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父亲决定，把两口瓮放到院子里。

这两口瓮，是1982年7月的一天，我大舅给用水泥打的。

那天一大早，大舅便骑自行车来了，和我姥姥庄里的一个泥瓦匠。他们用帆布工具包，提着抹子等打瓮用的工具。

父亲早就根据大舅的嘱咐，准备下土、土坯、铁丝、沙子、水泥等打瓮用的东西了。

大舅他们支好自行车，到上房，跟父亲母亲寒暄了几句，一杯茶水没喝完，说咱们开始干？接着就到院子里去了。

选了西屋前一处平整还不影响日常生活的地儿，用抹子刮刮地上的土，然后画了两个相挨着的圆圈，大舅和泥瓦匠一人一个，父亲供黄泥和土坯，在那两个圆圈上干开了，先垒了两个倒扣的泥瓮，接着按照这两个泥瓮的大小，绑了两个铁丝瓮，套在这两个泥瓮上，一上午就过去了。

吃过午饭，他们又用父亲和的水泥，在泥瓮上打上了水泥，铁丝瓮打在了水泥中。大舅让父亲找来几片麦秸打的草苫子，严严实实把水泥瓮遮起来，告诉父亲要经常朝草苫子上洒水，不能让水泥瓮干了，然后晚饭也没吃，就和泥瓦匠骑上自行车，走了。

这之前，我们家已有两口瓮，是早先从烧瓮的窑上买来的，一口能装四百五十斤麦子。我们家我们兄弟姊妹五个，加上父亲母亲共七口人，年年分的麦子、玉米，用这两口瓮装，足够了，而且从来都没有装不下过。

可到1982年，村里实行联产承包后，我们家仅麦季里打下的麦子，在完成上交公粮的任务后，就把这两口瓮给装满了，另外还有两编织袋，垛在上房里间的炕上，要是到秋上再把玉米打下来，根本就没处盛了，因此，父亲和母亲商量，决定打了这两口水泥瓮。本来父亲想到烧瓮的窑上去买两口，省得麻烦，但母亲不乐意，说日子还不富裕，能省一个是一个。他大舅会。父亲只好由她。

到九月里了，眼瞅着要过秋了，父亲问大舅，瓮好了没？大舅说，好了，你从一边掏进去，伸手把里面的泥土掏一掏，然后慢慢把瓮立起来，刮干净里面的泥土，晾一晾就行了。

父亲照着大舅说的做了，晾干，把瓮抬到了上房里间。正好秋季玉米收下来了，把这两口瓮又装满满的。

1983年，粮食打得比1982年又多了不少，四口瓮也装不下了，这时父亲母亲的手头也宽裕些了，就到烧瓮的窑上，再买了两口，放到了西屋里。接下来，过一年买口，过两年买口的。到1992年，我们家的瓮达到了十二口。

父亲母亲在那些装满粮食的瓮前走来走去，乐得合不拢嘴，说做梦都没有想到，家里能有这么多瓮，瓮里能有这么多粮食，都快赶上粮店了！

后来，我哥结婚单过了，我当兵了，弟弟考上公务员了，两个妹妹大妹妹结婚了，小妹妹考大学了，家里就只剩下父亲母亲两人了。

我们村里路玉诚、路连山、路连强，在不改变村民与村里的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上，转包村民承包的耕地，每亩每年返给六百元，进行大规模种植，我们动员父亲母亲，让他们把耕地转包出去，只留下在山上承包的、有二百多棵桃树、年收鲜桃四到五千斤的那片桃园种着。毕竟，他们都年龄大了，八十了，种起地来有些力不从心了。就说现在耕种都机械化了吧，打下的粮食朝瓮里倒腾，然后怕生虫子、发霉，再从瓮里定期朝外倒腾着晾晒，就很够他们费一把力气的。我们又都各有各的事，帮不上多少忙。

父亲母亲想了想，同意了。2014年，他们把耕地，转包给了路玉诚。按合同，路玉诚每年返给他们一千二百元转包费。

那时，十二口瓮里的麦子还满满的，一年年的，既吃，又给我们送，还卖给收麦子的，一口瓮一口瓮，渐渐空了出来。起先还把空出来的瓮，装乱七八糟的东西，可空的多了，就没什么可装了，放在那里，碍事还白占地方。

那么，送人吧，扔了又有点可惜。可现在，都不缺，送谁呀？谁要啊？这不，父亲决定，放到院子里去，过几天，栽上莲，养金鱼。十口从窑上买来的暂时舍不得，先那两口笨重的水泥打的。

2018年7月15日，父亲让哥找来几个人，靠南墙，把瓮抬到了院子里的香椿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