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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一萍 四川南江人,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曾在新疆军区部队工作20余年，后调成都军区，任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副主任。2016年退役。1992年开始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激情王国》《我的绝代佳人》《白山》，小说集《天堂湾》《帕米尔情歌》《银绳般的雪》《父亲的荒原》，长篇纪实文学《八千湘女上天山》，随笔集《世界屋脊之书》《不灭的书》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俄、法、韩、日等文字。曾获上海文学奖、天山文艺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国报告文学大奖、“五个一工程”奖等。

一、出身名门，状元及第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十一月六日，杨慎生于北京孝顺胡同。弘治朝是明代少有的几个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期之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均呈现兴盛景象，史称“弘治中兴”。杨家此时也颇为兴盛，祖父杨春、父亲杨廷和皆身居要职，三叔父中弘治十二年进士，二叔父和五叔父先后中弘治十一年和弘治十四年举人。

杨慎出身书香门第，官宦之家，自其曾祖父起，一门五世为官；自其祖父杨春始，四代出了六个进士一个状元。父亲杨廷和历仕三朝，任首辅十八年，乃一代重臣，勋业文章称颂一时。四川有“相如赋、太白诗、东坡文、升庵科第”之说，可见杨家煊赫之盛况。而明代科举尤重进士，“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即使偶有不是进士的人与进士官阶一样，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立”，以致杨慎这个科举的受益者也对学历至上的官员选拔标准进行过批判。他认为，专攻一艺，不涉世务的只知应试，导致士子空疏不学。

杨慎自幼聪慧好学，七岁，母亲教他读书，诵习唐诗，学习书法，即能过目不忘。弘治十二年（1499）正月，杨慎母亲黄夫人病故，少年失恃，遭遇了人生第一个变故。两个月后，祖母叶太夫人又在他祖父返乡途中病逝。按照礼制，他父亲必须回乡守丧。四月，杨慎随父亲第一次回到新都，在此居留两年，在此期间，他除随祖父学《易》，还遍览古籍，赋诗作文，学问大进。十一岁写出了“笑谈翻成局，月白映红灯”的诗句；十二岁拟作《吊古战场文》，写出了“青楼断红粉之魂，白日照翠苔之骨”的警句；尊叔父之命拟《过秦论》，祖父杨春读后，赞叹他是“吾家贾谊也”。有一天，父亲和叔父们赏画，问杨慎：“景之美者，人曰似画；画之佳者，人曰似真，孰为正？”要他

写诗回答。他略加思索，脱口而出：“会心山水真如画，名手丹青画似真。梦觉难分列御寇，影形相赠晋诗人。”

弘治十四年（1501）四月，杨慎随父返京。途经汉中、西安、邯郸等地，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回京后，杨慎遵从父愿，礼请福建进士雪溪魏浚为师，与弟弟杨惇一起跟从他学《易》，习举子业，为应举做准备。但他并没有专攻朱熹所注《四书》，揣摩八股而中断诗文写作。所作《黄叶诗》轰动京城，被当时文坛领袖、内阁首辅、大学士李东阳读到后，“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他为“小友”。杨慎师从李东阳后，常受其指点，诗歌写作获益匪浅，同时接触海内名流，耳濡目染，扩大了自己的眼界。

正德二年（1507）春天，杨慎返回新都，准备参加秋天举行的乡试。新都县学训导是云南阿迷（今云南开远市）人王颖斌，杨慎循例入县学做了他的弟子。而王颖斌之子王廷表拜杨慎的五叔杨廷宣为师，杨慎与王廷表因而结交，一起切磋学问。后来杨慎谪戍云南，独居安宁，王廷表曾六次前往探望，还在阿迷家中建状元馆，迎杨慎居住数月，成为终身不渝的挚友。

是年八月，杨慎从新都到成都参加乡试，荣登榜首。随后，他和成化进士、礼部主事王溥之女完婚。王溥与杨廷和为莫逆之交，两家子女在儿时便约为秦晋之好。他们的婚礼十分简朴、清素。婚后，杨慎在家乡住了两个月，于十一月携夫人同回京师。

按规定，乡试中举的士人，次年要到京师参加会试。主考官内阁大学士王鏊和吏部尚书梁储看了杨慎的试卷，把他列为首选。不料烛花掉下烧坏了考卷，怕送皇帝评阅有碍，以致遭到淘汰，名落孙山。杨慎倍感惆怅，写下了“空吟故国三千里，悔读《南华》第二篇”的诗句。但他没有泄气，三年后，也即正德六年(1511)二月，他再次参加会试，名列第二。四月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策题是《创业以武，守成以文》。杨慎援史融经，洋洋洒洒，一气呵成。武宗朱厚照任命的阅卷官李东阳、刘忠、杨一清读罢，相与称赞：“海涵地负，大放厥词”，共庆朝廷得人。武宗十分高兴，把杨慎置为殿试第一，也就是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二、文章克称乎科名，慎修允协乎名字

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才的地方，官员均选拔殿试名列前茅者充任，享有博览群书的便利，以备皇帝咨询，被视为储相，即很容易当上宰相。因此杨慎一入仕途，即前程光明。他官阶虽不高，属从六品，但可以出入皇家图书馆，博涉百家，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为他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德八年（1513）年四月，杨廷和升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七月，杨慎继母喻夫人卒于京师。由于政务繁忙，杨廷和不能离朝，只好由杨慎夫妇扶棺回乡。他在家守孝三年，居丧期间，在家读《礼》。

正德十年（1515）十二月，杨慎服丧期满，取道嘉州，顺江而下，经江陵于次年二月还京，回翰林院复职，任经筵展书官。经筵是专为皇帝讲读经史开设的讲席，每年春秋气候温和时开讲，武宗时逢一、五、七单日早朝后在文华殿举行，但因武宗很少视朝，经筵也经常停止，展书官也就成了个荣耀的闲职。

