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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2018年第5期︱李浩:李庄行

来源:《十月》2018年第5期 | 李浩  2018年11月29日08:09

李浩,男,1971年01月生于河北海兴,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曾先后在各级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文字。有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名作欣赏》《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月报》《青年文摘》等各类选刊选载。有小说、诗歌入选多种各类选集,或被译成英文、德文、法文、日文、韩文。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父亲、镜子和树》《告密者札记》《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阅读颂 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等。

梅贻琦,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李济,金岳霖,董作宾,童第周,唐哲,石璋如,陶孟和,梁思永,吴定良,李方桂,莫宗江,国立中央研究所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国立同济大学,私立中国营造学社……

在某一个时刻,他们,和宜宾的“中国李庄”意外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同有了共同的根须,有了共同的呼吸,也有了共同的叶脉。他们的到来使得李庄这个小城变得拥挤,也变得厚重——甚至是过于厚重。当我们重新走入这座小城的时候,还能听闻到旧日里因为脚步过多而沉积在时间之中的吱呀和踢踏之声:我们听到的是还未散去的回音。至少是仿佛如此,微微的雨后,当我们走向那些专门用来陈列记忆的旧址,埋在脚下的那些回音就会清晰地传来,暗暗地混入到我们的脚步声中。

雨后。另一场雨还在积蓄。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梅贻琦前往李庄的时候大约也曾遇雨,虽然只是我的猜测——之所以有这样的猜测,是因为在他1941年的日记中反复感叹江流的湍急和上升:“天夕与郑(天挺)、罗(常培)至江边散步,看江水滚滚奔流,不禁惊叹”,“江水继长增高。昨晚所见江边沙滩一片,今已没入水中矣。江边有种高粱瓜豆者,一二日内即有湮没之虞,水势之浩大,殊堪惊叹。”长江水位的上涨与湍急,自是与连绵的雨水有关,而更让我想当然地将梅贻琦先生置于阴雨中的,是当时的时局,是和他两天两次的“惊叹”相匹配的“心境”。1941年,整个中国都在战火中风雨飘摇,大半个华夏浸泡于硝烟的味道之中,国军节节败退,虽不时有英勇之表现但劣势明显,东北、华北和大半个中原,北平、天津、上海、太原、南京、徐州、武汉、广州……已先后沦陷。日军的飞机不时会轰炸重庆、昆明,所谓“偌大个中国竟然放不下一张书桌”,似乎并无夸张之嫌,从1937年起梅贻琦、梁思成、傅斯年、李济等诸公,以及中国的诸多大学就开始了颠沛而艰难的“西迁”,1940年日军开始对昆明的轰炸致使西南联大这一年的招生工作有了四个月的推迟……我猜度面对水流翻滚的长江梅贻琦的心情中必定有雨,有阴郁而厚重的云,有沉郁灰暗的天色。

李庄,因为辽远偏僻而尚有平静的李庄成为了选择。那些知识者们,包括当时的中央政府,希望将“书桌”隐藏在一个有天堑感的隐秘处,四川宜宾的李庄成为了选择。必须承认,这是一种不得不的被动,好在李庄和李庄的乡绅们有一个大胸怀。

2018年的李庄安静古典,它拥有中国古村落之古也有着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便捷舒适,二者并行不悖、层阶分明,让我们这些初来者一遍遍赞叹它的美,它的秀,它所贮含的古朴与典雅……走在古镇的老街上,我们仿若走回到有距离的旧时光里,更有意味的是,它没有其他古镇的游客如织,让人所见的只有熙攘和前面的帽子——在李庄,那个雨后下午,向内的古街完整地沉浸于有着淡淡水汽的旧时光里,它只属于我们这一群人,只有我们的言语与回声。

