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壹

杨耀裕站在樱花幼儿园大门十米开外的马路对面，看了一个小时。最近他看东西一直模模糊糊，起先以为是老花，但最近连远处也开始看不清了，光能分辨幼儿园保安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年轻，黑黑瘦瘦，一张窄脸，帽子比脑袋大一圈，扣下来能挡住半张脸。

上周五四点半，老杨看见那男孩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棉袄和一条牛仔裤，从一群小孩里出来，蹦进一个用黑皮筋扎着马尾的中年妇女怀里，两人手拉手穿过马路，从他身边经过，走进超市。

那会一个背着黑色环保袋，袋子上印着一个红色胶皮小人的中年妇女估计也在等人，搭话道：“接孩子呢。”

“对。”

“大班？”

老杨摇摇头。

那妇女笑：“没见过你呢，估计来得少。孩子姥姥给接送卡了吧？”

那会儿他就愣住了。

才六点，但天色已经黑得跟八点钟一样，保安开始锁铁门。老杨的连帽棉袄洗多了，内胆棉花结成了坨，在南方十二月无孔不入的寒冷里毫无招架之力。

樱花街口靠近一个城中村，他走到村口的时候，夜宵摊已经摆了出来，铁板煎豆腐，酸辣粉，热气腾腾地在路灯下排成一排。城中村外被一幅巨型地产广告牌给挡着，停着几辆正在揽客的红色残疾人面的。其中一辆车坐着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老头，戴着棉毡帽，穿着军大衣和一条黑棉裤，双手躲在把手上的棉套里，左腿膝盖位置扎着一根红绳，下半截空荡荡。

他看见那残疾老头至少三次了。这么多车老杨只记住了他，但那老头似乎从来没认识过老杨。每次见了，老头总会撩起两片塑料帘子，冲他喊：“老板，坐车不？”

老杨起先摇头，又问：“去萧山红星农场多少钱？”

“太远了，得六十。”

老杨摆摆手，转身准备离开，那人在后头喊：“老板，五十走不走？”老杨还是没作声。他已经走得老远，还听见那人遥遥喊着：“四十五，走不走啊？路太远啦。”

从城西到萧山得转三趟公交，四块钱，运气好费时两小时一刻钟，到家也得八点半了。他应该在外头填下肚子，但柴建梅不等到他一定不吃饭。老杨中途换312路的时候，趁着一个老太太下车，终于在巴士最后一排坐上了位置。他坐在窗边，看着路灯流星一样飞逝而过，心想，其实上了那辆残疾车也行，至少得光顾一次他的生意，都不容易。

老杨进门的时候，看见柴建梅坐在双层床下铺缝绒布兔玩具，床边摆着两只半米高的大藤筐，一只装着已缝完的，另一只筐里则是玩具部件以及填充用的白涤纶棉。她大腿上落满了棉屑与针线头，姿势跟他下午两点出门前几乎没任何变化，但筐里的成品玩具比出门前多了一半。

她不缝玩具了，准备站起来：“中午剩了点面筋青菜，你要想吃面也行。”

杨耀裕按住了她：“不用。我来。”

他揭开桌上的罩子，看了看盘内打蔫的蔬菜，把菜盘端进露台用木板搭出来的厨房——如果这一张简易煤气灶台和七八只碗碟能叫厨房的话。

吃饭的时候，柴建梅看他面前的米饭只动了两筷子，问：“怎么了？饭太硬？”

老杨道：“没事，肚子不太舒服。”

她看着他缺掉的两颗门牙处，说：“你有空得去镶上。太不方便了。”

老杨说：“犯不着。冬天是冷，但夏天就凉快了。”

他站起来，拿起脚下的热水瓶，倒了一碗水，从外套口袋的锡纸药板抠出一粒药，趁她没注意就着热水吞了下去。

夫妻能申请工厂单人间，虽好过通铺，但单间也不到二十平方米。放了餐桌，就只能放一张床铺。老杨坐的位置，正好能见墙上挂歪的挂历边那一块空荡荡的灰墙壁，墙上嵌着一枚生锈的小铁钉，原先挂着一张杨志强的遗照。前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老杨把相框摘了下来。这么多年过去，墙也老旧了，他不去拔钉子，是担心稍一用力，石灰粉会扑簌掉下来。

“今年一场雪都没下。”

“快了。”老杨安慰说。

“我们这边至少有三四年没下过雪”，柴建梅说，“有一年大雪把厂房和电线杆都压垮了。”

“那是2008年，快十年了”，老杨想了一会儿，“后来就没有下过这样的大雪。”

“我们在这都快十五年了。”柴建梅说。

老杨没接话，心想着那事最多只能拖到明天，十五年，如今他一天都不想等了。

贰

晚上老杨做了一个梦，梦见杨志强朝自己扔雪球，两个人隔着一面墙。好像就是他苏北老宅门后面那堵一米不到的砖砌矮墙，但是梦里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从门后变成了门口。从他站的门槛到矮墙差不多五十米，地上雪积得很厚。杨志强看起来十二岁左右，老杨不知道为何十分生气，想追上去打他，但两脚却陷在雪里无法脱身，好像在某种流动的旋涡里一样。他在徒劳的挣扎以及头疼中惊醒了，坐起身，发现柴建梅背对着自己睡得很实。这么多年过去，两人还是挤在一张一米五的双层钢丝床下铺。老杨摸了一把后背，发现又出了一身汗，这盗汗的毛病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