武宗是个不受传统束缚的皇帝，他厌倦宫廷生活，喜好骑马射箭，崇尚武功。即位以来，先宠信太监刘瑾，使国法纲纪崩坏；后宠爱娴于弓箭的钱宁和擅长技击的江彬两个奸佞宦官，国事日非，危机四伏。钱宁怂恿武宗在皇宫内建豹房，搜罗珍玩，供养女人。江彬陪武宗狩猎，在大内练兵。武宗听江彬说宣府（行政机构驻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乐伎中多美女，还能看到战场上真正的战斗，便微服简从，出了皇宫。行至居庸关，御史张钦闭关死谏，拒不放行，才无奈而还。杨慎目睹武宗游乐无度，朝廷制度全坏，内乱边患不断，不顾安危，不讲情面，直言进谏，于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五日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他“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武宗依旧我行我素，杨慎上疏后十余日，再次夜出德胜门，到了宣府，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号“镇国公”。江彬给他造了镇国公府，把豹房的珍玩女人运去供他玩乐。还经常夜出闲逛，闯入民宅，搜寻美女，过了五个月“游龙戏凤”的荒淫生活。杨慎忧心忡忡，写下了“千里可怜同此夕”“云际侧身愁北望”“肯信紫台玄朔夜，玉颜珠泪泣琵琶”等诗句进行了谴责。武宗的任性胡来，使杨慎悲愤不已，进而称病，于当年冬告假还乡，偕王夫人回到了新都。

在此期间，杨慎家事也很不顺，先是爱子耕耕夭亡，随即王夫人因失子之痛，哀伤成疾，于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七日傍晚去世，十月葬于新都城外恩波阡。杨慎十分悲痛，写下了“天阴日易晚，旷野悲风多。严霜下乔木，零雨泫柔柯。萧条我行野，伤心悲如何”的诗句。政治上的失望和丧偶的忧伤交织在一起，使他倍感孤独。

此时，武宗的嬉玩之心愈加浓厚。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初七，他从宣府回到北京，群臣在夜色中冒着大雪，在德胜门前跪迎御驾。但他回京没住几天，觉得还是在宣府痛快，又与江彬回宣府了。武宗始出居庸关时，杨廷和守丧在家，武宗令他回朝复职。还朝后，杨廷和立即上了《止游幸疏》，但武宗不听劝谏，除太皇太后病故发丧回到京师外，都在宣府、大同、偏头关、榆林、太原等地游乐，每至一地，均大征歌舞艺人，强占美女，弄得民怨沸腾。至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方回北京，稍作停留，当年八月再次南游，一路打猎捕鱼，纵情游乐，所到之处，鸡犬不宁。

对武宗所为，杨慎不在朝廷，无能为力，只有靠读书来驱除心中悲伤。王夫人去世后，未留子嗣，家中为他续娶黄峨为妻。黄峨是四川遂宁人，字秀眉，幼习诗书，博通经史，娴于诗文，尤擅散曲，名闻遐迩。父亲黄珂是成化二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母亲出身名门，知书识礼。杨慎和黄峨在新都城西旧宅举行了婚礼。明代文学家徐渭赞颂他们一个“著述甲士林”，一个“才艺冠女班”，两人的婚姻可谓天作之合。他们在桂湖边过了一段诗情画意的生活。婚后次年，黄峨陪杨慎回京复职。

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杨慎回到北京。武宗在回朝途中路过清江浦（今江苏淮阴附近），驾船捕鱼，落水受凉，一病不起，于次年三月死于豹房。武宗无子，由杨廷和定策，皇太后准允，迎立兴献王朱祐杬的儿子武宗堂弟朱厚熜入继帝位，是为世宗。四月，世宗即位，改元嘉靖。

世宗即位后，杨慎仍担任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当时江彬、钱宁已被分尸处死，豹房“三张”（司礼监张雄、东厂张锐、提督兵务张忠）和于经因罪大恶极拟处死罪，但因四人大肆行贿，减判为充军。杨慎便利用给世宗讲书的机会，特地选出《尚书•舜典》里“金作赎刑”一章，使世宗明白“圣人赎刑之制，用于小过者，冀民自新之意；若大奸元恶，无可赎之理。”明言大奸不可赦。世宗听后很不高兴，常常借故停止经筵。杨慎因性格耿直，积极进言，既失欢于皇帝，又结怨于权奸。虽胸怀壮志，力图报国，但其政治才能却难以施展。

世宗改元后，按例要祭祀百神。嘉靖元年（1522）二月，杨慎奉命回蜀，代祭江、河、淮、汉等水神及蜀地陵墓。四月，他和夫人黄峨一起回到四川，在成都举行祭祀，写了《江祀记》，提出“善政明神依，失政民罔依”的观点，认为朝廷对民众施行善政，神灵就会降福，而不在于祭祀。之后，他游览了成都浣花溪，与朋友载酒赋诗，互相唱和。从“烟霞谁做主，鱼鸟自相亲”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愉快心情。离开成都，他陪黄峨回遂宁省亲，住了数月，至十二月才启程返京。

嘉靖二年（1523），杨慎回京复命后，仍回翰林院，参与纂修大学士蒋冕、费宏任总裁的《武宗实录》。他熟悉朝廷典章制度，对武宗朝史事从不避讳粉饰，忠于历史，秉笔直书。蒋冕、费宏对杨慎的史识和史才十分赞赏，把书稿交他刊定。当时，杨慎在翰林院六年正好任满，吏部的评语是：“文章克称乎科名，慎修允协乎名字。”也就是说他的文章与状元名实相符，自律修养和他的名字一样，高度肯定了他的才华和品德。

三、不避斧钺，两受廷杖

明宪宗朱见深有十四个儿子，第三子朱佑樘即帝位，是为孝宗弘治皇帝；第四子朱佑杬被封为兴献王，王府在湖广安陆府钟祥县（今湖北省钟祥市）。孝宗传位于朱厚照，即武宗正德皇帝。朱佑杬死后，其子朱厚熜袭封兴献王，后承继帝位。他是朱厚照的堂弟，是以皇室“兄终弟及”的方式登上皇位的。按照封建宗法制度，皇族嫡长子为大宗，为帝统，是皇位的继承者；其他皇子是小宗，为旁支，只能分封为王。朱厚熜不属于大宗宗系，而是属于小宗兴献王宗系，属于外藩亲王入继帝位，按照皇统继承规则，他要承认孝宗朱厚照是“皇考”，即父亲，祭祀于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

明王朝对皇室支系防范甚严，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及其他皇子，一到成年必须归藩，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去。他们待遇优厚，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封地，是一种类似圈禁的制度。朱厚熜以外藩入继帝位，年仅十五岁，自然知道祖宗家法对支系的限制，内心深处的自卑和不安驱使他即位后第六天，即下诏群臣议定生父朱佑杬为“皇考”，即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以提高亲生父母和本家家族的地位。这就是史称的“大礼议”。但杨廷和认为，按帝系继承制度，以小宗入嗣大宗，由旁支入继正统，由兴献王宗系过继到孝宗宗系，以伯父母为父母，以亲生父母为叔父母，这样既继统又继嗣。也即当族系与帝系不一致时，须以国为重，遵从皇统。但世宗却想“继统不继嗣”。为了皇室世系的稳定，杨廷和与群臣多次抗旨上疏，始终不肯顺从。世宗对大臣掣肘而不能如愿甚是不快，也坚执不从，君臣相持不下。