门开着,门闭着。一条明显见多识广的狗,舒适而惬意地蜷在门内,对我们的窥探不过是抬了一下眼皮,然后又沉入到自己的世界中去。

我们当日也曾到过栗峰山庄,讲解员向我们介绍,栗峰山庄为清代四合院式的经典民居,是国立中央史语所旧址。抗战期间,傅斯年、董作宾、李济等人随史语所迁来至此,在此生活及工作了六年……六年。六年,该是一种怎样的光阴?在李庄这个小镇上,在炮火的轰鸣声此起彼伏的中国,这六年的光阴他们又是如何度过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诸多大学多有南迁历史,中国的诸多研究院、博物院及诸多大师、名士、各界精英也多随之颠沛,它是另一层次的艰难“长征”,恰是这一“长征”,中华文化血脉的某些可贵基因得以保存,属于中华文明的某些可贵积淀得以留有种子——我觉得我们对它的书写实在是太少了,对它的意义认知实在是太浅了,这段历史,本来是怎么书写都不过分,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保留,中国将无以为中国——我的感慨留在后面再说,此时,我更愿意将我的目光凝注于国立中央研究所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办事处、国立同济大学、私立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搬至李庄的那一刻。

那时,非同此时。无论在物资的充沛上,食宿条件上,交通条件上,医疗条件上,信息条件上,都不可与今日相提比较。

真的是不可比较。在《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一书中,石璋如回忆从昆明到李庄一路的艰难险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汽车司机在夜晚“打开车灯吓老虎”;而梁从诫则回忆道:“到威宁县城,天已全黑,而车子在离城门几里处突然抛锚。人们既不能卸下行李掮进城,又怕行李留在车里被人抢劫,最后只好全车人留在卡车里过夜。而我又偏偏发起了高烧,妈妈只好自己拖着一家人进城为我找医生。次晨听说,夜里狼群竟转着车厢嗥了半宿”……

有豺狼虎豹的路当然是艰辛而荒凉的路。何况,还时时要提防抢劫。

搬迁至李庄的同济大学和诸多研究院、博物院,以及随之到来的灾民、难民——被统称为“下江人”的外来人员竟有万人之多,当时的开明乡绅为同济大学和国立中央研究所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等机构腾清宅院、祠堂、庙宇供“下江人”使用,而李庄罗南陔一纸“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电文也足以让罗南陔这个名字彪炳史册,但是,房屋的匮乏、物资的匮乏、医药的匮乏以及一切匮乏不是热忱和善意能够全然解决的。

“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油灯照明。

“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得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从此母亲就卧床不起了。尽管她稍好时还奋力持家和协助父亲做研究工作,但身体日益衰弱……”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他记下的是在李庄时的艰辛生活,是母亲的病,是“更使父亲伤脑筋的——营造学社没有固定经费来源”,是他父亲梁思成到宜宾委托商行当卖衣物和帕克钢笔、手表的情景……而学者李济的两个女儿,李鹤徵、李凤徵也先后在李庄去世,大女儿李凤徵去世时17岁,而二女儿李鹤徵去世时14岁。据李济的儿子、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介绍,原本陈寅恪由香港返回内地也是准备前往李庄的,但在得知李济两个爱女不幸夭折的消息后也改变了行程。

来至李庄,是战乱中不得不的选择,他们的到来是为了书桌的安放,而为此,个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对李济一家人如此,对梁先生、林先生一家人也是如此,对于傅斯年、董作宾、童第周、石璋如、陶孟和、梁思永那些先生们,也是如此。1941年6月梅贻琦先生来至李庄,病榻上的林徽因在得知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即将回迁昆明时,不禁悲从中来,说自己不适应李庄的气候与水土,想随分校师生一起重返昆明……我仿佛听得见林先生气力微弱的话语中的真切,和暗暗的肯求。读到这段记忆的时候我承认自己也不禁“悲从中来”。我相信听着林徽因先生诉说的梅贻琦也一定会悲从中来。但他,并未答应林徽因的请求。

那些先生们,那些在中国历史中褒有微光的人物,那些文明的种子,来至李庄并生活六年,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主动而是被迫,是战乱的中国、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国将他们“逼迫”至此的。当然,虽是逼迫至此也丝毫不会影响李庄收留“下江人”的荣光,不会淹没罗南陔16字电文应有的重量——西南联大的存在,浙大的西迁、同济的西迁,及至当时首都的西迁,哪一个不是被迫的选择?

