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王春林，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山西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曾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近二百万字。出版有个人批评文集《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等。曾先后荣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9届优秀成果奖（2004年度）、山西新世纪文学奖（2002年度）、赵树理文学奖（2004—2006年度）、山西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

只要是真正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朋友,就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所谓改革开放事业愈益向着纵深处的推进,横 在我们面前的社会现实状况明显地呈现为一种复杂的状态,越来越显得暧昧不明难以判断了。一方面,无法被否认的是,这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速度惊人,以至于 GDP 总量都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了。但在“另一方 面,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平等,生态环境恶化等等这些问题, 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这样一种越来 越令人难以作出准确判断的社会现实,对于我 们当下时代的小说创作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我们的作家到底应该对于这种暧昧不明的社会现实进行怎样的一种理解和认识?应该以怎样的一种艺术想象力,以怎样的一种艺术方式来应对表现这种社会现实?确实是摆在广 大中国作家面前一个不容回避只能直面的重要问题。

那么,面对如此迫在眉睫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作家所提供的答案究竟如何呢?无法否认的一点是,尽管有不少中国作家都努力尝试着提供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与认识,但就他 们所写出的小说作品本身来说,真正能够切中中国社会现实之肯綮,之关键症结者,其实并不多见。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或者与官 方对现实主义创作的积极倡导有关,现实主义问题以及现实主义的小说写作再度引起了公众的密切关注。很多时候,面对此类问题,单纯抽象的理论探讨恐怕是无益的,真正可能对现实主义创作有所推动的,反倒是结合相对成功的作品展开一种具体而微的文本分析。

尹学芸的中篇小说《望湖楼》,便是这方面一个极好的例证。《望湖楼》具体书写的,乃是一个看似寻常的饭局所引出的一场不应该发生的灾难。在很多作家笔下,故事情节发展到这里,一般也就不再向前继续推进了。因为写作者很显然已经由一个饭局而相当巧妙地触及到了当下时代中国社会业已非常严重了的阶层分化问题。但到了尹学芸这里,贺三革的意外摔 成瘫痪,却仅仅只是意味着故事刚刚行进到中途,尚有更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内涵需要作家在 接下来的部分做更进一步的挖掘与表现。很多时候,这也正如同下棋一样,一般平庸的棋手大约只能想到两三步棋,而高明的棋手却往往 会想到四五步乃至七八步之外。

具体来说,尹学芸的难能可贵处在于,借助于贺三革滑跌一事写出当下时代社会阶层分化事实的同时,更进一步地写出了阶层内部的分化。当喜鹊义正词严地告诉男友贺坤,那天被请的陶大年他们,事实上也对贺三革的摔伤负有一定责任的时候,贺坤却无论如何都感觉难以 理解:“贺坤困惑地看着喜鹊,不明白事情怎么又跟‘欺负’扯上了边儿。他们的思维不在一条轨道上,这让贺坤觉得这种对话很费劲。”如果说贺坤仅仅是对喜鹊有所不解,那么,到了卧病在床的贺三革这里,喜鹊干脆就已经被看作是一个坏女孩:“坏事都坏在那个喜鹊身上, 贺三革原本就不怎么喜欢她,眼下不是不喜欢, 是非常厌恶。他觉得这不是个好女孩,不善良。她正教唆他们的儿子走歪门邪道,儿子跟了她, 变坏是迟早的事。”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贺三革才坚决要求儿子贺坤从此远离喜鹊。我想,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承认,尹学芸的这一笔非常重要。正是通过贺三革莫名怨恨其实一直在帮助着自己一家的喜鹊这一细节,作家相当深刻地揭示出了底层民众贺三革心灵的被扭曲异化状况。首先,妻子袖珍当年的工伤,理应得到合 理的赔偿,但贺三革与袖珍却硬是把这笔账算到了陶大年身上。很多年之后,他们依然坚持要在望湖楼请客,正是这种所谓“感恩”心理作祟的缘故。其次,他自己的这一次摔伤,陶大年他们明明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贺三革,却不仅不去追究陶大年们的责任,反而稀里糊涂地把怨恨投向了真心诚意帮助着自己家庭的喜鹊身上。所有这些,细细地想一想,恐怕都与贺三革在现行社会体制下长期不自觉形成的那样一种只知道逆来顺受的奴性心理紧密相关。能够写出这一点来,所充分证明的,正是尹学芸思想艺术能力的非同寻常。

一方面,既是自己保姆工作的被辞退,也是与贺坤联姻希望的彻底破灭,另一方面,既是陶大年夫妇得知真相后的无所作为,也是贺三革他们的只知一味忍让退缩,这所有因素叠加 在一起的最终结果,就是喜鹊的“铤而走险”。“铤而走险”的喜鹊,最终因为对贺三革一家的慨然施于援手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左三东口口声声的短信诈骗犯。既然对贺三革们的忍气吞声倍感不满,心怀满腔怨气的喜鹊,也就自己动手了。在租下了石板胡同的一个民居之后,她开始逐个地给那天参加过贺三革饭局的达官贵人们发信息,既为贺三革讨回必要的赔偿,也 为自己,更为自己所归属的这个社会阶层讨回 必要的人性尊严。没想到,出席饭局的数人中, 却只有尚小彬一人,在实地了解到贺三革的凄惨处境后,给喜鹊所提供的贺坤账户打了三万块钱。但心存悲悯的尚小彬,也根本想不到,正是自己的这点善心,最终给公安机关提供了必 要的证据,最终使本来行侠仗义的喜鹊以“短信诈骗犯”的身份而锒铛入狱。借助于故事情节的这最后一次反转,尹学芸所真切写出的,实际上也就是命运所具有的吊诡与难以捉摸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