正德十六年（1521）七月，七试不第、刚中进士的礼部观政张璁等下层官员为迎合帝意，攀附权奸，支持“继统不继嗣”。世宗大悦，但杨廷和表示不敢阿谀顺旨。九月，皇帝的母亲王妃蒋氏从安陆进京，到通州后听说尊称未定，不肯入城，世宗以“避位奉母归藩”相要挟。杨廷和等人不得不让步，以皇太后懿旨，追尊兴献王为兴献帝，蒋氏为兴献后。到了十二月，世宗指示内阁，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杨廷和及群臣不从，世宗不得已，只得正式下诏，称本生父母为兴献帝、兴献后，称孝宗为“皇考”，慈圣皇太后为圣母。大礼初定，但斗争仍在继续。世宗虽已把父母改称“帝”“后”，但还不是“皇”，新建宗系的目的仍未实现，于是屡下手谕，派身边宦官四处活动。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支持张璁，揣测世宗继统不继嗣之意“早已定于圣心”，于是上疏请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单独立庙于宫内。世宗大喜，手批次年正月议行。嘉靖三年（1524）二月，杨廷和见世宗不听劝谏，觉得中兴无望，屡次上疏要求退休。世宗早嫌这个“定策国老”束缚手脚，顺水推舟，准其辞职。杨廷和的离去是大礼议的一个转折点。张璁、桂萼有皇帝为后台，顿时得势，被特旨召至京城。五月，两人抵京，被封为翰林学士，反对的官员或下诏狱，或下锦衣卫狱，议礼斗争日趋尖锐。

杨廷和退休回乡时，曾嘱咐杨慎千万谨言慎行。返家后仍放心不下，在寄给儿子的曲子中说：“端做闲官，只守闲官。常守三缄口，常怀一寸丹。怕人情翻覆波澜。”但杨慎不怕杀头，在张璁、桂萼被封为翰林学士后，与三十六人联名上疏辞职，不愿与张、桂同列共事。世宗被激怒，给予三十六人停发俸禄的处罚。杨慎不服，一个月后，又上疏劝谏，但世宗置之不理，一意孤行。七月十二日，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慎等朝臣抗争不从，认为“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约集廷臣二百二十九人，跪伏左顺门力谏。世宗龙颜震怒，“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和检讨王元正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震宫廷。世宗更加愤怒，将没有退走的杨慎等一百三十四人全部逮进诏狱，并罚以当廷杖击，杖死十六人。十日后，世宗余怒未消，获悉是杨慎、王元正及给事中刘济、安磐等七人纠众摇门大哭的，命令将这几人再次廷杖，张原当场杖死，杨慎差点毙命。最后他和王元正、刘济被谪戍，其余削籍为民。

左顺门事件是明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朝臣请愿活动。但皇权至上，一道圣旨就将其粉碎。世宗九月更定大礼，建立了新的帝系。杨慎在大礼议中站在父亲杨廷和一边，为维护皇统仗节死义，得罪了皇帝，被罚“永远充军烟瘴”，至死不赦，这决定了他后半生流放边地、老死南荒的悲剧命运。

四、万里谪戍，流放永昌

杨慎的流放地原在山西雁门，这里虽苦，但比当时尚是“蛮荒之地，瘴疠之乡”的云南要好些。京师流传的民谣说，“宁充口外三千里，莫充云南碧鸡关”，世宗就是从廷臣那里听到这个民谣后，为了解恨，把杨慎充军到云南永昌的。

杨慎第二次受廷杖，旧创未愈，新伤又生，不等他痊愈，世宗即令他离京去滇。他因伤不能行走，只能躺在囚车上，由妻子黄峨伴行。从他“赭衣裹病体”“扁舟歇潞沙”两句诗中，可知他是穿着赭色囚衣，乘船经潞河南下云南。

船至天津口，继续沿运河南行。杨廷和在武宗驾崩、世宗未临朝时，曾总揽朝政三十七日，裁撤过许多冒领军功的官员。这些人怀恨在心，招募亡命之徒，想在途中暗杀杨慎。好在他小心戒备，这伙人才未能得逞。他们一直跟踪到山东临清才散去。

一路行来，很多地方杨慎均留有诗作，记述途中艰险、自然风光。比如经过沛县时，遇到大风，船不能前行，只能停泊，他写了《沛县守风》：“昨日溯流波浪悭，逆行寸步如登山。”从沛县出发，到金陵后，经采石，溯江西，入洞庭，至江陵。在这里，他看到妻子风尘满面，疲惫不堪，不忍心让她再向前护送，力劝妻子回新都老家。黄峨答应乘舟回乡，杨慎与爱妻相别，不知何日再见，顿感凄凉，写下了《临江仙•戍云南江陵别内》：“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

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鸥，双飞双宿沙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想到此去南中，山高路遥，鸿雁难至，从此与妻子各在天涯，又写下了《江陵别内》：“……山高烟瘴多，鸿雁少经过。故园千万里，夜夜梦烟萝。”黄峨回到新都，看到桂湖景物依旧，物是人非，也写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杨慎从江陵登岸，带着未愈的杖伤，独去湘黔。他走的是“自湖广常德府入贵州镇远府，以达云南曲靖府”的入滇中路。他经公安、醴州，至常德、武陵，记下了经过的地名和里程，写下了不少纪行诗。武陵曾是屈原的流放地，渡过沅江，过了辰溪，再渡沅水至沅州，就是王昌龄被贬的龙标和五溪。再往前，进入贵州，即是李白被贬的古夜郎地。想到自己的处境和抱负，杨慎不禁感叹“我行更迢递，千载同潜然”。从晃州出发，穿过苗族地区，到达镇远，在新添过了春节，经威清、平坝，在罗甸过了元宵，然后继续上路。经普定、安庄而达查亭、白水，越关索岭，渡过盘江，再经交水、马龙、杨林、板桥，于嘉靖四年（1525）正月底抵达昆明。前后历时半年，行程万里，杨慎已疲惫不堪，伤病也未痊愈，原想留下就医用药，稍作休整，但云南巡抚黄衷不敢让他停留，他只得强撑病体，继续上路。

从昆明到永昌还有二十四个驿站，六百公里。过定西岭也即白崖时，山势异常陡峭，登岭下坡都要手拽大绳，加之大雨路滑，更是危险。杨慎爬过白崖，夜晚投宿在破漏的茅屋，听到邻居家正为打柴的女儿被猛虎吃了而悲啼，心里异常悲痛。