哪一个不是?

在一个动乱的、匮乏和破碎的、自顾都已经变得艰难与奢侈的年代,宜宾的李庄却在士绅的努力下张开怀抱,他们努力完成自己的承诺: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米,粮,水,盐,住房……在中国,这一个传统中敬祖先如敬生命的文化浸淫下的中国李庄,他们竟然为了满足“下江人”的需要“请”走了自己祖先另寻安置;在这个敬神灵敬仙佛,生怕某种不敬会将厄运带至自己和家人身边的国度,在中国李庄,他们竟然也为了满足“下江人”的需要而将寺庙里的神像一一“请”了出去。在那个危亡的年代,李庄人是否意识到,他们所做的意义所在?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此举,是为这个国度的文化留置血脉?

私立中国营造学社,由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所主导的私立中国营造学社,与国立中央研究所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等等“国立”机构不同,它原本可以留在昆明,或者是选择别的什么地方,作为私立机构它有这样的自主权,甚至可以在困境中解散而不用担负什么。但是,这一私立机构竟然跟随着诸多的国立机构一并迁至了“中国李庄”。

在对资料的阅读中,我们发现,私立中国营造学社跟随的是国立中央研究所的史语所,而之所以如此跟随,是因为图书。

在岳南所著的《那时的先生》一书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以研究为主业的学者,要开展工作就需要有辅助这一工作可供查阅的图书资料,否则所谓工作无从谈起。时西南联大图书极端匮乏,唯清华在卢沟桥事迹前后抢运出部分图书及设备仪器,北大和南开几近于零。自长沙撤退后,清华通过本校毕业生、时任教育部次长的顾毓琇联系,将图书大部分运往重庆,存放于顾教授之弟顾毓瑔为负责人的经济部下属某所。想不到1938年6月26日,顾毓瑔从重庆急电昆明主持联大工作的梅贻琦,告之曰:昨日敌机狂炸北碚,烧炸之惨前所未有,敝所全部被焚毁,抢救无效。贵校存书全成灰烬,函详。此前南开大学图书馆在津门几乎被日机炸为灰烬,北大图书也没有抢出,如今,抢运出来的清华图书又被炸为灰烬,整个西南联大几乎无图书可资参考。只有中研院史语所来昆明后,为方便研究所工作,傅斯年设法将先期疏散到重庆的13万册中外善本寄运昆明靛花巷三号驻地,随即又将靛花巷对面竹安巷内的一座四合院租下作为图书馆,算是为西南联大和其他学术机构研究人员借读缓解了燃眉之急。孤立无援的梁思成与史语所协商,借用其从长沙和重庆运来的图书资料及部分技术工具,以便开展业务工作。——自此之后,史语所与中国营造学社这两个本不搭界的学术团体,就形成了老大与老二、国有与民营、依附与被依附的‘捆绑式’格局。”

《那时的先生》也谈到两个机构之间相濡以沫的相互之用,岳南称之为“悲壮情谊”。真的是悲壮情谊,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几次迁移私立中国营造学社也都相继跟随,在邻近之处租赁房屋,辟作工作室与起居室,无论这一跟随是多么地艰辛困苦,是多么地悲凉而曲折。

在这里我不准备对两个机构的悲壮情谊更多描述,它不是我关注的重点,我愿将我的重点放在梁、林二位先生的身上,我愿意发出询问:梁、林及他们的中国营造学社不会不知道搬迁至李庄的艰辛,不会不知道从昆明这一省会城市搬迁至一个小镇会造成多大的生活不便,对于走了大半个中国进行考察的他们来说不会不知道气候、环境和物资对于他们的影响——他们为什么还要跟随?是因为没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图书、工具,他们的营造学社就无法展开工作,就会丧失经济来源么?以梁、林二人的声望和积蓄,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无法在昆明或者别的什么城市过上好生活么?他们是为何坚持?

