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我离开北京那年，是个冬天的早晨。时光荏苒，一晃都过去二十多年了。

一月的北京阴冷阴冷的，阳光偶尔扯开铅灰色的天空，缕缕暖阳穿过冰冷的空气，渐渐酝酿出丝丝暖意。可忽然刮起的阵阵西北风，又把这暖流冲撞得无影无踪。我茫然地站在四环路口，心里忐忑不安。前面等待我的是首都机场波音747，是美利坚华盛顿。

记得那时我拉着两只特大号的旅行箱，走出住了七年的筒子楼。那是一座五层的红砖小楼，被周围林立的高楼团团包围着，好象喘不过气来似的。狭窄的楼道，昏暗的灯光，小心翼翼地穿行于其间，生怕一不小心碰翻了谁家的煤油炉或鞋架子，吵醒了还在睡梦中的孩子。有人在走廊尽头的公用厨房里做早餐，煎鸡蛋的香味在整个楼道里弥漫着。筒子楼里的锅碗瓢盆交响曲永远是共享的，红烧鲤鱼的鲜香和着致爱丽丝钢琴曲的旋律，小孩子洗澡水的热气腾腾伴着洗衣机稀里哗啦的噪响。我站在楼梯口，放慢了脚步，真的要走了，离开这熟悉的生活，这曾经给过我欢乐也给过我烦恼的生活。我就那样悄悄地一步步走下楼梯，走出了这盛满了故事的筒子楼。

回过头来，想再仔细看一看那座掩映于晨曦里的银白色大楼，我在那里工作了七年。穿过密密麻麻的楼群，仿佛穿越着重重叠叠的岁月。顺着小月河往西往西再往南，目光在记忆的河流里追索着。冬天的河边没有柔媚的绿柳，没有亭亭玉立的小白杨，只有暗绿色冰冻的河水，河面上烟波缭绕。小月河的另一端，与燕京八景之一的“蓟门烟树”携手成伴。再往南行，映入眼帘的便是那座二十四层的高楼。四四方方的造型，外墙的白色如象牙一般，我们就常称它象牙塔。

它高高地矗立在蓟门桥东北端，东邻北京电影制片厂，背后是培育出无数影艺明星的北京电影学院。一九八九年落成时，周围还没有任何高层建筑，因而它便颇有些傲然独立鹤立鸡群的意味了。的确它也有值得骄傲的理由，作为中国知识产权界的标志，国家知识产权局（当时称作中国专利局）这座银白色的大楼，见证了中国第一代IP人所走过的足迹。

那时我们这群刚从大学或研究生院出来的毕业生，带着学生腔，却有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儿。在走进这座大楼以前，我对专利一无所知。的确，中国于一九八五年四月一日才开始实施专利法，它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专利局。翻开那一盒盒纸件检索文档，只有寥寥几篇中国专利，美国英国欧洲的专利文献几乎占据了全部的空间。在为我们这些新人举行的欢迎会上，局长风趣地说，“年轻可不只是意味着无知阅历浅，年轻更意味着朝气蓬勃风华正茂。”

想不到，这一切便这样嘎然而止。我坐上出租车，朝首都机场飞驰而去。忍不住再回首，身后的景物愈来愈远，很快就变成了一片模模糊糊的背影。

（二）

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我就读的大学报到，遇到的第一个人是格莱尔女士，她是国际学生办公室主任。胖胖的身材，深度近视镜片后，一双充满探究的眼睛。“你是日本人吧？”这是格莱尔问我的第一句话，她的语气不象在发问，好象不过是来确证一下而已。我感到有些窘迫，心说我没有穿错衣服啊，和服木屐一样都没有。“不，我是中国人。”大概是我的回答太生硬了，与日本女子一向温顺柔软的语调大相径庭，格莱尔女士抬头仔细打量着我，诧异地哦了一声。

后来在很多场合，我又被问到了同样的问题，“你是日本人吗？”。有时我会忍不住反问他们，你怎么会这么认为呢？英语课老师的回答最令我啼笑皆非。她说看你总是穿着得体，相信我没错，日本人几乎个个都这样。再后来，留学生同学告诉我，老美问你是不是日本人，人家那是在抬举你呢。我听了不免有些懊恼，中国人在美国人眼里究竟是什么形象呢？莫非依然是一副缺乏教养的躐蹋相，与百年前偷渡来做铁路劳工或被拐卖到旧金山的中国女人相差无几？果真如此，那可真够令人沮丧的了。

一个人的成熟，总是在与这个世界的不断碰撞中渐行渐进的。原以为人们观察世界的角度都是平等对称的，可一次偶然的聚会，却彻底颠覆了我的观念。那是好友程先生特意为我安排的，他邀我去参加一个美国专利界同仁的聚会，想让我认识更多的同行朋友。邻座恰好是程先生的老友，一位六十多岁的美国人。听了程先生的介绍，他不无惊讶地问我，“中国也有专利？也有知识产权法？”然后他摇着头，似乎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变了，变得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我不禁愕然，即便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世界，信息交流仍然是如此不对称，平等对话是要有实力作底蕴的。

