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简介

阿成,原名王阿成,当代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编审、中国作协全委会名誉委员。出版长篇小说7部、短篇小说集20余部、散文集10余部。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萧红文学奖等奖项。

我并不清楚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来到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方，而且是为何事而来？

我来到的这个地方看起来还算干净，总的感觉有点儿像地下车库，但又不完全是，它近乎一个不规则的“大厅”。在我的迎面角那儿，有一尊老式的大茶炉，里面正烧着开水，并轻微地发出哨子声。地面上，那些横七竖八的板床上躺着几个形形色色的人（以男人居多），也有的人在床沿上呆呆地坐着。这个不用怀疑，他们都是一些流浪者，是一些无家可归，或者有家不能归的人。总人数并不多，像一个开放的、尚无人员管理的“避难所”。妈的，城市里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怪怪的地方？

于是我走了进去。为什么？鬼才知道。

进去之后，我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离我最近的那一位）正坐在床上看旧报纸（流浪汉＋旧报纸，这几乎是他们一个固定的形象组合）。这个人看上不到40岁的光景。没错，这不重要，黄泉路上无老少，生活路上无成败嘛。这里的流浪汉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肮脏，大部分人的穿戴还都说得过去，有的甚至穿得很得体。

我觉得既然进来了，就应当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跟这里的人聊一聊，毕竟这是我的职业，毕竟我是一位假牛逼的、靠写作讨生活的人（我的不少朋友都忘了这最基本的东西了）。我本能地想知道他们的故事，他们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有时候完全依赖想象力写作，那得等到个人生活资源完全熬干碗儿了之后才能发动起来。

于是，我在那个看报纸的男人旁边坐了下来（我得学会自来熟）。不过还好，感觉他并不反感我，好像这里无论是谁来了，谁走了，谁随便坐在那儿，都很正常，很自然。或者是这里的某种风俗（流浪文化？）也未可知。我自然知道自己看上去无论如何不像一个流浪汉，我相信这个看报纸的男人，包括这里的每一个流浪者也都能够看得出来。

我自言自语，这里挺好啊，还有热水喝，真温暖。

看来他很同情我，也很配合我这种拙劣的开场白，笑着说，是啊，挺温暖。

我说，对了，我怎么总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熟悉呀……

这次他倒没说什么，继续看他的旧报纸，或者等着我继续说下去。他手中的旧报纸散发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儿，并随着他的翻动，时浓时淡。我心想，我得用一段时间来适应才行。

他附近的那几人看到我进来，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一丝警惕，但并不是敌意的表情。或者在他们看来，这儿谁来谁走，像过堂风一样，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仅凭这一点，或者凭这种胸怀，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弱势群体，相反还有点儿强势的味道。恰恰是这种强势味道让我隐隐地感到了一种无形压力，让我多少有一点窒息感、一种不安（小慌乱）。你想，毕竟我不属于这里，这里是他们的地盘儿，是他们的王国、他们的领地，我是一个外人，一个无意中的闯入者。可是，我想，我既然来了，总不能立马就溜走吧？我绝不能选择这种没出息的样子，那就太狼狈了。

我觉得，当时我手上还提着什么东西，至于究竟提着什么，我想不起来了。总而言之。我还不是纯粹的无意间到这里来的，我还是有事，肯定有事，但究竟是什么事让我来到了这里，已经忘得死死的。不过，现在看这并不重要，毕竟我已经来了。这才是绝对的真实。既然来了，我总得跟他们当中的某个人聊一聊，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然后把它写出来。这也算是我没白来一趟。不是有那么一句话么：一个人所有的行踪都是命里注定的。

这次注定要发生些什么事呢？

第一个流浪者

我非常客气，但也非常小心地问他，兄弟，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呀，你，没有家吗？