过了白崖即进入大理。这里风光秀丽，居民以白族为主，习俗与中原大异。他感到无比新奇，大自然的美景和异域风情使他暂时忘却了旅途的艰辛和内心的忧伤。过龙尾关、经漾濞、永平，再过澜沧江兰津桥，终于到达永昌。

抵达永昌时杨慎已是面黄肌瘦，皮皱脱形，几乎不能站立。他谪戍永昌是“永远充军烟瘴”，名隶军籍。按照军制，他的常服是赭色衣帽，一遇操练还要肩扛戈戟列队。他到永昌后，先去军中报到。当时张志淳退休乡居，其子张含与杨慎是好友，因屡试不第，无意功名，肆力于诗，也回到了家乡。永昌知府严时泰为正德六年进士，与杨慎同年。他们一起努力，使杨慎没有再被派去边地戍所受苦，而在永昌军中充当文书。

严时泰为杨慎安排了住宅，为他寻药治伤，与他同游山水，待若宾客，使杨慎倍感温暖。他去拜访了张志淳，张志淳也为他准备了住屋。他常与张含一起出入，赏花品茶，诗文唱和，一起寻访哀牢故迹，探求九隆遗踪，情如兄弟，形影不离。在军中，营中将校也不把他当发配兵卒看待，常与他同饮共游，使他内心获得了些许安慰，但他终究是一名罪卒，内心深处还是觉得孤独落寞。从《军次书感》这首诗中可见其内心之凄凉与悲愤：“凭高一望倍凄然，日暮乌啼生野烟。天地侧身孤旅外，江湖短发乱兵前。屈平憔悴渔翁问，韩信栖迟漂母怜。何事穷愁无伴侣，东风独坐感华年。”

作为少负盛名的状元，杨慎之名早在滇中流传。谪戍云南后，当地大多数官员对他深表同情。到永昌军中报到不久，云南巡抚郭楠就与严时泰商量，将他安排到安宁养病，还特地修建了云峰书院供他居住。郭楠还上疏世宗：“人臣事君，阿意者未必忠，犯颜者未必悖。”请求赦免议礼诸臣，“复生者之职”。后来郭楠因此遭到廷杖、削籍，但是他救了伤病缠身的杨慎。安宁山水清幽，温泉名冠滇云，有“南中古殿”曹溪寺，距昆明仅四十公里，很适合养病。在此休养，对杨慎的恢复很有利。安宁太守王白庵对杨慎很崇敬，特意在城东建造了一座遥岑楼供他居住。杨慎听说附近有碧玉池温泉，久沐能治沉疴，便经常去那里沐浴。此泉也许真有疗效，他的杖伤就是在安宁养好的。他对碧玉泉感情很深，在《温泉诗序》中，他称道碧玉泉“绝胜华清矾石泉”，并为它题写了匾额“天下第一汤”。

但这一切只给了杨慎暂时的欢乐。他不甘屈居一隅，希望被朝廷重新启用，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男子志四方，焉能守一丘？壮游轻万里，逸迹凌九州。”“焉得云霓驾，托乘从霄浮。”

五、诗酒唱和，佯狂自保

嘉靖五年(1526年)六月，父亲杨廷和患病，杨慎非常着急，在云南当局的默许下，他决定单人匹马从小路赶回新都探视。他在《乌蒙铺》一诗中，记述了古僰道是“绝壁千重”“虎啸猿啼”。但他归心似箭，仅用十九天就奔回新都。亲人相见，悲喜交集。杨廷和因爱子归来，十分高兴，疾病痊愈。杨慎在家居住一月有余，得到父亲同意，携黄峨同往云南。

回云南后，杨慎仍居安宁。嘉靖六年（1527）八月，他去迷渡拜访了四川眉山同乡曹太狂。曹太狂名学，字行之，号半仙，能诗善书，尤精于画。嘉靖初年游滇，结茅为舍，寓居点苍山。杨慎写了“结宇依仙籍”的诗相赠，后亲笔书写，做了题跋。诗跋墨迹流传到京师后，被川人吴鸿恩收藏，刻于新都桂湖，至今仍存。

当年十一月，寻甸土司安铨因知府马性鲁加倍征粮，又裸挞其妻凤氏，举兵叛乱，攻陷寻甸、嵩明等县，杀死指挥王升、唐功等人，马性鲁弃城而逃。十二月，凤氏堂兄、武定土司凤朝文举兵参与叛乱，杀死同知袁俸全家及下属汉族官员，与安铨合围省城昆明，滇中震动。杨慎得知，身穿戎装，“率僮奴及步卒百余，驰赴木密所”，与镇守木密的副使张峩用计击破叛军，平定了叛乱。杨慎虽在平叛中站在朝廷一边，但对当地人民在战乱中遭受的苦难十分同情，“相顾惨然无颜色，呜呼寄命须臾中”“士兵抄掠尽村园，升天无梯地无穴”。在《恶氛行》中，他对引发民众叛乱的官府给予了辛辣讽刺：“熙熙闾阎逾百年，太平官府真神仙。紫薇迢迢华盖远，虚将敲扑威穷边。”

嘉靖七年（1528）八月，杨慎突然接到父亲杨廷和在新都病故的消息，请求云南巡抚欧阳重替他申请回籍守丧，但朝廷只许他奔丧，不许守丧三年。杨慎和黄峨回到新都，以庶人之礼埋葬了父亲。之后，他把黄峨留在新都主持家政，自己于十一月孤身返回云南。临别时，黄峨写了散曲《罗江怨》：“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

杨慎谪戍云南后，在京师由议礼引发的斗争仍在继续。杨廷和致仕后，由费宏担任首辅。世宗多次暗示内阁集体推荐张璁、桂萼入阁，但费宏站在杨廷和一边，以各种借口另推他人，使张、桂不满，极力诋毁。嘉靖六年（1527）二月，两人指使锦衣卫百户王邦奇以边事诬陷杨廷和及尚书彭泽、首辅费宏。费宏退休，杨廷和次子杨惇罢斥为民，受牵连者四十余人。张璁于当年十月由兵部侍郎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不久，即发动了对杨廷和一派的清洗，先后将刑部尚书颜颐寿、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寺卿汤沐等下狱，又罢黜御史等二十五人，使御史台为之一空。随后又将多人调离翰林院，并罢黜二十多人，使翰林院为之一空。

