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迷路了。

我庆幸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图瓦那片倒霉的森林里了，裤子和袜子不再泥泞，也不必企盼一切生物——包括从大雁到蚂蚁——变成搭救我的恩人了。

他们说——呼和浩特的一些学者——图瓦东部的吉尔格朗河边有一块古碑，清朝驻图瓦都督或都统在碑上刊布了什么什么事。说起这个，我还是感到恼火。总之你不能随便相信学者提的建议，用你自己的脑子思考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那时我住在采蜜人的帐篷里，已经住了三天，录制了采蜜人纳达纳唱的三首情歌。纳达纳住在香炉山的半山腰，往下看，松树像深绿的菜花那样遮蔽了山体，一寸土地都看不到。这片森林在春天盛开一种治咳嗽病的白花，当地人管它叫白森林，也叫咳嗽森林。采蜜人纳达纳说，走到吉尔格朗河需要走20公里。

“中间有山谷、河流吗？”我问。

“没有，全是树。”

“吉尔格朗河边有碑吗？”

“碑是什么？”

“一块石板埋在地里，露出的地方刻着字。”

“有呢，还刻着画呢。”纳达纳在地上画，看不出他在画什么。

“那里有多少块碑？”

“很多呢，还有坟。”

妥了，我愉快地出发了。20公里，我预计用不了四小时就能到达目的地。我步行走过60公里，在大学操场跑道，150圈，十小时多一点儿。进入森林，我见到一丛奇异的蘑菇——在西瓜大的蘑菇顶长着一只柚子大的蘑菇，它上面又长了一只更小的蘑菇，都是红色，像掰开的西红柿那么红。多好，蘑菇一家人都在这里，爷爷扛着儿子和孙子去赶集。我为它们照相，意犹未尽，又向它们敬一个军礼。礼是向最下面那个大蘑菇伞敬的，是它把那两个蘑菇顶在头上。我脚下根本没有泥土，全是积累多年的腐烂的树叶子，踩在上面跟踩国宾地毯一样。如果两个人在这里摔跤，倒地者根本摔不疼。我见到一只（应该叫一根）食指粗的绿蛇钻进树洞里，好像树洞是一张嘴，把它当面条吸进去了，那种用蔬菜汁制作的面条。我还看到一只褐色的大蛇艰难徘徊，腰部鼓一个大包。我很想上去踩一脚，但没敢，我怕蛇从裤脚嗖地钻进裤裆里，那可完了。我撒了一泡尿，之后我感觉迷路了。因为我一直向南走，也就是朝松树的阳面走，阳面树皮色泽浅白。这时发现，我正朝松树的阴面走——这是北方。那时，我身上还没配备指南针。我查看地上的小石子，我确实朝着石子迎光面的相反方向走。我慌了，出发时，我一直朝松树的阳面走，怎么会走反了呢？难道这里的松树长反了吗？不会的，植物不会找错太阳的方向。我赶紧寻找来时的足迹，顺足迹退回去，退到采蜜人的帐篷。但是没有足迹，只有树叶，我看不到我的来路。我身上开始冒汗，不祥的感觉在脑海盘绕，像乌鸦的翅膀越扇越低。我本来想哭，但哭没有用，不如闭上眼睛回忆正确的路线。大脑神经学认为，人的大脑对地理图像具有生成、存储和备份功能，它会在安静的情况下自动浮现出来。我闭上眼睛，心里浮现的第一句话是不能在野外随便撒尿，第二句话是更不能在外国撒尿。其它的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完了，我睁开眼睛，松树全都一模一样。蛇呢？在哪个树洞里像面条一样被抽进去？太阳藏在了云层里面。

我靠着一棵松树坐下。我考虑我会靠着这棵松树死去，头歪向这一边呢，还是歪向另一边？随便吧。我告诉自己：一、镇定，静能生慧。二、考虑周围有没有食物。周围只有草和树。三、寻找水源。不知道哪里有水，吉尔格朗河水很多，它在世界的尽头。四、节省自己的尿，不能白白撒在地上，它可能是唯一的饮用水。五、考虑晚上御寒。六、防止野兽侵袭。我身上没有刀，但有一只打火机。打火机是点燃篝火、放烟示警和防止野兽的宝物。七、写遗书。奄奄一息时再写吧。八、给亲友打电话。我的手机没办国际漫游，这很糟糕。给图瓦警察和伊尔库斯克中国领事馆打电话，我没电话簿，这更糟糕。九、打坐。减少热量消耗，多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十、庄严地迎接死神，我不想让他看出我迷路了。