进而,我也将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略略地分开:他们在搬迁至李庄的想法和过程有没有不同意见,有没有争执?从各种各样的资料中,梁先生对林先生都是极为尊重的,他愿意为她做出付出,诸多的付出,然而当林先生向梅贻琦先生提出肯求想重返昆明的时候,我认为梁先生也应是在场的,她的这一表达也不会是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那,梁先生对此又是如何想的?史料记载,梁先生亲到李庄码头送行,并坚持独自一个人踏过“地漂”把梅贻琦等人送至船上,那一刻,他想的是什么?他有无,请梅贻琦先将爱妻林先生带往昆明的想法,有无将营造学社迁回昆明的动与摇?

而又,为什么没有?

不止一本书上提及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中国营造学社古建考察的艰与辛,这份艰与辛早在1937年,早于战火纷飞之日,只是那份艰辛中没有兵匪和炸弹的恐惧,没有特别的时间上的危机,医药和物资也不像后来那样匮乏难得。一般的艰辛困苦不会阻挡住他们,他们是大少爷、大小姐,但更是有事业心的知识分子,在求知的路上,他们有他们的不惧。可是,李庄,让林徽因有了恐惧、诅咒甚至逃离愿望。

在“下江人”生活于李庄的六年里,不只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我相信有诸多的人有过离开此地的念头,也的确有一些人离开了李庄,包括童第周。但更多的人、多数的人选择坚持和继续,选择在艰与苦中扎下来,在这个尚未遭受炮火侵袭滋扰的小镇。

为了安全,为了生活,还是为了书桌?抑或,这多种因素都在,相互交融在彼此之中?

从林徽因对梅贻琦的肯请中,明显,安全和生活,不足以令她和梁思成留下,留在李庄。那么,占有更为核心因素的,应当是书桌,是中国营造学社的“事业”。

在悲剧的阴影之下。

在几乎天天有死亡、天天有坏消息传来的“亡国”的阴影之下。

在自我不断的损失和丧失,在匮乏和灾难感的重压下,在亲人们因种种原因辞世而去的阴影下。

我愿意把目光投射到那些知识分子的身上,那些在颠沛一路走到李庄并在困苦中扎下了根来的知识分子们,他们的承担和背负。他们,又是如何背与负的。

从南京到重庆、长沙,再至桂林、越南、昆明,再至宜宾李庄,李济一家五口(父亲,妻子,两个女儿,儿子李光谟)辗转数千里,刚有稍微的平静,年仅14岁的女儿李鹤徵即因急性胰腺炎去世,之后是17岁的女儿李凤徵的去世,她死于伤寒。据说,临终前,即将中学毕业的李凤徵握住父亲的手,说:爸爸,我要活下去,我要考同济大学,我在读书……

两个女儿的去世相隔不足两年。

在悲剧的阴影之下——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在国难当头之日毅然从军,成为了飞行员,并于1941年3月在一场发生于成都上空的空战中阵亡。1944年秋,在衡阳大战之后,林先生才为自己的弟弟和那些殉国的战士们写下《哭三弟恒》。其中有句云:“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地,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在悲剧的阴影之下,那些来至李庄的知识分子们如同更微更弱的蚂蚁,当然,这一比喻中不包含半点儿贬损的意味。“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地,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林徽因写给的是自己的三弟林恒,而这何尝不是她和那些李庄的“下江人”的某种写照?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地,你给了。

作为学者,李济背负着自己的悲痛继续生活,他在给傅斯年一封信中谈到自己“数月以来,失眠已成一习惯,中夜辗转”——在数句自我的检与讨之后,李济谈到自己的诉求:“弟自觉今日最迫切之需要,为解脱,而非光辉。衷心所祈求者为数年安静时间。若再不能得,或将成为一永久之废物矣。”

李济的这几句话是为“请辞”,请求辞去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的职务,其中包含着真切和自我认知。他承认失去两个女儿对他的个人影响,但这不是他请辞的核心理由,他的核心理由是,需要安静的时间,以避免自己在耗费中成为“永久废物”。在这里,我当然能读到他对事业的看重,它有高过的重量。