老杨爬起来，披了件衣服，从床边提了只电筒，出门右拐，走到四楼的公共洗手间。蹲在蹲坑上，记起杨志强出事三天后，他在招待所正是因为早上一碗葱油拌面腹泻到凌晨，整宿都没有睡好。

没什么动静。老杨只能回到床上，摸了摸潮湿的被褥，躺了上去。他发现自己的睡意消失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床顶，判断那几根钢架到底在哪个位置，但辗转反侧了没几次，依旧在迷迷瞪瞪中睡了过去。

老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床边粉色苹果形状的闹铃没响起来。那是他们买电饭锅时候的赠品。用了差不多一年，他才知道怎么调闹钟。电子屏显示的时间永远比实际时间慢二十分钟。

透过封闭阳台上的不锈钢栏杆，可以看见天色很阴。柴建梅已经醒了，他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她是怎样日复一日地不弄醒他去煮好早饭的。

柴建梅用毛巾裹着电饭煲胆，把粥端回到塑料餐桌上。他注意到她手上的冻疮又严重了不少。

“最近一定会下雪。”她看见他那件灰色棉的肘部已经磨烂，领口缝针的位置已经断了开来，布料黑得发亮，外套打开的时候，光像能从里面透出来，忍不住再次说道：“要么还是买一件棉袄吧。超市的衣服正在打折呢。”

“我身上这件不就是打折买的？”

“大润发都改成联华了。”

“你给自己买一件。”

“找工作也需要一件好衣服”，她努力说服他，“马上就要下雪了，买件防滑布料的，雪水都进不来。”

“不用。待会儿我去买菜，顺道去找下老龚”，老杨说，“去问问厂子的事情到底咋样了。”

叁

出门前老杨把鞋子取了出来，他那双毡帽皮鞋的鞋跟五个月前已经坏了，跟老龚借了一只502胶水重新粘好，但不大管用。这会儿他发现虽然鞋跟的缝依旧开裂，但柴建梅把前一天沾上的煤灰和泥土都刷得很干净，并塞了一双玩具布料缝的新鞋垫。

老杨一边系鞋带一边说：“没事的，找不到大不了回家”，他故意大声嚷道，“要饿死可没那么容易。”

柴建梅拿着针线走过来，把他背后那块被铁丝割出的破洞给补上了，她坚持让他嘴里咬一根筷子：“不然容易长针眼。”

老杨虽然不信，但是还是顺从了她，并没说比起他脑袋里的那个炸药包，长针眼实在不算什么。

楼道十分昏暗，每一层楼都只安了一扇窗。窗户都在过道的最西，早上还不如晚上亮堂。厂子停了之后，宿舍楼也没人来打扫了，不时能看见小孩扔在楼梯上的零食袋，或者一小摊融化的粉红色真味棒棒糖。感应灯也坏了。电工小陶三个月前便没再出现过。老杨扶着楼梯小心翼翼走着，差点踢到楼道里放着的几个咸菜桶。302家的门口还放了一只褪到发白的红塑料面盆，里头放着腌好的几块咸肉。

老杨推开铁门，看见垃圾桶边斜靠着一把灰黑色的格纹折叠伞，扔的人没有耐心放进垃圾桶就走了。他撑开看了看，发现只断了两根伞骨，收好后放了回去。犹豫了一会儿，又走回去重新捡了起来，夹在了胳膊下面。

宿舍楼大门往左，是沈建能开在红星中路110号的小卖部。门口塑料架子上挂着一串袋装咪咪虾条，袋装飘柔洗发水，还有星球杯。最外面的木架子上摊着一摞报纸，七八本杂志。杂志早过期了，外面的透明塑料皮上落满了灰。其中两本旧杂志，《环球人物》和《福布斯》，被人拆开，扔在报纸上，封面打着卷边，印着2015年。

老沈主动招呼他进来。老杨没有拒绝，坐上了他递来的那张浅蓝色镂空塑料凳。老沈说：“我老婆昨天晚上她睡不着，看了半天，说是中控车间的李萍。”

“哪个李萍？”

“我不记得，但我老婆有印象”，他说，“这个，经常带着女儿来我们这边买草莓和葡萄味儿旺仔QQ糖的。”

老杨接过手机。视频是打横拍的，把人拍得过扁过宽，脸很模糊，只能分清眼和嘴大概位置，他努力想了想，但依旧没什么印象。

沈建能说：“你怎么会想不起来呢？说话大舌头，脖子有块癫痫红斑的那个。老公在隔壁的义乌物流公司当货车司机。”