嘉靖七年（1528）六月，《明伦大典》以世宗的旨意修成后，颁行天下。世宗以钦定法典的形式，对持续七年的大礼议进行了总结，给自己树立了正统地位，终于以强权取得了这场斗争的全胜。同时，他重新给议礼诸臣定罪，杨廷和为罪魁。杨廷和突然去世，与这次重大打击不无关系。接着，张璁、桂萼二人三上密疏力攻首辅杨一清，致使杨一清次年九月落职，病死于归乡途中。

杨慎一直盼望朝廷赦免，再被启用。没想到最后他在朝中的援手尽失，形势的变化对他越来越不利，世宗心胸的狭窄使他更感危险。杨慎贬滇后，世宗常问阁臣杨慎怎么样了，阁臣说他颓废、老病，皇帝才稍觉放心。对此，杨慎感到极为失望和不安，他既担心张璁、桂萼罗织罪名，更怕世宗无端降祸。他预感赦还的可能性很小，心灰意冷。在云南张含、王廷表、李元阳、杨士云、胡廷禄、唐锜、吴懋等“杨门七子”的陪同下，他终日访古探幽，游山玩水，还有一批慕杨状元盛名的各族士人从游问学，一时传为盛事。为了自保，他常佯狂放纵，故作颓废，开始过起一种诗酒唱和、纵情声色的生活。

嘉靖九年（1530年）二月，李元阳陪他重游了大理，为时四十天，自龙尾关开始，上关水月楼结束。杨慎写了不少诗文，其中有《苍山杂咏》一卷，还有《游点苍山记》等。他们游点苍山时投宿通感寺，一天夜里，两人篝火对坐，听寺僧诵经，字音多讹。杨慎便在通感寺前住了二十天，白族门生董难做他的助手，“操笔书转注之例约千余字，汇为一编”，名《转注古音略》，成为古韵学史上一部承前启后的名著。李元阳将此楼题名“写韵楼”。此后，杨慎曾数游通感寺，读书著述、教授生徒。“一时问字者，肩摩山麓”，促进了云南文化的发展，成为云南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嘉靖十年（1531），他还约李元阳一起游了剑川的石宝山。下山后，来到山下的兴教寺，寺内海棠盛开，杨慎感慨自己的身世，触景生情，写了《兴教寺海棠》：“两树繁华占上春，多情谁是惜芳人。京华一朵千金价，肯信空山委路尘。”李元阳对老友的境遇十分同情，和诗安慰他：“国色名花委路旁，今年花似去年香。莫言空谷知音少，也有题诗玉署郎。”

离开石宝山后，他还去了南诏的发祥地蒙化（今云南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据《蒙化府志》记载，他曾三游蒙化，住在冷泉庵，并为圆觉寺题写了一副对联：“一水抱孤城，烟缈有无，拄杖僧归苍莽外；群峰朝叠阁，雨晴浓淡，倚栏人在画图中。”其木刻真迹至今犹存。

嘉靖十一年（1532）正月，云南布政使高公韶聘请他到昆明编修《云南通志》，住在武侯祠。两个月后，回到安宁住了一段时间，再游大理。在这里，他思念多年不见的好友张含，便回戍地看望。张含闻讯，远行至霁虹桥相迎，两人唱和之诗至今仍留存在澜沧江岸的崖壁上。他在永昌待了一段时间，再次告别，张含把他送至五十里外的光尊寺。回到大理后，他仍住写韵楼。同年四月，张含又到写韵楼来看他。

嘉靖十三年（1534）春天，杨慎回到安宁不久，王廷表接他到阿迷居住。当时他已十年戎旅，年将半百。按朝廷军政条例规定，永远充军之人，年满六十可由子侄代替服役。既然赦免无望，只有由子替役一途。但黄峨婚后未育，他膝下无子。于是途经临安（行政机构驻今云南省建水县）时，他娶了新喻（今江西省新余市）人周氏为偏房，想生个儿子，顶替军籍，自己可以归老故乡。次年六月，果得一子，名同仁。

王廷表的父亲王颖斌特意在坊内建了状元楼欢迎杨慎，留他与王廷表一同读书、著述。杨慎在阿迷流连数月，除与好友遍游临安、通海、江川、澄江等滇南胜迹，还与王廷表朝夕研习，诗酒唱酬，曾一夕成《梅花诗》百首，王廷表一一奉和，一时传为佳话。

嘉靖十五年（1536），杨慎再往大理，去喜州拜访杨士云。杨士云是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曾供职翰林院。正德十四年授工部给事中，因父亲去世请求，奉养母亲，决意不出，闭门读书，是一个很有个性、“清气逼人”的人。杨慎后来多次去拜访他，结为挚友。第二年四月，杨慎又往剑川，与李元阳重游石宝山，刻禹碑于大理。七月回安宁，十一月寓居高峣。

六、奉戎役回蜀，聊解乡愁

在杨慎四处漫游的这些年中，朝廷人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张璁和桂萼控制内阁的时间并不长，桂萼先失去世宗信任，于嘉靖十年（1531）去职，次年病逝。次年八月，张璁因婉拒皇帝为兴献王在太庙立牌位被罢免，一年后又被召回，终因不顺帝意，于嘉靖十四年（1535）退休。世宗又召费宏入阁，担任首辅。这又燃起了杨慎被召还的希望。费宏可能曾有书信给杨慎，问他情况。他曾在嘉靖十五年（1536）七月二十四日写了《答费钟石宗伯》，回忆翰林院生活，诉说如今处境，求费宏营救他回朝：“上帝图书群玉府，仙人楼阁蕊珠宫。流年冉冉形容异，往事悠悠梦幻同。屈指万三千里路，回首二十一春风。秋来剩有南飞雁，肯赎苏卿雪窑中。”可惜费宏入阁三月就因病去世，他的希望再次落空。

自嘉靖十二年至十八年，朝廷六次大赦天下，唯独不赦杨慎、丰熙、王元正、马录、吕经、冯恩、刘济、邵经邦八人，并对上疏请求宽宥议礼诸臣的大臣严加处罚，使杨慎日益清醒地认识到心胸狭隘的世宗对他的嫉恨难以消解，知道召还已绝无希望。好在云南的人事关系对他颇为有利，他的好友顾应祥、同年汪文盛相继担任云南巡抚，给了他许多照顾。四川巡抚也设法照顾他，杨慎身在军籍，便以调赴兵役的名义给他回乡的方便。他出军差回乡的记载，从其诗文透露的信息，先后有四次。

