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张翎寻访美国女诗人艾米丽-狄金森故居

几年前，住在法国的表妹邀请我去巴黎小住。表妹刚置了一处新居，我很幸运地成为了第一个暖居的客人。尽管新居刚刚装修过，有一套现代化的厨卫设施，表妹却沿用了前主人留下的全套旧家具。听表妹说，这处房产的前主人是一对九十多岁的法国夫妻，他们去世后，为了便于平分遗产，三个儿子决定出售父母的公寓。与北美的高效率行事方式很不相同，法国的房地产交易过程复杂冗长。在此期间，表妹曾多次联系那家的儿子们，请他们尽快清空房子，却迟迟得不到回复。直到最后他们也没有露面，只是打来电话告知：他们已联系了搬运公司，要把全套家具送到专门的旧货处理公司去。表妹闻此，就提出全数收留，于是两下皆大欢喜。我这才有缘得见那些古旧的梳妆台、衣橱、餐桌和床头柜。这套家具全是圆角凸边的，门上雕着精致的花卉，只是油漆已被时光冲洗得失去了光泽，多处裸露着凹凸的木纹。橱门和抽屉开起来很是吃力，发出声声暧昧的呻吟，甚至会任性地搁浅在半途。我站在四壁都刷了新漆的屋子中间，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已经老态龙钟的枝形吊灯，突然有了些不知身在何时何处的惶然。久居巴黎的表妹，在这些年里已经不知不觉地沾染上了大多数法国人身上的通病（旧房主的三个儿子是个例外）——法国人酷爱旧物，他们喜欢用旧物保存历史，对抗着时光终究不可逆转的流失。

那晚，在旅途中丢失了一夜睡眠的我却毫无倦意。在床上吱吱呀呀地翻滚了半晌之后，终于熬不下去了，就点灯起来，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想找一本闲书消磨时光。抽屉很沉，不全是因为木头老了，还因为里边塞满了物什。我没有找到书，却发现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是印在一张很厚的老式照相纸上的，颜色已经泛黄，边角卷翘。照片上有五个人：一对说不出年纪的法国夫妻，带着三个岁数相隔很近的男孩。女人穿着一件腰身箍得很细的曳地长裙，肩上搭着一条厚披风。男人穿着三件套的西服，裤子绷得很紧。三个男孩都是西服革履，偏分的头发齐顺地朝向脑后梳去，露出丝丝缕缕的梳齿痕迹。大人小孩脸上的表情都很拘谨，嘴在笑，眼睛却没有，那笑容仿佛是一块紧绷的布上剪开来的一条硬缝。

我怔了一怔，突然明白过来，这是房子前主人的全家福照片。我顺着照片翻下去，发现了三个本子，纸张的颜色已经从白色演变成了浅棕色，有的页面已经缺损，蘸水笔留下的字迹开始有些模糊不清。我的法语程度有限，看不懂全部内容，但凭着记忆里残存的语法规则，还有法语里和英文相近的那些单词，非常吃力地猜出了三个本子的内容：户籍登记册、征兵手册、结婚证书。

我觉得背上有些重量，仿佛身后有一双眼睛，正略带愠怒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我在最不经意的时刻，闯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偷窥到了他们并无意展现给我的隐秘。一股凉意从脊背窜上来，细蛇一样地蜿蜒盘旋至后脑勺，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我想到了那三个西服革履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男孩。当然，他们现在早已不是男孩，他们现在兴许已经拥有了像这三个男孩一般年纪的孙儿。他们抽走了父母遗物中可以用金钱计量的部分，却丢下了无法量化的那些内容。那些内容也有名字，叫记忆，也叫传统。那三个儿子就像传说中那个买珠还椟的楚人，拿走了皮毛，却扔下了最值得存留的东西，任凭一个素昧平生的外国人，在某个失眠的暗夜里，信步踩入本该有城堡守护的私密家族领地。