沈建能又回到她咬人的那一段上。老杨没什么头绪，盯着街对面，发现沿街的树木叶子已经掉得差不多了，树木下半部分刷着防虫用的白石灰。对面奶茶店整天都在用两台立式音响大声放着DJ音乐，闹闹哄哄。奶茶店外头停着一辆安徽牌照的米卷货车。紫色、米白色长短不一的米卷扎在透明的塑料袋里，好几个小孩拉着母亲的手嚷着要买。老杨想起以前带着杨志强拿着半袋玉米去村口看人摇爆米花，其他小孩捂着耳朵也要站在爆米花筒边上，等着那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但杨志强一定躲得远远的。

想到这里，老杨不免有些好笑，这么胆小的人后来怎么就成了英雄？

他站起身，把板凳还给沈建能，打算像过去几个月那样，看看路边有没有新鲜的蔬菜。冬天一来，蔬菜价格变得越来越贵。红星路沿道零星摆着几个蔬菜摊，胡萝卜比超市一斤便宜一块，青菜和芹菜每斤至少便宜五毛。他在路边找了一圈，想找上次一个住在农场边上的老太太，她家的西葫芦和葱都比别家要便宜几毛钱。

他出门前数过钱，钱包里还有一张五十，两张十块，一张五块，一张一块的纸币，还有四个一块，两个五毛钢镚。一张整钱也没了，前天就破开了，是在老沈的小卖部里买了一筒机器卷面，一瓶海天酱油。

他看见了601的老葛正蹲在地上，皱眉捏着一把西兰花，老杨拍了他肩膀一下，老葛回见是他，道：“我把喜糖给你老婆了。”老杨点点头，深吸了一口大米焦香的味儿，从他们中间穿了过去，决定今天买点肉，毕竟他们已经快两周未见荤腥了。

过去的时候，老杨看见卖米圈的中年男人在寒风中忙着把吃的分装成小袋，手和耳朵冻得通红。等到雪天一来，这些膨化米卷就会因潮湿变韧，变得无人问津，就跟他们这些老人一样。

超市四处挂着年终促销的牌子。他很快就看见了柴建梅说的正在打折的衣服，就在卖场中央，一堆衣服四仰八叉地躺在带扶栏的手推货架上，架子上面用黄底黑字标注着“现价199，原价399”，“399”上打了一个大叉。他拎起一件看了看，又放了回去。过道一侧卖方便面，另一侧是卖粮油。整个超市空荡荡的，几乎没什么人。售货员比之前少了很多，连收银台都关了三个。

他终于找到了猪肉柜。猪五花打折，十三块五一斤，灯光下看着还好，但拿出一盒来，却有些变色，他看了看，攥紧了一下口袋，冲着正在打瞌睡的年轻人喊道：“师傅，麻烦切一斤五花。”

肆

老龚弯腰往暖瓶里灌水的时候，远远看见老杨提着一袋菜过来，棉衣的拉链一直拉到领口，头上扣着帽子，肘下夹了一把折叠伞，便朝他挥了挥手。保安室里开着一扇电暖风机，叶片烧得通红，老杨把蔬菜和肉放在门地上，手凑到暖风片那边烤火，终于感到胸口和脑袋都好受一些了。

老龚灌满了红绿两只热水瓶后，电水壶里还多出来一些，便找了一个印有“红星集团”的纸杯，从一只生锈的茶叶罐头里撮出些许毛峰，给老杨泡了一杯茶。老杨摸了下杯口，太烫，他打算缓缓再说。

“老沈说被抓走的叫李萍。”

“我刚想跟你这么说呢”，老龚道，“老沈这嘴藏不住事，大家都知道了。”

老杨看着他轮廓分明的颧骨，心想两个人认识快十年了，老龚的山东沂蒙口音还是一点也没发生变化。

老龚捧着杯子，若有所思。停工大半年，他还是穿着工厂保安的铁灰色大衣，戴着保安帽日夜看大门。看老杨发呆，老龚从烟盒里摸出一根大前门，老杨摆手不要，老龚把烟就着暖气片烘了一会儿，烟头滋了两下便燃了起来。保安室里放着一台21寸旧彩电，只能收到央视、农业等频道。两人盯着电视机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讲自己养白玉蜗牛的经历。

节目播完，屏幕下方列了一串加盟电话号码。

“骗人的。”老龚说，“这玩意养不活。而且中国人也没谁吃。我一个侄子好多年前就养过，赔了很多钱。”

老杨点点头，没说话。老龚常提自己亲戚，但是没见他回过老家。老杨怀疑老龚可能没结过婚，但他也从没问过。

门口的书桌下面压着一张A4纸，上面印满集团领导办公室号码，旁边还有一张老龚年轻时候穿着垫肩衬衫的两寸黑白照片，嘴上一圈小绒毛，二十岁出头模样，半侧着脸，茫然看着另外一侧。相比起来，老龚工号牌上的照片就老得多了。他这会儿把烟头夹在手里，看着电视，一个地产广告重复播放得有十二三遍，让人怀疑卡了带。

老龚走到电视前，拍了拍电视机侧，发现不是电视机或者信号的问题，于是重新调回到央视。还在重播86版西游记，这一段他们都知道，“真假雷音寺”，两人都被穿着道袍还在挤眉弄眼的六小龄童给逗笑了。老杨把放在桌上的茶杯取过来，吹了吹上面的茶叶碎末，几片大的叶片缓慢落到杯底，茶水已经变成了淡黄绿色。