而在林徽因写给傅斯年的一封表达感谢的信中,亦有“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及“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等等语句。我不认为林徽因的语句中有有意的高调,或者言不由衷之处,我恰恰以为,她的话里包含了真切,其实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某种真切,不只是一个人所具有的。她和他们看重贡献。看重学问工作。看重时代的要求和对这要求的给予。

是故,那些人,那些颠沛至困苦和疼痛中的人们,知识分子们,他们显得是那样刻苦勤勉,那么不辞劳辛,那么——和时间、和生命、和不具备的条件较劲。

在那段艰苦岁月里,同济大学的唐哲教授、杜公振教授、邓公麟助教完成了《痹病之研究》,获国民政府教育部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此成果挽救了上万人的生命;由昆明赶至李庄的金岳霖,也在营造学社的一张白木桌子上,开始了他那部计有六七十万字的《知识论》的又一书写;吴金鼎、王介忱、李济等人的川康考古也有诸多发现,仅就1941年5月开始的考察工作,至1942年12月,就探明崖墓墓址900余座,其收获颇丰;由社会学家陶孟和主导,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所同人编纂了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了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与经济概览,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并与他的同人辗转数万里,耗时八年,用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李霖灿完成了《麽些象形文字字典》,而董作宾先生则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殷墟文字乙编》和《殷历谱》的编制工作中,在李庄期间他完成了上、中两辑的编制——陈寅恪在阅读过《殷历谱》之后曾先后两次致信董作宾:“不朽之盛业,惟有合掌赞叹而已。改正朔一端,为前在昆明承教时所未及,尤觉精确新颖”,“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

和时间、和生命、和不具备的条件较劲——在参观私立中国营造学社的时候,朋友专门指向一张图,图上所绘的是梁思成先生的工作情景:他因颈椎的病痛而无力起身,但为了工作,绘制图谱,他竟然“因地制宜”地将一个花瓶顶住下巴,让它支撑住自己的头,借助花瓶的支撑他才得以工作。这不是虚构,那位朋友用一种比郑重更有强调感的郑重表情向我们宣告,它完全来自于真实,不止一个人曾提到过这一细节——我相信它是真的。当然相信。只是,在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映照之下,我一次次地自问,我做到了什么。在那样的境遇中我能做到像他们不?在此刻,在和平年代,我能做到像他们不?

那种不计利害追求真理的劲头。包括些许的自虐。

那种理想,以及理想主义的高贵。

那种对事业的爱和专注。

那种不标榜但刻于骨和血中的家国信念。

1943年6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李约瑟博士来到李庄,他到童第周简陋的实验室中参观——他想到了简陋,但绝没想到会是那样的、超出想象的简陋,简陋得让人心酸。“童博士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活跃的实验胚胎学家,他与夫人叶毓芬博士携手,设法在拥挤不堪、极为舒适的环境里创造了佳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但依靠每一步骤临时想办法,还由于童博士选择了一个能够尽量少用染色剂、蜡和切片杨等的重要课题,即确定胚胎的纤毛极性……此发现与地球另一端权威人士霍尔特弗莱德博士的最新观点不谋而合。英国科学访华团非常荣幸地将童博士夫妇的科研报告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在《李约瑟游记——川西的科学》一文中,李约瑟后来写到。

那样的艰苦中,在日常的继续都难以良好维持的时节,在种种疾病和困苦反复纠缠无力解脱的偏远地域,他们竟然完成了那么多、那么重、那么卓越的研究工作,这,就是放在条件优渥、信息便捷的今日怕也难以在那样短的时间里完成,做得那样扎实严谨。可他们,竟然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这奇迹,不是只有一个两个人创造得出来,而是一群人,一大群人,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在那样的艰苦中拿出了足够分量的成果。几乎每个,知识分子。

