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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代顺:风雨40年

来源:中国作家网 | 龚代顺  2018年12月03日10:28

改革开放的春风真正吹到我们农村那儿的那一年是1980年。在那年的秋收以后,我们队里的田地全部包干到户。

那时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一家五口人,队里按人口计算,我家共分得5亩多水田及零零散散十几块小菜地及旱地。

妻子和我每日起早摸黑,虽说辛苦,但看到家庭条件和以前比已大有改善,再累也觉得值了。

包干到户后,我家每年收获谷子有好几千斤,除交公粮及留足口粮外,还有多余2千来斤卖议价粮,另外还有红薯、花生,油菜籽榨油、疏菜等除自食外都有多余拿去市场去卖。所以每年都有一到二千元收入。

从71年开始我就在乡村中学做民办老师,改革开放以前,我在学校挣的和社员一样,每天10工分。唯一比社员好一点的地方就是工作较轻松,加上副业,一年下来,可挣3900个工分。以前在生产大队全年才挣3600多分,每分是8-9分钱,算下来一年不足300元。

78年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重点,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说法,中止了十几年的高等教育考试开始恢复。那时俗称的老三届放宽年龄及婚否限制,为他们单独命题,录取其中部分优秀的老三届学生到大学接受培养教育。因我那时由于特殊原因只在师范读了一年的高中课程,虽说在校做民办老师优秀,但毕竟自己高二高三的的知识没学,故不敢去报考。

到1980年,中央召开科学大会,把发展教育提到富民富国的战略高度。这一年给民办教师带来了两条好的消息,一:对全省所有在职在编的民办代课老师进行登记造册并统一报至省教委备案存档,这次登记截止日期是80年7月31日,此前已进入教师队伍且登记了的即为在编在册民办教师,可享受国家每年下拔的民师经费与补助。二:这一年,国家将从在编在册的民师当中选拔一部分优秀者进入师范学习,然后转为国编教师,条件仅一个,即要有3年以上教龄。

我那时的教龄已快10年,完全符合条件。但后来由于家庭原因我放弃了考试,直到1983年才参加考试,并以全县第四名的成绩被师范录取,三年后转为公办教师。

1985年我正式转为公办教师,从那一年的8月份开始,我拿到了每月56元国家发下的正式工资了。要知道,那时的民办教师工资每月才30多元。因为国家的好政策。我家的生活在慢慢地变好。

在做民师期间,我是个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之人,教学质量那是全校有目共睹,但因有碍民师的身份,一直都得不到提拔和重用。一直到86年,我转为公办教师后,教育局即提升我为小学的校长,到91年,我在小学任校长5年后,教育局又一纸红头文件,把我调到中学,担任副校长直到退休。

因我是62年从城里下放回乡的,那时在乡下没有住房,然后父亲和我建了一个仅公厕大小的土坯茅竹禾草房安身,到65年后,那土坯茅竹禾草房烂得实在住不下去了,然后仍是用土坯、茅竹、半个立方的木料建的禾草房,但面积较前大一些,也稍结实些。到76年第三次建房,用土坯,青红砖,木料,青瓦等建的瓦房,彻底告别了禾草房。这套房子一住就十年,随着改革开放,我家的生活条件改善,在86年双抢结束后,由于手头现金有限,我便开始筹划自已烧制一窑红砖重新建一幢楼房。因为按当时价计算:买砖每块需7-8分,而自己烧制只需每块3分左右,仅需不到买砖的一半价。按一幢楼房需砖3-4万计算,即可节省资金1一2千元。这是笔不少的钱,相当于我家一年的收益。自已烧制砖的劳累是可想而知的,化费了20多天的时间,从泥土制砖坯,到晒砖坯,再到装窑,一担30来块的砖坯共150多斤担子硬是一担一担的挑进窑里,其间用了好几吨煤炭。窑烧了半个多月后成功拆窑。后由于身体病重住进了市医院,房子一直拖着没建,那时是九生一生,其间我还写好了遗嘱,便我命不该绝,医生的好医术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虽然住院花了二千多元,但国家给我报销了大部分,令我家的生活没有因为金钱受到很大的影响。直到88年,我身体康复,在学校暑假放假,我利用这段时间购买建房所需的钢筋、水泥、石灰及粗细沙等建了一幢二层小楼,40多天后,新房建成,我们一家终于搬进了自已亲手经营的新屋。后计算了一下整幢楼的成本,总共花费了一万元左右。

一家人在乡下这幢楼房里住了十几年后,到了99年上半年,我们教办在征得镇党委和政府的同意后,准备在镇上为老师集资建房,因我早已有在镇上购房的念头,如今有这样的好机会哪里肯错过,最终以每平米405元购得一套共105平米四楼的房子,后来加上装修,一共花费了7万来元。

2000年,我家搬进新房,乡下那套自己亲手建成的住了近十二年的房子便以一万四千五百元便宜出售了。而我终于向那块曾经住了三十七年的宅基地先别了。

由于在农村吃过太多苦,在三个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有意识地灌输他们要跳出农门唯有用心读书的道理。三个孩子都很争气。大儿子在89年考取了大学,二女儿在93年念了中专。小儿子在95年读了师范,他们应都真正意义上的跳出了农门。

如今,大儿子在北京500强的单位上班,也算得上是国家的栋梁,经常满世界飞。二女儿在广东的惠州开办自己的小厂,也算可以,小儿子在老家的镇上当老师教书育人,延续了我的事业。

到2018年,我和妻子已70多岁,除了偶尔出外旅游,还时不时去儿女家小住,日子过得平淡且幸福。

这就是我风风雨雨的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