“这妖怪是弥勒佛手下敲磐的童子，西游里犯事儿的都是神仙的亲信，比如太上老君的青牛什么的”，老龚说，“太有意思了，你说是不是？”

老杨发现外头发出一阵喧哗，他在想自己要不要站起身看一看。但老龚好像没注意到外面的动静，他的注意力都在电视剧上。

外面的声音大了起来，老杨意识到这会儿工厂门口忽然多了许多人，拍了拍老龚：“外面在干吗？”

传达室的窗户上面结了一层灰，看过去阴沉沉的，一块云压着另一块，没有一块干净的天色。一点风也没有。老杨忽然信了柴建梅的话，这几天真的要下雪了。

老龚站起来，烟已经快烧到一半，他从十字窗格看见最下面一排，众人围绕在灰白色的荣誉墙那边，终于记起来，拉开了传达室的大门：“去看看，补偿名单刚刚贴出来了。”

老杨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他抱着侥幸的希望把五百多人的名单看到第四遍，依然没有他。他在第三页上找到了老龚的名字：龚智海，工龄五年。

回到保安室，老龚愤懑道：“我干了八年了，2009年5月14号进的厂。他姓戴的凭什么扣我工龄？我来的时候他毛都没长好呢。混账东西。”

老杨问：“你打算咋办？”

老龚继续发着牢骚：“老邵还缺过几次勤，我连一天都没缺过。烧40度也得守着。他工龄怎么就不少？上次那人嫌补偿太少，就找劳保局维的权。咱们一道去维权。”

老杨想起来，2012年，一个三十来岁的工人在一次机床操作的时候不慎切掉小手指，想都没想捡起断指跑了一路，但赶到医院还是迟了一步。那人管自己的毛病叫工伤，不能上班了，要工厂养自己一辈子。周老板赔了一笔钱，那人嫌不够数，闹了一段时间。老杨还记得那阵每次吃完早饭经过门口，都会看见一张白横幅，上面写了几个墨汁淋漓的大字，跟早几年周围的拆迁户一样。过了一周，这些横幅都消失了。

“劳保局在哪儿？”老杨问，他有些迟疑，“我年龄超支后，又干了好几年，也行吗？”

老龚没接话：“你又不是吃空饷。”

“工厂停了才知道没交过养老金”，老杨笑笑，“之前也没人告诉过我。”

“你老婆刚退休的时候其实急了点”，老龚说，“就算工厂不交，她那时候说不定还能买个养老。”

“嗯，问了几家，都不让买了，说到了年龄上限。哪儿都有年龄上限。”

老龚有些同情：“你们太老实了。现在据说有的地方抚恤金给二十万。你们那时候三万都不到吧？”

老杨默不作声了。老龚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老杨忽然问：“你最后一次看见周老板是半年前吗？”

老龚仰头想了一会儿。天花板上安了个白色吸顶灯，灯罩里头有个硬币大小的显眼黑点，他以为里头有只蛾子的尸体，但找了梯子爬上去一看，什么都没有。可能只是一个光盲区。

老龚盯着那黑点算日子。

“6月份，6月11，12。天气挺热，他穿了一件短袖。看起来还行。不开口说话没人知道他得了绝症”，说着老龚有些懊恼，“如果周老板在不会不管。肯定是姓戴的原因，他来了后就没有过好事儿。”

“反正乱扣钱我就找劳保局，或者找我侄女写状子。她在青岛大学读书”，老龚又说，“不要钱。”

“戴总做不了主，没人听他。但周老板是好人”，老杨想起还是因为周老板的缘故过了一段能挣上钱的日子。那时候因为当地电视台采访“见义勇为者的父亲”，让他谈谈怎么进行家庭教育的，他不记得自己具体说了什么，但最后记者问他如今在做什么，他答种田打零工，没固定工作。上过省内慈善榜的红星集团董事长周昌金恰好看见，主动联系电视台，给夫妇二人都在厂里安排了工作。柴建梅做勤杂，2010年高血压后主动申请内退。老杨年龄超支，但为照顾其生活，周老板同意延迟退休。非但如此，资金链未断之前，周老板每年新春都会拎几盒麦片核桃露看他们。

想到这里，老杨有些酸楚：“就是好人没好报。”

老龚道：“我听说可以换血。把年轻人的血换上。以前他们都那么干。”

老杨想了想他们指的是谁，笑了笑。

“晶晶管也比戴总好。还有救助组那帮也不行。毕竟是家里人，外人不会上心。”

老龚咳嗽起来，捏着烟屁股，站起身，吐了一口浓痰到书桌边上的黑色垃圾袋。

“你得少抽几根。”

“戒得了就不是这样了”，老龚咳完，声音沙哑，忽然忧愁地看着老杨：“你最近气色也不好，好像瘦了点儿。身体没事吧？”