现在回想起来，我身上那种从窥探中得到的惊悚和满足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早在孩提时代，每当我行走在温州的乱街窄巷里，我总会注意到同龄的孩子常常会忽略的细节：我会仰着头留意一根从扎满了玻璃碴的墙上探出脸来的树枝；我会趴在门缝上长久偷看院子里一个女人把腿压在井沿上练功的背影；我的耳朵会如风中野兔般地竖起，搜寻着没有关严的窗户里漏出来的一线歌声。在我稍大一些，跟随伙伴外出郊游路过寺庙的时候，当我的同伴们早已走远，我仍会站在一块石头上，悄悄地观看小沙弥在半掩的竹帘之后揩拭身体。后来我长大成人，在外边的世界生活多年，明白了窥探是一件不怎么能拿到台面上的事。在这里我说的“明白”二字，其实只适用于脑子。可是我的脑子并不总能管得了我的眼睛，我的眼睛从根底来说是个固执的无政府主义者，它有它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我的眼睛走到哪里，都会毫无教养地伸出一万只触角，刺探任何可能泄露生活隐秘的蛛丝马迹。我为这个陋习扯起一块冠冕堂皇的遮羞布，我把它叫作“一个作家的好奇心”。再后来，随着年岁渐长，野性渐失，脑子在和眼睛的角斗中开始占了上风，眼睛只好作出了无奈的妥协，同意将触角限制在古事古物里——那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区域，被人现场捕获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脑子作为回报，同意眼睛保留部分自主权。于是我的眼睛就在脑子用金箍棒划出的圆圈内，继续在窥探中获取秘不可宣的快活。

 

我对古董市场的兴趣，就是从那次的巴黎之旅开始的，而在背后驱动着的那股力量，就是来自那双不安分的眼睛。在巴黎小住的日子里，以及后来对巴黎的多次再访中，我都会跟在我表妹的身后，一次又一次地跨进古董市场的门。我把这个爱好带回了我的长居地多伦多，后来这个爱好又随着我旅行脚踪进入了我所经过的许多地方：蒙特利尔、渥太华、华盛顿特区、奥兰多、天柏、哈瓦那、诺曼底、尼斯、布达佩斯……

刚走入古董市场时，我感觉像是钻入了一个万花筒，向来敏锐的眼睛突然迷了路，不知道哪条岔道可以引导我走出迷宫。虽然我所偏爱的物件还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渐渐凸显，但我不感兴趣的东西，却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确定了的——我很少在玉石首饰、东方古瓷古玩跟前驻留。我对这些物件缺乏兴趣的首要原因，是磁场的缺失。正像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常常依赖于不可言说的直觉，物和人之间也存在是否相契的磁场。我的眼睛在这些物件面前突然失去了灵气和悟性，我成了一个毫无判别能力的愚钝之人。我看不出珊瑚翡翠玛瑙琥珀和一块颜色相近的石头之间的区别，而我对东方瓷器的鉴别能力，仅限于色泽是否靓丽、人物山水花卉是否画功精细——那还得仰仗我小时候学过的国画基础。我对玉石古玩的兴趣匮乏，还有另一个原因：在它们面前我缺乏自信。它们吸引了太多的注意力，在它们周围，总是汇集了密集的人群，大多是东方面孔的游客——那是国内汹涌的古董热潮在海外的漫溢。我感觉这些物件像一个个长得太好太招人喜欢的女人（或者男人），我没有勇气将自己卷入一场近乎于厮杀的竞争。我向来喜欢呆在充溢着安全感的人际关系中，这个偏好也同样适用于我和物件之间的关系，安全感的严重缺失使得我只能选择回避和退缩。

不知从何时起，我的目光适应了万花筒似的环境，貌似纷乱无序的物件逐渐显示出它们各自的边界，而不再是彼此的投射物或者复制品。我注意到有些物件在拥挤的背景中探出脸来，对我抛来暗含秋波的眼神，我的脚步开始在一些暗藏着玄妙人生故事的东西前驻留。