我觉得我没什么办法摆脱困境，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在森林里迷路最忌讳乱走，越乱走越增加绝望感。我应该劝自己的心脏跳得慢一点，但心脏根本不听我的劝告，减不到每分钟四十下。

人哪，不出国便罢，出国一定要带上能上网的手机，用谷歌地图导航；要带户外刀、电筒、指南针。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如果没遗憾，地球人口可能比现在多一倍。减少那一半人已于遗憾和冻饿交加中死不瞑目——他们的身体除了眼睛之外，其余部位都死了。有句话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为什么不改为“生于中华，死于图瓦”呢？图瓦为什么叫图瓦？一个小国，国土只有20万平方公里，但死个人足够了。人死后，皮肤开始脱水，脂肪分解，散发尸臭，身上爬满了昆虫。当然，最先腐烂的是内脏。有一只喜鹊飞过树梢，这时候，喜鹊还好意思在我面前飞吗？讥讽，对没带指南针的人最深刻的讥讽。喜鹊飞过，是不是会有野猪来到？我才知道鸟为什么不愿投胎为人，因为人会因为迷路死在白森林里，鸟飞过去就完了。鸟啊，想问题比人更长远。我不敢闭眼睛，一闭眼就看见我闭眼死去的情况，一动不动，基本上算安祥。事实上，每个人心里早就装满关于死亡的预期图景，只是到临死之际才无比清晰。好了，这些废话我不说了，我说我的脱险经过。

我脑子里有三个方案：一是往外走，走到有人家至少开阔的地方。但我不知能不能走出去，体力耗尽会加速死亡。二是沿原路走回帐篷。没把握，结局可能跟第一个方案差不多。三是原地等待。等什么我也不知道，这里面有运气、神的恩赐等等，也包括等死。我决定采取第三个方案。

我要找一棵树爬上去，预防野兽在夜间袭击。我站起身，慢慢走，找这棵树。我要尽量节省血液里的肝糖元，我手边一点食物也没有，实在饿了再练习吃草。前面100多米处有一棵树，走过去。这不是松树，很粗，干枯并倾斜，正好方便我上去，树的下面是一个长满青草的山坡。我慢慢爬上树，离地大约二米高。爬树之前，我把衬裤脱下来，它可以在夜间撕条点燃驱赶野兽。在树上，我解下冲锋衣里的系腰绳，把树和我绑在一起，怕睡着了掉下来摔成骨折。我把自己绑好，四外了望，盼望见到炊烟什么的。

这时，传来巨大的断裂声，我感觉天旋地转。地震了，这是我的第一反应。我的处境够惨了，难道还需要地震配合吗？我被地震或山崩的气浪卷走，耳边呼呼生风。完了，所有的倒霉事一起发生了。过了一会儿，地震引发的山石滚动声停止，我睁眼看到了蓝天。再看，松树仍然笔直地生长着，但长在离我很远的高处。可能不是地震，我看我仍然被绑在树上，躺在沟底。原来这棵枯树断了，滑入山坡。我明白了，我把这棵树压断，它像船一样载我到了一个新地方——山沟底下。

我解开绳，哆哩哆嗦爬下树，发现眼前站着一男一女。他们目瞪口呆，见了我，纳头便拜，称颂：“宝日罕！宝日罕……”（佛呀！佛……）

我其实应该向他们拜。这不是人吗？我不是正盼着人的到来吗？他们来了。他们身边放两个筐子，一个放白石子，一个放黑石子。他们好像正在拣石子，拣回去下棋。

我腿一软跪下，说：“宝日罕！宝日罕……”

他们听我发出人的声音，抬头说：“塔，宝日罕比谢米？”（蒙古语：您，不是佛吗？）

我怎么会是佛呢？我说：“霍日嗨，毕保勒浑目呢。”（可怜啊，我是人啊。）

他俩擦脸上的汗，放松地笑了。男的穿敞怀没扣子的薄棉衫，女的扎四方红头巾。

我讲了我的来龙去脉，他们大笑，男的擦眼泪，女的蹲在地下捂肚子。男的说：“虽然您不是佛，但您是巴拉根仓。”巴拉根仓是蒙古民间故事里面幽默、狭促的人。

“我说的是真事。”我告诉他们。

他们俩又大笑一阵，摆手，意思是不要说了。男的说：“你说的是史诗里的故事，哪有撒尿迷路的人呢？哈哈哈！我看你把自己绑到树上，哈哈哈……”