“食堂都关了。”老杨说。他看见墙上的挂钟指针刚刚转过十一点，决定不再聊下去。站起来，把菜肉拎上，至于补偿金的事情，他打算等等再跟柴建梅说。老杨走出去五十米，老龚看见地上那把伞他没拿走，本想叫他回来，但一想也不急，顺手把伞收进储物柜里。

伍

“今天买了五花，不贵”，进门后，老杨把塑料袋子给她看，“买了一斤肉，还有蒜苗大白菜，红烧或者炒都行。”

他从她表情里看出一些不对劲，身上也是干净的，她今天没缝玩具。“怎么了？”

“没事”，她站在灶台边上，用钢丝球擦着灶台发污的位置，那个位置她已经擦了很久，瓷砖上被油烟掩盖的花纹都露了出来，“今天成成捎信说，我小舅舅前几天死了。”

“北边的那个？”

“嗯。我小舅妈死了后，他不是都一个人住着那老屋么。人家看他不出来，推门一看，人僵在中堂的扶椅上，死了好两天。幸亏天冷没发臭。”

老杨说：“他得有九十了吧？”

“今年九十二。倒是够本了。我母亲生病走的时候才四十八呢。那时候我多小。我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啥是子宫癌。”说着她开始算，“话说回来，我那几个舅舅，没一个死得安稳的。现在老人都没了。”

杨耀裕想着这些屋子慢慢就倒塌消失，好像吹过村庄的风就这样安静地吹垮了那些衰老的房子，也没人注意过。

米饭已经煮下去了，柴建梅切了半块肉打算做蒜苗炒肉，剩下的一半加盐放进一只掉漆的搪瓷缸里面：“成成兰溪工厂的班不上了，最近打算去路桥，还不知道是不是临海那边。听说认识了一个女的，介绍他去一家船厂做电焊工什么的。”

“那女的干吗的？”

“没听他怎么说。这事情还没准。成成长得倒挺好，就是现在还没讨上老婆。他过得不好，我们也不好意思开口要钱。”

老杨知道她惦记那钱不仅是因为两人手头太紧，还因为这两万块钱是儿子的抚恤金。2007年5月，老杨弟弟杨耀宗开口借了两万块钱，说是买农机车做生意，说好年后还上。到了年初八，他们家一个住在兵房的远方姑妈孙子结婚，杨耀宗在酒席上喝到口吐白沫。大家劝他留下来歇一晚再走，没肯，坚持跟一辆金杯连夜回程，不到半路就死了。本来家底就薄，弟妹生了肝腹水，看不起病只能在家干躺等死，成成又在读书，一点铜钿连堵窟窿都来不及，毋消说还钱。

钱毕竟是老杨这边出去的。他只能转了个话头：“成成今年多大？”

“90年的，比强强小五岁。”

“男的不用急。”

柴建梅边切肉边道：“他要活着我们都抱孙子了。昨天睡前我心里还在数，究竟打了他几次。但想来想去，也就四次。一次跟他一起去市里逛庙会，我们走到一个宝石摊子上，他偷了人家一个绿翡翠，就那么大”，她停下来，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比出一个花生粒大小，“还没走两步，就被人给发现了。那人跟我说，你儿子偷了我东西。”

老杨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听这个故事了，但他什么也没说。

“他一口咬定自己没偷，那人说那你手摊开给我瞧瞧。他死活不肯，那人过来想把他右拳头扒开，我起了疑心，帮人一起。他倔得很，手指抠破皮，才吃不住痛。我一看，果然握了一个石头，二话没说，反手一个巴掌。”

“回去一路，他没说话，也没哭。过了几天，他跟我说因为瞧见戒指上那块石头丢了，想给镶上。”柴建梅继续切着肉，“我们刚结婚时多穷啊。”

“说的好像现在不穷似的”，老杨笑，“我们没好过。”

“你那屋子四面透风，比我家还干净，连米缸都空的。但你样貌还行。那时候我拖着几个弟妹，想着能出去就好，回头就和我娘说愿意，她把自己的老金戒指给了我。”

自从她生病浮肿之后，戒指没戴上过，但光秃秃的手指上圈印还在，比别的地方要白一些。

“戒指上原来有块宝石，早当掉了，后来到我娘这边，补了一个假的。假的丢了也没钱补上，你说以后有点余钱给重新镶一下，他就记上了。我还打了他。”

“不能养他坏习惯，你打得对。”老杨说。

“我宁愿他活蹦乱跳”，她眼眶又红了，“但我那时候跟他说，你以后得手脚干净，看见人家不干净你也别学。”

“你以为跟你那句话有关系？”老杨说，“他拿石头才三年级吧？初二那年被我抓过跟外面的几个小子撬烟草的铜字招牌。嘿，你说这人能干啥？五个人里头，他连小头目都算不上，大半夜站在路口给他们放风！”

柴建梅脸上温柔起来，虽然她也不是第一次听这故事。

老杨说：“其他人都撬完字跑了，他还靠在自行车边上给人放风，差点睡着。要不是我找，还不知道睡到啥时候。”