比方说有一次，在一个距巴黎两小时车程的乡村古董集市里，我发现了一张放置在一个鞋盒里的旧明信片。在法国，这样的明信片多不胜数，随便哪个集市上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收集到一摞。这张明信片之所以会从它众多的同伴中脱颖而出，是因为那上面有一枚保留得极为完整清晰的邮戳。邮戳上的日期是1908年8月23日，从里昂到巴黎。写信的是一个叫索朗日的女子，收信人是她的姑妈。在这封信里，索朗日告诉姑妈她将在两个星期之后的周三抵达巴黎，请姑妈帮她找一个干净便宜的单身房间。在附注里她叮嘱姑妈千万不可将此事告诉父亲，因为父亲绝对不会允许她离家。寄信人应该是个年轻的未婚女子，因为她还住在父母家里。邮戳上的那个日期，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六年，欧洲虽有小骚乱，局势大致稳定。在那个年代，年轻女子极少离开父母或其他男性的庇护独自到外边居住，尤其是在灯红酒绿的巴黎。当然，这个规矩也不是没有被人打破过——远在离索朗日寄出这张明信片的七十多年前，就有过一个叫乔治·桑的女子，执意离开了自己的丈夫，领着一个也叫索朗日的女儿，来到巴黎谋生。可是，世上只有一个乔治·桑，所以乔治·桑的名字，才会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依旧被人频繁地提起，作为一切惊世骇俗之举的代名词。而在1908年的夏天，那个既不是之前的乔治·桑也不是之后的波伏娃的女子，为什么要执意离家出走？是因为一桩摆脱不了的婚约？还是一位不能公开婚嫁的男子？她到了巴黎将以何维生？给富人家里当洗衣工绣花女？还是给某一家云集了落魄艺术家的画室做女模特？这个如今早已灰飞烟灭的女子，在生前可曾想到过：她当时写下的一张明信片，会在一个多世纪之后流落到一个乡村古董市场？她生前守护得很紧的秘密，竟然会在她的身后走失，落入一个碰巧是作家的中国女人之手，成为一篇文章里的一个段落？于是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喟。

再比如有一次，我在哈瓦那的古董市场看见了一幅旧招贴画。在古巴其实没有古董，至少在市面上没有，因为所有革命之前的旧物，都已经被革命的飓风刮到某些不为人知的僻静角落。当然，随着古巴和美国重修旧好，这些古物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渐渐重新露面。而在我逛市场的那个时段，充斥哈瓦那摊位的，都是些革命胜利初期的纪念物——那也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东西了。我所说的那张招贴画，就是诸多的革命宣传品中的一件。

古巴的宣传画绝大多数仅仅使用西班牙语——这是民族骄傲的一种夸张姿势。而这张宣传画却极为罕见地在西班牙语之下出现了一行字体较小的英语翻译。我之所以使用了“罕见”二字，是因为英语在古巴是和美帝国主义产生最直接联想的文字。英文的原文是“We bring our women to classroom”。翻成中文，就是：“我们把妇女带进课堂”——应该是全民扫盲的宣传语。在同时期的中国，类似的口号曾经也很流行，所以我倍感亲切，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那张招贴画的背景是一面古巴国旗，国旗左角有一幅醒目的女人肖像。女人二三十岁的样子，没有名字，脸上的皮肤紧致闪亮如黑珍珠，每一个毛孔都咝咝地冒着阳光，富有明显加勒比特色的嘴唇饱满欲裂，嘴角上扬，笑容里带着一丝惊讶和茫然，仿佛被突兀的镁光灯吓了一跳。很奇怪，女人的肖像并没有让我对她的过去产生过多的联想。我想到的，却是她的后来。她果真进了课堂吗？她在课堂里，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走出课堂之后，她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其实我知道，她的“后来”大致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她跟随某个大胆鲁莽的男人，驾着一艘渔船穿越一百五十公里的水域，抵达了基韦斯特（Key West），成为美国佛罗里达州众多的古巴难民中的一员；第二种可能是：她哪儿也没去，留在了古巴，过着一个普通家庭主妇的生活，每天节省地使用着凭票供应的牙膏和肥皂，在早上领着一群儿女去免费的公家学校上学，途中看见从身边走过的外国游客时，忍不住用羡慕的眼光注视着他们身上光怪陆离的T恤衫；到傍晚时分，她会端着一杯朗姆酒，随着丈夫的吉他声，在门前的空地上扭动着身子，唱上一曲“广塔纳的女郎”（古巴最著名的民歌）。和里昂那位给姑妈写明信片的索朗日不同，这位匿名的古巴女子兴许如今还活在世上。想到她在某一天里拄着拐杖出门散步，颤颤巍巍地拐入街角的某个旧货集市，以其耄耋之目，猝不及防地撞见了六十年前花样年华的自身。那一刻，她该发出什么样的感叹？

