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专职研究员。兼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文艺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等。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著有《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等，主编有《大众文化理论新编》等，合译有《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导论》。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谈论现实主义文学，总会让我想到当年的路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先锋文学或现代派风生水起，颇有“弄潮儿向涛头立”的味道。相比之下，还在用现实主义经营文学的作家则显得有些落伍。正是在这个时候，路遥开始构思和写作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了。

现在看来，当时的文学形势一定给路遥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以至于他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不得不用好几小节的篇幅，既谈论他当时面对的文学处境，也反思他选择现实主义结构这部长篇小说的心理动因。在他的交待中我们发现，路遥并不排斥现代派作品，恰恰相反，他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以及欧美、拉美的当代文学非常关注，并且也从相应的阅读中获益匪浅。但为什么他依然选择了现实主义呢？因为他意识到现实主义曾经被我们做坏，变成了一种伪现实主义。于是，现实主义虽然号称文学主流，但它依然处在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同时他也意识到，拿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作抵押来完成这一长篇巨制，他“失败不起”，必须借助于一种相对成熟的“主义”投入写作才比较稳妥。为慎重起见，他还反复阅读了《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因为这两部作品虽都出自马尔克斯之手，但前者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杰作，后者是传统现实主义典范，他要在比较中确认后者的价值。

当然，路遥选择现实主义，我觉得也有与先锋文学较劲的因素。陈忠实曾经披露，在1985年一个关于农村题材创作的会议上，路遥非常坚定地阐述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澳大利亚羊是当时刚刚引进过来的优良羊种，路遥借此隐喻现代派或先锋派，是要表明自己坚守现实主义的执着和信心。这种表白甚至让陈忠实也倍感提气。

但以上罗列并非我要谈论的重点，我更想指出的是，为什么路遥在选择现实主义时考虑到了读者因素，这种考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来看看他的说法：

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当然，我国的读者层次比较复杂。这就更有必要以多种文学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何况大多数读者群更容易接受这种文学样式。“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小，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毋容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于不顾，只满足少数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89－90页）

很显然，路遥之所以选择现实主义，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想到了读者。因为在他看来，现代主义曲高和寡，读者面小；而现实主义则雅俗共赏，接受者众。这一判断应该说是毫无问题的。如果追溯一下现代主义文学发生的源头，我们甚至还可以发现，现代主义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天生就携带着拒斥读者大众的基因。约翰·凯里指出：当教育改革取得成功之后，19世纪晚期的欧洲出现了庞大的阅读人群。面对新型大众的崛起，知识分子感到恐惧，于是他们千方百计，想把大众挡在文化之外。但实际上，这又是不可能的事情，万般无奈之下，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使文学变得让大众难以理解，以此阻碍大众阅读文学，他们所做的也不过如此。20世纪早期，欧洲知识界就殚精竭虑地决心把大众排斥于文化领域之外，这场运动在英格兰称为现代主义。虽然欧洲其他国家对此有不同称法，其要素却基本相同。”（《知识分子与大众》，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页）于是，现代派文学不是向读者发出邀请，而是对读者加以拒绝——把巨大的读者群拒之千里之外，是它的野心，也是它的梦想。

路遥当年不一定知道西方现代主义与读者大众的这种紧张关系，但凭借其直觉，他已经意识到现代主义不待见读者大众，读者大众也不见得喜欢现代主义。在这种格局中，如果选择现代主义的实验方法，可能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能有所收获，却会因此失去广大的读者。如果选择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除了便于构建他的宏大叙事外，还有助于读者的阅读接受。正是在他所假定的读者召唤中，他的天平才最终向现实主义倾斜。而《平凡的世界》面世以来的种种阅读数据业已表明，这部长篇小说的传播之广和受众之多确实非常惊人。它虽然一直不被精英集团看好，但在普通读者心目中，它却成了他们的“人生圣经”。而实际上，很可能这也是路遥所希望出现的接受效果。

如此看来，现实主义除了是一种文学的时代精神和创作手法外，它还应该是一种更易于普通读者接受的文学样式。我甚至觉得，一个作家一旦选择了现实主义，其叙述模式、描写方式、人物塑造和细节呈现等等，都更接近于普罗大众既定的欣赏口味和文化心理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故意深奥，那么现实主义文学则天生通俗。全世界没有多少人能读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但即便普通读者面对巴尔扎克的小说，也并不存在多少阅读障碍。

凡是拥有广大读者群的中国当代作家，往往也是参透现实主义奥秘，并把这种写法运用得得心应手的作家。陕西作家中路遥是如此，陈忠实也不例外。后者曾经说过：当年读《百年孤独》，“读得我一头雾水，反复琢磨那个结构， _仍是理不清头绪，倒是忍不住不断赞叹伟大的马尔克斯，把一个网状的迷幻小说送给读者，让人多费一番脑子。我便告诫自己，我的人物多情节也颇复杂，必须条分缕析，让读者阅读起来不黏不混，清清白白。”（《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第63页）这也意味着，如果说《百年孤独》曾经对路遥、陈忠实产生过影响，这种影响其实来自于相反的方向：马尔克斯可以把现实主义做得非常“魔幻”，中国作家却不一定照猫画虎，亦步亦趋，因为我们这里不一定具有接受这种“魔幻”的现实土壤。

于是我们可以说，今天的作家在介入现实的同时若想同时赢得读者大众，现实主义很可能依然是其首选的文学样式。因为与那些实验性与探索性的先锋文学相比，现实主义文学其实可以称作通俗文学，现实主义也生产出了一种特殊意义的大众文化。众所周知，在既定的知识谱系中，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化往往是被人小瞧低看的，但问题很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思考现实主义文学与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化的关系，正是我们进入这一问题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