两人都笑了。

吃完饭柴建梅用一根塑料绳捆着肉，把绑好的肉系在一根衣架上，打算挂到阳台晾衣绳那。

“老葛老婆说我们都得少吃盐，但是我嫌命长”，她踮起脚，叉上衣架，“药比盐贵多了。”

“你保准能上一百”，老杨佯装生气说，“太耐老了，明明比我大三岁，但别人都说我至少比你大十岁。”

她常年浮肿的脸终于有了笑容：“你把牙齿镶了就好了。”说着把衣叉重拿进来，靠着墙，“过两天能用咸肉炒青菜，冬天的青菜根都发甜。”

“下午我给你去买药，顺便街上转转。”他想了想，“要是回来得晚，你就先吃饭。”

“不用，今天晚上做点新鲜的，不再吃剩菜了”，她道，“你最近肠胃不大好。”

老杨说：“跟你做饭没关系。年纪大了，头疼脑热正常。剩菜以前也常吃，不就没事吗？”

他注意到左手边有一个枣红色纸糖盒，打开盒盖，里面八块糖，两颗是巧克力。

柴建梅道：“老葛老婆早上送的。”

老杨点头：“今天买菜时候居然遇到，我还以为他留在老家办事。”

“厂子不是说发通知吗？他们特意从淮阴赶回来，顺便给人发糖。”

柴建梅没再说下去。他这会忽然意识到她已经知道了补偿金的事情。两人沉默了一会，老杨把盒里的糖果抓进口袋里。

陸

老杨一出门就吐了。怕遇见熟人，他走到路边，找到一排黄杨树花坛，在最大的槐树后才吐掉。离他一百来米，一个穿着橘黄色衣服的环卫工看过来。他感到难为情和愧疚，踢了一脚花坛下面的尘土，把秽物盖上才离开。

自从一个月前查出来脑子长了一颗肿瘤，他一直在天庆路上的一家民营小药房配药，买高血压用的厄贝沙坦还有治头疼的散利痛。那店大概只有两三个人轮流换班，老杨总是会撞见一个圆脸戴着眼镜的姑娘，镜片过大，收款的时候但凡一低头，镜架总是会滑到鼻梁上。

“这药吃多了伤肠胃”，那女孩说，“你买得太勤了。”

“不是给我，是给我老婆”，他撒了个谎，“她有遗传的血管性头疼。”

“那应该做个CT查查到底啥毛病，老吃止痛药不是办法”，女孩说，“或者你给她买中成药，安气宁神，对肠胃刺激小”，她从柜上拿了两盒冲饮的绿盒子，放在柜台上，“可以进医保卡。”

老杨道：“没医保。没事，不用治。”他将药拿走，数出三只钢镚和三张十块纸币给她。

那女孩转过身去，老杨打算以后换一家。他刚来杭州那会儿，民营药房只有老百姓，如今满大街都是药店绿色招牌。一盒厄贝沙坦二十二块，一盒十二片，柴建梅每天早上都得吃一粒，一盒二十粒装散利痛，十二块五。他要省着点吃，一个礼拜一盒也行，那是从前。现在头疼加剧，一盒药半礼拜。

老杨站在门口的饮水机旁边，用水杯接了点免费热水，又加了点冷水兑了兑。吃下药的时候，他默数着那白色药丸会滑到哪里，从喉头，经过食道，再到胃。

半小时。老杨祈祷那股劲早点过去。

两个月没查出病前老杨还想再找工作。红星周围那一片的工厂从前几年开始就没有过好消息。他打算在市区碰碰运气。但站在街头茫然四顾，连问好几个人，才弄清楚如今没有劳工市场，改叫人才市场，跟他当年跑码头完全两样。车辆不断从身边开过，他想了好一会儿，才小心翼翼迈过人行横道。

一个年轻姑娘也在等红灯。

“麻烦问下”，他开口道，“人才市场怎么走？”

女孩满脸诧异，打量一眼，指着路口：“莫干山路那边，你从这里直走到环城北路再拐。”她看着他干净陈旧的灰夹克以及空空如也的手，善意地补了一句：“得准备简历，也得坐车。”

红灯变绿，姑娘跟着一拨人群过了中河高架下的人行横道到梅登高桥。他在路上站了一会儿，看着十字路口的指示灯从红变绿又变红，复变绿，车辆停下，开走。人停下，离开，换一拨车，又换一拨人，才意识到倏然间已经过去一小时，连天都变黑了。

他发现身后的电线柱上贴了一张白底黑字的招聘广告：招厨师和熟练勤杂工，月薪3500到4000，提供奖金，年龄四十五岁以下。他读了一遍。经过报亭的时候，他买了两张都市报纸，翻到招聘那一页，几乎每一条都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揣进了自己的裤袋。他打算带回宿舍后，翻出一只红色水笔，把可能的工作画上圈。但是等到他翻到第二，第三遍，纸面还是干干净净。这时候他才明白，他太老了，属于他的时间早都过去了，这也不是他该待的地方。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柴建梅煮了一锅麦麸粥。

“不用井水不行”，她没注意到他的沮丧，用勺子小心撇去发皱的粥皮，给他装到碗里，“这里的水跟我们那没法比。我一样煮，但是就是红不起来。”