还有一次，我在离多伦多一百公里左右的贵湖镇（Guelph)的古董集市里，看见了一台钉着“维克多留声机公司”（VictorTalking Machine Company)商标的老留声机。这家公司的留声机，在上世纪初曾经是风靡全球的时髦货，由于它的商标上有一只蹲在地上听喇叭的猎狐犬，当年的华侨管这个时髦玩意儿叫“狗听牌留声机”。出洋讨生活的金山客回乡探亲时，若能带回一台“狗听机”，在邻里乡间是一件超级拉风的事。

 

想象一下那些在碉楼里日日仰颈期盼夫君归家的女人们，咋一听到从那个敞口的铁圆筒里传出来的人声，该是怎样的一种惊骇和欣喜？这种留声机以及它的独特商标，对我来说并不新奇，因为在十数年前我为《金山》做案头调研的时候，我早就已经对它有所了解了。《金山》里主人公阿法，就曾用这样时髦货，给他的妻子六指和儿女们的脸上，增添过很多光彩。可是那天在贵湖市场上见到的那台留声机，却和我从前见到的有所不同。那个不同虽不瞩目，却意义非凡。在仔细打量商标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了四个凿印在那块金属铭牌上的繁体汉字：“登録商標”。这几个中文字让我产生了许多联想：一个世纪前，回乡省亲的金山客，应该是维克多留声机公司最为重要的客户群体。正如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回国探亲的华侨和旅游归来的中国游客，是欧美各家奢侈品公司的最大客户群。所以如今每样奢侈品的说明书上，都印有醒目的中文字，而每家奢侈品的门店里，都站着一位会说流利中文的导购小姐。历史真是个痼疾不改的糟老头啊，每隔一小阵子就会发一场同样的疯癫。只不过在历史的辞典里，“一小阵子”可能就是一个百年。

古董市场里勾起我窥探欲望的东西远不止上面那几样。有一天我撞到了一本旧诗集，里边收集的是几位英国湖畔诗人的诗。远在我还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学生时，我就已经熟知他们的名字了，我至今还能背得出他们的几句诗。黏住我脚步的不是这些诗人，也不是这些诗句，甚至不是那个已经破损挂丝、看上去很有几分古韵的布封皮，而是书页的空白处写下的密密麻麻的笔记。我也有同样的习惯，会在我看过的每一本书上，随意写下当时的感触和心境——那是一些如内衣般私密的思绪。我无法想象有一天这些沾着我思绪体液的内衣会流落到街市上，成为在大众手中传来传去的展物。不知为何，那天我断定写得这样一手优雅精致的花体字的书主人，一定是一位受过良好淑女式教育、不爱出门、一与陌生男士说话便会脸红的年轻英伦女子。我几乎不忍细看那些笔记，因为我已经对那个想象中的女子产生了无由的怜惜之情。

还有一次我在古董市场偶遇一根满身锈迹的铁轨道钉，据摊主说那是修筑太平洋铁路时期留存下来的旧物。当时我突发奇想，渴望手头能有一台高倍显微镜。后世在那枚道钉上留下的层层掩饰，会被精密科学无情撕扯干净。那显微镜底下，会不会显露出当年摸过这枚道钉的人所留下的指纹、汗水，或者其他DNA印记？

还有一次我看见了一把从印第安部落收集来的老式猎枪，它应该是早期白人殖民者从欧洲带过来的旧物，扳机上拴的那个价码条上写的是$2700加元——应该是那天集市上较高的标价了。当初印第安人是用什么东西，从白人手里换来了这把猎兽和护身的武器的？是几张上好的海豹皮？还是一筐前一年留下的玉米种子？或许，是送给白人做“帮手”的某一个部落头领的女人？

还有一次，我见到了一张银版照相时代留下的旧照片，画面已经受损，但依旧可以看出是一个极为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他端坐在壁炉架前，坐姿和表情都极为正式，高高的衣领刀似地割着他的脖颈。照片背面印着照相馆的地址和摄影家的名字。那个地址如今在哪里？那座建筑物假如还在，它的墙上应该钉着一块“历史遗产楼”的牌子(Heritage building)。在加拿大，超过七十五年楼龄的建筑物，墙面上大多会钉着这样一个醒目的标志——那是禁拆令。在那个年代，到影楼照一张肖像是一件难得的事，多半是为了一个隆重的纪念日，比如婚礼、寿辰，或者家庭团聚。而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却为何会留下这样一张独影？是毕业照？相亲照？还是出门远行之前的念心儿？我的心里涌上了一波又一波的好奇。