嘉靖十五年（1536），杨慎出军差回蜀，到泸州吊念姨母，遵从她的遗愿，为她作了墓志铭。两年后的冬天，他又出军差取道元谋，渡金沙江，经环州，从西路入蜀，经过汉源至荥经到达大邑，从大邑便道回新都，拜扫先人坟墓，与阔别十年的黄峨团聚。而后仍由西路返滇。同年十一月，他再领军差，从东道入蜀，由贵竹、遵义到渝州（今重庆市）。次年差事完毕后，由渝州北上，经遂宁回新都。五月，他与黄峨一起到遂宁为岳母祝寿，七月又回新都。杨慎旧交韩士英任贵州巡抚，聘他为嘉靖十九年（1540）乡试主考官。杨慎八月由蜀入黔，滞留到年底，在贵竹过了新年，之后又经遵义、梓潼北上回蜀，元宵节后经成都回到新都，在家里住了半年。

嘉靖二十年（1541），杨慎应四川巡抚刘大谟之邀回成都纂修省志。他负责其中的艺文志，并利用其资料单独编为《全蜀艺文志》。编书完毕，刘大谟在锦江边为他送别。沿岷江南下，途经青神时，他去看望了因大礼议被廷杖遣还后隐居在青神三岩山著书的妹夫余承勋。别后，南至嘉州，感到身体不适，到泸州后生病，又返回成都，在新都家中休养。次年春身体康复后，游青城山、都江堰，之后经泸州回滇，于七月回到戍所。

当时杨慎已五十五岁，流放云南十九年。为了生子替役，当年八月他又娶了北京人曹氏为偏房。嘉靖二十二年（1543）春，杨慎又领军差回蜀，从安宁经杨林前往泸州。六月八日，他在泸州得到家书，得知曹氏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老年得子的他十分高兴。这年冬初，他还匆匆赶回安宁受贺。岁末，他又匆促还蜀，仍以出军差的名义寄居泸州。七八年间，杨慎频频以处理军务出差的方式回蜀，得以与家人暂时团聚，但由于刘大谟去世和杨慎年事日高，经不起往返劳顿，嘉靖二十四年（1545）以后便不再出军差归乡。

七、永不获赦，老死边荒

明代十六个皇帝中只有五人活过四十岁，仁宗至武宗这八个皇帝都不满四十。世宗年方三十就已“血气衰初，发须脱半，精神大减”。嘉靖十三年（1534）曾“重咳六十日”；十九年“复得奇疾，非热非寒，卧三旬乃起”。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他，使他渴求长生不老。加之他即位后十年，一直没有子嗣，嘉靖十二年（1533），由道士建道场求子后，才生了几个儿子，但都先后夭折了。但他相信丹药能增加自己的生育能力，尊奉道教。嘉靖二十一年（1542），他移居西苑离宫，专心奉道修炼，自封“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二十余年不上朝，除少数值班听命的大臣，百官难得一睹“龙颜”。他修建宫观，采药炼丹，广泛发展道士，耗费了大量钱财。杨慎对此大为不满，大胆指出世宗“眠食求仙多错误”。世宗活了六十岁，统治明朝四十五年。这对杨慎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不幸。

世宗移居西苑，一心修炼后，杨慎在云南的日子也好过了一些。张璁、桂萼在朝中的势力已烟消云散，继费宏出任内阁首辅的李时生性宽和，爱惜人才；继李时出任内阁首辅的夏言在政纲上支持杨廷和，对世宗刚愎自用、修炼误国多有抵制，但他们没有特别关照杨慎，当然也没有为难他。

嘉靖二十一年（1542），严嵩入阁，前后把持朝政二十年之久。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奸相，但与杨慎是故交。入阁之前的严嵩似乎还算不上奸臣。从杨慎给严嵩的诗中可以看出，严嵩似曾答应救助他。在云南，顾应祥在嘉靖十二年（1533）因母亲去世归乡后，嘉靖二十七年（1548）再次被朝廷启用，再任云南巡抚。杨慎和他私谊深厚。顾应祥是位科学家，平生研究九章勾股法，著有《测圆算术》《弧矢算术》《授时历法》等，也通经史诗画。他们成立箬社，一起研究学术。顾应祥再官云南，杨慎心情轻松一些，生活比以前更加自由。

嘉靖二十六年（1547），杨慎把家从安宁迁至昆明，定居高峣海庄。这是他十年前置下的另一处住房，位于“高峣海岸，景物最为奇胜”。这里原是杨慎故友毛玉的故居，毛玉是弘治十八年进士，嘉靖初任吏部给事中，大礼议中，下狱受杖而死。海庄原有萃芳园，遍植梅花。院内有旷如、会心、萃芳三亭。杨慎定居于此后，又新建了三玄亭、一萍轩、朝晖楼，顾应祥还出资为杨慎构筑了广心楼。

杨慎万里远戍，长期罢黜，使他对民间疾苦有了深入了解。他常常不顾罪卒身份，为民请命，造福于百姓，云南人民在多处立祠纪念，至今不忘。安宁有四口盐井，又是昆明最大的牛市，州官总想多征牛盐税。当时杨慎客居于此，于是“言语当道”，使安宁人民得以免除增税。两年后，安宁新开盐井建成，请杨慎作记，他在记中倡导新井应该富民，不能“上肥下瘦”，故安宁人深深感戴他的恩德。安宁和高峣都临滇池，在昆明境内的出水口叫海口，为滇池咽喉。一些豪绅利用疏浚海口之机谋利自肥，欲壑难填，而“四州八县之民，劳悴瘟疫，死者以万记，臭达于数里”。杨慎写了《海门行》《后海门行》等诗痛加抨击：“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揭露浚海危害百姓，破坏自然环境，恳请云南巡抚赵炳然“俯从舆议，悯民劳而小康之，顺人心而亟止之”。赵炳然听从了他的建议，环湖人民无不感恩戴德。

杨慎到高峣定居时已年过六十，因朝廷每次大赦都把他排除在外，他已知回朝无望，断绝了念头。“千里有家归未得，可怜长作滇南客”“三十从军今白头，何日归隐蜀山岑？”他只渴望早日回归故里，与亲人团聚。在云南娶的周氏所生之子已经成年，可以替役。他请求云南军政当局按条例的规定，允许他由儿子替役，放他还乡。但云南地方官员没有朝廷命令不敢答应。顾应祥已离开云南，他只有求助于继任湖南巡抚的同年鲍象贤。他写信向鲍象贤诉说了自己流放南荒的凄苦：“奉别左右今三十年，执事年逾耳顺，而不肖又加三矣。……甲申之秋受廷杖者再，髀间痕迹累累，每天阴痛不可止，近来尤剧；加以目昏足软，左臂已不能持，朝露溘见，近在旦夕。……在滇居者一妾二子皆幼弱，一旦奄忽……死者为填海之游魂，生者为异域之乞丐必矣！”