我没想到结局会这么欢乐。我说：“我饿了，还渴。”

男的说：“嗨！太好办了，从沟里上去就是鹿屁股酒馆，要什么有什么。”

我走两步发现我走不动了，脚或者其它地方不适应行走。男的过来背上我，女的挎上两只筐，我们顺一条斜线小路走到山沟上面。

大柳树下有一座原木垒的屋子，刷白漆，挂紫毡子门帘。进屋，男的把我放在松木的长条椅子上。屋里有两个人，算老板三个。他们手里拿着格瓦斯饮料、面包、小烧瓶的白酒，见到我，他们静穆地等待男的讲述。

男的开始笑，女的跟着笑并擦眼泪，这四个人越发严肃。男的笑够了，说见到我的情景，说我骑着大树从天而降。这四个人惊呆了，到跟前看我。他们仔细地看我的脸，摸摸我的头发和手。我说：“我饿了。”

他们哈哈大笑，笑着转身看别人笑，然后用更大的力量笑，摇晃身体。等他们笑声停下来，我说：“我要面包和热汤。”

老板快速拿出一块面包，掰开塞到我手里。另一个人端来一盘汤，还有一小块羊肋骨。

我狼吞虎咽吃下了这一切。阿弥陀佛，我死亡的事情告一段落了。我解开裤腰带，又吃了一个面包，请他们给我再加两盘汤。用盘子盛汤真是愚笨，但凉得快。

屋子墙壁的松木直径约有四、五十公分粗。有一个窗户，像监狱的窗那样小，冻土带的窗户都小。窗台摆一盆开花的番红花。屋里的长条桌子像马槽那么长宽，松树桩子是椅子，上面钉一块木板当椅子背，木桩有高有矮，适应不同身高的人坐。有一人靠在墙上，他身边的木躺板上放一杯咖啡。咖啡边上摆四、五个深红色的木碗，里边装着黑或白石子，像男女二人在山沟里拣的一样。还有一人坐在桌前剥蒜，剥好一只扔进玻璃瓶的蜂蜜里。老板穿一身迷彩服，蓄着修剪整齐的唇髭。

他们等待我开口说话。

我说：“我是汉地蒙古人，从克孜勒到吉尔格朗河边找一个石碑，撒尿之后迷路了，爬上树准备过夜，但树倒了，我以为地震了。被他们两人搭救到你们这里。给我一点酒。”

我接过老板递过来的泡波斯贝母的酒，喝下去。我说：“我还没从惊吓里缓过来，我感谢你们。我再来一点酒。”

“胆量从尿里逃跑了。”一人说。

喝下这杯酒，我感觉舒服多了。我发现他们长得都很好看，高颧骨，细眼睛，突厥人相貌。他们神奇地出现在这里，吾倒不孤矣。我说：“你们介绍一下自己。”

老板把右手放胸前，微躬身，说：“我叫默日根。救你的人是夫妻，贝玛和央吉。他是猎人都仁，他是木匠巴拉珠尔。我们都欢迎你，骑着树从天空下来的人。”

一个小孩从门外溜进来，八、九岁，衣衫褴褛，红脸下是雪白的细脖子，像蘑菇一样，头发里透出一道疤。他把手偷偷伸到装蜜饯的碗里，抓一大把。

“去！”老板默日根斥责他，“有客人在这里，你别胡闹。”

“他是谁？”我指孩子。

“麦都麦，他的手到处乱伸。他没有父母，是羊倌喜饶从克孜勒大街的椅子上拣的。羊倌已经死了。”

麦都麦悄悄把一个木碗里的白石子放到另一个木碗里。

默日根拿起狗皮坐垫打过去，小孩抱头窜出屋子。

“你再来一点酒吗？”

“来。”我死里逃生，饮之不惧，又喝了两小杯。我的心完全舒展了，那些焦虑，什么指南针、打火机、把衬裤撕成条点燃之类滚蛋吧。“碗里那些石子做什么用？”

默日根指一下碗，再指一个人，说：“他们的，赊账。白石子是白酒，黑石子是啤酒。冬天卖了猎物、松籽、燕麦之后把钱还给我。”

大伙笑，意思是这样。

“每人一年赊多少账？”我问。

“四、五千卢布吧。”

我算了一下，五千卢布合人民币900元左右。我指贝玛和央吉，“他们欠得多吗？”

“贝玛不喝酒。他们赊的是燕麦种子、布和红糖，可能三千多卢布。”

