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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饭往事

来源:文艺报 | 张雄文  2018年11月21日07:00

40年前,雪峰山下的老家麻溪村还叫麻溪大队时,能不限量盛上几碗纯白米干饭,是多数人家年节里才有的奢侈事。

爷爷家四口人,除了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日复一日给生产队放牛、摘茶叶、晒谷子或者做别的活换取工分外,尚未成家的叔叔和小姑每天也要起早贪黑出工,算是队里的壮劳力。但分到家的粮食总不够吃,一日三餐都是黏糊糊的稀饭,像稻田里一脚踩去能吞没膝盖的烂泥。叔叔或许饿极了,端上粗糙的青花瓷碗,就着几筷子腌菜或萝卜条,喝得稀里哗啦,像在门前垄里风风火火犁田,能震下屋子老旧板壁上的尘灰。

我家与爷爷家隔了好几垄田。幼年的我常去他家玩,也常看到叔叔吃饭时像被从“饿牢”里放出来的模样,却极少被留饭,似乎我不是亲孙子。一次几里外的大队部晚上放电影,片名是《小兵张嘎》,我听说后异常兴奋,一阵风跑到爷爷家,打算求小姑带我去。爷爷家在吃晚饭。见我进门,正在一口乌黑铁锅前盛饭的爷爷绽开褶皱挨挤的笑脸,热情招呼说:“文娃来了,吃一碗吧?”蓦地,他似乎感觉屋里气氛不对,瞥了一眼奶奶,穿着青布对襟衣衫的奶奶低头扒着桌上的半碗饭,默不作声,身后细瘦麻杆一般的小姑又等着盛饭。于是,他的眼神骤然黯淡下去,客套话没再说第二遍,默默盛了自己那碗照得出花白胡须的稀饭,坐到一旁的春凳上自个儿吸溜起来。多年后,那晚看电影的场景早无丝毫印象,但爷爷无奈的神情却始终清晰如昨。

我家的境况稍好于爷爷家,不过也仅限于米饭稍干。这得益于母亲的巧思能干,常掺些红薯在锅里,米饭便不用煮得那么稀烂。红薯与米饭的口感自然不能比,我盛饭时常皱着眉头将褐黄的红薯扒拉到一边,专捡米饭往碗里装,红薯上沾着的零星饭粒也小心刮下来。饶是如此,红薯也吃了不少,因家里还有三个弟妹,都和我一个心思,米饭便很难盛上第二回。这是我多年后讨厌红薯味的缘故,街边遇到的烤红薯摊点人气再旺,专家们再如何喋喋不休说红薯能除毒抗癌,我也匆匆躲过。

家中日子虽紧巴,母亲却有一副热心肠。平日村里有一时揭不开锅的长辈或平辈乡邻蹀躞上门,红了脸嗫嚅着求借一升半升米,她总爽然答应,麻利地到屋角掀开半空的米桶,令求告者溢满喜色,千恩万谢而去。母亲甚至还容留过外来讨米的一家人,足足住了一个月。这家人是一个妇女带了一双年龄比我稍大的儿女,一路要饭到了我们村里。母亲觉着可怜,让他们住在我家空着的厦屋。白天,他们出去走村串户要饭,晚上便回来睡在我家。偶尔讨回一点米,母亲贴上油盐菜蔬给他们煮了,或者用微薄的钱与粮票和他们兑换。那双儿女眉目清秀,我也喜欢跟他们玩。

几年后,公社改称乡,麻溪大队改成了麻溪村。家里忽然分到了好几亩田,父母也不用给生产队出工了,后来才知是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弟兄几个年岁还小,也都跟在父母身后,扯秧、担秧、插田,虽然辛苦,碗里却已没了粗糙难咽的红薯,而是纯净软和的干饭。母亲也不再限量,任我们敞开肚皮吃了。家里来了亲疏不一的客人,母亲总扯着对方的衣服真心留客,漾着春风般的笑脸。

大概是1984年秋收后的一天,村里的组长学告伯拿着纸笔到我家,笑嘻嘻地问母亲家里粮食收成情况。母亲客气地让座倒茶,却面有难色,犹犹疑疑不肯说。学告伯说,“不用担心,只是上面要统计数据,不会让你多交粮食。”母亲这才赧然笑了。后来,我从权威的书上才得知,这一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40731万吨,比1978年增长了10254万吨。无怪乎村里再也见不到讨米的人了。

流年带走了亲人,却未能阻止日子云霞般变幻的脚步。转眼间,我已成年,远赴外地工作,结婚,生子。白米干饭再也不是我的心上事。大街小巷的超市与品种繁多的袋装大米前,我开始如当初选女朋友般挑剔起来。先是摈弃米质疏松、品质较差的早稻米,专拣品质上佳、营养价值更高的晚稻米。不久,一家人的口味又刁了,便只挑外表纯白、晶亮的东北大米。到后来,市面上满是进口的泰国香米,趋者若鹜。

令我没想到的是,这一两年,妻子开始不吃晚饭,顶多吃一个水果,说同事们都在减肥,自己也要减减,这个月争取减两斤;儿子则常对着一锅香气扑鼻的米饭皱出当年我爷爷一般的沧桑眉头,苦大仇深的样子,说不想吃。说着,溜到客厅的茶几边,吃起了堆叠的薯片、炸鸡块、牛肉片、火腿肠、卤豆干和海苔片等零食。剩下我独对热气与清香漫腾的餐桌,兀自发呆、叹气。

偶尔,一家人外出逛街,遇到卖烤红薯的摊点,儿子会惊喜地奔过去,一手拿一个跑回来,脸上满是绚烂的笑意,连声说好吃、好吃!望着他甘之如饴的神情,我一时感慨良多。国家40年的改革开放,不止让社会如阳春般日新月异、生机勃然,也将我们一家调理成林黛玉的口味与肠胃,刁钻而古怪了。