在关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记述中,我时常会被深深地触动,触动我的往往是一些琐细的细节,这样的细节不被空洞无聊的大词所包裹,虽然细细品啜它会有延展向大词最核心的真切之意的延伸。这些琐细的细节足以让那些知识分子活起来,给予他们血肉,让我对他和他们有更为内在的认知。我喜爱那些细节,不过它在我们的历史中往往并不多见,往往是,纸张和叙述让它们更为干萎,像压榨之后、抽掉了香气和质感的花儿。

中国李庄。我拍摄了许多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写下的有注释的文字,我知道,这是他在繁重、劳累的学问研究、图书编撰之余,为甲骨文研究所做的文化普及工作,这当然耗时费力,但似乎董作宾先生有些“乐此不疲”。在董先生那里,做这样的文化普及也许是他的另一项重要的事业,他希望影响到另外的种子。

梅贻琦,出生于天津,毕业院校:美国伍斯特理工大学。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1919年后入伦敦大学攻读实验心理学,1923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

梁思成,籍贯广东新会,出生于日本东京,毕业院校:清华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李济,湖北钟祥郢中人,毕业院校:麻州克拉克大学,哈佛大学博士。

金岳霖,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院校:清华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董作宾,出生于河南南阳,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童第周,浙江人,毕业院校:复旦大学哲学系;比利时比京大学。

石璋如,出于生河南偃师,毕业院校:河南大学文学院。

陶孟和,浙江绍兴人,毕业院校: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博士。

梁思永,籍贯为广东新会,毕业院校:哈佛大学。

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枚举与李庄关系密切的部分学者、知识分子的毕业院校,是因为我注意到,这些知识分子中多数有较为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同时也多有留学国外的背景,他们有两种的熟谙,也是一批致力把西方的方式方法运用到国内研究的人……我们暂时略过国立同济大学,专注于搬迁至李庄的国立中央研究所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不同于自然科学,这些院所的研究方向应是“中国问题”和“中国研究”,他们有一个极为明确的立足——

无问西东。这些中国学问,中国问题,也完全可以使用来自于西方的方式方法,只要它有助于问题的理解和解决。《那时的先生》,岳南在谈及安阳殷墟考古时写到:由于梁思永真正受过严格的考古学训练,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技能,都比其他人更胜一筹。在发掘中,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耀等几名年轻学者,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冈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以超凡卓绝的才识,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间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这一极富科学眼光的洞见,无疑让大家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

地层学这一考古方法,已成为时下中国考古学界普遍使用的方法,获得了极为充分的共识。而它,来自于西方。然而运用于中国这片土地上,其科学性、有效性依然可以确立。

无问西东,梁思成、林徽因以及他们的私立中国营造学社,在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费尽颠簸,调查、考察了中国两千余项古代建筑,其中唐、宋、辽、金时代木质结构建筑近40余座。由梁思成先生编写的《中国建筑史》是研究中国古典建筑最为科学、精确、严谨的奠基性学术著作,它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当然也是源于西方。为了向西方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在李庄的日子里,梁先生、林先生夫妇拖着疲病之躯,在助手莫宗江的帮助之下,用心绘制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以便绘制一部英文版的《图像中国建筑史》……

在李庄,在这些关于烽火岁月中国知识分子的故事中,我偶尔会走神儿,偶尔地联想起都德的《最后一课》。我相信流落到小小李庄的那些知识分子们会有“最后一课”的悲怆和痛惜,于是,他们有了更多的努力,更多的不计较,以及更多的和时间赛跑、和命运赛跑的坚韧。他们试图,为这个危亡中的民族、国家,为了这个备受侮辱和损害的民族和国家尽可能多地保留些什么,种植些什么。是的,他们的所学所长不是能够直接用于抗战的“技艺”,但他们的所学所长,却关乎这个国家民族最为深潜的根脉。无问西东,那些信奉“拿来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在骨子里,却怀有这个苦难深重的家国。

“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待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李济在回忆自己的经历时曾这样说过,在这段口述中,没有一个大词儿,没有豪迈起来的音调,但有极为坚韧的东西在着。

那个内在的坚韧,才是真正的骨骼。

李庄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