“一样”，他笑着说，“你煮得好，吃起来差不多。”

她把早上剩下的半袋榨菜夹进他的碗里，嗔道：“你吃什么都一样。我晚上梦见他瘦了，身上一件衣服也没有，跟讨饭的一样，伸手跟我要棉袄。”

他闷闷道：“现在才十月。”

“那边不一样”，她说，“从前听我表嫂说那里冷得厉害。”

她自己用筷子蘸着袋子里头泡榨菜的辣椒盐水：“我现在还记得我娘那时给我托梦，让我找藏在东屋墙壁罐子里一个银簪子。除了她没谁知道。”

老杨艳羡儿子总找她撒娇，就算梦里他对儿子也是凶神恶煞的。但他想起很早之前的一件事情，眼下或许是个机会。

老杨慢慢说：“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件衣服口袋里有张彩票。出事前三天买的，开奖日期就是我们过来后的第二天。我看了看，不知道怎么总觉得会中头奖，觉得霉头触到一定份上也就到底。所以我一个人在招待所看了一天电视，等到开奖，对了三个数字，后面全错。连末奖也没中。我要笑死了，赶紧把彩票烧了。”

老杨说到只对了三个数字就笑个不停，但柴建梅并没有真的明白他在说什么：“我们没横财运。正财运也没。”

老杨没说话。他感觉自己还处在招待所里那个失眠的晚上无法脱身，头和肠胃一阵一阵难受。

“我想，要是他没事，怎么都行”，柴建梅说，“把我的心拿去了也行。”

“你那心没人要”，老杨说，“我的力气也没人要。”

柴建梅刚吃完饭就马不停蹄地将不锈钢指套套上了。她的几个手指头布满老茧，内退后就靠缝补接济家用，一直把针头从那叠厚厚的布料里头插进去，拔出来：“听说现在像强强那种情况，政府给父母发钱，就跟发工资一样。”

“得是烈士”，老杨说，“像那个开飞机后来找不到的那人一样。是为了国家。”

柴建梅没作声，用的力气小了，针一下子没扎透。

“我上回去电信厅，已经没那型号的手机了。厂子都停产了。二手的卖100块钱都没人要。”

她愣了一会儿：“我还以为得要五百。”

“用不着了，很早就用不着了。”老杨说。

她把针又插进了那堆厚布料里：“那人后来没打过电话。”她说，“一次也没打过。”

“嗯。”

老杨想起儿子板结的血衣。那是2003年1月11号的事情。17岁的杨志强初中毕业后跟着同乡到下沙旭东网吧做网管，每个月六百工钱往家里寄五百，答应了他们到年二十五就回家过年。当天早上九点，他遇到两个前天踩点的小偷偷一个上网者的诺基亚手机。他出手阻拦，与小偷起了争执，未料其中一个身上带了一把小水果刀。两刀，正巧扎在脾脏。他追出去十米不到，捂着伤口倒在网吧旁边的黄杨树带。当天值勤还有一个网管姑娘，即刻拨打120，但21分钟救护车才开到，那会儿杨志强已经心脏停搏了。

老杨记得他听到消息，赶到杭州，认尸，拿遗物，看见血把柴建梅之前在集市上买的一件藏青色带毛领棉袄全部染透，也记得被偷手机的那人名字叫陈磊，在附近大学读大一，金融管理专业。事后他给了老杨一个手机号码，承诺会常来看看。十三年了，他再没出现过。

每年3月，老杨都会背着柴建梅去儿子出事的地点看看。旭东网吧早于七年前便已经倒闭，道路扩建了五次，从双向四车道改成了双向六车道，后来又建起一条占地九万平方米的商业街，周围大厦林立。大厦前面每一季都会更换新鲜应时的各色温室观赏花卉，但黄杨树带早被连根铲除。之前所有一切，全无痕迹。最后一次是两年前，老杨拿着祭祀的黄纸站了半天，没地烧，半路看见一个垃圾桶给扔了。

柒

老杨从公交车上下来，想起柴建梅说那边冷得厉害。那他得想好，去的时候到底得带上多少衣服，如果不够，到了那边他再找她托梦。他在心里默数手头里还有多少钱，还能撑多久：买菜花掉十八块三，买药花掉了三十四块五，他下午出门前翻出一张五十块。

他头疼得厉害，感觉永远都数不清数了。走到那三轮摩托车那边，老头还跟过去一样，坐在里面，掀起塑料帘，红鼻头下面挂着鼻涕，讨好地问：“老板，坐车吗？”

老杨问：“你待会儿在吗？”

老头说：“那可说不好。来一个人坐车指不定就走了。”

“你这车开不了多远。肯定会回来的。”老杨指着他身后的那一排农民房，“你住里面？”

老头笑：“我住老余杭，离这边也就三四公里。同样大小的屋子那比这一个月便宜八十块钱。”

老杨想了一会儿，说：“过会儿我再用车行吗？”

“老板”，老头乐了，“过会儿车说不准就不在这了。要来个老板让走，我总不能不走吧。”