他说，这里挺好的。

我问，那，为什么呢？总有一个原因吧？你没有妻子和孩子吗？

他不断地点头，说，有啊，有啊，当然应当有，绝对应当有。

我靠，这家伙的说话方式有点儿像我。

我问，那是为什么呀？

他平静地说，那么多的钱呢，全都输了，一长摞儿。愿赌服输嘛。

我吃惊地问，怎么，你不会连房子也输了进去吧？

他说，对，全输光了。

他说得很平静，好像是在说，这是什么花，那是什么草，这儿是他种的什么菜一样的平静，一点波澜都没有，一点弦外之音都没有。

我说，你就这样离家出走了，你的妻子和孩子知道吗？

他说，嘻，不辞而别。

我问，你过去就在这个城市里住吗？

他说，在另外一个城市里。

我问，家人没来找过你吗？或者是用其他什么方式联系你。

他说，他们不会找我的，他们也不应当来找我。为什么找我呀？你愿意找一个赌徒回家吗？继续和赌徒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你愿意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那他们就选择了苦难，选择了悲痛，选择了仇恨，选择了绝望。所以，他们不找我是对的。正确百分百。

我说，你就在这里靠乞讨生活是吗？

他说，我现在还看不清将来会是怎么样子。这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流浪者都看不清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前途？明天的日子又是什么样子。这里，最最重要的事，是吃饱饭，晚上有一个睡觉的地方。正如你所说，这里有一个大茶炉，开水随便用，真是不错。没错，有开水的日子真幸福。你想啊，大家聚在一起，尽管彼此都不怎么说话，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底细，但都不觉得孤单，挺好的。真的，挺好的。就这么活着吧，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讨饭，开心，睡觉。静静地等待死神的引领。

我说，没啦？

他问，你知道棉花糖么？

我说，小的时候吃过。一大团儿，像西瓜那么大，白色的，蓬蓬松松的。

他说，如果你用手把它攥紧，散开后，它就像一颗黄豆粒儿那么大了。明白吗？

我含混地说，明白……

只是，他的故事也太过简单了，真的像一颗黄豆粒儿那么大了。可我想知道的是更多的事情，包括他过去都曾干过什么，包括他离家出走的细节、心情，大雨天，天上下着鹅毛大雪，他的家人有没有发现他悄悄地溜了，等等。没错，我对他乞讨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只是对他曾经的家庭，包括他个人的经历，包括他一切的一切，包括他对未来、对明天有什么样的期待之类的事感兴趣。可是，他就用“像一颗黄豆粒儿那么大”结束了我们的谈话。我心不甘哪。

不过，话又说回来，毕竟我们才刚刚见面，他不可能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我，我们还没有到那种推心置腹的程度，而且他似乎也不想再交什么朋友了。我估计他现在需要的仅仅是伙伴而己。

我指着一个穿着比较整齐的年轻人问，我想跟那个人聊聊，行吗？

他说，那你就过去跟他聊吧。

我显出多少有点儿为难的样子。

他说，去吧，没关系。

最后一个流浪者

我没有想到的是，烟嘴儿并不是我在这里遇到的唯一的一个熟人，还有一位，这个人几乎被我忘得干干净净了。上帝哟，人这一生要忘掉多少人哪，看来，这人生也是一次残酷之旅呀。

这件事得从头说起。

我的这位熟人的儿子外号叫“冻梨”。冻梨几年前就已经去世了，患的是癌症，非常年轻，身体非常棒，工友们之所以给他起了这个“冻梨”的外号，是在他当装卸工的时候，东北的天气大家都知道，最冷的时候，就是哈尔滨的郊区也有零下三十多度，最低甚至达到零下三十六七度。那时候我开的是解放车。装卸工只能坐到卡车的车厢上去。卡车上搭了一个帆布的棚子，帆布的能御寒吗？一跑最少几十公里，那卡车上的温度一下降到了零下四十多度。这样艰苦的条件，也只有年轻人才能扛下来。这让我连想到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想到了历朝历代的国内战争和世界战争。靠什么？光有信仰还不够，还要靠无数年轻人扛折腾的身体呀。不信，老年人你试试，根本不行，干个狙击手还可以。装卸工们就是这样，而且长途中吃不上饭是常事。一次“冻梨”从兜里拿出的一只麻梨，梨子已经冻得像石头一样硬邦邦了，他就啃这只冻梨充饥。所以人送给外号“冻梨”。我曾在江边见到过“冻梨”，他在那儿玩单杠，“冻梨”喜欢体育运动。他一生就是一个出大力的人，可能在我们看来装卸工这一行没有什么技巧可言，但是，那里有他们的自信、骄傲和光荣。