我走过这些物件，大多数时候仅仅只是饱一下眼福而已。世界上钩眼的东西太多，眼睛不够使，房子不够大，皮包也不够深，我不可能将它们一一占为己有。其实，就在我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借着不同的光线和角度细细观赏它们的时候，它们已经影响了我，我也已经影响了它们，我们都已经不再是相遇之前的自身了。它们取走了一小片的我，我也取走了一小片的它们，分手时我们都缺了一块，但这样的缺失却使我们变得更加完整，更加丰盛。

随着我逛集市次数的增多，我渐渐摸清了古董市场上的某些路数，不再为相似物件之间的价格差异一惊一乍，也不再被某位摊主充满激情的解说词所轻易蛊惑。我开始信任自己的审美判断，沉着冷静地依赖自己的喜好程度来决定是否购买、怎么出一个让我舒适又不令摊主难堪的价格。我发觉我的爱好不再如飞尘在空中乱舞，而是渐渐落到了一两个相对狭窄的区域。任何时候我都不会随便放过的一样东西是瓷器。我指的不是那些分类极细、价格昂贵、真假难辨的中国古瓷，而是作为装饰用的西洋挂盘——那些挂盘的价格还远远未到值得造假的地步。

最初我只要看见品相好、设计漂亮的挂盘就会毫不犹豫地买下，很快家里的储藏室里就堆满了五花八门的瓷盘，有描金花鸟、手绘动物、乡村别墅、冬日雪景、人物肖像，诸如此类，不可尽数。后来在跟一位巴黎画家朋友聊天时，他告诉我不成系列的挂盘不值得保留——那是醍醐灌顶的一句提醒。从那时开始，我就对有人物故事的系列挂盘产生了经久不衰的兴致。只是可惜，在茫茫大海般的古董世界里收集到成套的挂盘是一件艰难的事，所以在这几年的淘宝经历中，幸运之神只光临过一两次。

我最得意的收藏品是一套六件限量版的法国皇家风格挂盘——那是一次千寻万觅皆不成，得来全不费工夫的经历。我最初是在多伦多郊外的一个古董市场的某个僻静角落里看到了其中的一只挂盘。那只瓷盘大概已经闲置了很久，上面盖着厚厚一层灰土。灰土使画面上的一男一女和背景色调都变得黯淡晦涩，可是我还是能够分辨出那是一幅法国宫廷图。我把那个盘子翻过来，吃力地辨认着背面的法语说明，最后终于明白画上的人物是拿破仑皇帝和他的妻子约瑟芬皇后。拿破仑坐在一张富丽堂皇的单人高背椅子上，双眉紧蹙；约瑟芬站在他身边，手里捏着一张纸，神情哀伤。这只盘子的标题是：“离婚。”我站在那只盘子面前犹豫了很久，皮包开了又合，合了又开，最终还是转身离去。价格只是一个原因，但不是全部。真正让我犹豫的，是我没有信心能否把它失散的家族成员一一找全。

那天我还没回到家就已经开始后悔。千里之行总是需要有第一步的，而那只名为“离婚”的瓷盘，就是那至关紧要的第一步。我总是可以从那一步开始，正着走，或者退着走，一程一程地找寻丢失在旅途中的拿破仑和约瑟芬的。然而，我却放弃了那无比金贵的第一步。那天我懊丧至极。

从那以后，每一次我经过一个古董市场，我都会刻意寻找拿破仑和约瑟芬的踪迹。一次又一次的期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两三年过去了，他们似乎离我越来越遥远，我甚至怀疑，他们已经永远离我而去，成为另一户人家另一双眼睛窥探历史的那个缺口。就在我几乎放弃寻找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在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集市里，“离婚”携带着它的全副家庭成员一个不少地列队登场，猝不及防地闯入我眼中。它们一定在冥冥之中听见了我的絮叨我的牵挂，它们在茫茫人海里找到了我。

