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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街头风景线

来源:解放日报 | 肖复兴  2018年12月02日09:34

夏天,在杨梅竹斜街,看见房檐下晾晒着一排颜色各异的衣服。晾衣绳搭在两扇窗户之间,是这户人家的后窗,正好临街,一览无余。这些衣服由于都是夏装,颜色很鲜艳。从衣服的颜色和样式上,可以猜得出,是一家三口年轻人的。

街头晾衣服,是中国城市的特色,而且是北方胡同、南方里弄才有的特色。见过上海的里弄里,衣服搭在两楼之间窄小的空间,顶着灿烂的天空,迎风飘动,别有一番家长里短的风情。

没有风,杨梅竹斜街的这些衣服,一动不动,像是一幅画里面画的衣服一样,定格在那里。黑乎乎的后窗,像一只眼睛,死死地盯着它们。阳光很强,一面灰墙闪着反光,让每一件衣服都能感到干热,甚至烫人。

一个年轻的女人,手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走出院门,两人都穿着漂亮的花裙子,颜色鲜亮,有意和晾晒的那一排衣服争奇斗艳。

有一年冬天,我陪芝加哥大学的宝拉教授去看八大胡同。在陕西巷,一户人家的窗台上放着一溜儿冻柿子,个头儿一般大小,像排队一样,敦敦实实、整整齐齐地蹲在那里。橙黄的柿子,画龙点睛一般,让一条灰色暗淡的陕西巷,都有了亮色。

宝拉很感到新鲜。

我告诉她,北京有这样的讲究,冬天入九那一天吃一个冻柿子,然后,每一个九的第一天吃一个冻柿子,一直吃到九九冬天的结束,可以防治咳嗽。

原来是这样!她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其实,这很平常,冬天寒风呼啸的日子里,没吃过喝了蜜的冻柿子,谁还能称得上是北京人呢!

在青云胡同,没有见到一个人。这条胡同要拆迁,胡同两旁的院子里几乎没有了人家。断了烟火气的胡同清静得很,能听见自己脚步的回声。一切,显得不那么真实似的,好像走在旷野幽谷里。

胡同拐角处,忽然看见电线杆上绑着一个篮球筐,球网的穗子红白相间,还很新,飘荡在风中。猜想,一定是哪个爱好篮球的孩子,把球筐绑在了这里,电线杆子成了免费的球架,因地制宜,放学之后,可以在家门口玩会儿球。

看球筐绑在电线杆子上的高度,得是大孩子,起码上了中学。能绑这样一个球筐的孩子,得穿耐克篮球鞋。别看没辙只能将就住在窄小破旧的胡同里,一身行头,不能将就,得有点儿NBA的范儿。

寂寞的球筐下,听得见唰唰球进筐的声音,砰砰球落地的声音。如同电影里的空镜头,和幕后清亮的回声。

我小时候,在这样的胡同里是和同学一起踢足球。两个书包,各码一头,就是球门。

那时候,胡同拐角处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泰山石敢当”。

早晨,去老马家早点铺吃早点,路上总能看见一个卖菜的外乡人。每天早上,他都会雷打不动在那里卖菜。

在公交车站旁的便道上,靠着一棵粗大的杨树,摆开一排菜箱,箱子里的菜,红的红,绿的绿,白的白,很鲜亮,让我想起汪曾祺写过的诗句:“来了一船瓜。一船颜色和欲望。”燃起这一箱箱欲望的,大多是附近起早的老头儿老太太。

他人站在另一头,是统帅这些红红绿绿蔬菜的将领,让他的感觉良好。

四十来岁,个头儿不高,说话和气,任人随便扒拉他的菜,他从不言语。装菜的一辆三轮电动车,就放在前面,如果有调皮的孩子上去玩,他也不言语。

有时吃过早点,我路过他的菜摊,买点儿菜,顺便和他聊两句。

有时候,买完菜,一掏兜,零钱不够了。他会说,下次再给吧!让我把菜拿走。

有一阵子,没见到他。大杨树下,没有了他的菜箱,没有了他的三轮电动车,空落落的,像一块斑秃。

后来,他回来了,我问他哪儿去了。他告诉我,回老家一趟。孩子结婚。

他的孩子居然都结婚了。他有这么大年龄吗?都说城里人比乡下人显得年轻,也不尽是呢。

街头有个修车铺,长年累月在那里,变成了一棵长在那里的街树。

修车铺的后面原来是一片平房,他就在那儿修车。平房拆了,变成了一片高楼,他还在这儿修车。他和他的修车铺,就在背景的变换之中,一起苍老。

有一天,我坐在马路对面的台阶上,画他的小铺——一辆排子车改造的,上面驮着柜子,摆满零零碎碎的各种工具和配件。

也画他,他坐在一旁的一把折叠椅上,一副愿者上钩的样子,闲云野鹤一般,满不在乎,半闭着眼睛,望着前方,似睡非睡,半醉微醺。

私家车普及后,自行车少了,修车的人跟着也少了;开始流行共享单车,那车可劲儿造,坏了就扔,不坏也扔,自有专门人去收拾,他修车的生意就更加锐减。不过,他还坚持在这里,不图挣钱,有个抓挠儿,给自己找点儿乐吧。