贝玛和央吉满意地笑，仿佛赊的钱越多越好。

默日根说：“墙角那个盆里有石子，谁喝了酒拿石子装到自己的碗里。”

“不会放错吗？”我问。

“不会，哪里会放错。”

“你数这些石子吗？”

默日根脸红了，说：“不数，我怎么会数？新年的时候，他们自己数，把钱给我，石子再倒回盆里。”

大伙点点头，意谓确实如此。

他们酒喝得很慢，酒杯慢慢放嘴边，小口喝一点，很珍惜。这都是石子啊。

我摸一下钱包，还在，钱包里有二万卢布。我留下五千卢布，把余下的一万五千卢布交给默日根，说，“他们的酒钱我来付，我很高兴在这里遇到你们。”

默日根没接钱，我把钱放在桌子上，空气里有一些尴尬。

羊倌和猎人喝完酒走了，贝玛和央吉对我笑了笑，也走了。

我有点迷惑。山里的人没见过这样付账的，可能不适应。但我拣了一条命，这么做未尝不可。我对默日根说：“我困了，可以在你这里睡一觉吗？”

“可以。”默日根引我到隔壁的小屋，地上铺着黑毡子。他从壁橱里拿出一只方方的、两厢绣花的长枕头。“你睡吧，睡够了再起来。”

我在这个清朝样式的长枕头上睡着了，中间听到有人来到酒馆说话，又睡着了。后来听到说话声稍大，我醒了，坐起来想到迷路、从树上冲入沟底的这些事，觉得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开门，见两个人正趴门缝看我，贝玛和央吉。他们不好意思了，搓手，好像手心有搓不掉的泥。猎人都仁、木匠巴拉珠尔在原来的位置，麦都麦坐在角落装石子的盆里。

默日根把一个高木桩让给我，垫上狗皮垫子，我坐上去像法官一样。

“他们。”默日根指大伙，“都不喜欢你这样做。”

“做什么？”

“他们不希望你把他们的酒账结掉，没意思了。”

“没意思？”

猎人都仁向前走一步，显然鼓足勇气说：“我们喜欢这里，大伙聊天。我们也喜欢自己的小木碗，里面的白石子和黑石子像在笑。我们也向它们笑。”他朝木碗的石子摆摆手，“你结了账，这些石子就要倒进盆里了，我们的心像空了一样。”

“我们在一年的最后一天才把石子倒进盆里，等待明年第一天的倒来。”木匠巴拉珠尔补充。

“但是你有钱。”央吉没头没脑说了一句，说完脸红了。

猎人都仁说：“我们也有钱。冬天到了，我们的东西就变成了钱。喝酒只花掉一部分，我们留一些钱修房子、看病、攒够去西藏的钱。”

“我不喝酒，但在这里吃果酱面包、吃蔓越桔干，像不花钱一样，冬天才给钱。”贝玛说，“每一年的元旦，我们在这里呆一天，吃喝好多东西，把石子放进空空的碗里，碗也很高兴。”

“他喝醉了学熊叫和狼叫。”麦都麦手指巴拉珠尔。

默日根用鸡毛掸子指麦都麦，警告他闭嘴。

他们的话像演话剧一样，慢腾腾地，好像这些话是神让他们说的。

默日根把一叠卢布交还我。

“这些钱，”都仁说，“你可以在伊尔库斯克买一杆很不错的猎枪，游击队员牌，带红外夜视镜那种。”

“去乌兰乌德给你老婆买一个银狐大衣吧，配上鹿皮靴子，她保证高兴。”央吉用手在自己身上、脚上比划，好像是给她买的。

我拿着钱，推回去也不是，收起来也不是。我买单好像干了一件坏事，对不起碗和石子，他们却大度地开导我。天已经黑了，屋顶挂两盏煤汽灯，火苗飘扬，人的影子在地板上微微移动。默日根胳膊平放在吧台上，微笑着听他们讲述。

都仁说：“冬天，这里很暖和，火盆里面可以烤马铃薯。伏特加里兑一点芬兰的洋桃酒，喝着像威士忌一样，这是默日根发明的。”

默日根谦逊地点点头。

“每天晚上我离开酒馆的时候，把石子扔到碗里，卜——，我听了一晚上睡得很香。”巴拉珠尔说。

他们突然不说话了，好像该由我说。我——我也不知说什么好，但不想说替他们买单的理由了，他们显得都比我有钱。我说，“我羡慕你们。”

他们满意地互相看看。贝玛说：“我们像春天的小鸟一样，心里一点忧愁都没有。”