那一年恰好是一九九五年，中国专利法颁布实施才仅仅十年。而早在1790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就签署了第一部《美国专利法》。难怪人家会流露出怀疑的眼光，十年的光景怎么能同两百多年的历史相提并论呢？

（三）

来美国这二十多年，最令人感怀的是那些生命旅程里的不期而遇。与各色各样的人相遇，如同阅遍千姿百态的风景。每一次相遇都如惊涛拍岸，每一次相遇又都似久别重逢。

我在美国的第一个老板是犹太人，背地里大家都称他老艾。老艾面色黝黑，脸上长着一双鹰一样的眼睛。看人时，他的眼睛会一眨不眨地紧盯着你，仿佛要把你看穿看透。记得第一次与老艾面谈，他便开门见山毫不客气地问，“你懂多少专利？” 我思忖了片刻，回他说，“懂一点儿。”他接着问，“怎么懂的？”我听出了他的潜台词，“中国人也能读懂专利？”随后他把几道考题丢给我，等到看完了我的解答，老艾才如释重负地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轻松地说，那你来试试看吧。犹太人是最讲究实效的民族，这是他们能在美国立足发展的根本原由。

进公司没多久，老艾就接手了一个大案，是生化业内十分著名的一桩专利侵权诉讼案。生意拉来了，可谁来做呢？这是每个老板都头痛的问题。老艾把目光移向了我，似乎在无声地问，你能干吗？我也在犹豫不决，说实话，我从未做过这类侵权案的分析工作，而且生化领域也不是我的专业。但我没有退路，也不想寻找退路，于是就咬了咬牙说，“让我试试看吧。”

那是个炎热的夏天，面对几十箱子的法律文件，我们的工作是要一页页地翻阅，大海捞针似地发现蛛丝马迹的证据，然后再写出法律评述。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连吃饭喝咖啡的时间都不敢奢侈浪费。

和我一起工作的律师詹妮，那段日子可是给憋坏了。她是典型的意大利女人，喜欢泡酒吧逛精品店，追逐享乐是她与生俱来的天性。这样关禁闭似的工作狂，可不是她想要的生活。还没等到项目结束，她就向老艾请假，要去海边度假。老艾无奈地一笑，这是个自由的国度，不是人人都把工作那么当回事的。当审阅完最后一箱子文件时，我总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老艾十分满意。他甚至建议我说，去弗罗里达海滩度假吧，好好享受一下，这是你自己挣来的。

以后的日子里，这位犹太老板时不时地在我面前大发感慨，说要想做好生意，最关键的就是要有资质俱佳的人才。听得出他的言外之意，从此他对中国人也有些刮目相看了。

每年的圣诞节，老艾都会邀请我和几个同事小聚。他总是点两杯红酒，喝得满脸通红之后，便会酒后吐真言。记得最后一次聚会，我们坐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那天恰逢冬奥会火炬接力赛经过这座老城。街上人声鼎沸，持着火把的运动员从窗前跑过。老艾也和大家一样激动，可他还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地感叹道，你看这做生意是不是跟火炬接力差不多，要一棒一棒接连不断地传下去，取胜的诀窍就是要有恒心和毅力。

老艾是个敏锐的商人，连神经末梢都浸淫着生意经。IP市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走势，让他看到了那股暗涌的中国潮。机会来了，一谈起中国，他便激动得眉飞色舞。从此老艾便频繁地穿梭于中美之间，努力带给他丰硕的回报。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公司，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但每个岁末，我的邮箱会准时收到老艾发来的新年贺卡。他曾坦言，正因为认识了象我这样的中国人，他才更直接地了解了中国，并且不失时机地跨入了中国这个新兴市场。

我不知道有多少象老艾这样的美国人，得益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腾飞的影响力，已经波及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境遇，它足可以称得上是二十一世纪的一个传奇。

饶有趣味的是，现在很少有人再问我，“你是日本人吗？” 我心里纳闷，是不是二十几年的光阴，把我这张脸也悄悄地改变了呢？

（四）

前些日子翻看旧影集，无意间翻到了那本留美相册。看那时的我，刚刚过完三十岁生日，脸上一副不谙世事的模样。站在我身边的是位西装革履的绅士，他是我到美国认识的第一位律师比尔。

多么凑巧，比尔的姓 Loyer 与英文单词律师 lawyer 刚好谐音。他告诉我说，就为这个姓，他凭白无故地遭受了不少打扰。大学刚毕业时，经常有人给他打电话，莫名其妙地询问，请问先生能帮我代理打官司吗？我在电话簿上找到了您。这些人以为我既然敢姓loyer，就一定是律师了。就为这个，我逼自己去读了法学院，至少该对得起我父亲给我的这个姓吧。