他的修车铺小,却五脏俱全,得画一阵子。每次抬起头往他那里看的时候,都觉得他也在抬头看着我,便有些做贼心虚,怕被他发现我在画他,被抓个现行,当场露怯。

画完之后,拍拍屁股走人之前,又朝他那边瞅了一眼,他还是一样的姿势,眼睛瞅着前方。心想,也许,他习惯了,根本没工夫搭理我。是我自作多情,以为人家在看你画画呢。

如今,街头最流行的景象是手机,不少人行色匆匆走在路上,总忘不了拿着手机津津有味在看。

曾经看过一幅题为《都市风景线》的水彩画,画面中行走在都市街头的人群中,没有一个人的手里是拿手机的,倒是有一个穿黄裙子的年轻女子手中拿着一本书,边走边看。

这是幅2000年的作品。那时候,手机还没有在街头流行。手机的流行,尤其是智能手机的风靡,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手机不仅有了听,而且有了看的功能。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街头的风景线。

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看到街道两旁的人,不管站着的还是蹲着的,都在看手机。绿灯亮了,看到一对年轻的情侣,女的撒娇非要男的背着她过马路,男的背着她,如同撑船过渡。迎面走来的时候,我看见,女的手里还舍不得放下手机,正对着手机讲话,讲的什么听不大清,燕语莺声,倒是挺甜的。她一边讲着话,一边咯咯地乐,男的脸上也现出幸福的笑容。

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女子边看手机边过马路,不小心被马路牙子绊倒,一头扎进路边的铁栏杆里,脑袋正好卡在铁栏杆的缝隙之间,当场卡死。

要是有人背着过马路,再怎么看手机,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悲剧。

路遇,街头常见的情景剧。偶遇,是常见的。巧遇,是不常见的。艳遇,是想遇而不可遇的。最让人感到意外又兴奋的,是遇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有一天,下公交车,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男人也跟着下了车。我们两人一前一后走上了便道,他从身后紧赶两步,走到我的前面,转过身对我说:你是不是姓肖?我点点头说是。他又问:你是不是叫肖复兴?我又点点头说是。他一把抓住我的手问我:你还认识我吗?我摇摇头。他说:我是你小学的同班同学呀!三中心小学的。你记起来了吗?

我问清他的名字,记起来了。小学五年级,他和我们班上一个女同学一起到芦草园少年宫演出《小放牛》。老师组织全班同学去看。站在台下看他和那个女同学边唱边跳,我的心里挺不得劲儿。原来定好是我和那个女同学演《小放牛》的。那个女同学长得挺好看的呢。不知为什么,老师最后决定让他来演。

自从小学毕业之后,六十多年之中,同班同学里只遇到他一位。自然聊了很多,天南地北,“文革”前后,别来沧海事,雨罢暮天钟。

聊得最多的还是小学时候的事,同学,老师,一个个差不多都聊到。唯独没有说起和他一起演《小放牛》的那个女同学。

大约二十年前的冬天,雪后初晴的早晨,我坐车上班,路过华威桥下的十字路口,忽然看见一个女子赤身裸体,站在马路边上一动不动,似乎没有感到数九寒冬的冷风,像鞭子一样从她的身上抽过。浑身冻得通红,僵硬,更多是麻木。

正是上班的早高峰,车水马龙,行人如鲫,穿梭不停。麻木得像卓别林时代的无声电影。

没有一个人过去关心地问问她,或者给她披上一件衣裳,即使不能避寒,起码可以让她遮羞。

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忍不住望着他,心生怜悯,多看了她几眼。然后,上班去了。我们的车也掉头朝北扬尘而去。

二十多年过去了。想起这一幕。常为自己匆匆掉头而去感到有些羞愧。

即使,我帮不了什么。

有一件事,也发生在街头,过去了四十年,记得还那么清楚。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刚从北大荒回到北京不久。我比他早回来几年,在一所中学当老师。他待业在家,一时没有找到工作。为了生计,他每天黄昏时卖晚报,一份报纸能赚一两分钱。虽然钱少,也算有个营生,有个进项。

我们两家挨得很近,每天放学之后,没事的话,我会去和他一起卖报。我的嗓门比他大,使劲吆喝。他的力气比我大,一摞报纸死沉死沉的,大多抱在他的怀里。

有一天,突然刮起了大风。抱在怀里的报纸,被风吹跑几张,他想上前追风中飘飞的报纸,怀里的报纸一张张又被风刮走,像张开了翅膀的小鸟,纷纷扬扬地落在街头的角角落落。我们两人赶紧跑过去,弯腰一张张地捡报纸,却是顾此失彼,捡到这一张,眼瞅着又刮走另一张,狼狈不堪。

正是下班的时候,很多路人帮助我们,把散落在街头的报纸一张不少捡起来,递在我们手中。

以后,我听说过,也是风的缘故,街头遗落苹果、牛仔裤,甚至人民币的事情。好多次,都被路人捡走,并没有物归原主。我们怎么那么幸运,感受到街头曾经给予我们的温暖。

如今,那个街头早已不再。拓宽的马路旁,盖起了一片漂亮的高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