杨慎认为自己两眼昏花，四肢麻木，已不能再服军役。由儿子按期顶替，法律条例都符合。朝中当权的严嵩以前与他关系密切，在人事上也没有障碍。鲍象贤接信后，似曾上奏，许其还乡。这个消息杨慎和朋友都知道。他在给朋友的诗中说：“乡国怀归近有期，灯花先报主人知。”他的老友张含听到他可能归乡的消息，一口气写了《得升庵东归消息三首》等诗，在诗中说，“东归消息几回闻”。这说明杨慎放归之说已不止一次。张含甚至在诗中问他何日从云南出发。

但事情中途生变。杨慎与严嵩在人品上有天壤之别。严嵩一味逢迎世宗，老于世故，处事奸猾。他深知世宗专断固执，对杨氏父子嫉恨深重，在杨慎赦还的问题上一直不肯“显言”。杨慎认为他“极相悯念”“必欲使归”，把希望寄托在严嵩身上，无疑过高地估计了他与严嵩的交情。严嵩既不能为之解释澄清，又不敢私自批复，致使杨慎终不得还。这年他已六十五岁，流放云南已二十八年。赦还和替役的努力均告失败，杨慎还乡之路彻底断绝。鲍象贤极力周旋，嘉靖三十二年（1553）秋，借派赴兵役的名义，使他归蜀，默许他久居江阳（今四川省泸州市）。他在“秋尽”时节离开云南，虽然日夜思念故乡，但流放云南三十年，结识了诸多患难朋友，临别时自是难舍，写了《留别安宁滇城诸友》二首。其一说：“垂老东还日，天涯此别稀。关山放马地，江水钓鱼矶。秉烛情何尽，衔杯泪欲挥。相思幸相问，处处有鸿飞。”

入冬，杨慎自昆明抵达江阳。稍作安排，便回新都探望黄峨，以后就与一妾二子寄居江阳。

江阳是通往滇黔的咽喉要道，杨慎谪戍云南后，往返滇蜀十四回，曾多次路过此地。这次选其作为晚年安身之处，一是考虑这次回蜀是出于云南当局的私自决定，江阳地处滇蜀交界之处，居此以示徘徊于滇蜀之间，有理可说；二是他姨夫韩苍雪是泸卫昭勇将军、松潘右参将，是江阳名门望族，在人事上可获照看。他在城西僻静之处建了一所宅院，有蕊珠楼、芸香阁、长廊院落，想在此读书养性，了此一生。

泸州太守薛曲泉、泸州兵备佥事姚梧对杨慎都很照顾，他的两位表弟也对他很好。在这里，他结识了新的朋友，组成诗社，一起吟诗唱和，游山玩水。其中与他最要好的是章懋、曾屿、熊南沙、张佳胤、赵贞吉。他每到一地，都有人从其问学，在当地也收了不少门生。他担心世宗追查他谪戍境况，不得不像在云南一样，佯狂自纵。“在泸州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后来沈自晋据此编了杂剧《杨升庵诗酒簪花髻》。

杨慎到江阳后，迭遭不幸。嘉靖三十六年（1557）气候反常，天气奇热，“天下三伏，泸州六伏”，持续高温数月之久，使他受尽熬煎。六月，不知是因为酷热，还是因为疾病，他儿子同仁突然亡故。年已七十的杨慎晚年丧子，痛不欲生。这年八月，杨慎因在江阳容易睹物伤情，便返回新都看望黄峨和兄弟。亲人相见，自然高兴，在庭院设宴，饮酒赋诗，不想二弟杨惇在宴席上中风而逝。他带着丧子的伤痛还家，又遇到二弟溘然长逝，不禁悲叹道：“余生则先，弟亡则前”“又弱一个，何忍余捐”。

长子同仁去世时二十二岁，虽然结了婚，但没有子嗣；次子宁仁嘉靖三十七年（1558）已满十五岁，杨慎希望能早有后嗣。这年春天，他为宁仁娶了江阳滕恩官之女为妻。秋天，他返回新都，看望亲人。没想到，这是他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回到故乡。因为鲍象贤已于三年前离任，继任云南巡抚的王昺在这年冬天突然派了四个指挥使下属军官来到江阳，将杨慎押解回滇。这对年老体弱、风烛残年的杨慎无疑是个晴天霹雳，但这是由于什么缘故，少有记载。按照杨慎自己的说法，是因为“杨门七子”遭滇中某士人嫉妒，向巡抚王昺举报了杨慎返蜀长期不归一事，于是王昺执行朝廷谪戍的谕旨，派人把杨慎押回云南。

杨慎十月离开江阳，天已飘雪。他步履维艰，行至杨林（今云南省嵩明县杨林镇），病倒在那里的荒村野店里。历时四十日，行程三千里，终于在十一月十三日到达昆明。这时王昺已因贪污罢任，由游居敬接任巡抚。杨慎报到后，游居敬担心滇中有人会上告朝廷，不敢更改王昺的决定，擅令杨慎返蜀，命他仍住高峣海庄。高峣的乡邻听说杨慎回来，都煮了肉、拿来酒安慰他。他在高峣养息了一段时间。游居敬曾请杨慎代任《五经旁注》总校，住昆明五华精舍。但大概出于政治忌讳，云南当局仍要求他回永昌戍所。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杨慎回到了永昌。当时，只有老态龙钟的张含来迎接他了。他被安置在城北卧佛寺，朝听晨钟，晚闻暮鼓，被疾病折磨。想到沉疴难起，来日无多，还乡无望，内心无比痛苦。他原本一片丹心，想辅佐皇上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结果却成为罪囚，半生贬谪，最后终成滇海之游魂，便于六月末悲愤地写下绝笔诗《病中永诀李张唐三公》：“魑魅御客八千里，羲皇上人四十年。怨诽不学《离骚》语，正葩仍为风雅仙。知我罪我《春秋》笔，今吾故吾《逍遥》篇。中溪半谷城南叟，此意非公谁与传。”

明人记载，这一年七月六日，杨慎病逝于永昌卧佛寺。游居敬命灵柩返回新都，黄峨以七十之躯，徒步奔丧，至江阳遇到杨慎灵柩，仿南朝梁代女诗人刘令娴《祭夫文》自作哀悼之文，情礼备至，并把次子宁仁带回抚养教育。当年冬天，杨慎遗体葬于新都城外其父墓侧。