“冻梨”也是我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之一。后来，冬去春来，又冬去春来的，我真不知道在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冻梨”再见到我的时候突然变得冷淡起来。当然，这同我与烟嘴儿之间的误解不同，所以这种莫名其妙的冷淡期并不长，很快，一切又恢复了常态。是啊，友谊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再后来，我听说“冻梨”又娶了一个媳妇，我见过这个媳妇的照片，挺漂亮的。不过，我的第一感觉却是觉得他们俩不大般配。我当时正在翻看瓦西里的《情爱论》，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记住了，大意是：当你看到并不般配的夫妻时，你应当意识到，你没有像他们那样发现彼此更多的优点。“冻梨”先前的那个媳妇我也认识。后来“冻梨”告诉我，他们夫妻生活并不好。这方面我有点儿难以启齿，我也不应当这样说朋友的前妻。我想说的是，“冻梨”真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这个装卸工不仅能干，会干，而且特别能吃苦，有点像战斗在深山老林里的抗联战士。您也许会问，为什么在你的周围都是这样一些“低层”的朋友。答案很简单，因为我就生活在他们中间，是他们中的一员。用高尔基的话说，这是“我的大学”。我知道有些人从这所“大学”毕业之后，周围多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名人、明星、高官，个个穿得都挺高档的。而我仍是一身地摊儿上的便宜货（包括假名牌。有人说，只有穿真名牌的人才能看出对方穿的是否假名牌。所以，每当我遇到穿真名牌的同仁时表情非常不自然）。

不说了。我们继续。

我真的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冻梨”的父亲，更让我没想到是，大叔还是那么年轻，那么有风度（他过去就很讲究发式，那发型好像叫“丽凤甩翅”式），这我完全没想到，我太惊讶了。没错，我可以遇见你，但你居然还是原来的样子，原来的表情，而且还像原来那么年轻。这就不能不让我惊讶了。看来，这世间真的有人在“逆生长”啊。

“冻梨”的父亲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不断地离家出走。不过，大叔不是那种彻底的离家出走（说实话，彻底离家出走的人也并不多），他几乎每隔一两年都会回来一趟，在家里待上几天，就是几天而已，然后，再次悄没声地不辞而别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如果你瞅着浩瀚的天空问他，他只说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如西北、西南、云贵、江浙。这样，家人也就不问了，你回来就回来，不回来就不回来。冬去春来，再冬去春来，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嘛。这个家已经适应了没有父亲的生活了。但在户口本上，他的名字还在，仍然是户主。

“冻梨”的家在一幢犹太式小楼的半地下室里（比较单调刻板的那种建筑）。哈尔滨这种半地下室的民居，先前随处可见。半地下室里居住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善良的，什么都不懂却又以为自己什么都懂的市民。他们不仅没有因生活在半地下室里有一丝一毫的自卑感，反而个个都活得非常自信，并且个个充满激情，充满乐趣，充满幽默感。当然，现在改变多了，只能出现在那种类似《窝头会馆》的话剧舞台上了。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冻梨”的父亲之所以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我并不知道。我每次想到这个疑问时都会猜一下。我个人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叔的夫人长相平平。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大婶儿的心灵是美的，她是一个勤劳的、有责任心的、伟大的母亲。这都是我亲眼所见、所感的。另外一点，大叔不断地离家出走，除了自己的妻子不称其心之外，一定还有另外的原因，或者是他在外面另有家室，另有妻子，另有孩子。第三点，或者，大叔天生就是这一类人，脚飘，喜欢到处走，他无法忍受墨守成规的老式生活方式。我就有几位这一类的朋友（今后我一旦发现大家喜欢这些，我就会不断地把他们写出来），其实，这种类型的人就在我们周围，只是大家不注意他们就是了。

意外地见到了大叔之后，那大叔的表情也分明在说，“咱们好像认识，或者在什么地方见过”。

我冲他点点头，说，大叔，你怎么样，身体还好吗？

他点点头说，马马虎虎。

然后我走过去，请他吸烟。男人嘛，除了吸烟、喝酒，真就没有什么别的了。当然，我是指我们这种住过半地下室的男人，不同于那些有档次的绅士，他们见了面通常是握手，或互相拥抱一下，拍拍对方的后背。这是文化人见面的方式。我们见面就是敬一支烟，或者当胸给对方一拳，表示友好。我当然不能当胸给大叔一拳，我们之间还差着辈儿呢。