我欣喜若狂地把它们抱回家来。在那之后的日子里，我会时时地把它们从纸箱子里掏出来，打开层层叠叠的包装纸，将它们一个一个地按照顺序陈列在地毯桌子或者床上，在不同的光线环境里观赏着颜色的变幻，用放大镜仔细阅读查证着背面的每一个法语单词。这套挂盘的瓷是皇家风格的细瓷，绿色的宽边上描着精致的金花，中央的画面描述了拿破仑和那位在他一生中留下了最深刻印记的女人的情爱历程，从相识分离重聚到求婚加冕离婚。在行家眼里它们只是不到五十年的“新货”，与真正经历过几个世纪的古董在价值上相差十万八千里，而且人物塑造也略嫌平面刻板，可以预计在短期内它们的升值空间极其有限。可我喜欢它们，仅仅是因为它们以一种我没见识过的新奇形式，重塑了那个震撼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悲欢离合故事。那个故事留下的涟漪，在一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依旧没有完全平复。故事对我来说，便是它们的全部价值。只是可惜，当它们终于成为我的私人物品之后，我曾几次试图把它们挂到客厅的墙上，却发现没有一面墙，没有一种油漆颜色，能配得起它们身上那种厚实深沉的绿和黄。我突然醒悟过来，它们不属于被效率和节奏绑架了的北美洲，它们真正的归属地，只能是慵懒闲散精致的巴黎。那一次的收藏经历，让我不无痛苦地领悟了“文化土壤”一词的含义。

拿破仑约瑟芬的阖家团圆仅仅是一个奇迹，我毕竟已经过了期待奇迹每天发生的年龄。我已经明白了每一个探险之旅都始于第一步的道理，不再心存侥幸。现在每当我发现一只“有故事”的瓷盘时，我不再顾忌它是不是庞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买下，然后慢慢地调查它的家族历史，沿着那些线索开始寻找它流散在外的直系或者旁系亲属。“直系”是指同样款式同样画面的盘子，而“旁系”是指同样画面不同款式的盘子。我的窥探欲依旧强盛，我依旧想借着一个瓷盘掏出它背后的故事——画面上的故事，制作者的故事，还有曾经拥有过它的那些人家的故事……只是我已渐渐学会了耐心，学会了享受过程中的欢愉。当我开始品味过程的时候，我发觉结果已经不再那么让我焦虑和揪心了。

沿着这个路子，我收集到了三个狄更斯小说人物的挂盘。它们是直系亲属，故事都印制在相同款式的雕花镶金英国骨瓷上。其中的一个瓷盘讲述的是《匹克威克外传》里的场景。匹克威克先生的模样，竟跟我脑子里的那份想象有几分契合。我不禁想起有一年在古巴看到的一个堂吉诃德的木雕，那个手持长剑的形象和瓷盘上的匹克威克也有几分相像。不在装束，也不在外貌，而是他们神态里那份遮掩不住的天真。世上没有哪一个跟斗，能把他们摔打得圆滑世故起来，他们永远是不谙世事、穿着大人服饰的顽童。我不禁哑然失笑。我知道我会继续努力寻找狄更斯的其他孩子，但是纵然我永远也收不齐那一整套瓷盘，这三个就足够让我在无人处傻笑上半天了。

我的系列藏品渐渐丰富了起来，比如那套拉法耶特侯爵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纪念盘（法国那家人尽皆知的“老佛爷”百货公司，就是以这位爵爷命名的），还有那几个描述英国市民生活的“伦敦街声”骨瓷（Cries of London)，还有那两个展示爱尔兰民族服装的白瓷……我喜欢和它们静静独处，也喜欢在和朋友聚会时，把它们搬到餐桌上秀一秀，三杯两盏淡酒之后，吹一吹关于它们的故事——画面里和画面外的故事，比方说瓷器公司的发展史，画师设计师的轶事，以及我如何在山海一样浩大的集市里和它们窄路相逢的经历。多数时候，我知道我是在自嗨，因为我发觉我的朋友们在悄悄地看表，或者用一个隐晦的手势婉转地捂住一个已经上了路的哈欠，可是我只是忍不住。当一个人爱上一个人或者一样东西的时候，大概都是这样一副贱样子。偶尔，我也会在听众中发现一双闪着亮光的眼睛。每逢遇到这样的眼睛，我就知道我，不，我是说，我的瓷盘，遇上了知音。我便会把瓷盘小心翼翼地用报纸裹起来，再在外边包上防震的尼龙纸，然后装进礼品袋里，送给那位知音。我虽有些舍不得，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知道它去了一个和我一样懂得它好处的人家。当一样美丽同时拥有了两份知音时，美丽便占据了双倍的空间。况且，我还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每次收集到一个盘子，我都会将它仔细揩拭干净，然后留下几张清晰的照片——正面的和背面的。这样，假若有一天我和它挥手道别，我也已留下了它的倩影。我怀念它的时候，就翻一翻照片，照片会提醒我它在我生活中留下的温润印记。

