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韩敬群，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编辑图书曾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图书奖、政府出版奖等，2008年入选北京市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2011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出版行业第二批领军人才，2015年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6年入选北京市高层次创新人才支持计划领军人才，2017年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优秀编辑)奖。

最近一直在读天津作家尹学芸的长篇新作《菜根谣》。作品难得地写的是下岗女工的故事。其中写到这么一个场景，五位女工相约重回工厂看看，看门人的脸贴着小玻璃窗上看着他们，这时五个人之间有这么一段对话：

徐姐说：“冯诺，我咋这不好受呢？”

我说：“厂子在我们手里垮了。”

戴月月说：“跟我们有啥关系？我们又不是董事长。”

方静说：“我真后悔当初没好好干。现在想干却没机会了。”

宋桂英说：“我们还会有机会吗？”

面对挫败的现实和灰暗的人生，这里有难过，有伤感，有悔恨，但是难得的，或者说，意外的，我没有读到怨恨与憎恶。多少年了，作为一位文学编辑，我已经习惯接受我们的作品中有那么多的好像是“政治正确”的通行证似的，或者，就像评论家李敬泽先生说的那样的“未经省察的” 习惯性怨恨。以至于听到这群朴实女工这样充满宽容谅解、自省自责的对话，我会怦然心动。

我记得在一次会上曾经听到《人民文学》主编、著名评论家施战军先生提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弹性与宽窄度问题。他提到现在一线的编辑都很着急，凡是他们觉得主题比较恢弘明亮、没有瑕疵的作品，艺术上往往有欠缺，缺乏感染力。而那些艺术上比较让人信服的作品，调子往往偏灰偏暗。这正是一线的文学编辑与文本近身肉搏的真切感受。他用的是一个相对温和的词：着急。其实，我更愿意说这也是一种焦虑。我想，这种焦虑，这种纠结也许与我们的艺术生产管理者对艺术作品的相对单一、趋于功利的评判标准以及对某些题材、某种样式的创作的偏爱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创作者的心态有关，与他们对这个时代丰富驳杂的现实的不免偏于一隅的观察理解有关。万里长江在其滥觞的源头，相信一定是清可见底，但到它奔腾入海之时，一定是混灏苍茫，泥沙俱下，气象万千的。对现实生活来说，无论从哪个导向来看，任何一元化、一边倒的理解与书写都是片面而危险的。当年苏轼给朋友写信曾经说到，物之不同，物之情也。地之所美，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大地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生长万物，而不是它生长一样的东西。要想创造无愧于这个时代的具有高峰水准的现实题材原创精品，就像习总书记说的那样，面对生活之树，我们既要像小鸟一样在每个枝丫上跳跃鸣叫，也要像雄鹰一样从高空翱翔俯视。一个健康的文学生态，既要有雄鹰，也要有小鸟。对于中国现实的书写，没有深度与层次、缺乏诚意与真情的干巴巴的廉价赞美没有意义，那种先入为主式的没来由的“无情无义”的怨恨型写作同样近似投机、令人厌弃。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多年来重视现实题材作品的出版，提倡温暖而开阔的现实主义创作。我们认为，在现实主义风格、现实题材原创作品的出版工作中，坚守是重要的品质。《庄子·人间世》里说：“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大意是说，美好品德的养成与美好事业的成就需要持之以恒的坚守与努力。我们文学出版工作者需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与践履，必须克服那种克期完成的急功近利的急躁心态与做法。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有一本名著《影响的焦虑》，套用他的说法，现在我们似乎正遭逢一种“精品的焦虑”甚至是“高峰的焦虑”。无论是政府的决策部门，还是各个具体环节上的艺术生产部门，都弥漫着这样的焦虑情绪。心态失常或失衡，带来的后果可能是举止的失措。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警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