比尔很幽默，他攻读法学院当然不会仅仅是因为这个。我到孟山都公司实习时，他已经是公司的资深律师。八十年代初曾代表公司成功地打赢了“农达 ”（Roundup) 专利无效诉讼案，使得孟山都公司在农用除草剂领域一直独占鳌头。在他办公室的墙壁上，还挂着当年公司颁发给他的那个奖牌。他笑着指给我看，说你猜猜它值多少钱？我摇摇头，心说还不得上千美元。他伸出小手指，“哈哈，只一块钱。”我真是吃惊不小，为堂堂的大公司打赢官司，怎么才给这么一点奖金？比尔说，别奇怪，律师是我在公司的职务，一美元不过是精神鼓励。人们总以为律师做事只图利益，大概是另一种认知误区吧。

作为“农达”案诉讼团的主要律师，比尔为赢得此案立下了汗马功劳。可在他还不到六十岁时，公司居然劝他提前退休，在美国公司里，“提前退休”（early retirement）是司空见惯的事，已经成了公司缩减开支降低成本的一种手段。比尔一气之下，马上联系到了另外一家著名的制药公司。这下轮到公司着急了，他们最终还是留住了比尔。

这段小插曲，让我领悟到了美国企业有多么重视知识产权，不只是专利申请维权，更重要的是招揽专业人才。而那时的中国企业界乃至整个社会，知识产权意识都还相当薄弱，知道专利这回事的人寥寥无几。全国仅有的几家专利代理公司屈指可数，专利代理人也不过上百人。

然而，自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领域的突飞猛进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还不到二十年的光景，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经跃居世界首位，专利代理机构超过1800家，注册的专利代理人有三万七千两百多人（这是来自2018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方统计）。这些硬梆梆的数字背后，是一整代人艰苦卓绝的打拼，是一条沉睡的巨龙猛醒之后迸发的原动力。有多少人踏上了创新创业之路，又有多少人用梦想编织着一个个传奇故事。用我一位知识产权界朋友的话来说，“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是的，不管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这都是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时代，一个让我们无法虚度年华的时代。

比尔曾对我说，我是他近距离结识的第一个中国人，他对中国的事情知之甚少，常常很好奇地问这问那。比如上班是开车还是坐公共汽车，我说都不是，我骑自行车去上班。他连忙说，那很好啊，每天锻炼一下身体，还能呼吸新鲜空气呢。他又问我住什么样的房子，我说住青年公寓楼，真是很难为情讲筒子楼，再说无论如何他也想象不出筒子楼是个什么模样。比尔脸上现出理解的神情，说我儿子大学刚毕业时，也是租住公寓的，年轻人需要时间慢慢来。我能体会出比尔的善意，他是不愿意使人感到富裕的高高在上和贫弱的捉襟见肘。

还记得在我实习结束，即将离开孟山都公司时，比尔饶有兴致地问我，“你在美国住了这段时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不假思索地说，“美国人都很友好。”比尔若有所思地说，“美国人可不是个个都友好啊。”后来在美国生活的岁月里，我渐渐体会出比尔这番话的深意。

对于中国这些年来的长足发展，不同的美国人眼里会折射出不一样的风景。比尔是非常友善的人，远距离看中国，他不戴有色眼镜不掺杂成见，而是凭着一颗公正诚恳的心。我由衷地感到，不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暗藏阴影筑起高墙，不是每颗心灵都被偏见遮蔽不愿直面真相。生命里会遇到很多朋友，而有一种朋友，总把最阳光的一面呈现给你。比尔就是这样一位阳光朋友，沐浴在阳光下有多么美好。

（五）

我对阳光的挚爱好象与生俱来，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每次走进这座二十多层高的玻璃顶阳光厅，都忍不住停下脚步，享受一番阳光明媚暖意融融的感觉。它坐落在华府南端的亚历山大城，这里是美国专利商标局，是知识产权界的中心，有着著名的全球知识产权培训学院，它引领着当今世界发明创新的时代潮流。

近些年来，在美国这所全球知识产权培训学院举办的讲座上，中国专利越来越多地频频闪现在投影屏幕上。到谷歌专利随便搜索任何一个主题，都会跳出一连串中国发明人的名字。作为国际知识产权五国多边协作成员国，中国已然成为专利大国。三十年间从零开始，走过了别人上百年的历程。如今不会再有人疑问，“中国也有专利？也有知识产权法？”。每每看到那些熟悉的方块字，都会令我怦然心动，这就是母语的力量。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海角天涯，那份亲切感从不会有丝毫的改变。

蓦然回首时，依旧会想起那个冬日的早晨，小月河，蓟门烟树，象牙塔。记忆如同一把梳子，将逝去的光阴梳理得井井有条明暗相间。过往日子无论明媚还是幽暗，都已渐行渐远，但却不弃不离。故乡故园故土，时而遥远时而亲近，它们悠然从容地汇聚到一起，仿佛矗立在我身后的一道背影。我触摸不到那个背影，但却分明感到了一股温暖的力量，犹如阳光穿透雾霾，照亮生命中每一个晦暗的角落，让我心安入梦，明天又将是一个新鲜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