这几年在逛古董市场的过程中，也碰到过几桩令人啼笑皆非的糗事。印象最深的，是在巴黎一家叫德鲁奥的拍卖行。那段日子我在表妹家中小住，闲了无事，就在拍卖行中进进出出。我进拍卖行，绝不是为了“捡漏”，事实上，我毫无购物的意愿，因为我深知自己的斤两。凭我兜里的那几个铜板，我大概都买不起那里展出的一块布片。我到那些地方闲逛，一是为了看热闹，二是为了练听力——不止一位法国朋友告诉我，拍卖行是练习听力，尤其是数字，最理想的场所。那天我去的那个展厅里，拍卖的是从一个贵族城堡里运过来的家居用品——估计主人家刚刚去世。最先出手的是一堆油画，后来是一批银餐具，再后来是主人穿过的旧衣物。工作人员从几个大箱子里抖落出一堆杂乱衣物，包括几件丝绸内衣和一条爱马仕皮带。我身上倏地浮起了一片鸡皮疙瘩——那些衣物明显没有经过浆洗，我甚至产生了它们是直接从尸体上扒下来的龌龊联想。我的窥探欲在这里遭受了一次重创，我发觉我的眼睛也有它娇气的地方——它怕脏。最后拿出来的是家具。工作人员抬出一张拿破仑时期的高背扶手椅子，起价八千五百欧元，是屋里最贵的一样东西。那张椅子的缎面上磨出了一个大洞，布料原来的颜色早已无法分辨，只有那个木头框架，勉强还算完整。拍卖官刚喊出一个起价，就有人热烈回应，价格很快翻了上去，先按十，后按五十，再按一百，再按五百，再按一千，一层层往上递增。我实在想不通一堆烂木头能值这么多钱。当喊价抵达八万欧元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只见靠墙坐着的两排职业交易手两耳各戴一柄手机，正在低声却急切地和他们的越洋客户商讨着最后的出价。空气仿佛停滞了，凝固成一个大玻璃球。

正在这时，我的头皮突然奇痒了起来，仿佛头发里钻进了一条虫子。我忍了忍，没忍住，只好伸出手来，脱下绒线帽子，挠起头来。突然，我看见台上的拍卖官把手里的棒槌指向了我，我身上热辣辣地刺痛了起来——那是全场人扭头看我的目光。刹那间我醒悟过来：我已经闯下了大祸。我用我破布絮一样的法语，结结巴巴满头大汗地解释着：“我不是，我没有，我抱歉……”只见拍卖官对我怒吼了一句什么话，我没听懂，我用不着听懂，我在一片嘘声中飞也似地逃离了那个房间。

那天我不知道是怎样走到地铁站的，在车厢里坐下来时心犹跳得万马奔腾。我觉得我的脸上贴了一层隔三千公里也看得清楚、用一万年的光阴也洗不干净的羞耻。我终于学会了一个惨痛教训：在拍卖行里，你可以有蠢蠢欲动的心，不老实的脚，或者不安分的钱包。你惟独不能带进去的，是一只轻举妄动的手。

等我渐渐安静下来时，我听见我的邻座，一对法国老夫妻，正在指着一张当天的报纸，低声讨论着什么事情。他们似乎在讨论二战期间戴高乐重返巴黎的日子。一个说是1944年8月，一个说是1944年10月。

我突然吃了一惊——我居然听懂了日期。

原来，德鲁奥拍卖行在粗糙地蹂躏过我的自尊的同时，也顺便抛光了我的听力。在那些急如疾雨的报价声中，我对法语数字的敏感性有了质的提高。

“每一朵乌云都有银边。”我听见了自己在喃喃自语。

作家简介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就职于煤炭部规划设计总院任英文翻译。

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利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市，曾为注册听力康复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代表作有《余震》《雁过藻溪》《金山》等。小说曾多次获得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并六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其小说《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1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首。

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执导），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根据其小说《空巢》改编的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等奖项。

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上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