木匠巴拉珠尔说，“我们像河里的鸭子一样快乐，叽叽嘎嘎、叽叽嘎嘎。但我们不敢把自己绑在树上从山崖冲下来。”

“噢——”他们一齐摇头，“不敢，不敢，你是英雄。”他们向我举起酒杯，贝玛和央吉各举起一只烤得焦糊的红薯。

唉，我把钱装进钱包，一万五千卢布在默日根的柜台呆了一会儿又和另外五千卢布兄弟团圆了。我不是有钱人，今天却因为撒钱吃瘪了。

“能给我一点钱吗？”稚嫩的童声是麦都麦发出的。他坐在角落的盆里，人被巴拉珠尔的魁梧背影挡住了。

“闭嘴！”默日根举起手掌，“小孩子不许谈论钱。麦都麦，以后再看到你把碗里的石子乱放，我就用皮靴踢你。”

“你要钱做什么？”我问。

“别理他。”都仁劝我。

“你回答我。”我蹲在麦都麦面前，他扭捏着不肯说话。

“我愿意听你告诉我。”我说。

“说吧，麦都麦。”央吉说。

麦都麦呼地站起来，像大人一样严肃，说：“我给塔装上眼睛。”

“给塔装上眼睛？”我问默日根“他在说什么？”

“瞎说呢。”

“没瞎说。”麦都麦倔强地伸直脖子。

“给哪个塔？装上什么眼睛？”我问。

他趴在我耳边说：“白塔。”

“眼睛是什么？”我也趴在他耳边小声问。

他又趴在我耳边说：“铃铛，装上七个铜铃铛，塔就有了眼睛。”

“上哪儿弄铜铃铛？”

麦都麦用鼻子指指默日根：“在他柜台下面黄箱子里锁着呢。”

我明白了。大伙这时候正在讨论叶尼塞河的鲟鱼几月份产仔，没听到我们俩耳语。我趴在麦都麦耳边说：“你明天早上来吧，到这里。”

夜里，我住在酒馆里，默日根到外边找宿去了。第二天早上，他给我带来了煮好的鸡肉饭和酸奶子。吃完饭，我对默日根说：“你卖给我七个铜铃铛。”

“干什么？”

麦都麦不知何时溜了进来，抱着椅子背笑。

“他要吗？”默日根指麦都麦。

我说我要。

我拿上铜铃铛，跟麦都麦往寺庙方向走。

在蓝的刺眼的天空下，老远就看到了这座深红色的庙。庙的窗户刷绿油漆，飞檐斗拱。屋檐和四外的松树之间拉着绳子，挂满经幡。庙的左面有一座白塔，麦都麦领我走到白塔前，他说：“把铃铛挂在上边吧。”

白塔的肩膀周围有一圈铁环，间或挂着几个生锈的铁铃铛。我把铜铃挂上去。我挂了三个，其余四个是我抱着麦都麦，让他挂上的。

“风、风、风——”麦都麦说。也许是凑巧，风从红柳那边吹过来，挂了一圈儿的铜铃铛响起来，像各说各话，清脆悠扬。几只野鸽子飞来落塔上，一只黑脑袋的鸽子探头啄了啄铜铃铛，像问候一样。

我问麦都麦，你能送我到吉尔格朗河边吗？他说那地方不远。一路上，我们俩聊天。麦都麦说他住在庙里，庙里只有一个老喇嘛，眼睛瞎了，附近几家人轮流做饭给他们送去。

“你为什么说铜铃铛是塔的眼睛呢？”我问。

“人的眼睛看到的东西都是假相，用耳朵听的才是真的。”

“这是谁说的？”我问。

“嘛嘛（喇嘛的尊称）。”

我们俩走到山坡上，看到吉尔格朗河白花花地浮起雾气。一路上，麦都麦紧紧握着我的手。

我问他：“酒馆为什么起名叫鹿屁股？”

他回头，指着那边说：“酒馆白的像鹿屁股一样，紫门帘不是鹿尾巴吗？哈哈，默日根被夹在屁眼里，屙不出来了。”

我回头看，白色酒馆在松树边上，默日根靠着门框，一手挡门帘，一手遮阳篷朝我们这边看。

作家简介

鲍尔吉·原野

姓“鲍尔吉”，即蒙古族诸部落中黄金家族的名号，祖籍内蒙古赤峰。现为辽宁省公安厅专业作家，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出版散文集《草木山河》等数十部作品。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鲍尔吉·原野与歌手腾格尔、画家朝戈并称为中国文艺界的“草原三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