关于杨慎去世的日期，也有其他说法。李贽说：“余读先生文集，欲求其生卒之年月而不得也。遍阅诸序文，而序文又不载。……以故恨也。”李贽生于嘉靖六年（1527年），如果杨慎1559年去世，他32岁，杨慎离世，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至少有所传闻，但他却不知道，这很奇怪。根据李元阳的《升庵七十行戍稿序》，可以证明他在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后仍然活着。杨慎从江阳押解回滇，沿途写了不少诗。他至戍所把这些诗作整理后，题名《七十行戍稿》，寄给李元阳作序。李元阳在《序》中说：“嘉靖三十八年冬，升庵先生由泸至滇，涉路三千，历日四十，滰淅夜衣，成诗百余首，题为《七十行戍稿》，寄某命序之。某既卒业，乃以书复先生。”由此可知，杨慎当时还在人世。还有一个证据，嘉靖三十八年（1559）夏，杨慎还应请撰写了《故明威将军九华沐公墓志铭》。如果他当时病死永昌，这个墓志铭怎能写成？《明实录》载：“隆庆元年壬戍，吏部又言……系狱戍边斥死牖下者，应复职赠官。若修撰杨慎凡二十八人……上从其议。”这说明嘉靖皇帝死后，杨慎等人得到了赦免，恢复了官职。学者陆复初认为杨慎卒于隆庆元年之后，说杨慎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后又潜回江阳，从此销声匿迹，闭门不出。他的证据是张含《读毛氏家史论》：“公（毛玉）与新都太史同难，公死于国，太史逐于滇。……公死于国而完名，葬于乡；太史终归紫极而敷皇猷，道或不行，颐老于蜀。”这是否可以认为杨慎永昌之死可能是个烟幕，实际上他潜居江阳，故最终能“颐老于蜀”？张含与杨慎是莫逆之交，其说或许值得参考。

杨慎晚年回顾自己一生，说自己“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谅无补于事业，要不负于君亲。遭逢太平，以处安边，歌咏击壤，以终余年。天之顾畀厚矣，笃矣！吾之涯分止矣，足矣！困而亨，冲而盈，宠为辱，平为福者也。”

他自认为一生为国，不谋私利。谪戍之前，想做一番事业，遭遇不幸，则安时处顺，以终余年。不负君亲，无愧自己。他少年时随祖父学《易》，两旬即通，但未能真正理解。经历了命运多舛的人生，终于领悟了《易》中困与吉、空与满、宠与辱、平与陂都是可以转化的。他对历史与命运的认识，在《临江仙》这首词中已说得明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结束语

杨慎出身显贵，状元及第，才华横溢，任职翰林，本可成一代重臣，但他为人正直，不顾安危，在大礼议中获罪，终身流放，这是他人生之大不幸。但他不甘为天地之蠹，埋头著述，著作等身，却是学术之大幸。尽管图书资料奇缺，但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凭苦学、实践、记忆，在云南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及注释性书籍，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南中志》《记古滇说》等。

杨慎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计存诗约2300首，所写内容极为广泛。他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盛行的时候，能别张垒壁，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之长，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

杨慎还是我国哲学史上处于转变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是十七世纪启蒙思想的先驱。他对明朝开国以来最高统治阶级尊崇的程（颐）朱（熹）理学进行了批判，程朱理学是当时的官方哲学，朱子在当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而王守仁心学当时风靡一时，天下宗之，他却对心学的源流、弊病及产生的恶果，作了振聋发聩的揭露，成为明代反对宋明理学的先驱。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认识论上提出了“知不若行”、实践第一的观点；他认为情欲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在理性的支配下应该得到满足。他的启蒙思想开一代风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杨慎还具有丰富多彩的史学思想。他不迷信历史，不盲目相信历史，认为读史应独立思考。认为善疑是学者成功之始。他突破了前人以为小说虚妄不足以证史的旧说，采录小说证史。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改朝换代，不断赓续。几乎每个朝代开始，一些儒家的信徒便尊古奉今，尊之为“圣法”，认为恢复旧制度，

就可以使社会长治久安。杨慎在哲学思想上认为万物皆变，用这一观点观察历史，认为社会也是不断变化的，反对“党往仇来，荣古陋今”，坚持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他指出历史的发展不取决于“圣人之意”，而是决定于当时的客观情势。在用人制度上，他认为“天下有贵人，无贵族”，主张“立贤无方”，用人唯贤，反对“官人以世”，任人唯亲。他重视民族史和自然史的研究，其《云南山川志》《滇载记》《滇候记》等著作得风气之先，已初见自然科学复兴之端倪。

另外，杨慎还在训诂考据学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自王守仁创为心学，“削经铲史，驱儒归禅”，空谈心性之风笼罩天下，倡导在“简易”上下功夫，以不读书为“忘言观妙”。他反对这种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批评理学家们“使事实不明千载，而虚谈大误后人”。他主张博学，多闻多识，重视字学和古音的研究，训诂章句言必有征，提倡一种新的治学方法，这导致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考据学经历了肇端、发展、完善的过程，杨慎在这个过程中开其先路，功不可没。

据《升庵杨慎年谱》记载，杨慎平生著作达四百余种。李调元刊《函海》时，曾作专辑收录他所著之书。《明史》杨慎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李贽在《续焚书》中说：“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明代中后期的大学者焦竑学识的通洽在明代与杨慎齐名，但他极为崇拜杨慎。杨慎去世后，他辛勤搜集杨慎流散的著作，“购之数十年”“致力搜罗”，编成百卷《升庵外集》。与李贽、焦竑都有交往的袁宏道对杨慎也极为推崇，赞叹道：“人有言曰，胸中无万卷书，不得雌黄人物。然书至万卷，不几三十乘乎？除张司空外，更几人哉。吾于汉刘向、唐王仆射、宋苏子瞻见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年矣，吾于杨升庵、李卓吾见之。”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称杨慎的诗“三百年来最上乘”。《四库全书》收录了杨慎二十九种著述，评价“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杨慎给予了极高评价：“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杨慎是明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学者，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他挺然崛起，高峰耸峙，无所依傍，成四百余年来之人杰。一生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命运多舛，大起大落，大半生流放云南，极为不幸。但他也因此为中原文化在云南的传播，为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云南人民常把他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共同祭祀。他的光芒在经历了历史的遮蔽之后，更显得灿烂辉煌，成为中国文化特别是蜀文化刚直不阿、修洁纯粹、勤奋博雅、逆境奋进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