我们坐下来开始吸烟。我突然觉得，当你有机会面对一个充满着疑问，问号，充满了许多未知的人的时候，你居然一下子变得无话可说了，而且也没有问题可问了。

为什么？

大叔冲我笑笑说，我，一切都很好。

我说，这就好，这就好。

然后我说，大叔，你知道三儿（冻梨行三）的事儿吗？

他点点头。

我说，以后，我就知道的不多了，我曾在江边见过三儿。

他点点头。

我说，大叔，你知道吗？你们原来住那个地方改造了，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居民小区，而且房价涨得贼快。

他点点头。

看来，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一切。

虽说我们有点儿话不投机，但不论怎么说，在这里能够见到大叔，我除了意外，还是有点儿小兴奋。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会很关心某个人在分别后的那些日子里都做了些什么，可是，到头来你却发现，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彼此在不同的地方就是那样不咸不淡地活着，至于怎么活？做什么事，有怎样的故事，这重要吗？非知道不可吗？

大叔说，阿成（哇，他还记得我的名字），我的腰不太好，想躺一会儿，你不介意吧？

我说，没事，大叔，您躺一下吧。

这样，我就站了起来。起身的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有点儿伤心，我不知道人为什么要活成这种样子，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会是这种淡若轻风的样子。我真的有些难过。

这时候，我看到一个穿戴入时的年轻女性从我的面前走了过去。显然她也是这里的一员。这个女人看上去挺漂亮的，但她同样没什么表情（为什么这里的人都没有表情，表情都去哪儿了）。是，我不是上帝。我是在瞎担心，担心这里每一个人的命运，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

我还发现，似乎是由于我和刚才的那几个人交谈，让周围的人变得有些不安，以至有些“不友好”起来。这时候，那个看报纸的男人走了过来，对我说，你走吧，快走吧。

我心有不甘地说，我才聊两个人，太少啦，哥。

他说，别聊了，走吧，快走吧。

看来，的确是不能再待下去了。于是，我慌慌张张地同那个看报纸的男人一同走出那个像地下车库的大厅。

临别时，我说，谢谢您。对了，您贵姓？

他说，我姓郑。我知道你是阿成，是个作家。

连续的惊讶让我的面部表情都变了形了。

我说，您怎么会知道？

他说，我知道。快回去吧，快走吧，以后不要再到这里来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问老郑，老郑，那个报复他妻子的年轻人是怎样一个人呢？我还没来得及问呢。

老郑说，其实我不应当跟你说，没错，他太特殊了。我可以告诉你，他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博士呢。

我惊叫了起来，真的吗？留洋的博士。

老郑说，对。博士。

我说，我的天哪，怎么会是这样。

老郑叹了一口气说，唉，谁也逃不过“情”字这一关哪。那可是人生的一大关哪。

我仍然心有不甘地说，老郑，真的不好意思，真的非常不好意思。不过，我还是想问您一下，就像您说的那样，就像一颗黄豆粒儿那么大也行。我是说那个漂亮的女人……

老郑说，我注意到了。

我说，您能简单地说一两句吗？

老郑说，她是个艾滋病患者。

我再次叫了起来，这次太不可思议了，太悲催了，太可怜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悲剧呀。

老郑回头用手指了一下他身后的那个像车库的大厅说，这就是您说的，这里像一部话剧的大舞台。好啦，该说的我都说了，走吧。

……

就这样，我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后来，所有的记忆都变得模糊起来，我仅仅记住那么一点点。不过，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地方、那些人。除了看报纸的老郑，除了那个满脸愤怒的年轻人，还有那个从我面前走过去的、漂亮的、样子阴沉的年轻女人，还有在那里邂逅的烟嘴儿和“冻梨”的父亲。至于其他人的表情、样子，仍然是模模糊糊的。但无论怎么说，那里所有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回去路上，我就掏出了手机，想把这些零星的片断都记下来，但不知为什么总是很难完成，总是出差错。我在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去了那里呢？

我苦苦地思寻着。

然后，我就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