有来自陕西西安和汉中的。它们若传统农耕时代的蚯蚓和耕牛，为土地松土、耕种，它们又若现代金融证券市场里看似不动的铜牛铁牛，实质洋溢着自己的血性与活力。

邵振国先生在《麦客》里说“古历五月十几，麦客们陆续从陕西回到甘肃境内”。我要告慰邵先生：甘肃人不再到外地当麦客子了，甘肃的麦子也要让外地的新麦客来收！

在清水金集通往白驼的公路旁，有一块平整的地盘，几辆挂有陕西牌照的车停在那里。我绕过车后，拍远处山峦起伏的夏日的田野，侧身发现七八个新麦客在车与车之间的阴凉里吃饭，我从远处拍了一个镜头，被其中一个光着膀子的汉子发现。后来我跟这位汉子说今年来清水县割麦的车最起码有50辆吧，他用筷子一挥说：乘个5还差不多。这么多车，都在抢生意哩。

我想到了《麦客》里吴河东对儿子吴顺昌说的话：

“甭急，甭急，这达我夜个就观看了，麦厚得很，广得很，一时它割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