老杨说：“没多一会儿，你要是愿意等就等，实在有客，我不拦你发财。”他补了一句，“待会儿我去萧山。”

老头说：“那行，你要给钱我哪儿都去。月球都行。只要交警别给我拦着。”

老杨也笑了。

经过联华超市的时候他看了看那几个灯，老龚跟他说过，监控器总是装在那些特殊的位置，像个灯罩。他全看出来了，小区门口的一排灯和保安亭加一起三个监控，超市门口的吸顶挂了两个。中央大道最近在修，路灯全给围起来了，没有监控。

亏得陈磊没换号码，不然他也找不到他现在的住所。

他终于看见那孩子从幼儿园里头出来，跟着同一个中年女人。他们会穿过马路，走过一个小商业广场，一家西式面包店，一家馄饨店，一家快餐店，一家宠物美发店，一家快倒闭的儿童创意水彩中心，还有一家夫妻水果炒货店。瓜子和花生一包包摆在门口，烂掉的水果就扔在门口的筐里，散发着一股腐烂的甜味。然后就是超市，超市门口摆着三台摇摇车，最大的是有升降的红色小汽车，小汽车的前脸是一个卡通脸，很难分清楚究竟是狗，还是小熊。这车坐一次两块钱。另外两个一个是喜羊羊，一个是孙悟空，坐一次一块钱。只要一投币，车身上的彩灯就会亮起来，放美羊羊喜羊羊的歌曲。那小孩每次都得坐两次孙悟空，有一次他看见他缠着那妇女坐小汽车。坐了没一会儿就下来了。还要过两回糖。那妇女没同意。

那妇女去了里间超市前，给孙悟空投了币。孩子坐了进去。车子停了。他还坐在上面发呆。老杨给他投了一个钢镚。车子重新动了起来。

老杨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陈稼睿。”

老杨想了一会儿，依然没法判断究竟是哪两个字，他发现孩子的脑勺后面留了一根细长的辫子，辫子尾梢扎了一根红绳。

“你是男孩吧，还扎辫子呢？”他逗他，“几岁了？上小班？”

那小孩不解释，盯着前面快速闪过的画面。

老杨想起口袋的糖，掏了出来：“给你。”

“不用，我不能吃”，他摆摆手，过了一会儿，又问，“你糖什么味道的?”

“橘子，葡萄硬糖，奶球……”老杨在手掌上拨拉着那把五彩缤纷的糖纸，“这两袋是巧克力。”

“我最喜欢巧克力豆”，他说，“有一次我爸爸从美国还有日本给我带回来两盒，我一天就吃完了。”

老杨发现他一点也不怕人，跟杨志强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但所有男孩都虎头虎脑，他把巧克力递给他：“你喜欢自己拿。”

他抓起两袋，又放下了一袋：“你一袋，我一袋。”

“没事，你拿吧。我有。”

“这糖很甜”，他拿着巧克力，热情跟老杨解释，“我上大班了。明年会上小学，小学的房子就在我们幼儿园边上。”

老杨笑了：“那你是个大孩子了。”他帮孩子把袋口撕开：“超市里那女的是你奶奶吗？”

“不，是我家保姆。我没见过我奶奶。”

“你牙齿也是蛀坏的吗？”那孩子忽然指着自己的门牙，又点了下老杨的豁口，张大嘴巴，把右手手指头伸到牙龈上，给老杨看里头那颗发黑的蛀牙：“就这儿，你看见没？蛀了。但是没关系，乳牙蛀了还有恒牙，等到长大就好了。”

他宽慰老杨：“你那两颗牙也是，长大了就好了。”

在那妇女出来前，老杨已经悄悄走了。绕到广告牌后面他就吐了，之后蹲在那大片未开发的泥地上，看着从泥潭里长出的星点野草，号啕大哭。他想了那么多次，整整一个月，一直决定和筹划去做这件事情，想着把那孩子带走，把那些他分不清是应得的还是不应得的钱要回来，然后再清楚地追问那孩子的父亲——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去尝试抹平自己的失意和不足，但最终他什么也没做，什么也不能做。甚至走不到幼儿园和小区门口。只要一靠近，他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羸弱老头就会被戒备森严的保安拦下——从头到尾，他所拥有的只有那一辆摇摇车的时间。

但老杨最想追问和诅咒的，却是那至高无上的命运之神，他没法原谅他多年的懈怠、残酷和傲慢，一再将其生活碾成碎末，从未善罢甘休，而他从来没能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不记得自己哭了多久，但最后他还是兑现了承诺，坐上了那辆残疾车。残疾老头把帘子用拉链仔仔细细封好了，连一小丝风都吹不进。暗橘的夜光从车外渗进，照在老杨的手上、肩上。车子开得摇摇晃晃，脆弱的避震系统使得一颗小石子也能让它颠簸半天。他靠在车厢的一侧，听见那残疾老头大声唱着快活下流的歌，不知不觉睡着了。老杨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只能看见那接近自己的一片乌云。而他只能等，或者无望地期待，一阵柔软的风从四面八方聚集，把那晦暗巨大的云彻底吹散，直到呈现完完全全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